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Posted on 2006-10-16 in by cctvcctv5
信函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包括公、私信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的“信”一是指信件之简称，二是指音讯、消息。照字面来看，“信”，即人、言也。不论是托人捎带的口信，还是通过邮差邮递的书信等都具有这两种含义。用语言文字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和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信函交往，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有运用语言文字述说情况和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能力；二是具备相应的书写工具和材料；三是有第三方进行传递。书信有别于口信，它是在文字产生之后出现的。口信历史更早，难以考证。书信传播一般具有私秘性，是两者之间非公开的信息传播，但是也有特例，如公开信；现代邮政业务为了适应民间通信传播的需要，也开发了商业信函、广告信函等，如某厂商推销某一商品可以通过邮局发出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批量的征订信函。
一 书信的演变
书信的前身是实物信，可以看作是人类最早的有形信件。作为中介的信使“口说无凭”，为了更好地取信于对方，同时也为了避免遗忘和差错，便在口信的基础上逐步创造了“实物信”，即用各种各样的实物作为交流信息的工具。这种实物具有公认的性质，人们接触到实物，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与这种实物相联系的意思，接受到不为别人知道的信息。比如，现在还有人在书信中夹寄几粒红豆，以表达相思之情。
在人类正式创造文字以前，在一些民族通信史上出现过“贝壳信”、“结绳信”。当然这种实物信，有的已经成为普遍公认的信物，有的成为双方约定的信物。所谓“结绳信”，就是在绳子上结上大小不一的各种疙瘩，并涂上不同的颜色，用来表示各种不同的事情，我国古书上很早就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又说：“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绳信就是用此来传播信息、交流思想的。文字出现以后，还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书信，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明纸。在纸张这样的信息载体出现以前，人们的“文字信”又是用什么来书写的呢？古时候人们把信写在一种又轻又薄的丝绸——绢帛上，这种信叫“尺素书”。“尺素书”是把写好的信笺（素）夹在两块刻成鲤鱼状的木块之间封装起来，故又称作“鱼书”。但由于绢帛价格昂贵，只有有钱人家用得起，因此，那时人们使用得最多的信件，是写在价格比较便宜、又容易制作的木简、竹简上。这已有大量考古实物为证。
远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竹子和木板作为书写的工具。首先用刀子把竹子或木头刮削成一条条狭长而又平滑的小薄片，用毛笔蘸了墨在上面写字。竹片叫竹简，木头片叫木简，又称牍。用来写信的木简通常三寸宽、一尺长，所以人们就把书信称为“尺牍”。尺牍一般由两块木简组成，写信的时候，先在底下这块木简上写上要说的话，写完了在上面再加盖一简，并写上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姓名。然后用绳子从中间将两简捆扎结实，这个绳子就叫做“缄”。为了防止别人路上拆看，在打结的地方，还要加上一块青泥，再盖玺印，这盖有玺印的泥叫封泥。然后就可以派信使把信送出了。这种信封形式一直到唐代还在仿制。
一般书信均简短，以便于邮传。信长，用的竹简就多，邮传负荷就重。据历史记载，西汉文学家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史记·东方朔传》）在交通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书写材料对邮递影响较大。所以，传播内容越来越多的需求，是人们创造更轻便的书写材料的重要原因。
由于西汉时纸已经发明，到东汉中后期，民间已逐渐把纸当作信件的书写材料了。史料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比如，《艺文类聚》留下了一篇东汉著名文人马融给窦伯向的书信，信中提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无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如武威太守张奂《与阴氏书》写道：“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全后汉文·卷六十四》）。还有《北堂书钞》引延笃给张奂书，也说到“惠书四纸，读之反覆，喜不可言”。《东观汉记》的作者刘珍、延笃等人，都是蔡伦同时代的人，但他们的著作、书信中居然未提到蔡伦。如果蔡伦此时发明了纸，他们是不会毫不在意的。当时由于交通阻隔传递书信的不便，所以读之反覆，喜不可言。可以看出，这时候纸已作为书信材料逐渐普及，收信人习以为常了。晋代仍然具有汉朝时尺牍的遗制。但纸张作为信息实物，使得邮驿运输更简便省力，所以，纸张最终淘汰了尺牍。
后来社会上的书信交往越来越多，形成了书仪。书仪，从一般的意义理解，是书信的程式与范本。它的最早制定，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其时由于书札和所谓“尺牍”之学受到重视，撰写及掌握书仪，被视为世族应当具备的“仪表”之一，而书仪本身也就渗入了世家大族引为规戒的礼仪及各种实用杂仪（吴丽娱《敦煌书仪中的唐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01月23日）。如下级官员要给长官写状，这种状的用途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公事相关的杂奏陈请（也包括荐举），或云奏事状，另一种便是礼仪性的贺、谢状或私人请问往来的笺状。如李商隐有《为濮阳公官后上中书门下状》、《为中丞荥阳公桂州上后上中书门下状》、《为弘农公上虢州后上中书状》、《为弘农公上虢州后上三相公状》、《为怀州刺史上后上门下状》。前一为加官，后四者均为上任谢。这类谢状大多数报告到任上讫，再向宰相致谢，表励精图治、誓将报答之心。如《为怀州刺史上后上门下状》：
右，某伏奉月日制书，授持节怀州诸军事，守怀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者。以今月日到任上讫。某特以门资，早登朝选，尝奉出疆之任，曾3非泛驾之材。直以扬大国之棱（棱？）威，奉良相之成算，幸无挫屈，兼免滞流。业官未多，无罪为幸。岂意相公上引睿旨，下念勋家，既假宠于中司，又颁条于名部……当此之时，受任尤重，岂伊庸懦，可以指令。惟当非忧人之不思，非利物之不念，罄忠武在行之众，奉盟津揽辔之威，冀无后艰，以答殊奖。伏惟俯赐恩察，谨录状上。（《全唐文》卷七百七十四）
贺状常常用于官员之间特别是下属贺长官，名目众多，如贺任职升迁、贺节、贺（问）起居、贺雨雪，贺破贼、贺赦甚至贺祥瑞。这些内容，与给皇帝的贺表贺状并立，在地方是以僚属贺节度使为中心，也包括藩镇彼此间的往还。这类官员之间的礼仪性书状并不完全是公务，而是既有个人私交的成分，又有许多足以影响官场生活和官员升迁的内容，种种官场需要造成了公私不分的官牍套用。
唐代有一种特殊的信函，叫作“别纸”。赵和平通过对《新集杂别纸》的考释，指出“别纸是一种有别于正式公文，如表、状、牒、启等正式公文程式的公私信函的泛称”（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53－255）出现在官牍文范或表状笺启书仪中的别纸，甚至成为某种官文的别称。如崔致远《上座主尚书别纸》、《贺除礼部尚书别纸》、《济源别纸》（见《全唐文》附《唐文拾遗》卷四三）等多首。可以肯定，以上别纸基本上都具有官牍性质，或者是官场应酬之作。这种书仪无论是作为公文还是私人信函，都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
邮驿通信中的官方文书，多为国家大事；民间书信则为私人小事，但人们对书信仍很重视。如明清两代是古代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许多文人学士的文集中都收有家书。到了近代，近代邮政的建立，书信开始普及，成为人们交流、民间通信往来的重要手段，能否写信、如何写好信，对于当时的生活和工作至关重要。书信的演变，是与信息载体的进步相适应的，与传播媒介的演变是一脉相承的。
二 古代家书的实例
1975年冬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批秦简，其中有距今2200多年前秦代士卒所遗留下的两封木牍家书。从内容来看，是秦始皇统一战争时期两个秦国军人黑夫和惊，向家中的同胞兄弟衷所写的两封家信。两封家书的开头都向兄弟衷问好，并请他代向母亲请安。信的中心内容是向家中要钱和衣服。信中提到了当时的战况，谈到黑夫参加淮阳的战斗，“伤未可知”。信的反面还有几句附语，皆是向家中各亲友问好之意。
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衷、母毋恙也？黑夫、惊毋恙也，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矣。黑夫寄益就书曰，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今书节（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书到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闻王得苟得？（11号木牍正面）
惊敢大心问衷，母得毋恙也？家室外内同……以衷，母力毋恙也？与从军，与黑夫居，皆毋恙也。钱衣，母幸遣钱五六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惊多问新负（妇），妴皆得毋恙也？新负勉力视瞻两老。（6号木牍正面）
从这两封家信，我们可以看到秦代书信的写作体例和格式，和今天通行的书信有较大区别。首先，写信的时间不写在信的末尾而写于信开头。如第一封木简书信，正面一开头文字便是：“二月辛巳”，而现在日期都是写在信的最末。其次，开头也不写收信人的称呼，而是写信人向收信人的问安：“黑夫、惊敢拜问衷、母毋恙也！”近代以来的书信格式把问安放在信末。此外，通过这封信还可以了解当时书信的常用词汇，如“毋恙也”、“敢拜问”、“敢问”等。书信是从河南淮阳发出的，在湖北云梦出土，说明书信已从淮阳传递到云梦。专家们考证，黑夫和惊不可能把信交由秦朝的邮驿递送。因为战国末期和秦朝，官邮只传递官方函件，不许私带私人书信。当时除战国四公子等大贵族之外，谁也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私邮。这两个身份地位不高的一般士卒，就根本不可能利用私邮了。那么，这两封家书很可能是由军队中服役期满的老乡回家时捎带到家中的。
从周朝开始到秦朝时期，全国已建立了庞大而完备的邮驿系统，驿站邮亭连接四面八方，驿马驿车飞驰往来，但是，这种通信网络只为官府传递公文和军情等信息，私人通信等民间的信息传播只能另想办法。于是，托人捎信便成为古代民间最为可行的通信方式。这种不正规的私书捎带通信方式一直继续了若干年，一直到宋朝，政府才有了“允许私书附递”的规定。但是，即便在后来各地出现了一些民间通信机构——民邮组织，托人捎带信件仍然较为平常。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间信息传播受到钳制，民间通信很不发达，还受到书写工具和材料的限制，以及人们文化水平的限制。个别的大官僚、大家族开办过只供自己使用的邮驿机构。普通百姓的邮件，仍只靠过往商旅捎带，或靠熟人中有赴远方办事的人转送。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有的人不会写字、识字，写信就得请人代笔或代读。古时候，书写工具和纸张也不是普通物品，普通百姓不一定都能拥有。所以，口信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民间的主要通信联络方式。
汉朝也没有私邮制度，但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通过官邮系统来“搭便”进行。有时通过向上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假公济私利用官邮为自己服务。例如，在出土的汉简里，考古学家整理出不少当时的私人往来书信。在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两封书信特别耐人寻味。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84：合10.16A
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甚苦。塞上暑时，愿幼孙少妇足衣强食，慎塞上，宣幸得幼孙力过行边，毋它急。幼都以闰月七日，与长史君俱之居延，言丈人毋它急，发卒不审得见幼孙不，它不足数来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185: 合10.16B
记，宣以十一日对候官未决，谨因使奉书，伏地再拜，幼孙少妇足下。朱幼季书，愿高掾幸为到临渠燧长，对幼孙治所□书，即日起，候官行兵，使者幸未到，愿豫自辩，毋为诸部殿
这可能是一封名为宣的边城某候所官，写给家中名叫幼孙的妻子的信，内容是要妻子转向妻兄和岳父请安，并告诉妻子寒暑时节“强衣足食”，注意身体。信中还提及宣之前曾通过邮亭另写信给妻弟幼孝一事。由此可见，两汉时民间通讯仍极为困难，由于身为边塞小吏，才有可能趁便捎带书信到家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私人书信的书写格式基本仍同于秦朝，开头为：“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
现在人们说起书信往来，常常会提到“鸿雁传书”。追根溯源，有据可查的文字记载是《史记》：汉武帝时，使臣苏武被匈奴拘留，关押在北海苦寒地带牧羊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谎称苏武已死。汉朝使者机智多谋，对单于说：汉皇在上林苑射下一只大雁，这只雁足上系着苏武的书信，证明他确实还活着，单于没办法，只好将苏武放回了汉朝。从此，“鸿雁传书”的故事便流传开来，成为千古佳话。而鸿雁，也就成了邮政——绿衣天使的美称。这也说明，那个时代利用飞鸟传递书信，毫不奇怪。所以，匈奴无法反驳。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说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意思是说，远方来客送给蔡邕一对鲤鱼，命儿辈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他多加餐饭，同时还表达了长久思念之苦。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
这些典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信息传播的强烈愿望和民间通信何其困难。关山阻隔，路途遥遥，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专门的通信渠道和手段，所以，他们只好想出让飞禽走兽等动物来给他们传递家书的办法。
三 书信的价值
书信传递信息，当然具有信息价值。书信也有其他方面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1．艺术价值
书信发展到今天，它在民众间的使用越来越少。但是，书信及其文化的审美价值在人们的心中又是永恒的。书信从形式上看，具有书法的艺术性；从内容上看，也可成为优美的文学作品。
东汉以后，文字的书写逐渐从传言达意的应用，上升为对书写艺术性的有意识欣赏，由是，使书法艺术从自发走向了自觉。名人和书家的尺牍也受到人们的青睐而加以搜集、珍藏，例如东汉书法家陈遵，《后汉书》里记载：“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 魏晋南北朝，由于收信人常常把书信作为书法作品收藏起来，因而写信人在援笔临纸之际，自然也力求把字写得好一些，借此表现自己的书写水平。因此，尺牍作为一种书法作品的形式被流传至今。历代尺牍作品都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使后人了解到古代书法在使用过程中最普遍、最真实的面貌。另一方面，尺牍书法往往最能反映一个书家的真正水准，书写者在心情不受任何约束和干扰的情况下，能自由和熟练地将自己掌握的技巧发挥出来。尺牍是私人间的通信，书写起来不像正式写碑碣、奏疏、墓志那样严肃拘谨，也不同于创作高轴长卷书法作品般刻意求工，它力求书写便捷，多采用流行的行书、草书书体，随意所至，自由畅达，内心的感情自然地流淌笔下，更能表现出书写者的书法修养和率真。因而，历代收藏者之喜爱收藏尺牍，首先注重的是其书法价值。书法史上著名的王羲之“孔侍帖”、“丧乱帖”、“姨母帖”，索靖的“月仪帖”，陆机的“平复帖”，王献之的“鸭头丸”，王珣的“伯远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怀素的“苦笋帖”、“食鱼帖”等都是尺牍书法。传世至今最古的一件名人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即是一通书札。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及晋唐诸多书迹，大部分都是尺牍手迹，其书法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为历代所珍视。
书信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古代把信称之为书，书也是古代的“杂文”，是区别韵文的一种文体。中国古代散文中的许多名篇都是书信体，官员们奏疏的“公牍”就是用书信的形式书写的。如战国时荀卿的《与春申君书》、李斯的《谏逐客书》、《乐毅报燕王书》，他们所陈述的虽属政治事务，但语言精炼，表达深刻，个人色彩也都在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信中不仅述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回顾了自己与元稹的深厚友情，还谈论了当时的诗歌创作。文学批评专家认为，这封信比一般的诗话、文论更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文艺思潮，是一篇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
在中国古代的书信中，经典之作不胜枚举。如《李陵答苏武书》，是汉武帝时被迫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给不屈的苏武的一封回信。“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信中还表达了“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又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也是佳作，司马迁在信中表达了著述《史记》的决心。书信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有名的格言。
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书信更是举不胜举的。如毛泽东关于文艺、诗歌、戏剧的许多宝贵意见，也都是通过书信来传达出来的。一些作家的情书、家书都成了文学的经典。如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徐志摩写给陆小曼、写给林徽因的信，不仅是研究这些文学巨匠的宝贵资料，它本身就是一篇篇精美的文学作品。翻译家傅雷在儿子傅聪留学海外的过程中，先后写了近百封家书给他。《傅雷家书》不仅是研究翻译家傅雷、音乐家傅聪的宝贵资料，也是一本优美的文学作品。
源于书信的书信体小说，是现代文学体裁的一大类别。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自从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发表以后，书信体小说在欧洲颇为流行。在非书信体小说中，直接引用书信的情况更是多如牛毛。著名小说研究专家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小说在近代的迅速兴起有赖于以下三个主要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一是整个社会的识字人口的普遍增加，出现了一个有较高读写能力的社会阶层，其中主要是中产阶级妇女；二是家庭私室的出现，为那些闲暇的中产阶级妇女提供了阅读和写作的物质保证；三是邮递能力迅速增强，为信件的投递和写信人之间的互相联系提供了便利的服务。此外，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体性的建设也在这个时期迅速成长起来，这为书信体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写作内容。（张鹤《虚构的真迹：书信体小说叙事特征简论》（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18世纪是书信体小说蓬勃发展时期，这与当时以私人书信进行交往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
就书信的接受和阅读来看，书信有极强的心理辐射力，从而引发人物复杂心理活动和读者特殊的心理感受。书信的接受和阅读包括文本中的读信人（叙述中的接受者）和小说的读者。毫无疑问，书信的文字能极细致地刻画人物心理，反映写信人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而书信又如一个极强的心理引力场，通过阅读它会引发另一个心理引力场，即读信人的相应的一系列心理反应，而这两个心理场又相互辉映，形成书信体小说和其他小说形式所没有的丰富、复杂而真实的心理活动描写，相应地它又会给读者以特殊的审美感受。在小说中，书信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了多样的叙事角度和语言方式，使小说呈现多维立体的世界。书信打破了单一视角局限，使整个事件立体凸现，语言也更有特色。这与书信的极度私人性质有关。
2．历史价值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书信虽然不是新闻，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书信与新闻传播有一定的关系。人际之间的书信交往，常常相互谈及两地之间的新闻，或评论共同感兴趣的时政。在古时候新闻传播不发达的年代，通过书信往来传播新闻，是很自然的事情。
现代化的通信手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快，但信息传播最重要的是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比如给干部下发任命书、双方签订一个经济合同，正规的做法还是发信函。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发短信都缺乏合法性，是不适合的。国家与国家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更是时常发贺信、国书、公函等，沟通交流。这就说明，在信息传播中，书信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真实性，因而不可替代。在大多数国家，书信还是法律公证的材料。由于书信传播的信息真实性高，书信常常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因为书信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所以伟人、名人再隐秘的事情也可能通过书信被“解秘”。许多由于各种原因被遮蔽的历史，通过对有关当事人的书信解读，也能弄清真相。所以，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绝对不能忽视有关的书信。这也是我们现在出版某人“书信集”的一个重要原因。
书信来自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件书信总是会折射出时代的印记。特别是较为久远的缺乏文字记录的历史时期，历史研究对于这期间的书信（民间的、官方的书信往来）极为重视。从上述秦简中的书信来看，黑夫在信中说，淮阳发生了叛乱，他们正在攻打淮阳。参照当时的一些历史文献，专家发现，淮阳之战就发生在秦灭楚期间，黑夫和惊正是统一战争期间秦军攻打楚国的部队中两名普通的士兵。公元前223年，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其中楚国是秦国最为强硬的对手。史记记载，为了消灭实力雄厚的楚国，大将军王翦带走了秦国六十万军队。黑夫和惊参加了王翦伐楚的部队。他们在信中写了一些当时的生活琐事。兄弟两个写信向家中要钱和衣服，其中惊显得十分着急，他告诉母亲如果不快点寄钱的话，他的命很可能都保不住。钱不够用了，他借了别人的钱，希望母亲给他送钱。黑夫希望母亲把夏天穿的衣服寄来，越快越好。如果家乡那边的布昂贵的话，就寄钱，他自己买布做夏衣。可能出去的时候以为时间不长，穿的还是比较厚的衣服，也可能由于打仗衣服已经破烂不堪，希望母亲给他送衣服。这两封看似普通的家信，透露了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和国防信息。从黑夫和惊向家中要钱和衣服来看，秦国士兵很可能没有军饷，日常花销和衣服都要家中负担，士兵的口粮是否也是家庭供应呢？秦国的国防与兵役制度是如何情形？……
有人认为，书信也可以说是历史，而且可能是更准确的历史。因为它是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不是写文章发表，几乎都是实事求是，没有春秋笔法。例如，毛泽东书信集，既可以作为研究毛泽东个人的资料，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资料。如《五柳堂藏明代书札》（北京文雅堂影印出版）极具文献资料、书法艺术、文物收藏价值。这批明人书札，民国间曾归陶贞白五柳堂收藏，后由陶氏携至台湾。由于尺牍是私人间的通信，它无需掩饰和遮盖，书写的内容能真实地表达出书写者的思想和感情，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个人阅历等各个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文献价值。
3．情感价值
写信不单单是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书信也一直是人们情感表达、加强联系等体现特殊关系的媒介。无论是私人亲情，还是公共关系，信函均是较好的表达方式。鸿雁传情，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在秦代那样的条件下，普通民众都会想到依靠书信传情达意。如前面述及的秦代书简涉及从淮阳前线到后方的家里，距离大概三百公里。2000多年前，两封战地家信很幸运地到达了目的地。惊在信中提到了很多人，他最挂念的是新婚的妻子。黑夫在信中问候姐姐和其他一些人，但惦记最多的人还是自己的母亲，一再嘱咐哥哥衷要照顾好母亲。两个兄弟在外打仗，哥哥衷在家里奉养母亲。书信中的寥寥数语充满天伦之情。可以想象，母亲和哥哥收到黑夫和惊的来信时该是多么高兴。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的诗句代表了人们的共同心声，书信寄托着深深的感情。“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这首佚名古诗描绘了有个客人从远方来，带来了一封信，信一开头就说到“长相思”，下边则说“久离别”。“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杜甫）这说明即使是繁盛的唐朝，民间通信也如此之不易。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一封家书，无疑是很大的喜事。由于普普通通的书信意义何其重大，所以，现代邮政对每一封书信都认真对待，对疑难信件也要想方设法打听投递到当事人手中。
一般来说，书信的接受者对书信的解读往往是从形式开始的。特别是写信人或涉及的事情性质不同时，他们就很注意诸如送信方式、信封、信纸、字迹乃至书信的长短等。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行为。但这些往往能很细致的反映写信人与读信人的心理、感情等一系列特征。当然，书信可长可短，但是篇幅太长了，信件超重会增加邮资，书信还是本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
如果说古时候通信困难，鸿雁传情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么，近代邮政的建立和发展，使邮政通信成为一种普遍的交往联络方式。近代以来，交通事业的发达、现代邮政突飞猛进，邮政通信成为人们常用的传播信息和交往联络方式。 现代社会中受教育的人普遍增加，也促进了人们的书信往来。作为人们交往、沟通的一种方式，书信一直被广泛使用。如今，随着电话、电脑等现代通讯手段的发展普及，与过去相比，人们已较少写信了，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息，只是方便了自己，但是情感渐渐少了。作为一种文化内容和人们沟通的一种形式，书信在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特殊作用和功能。电子化信函的真实性问题、电子化信函承载表达情感的能力，都是无法与传统书信所比拟的。再说，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保证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畅通。当然，信息传播工具的发达，致使书信主要的功能已不是传递信息了，而更多是传情达意、表示礼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