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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2位，她们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这32位女红军中有30位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李贞、戚元德、陈琮英、蹇先任、蹇先佛、周雪林、马忆湘、陈罗英、石芝、杜玉珍、杜永新、陈琼英、曾纪林、张士美、胡自强、张金莲等20位。她们大多走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终点——宁夏隆德将台堡。其中李贞，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队伍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等7名女红军。她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由于她们不顾个人安危抢救护理伤员，被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称为“七仙女”。“七仙女”中的5位坚持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延川永坪镇，另两位壮烈牺牲在长征路上。
红四方面军中的女红军人数最多。突破嘉陵江踏上长征路之初，有2000多名女红军随军行动，包括张琴秋、林月琴、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王长德、李开芬、王新兰、张文、张明秀、苏风、陈真仁、何曼秋、秦仪华、杨磊、蒲文清、李玉兰等。红四方面军曾将红军女战士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参加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时，尚有1300多名女战士，整编成了妇女先锋团。令人惋惜的是，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途中在甘肃河西走廊全团覆没，大多数女战士血洒疆场、英勇牺牲。
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由长征女红军战士周东屏的女儿徐文惠主编、中国集邮总公司制作了《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纪念邮册。邮册中收入了80位女红军的个性化邮票并附每个人的简传。这80位女红军都参加了长征，并且胜利地跨越了万水千山，其中30位至今健在。
中央红军很多长征女战士都是中央领导的妻子，还有一些人在长征达到陕北后嫁给了高级干部。
这里面有：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泽东妻子贺子珍，周恩来妻子邓颖超，李德妻子肖月华，张闻天妻子刘英（遵义会议后结婚），杨尚昆妻子李伯钊（29年在莫斯科结婚），博古妻子刘群先（无锡工人领袖，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28年与博古结婚，长征开始前一个月刚刚流产，1939年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关进“疯人院”。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李富春妻子蔡畅，李维汉妻子金维映（即阿金，她以前是邓小平的妻子，此人38年去莫斯科，41年死于莫斯科疯人院德军轰炸），毛泽民夫人钱希钧，毕占云夫人刘彩香（长征途中结婚），邓发夫人陈慧清，王首道夫人王泉媛（在遵义结婚），贺诚夫人周越华，凯丰夫人廖似光，罗明夫人谢小梅。还有一些女红军是在长征结束后结婚的，包括刘少奇夫人谢飞，宋任穷夫人钟月林，曾山夫人邓六金（曾庆红的母亲），钟赤兵夫人危秀英，邓振询夫人李坚真。其中，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和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到四方面军妇女团当团长、政委，在西路军征程中吃尽苦头。
30个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中，最特殊的是曾玉。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到遵义。
中国共产党当时最显赫人物的妻子几乎都在这支30人的女性队伍中，但伟大与光荣却是她们自己创造的。
二方面军的传奇是蹇先任、蹇先佛姐妹，她们和哥哥弟弟全家四人参加了长征，弟弟死在雪山上。蹇先任是二军团长贺龙的妻子，妹妹蹇先佛是六军团长肖克的妻子。陈琮英则是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的妻子。陈琼英是任弼时同志夫人陈琮英女士的亲姐姐。任弼时先后与姐妹俩结婚。
红25军中，周少兰后来到陕北成为军团长徐海东的妻子，改名为周东屏,意为“徐海东的屏障”。周东屏和徐海东结婚那年18岁,她出生在安徽六安县一个贫苦的木匠家庭。
戴觉敏后来成为饶正锡中将的夫人，她是湖北红安人,是红四方面军早期领导人戴克敏的胞妹。戴克敏全家两代人中，有14人参加革命，其中有1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2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唯一幸存的是他的胞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戴觉敏。戴克敏全家是红安千万革命家庭的典型代表。徐海东全家族有66人献身革命，更为惊人。1932年7月，戴克敏被张国焘错误杀害于河南新集，因为戴在本地实力派中声望很高，所以张要杀人树威。徐向前任红一军一师师长时，他是政治委员。
四方面军有很多女红军到陕北后嫁给了一方面军的领导，包括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董必武夫人何莲芝等。当然更多更年轻的一方面军领导，找了三八式女干部结婚，比如邓小平夫人卓琳，左权夫人刘志兰，林彪夫人张梅等，其中很多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学生小姐，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大多分在干部休养连，这个连的连长是侯政，指导员是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他们手下有很多老干部和24个女红军。干部修养连医务室主任孙仪之和医生李治负责接生。在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和陈慧清都有好几个月的身孕了。途中，有5位女战士生了孩子：贺子珍和陈慧清是在二渡赤水前后，廖似光是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曾玉是在从湖南进入贵州刚过老山界时，刘群英是在康西阿坝地区。革命胜利后，几位大姐见了侯政，就问她们的孩子在哪个地方生的，要去找。可是上哪里去找呀，最终一个也没有找到。
据长征时担任干部休养连连长的侯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当时是休养连的医生李治负责接生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在一旁做助手，董必武和侯政在门外等候。“生下来的孩子是男是女我记不得了，后来邓颖超大姐告诉我，说贺子珍生的是一个女孩。陈慧清生的也是一个女孩，邓大姐给取了一个名字，叫‘双凤’”。陈慧清是邓发的夫人。贺子珍生下孩子，只看了孩子一眼，便被担架抬着上路了。
侯政回忆：“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我们放了30块大洋，还有两碗鸦片烟土。两碗有多大？就是平时吃饭的粗碗，上下一扣，扣了两碗。烟土、条子一起放在孩子包里。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干人报仇。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近几年，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认为，张二婆收养的小女，就是贺子珍所生。理由有：大量的回忆录都记载贺子珍生孩子是在2月18日前后，即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按这个时间来推算，贺子珍当时应该在四川境内。1935年2月15日至17日，红军中央纵队驻白沙镇，贺子珍随休养连应该在白沙一带宿营。傅连璋回忆中的“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这里的贵州可能有误。因为当时红军穿行于滇、黔、川三省之间，军情紧急，今天在四川，明天可能就在贵州了。重要的是“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由于口音不同，将“白沙”记成了“白山”，此外，白沙一带至今都住有苗族。在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行军途径的地方，除了“白沙”以外，没有地名叫“白山”。张二婆收养红军后代的事，早在解放前就流传于白沙一带，但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生的。因此，人们也不可能事先杜撰是贺子珍所生，而是根据不断发掘出来的党史资料推断的。
据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白沙河边长榜上，收养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
李治为贺子珍接生，为周恩来草地治疗肝炎（还有王彬和孙仪之，当时傅连璋随同朱老总到红军总部与四方面军行动），所以毛泽东很感谢李治，专门给他一个“免死金牌”。毛主席手书的“李治不能死”在文革中救了他的命。李治本是国军军医，在第二次反围剿被俘后加入红军的。他和贺子珍也是永新老乡。长征结束后，李治病倒，贺子珍去看望他，毛主席就专门写了那五个字，指示必须抢救李治。解放后李治曾任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
侯政1909年生于湖北大冶，2002年去世。长征中历任红八军团卫生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连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兼红二军团卫生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零师军医处处长、新四军五师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科长，旅大地区社会部部长兼公安总局副局长、武汉公安总局副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侯政先后任中央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司司长、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厅长、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1978年后，他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法纪厅厅长。1990年离休。侯政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红军中没有走完长征的两个女红军是彭儒、黄长娇。
彭儒参加28年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部队上井冈山。她革命前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出身开明士绅家庭，后来成为陈正人的妻子。1928年7月，红四军29团攻打郴州失败，彭儒的叔伯哥哥彭晒、姐姐彭堃、彭娟在战斗中被冲散，最后英勇牺牲。特别是彭娟等人，在郴州战斗中被俘，解回宜章，最后被土豪劣绅游街示众，凌辱而死。1928年秋，彭儒在贺子珍、康克清等大姐的帮助下，和当时任湘赣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结了婚。
中共中央决定长征。当时，中央将彭儒列入了参加长征的名单，而陈正人却留守苏区。夫妻俩面临生离死别，但彭儒没有多想，她将儿女私情抛在一边，坚决服从组织，毅然踏上了长征的道路。然而，队伍出发两天后，因为过河受了凉，彭儒开始打摆子、发高烧。当时，组织上见她病得不轻，就由董必武出面找她谈话，要她留下。这时，苏区正处在敌人的重重白色恐怖之下，回去就意味着面临更多困难和危险。但彭儒又一次服从了组织，答应留在苏区。于是，她被老表们用担架抬回宁都，找到中央分局，从此在中央苏区一带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斗。直到1935年苏区中央分局决定，要她随同丈夫陈正人突破封锁线去白区治病，才离开了苏区。1937年5至6月间，彭儒和丈夫在经历千辛万苦后，先后来到延安，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夫妻俩在延安又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1960年，彭儒成为全国首届“三八红旗手”之一。1985年9月，她从中央纪委专职委员的位子上离休。彭儒1913年生于湖南宜章。1937年返回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工作，后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整风，任党总支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彭儒曾北上吉林省，任延吉市委组织部长、中共吉林省委妇委常委等职。1949年后，随丈夫陈正人南下江西，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后又被组织调往北京，历任农业部监察室副主任，农垦部人教司副司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中直机关党委委员等职务。1979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两案办公室”副主任。
“毛主席说：这是我的名字，写好了，就能当红色的‘小知识份子’。写不好，就永远是睁眼瞎。”别小看黄长娇，虽然才23岁，却身居要职。不久前，她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真是毛泽东主席，一笔一划教她写字，鼓励她学文化，当个红色的“小知识分子”。普通人眼里，黄长娇，一个年少的靓妹子，当了大官哩！
1911年，她出生在赣县田村，一户雇农的茅棚里。家里没有一寸土地，父母靠为地主铲茶山，做长工糊口。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口，黄长娇从小就抱养出去，给一户姓林的人家做童养媳。16岁的黄长娇长得高高大大，觉得继续给地主白干划不来，就跟着父亲回家。黄长娇一咬牙，干起了挑夫。3年挑担，历尽坎坷，她吃尽苦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1928年，黄长娇加入了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省妇女部长蔡畅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培养干部。黄长娇奉调不久，进步很快，入了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蔡畅。
“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 人，都是资深的老革命，绝大部份文化很高，有许多还到国外留学。真正一字不识，也许仅黄长娇一个。毛泽东说：“你一个女同志经常下乡，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应该配一匹马，我来帮你说说。”过了不久，她与同事邓兴国结了婚。邓兴国是兴国人，也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员。那时结婚，没有什么度蜜月，第二天去下乡，没想到，管理处的人叫她去领马，毛泽东说话算数，果然拨了一匹马来给她。
中央检察委员会的主席项英，决定留下来领导苏区的对敌战争。他曾征求黄长娇的去留意见，她立即要求随主力红军走，那时，大家都想随主力转移。
因为黄长娇身体好，当过挑夫，善挑善走，正合适长征，上级决定让她随卫生部队行动，路上可挑可扛，帮医师帮护士都行，有什么干什么。出发头一天，她高兴地去检查身体，回来后，立即收拾好行装。第二天，分到各部门的同志陆续走光了，剩余她一人在地上画字，一边等人来通知，左等右等等不来人，正等得心急火燎时，有个同志小跑着赶来。
黄长娇将木棍一扔，背上背包，迎了上去：“快走吧，我等半天了，队伍是不是早都出发了？”
那人却说：“黄长娇，领导喊你不要去了。”
“做什么不要我去？”黄长娇十分惊奇。
“说是你怀了孕，已经3个月了。”
头上如同炸了个响雷，黄长娇顿时呆若木鸡。
沙洲坝四周静悄悄，没有一个人，所有的机关人员，几天前都撤光了。留下坚持地方斗争的中央分局，早已转移，不知去向。
许久，她才醒悟：丈夫随红军主力走了，不知道自己怀孕，更知道自己留下。
事情突然，上级领导，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跑光了。既没对自己的留下作个安排指示，也没有交待与地方组织如何联系。
枪炮声，雷阵般在远方响起，白军的队伍，正迅速向瑞金推进。
再不走，只能是坐以待毙。走，又往哪里走呢？！
前一段生命突然刹车，蒙胧中，她痛苦地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清醒后，心中似有不甘，却更感到无可奈何，徒劳无益。多少年来，她在心中拒绝平庸，现在却极为清醒、深切地意识到：平庸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平庸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生活，平庸的生命也是真正的生命。这生命进行着又消逝着，并不留下最后的痕迹。
她拎着背包，背包里没有一分钱，只有几双草鞋，是给红军打的，只好自己穿上，赶往邻近的部队驻地，希望能遇上还没离去的队伍。可是，瑞金变成了“真空”，所有部队，无影无踪。院子门口，倒是坐着两个女同志，一问，也是临时留下的。其中一人怀抱小孩，还带着个保姆。
怎么办？三人面面相觑。走，肯定要走。
去哪里？去找留下的红军。去哪里找？武夷山。
三个人都知道，武夷山脉有地方红军，但是，武夷山脉那么大，横跨两省，怎么找呢？商量的结果，是向瑞金与福建长汀的交界地寻找。
数日猛走，她们已经到达福建省长汀县境。战争的消息不少，不过，这边没听说什么红军，倒是听说：有一个还乡团大刀会，正张着网捕人。凡是没有路条、证明者，格杀勿论，当然，对付女人，大刀会还有更加残酷、卑鄙下流的办法。
三个女人听见，惊出一身虚汗，赶紧扭头，跌跌爬爬往回走。
数日后，回到了瑞金县武阳区江下村，她们听着远方的枪声直打颤。没有主见，没有核心的团体只会添乱。三个女人一合计：这么乱闯也不行，目标太大，还是分散行动吧。三人分手，各奔西东，永无再见。
黄长娇坐下来静思，往日的辉煌恍若隔世。离开了政权，自己什么也不是。家也不能回，回去干什么，自己什么也不会，还挑担子 ？担子也挑不成了，家里还积着一堆仇恨，地主富农会要自己的命。无路可走，还得找红军。听说，白竹寨那边还是红区，黄长娇晓居夜行往那边赶。四、五天后，来到白竹寨一看。嘿，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不但游击队在此，特委书记赖昌祚，以及瑞金县委会也在这里。
许多都是熟人，她向地方党汇报情况后，县委任命她担任白竹寨区委书记。不久，体内的扰乱频频，妊娠反映，精力不足，她的眼皮老是往下沉，容易耽误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县委又将她改任区委组织部长，率领一支游击队与敌人周旋。
区委书记邱许堂开始动摇，觉得长期下去一定会苦死。游击队中引发争论，黄长娇等人坚决反对下山，认为：此时盲目下山，就是对革命丧失信心，就是投降、叛变。
争论不休，各执一词。结果，游击队一分为二，大部分人随邱许堂下山。黄长娇带着另一部分人，立即转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不久，邱许堂等人果然投敌自首。
白军通过叛变者的供词，掌握了游击队的情况后，派出几支精锐部队，天天盯着游击队，前堵后打，把游击队搞得七零八散，黄长娇身边只剩下3个人。
“我们不能丢下你不管，”他们说：“要死，也死在一起。”
“为我一个人死，有什么价值呢！”黄长娇急得嚷嚷：“我代表党，命令你们快走！”那几人终于流着热泪撤离了。
枪声越响越近，隐隐传来白军的吆喝。黄长娇四面观察了一下地形，身旁有一条小溪，就顺势往小溪里一滚。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溪畔竟有一个岩洞，她缩身往岩洞里一挤，肚子一阵剧痛又昏了过去。
上山、下山、又上山。
有一个生命在呐喊，在催促，这就由不得黄长娇不前行，衰竭之中的黄长娇，会顿生一股力量。
为了开展深入持久的游击战争，刘国兴的游击队决定安排一些人到群众中去，进行党的地下工作，考虑到黄长娇重孕在身，党组织决定，把她安排在安治乡下新塘村。1935年5月，她平安地生下了一个男孩。
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难，经常被白军撵得像野兔一样，满山乱跑。
有一次，游击小队又被敌人追赶了一天，游击队员们没吃没喝，体质下降，眼看跑不脱了。为了掩护战友，黄长娇准备牺牲自己，提出带小孩走另外一条路引开白军。战友们死活不答应，她走哪条路，队员们也走哪条路。敌人的咋呼声时时传来，游击队有全军复灭的危险。又来到一条叉路口，黄长娇走在前面，告诉儿子来玩捉迷藏，要他向一条小路跑去。儿子信以为真，果然用力跑了过去，游击队则走向另一条山径。
矍矍矍－－儿子吹响了唯一的玩具，那个子弹壳，发出尖啸的哨音。
不由自主，黄长娇的心揪起来，泪水爬满面颊。
矍矍矍的哨音变得急促，突然，传来儿子的喊叫：“妈妈，我在这里--”
“妈妈，我在这里--”儿子的呼喊，夹杂在枪声中渐渐变得焦急，充满绝望，揪人心魄地在山谷里回响……
一钩残月，遍野寒霜，脱险的游击队员入睡了。黄长娇在月色中，磕磕撞撞原路返回，在路边一条小溪畔，她寻找到儿子的尸体。
皎皎月光下，小小尸体洗得特别白洁，可爱的儿子凝固着一脸惊愕，手中仍紧紧握着那只弹壳。
“西安事变”后，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瑞金游击队开始下山，与国民党当局谈判。1937年底，汀瑞游击支队在瑞金石水湾点验，改番号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后奉命开往福建省龙岩的白土，正式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3团2营。
黄长娇等不适宜随军者，又一次留在瑞金，坚持地下党的工作。实际上，她的身份早已公开，无法隐蔽，游击队开拔不久，她在武阳区再次被捕入狱。
后来她被当地联保主任卖钱，多次倒卖给穷人做老婆，生了很多子女，真是倒霉透顶。从此，黄长娇隐姓埋名，在大山深处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期间，别说学文化，即是先前识得的字也全部忘光了。
解放的讯息隔了近一年才透进去。地方政府一直在寻找黄长娇，因其改名为王水秀，找了一年多，把她从深山里找到。党组织认为，黄长娇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也有人认为：她嫁给穷人是可以，但一次次按敌人的安排去嫁，也是一种妥协。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
革命成功，唤醒了她对“红色小知”的久远梦幻。黄长娇多次要求去学习。1951年，她被派往北京，在中央党校学习二年。学习毕业，分配工作。本可留在北京，但想到一字不识的农民丈夫，3个孩子，又志愿回到瑞金。
毕业于中央党校，可算是一位“红色小知识份子”。从北京，她不仅带回来一张毕业证书，还带回来一点点属于女人的东西--半支口红，半瓶香水。爱美，这是女性本能，这本能（口红、香水）却给她带来祸事。
她担任了瑞金县副县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那一阵，苏联老大哥热爱跳舞的毛病，一阵风似的传染到中国。赣州有外援项目，县里也接待外宾，就传染了热爱跳舞的毛病。当时，中国很穷，在内地，跳舞算奢侈的活动。可是，国际形象十分重要，上级要求，不但要把舞跳好，还要尽量注意仪表。黄长娇身材高挑，正好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配对跳舞。她就涂了口红，搽了香水。舞场上飘浮着一缕缕香味，许多人经过她身边，都情不自禁作深呼吸。
她40来岁，当了副县长，仍把长她20多岁，年近70的农民丈夫陈殆兴，从大山里接出来，扛着锄头尿勺种点小菜。陈殆兴是个地道的农民，长年劳作，背已有点弯曲，沟沟坎坎的皱纹，布满黝黑的老脸。二人坐、行在一起，常被人错认为父女俩，闹出不少笑话、传说。对此，她毫不在乎并且暗暗高兴，认为：革命者，就是能够委屈自己。人生在世，吃苦头不是坏事，吃亏或许是好事。
“文革”期间，她被打倒，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搜查时看见口红、香水，认为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定她为即小资产阶级，也有人看在她没有抛弃农民丈夫，没有以权谋私的事实上，认为其没有忘本，没有腐化堕落，仍属于“红色小资”。
随着运动深入，刷颜色与命名的游戏，不断变化翻新，她由红色又转为白色，白色转为黑色，被命名为：瑞金县的三把大“黑伞”之一。成了县里招降纳叛的代表人物。每次游街示众，“叛徒”、“特务”、“走资派”长长的队伍，最前头往往就是三把大黑伞。
所谓的三把“黑伞”，是指县长与二个副县长，其实，这三个县长，却是一家人。
县长名叫刘辉山，也即是原地下党的区委书记，有名的“红色保长”。另一名丁副县长，也是老干部，现在二人均为黄长娇的儿女亲家。
三把大黑伞，统统关在牛棚里，既然冠以“黑帮”的头子，挨打、挨批斗也最多，伤情也最重。
一度时间，不知怎么，县里大开杀戒，突然就叫“地富反坏右”份子紧急集合，押送到绵江河畔，执行处决。一时刀光闪闪，人头落地，哭声震天，血流成河。消息传到中央，十万火急指示：刀下留人，却也杀了不少。若不及时制止，灭杀完了“地富反坏右”份子，即轮到灭杀“叛徒”、“特务”、“走资派”。
“”一阵一阵，来去不定。
“叛徒”、“特务”、“走资派”们，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虽未急杀，缓“杀”却在日日进行。一面狠打成伤，一面不准服药。不知从哪里，三把大“黑伞”，找到个治伤的偏药方：吃尿。
一时间，流行吃尿。
初时，是吃童子尿。但有些伤痛吃童子尿不管用，就吃尿垢。当时，许多房子背后，楼梯下面搁置一口大缸，作为“小便处”。三把大“黑伞”，便悄悄地去倒尿垢吃。所谓尿垢，即将一缸尿水倒去，沉底的那点浓渣就是尿垢，当地人又叫“尿膏”。三个人，不知“偷”吃了多少尿垢。伤势有轻重，吃尿有多少，吃尿、吃尿膏最多的是刘辉山。
熬过“文革”最艰苦的日月，“红色小资”黄长娇离休在家，守着老街几间小屋，随儿子生活，默默度日。
1993年清明节前。黄长娇因心脏病住院，治疗数月，病情好转，出院。
那天，在家歇息，忽见电视屏幕，出现中央一首长追悼会。追忆逝水年华，此公丰华正茂，亦是当年熟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苏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原是一块办公、开会的…别来沧海事，思罢暮天钟。
夕阳斜辉，晚风拂面，追忆悼念中，她乘一缕轻风悄悄地滑向了永远，终年84岁。
从江西走到遵义的红一方面军中的女红军共有30名，她们光荣的名字：
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
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后与邓振询结婚)；
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博古夫人)；
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
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李维汉夫人)；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毛泽民夫人)；
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伯钊(杨尚昆夫人)；
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后与曾山结婚)；
兴国县妇女主任危秀英(后与钟赤兵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邓发夫人)；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在遵义与王首道结婚)；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贺诚夫人)；
红军大学教官丘一涵；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凯丰夫人)；
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李德夫人)；
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夫人)；
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后与宋任穷结婚)；
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危拱之；
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到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