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端郡王载漪的兴衰故事和他的后人们
我太太是清廷皇族后裔。她的外祖母爱新觉罗·毓伯（后改名罗毓伯）是晚清风云人物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的亲孙女，也是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的五世孙(女)，以及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侄女。毓伯因为女性原因，其子嗣无法继承爱新觉罗姓氏。尽管如此，从血缘上看，我太太身上仍然具有四分之一的爱新觉罗+叶赫那拉氏的血统。
为了理顺我太太家跟满清皇族的关系，我向岳母采访了好几次，又查阅了很多史料，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来龙去脉。既然好不容易弄清了，不如用文字记录下来。当然，以下内容除了记录我岳母本人的口述，其中也有很多来自参考史料。
一、端王载漪和“大阿哥”溥儁
爱新觉罗·载漪是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慈禧的老公——咸丰皇帝奕詝，是载漪之父奕誴的四哥，所以载漪是慈禧的皇侄，也是光绪皇帝嫡堂兄弟。
载漪生父、惇亲王奕誴，与恭亲王、醇郡王(同治十一年晋封亲王)还是亲兄弟。但他与恭亲王、醇郡王不同，反对慈禧垂帘听政，对恪守祖宗家法的肃顺、载垣、端华等人很是同情。当惇亲王听到奕訢与慈禧密谋除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后，在同肃顺等一起聚餐时，当着恭亲王、醇郡王的面，用手提着肃顺的辫子大声说：“人家要杀你呢！”肃顺当时对即将临头的大祸并未察觉，以为不过是开玩笑，只是低着头连声说：“请杀，请杀！”
肃顺等人被诛杀后，醇郡王向慈禧密奏惇亲王向肃顺泄露机密一事，慈禧从此恨透了惇亲王，始终不让他参与军国大事。其子载濂按大清例应降一等袭郡王，而慈禧衔恨，特命降袭贝勒。恭亲王看不过去，据理力争，慈禧才勉强给加上郡王衔，但仍命降袭贝勒。
惇亲王奕誴的次子载漪命运却不同。慈禧见他自幼好武，在率领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神机营时，亦显示出一定的才干，不像一般亲贵那样一心钻营文职。为培养一个能领兵的亲贵成为自己的心腹，她相中了载漪，并想尽快将其封为王爵。但是，载漪生父惇亲王奕誴当时仍在世，一个王府不能同时册封两个王爵。碰巧的是，瑞敏郡王奕誌死后却无子世袭爵位，如果载漪奉过继，这是一个“借父封爵”的机会。奕誴是道光帝的儿子，但和奕誌是同一个祖父——二人都是嘉庆皇帝的孙子。
奕誌去世大约十年后，慈禧降旨，载漪奉旨被过继给瑞敏郡王奕誌为嗣，袭封贝勒（按例降一等袭封）。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晋封为瑞郡王。本为瑞郡王，为何后来却成了端郡王？《清史稿》载，“更名端者，述旨误，遂因之”，原来是闹了个历史乌龙——军机大臣拟写晋封旨意时，误把“瑞”字错写成了“端”字，稀里糊涂地呈奏了上去。皇帝也没把这个错字看出来，朱笔一挥，通过，传旨去吧。君言即出，便是圣旨，圣旨无更改的道理，结果“瑞郡王”就袭为“端郡王”。
本来，按照大清的规矩，世袭爵位要降一等，不能按原等级世袭（奉旨“世袭罔替”的亲王除外）。比如奕誌之父、嘉庆帝第四子绵忻是瑞亲王，死后奕誌降一等世袭爵位，为瑞郡王。那么，到载漪世袭时，只能袭为贝勒。
那么，载漪如何成为郡王的呢？因为载漪跟慈禧太后的裙带关系——载漪如果仅仅是慈禧的皇侄，跟慈禧没有嫡亲血缘，也许就不得不按章办事，而他的福晋却是慈禧的嫡亲侄女。慈禧的亲弟弟叫桂祥，承恩公桂祥有三个女儿，长女是镇国公载泽的福晋(叶赫那拉·静荣)，次女就是在慈禧的安排下嫁给了光绪并且令光绪别扭了一辈子的隆裕皇后(叶赫那拉·静芬)，三女便是载漪的福晋(叶赫那拉·静芳)。这就意味着，从当朝皇帝那儿论，载漪不仅与光绪是嫡堂兄弟，更是连襟（民间俗称“一担挑”）；从慈禧太后老佛爷那儿论，载漪不仅是慈禧的皇侄，更是慈禧的亲侄女婿。这关系太瓷实了。
载漪能娶慈禧的亲侄女为妻，证明载漪和慈禧的关系绝不一般，不然载漪不会得到慈禧的欢心，慈禧也没有理由把侄女嫁给载漪以加强彼此的“友谊”。载漪娶慈禧的侄女的日期几乎和光绪皇帝大婚的时间互为先后。载漪结婚不久，慈禧60寿辰到了，载漪从贝勒晋封为端郡王。这个晋封，在皇族晋封爵位的规矩中是一个特例，不是慈禧的意志绝无可能。
载漪本无大建树，他的“出名”是在“己亥建储”之后，因为他的儿子而开始声名显赫。也就是说，载漪差点就当上了皇帝的父亲。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腊月二十四，慈禧召集王公贝勒和朝廷要臣在仪銮殿开会，以光绪的名义宣布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皇子（满语为“大阿哥”）。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
儿子被立为皇储，这是载漪一生中最大的福气。这件事仍然来自于载漪跟慈禧的裙带关系——载漪的福晋和姑母慈禧的关系甚是亲密，到了可以在慈禧的轿子前后晃来晃去和太后窃窃私语的地步。在载漪的儿子当选皇储的问题上，想在日后当上和慈禧一样的皇太后的载漪的福晋，绝对脱不开“拉关系走后门”的干系。
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后来成为宣统皇帝溥仪外公的军机大臣荣禄，曾向“老佛爷”建议，光绪帝已到极盛年华，仍无皇子，不如在近支选个孩子建储为大阿哥，继光绪嗣，兼祧穆宗，带到宫内培养，有待时日慢慢地考虑大统之事，这也师出有名。
慈禧当然认同荣禄的想法，找一个年幼点的孩子，在他成年前仍可以垂帘听政，舆论也无话可说。不同的是，她需要的是继同治嗣，兼祧光绪的孩子，这样更合祖宗之法。因为同治与光绪是同辈，选光绪之时，就已经违了祖宗之法。现在挑一个孩子做为同治的后代，就回归了祖宗之法，即便有人想反对也无话可说。
近支里的孙子们，尽是些不学无术的主儿，没几个能被慈禧瞧上眼的。但是，人一旦陷入一种逻辑里，就永远走不出来。慈禧选来选去，又要近支，又要年幼好掌控，又要不仅有爱新觉罗的血统还要有叶赫那拉氏的血统。这是她几十年前选光绪时的逻辑，同样也是这次选大阿哥的逻辑。选来选去，交叉点聚到了一个男孩身上——端郡王载漪次子溥儁。
这个当年只有14岁的少年的父系自然是爱新觉罗的血统，他的曾祖父是嘉庆皇帝。同时，他母系上又有叶赫那拉氏的血统，他母亲是太后的嫡亲侄女。具有这样两支血缘的交叉点的还有溥儁的哥哥溥僎，但是溥僎已经19岁，太后吸取了光绪一成年就不被掌控的教训，一定要选一个小几岁的。
光绪二十五年腊月二十四一大早，慈禧太后传懿旨，溥儁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兼祧光绪，号“大阿哥”。一周后的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溥儁恭代皇上到大高殿、奉先殿行礼。大阿哥在大年初一到这里行祀，这是慈禧太后废光绪帝的序曲。她的下一步安排是，就在这个庚子年里，让光绪行个禅位典礼，把帝位禅让给14岁的溥儁并改年号为“保庆”。
二、端王载漪命运的由盛到衰
一场本以为是家族内部的立储事件，却引发了纷繁的国际争端，这一切误会的连锁反应，最终给古老的帝国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
儿子当了“大阿哥”，载漪本人更深得慈禧信赖，44岁的端郡王载漪顿时成了焦点人物。1900年，他成为总理各国事物大臣，并掌管虎神营（“义和团”起义时清政府在北京编募的禁卫军，以“虎”灭“洋”之意）。虎神营有编制一万五、六千人，除训练外，还与神机营一同保护京师的安全，当时被人称为“尽系团匪”。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逃的逃、杀的杀，贬的贬。维新以后的成果，只剩下一座京师大学堂。太后边上，清议派、仇洋派慢慢抬起了头，尤其是变法的失败，又使得一些极端仇洋排外的满族旧王公得到了重用。作为太后的近支力量，载漪积极参与了废帝活动，尤其是在建储之后，“载”字辈的几个兄弟，保守而仇洋的载濂、载漪、载澜、载勋成为能影响决策的势力圈子。其中端王载漪作为大阿哥的父亲，在朝中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载”字辈中的载勋，袭第九代庄亲王，出身于一个在京师辉煌了两百多年的皇族，这位王爷总领禁军，掌管步兵衙门。他们是太后身边最紧密的一个圈子，一群最值得太后信任的人。有眼色的荣禄在出了建储的主意后，发现保守势力日益强势，义和拳民直近北京，公使馆逼剿越来越不让人喘息，而近支又根本得罪不起，干脆以“手足之疾”请了两个月病假。
端王之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后，满朝的视线都集中到北京西城官园一带的端王府上，已经有满大臣送上玉如意来了，更不用说各级官员的贺礼。只是，没有人看到端王眼中的一丝不安。为了庆祝建储，这位未来的皇父已经忙碌了一个礼拜，可是欢宴上一个洋人也没有前来道贺。不仅端王府没有收到洋人的恭贺，对清政府方面，洋人也毫无反应。
载漪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可以不看满汉大臣的脸色，但是东交民巷的洋人是否赏光，对于他和他未来的皇子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最让这位未来皇父感到可恨的是，洋人不来祝贺也罢，英法德美四国公使还在建储后的第三天，腊月二十七（1月27日）跑到总理衙门去闹，发什么传教四国联合照会。清政府立了个大阿哥，不仅没有收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恭贺，反而收到这样一份联合照会，因为平息拳乱之事，英公使窦纳乐还向清廷提出最严重的警告。
废帝还是建储，这明明是皇家的私事，除了想把那个变法的光绪再扶出来，把太后党打下去，洋人干嘛非要和朝廷这般破脸呢？
但是在东交民巷的洋人看来，这么大的国事，怎么如此草率就像家中儿戏，太后想废掉一个开明的皇帝，根本不依据法律程序，这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即便是头脑清醒的中国人，也不认为这是一件应贺的事情。
各国洋人坚决反对“仇洋派”分子载漪的儿子当皇帝，甚至不惜出兵干预。朝廷的王公大臣反对倒还好办，洋人反对却使慈禧最感头疼。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义和团又迅速发展起来。清廷既惹不起洋人，又对义和团镇压不下去，真是内外交困。
慈禧认为洋鬼子干涉家务事，因谋废立不成而迁怒洋人。慈禧对洋人之恨有二：一为各国列强除沙俄外，一律支持戊戌变法维新；二是各国列强均奉光绪为合法皇帝，反对慈禧将其废黜。慈禧的如意算盘是，洋人若被打服，她即可除掉不听话的光绪，让溥儁暂时充任傀儡皇帝，自己再次垂帘临政，确保最高权力牢牢攥在手中。实际上“大阿哥”溥儁是个彻头彻尾的纨绔子弟，根本没有当皇上的资质和能力，然而这正是慈禧的阴毒之处，她并不需要一个有才能的皇帝。
因迁怒洋人，慈禧欲借义和团“神拳”之力尽杀洋人以报复，并“阴令拳匪预识宫中部位路径”，以便假义和团之手乘机谋杀光绪帝。端王载漪也急于让儿子继承皇位，自己好当太上皇，而力挺义和团，称义和团“有诸神保护，不畏枪炮”，力主利用义和团攘外，来打洋人。但是，载漪不顾当时清廷的军事实力，主张武力“扶清灭洋”，倚靠义和团原始的复仇心理和暴乱行动对付列强，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反而会给国家招致灾难。他爱大清，更爱他的儿子，想尽快让儿子当皇帝，因为洋人反对，所以要剿灭洋人，可见他的“爱国忠君”是有私心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10日，总理衙门来了个新的当家人，极端仇洋的载漪受命为总署领班大臣，粗通一点外交的庆亲王退居二线。端王的入主，使针与锋陡然对立起来。总理衙门这一天乱作一团。前一天，公使团从天津正往北京调入一支一千多人的远征军。而推出“仇洋派”端郡王载漪主持总理衙门总署工作，正是慈禧对远征军进军北京的抗议。
端王在入主总署的当天，就切断了北京同外界的电报通讯，这样公使团就无法指引西摩远征军入京，而清廷又恢复了800里快马的传统通讯方式。第二天，总署派出两位有着外交经验且一直主剿义和团的温和派大臣到位于御河边上的英公馆见公使窦纳乐，劝他重新考虑调集远征军是否有必要。窦纳乐高兴地认为，远征军使清政府坐立难安了。这次中外双方显然在信息传递上出了问题。
以致两天后中方再次出动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要员来商谈远征军不要入京时，更是被窦纳乐坚定地回绝。窦纳乐的态度，对光绪支持的温和派真是迎头痛击。此后温和派在总署或朝上说话，再也无法使人信服，而主张招抚和利用义和团武力打击列强的声音完全占据了上风。
载漪亲自下令，让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这些从山东打到直隶的拳民，一进京就有几个报到的地方，其中一个是载勋位于西四北太平仓的庄王府，另一个是载漪位于官园附近的端郡王府。
在载漪倡导的“剿夷”口号中，怡亲王溥静、辅国公载澜、贝勒载濂、载滢、贝子溥伦积极响应。家住现在朝阳门内北小街怡亲王府的溥静开始对义和团并不认可，但在载漪的鼓动下，突然对拳民们热情起来，把流浪在街面上的义和团“大师兄”和他们的徒弟们请进王府，开设坛场，还免费吃住。因为拳民太多，所以大家都能吃上面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溥静毫不计较，面条管饱。只是经常发现用来下饭的调料不够用。于是他把这个尴尬化作前线动员令，喊出了朗朗上口的口号：“吃面不搁酱，炮打江民巷！”“吃面不搁卤，炮打将军府！”“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当德国公使克林德向义和团员挑衅时，被载漪部下一军人打死。爱新觉罗的后人们，终于为了他们的家事和洋人们开战了。等到炮声响起，清廷对着十一国宣战时，庄王载勋和满大臣刚毅同为统率京津义和团王大臣，后继任京师步军统领。杀一个洋人赏银五十两、一个洋妇赏银四十两、一个洋孩赏银三十两的奖赏令就是载勋颁布的。
涌进京城的义和拳民成千上万之后，就在京城里设坛场练武艺并供奉他们的神。端王府和庄王府都设有坛场，身强体壮的端王本来就是行伍出身，时常还要与“大师兄”切磋两下，因此深得狂热拳民的拥戴。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狂热举动，引起了八国联军入侵的一场大灾难。在新中国的很多历史书上写着义和团剿灭洋鬼子是革命义举，这在史学界是颇有争议的，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邪教煽动下的丧心病狂的暴民动乱。
农历七月间，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在洋枪洋炮下“神功”报废的义和团和红灯照们，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一批批地被洋枪干掉，砍瓜切菜一般。这一年1900年为农历庚子年，史称“庚子之乱”。
一时间，京津等地战火纷飞，血流成河，黎民涂炭，惨不可言。而义和团一败涂地，清军也兵败如山倒。慈禧无奈之下，装扮成民间老妇，穿上李莲英姐姐事先准备好的汉民妇裤褂鞋袜，挟持光绪帝，连同隆裕皇后、瑾妃、大阿哥、贝子溥伦等，于8月15日凌晨，出神武门、地安门仓皇向西逃去。此前一日，更命二总管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毙。端王载漪也随两宫太后带着光绪帝及亲信王公大臣逃到西安，在路上任军机大臣。
1901年9月7日，慈禧令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德、日、俄、英、法、意、奥、美八国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是年10月6日，慈禧自西安行宫启程，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的67岁生日。
“庚子之乱”后，清廷为这次事变花出去4万万5千万两白银。迫于洋人的压力，端王载漪被列为祸首之一。外国人跟慈禧说，得先把这几个人办了，再谈赔款议和。榜上第二位就是端王载漪，他被八国联军要求处以死刑。同榜的还有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山东巡抚毓贤、将军董福祥等六位。庄王载勋，慈禧赐令锦帛自裁；毓贤，即行正法；刚毅等另三人已死，追夺原官；将军董福祥，革职。照洋人的要求，端王该杀，可慈禧舍不得。于是“老佛爷”下手谕:“系属皇亲，碍难加刑，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载漪终于在慈禧的庇护下得免死罪，只是剥夺了爵位，发配新疆充军了事。
自端王被发配新疆后，李鸿章、奕劻等极力在西太后面前反对溥儁为皇子，说“罪人之子怎能继承大统”？不久，慈禧降旨将大阿哥溥儁“废黜出宫”，“大阿哥”名号被废，改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这是清制“显爵”最末一等，位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之后，而公爵亦有镇国公、辅国公之分，辅国公还有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所谓“八分”就是八样标志性用品，即朱轮、紫缰、红宝石顶、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马坐褥和铜门钉。溥儁被改封的新爵位乃公爵中之最末一等，上述八种用品不得使用，若擅用则将因“僭越违制”而获罪。
后来慈禧又挑了一位继承人——还是那个老旧的逻辑，这个男孩的身上既流着爱新觉罗家族的血，也流着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血，年幼到只有三岁。同时他还兼具一脉血统，他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这个三岁的孩子就是溥仪。
三、载漪代君受过，落难寄居内蒙岳父家
实际上，载漪一家一天都并没有去过新疆，而是全家投奔了内蒙古阿拉善旗。为什么要去内蒙呢？因为他那里有亲人。这要从载漪的第二个福晋谈起。
载漪的大福晋，即慈禧的亲侄女叶赫那拉·静芳，在产下长子溥僎之后就去世了。慈禧又出面作主，将内蒙古阿拉善旗第七代札萨克郡王多罗特色楞的女儿给端王载漪续福晋。
“多王”多罗特色楞常住京城阿拉善亲王府，在后海毡子胡同7号，跟京城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交往甚密；光绪二年（1876年），奉旨承袭阿拉善旗札萨克和硕亲王王位；宣统二年（1910年）病故在定远营阿拉善王府，当时端王还在他府里寄居。清廷赏治丧费白银500两，派专员致祭吊唁，赐谥号呼图克图诺颜，意思是“活佛一样的首领”。
载漪跟多王的闺女这段“满蒙姻缘”，说偶然，也必然。多王在宫里，看见“老佛爷”千尊万贵的，其实真开心的时候少，就提出让闺女入宫“伺候”。名曰“伺候”，实际是讨好取悦。蒙古公主进了宫，果真招了她老人家喜欢。因此载漪大福晋逝世后，要给载漪续弦，慈禧一眼就瞧见了这个“眼前花儿”——惹人喜欢的蒙古公主。慈禧便作主将她做为端王载漪的继福晋。曾被立为“大阿哥”的次子溥儁，就是这位继福晋生的。
据说当时宗人府有异议，指此联姻违反祖训。慈禧不理，说满蒙一家，阿拉善王府不但这辈跟端王府结亲，今后辈辈结亲！果真，端王府跟阿拉善王府后来三代联姻。
所以，载漪被发配，却没有去新疆，而是投奔到阿拉善旗多王府——载漪的老丈人家，一住就是九年。载漪违反旨意，改道内蒙古，这当然得到了慈禧的默许，否则抗旨欺君之罪是要被追究的。
载漪改道阿拉善的事情，由地方官吏辗转派人秘奏慈禧。慈禧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不加追究，反而传谕把这件事情保密起来不让外国人知道。当时慈禧的意思是：只要外国公使方面不提出任何非议，端王的一切行动均可听其自便。
于是端王载漪一行人在前往阿拉善的途中，由于事先各省府县都接到了太后对端王优厚接待的密旨，所经之处，各地方官的接待都是相当隆重的，他们又送酒席又送路费，甚至有的地方把端王居住客店的马槽上也用杏黄色的布带子围了起来，在粉刷的墙壁上画上了龙的图案。所经各地的老百姓对于端王也很欢迎，他们挤在路旁争着看端王，而且还奔走相告说，“打洋鬼子的端王来啦！”有许多百姓还提了鸡鸭烧酒送到了端王居住的客店。
爵位被剥夺之后，载漪从此即无俸禄——没工资了，坐吃山空。慈禧本来是给新疆那边打了招呼的，责令当地官府按期给端王发赡养费，给予各种方便和优厚待遇。但是端王没去新疆，赡养费自然也就没处领了。
慈禧“处理”载漪本来就是被迫的，做给洋人看，载漪纯属“代君受过”，因此慈禧的内心里还是念及旧情。在知道了端王的行踪后，慈禧还曾派心腹太监来内蒙，赏了八盆牡丹。花儿妖娆，花下头却另有蹊跷——每只花盆里都埋着一块沉重的金锞子。
端王福晋住在娘家，原比在京城自在多了，她也高兴。载漪没了俸禄，多王就送给他骆驼200峰、孳生牡马100匹。载漪用骆驼做驼脚买卖，给从包头到宁夏的商人运货，又雇了有经验的牧人，牧养牡马。当年载漪还带着孙儿孙女们，把那山上最惹眼的花，移植到了王府里。现在的阿拉善博物馆，每一进院里都有三畦花圃。跟着载漪采花的孙儿孙女里，就有我太太的外祖母爱新觉罗·毓伯。
1908年，慈禧死了。载漪闻讯，痛哭不止——他精神上的依靠没了。
1910年，多王也死了。载漪生活上的依靠也没了。蒙王王位由其子塔旺布里贾拉继承，称塔王。由于载漪平时的脾气不太好，又把塔王作为晚辈看，各方面要随便一些，因此与塔王相处的关系就不大好。由于这个缘故，塔王对载漪的招待便远远比不上多王在世时的情景了。以后又发生了塔王部下士兵与载漪仆从之间的几次口角争端。
寄人篱下的滋味自然不好受，载漪便决定带家人离开阿拉善。
四、载漪的长子溥僎和他的子女们
跟端王载漪一块儿到阿拉善的，还有他的长子溥僎——载漪跟原配福晋叶赫那拉·静芳唯一的孩子，我太太外祖母毓伯的父亲。
溥僎是原太医院名医。溥僎于光绪二十年被授一等镇国将军衔。庚子事件本与他无关，可他是孝子，最知道心疼父亲，端王被罪发配新疆，他立即奏请慈禧准许自己辞去一切职务，随父西行侍奉。这样，端王父子各带家眷、仆从，还有董福祥派的卫队，一共六十多人，到了阿拉善多王府。董福祥是甘肃人，被贬奉旨回甘肃原地驻防的，跟端王正好一路。
1910年，多王死后，载漪从阿拉善旗多王府离开，决定去新疆。毕竟在新疆，还有饷银可领。载漪一大家子朝新疆去，走走停停，出了嘉峪关，听说民国成立了，就折回来，想看看形势，于是在甘州住下。
在甘州，溥僎跟当地政府交涉，根据民国政府颁布的《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给端王争取到了月饷，白银九十八两四钱。这个钱，载漪一直领受，直到去世。
载漪在甘州这一住就是9年。在甘州，端王载漪失去了一个更重要的人——长子溥僎暴死甘州。这下，他心灵上的依靠，也没了。
溥僎病亡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留下三位夫人生的六个儿子，十一个女儿。
这对端王载漪的打击太大，他终日闷闷不乐，有时不进饮食，有时以喝酒伴随着眼泪。此时他精神颓废，家务事全由女儿罗墨林打理。民国9年(1920年)，载漪一家人决定回北京。
那年冬天，正准备起程，发生了海原大地震。到了兰州，听说公路被地震破坏，无法通行，甘肃督军张广建劝载漪一行暂住兰州，待路修好后，开春再走。但是，全家人归心似箭，没等路修好便起程了。从兰州起身时，张广建派了15个护送人员沿途照料。
到了陇东的平凉，护送人员返回兰州去了。经西安，奔太原，到了北京，已是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八(1921年)。在西直门车站下车后，有许多遗老遗少和民国政府的官员前来迎接。载漪的轿帘上挂着一个小旗子，上面写着“进京就医”四个字。当时载漪已经66岁了，目的是回京定居，以度残年。
但万万没有想到，爱新觉罗氏的家族中有人反对载漪的到来，竟造谣说，此次载漪回京，带来了许多武器(指行李箱，其中以书箱最多)；在紫禁城里，见到溥仪皇帝后，叔侄抱头痛哭，大有东山再起，搞复辟之可能，等等传言。在这种气氛中，载漪的住宅外边，不时出现了可疑的便衣警察。为避嫌疑，载漪只好住进协和医院。由于造谣排挤，载漪一家在京没住上一年，便被迫二次出京了。临别时，载漪对送行的亲友们说：“我的这步棋走错了!”（这步棋之“错”，其实原因在于老太妃庞信的王姓太监之坏。没有王姓太监的坏，淑妃怎能那么年青就死了。没有王姓太监的坏，溥仪怎能有两个亲属被镇压了。）
这次西行，来到宁夏，在银川市民族南街找了一所房子住下。民国15年(1926年)，冯玉祥来到宁夏时，得知端王载漪在此，很想见一见端王。冯玉祥曾前后三次派人请端王去他的司令部赴宴，但是都被端王托病回绝了。端王不愿去见冯玉祥是有着一定的原因的，主要是因为民国13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派鹿钟麟进行“逼宫”。因此端王对冯玉祥相当不满，当时端王曾说，真是冤家路窄，冯玉祥怎么跑到宁夏来了。冯玉祥虽然三次遭到了端王的借故回绝，但是他还没有放弃会见端王的念头。
一天，冯玉祥带了一个参谋、几名卫士，亲自去拜访端王。载漪当时很勉强地把冯玉祥请了进来，自己装着有病坐在客厅里。冯玉祥进到客厅之后，端王只是在坐椅上欠了欠身，算是向冯玉祥还了礼。但是冯玉祥对这些好像并不介意，仍然对端王问寒问暖地表示关心，谈起庚子年间的事，对端王杀洋人的行动表示支持和钦佩。但是载漪对冯所提出的若干问题一个也没答复，端王指着自己的耳朵说，人上了年纪耳朵也不好用了，又忙着催促仆人给自己去拿药等等来支吾冯玉祥。冯玉祥见端王不肯说什么，坐了一会儿，安慰了端王几句，便告辞了。临走时给端王留下丁1000块钱现洋，以后冯玉祥就再也没有来过。
民国16年(1927年)12月，端王载漪在宁夏银川病故，终年72岁。次年，其女罗墨林同丈夫那云峰将灵柩送回北京安葬。
端王一生有正房福晋两位，侧福晋九位，而九位侧福晋里最受宠的也最有脾气的是第七位。载漪去世后，掌握着家政财权的七侧福晋，不给溥僎的遗孀们生活费了。我太太外祖母毓伯的娘既不是正房，又生性与世无争，于是婆婆对她更欺负得过分。这位贪得无厌的侧福晋为了霸占载漪遗留下来的4万余两现银和50余箱古董的遗产，用了1万两现银和l0箱古董买通了冯玉祥部的一个师长韩占元，借助韩的势力来达到她独吞遗产的贪欲。
无奈之下，载漪的长孙、溥僎的儿子毓运，在他17岁那年，带着自己的娘跟六个同胞弟妹（其中就有我太太的外祖母毓伯）出走端王府。
他们一行决定辗转回京。途中盘缠没有了，遇到了冯玉祥的部队，便向冯玉祥求助。毓伯的娘对冯玉祥说，我有几个女儿至今未嫁，无依无靠，请帮忙找人嫁了吧，找个依靠。冯玉祥牵线或保媒，五个姐妹都嫁了有权有势的人：六妹毓嘉，嫁盐务督办刘谦安；七妹毓伯(我太太的外祖母)，嫁孙连仲将军的军法处长马千里；八妹毓凤，嫁孙连仲将军；九妹毓珍，嫁宁夏主席门致中将军；十妹毓莲，嫁鲁崇义军长。
我太太的外祖父马千里，经常跑到孙连仲那里去骂，因为他嫉妒孙连仲后来过的比他好，说当初孙连仲的地位还不如他，是因为他的推荐（马千里曾经是冯玉祥身边的军官），后来却超过了他（但我没有查到能够证实这个故事的史料，甚至都难以查到马千里这个人）。据说，虽不胜其扰，孙连仲和太太都会让他三分。我太太的外祖母罗毓伯，没有能跟马千里白头偕老，最终分开了。日子过得最好的是八妹罗毓凤（国军上将孙连仲的二太太），她经常接济自己的母亲和姐妹，可以说那时孙连仲将军养活岳母一家子。为让老人安度晚年，罗毓凤曾经给自己的母亲购买过一套宅子（四合院式建筑），在北京东四六条49号（今变成67号）。
罗毓伯最终没有跟姐妹们去台湾，而选择了留在大陆。去台湾的那些姐妹活得都挺好，而她老人家则在大陆文革武斗的枪炮声中度过晚年。文革之前，母亲曾经托返回大陆的侯镜如将军将自己名下的北京那套四合院房契带给毓伯过户给她，希望改善七女儿的生活。那套宅子并没有被国家没收，而是作为私人财产由东城区房管局代管。因为有房契，法院很顺利地判决房管局返还，其中的清代家具就折价四万元，那在当时算是巨款了。罗毓伯的孩子们兴冲冲地提着袋子去领钱，孰料房管局对法院的判决有异议，执行暂停。一来二去，写材料继续申诉，一拖就拖到了文革。
文革开始，毁灭人性的大浩劫中，“斗私批修”还唯恐落后呢，私有制都是反动的，谁敢跟新中国主张私有财产？而且连公检法都被砸烂了，谁会给“封建余孽”做主？斗转星移，又一来二去，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便没有了下落。如今，那套曾经的晚清四院式宅第，昔日深墙大院，经过改造后变成了一个“体现清代官宦宅第特色的民居庭院式商旅接待场所”，住一晚标间要480元。
那时十妹毓莲的丈夫鲁崇义（国军中将、30军军长）已经因起义有功成为川东军区副司令员、重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生活条件较好，也经常接济七姐毓伯，毓伯后来也辗转到了重庆。其实所谓战场起义，很多情况下纯属无奈，因为共军往往早就把国军将领的家人“保护”起来了，迫使你不起义也得起义。共军真的很厉害，就连已经撤到台湾去的国军家属，都能通过安插在台湾的关系给弄回来。
罗毓伯生了几个子女，命运都大不相同：大儿子，因“叛国投敌”（想跟罗纳德将军当飞行员，还想去美国，不肯进步）解放后被关了几十年，放出来头发都白了，就地在劳改农场参加工作，终生未娶，老死山东；二儿子，坚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跟党走，北京市政协委员；我的岳母，有幸保存了一张她在毛泽东视察大学时跟这位伟大领袖的合影，一路平步青云，退休前是局级党委书记。
当然，他们的出身在文革期间必然会十分敏感，除了反动封建皇族后裔，还特别是与孙连仲等国民党军人的关系——那时国民党将领都是敌人。但是，我岳母心里有底，不仅凭着跟毛泽东的合影保护自己，还因为知道一些高级机密，所以敢拍着桌子让试图批斗她的军代表去问周总理孙连仲的事儿。
这个机密是什么呢？“八姨夫”孙连仲的儿子孙湘德曾经秘密地潜回大陆。“十姨夫”鲁崇义派车去接，见面过程非常秘密。不料司机认得孙湘德，只说了一句“大少爷回来了”，司机从此就消失了。原来，孙湘德秘密与中共接触并传送情报，身份万不可暴露。尽管如此，老蒋对孙连仲也早有疑心，孙连仲想去美国治病，蒋不批准，担心孙连仲绕道回大陆。1990年，孙连仲将军在台湾荣总医院去世。
毓字辈是端王载漪的孙子/女，其后人如果可以继承爱新觉罗姓氏的，后人为“恒”字辈和“启”字辈（如爱新觉罗·启功），至于嫁给了汉人的女人们，其后代就没有办法继承爱新觉罗姓氏了，而且她们自己也改姓了罗（溥仪那一支的后代改姓了金）。当然，姓氏好还是不如嫁得好更现实，孙连仲将军就是女婿中后来地位最高的。罗毓凤虽然是孙连仲将军的二太太，命运却比做了正房的七姐毓伯还要好，反而是毓伯被老公后来又取的新太太取而代之。
【参考文献】：
罗墨林（载漪之女）：《庚子前后的端王载漪》，载于《阿拉善往事》
爱新觉罗·毓运：《祖父端郡王载漪被罪之后》
欣力（毓运外孙女）：《我的阿拉善——内蒙阿拉善左旗寻阿拉善亲王府》
爱新觉罗·毓岳（溥佐之子）：《我的家族》
《看历史》2010年05期：《总理衙门：端王的家事与国事》
附：这是我岳母收藏的一张娘家合影旧照片，摄于上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北平。画面中央的老妇人是我岳母的外婆，载漪长子溥僎的太太（毓运、毓伯、毓凤、毓莲生母。她不是溥僎的正房，正房已经在宁夏与溥僎先后病亡）。画面后排站立的最高的男子是我岳母的七姨夫孙连仲。与孙连仲肩并肩并排站着的女子是孙连仲太太，七姨毓凤。孙连仲伉俪的前排站立的那个较矮的女子，就是毓伯（我太太的外婆）。孙连仲右侧的男子是毓凤之夫马千里（我太太的外公）。最右侧其余三个男子皆为毓字辈同胞兄弟，我岳母的六舅、四舅、五舅。最左侧二女子是十姨毓莲和四舅妈。
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孙连仲将军
抗日战争胜利，第十一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主持平津地区的受降仪式
抗日战争胜利，第十一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代表中方接受投降
中国受降主官孙连仲上将在“受降主官”下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