爱华网就心理方面说，董仲舒认为，人的心有性有情，与天之有阴有阳相当。他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深察名号》)性表现于外为仁；情表现于外为贪。董仲舒说：“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同上)
照董仲舒的解释，一方面，情和性都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资质。所谓“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同上)。“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同上)另一方面，性和情又是人的“质”中的两个对立物。这个对立与天有阴阳的对立相副。
董仲舒也肯定人有先天的善质，这一点基本上还是承接孟轲的观点。照他的说法，在阴阳这两个对立面中，阳是主，阴是从。人与天副，在人的“质”中，也应该性是主，情是从。这就是说，人的“质”的主要部分是善的。
董仲舒一方面承认人有善质，同时，又着重指出不能认为人性本来“已善”。如上所述，人的“质”中，有性有情，有贪有仁；而且“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既然如此，怎能简单地肯定“性已善”呢？“谓性已善，奈其情何？”(同上)他比喻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实性》)他又说：“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与目之瞑而(疑脱“不”字)觉，一概之比也。”(《深察名号》)这就是说，要把“善质”和“善”加以区别。人有善质，但还不能认为“性固已善”。
在这方面，董仲舒的人性论就表现出和孟轲的性善说又有所不同。对这种不同，董仲舒自己作了说明。他说：“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质，尚安非善？’应之曰：‘非也。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比类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经(苏舆曰：疑有误字，或云六当为大)，言性者不当异。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则所谓善者，各异意也。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苏舆云：动疑作童)，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夫善于禽兽之未得为善也，犹知于草木而不得名知。……圣人以为，无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当善。善之难当如此，而谓万民之性皆能当之，过矣。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善过性，圣人过善。”(同上)照这样的分析，董仲舒和孟轲的不同，不仅是在于“善”字的用法有异。究其实，董仲舒讲“善”的目的，就是在孟轲性善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白地强调其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性，更突出地要求劳动人民接受“圣王”的教化，从而严格地服从“三纲五纪”这些封建道德规范。诚然，孟轲也不主张“性已善”，他也说，必须使性中已有的善端充分发展才能为“已善”。不过，董仲舒更突出地强调“教化”这一方面。他又认为，情是恶的，但又在人的质(广义的性)中。这可能又是受荀况的影响。
董仲舒又认为，他所说的性，是就普通人之质言之。人也有生而即不止仅有善端的，也有生而即几乎无善端的。他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同上)又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实性》)这又是孔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说法。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以孟轲的人性论为主，而不吸取孔丘和荀况的说法。
董仲舒所以强调“性未善”，主要的是要强调统治者的作用。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立元神》)人的作用是完成天地的未竟之功。他所说的人的这种作用，并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建立封建社会，并用封建道德对人进行教育。
董仲舒认为这种“教育”也是与“天”相副的。他认为人之心有情有性，与天之有阴有阳相当。“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深察名号》)照董仲舒所说，天“任阳不任阴”，人亦应该以“性禁情”。董仲舒说：“是以阴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魄常厌于日光，乍全乍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犹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同上)人必禁天所禁，然后合乎封建道德。封建道德是“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实性》)。
董仲舒认为“王”是天之所立以教民的。他说：“民之号取之暝也。使性而已善，则何故以瞑为号？以瞑言者，弗扶将则颠陷猖狂，安能善？”因此他又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案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深察名号》)董仲舒把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说成是“王道”，又把“王道”和“王”的统治说成是“天意”的表现。这是他的“奉天”的理论的又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