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军统是个秘密组织，很长时间以来，不要说大陆，即便是在“那边”，也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军统一些老人的回忆纷纷面世，这一层面纱才被逐渐揭去。
这其中，第一个因回忆军统而名声大噪的，自然是沈醉，从单篇的文章如《我所知道的戴笠》，到结集出版专辑如《军统内幕》；从写戴笠、写军统到写自己，如《我的特务生涯》、《我这三十年》，等等。
由于沈醉的身份和经历所限，看他写的东西，总觉得有那么点像是在写交代材料、又像是写检查。对自己，对别人，批判的色彩都比较浓厚，讲事多，及人少，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看不太清楚。换句话说，对历史的每个侧面，反映得不甚清晰、不够丰富。这一点，不光沈醉，凡当年蹲过“战犯管理所”的，如张严佛、如郭旭，莫不如此。
“那一边”，写军统的人更多，比较成“气候”的，如唐新的《戴笠传》、如乔家才的《戴笠和他的同志》等等。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披露“秘闻”最多的，就是陈恭澍的这一部《英雄无名》了。
陈恭澍，生于1910年，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从小随兄嫂在北京生活。
1925年，年仅15岁的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广东投身“革命”，后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半年以后，延期入五期步兵科学习，1927年离校回到北平。后因工作无着，1931年，陈恭澍与几个军校同学结伴赴南京。
期间，经军校一期“老大哥”曾扩情援引，陈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被选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并恢复了在校期间被注销的国民党党籍和黄埔军校的学历。
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结业以后，机缘巧合，陈恭澍结识了戴笠。当时，戴已受命筹办复兴社特务处，遂将陈送入他培养特务的第一个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学习。从此，陈恭澍这个刚刚22岁的年轻人走上了一条“杀手”之路。
此后，陈恭澍历任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站长；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在上海任职期间，陈因被捕曾短时间地“落水”，抗战胜利以后因此入狱，后被释放，任“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去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去台后又改为“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196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
退休以后，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77年，陈恭澍开始撰写回忆录，并刊登在《传记文学》杂志上。
1981年，陈恭澍《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的第一辑《北国锄奸》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陆续又出版了四辑，直到1988年，最后一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出版。
在军统当中，陈恭澍并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中，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说“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从1932年参加特务处的工作，陈恭澍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起行动案件，刺杀过吉鸿昌、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抗日战争史的大案。而陈恭澍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落水”，满打满算也就是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有两个原因：
其一，陈恭澍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第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其二，因陈恭澍曾落水成为汉奸，虽说后来又跟军统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所以，军统很多人，都耻于与陈恭澍为伍，甚至连提都不愿意提起他。
军统当中另一个高产“作家”乔家才，也写了六、七本书，其字数全加起来，比《英雄无名》要多几乎一倍。其中，提到陈恭澍的，只有一处，即乔家才于1938年离开北平时，大家给他践行：“陈恭澍兄带来两瓶外国的陈年葡萄酒”。
大家对陈的观感，可见一斑！
出于同样的原因，后来到了台湾，经常与陈恭澍来往的，也就是他早期交的几个好朋友，比如王天木、毛万里、王鲁翘什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多次比较大的聚会，根本都没人请陈恭澍！
这一点，从陈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情况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因此，陈在《英雄无名》的“卷头长白”中说：“我不想写成一部‘回忆录’，主要理由是我没有值得‘自我标榜’之处，知道我的人，都会了解这是真话。”
这话，应该说是持平之论。
在《英雄无名》当中，陈恭澍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情报人员，对他所了解的国民党早期特务活动的情形，做了比较详尽的记录；对于几件人所共知的行动案件，最大限度地披露了其细节；同时，基于他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对国民党特务工作的性质、立场、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等等，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虽然囿于其立场，在我们看来，许多地方不免有令人刺眼之处，且不乏溢美之辞及自我辩护。但总体看来，如果对事不对人，那么陈恭澍对他的经历，基本上还是做出了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反映。
比如，陈恭澍谈到“特务工作之意义”时，他说：“‘特务工作’的最大功用——在政党方面：是取得政权及巩固政权的‘先锋部队’；在政府方面：是保卫国家及抵御外侮的‘秘密武器’。‘特务工作’的特征：是不能独立存在，也不会个别存在；它是附着于一种政治形态的。明白的说，‘特务工作’只是一项政治工具，惟其利害成败，绝非属于个人。所以它的精神是‘利他’而非‘利己’的。”
在谈到特工人员素质时，陈恭澍说：“有一个特点需要指出：我国的情报工作与他国的情报工作并不完全一样；而在职类分工上也与其它分职不尽相同。因为一个特工人员的培养与遴选，必须具备四大要件，那就是：国家观念、政治信仰、牺牲精神、敌忾理念。”
陈恭澍举例说：“谈到人事升迁，在政府部门尚未确立人事制度以前，很少人重视到资历证件，况且在沦陷区或敌后工作的人，不照相、不印名片、不刻私章，甚且不用真姓名，当然更不可能持有或保留那些‘身份证明’的文件。迨至后来非此不得办理铨叙时，什么证件都提不出来，为了办理任职手续，甚至于到处磕头作揖临时再去求证明。而且往往委曲求全，弄得名实不符。”
陈说：“尽管是这样，可是多少年来却不见有人斤斤计较。想见一个献身于特务工作的人，他会视此为小节，把名利都早已看得淡了。真正能够使他得到满足的，应该是个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牺牲、奉献，和一件任务的完成。”
如果联想到抗战期间，军统一部分“地工”人员的前赴后继，不得不承认，陈恭澍的许多说法是言之成理的。当然，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及其后的保密局彻底沦为某一个党派巩固其统治的工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书中，多次反映了陈恭澍对昔日“战友”的奋斗与牺牲的痛惜之情。
在谈到写作此书的目的时，陈恭澍说：“说到内容情节，用不着虚构，原本就动人，不仅动人，而且感人，甚或大可惊人。每一回顾，在我参加过和策划下的整个工作过程中，不知死伤了多少同志同事；拖累了多少家族亲友；殃及多少无辜的同胞。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奉祀忠烈与荣获褒奖，或者是难予稽考而没没无闻，但在我个人的心目中，他们全都是应当受到尊崇的‘无名英雄’！这些人为了保卫国家，伸张正义，贡献出他们毕生的心力，乃至于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且不论成功还是成仁，但身后史书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其英勇壮烈的事迹更不为外界所知闻。他们生时义烈，死后寂寂，是可伤痛！”
总括起来，陈恭澍的这五本书，写得最好的，应该说是第一辑《北国锄奸》和第三辑《上海抗日敌后活动》。书中集中描写了当年多次“行动”大案的有关情况及细节。由于陈恭澍作为当事人，直接参与了策划和执行的全过程，读来如身临其境。
如陈恭澍将刺杀汉奸张敬尧评价为：“回顾全局，本案的顺利完成，既没有牺牲，也没有失误；不曾连累人，也不曾辜负人。真是一件至善至美，全须全尾的佳构。此后十年中，在我指挥下的两百多件次的行动破坏工作中，像这样完美无暇的，可就再也没有了。”
“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最值得钦折的，端在我们的工作同志冒险犯难，不惜牺牲，与乎同仇敌忾，奋勇除奸的精神，无不发挥到了极致，眞是霹雳震惊，中外刮目。
如陈恭澍回忆刺杀汉奸王克敏的情形时说：“先是运用内线智取不成，乃决定强行武装袭击，务在歼厥渠魁。这也是工作同志们最勇敢、最壮烈的一次表现。还记得当日气候恶劣，眞是飞砂走石，天昏地暗。我们在对方警卫森严，枪林弹雨之下干了一场强攻硬拼的狙击。”
到了晚年，一生从事秘密工作的陈恭澍，很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心态：“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陈的回忆，最令人失望的，应该是第二辑《河内刺汪始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河内刺汪案”的许多细节还不为人所知，大家都以为，陈恭澍的书出了以后，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孰料，看过《河内刺汪始末》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陈恭澍是职业特工，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把握得很清楚。陈恭澍说：
“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有的根本不为局外人所知而渐就湮灭；有的却曾轰动一时，惊传四方；而实事真情，在当时乃至其后若干年，由于影响深远，牵涉广大，依然被列为机密。即使外间有所传闻，仍属一鳞半爪，迥非全局真相。到了现在，人已事过境迁，就是公诸于世，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团体以及对个人，都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倘若仍有什么需要保留之处，自当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必把握一定的分寸，不致稍有差池。”
另外，围绕着汪精卫变节的前前后后，国际、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折冲樽俎”、波诡云谲，也不可能是陈恭澍这等角色、所能够完全明瞭的。
在《英雄无名》当中，陈恭澍写得最为用力的，是第五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查阅了许多资料作为背景，以加强说服性，结果反而弄得支离破碎，毫无可读性。
陈恭澍曾经标榜：“书中所记述的事实，绝无意于对以往的错误和缺失，作任何的掩饰。”“在写作态度方面，为了存真，为了对历史有交代；是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雕琢文饰，更不敢挟私贬抑或故意抬举谁，是非功过自有公道，无须假托影射。”等等。
其实，陈恭澍这话说的并不完全实事求是，在第四辑《抗战后期反间活动》中，陈将自己的落水辩称为“反间活动”，并说：“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
陈说：“不久之后，尚在囚羁之中，我和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交了朋友，是他说服了我，还是我争取到他？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但我自己知道，是我利用了他的政治野心，并针对他的彷徨不安进退失据的处境，诱使他接受了我的远大之计。”
当然，陈恭澍后来确实又与军统接上了关系，这是事实。然而，“远大之计”是什么，究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陈却说不出来。
同时，对于这段经历，尽管陈恭澍声称“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大有一副“公道自在人心”的劲头，但在陈的内心深处，这段汉奸生涯绝对是其永远的“痛”。
抗战胜利以后，当陈恭澍担任“0760部队”大队长时，他曾回忆说：
“每逢集会，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以服式分，军服和警察制服最多，中山装和西装次之。有一次正赶上是国庆节，不期然，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这又使我大受刺激！原来有些人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别着一两排五颜六色的‘勋标’，其中有一节‘胜利纪念章’，是表彰抗战有功的，我看在眼里，辛酸在心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
陈恭澍当过汉奸，抗战之后，差点就给枪毙了，他当然不可能有“胜利纪念章”。
陈万分痛悔地说：“想到抗战，我的确也出过力，就是事到临头舍不得一死，不仅应该得到的得不到，而且落得个终生不名誉。这怎么能够叫我在众家弟兄面前抬得起头来。少一颗纪念章，原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可是烙在身上的疤痕，将永远挖不掉。”
直到晚年，陈恭澍在回忆旧“袍泽”的时候，依然充满自责地说：“一生荒唐，不才就是笔者。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的写下这部‘英雄无名’。”
为避免自吹自擂之嫌，陈恭澍再三说：“至于叙事用第一人称，是为了便于行文，如果要打个比喻的话，我只不过是一条钉书的线而已。”
其实，在大历史中，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条钉书的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