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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侵入日常生活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每天早晨上班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方法；一天工作结束后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大致流行于1966年至1971年间。林彪事件后，个人崇拜思潮开始低落，“早请示，晚汇报”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仪式终于隐退。
1967年，我在包头406工地施工时，车间里有一个宝书台和一面红墙。宝书台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台子，台子中间是一尊巨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白色石膏全身雕像，台面四周整齐地排列着红宝书。宝书台的背景是红墙，在一面红墙上画着蔚蓝色的大海，一轮红日喷薄欲出，光芒四射，一艘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红墙两侧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巨幅红色标语（有的工地则用红绸布织成一个红色的大海洋，用蓄电池制作闪烁的背景灯光，似旭日东升，浩浩荡荡，蔚然壮观）。
那时，我们每天早晨上班前，人人右臂上佩戴鲜艳夺目的造反组织的红袖章，个个胸前别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煞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记得施礼的程序是：全体肃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高举右手振臂高呼“三忠于，四无限”；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或“老三篇”；跳忠字舞，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由车间主任对本车间的革命大批判和工作进行具体分工，这被称之“早请示”。下午下班前又集合全体员工，整齐地站在宝书台前进行斗私批修。每个员工必须针对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亲身体会，联系自己的活思想，进行斗私批修。如果自己斗私批修不彻底、不深入，别人还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检举揭发，声色俱厉地对你进行“帮助，教育”，这被称之“晚汇报”。虽然这些程序枯燥无味、让人厌倦，但没有人敢于消极应对。
“牛鬼蛇神”一类“坏人”是不能“早请示，晚汇报”的，他们只能“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名大声地诅咒自己。
那个时期，“早请示，晚汇报“属于雷打不动的程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扰。
1967年冬，我的师傅得了急性阑尾炎，在医院里，已经被推上手术台，医生和护士却都不见了。师傅疼得不行，不得不大声呼叫，但无人理睬，因为所有的人都“早请示”去了。没有办法，他只能忍痛等候。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刻，医生们的“早请示”总算结束了。
师傅开刀后的第二天早上，他说明情况后被免去了“早请示”。但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阑尾炎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去作“晚汇报”。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20多分钟，师傅为此感到苦不堪言。
还有一个师傅，1967年，他的儿子新婚无房，和他住在一起。那天晚饭后，闹洞房的亲友们刚刚散去，儿子和儿媳就上床歇息了。他俩正在嘿咻之时，师娘突然发现儿子和儿媳没有“晚汇报”就睡觉了，气不打一处来，使劲地用手掌猛拍儿子的房门，呼叫他们起来补做“晚汇报”。儿子恋战，不想起，在室内慵懒地回答：“明天再说吧！”出身于苦大仇深、贫下中农家庭的师娘，对毛主席充满热爱之情。在门外责骂不停，抱怨儿子忘记了伟大领袖的恩情，是个不忠不孝、不恩不义之徒。儿子不得已起床补做“晚汇报”，但因惊吓从此落下了病根，那活儿再也硬不起来了。
1968年夏天，我们去包头郊区参加抗旱，在炎炎烈日下干了一上午，大家饥肠辘辘。好不容易盼来午饭，没想到众人在田头狼吞虎咽刚吃了几口，有一个同事失声喊道：“哎呀，咱们还没请示汇报呢！”饭场顿时静了下来，大家都看着随队的政治指导员，只见指导员狠狠地盯了那位同事一眼，说：“那就等请示汇报完再吃吧！”于是把一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一个小树杈上，大家重新列队对着主席像请示、汇报后才吃饭。
文革时我去北京上访，那天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眼见火车就要进站。忽然进来几个战士，肩上扛着幻灯机，迅速打开幻灯，白墙上顿现金光闪闪的毛像，《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也骤然响起。战士让大家起立，一齐唱，唱完又让大家高呼万岁的口号。那天有个病人也被叫起来，礼仪做完不久，火车便进站了，大家于是慌忙收拾东西上火车。后来长途汽车也做类似的礼拜，除了唱颂歌外，还要读几段《毛主席语录》才能开车。
那个时期，许多家庭里也在贯彻这样的礼仪。早饭、晚饭前都要这样做，类似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开饭时孩子们饿狼般地涌过来了，但家长还是要说：大家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吧，于是孩子们咽下口水，齐声朗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并加以番薯、地瓜、菜叶等等，要节约闹革命。’”
记得有一个被监督劳改的“走资派”，饭前是这么“请示”的：“毛主席呀，老人家！是您宽宏大量，给我一碗饭吃，我是有罪的，我本不该吃！我记您的恩，吃了好改造！要脱胎换骨，要重新做人！最后再谢您的恩，让我吃上这碗饭！”其声音很小，两步之内才能依稀听到。
当然，讲那种请罪式的语言，各种“分子”是见机行事。如果旁人站得较远，就可瞎说一气，反正没人听见，有个挨过斗争的老师后来对人讲，多数情况下，他只是翻动嘴唇，做做样子，其声音是“咕嘟咕嘟咕嘟……”。
“早请示，晚汇报”除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外，其功能，承担着建立统一的文化制度、语言模式、思维定势等等更基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以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仪式消蚀着人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识别力，并攫走人的情感和个人的责任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崇拜和臣服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被内化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精神的类型。
有学者认为，“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起源于殷商先人的祭日仪式：“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把毛泽东尊为神灵，实行祭日仪式毫不不足奇。
迄今，那场怵目惊心的“红色政治风暴”虽然已经过去40年了，但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人，对“早请示，晚汇报”仍然记忆犹新、刻骨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