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松萝
犬儒主义的定义与表现形式
——《超越犬儒主义》开篇
刘松萝
一、革新、乱世与犬儒主义
20世纪是中国发生巨变的世纪。与历史上的保守相反，中国近代变革的进展之迅速，让人头晕目眩。
在20世纪就要到来的1898年，发生了短命的戊戌变法。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随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最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变革则更加剧烈：思想改造，超英赶美，反帝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后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早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早于苏联。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既说明了中国人在不断地进取，也说明中国人缺少稳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随着不断发生的动荡和进步，中国人的思想异常活跃。世界上出现的各种主义和思想都进入了中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传统的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也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么多的变革和主义，不仅使民众无所适从，就是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们也难以消化。
今天的人们对哲学已经不感兴趣了。然而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哲学在中国空前地繁荣，或者说空前地喧闹。不但理论家张口闭口都是哲学，就连作家和艺术家也都有长着哲学家的面孔。不过，在哲学繁荣的背后却掩盖了这样的问题：理论家用哲学代替了对棘手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作家和艺术家用哲学代替了不仅艰难，而且需要灵感的创作。他们是在用哲学，而不是用作品来说话。
在各种主义和哲学像走马灯一般轮换的时候，有一种哲学——犬儒主义却不大被人们提起。其实，在学者花样翻新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犬儒主义思维和态度。现在哲学退潮了，只有犬儒主义留在了岸上。
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不断的革命和改革当中会出现与之格格不入的犬儒主义呢？似乎可以做这样解释：在没有休止、没有规律、无法预期，并且影响到所有人的变革当中，人的独立性、主见、安全感都被碾碎了，于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成为最重要的考虑。不论你有什么样的主义和观点，都不能摆脱上面的那些考虑。伟人看到了光荣伟大的变革，民众却感到处在朝不保夕的乱世。
在战乱之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不是有知识的人，而是身体强壮，跑得快的人。而在准乱世中胜出的也不是智者，而是善于见风使舵的人。于是，适应环境成为最高的智慧。
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出关》中，描述了他想象的老子的困境。老子欲出关西行，无奈城门紧闭。他可以站在青牛背上勉强爬上城墙，无奈青牛却无法搬运出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鲁般和墨翟还都没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总而言之：他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没有办法，老子只得答应关令尹喜的条件，有为了一次——为他们讲学，留下了《道德经》。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也会常常遇到老子那样的困境。鲁迅所写表达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嘲。
因此，罗素告诉我们：犬儒主义与乱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犬儒主义的两种定义
当人们激进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进取的言辞下掩饰了回避问题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被我视为导师的人告诉我，其实这就是犬儒主义。他常常说，这是犬儒主义，那是犬儒主义的态度。“犬儒主义”虽然不是万能的标签，但我们用这样的视角考察问题，往往会得到合理一些的解释。
虽然人们有时候谈到“犬儒主义思想”和“犬儒主义态度”，但很少有权威的哲学家向公众解释什么是犬儒主义。公众只能从一些事例上大致领悟什么是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曾经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汇。
翻看苏联的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词典》，里面就没有“犬儒主义”这个条目。商务印书馆2000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样地解释什么叫“犬儒”：“原指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派哲学家，后来泛指玩世不恭的人。”《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说：犬儒主义是“愤世嫉俗的意见或态度；此种态度的表现”。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中《小杂感》的注释说：“犬儒，原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Cynicism）的哲学家。他们主张独善其身，否定伦理道德，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人讥讽为穷犬，所以又成为犬儒学派。后来也用以称喜欢冷嘲热讽的人。”
朋友传过来现在大家熟知的* *关于犬儒主义的文章，让我豁然开朗。对于犬儒主义的定义，文章这样说：
实际上，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像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 *常常受到人们的推崇，确实是有道理的。他不但勤于思考，还能够把一些想通了的问题明快地表达出来。 参照他的归纳，可以得出犬儒主义的传统定义。
我把传统意义上的犬儒主义称为第一类犬儒主义，把以后经过演化的犬儒主义称为第二类犬儒主义。
1. 第一类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传统定义
早期的犬儒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和良好的品德，在昏暗的政治环境或者乱世当中不与权势者合作，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对于权威、对于虚假的正义和高尚表现出冷嘲热讽的态度。
由于犬儒主义是西来的概念，它的代表人物就自然就是那几个古希腊人。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老子和庄子也是犬儒主义者，这也许是不准确的。老子一直在认真地思考，并且给了我们受之不尽的教诲。而庄子学派，也只是在与人辩论的时候表现出一些犬儒主义的倾向。
汉末和魏晋时代的一些文人很像希腊的犬儒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的事迹更生动，更有戏剧性。他们生活在一个篡逆成为习惯的时代：曹魏篡汉，司马氏又篡夺了篡汉而成的魏国。不仅如此，一统天下的晋国不仅乏善可陈，而且依然短命。因此，一些文人学士看不惯他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曹操时代先有弥衡。弥衡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是朋友。他屡次辱骂曹操，《三国演义》据此有“击鼓骂曹”的故事。曹操那时羽翼未丰，不好直接杀他，于是送到刘表那里，刘表又将他送至黄祖处。黄祖性情暴躁，杀掉了26岁的弥衡。以后曹操气焰日盛，就直接杀死了孔融和杨修。
到了司马氏准备篡魏的时候，也有文人不愿与之合作，比如“竹林七贤”中的稽康和阮籍。稽康、阮籍除了文学成就之外，脾气也很大，好饮酒，藐视权贵。稽康除了纵酒之外，还服“五石散”。现在看来，这与吸毒差不多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介绍过他们的事迹。
关于稽康，鲁迅这样说：
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 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
而阮籍善长以青眼和白眼分别对待来访的客人。晚年收敛，“口不藏否人物”，借酒避祸，终于得以善终。
总之，他们做人的原则是：不做坏事，当然也做不了好事；不与自己认定的坏人合作，当然也尽量不与之冲突；除了前面的之外，还要放纵自己。
如果一定要在当代找到弥衡、稽康、阮籍等人的同党，那就只有到体制外诗人那里去找了。虽然他们的行为有夸张做作之处，不过谁能够证明魏晋时代的文人全都率真呢？
从理论上讲犬儒主义是有害的，它使很多有才华的人浪费了自己的才能，对于社会是一种损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犬儒主义对社会的伤害是有限的，因为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优秀分子不可能都呆在家里发牢骚，总是要尽一切努力给自己找一个发挥才能的机会。
就算是稽康、阮籍那样的狂士，也并不希望后代走自己的路。根据鲁迅的引证，稽康在《家诫》中告诉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而阮籍呢，则是不要自己的儿子加入纵酒的行列。由此可见，社会上是不会有很多人去追随犬儒主义者的。
不论在哪一个时代，那种像隐士一般的犬儒主义者太少了，这些有仙风道骨的人其实对于社会是无害的。不仅如此，在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世界里，这样的隐士还往往被人们看作是某种人格上的典范呢。
当然在文革当中，传统的犬儒主义者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不与领袖和人民保持一致，还面露讥讽之色，足可以引来杀身之祸。避世也是不行的，曾有过动用民兵抓回企图出家的青年的案例。
有意思的是，当今走红的大作家常对于稽康、阮籍之辈不以为然。由于没有资料，这里只能泛泛而谈，大致是说稽康之死是自找的。尽管可能是反话，可能是某种自嘲，听起来仍然感到冰冷。
不仅如此，在改革初期听到的评书《三国演义》中，民间艺人这样地评论弥衡之死：就有这样的读书人，大事做不成，小事又不做……就是说，如果认定哪个文人是这样的人，那就可杀而不可留了。
2. 第二类犬儒主义，罗素的定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那种像隐士和狂生那样的犬儒主义者是不多的。如果犬儒主义都是这样表现，那么它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至少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人们把犬儒主义与玩世不恭联系在一起。而在古代，犬儒主义者虽然不拘小节，甚至放纵，但他们在诸如正义和真理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
在更多的情况下，犬儒主义则以更为复杂、更为卑劣的形式出现。这倒不是由于犬儒主义的发展，而是犬儒主义概念的泛化。我们谈到的犬儒主义并不是对第一类犬儒主义的继承，而是对于某一类行为和主张的总结，甚至是对于很多种行为和主张的总结。
有趣的是，古典定义的犬儒主义和现代泛化了的犬儒主义会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比如作家王朔，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出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嘲讽和挑战。在小说《顽主》中，于观、杨重、马青或多或少有些冷嘲热讽、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然而在对社会的道德规范采取挑战姿态的同时，他们又是更高道德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他们发起了“三T公司”，从事社会服务的事业。在当时，这样的社会服务还没有全面展开。因此，《顽主》不仅表现了第一类犬儒主义的思想，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作者那时在思考怎样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而在王朔的其他作品中，百无聊赖的内容就显得太多了。不知道这个例子是否能够说明，各类犬儒主义是有关联的。
现在回到正题。当社会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时，那种有原则、有信念的第一类犬儒主义者就会越来越少。这时，犬儒主义表现出没有原则、玩世不恭、不负责任、随波逐流的特点。
对于大多数犬儒主义的表现，英国哲学家罗素做过归纳。他在《西方哲学史》中介绍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政治家、哲学家马基雅维里的时候说：“历史上有纷乱的年代，在这些时代里，彰明较著的恶行常能成功；马基雅维里的时代便是此种乱世之一。在这些时代里，犬儒主义有迅速增长的趋势，这个主义能使人宽恕任何事情，只要它能成功。”
只要一个人、一件事情能够成功，那么不管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就应该去赞扬、去迎合、去参与，这就是罗素所定义的犬儒主义，我把它称为第二类犬儒主义。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犬儒主义中大多数表现为第二类犬儒主义，这也是真正对社会有危害的犬儒主义。
按照罗素的定义，犬儒主义不一定表现为冷嘲热讽，也不一定表现为消极。犬儒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放弃原则或者根本没有原则，一切以利益为转移。
了解马基雅维里的生平和思想，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第二类犬儒主义的认识，因为他的思想中有很多犬儒主义的成分。对于不熟悉马基雅维里的人，只要提一下西方人常说的统治者什么时候应该是狮子，什么时候应该是狐狸的说法就行了，这种说法就是因为他的著作而广泛流传的。马基雅维里生活在15和16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那时的意大利四分五裂，战乱不断，外国雇佣军横行，而有些领土则直接处于外国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和规范，而是利用权力、利用武力、利用阴谋诡计。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做的“有用”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引起意大利境内各小国君王的注意，为他们治国、御民和征战出谋划策。这种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些类似的环境，为阴谋家和纵横家提供了驰骋的天地。
马基雅维里希望在意大利出现一位成功的君王，带领自己的祖国实现统一和安定。为此，他把《君王论》献给了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
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中摈弃了一切道义原则，集中论述了一个政治家特别是一个君王怎样才能够获得成功。罗素的这样地归纳马基雅维里的学说：
用一些注定要失败的方法追求政治目的，那是一种徒劳，如果那个目的认为是好的，那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足以胜任的手段去完成它。手段问题可以用纯科学态度来处理，不必顾及目的之为善为恶。“成功”者，达到目的之谓也，不管你是怎样的目的。如果世上有一门关于成功的科学的话，那末，坏人的成功，和好人的成功，同样可以拿来研究；不但同样可以研究，其实前一类成功还更好研究些，因为罪恶人成功的事例，比圣人成功的事例要多得多。不过这门科学一经成立，它对于圣贤之有用，正如它对罪恶人之有用一般。因为，一位圣贤，如果关心政治的话，他一定和罪恶人一样，也要想获得成功的。
到底怎样取得成功呢？马基雅维里这样说：
一个君王，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权势，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而且当他学到了这种本事之后，要懂得依情况的需要，去应用这种本事和不应用这种本事。
至于怎样做坏事，马基雅维里告诉我们：
加害于人一定要一次完成的；这样，受害者尝到的痛苦滋味比较少，损害所予人的冒犯感也比较少。给人的恩惠应该一点一点来，这样，人们更能感受到恩惠的好处。
在中国，了解马基雅维里的人不很多，但无师自通，达到和超过他的人却比比皆是。各种权威主义者，其实就是中国的马基雅维里。
而对于犬儒主义的定义，仍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这并不奇怪，因为犬儒主义严格地说不是一种哲学主张，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或者哲学态度。不仅如此，犬儒主义虽然会互相影响，但一般来说不是通过系统的学习得来的。
前不久，我贴过一篇文章——《暴君论——节选》。我所论述的，是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今天，历史观出现的扭曲。网友朝露可当酒曾经提出过意见，认为我滥用了大家约定俗成的犬儒主义概念。以后，尽管再三斟酌，我仍然感到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由于本书不能算做哲学专著，我想说明：书中主要论述犬儒主义的表现和根源，如果有些例证不符合犬儒主义的标准，那也可能是指机会主义、市侩心理、阿Q精神，等等。在此，我要感谢朝露网友。
三、犬儒主义的消极形式和积极形式
犬儒主义如果仅仅表现为消极的言行，那么对于社会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一个好的事业，不会因为少了几个人参加而半途而废；同样，一个坏的趋势也不会因为少了几个人反对而大行其道。消极和逃避，本来就是正常社会不可缺少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更不用担心消极的情绪会占上风。中国人的功利之心在世界各民族中也许是最强的，我们很少见到那些年轻时代就笃信宗教，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虽然各种神都非常的宽容，但让我们惭愧的是，国人常常是在受到挫折之后才皈依他们。
对社会危害最大的，是有消极意义的事物以积极的形式出现，不但不允许反对，而且不允许逃避。再以马基雅维里为例，由于他自以为掌握了最高的道义准则——意大利的统一，于是就可以不加掩饰地向君主献出关于残暴和狡诈的统治之术。同样，历史上出现的很多暴行和荒谬的事情，也是以革命和进步的名义进行的。当狂热退去之后，荒谬之所以仍然能够继续，一方面是由于惯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应该归结于自我欺骗。
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同时拥有强大的思维和弱小的行为能力。因此，他们的处境是尴尬的：认识到现实存在的问题，站出来指出问题，将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如此，由于知识分子有较高的自我评价，如果认识到问题而又无法应对，那就会导致自我否定。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承认社会总是在进步，有问题也是前进中的问题。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以放弃思考，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整个社会一起“进步”就行了。
犬儒主义的积极形式有着极大的危害性。有神圣的目的，置身于进步的大潮之中，再加上有犬儒主义作为麻醉剂，一批一批缺少良知、缺少勇气、缺少独立思考的人就成为迫害智者和弱者的战士。说他们是犬儒主义者，是因为当他们的行为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就会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历史，没有任何内疚和反省。
在改革当中，这样的犬儒主义再一次出现了。改革的方案不允许质疑，因为大方向是正确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允许批评，因为改革不能阻挡；改革的得失不能探讨，因为改革没有回头路。就这样，口号是改革改革改革，骨子里确是保守保守保守。这样地考虑问题，知识分子分子对于国家和大众的责任感又何在呢？
最近，我们再一次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代价论”。这些代价论最致命的缺陷是，从来不探讨怎样减少代价，或者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怎样让中国获得真正的进步。分析近来张维迎、何祚庥的言论，在国家利益、改革大计的背后，是不负责任的犬儒主义。社会上出现的两极分化、下层民众的贫困，甚至血淋淋的矿难都不能唤醒他们。特别是张维迎，他主张改革，落实在实处的却是怎样维护既得利益者。
本书正在继续写作。在本书中，将着重分析第二类犬儒主义。我主张的“超越犬儒主义”，是指知识分子特别是精英人物要超越以积极形式表现的犬儒主义。
我一向认为，对于大众中间的犬儒主义倾向不必过于介意，因为这样的倾向是社会弊端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2006.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