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洪武二十一年（1388）对解缙来说真是喜事连绵，这年会考，解家“一门三进士”：解缙、解缙的哥哥解纶、解缙的妹夫黄金华三人同科考取进士。这年解缙才19岁。
江西吉水解家一门三进士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南京城。朱元璋知道后，也引以为荣，便要召19岁解缙一见。皇帝召见新科状元这是常事，而特意召见一名新科进士，却是少有的事，解缙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
朱元璋把解缙召到御花园，见面就以《垂柳》、《春风》为题考解缙赋诗二首。解缙写道：“御柳青青近绿池，迎来攫秀不违时。皇恩天地同生育，雨露无私亦共知。”“慢慢春风入舜韶，绿柳舒叶乱莺调。君王不肯误声色，何用辛勤学舞腰。”
朱元璋让解缙把这两首诗写在白绢上。解缙提笔龙飞凤舞，很快写就。明太祖朱元璋未料到，解缙小小年纪，却写得一手好字(解缙的草书在当朝官宦中是数一数二的)。这两首诗更应合了朱元璋极力推崇的诗文风格：诗应写得“明白好懂、通道术、达时务”。解缙诗中借柳说风雨，既歌颂了当今的“舜韶”盛世，又赞美了“不肯娱声色”的“君王”，朱元璋当然是满心喜欢，对解缙更是十分地爱惜起来。
《明史》记载，朱元璋对解缙“甚见爱重”。见解缙还小，尚须慢慢历练，便授于解缙中书庶吉士。这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是给新科进士练习办事的一种称呼，相当于现在的实习生；中书就是中央的文书处理机关。也就是说，当时的解缙，是在皇帝朱元璋身边做秘书。这种“常侍帝前”，加上朱元璋“甚见爱重”，虽然解缙还不是正式的官，但身份显要，就好比现在的总统秘书，其权力有多大就不言而喻。
更有甚者，解缙还是明朝功臣之后。《明史》记载：解缙的父亲解开“太祖尚召见论元事，欲官之，辞去。”是说解缙的父亲解开，太祖朱元璋曾经同他一起讨论元朝的事情，朱元璋给解开官做，解开辞掉不做，回吉水当乡馆教书先生，有闲时也帮夫人做豆腐卖。
解缙是朱元璋的老朋友解开的儿子，朱元璋开始并不知道，有一次在大庖西室同解缙聊家常时无意间知道的。这下朱元璋赞叹不已，真是天大的巧合啊，也难怪有“一门三进士”的奇迹，原来你们有一个这样的好父亲，于是朱元璋感慨地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恩犹父子”这是多么高的褒奖，历史上能够和皇帝以父子相称的大臣，恐怕只有解缙一个了。从此，解缙步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年青的解缙有了他施展才能的政治舞台。当天，解缙他就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万言书》，也称《大庖西室封事》。
《万言书》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战斗檄文，全篇以“封事”的形式出现，解缙虽把朱元璋的错说成是“天下皆谓陛下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而实际上字字句句直指朱元璋，用一代政治家独特的眼光，阐述了自己的施政新理念，
《万言书》的主要内容有：
1、批评朱元璋法令多变，刑罚太苛。“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提出应加强正面教育，“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身，终始如一”。也就是说，要赞扬好人，赏识他、宣传他，让他的同乡像他一样，始终如一地做好事。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心理学中所讲的激励法，不是通过杀鸡给猴看，采取高压姿态，威慑、恐吓的办法，而是通过表扬、宣传好的典型，激励人们祛恶扬善、遵纪守法、积极上进。
2、批评朱元璋看一些《说苑》、《韵府》，以及《道德经》、《心经》的闲书。提出愿“集志士儒英，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朱元璋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无产者，十七岁时父母相继病殁，贫得无以为葬，不得已落发成佛，乞讨为生，他哪里读了什么书，连“金盘苏合来殊域”的“殊”字都不认识，拆开来读成“歹朱”，成为一世笑话。因此他只看得懂“言情小说”、“武打小说”之类的书籍。但作为一个皇帝，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怎么能只看这种书籍呢？上海建平中学有一位学生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第一代统治者靠的是造反精神，通过造反变革社会关系，让社会趋于稳定；第二代统治者靠是的经济头脑，通过发展经济，迅速恢复国家经济实力，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第三代统治者靠的是法治意识，通过法律和民主手段使国家走向太平和谐。这位学生的话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光知道杀人是不行的。因此解缙自告奋勇，主张编一部巨著作为皇家的必读之书，让统治者读后能以史为鉴，通古达今，更好地实施统治。这也可能是后来编纂《永乐大典》的初衷。
3、提出“禁绝倡优，易置寺阉”。要彻底禁止歌舞杂技艺人，另行安置宦官。同时解缙又提出：“绝鬼巫，破淫祀，省冗官，减细县，痛惩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也即：禁止鬼神巫术以及淫乱的祭祀；革除多余的官员，合并小的县衙；彻底革除法令之外的残酷刑法，永远释放京城的杂工苦役。
4、批评朱元璋“台纲不肃”，相信“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历朝各代都是以皇帝的个人好恶来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朱元璋也不例外，他根本就没有一套考核官员的具体办法。因此，有不少官员在处理案件时，严刑逼供、罗列罪状、加重量刑，以显示自己有能力、会办事；把审讯的囚犯越多看作是自己功劳越大（“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勋劳”）；用以博得皇上的喜爱。有些官员听说皇上有什么宽赦，则故意坚持说不应宽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突显皇恩浩荡（“每闻上有赦宥，则必故为执持，意谓如此，则上恩愈重”）。这些都是奸邪小人的献媚伎俩，象这种只顾揣摩上级领导意图的官员，怎么去“励清要，长风采”？
5、批评朱元璋用人不当。指出朱元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管重轻。”一些悍夫蠢才，早上丢掉刀剑，晚上就穿上官服，左手丢掉竹篮，右手就握着符节（“朝捐刀镊，暮拥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所以“贤者羞为之等列，庸人悉习其风流”。这些人“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辞”，“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这样的人怎么能为官？难怪天下人都说“陛下任喜怒为生杀”，他们哪里知道是“臣下之乏忠良也。”
6、批评朱元璋“互知之法虽严，训告之方未备”。提出要加强法制宣传，“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劝，族之复之，为民表帅。”那么，新风气会不断出现（“作新可变”），社会安定、民风淳朴（“比屋可封”）也就不难了。
7、批评朱元璋“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还是相信所说的神仙传教之人。并且“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用夺取宝物为名而发动战争，用得到神仙征验为名来蛊惑百姓。
8。批评朱元璋滥征税收。“土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突出表现为：
其一，税收起征不公平。不管地好地坏（“地有盛衰”），是丰收还是歉收（“物有盈虚”），所征税收都是一样（“率皆定额”）。这就使得丰收了奸猾的人能够欺诈，不交税收（“盈也，奸黠得以侵欺”）；歉收了，忠厚善良的人没办法却要拿自己的家当来补交税款（“歉也，良善困于补纳”）。
其二，税收过多过重。夏季要征收一次税（“夏税一也”），而茶叶、椒米有粮税（“茶椒有粮”），果子丝绸有税（“果丝有税”），而且“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为何“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今日之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逼得老百姓卖掉家产来交税，家产没有了而税收还存在（“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
解缙提出：“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义仓之举。”即采用平均分配田地的办法，同时公平征收税收，在受灾之时，国家实行开仓放粮等举措，来革除世弊，拯救百姓。
9、批评朱元璋“狃于晏安（贪图安乐），堕名城（毁除城墙），销锋镝（熔化兵器），禁兵讳武，以为太平。”如果这样下去，“一旦有不测之虞，连城望风而靡”。提出要马上下令“整葺”，采取措施补救，要在乡村设置弓箭手，教老百姓操练武器（“守之里胥，额设弓手，兼教民兵”），时刻准备打仗。提出要“开武举以收天下之英雄，广乡校以延天下之俊乂”。
10、批评朱元璋“连坐”的酷刑。指出“连坐起于秦法”，“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这真是“听之（处理他们）于不义”。提出“罪人不孥，罚弗及嗣”。处罚这个人不要连带其妻子和儿女，惩治这个人不要株连到其子孙后代。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连坐”的所谓“习惯”。
11、批评朱元璋的官吏政策。提出“郡守县令，不应回避乡帮”。在明朝南方出生的官员要到北方去任职，北方出生的官员却要到南方去任职。这种南北大交流，在当时交通条件极为落后的状况下，并不是什么聪明之举。又提出官员之间应该“同寅协恭（互相尊重），相倡以礼”，而不应该“捶楚属官，甚于奴隶”。同时提出“笞杖之刑勿用”，“小有过差，薄鞭示辱，亦足惩矣”。
朱元璋是出了名的暴君，杀人如麻，仅胡惟庸一案，杀人10万有余。他还太兴文字狱，把一些转弯抹角讥笑他的人都统统杀掉，对上书劝谏之人更是处置甚重，比如司冠钱塘，抗疏入谏，被箭射死；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将已许配少女作宫女，被碎肉而死；县官叶伯臣应召上书，言皇上分封太多，用刑太繁，被下狱处死。解缙这篇赤裸裸地批朱元璋的《万言书》送上去，那不是送肉上砧自己找死吗？
解缙比唐朝的魏征还要魏征，其铮铮忠言把自己度于生死之外，为了大明王朝，为了大明百姓，其一腔热血，日月可鉴。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发展不止，就是有一批像解缙这样硬骨头的人。所以，我认为因为有解缙的《万言书》，方有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也可能是解缙的《万言书》感动了朱元璋，也可能是“恩犹父子”之情的允诺，也可能是吉人自有天相。解缙上《万言书》并没有为当时官宦所猜测的被朱元璋杀头，而是得到了朱元璋的高度称赞。《明史·解缙列传》记载：“奏后，帝称其才。”朱元璋看后不但没杀解缙的头，还称解缙是个奇才，更加得到重用。这不能不说是解缙万分有幸遇到的奇事。不久，解缙又上《太平十策》，进一步阐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观点。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好事有时也会变成坏事。胆大心直的解缙，尔后做了三件事，却让朱元璋对他大为不满。
第一件事：语嫚兵部官员。
解缙人长得矮小。有一名电影导演曾问过我，解缙到底有多矮，我回答说：“邓小平有多高，解缙就有多矮”。解缙的矮，当时在朝中是出了名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解缙矮子”。
解缙刚到朝廷不久，有次到兵部去要几个差役，也就是要几个保镖一同出去办事。可兵部的官员看见解缙那么矮小，便口出污词很不尊重地对解缙说：你个子那么矮还用得着保镖吗？解缙听了很不高兴，双方对骂起来。解缙有首诗：“世人爱笑我矮砣砣，我笑世人着衣多。倒吊起来冇点墨，身高一丈又如何。”应是这时的作品。
兵部尚书沈溍知道这件事后，大肆渲染，抓住不放，以达到公报私仇的目的，于是加油添醋地把这件事报告皇上朱元璋。
解缙与兵部尚书沈溍怎么会有恩怨呢？原来，在乡试中，解缙不是经过辩卷才得到了解元吗？而在其中作梗的就是兵部尚书沈溍，他想让自己的外甥得解元，出面给主考打招呼，要主考把解缙拿下来，可解缙通过辩卷打破了他的美梦，他一直耿耿于怀。解缙不仅得了乡试第一，还进京考取了进士，做了皇帝的秘书，皇帝还十分宠爱。他便无从下手，今天有了把柄，他便要对解缙新帐旧帐一起算。
朱元璋听了沈溍的告状，觉得解缙确实有点“冗散自恣”（性格散漫、狂傲），因为一点小事，竟和士兵争吵，说话没有分寸，有失体统。但解缙到底年轻，有胆气，有才气，这个初生牛犊还不懂官场潜规则，官场上的潜规则是从书本上学不来的，是要到实践中去摔打，跌倒了再爬起来，这样做官才能游刃有余。于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调解缙到江西洪都去做监察御史。
第二件事：为李善长白冤。
李善长为明朝开国大臣，朱元璋的亲家，官爵封为韩国公，享受自免二死、子免一死的特殊待遇。李善长的侄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胡惟庸做宰相又是李善长推荐。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谋反案事发，五年后，有人告李善长为同党，被罢官，十年后再告，77岁的李善长被诛。
对于李善长的死，当时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朱元璋把开国大臣几乎都杀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轮到杀他们，所以有很多大臣想为李善长鸣冤，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头，谁都知道一出头就会惹来杀身之祸。这时，虞部郎中王国用想到了解缙。
洪武二十四年（1391）即李善长死后一年，王国用找到解缙，请解缙代写为李善长平反的奏疏。
解缙血气方刚，也认为朱元璋杀李善长不应该，于是应好友王国用之邀疾笔写下《论韩国公冤事状》。
状中所阐述的几条理由，从表面上看确实很有道理。
其一：“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示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李善长在朱元璋手上被封为韩国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做臣子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做到了极点，他再帮助胡惟庸谋反，也不过如此而已。李善长没有谋反的功利动机。
其二：“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知道要取得天下有多么的难，搞得不好就身败名裂，身首异处。更何况李善长年事已高，他没有去冒这个险的必要。
其三：“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李善长的儿子李祺是皇上的附马，是内亲，两亲家没有什么隔阂。李善长谋反没有外在动力。
其四：“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皇上这样无缘无故地把有功大臣处死，天下人会有什么想法，一旦老百姓失去对皇上的信任，“水可覆舟”国家就将解体。
朱元璋看了王国用上奏的《论韩国公冤死状》。大发雷霆，又要杀王国用，解缙见状出来应承，说状子是自己写的，王国用才得免于无事。
事后，朱元璋把解缙和皇太子朱标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大骂解缙“多事”，并把一根长满利剌的棘杖丢在地上，要皇太子朱标捡起来。
皇太子朱标也反对父皇杀有功的大臣。望着父皇丢在地上的棘杖很是纳闷，迟迟不敢动手。
解缙见状，又挺身而出，愿替太子代劳。朱元璋很欣赏解缙对皇太子的忠诚，但他今天非要太子把带剌的棘杖捡起来不可。太子没法，只得俯身去拿，但无论怎样仔仔细细，用两指去拎，都躲不过棘杖上的刺。这时，朱元璋拔出宝剑，三下五除二，把棘杖上的刺削得一根不剩，再要太子把棘杖捡起来，太子很不费劲地就把棘杖握在手里，并且把玩起来，左瞧瞧右看看不明其意。
朱元璋语重心长地对太子说：“你明白父皇的用心了吗？那些有功之臣，功高盖主，将来我死了后，你能把握得住他们吗？更何况，在这些大臣中确实有不少险恶之人，他们都想把大明江山据为己有，这些大臣，就象棘杖上的利刺，我不把他们削掉，你将来怎么坐得稳皇位？怎么保得住大明江山？”
解缙听了朱元璋对太子说的一番话，很不自在，如坐针毡，知道这分明也是在教训他啊。这时他觉得为王国用写辩冤状是太草率了。
第三件事：弹劾御史袁泰。
解缙来到江西洪都做监察御史，他并不去理会这是朱元璋在贬他，他想，有一个到地方来接受实际工作磨练的机会，应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此年轻的解缙在洪都尽职尽责的做他的御史。
监察御史是个九品官，官衔不高，但权力很大，有权对地方官员的行政、品行进行监视纠察，而且“御史纠弹，皆承密旨”，监察御史直接隶属朝廷，可将各级官员的情况直接面呈皇上。应该说把解缙放到洪都做监察御史，朱元璋还是“甚爱”解缙的。
督察院左都御史袁泰是解缙的上司，可袁泰却是个奸黠小人，经常窃听、画图告密，诬害与他意见相左的官吏，连同事下属也不放过，使朝中百官人人自危。一次上朝，朱元璋问御史夏长文，昨晚为何长叹？有何不满？夏长文大汗淋漓，只得将昨晚与妻口角，才独坐饮酒叹息之事照实禀告。朱元璋见说的与告密的画像相符，才未加罪。
御史夏长文将这件被袁泰陷害的事告知解缙，解缙甚是生气，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袁泰深恶痛绝，于是代夏长文草疏《论袁泰奸黠状》弹劾袁泰。朱元璋见奏疏激昂，令有司核实后，把袁泰作了调职处罚。从此，袁泰对解缙怀恨在心。
朱元璋后来得知弹劾奏疏又是解缙所为，也觉得解缙过于锋芒，城府不深，容易被人利用，做出些不该做的事，有必要再给他焠焠火，让他反思反思。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将朝中近臣的父母接到南京，办了个千叟宴，解缙的父亲解开也在邀请之列。解缙的父亲是朱元璋的老朋友了，朱元璋曾要解开出来做官，解开给推辞了，朱元璋因此对解开很敬佩，而且他又为朝廷培养出三位进士，于是大赞其了不得。这次千叟宴，朱元璋自然要找他单独聊聊。俩人在谈到解缙时，朱元璋对解开说：“解缙才学好，可性格太直，容易吃亏。不如你带他回去，令他好好读书，工资照发，就算带职进修。这孩子大器晚成，十年后再来朝廷，到时大用未晚”。
就这样，一个朝气勃勃的解缙，一个血气方刚的解缙，一个充满政治幻想的解缙，一个刚正不阿的解缙，一个敢想敢说敢做的解缙，随老父亲回到了吉水老家。十年后的解缙会是怎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