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些问题，说穿了并不难理解，但其中涉及到的内容却比较复杂，并且提出这些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已经对天主教、基督教两者的区别产生了误解。而这又涉及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简单作一阐述：
一、基督教的涵义：
实际上，这三者同属一个宗教的不同分支，这个宗教的名字就叫“基督教”。基督教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教派（另外还有马龙派、景教、摩门教等一些小的分支），其中在中国新教就被称为“基督教”。因此，这里的“基督教”就有了广义（所有教派）和狭义（专指新教）的区别。在这里，以下所称“基督教”特指广义上的概念。
天主教上海徐家汇“圣母为天主之母堂”，亦为上海天主教会所在地
基督新教上海人民广场的沐恩堂，亦为上海基督教会所在地
上海东正教圣母大堂，现土耳其餐厅（东正教现在中国大陆无专门教会）
大秦寺，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西安的遗址。传教士阿罗本因当时的女皇武则天好佛而将景教从教义到形式都予以佛教化，故大秦寺有明显的佛寺痕迹，也可以说这第一个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是与佛教相融合的，因而至今一些保守派基督徒仍视景教为“异端”。
二、犹太教和基督教：
之所以要先提犹太教，是因为此乃基督教在公元前（即耶稣诞生前）的发端。许多人都知道基督教的《圣经》有《旧约》和《新约》上下两册，而犹太教则只信上册的《旧约》，也就是在耶稣诞生前的事。包括上帝创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挪亚方舟大洪水、亚伯拉罕献祭以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等等故事。由于旧约圣经中上帝（即耶和华，但犹太教称为“亚威”）从万民中挑选了犹太人，因此在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心中（并非所有犹太人都信教，比如爱因斯坦便是个泛神论的支持者），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耶和华神只是属于他们民族的，而不是普世的。这也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们互相敌视的源头之一。
犹太教标志“大卫王之星”，亦是以色列国旗
《旧约》中上帝对待人类是相当苛刻的，因为人类（在犹太教看来仅指犹太人）几次违背上帝的诫命，因此神往往降下许多可怕的惩罚，最有名的就是“史前大洪水”（这个故事在全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不同形式表达的记载，包括中国的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相争导致大洪水也是在讲同一事件，显然很可能确有其事）。因此，《旧约全书》也被称为“律法书”。也就是以律法诫命来约束人的行为，一旦违背了，就要受到严厉惩罚。
然而，人类毕竟是软弱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强调了原始欲望“力比多”的强大，所以对上帝订下相当苛刻的律法总是难以遵守，真要完全照着律法行事恐怕得让人类全部毁灭了才罢。所以，在《旧约》中也有记载上帝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也就是预言“弥赛亚”降世。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原意中，“弥赛亚”译为“受膏者”，意即被神任命派下来拯救世人的，在基督教看来这也就是对后来耶稣降生并开启新约时代的印证。
耶稣.基督，出生于古犹太拿撒勒的一个木匠家中，按照当时社会等级属于“奴隶”，但后来行神迹、传福音的经历却告诉所有人他的不平凡，到最后他提出自己就是《旧约》中的“弥赛亚”降世，并且以人子（即上帝的独生子）身份来救赎世人。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以他一己之力去完成《旧约》中的全部律法，代替全人类因违背《旧约》而受到的惩罚，这也正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为什么基督徒们相信远在两千多年的耶稣是拯救自己的最大恩典的源头。
但是，从耶稣开始至今，犹太教就从不相信他便是“弥赛亚”，坚持认定他是一个招摇过市的骗子。而且耶稣以恩典示人，往往以宽容对待违反律法者。在犹太教看来，这就是与他们在唱反调。因此，犹太教中的法利赛人（祭司）便策划了怎么样谋害耶稣，最终引发了犹大出卖、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之后的三日复活升天等经历。从此，《新约》时代开启。
《新约全书》便是以记述耶稣生平并讲述信主得救赎的恩典为主的，因此相对于《旧约》也被为“恩典书”。简单地说，只要信仰耶稣的救恩，你的罪就可以由耶稣被钉十字架来承担，而不像《旧约》中非要自己来承担违反律法的结果，同时这正是“因信称义”的出处。当然，对“信”的理解，基督教各派有不同的认识，但总体上这也造就了和犹太教的分水岭。
在犹太教徒看来，他们的“弥赛亚”至今还没有降世，所以他们仍然坚守《旧约》的律法条文。在犹太教的生活中也有许多禁忌，比如男孩子出生就要受割礼（割包皮）、不可食猪肉、不可饮酒、不可奸淫、坚守安息日不做工（星期六），这些律法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更熟悉的是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个问题可接下来再讨论。如果和真正的犹太教徒打过交道，会发现他们其实相当虔诚。但是，法利赛祭司却是耶稣在世时唯一痛斥的，因为耶稣看到他们表面上道貌黯然背后的不堪，带着自命不凡和不可一视对待着平信徒，认为自己是高贵的而别人都是低贱的罪人。因此，耶稣再三强调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意即不要让犹太教祭司们的坏习惯传染过来。很遗憾的是，从后来基督教的发展历史来看，显然后世子孙们并没有能守住这一点。
正因为这些不同，也使得犹太人背上了“钉死耶稣”的骂名，这就是为什么源出于犹太民族的基督教却发展到后来有很强烈“排犹”色彩的原因，至今仍无休止。古往今来，犹太人为此付出了承重的代价，有意思的是圣经上早已预言了他们的磨难。
现代的犹太教大祭司（拉比），手上所持的即为半本圣经《旧约全书》，内容与基督教的旧约基本一致，但顺序上有不同。
三、基督教在犹太人以外的发展和第一次大分裂：
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基督教在犹太地区的发展遭遇了空前障碍。但一个原本并非耶稣嫡传弟子的使徒做出了创举——将基督信仰传到了西方，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天主教称保禄）。保罗原本甚至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后代，但《新约》记载耶稣在天上遴选他为自己向外邦人传福音，由此开创了基督教变成普适信仰而不像犹太教仅局限于单一民族的新纪元。从这个时候，“外邦人”的概念从旧约时代只是区别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转向了不信基督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许多国人称为“洋教”的基督教对西方人而言其实也是一个外来宗教。之所以保罗能够顺利在西方传教，主要原因就是他出生在罗马帝国、拥有西方人的身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一张“绿卡”。因为当时犹太人虽然自视为优等民族，但事实上耶稣诞生的时代他们已经沦为古罗马的属国。而那时西方世界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小国家，基本只有统一的罗马帝国。因此，能够在罗马帝国传教，也就意味着把福音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
虽然开始是基督徒在信仰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等多神教的罗马帝国中不断遭受迫害，但直到罗马帝国分裂前的最后一个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开始，基督徒们有了一个翻身的机会。但这也造就了基督教会走向分裂的开始。
狄奥多西去世前，为防止儿子们争权而做了一个可能对中国皇帝来说绝对不可能的决定：将统一的罗马帝国分割为两部分，分别由两个儿子统治东、西两块，这也造就了后来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东罗马帝国首都也就是东正教派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即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西罗马帝国首都也就是现在的罗马城和梵蒂冈。
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圣索菲亚大教堂（已被回教徒改建成清真寺）
罗马梵蒂冈的天主教圣彼得大教堂
四、黑暗中世纪和伊斯兰教兴起：
从此，基督教在地上的独一教会被拆成了东西两部分，而且彼此矛盾越积越深。掌握着丰富资源和兵力优势的西罗马帝国天主教会宣称自己才是耶稣亲传的教会，并且建立了教皇制度（天主教一般称为“教宗”）。在天主教内，神职人员拥有高于平信徒的权力，从神父、主教、红衣主教到教皇都享有特权。为了征服东边的土地，梵蒂冈教皇曾兴起九次十字军东征，其中有两次就是专门针对东正教会的。而在整个西方世界，从此便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可能很多人包括现代的天主教徒难以想象，当时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泛宗教化，甚至很少有娱乐活动。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天主教会禁止普通信徒看圣经，声称只有教会才有解释圣经的唯一权威，要了解圣经内容只有找神父讲解。而在看似一片圣洁的教会内部却充斥着淫乱和不堪，几任教皇都有自己的情人、并且出现大量和修女私通的丑事。但在当时，任何人敢对此质疑就要遭受火刑等可怕的处罚。至今许多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均是源自天主教会当时所行这些不堪之事。
天主教玫瑰念珠 东正教念珠
与此同时，在公元５７０年一个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出生了，他的出现也改变了阿拉伯人的命运。他宣称自己接受真主的启示而传播伊斯兰教，但同时他也承认犹太教的《旧约》和基督教的《新约》也是先知所传神的话语。也就是说，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基督徒一样，共同信奉独一的上帝。只是，在他们那里称为真主安拉。
与基督教不同，穆斯林虽然相信在他们《古兰经》中称为“尔萨”的耶稣是一位先知，却不承认他是上帝之子，因此在伊斯兰教中也就没有了“三位一体”之说。在他们看来，真主派下多位先知，而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他所传《古兰经》也是继《旧约》和《新约》等多种经书以后的最后一部经典。所以，对真正的穆斯林来说，其实对《新旧约》圣经是应当抱以尊重的态度的。当然，穆斯林认为《新约》中过分抬高耶稣的地位而抹煞了真神本身，因此是持批判地接受。因为三者都相信独一真神和自认为是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人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天启三大教”或“亚伯拉罕三大教”。
同样，因为这些缘故在穆斯林口中穆罕默德只是一位“复兴者”而不是“伊斯兰教创始人”，他们坚信旧约、新约时代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只是被基督教给“歪曲”了。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不同，导致了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争战。最后的结果，是觊觎已久的东正教派中心“君士坦丁堡”落入了他们手中，成为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
不过，伊斯兰教相对于基督教而言有很强的民族性。而且伊斯兰教由于强调“复兴”被基督教“歪曲”的时代，因而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旧约时代所强调的律法。因此，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所遵守的诫命往往和犹太教相同的原因，相当一段时间两者同时来到中国以后因国人无法正确分辨而干脆统称为“回回”。
当然，伊斯兰教内部也有教派之争，主要是信穆罕默德堂弟阿里为其唯一继承人（穆斯林称“哈里发”）的什叶派（伊朗国教），以及更追求原教旨主义的逊尼派（萨达姆即为该派代表，中国各民族的穆斯林亦多为逊尼派，同时亦为土耳其国教）。
逊尼派信徒高举萨达姆画像示威
伊朗最高领袖、什叶派大阿訇哈梅内伊，旁边画像上为伊朗国父霍梅尼
五、基督教第二次大分裂：
漫长的一千多年禁锢导致了整个欧洲世界处于极度封闭的状态，到了１６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兴起，人们的眼界也开始开放。随着一场席卷欧亚大陆的黑死病，也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上帝终于决心要打破天主教会独裁恐怖统治的历史，便使得一个叫马丁.路德的神父第一次捅破了罗马教会那层掩盖自己丑恶一面的窗户纸。
一切就源自这张看似破败不堪的纸，天主教会称为“赎罪券”的东西。时任教皇乌尔班二世为了兴建圣彼得大教堂募集资金，便发行了这一张券。声称教会掌握了“功德库”，储存基督无限的恩功，和殉道圣徒的多馀有限善功，可以拨给信徒，以抵减他们犯罪应得的刑罚。凡购买这张券，便可赎罪。这一行为，也直接导致了天主教会的自掘坟墓。
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反对者不断痛斥教皇和天主教会这一无耻行为，并开始自立门户。教皇企图逮捕反叛者，但马丁.路德由于获得德国地方贵族的庇护而幸免，并由此创立新教的第一个宗派信义宗（又称路德宗），坚决主张“因信称义”而不是靠什么“善功”或者“赎罪券”，这也是新教在信仰上与天主教的最大区别。
与此同时，法国人加尔文也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宗派“加尔文宗”（又称“归正宗”），强调信徒需要不断自省以回归正统的基督信仰。有了这两个前车之鉴，各个教派纷纷开始走向独立。此外，英王亨利八世由于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与天主教会相左（当时天主教会强调权柄乃神所授，因此欧洲各国国王都要听命于代表神的教皇领导），由此宣布脱离天主教，形成了“圣公会”（又称“安立甘宗”）。
圣公会标志
信义宗标志：路德玫瑰
当然，就人格而言，路德、加尔文等新教倡导者也并非尽善尽美。例如路德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就使人将与自己相背的重浸礼派信徒推入河中淹死，加尔文也在自己的教区频频使用火刑处罚与自己持不同观点者。
由此可见，与之前的东正教、天主教不同，“新教”不是单一教会的称呼，而是一个统称。除了信义宗、归正宗和圣公会三大派以外，之后又形成了卫斯理派、福音派、灵恩派、再洗礼派等多个教会。从此，基督教在地上的教会便形成了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大派的形势。
天主教带基督像的十字架 最简单的新教十字架（上海国际礼拜堂）
东正教十字架，三个十字架上下相叠象征基督救恩源源不断
六、基督教天主、东正、新教三派区别：
要说三者的主要区分，其实应该说是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别。因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信仰观念上、教义上和宗教仪式上几乎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对教皇权威的认同。而对新教来说，在教义首先就是对“因信称义”的理解。新教强调信念占据第一位，天主教则认为除了信念还需要有行为。看起来，似乎天主教对“信”的理解更“人性化”，事实上新教认为正是由于不经意地夸大“行为”导致了忽略了“信”这个常人无法看得见的本体，在人前多做几件善事能骗得了人、却骗不了上帝，因为一个“信”的人自然会在行为上体现出“善”，这种行为不是刻意去标榜的。这一点，成了在教义上争论的最大焦点。
其次在教会领导权威上，新教和东正教的观念一致，所以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东正教曾经对新教持观望态度，两者也有过一定的接触与合作，但最终因为没能达成共识而仍然分道扬镳。正因为过分夸大了教皇和其他神职人员的权威，为了让平信徒在没有神职人员在场的前提下能够认识神、向神祷告，便把耶稣的生母玛利亚作为除耶稣以外又一个“中保人”。这也是为什么天主教徒平时总是向“圣母玛利亚”祈求而非直接向神祷告的原因，因为他们规定世人离神甚远，必须通过中保人或者神职人员代求方可。平时天主教徒手中的“玫瑰念珠”便是向圣母玛利亚祷告的工具。但在新教看来，这显然违背基督唯一救恩的原则。
另外，天主教圣经比新教在《旧约》部分多了七卷，里面涉及到一些诸如“炼狱”之类的问题。天主教相信任何人死后都需要到“炼狱”接受刑罚，以换得新生，然后才有机会升入天堂。如果在世亲人能够为其作功德，便可使其得到救赎。但在新教徒看来，这显然是翻版佛教的产物。更因为这七卷“圣经”非希伯来文所书、非神默示的经典，故而不予以承认。
最后则是一些形式上的问题。比如基层神职人员的称谓（新教称牧师、天主教称神父、东正教则称神甫）、衣着、仪式上的区别、是否可以在教堂内放置圣像等等。天主教的“圣事”有七件：包括圣洗、坚振、圣体（圣餐）、终傅（临终仪式）、告解（忏悔）、神品、婚配等，而新教只有洗礼和圣餐两件。其中天主教看来新教的“圣餐”只算“半件圣事”，因为天主教相信圣餐代表真的吃下耶稣身体得救，而新教认为这只是纪念耶稣的一种仪式。此外，新教徒可以领代表耶稣身体的圣饼（无酵饼）和宝血（葡萄汁）、而天主教内只有神职人员有资格领宝血。但个人认为，这些形式上问题并非关键，有些更是为了刻意体现出不同而人为加上去的。关键是对信仰本身的差异。
基督新教牧师
天主教神父，在衣着上更显华丽
东正教俄罗斯大主教和普京
当然，由于都信仰着独一真神和十字架上的耶稣。目前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不同层面上强调“合一”，但天主教更趋向于试图让所有分裂出去的教会都重新并入自己的麾下，而新教则是站在“求同存异”的立场上。唯有东正教依然保持独善其身，曾和中国境内的东正教徒接触，大多显得不十分友善，也不屑于和其他基督教派达成什么共识，甚至认为其他教派信仰的并非和自己一样的上帝，这本身亦导致了东正教在发展上的受限。
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区别
宗教反映了人们对神和终极关怀的探求，具有伦理价值。宇宙万物是有起源和规律的，自古以来，人们把导致宇宙万物产生的原因（因缘）叫做上帝，神，天，道或造物主。在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或至上神存在，商朝和商朝以前的人称之为上帝，周朝人称之为天，老子和庄子称之为道。虽名称有异，实则指同一位造物主。人们大都承认，人都是有罪的，与永恒的造物主分开了。人们希望摆脱自己的罪和因罪所要承受的报应，回归造物主，获得永恒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在儒家经典《五经》中有造物主和至上神——天，上帝，神的观念，在《道德经》中还有道的观念。这些观念被认为与圣经中的神的观念相同，所以人们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时，用上帝，神，道来翻译基督教的神。这是因为：
1 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中国人的神，是普世万民的神；
2 中国人的祖先也是亚当或挪亚的子孙，他们从挪亚那里传承了对神的观念和对神的敬拜；
3 保罗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将他们分散在全地，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一脉相承，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西方文化，值得华夏儿女为之骄傲。在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有一位造物主，至上神存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慢慢趋向偶像崇拜，无神论。正如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远离了神。历史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中断，这实令人遗憾。到了现在，人们对道（上帝）的观念越来越淡漠，以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华夏儿女有责任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同时，也应该学习和继承世界优秀文化，以提升国人的道德和精神风貌。
基督教以旧约和新约为圣经，犹太教仅以旧约为圣经。基督教和犹太教同为旧约宗教所派生，共同相信一神论，创世论，旧约的先知，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督教相信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犹太教不信仰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犹太教认为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应该是一个能把犹太人从外族人统治之下解救出来的犹太先知，祭司，君王。
广义上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狭义上说，基督教专指新教。基督教诞生以后，不断向外传播，虽然遇到犹太当局和罗马当局的多次迫害，仍然能够发展壮大，从耶路撒冷起，传遍犹太全地，乃至整个罗马帝国，并于3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由于帝国分裂，帝国境内的文化民族差异和教权上追求平等，于11世纪正式形成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于16世纪以后，从德国的修士马丁·路德开始，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新教包括信义会（始于德国），归正会（始于瑞士），圣公会（始于英国）等许多教派。新教各教派组织上互相独立，信仰上大同小异。
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教义上的差别是微小的，这种差别应该从他们发展的历史中来理解。他们共同的信仰就是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
使徒信经
1.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2.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3.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4.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5.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6. 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7.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8. 我信圣灵；
9.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10. 我信罪得赦免，
11. 我信身体复活；
12. 我信永生。阿们！
尼西亚信经
1.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2.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 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 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3. 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马利 亚成肉身，而为人；
4.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
5. 照圣经第三天复活；
6. 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7. 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
8. 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
9. 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
10. 我认使罪得赦的独一洗礼；
11. 我望死人复活；
12. 并来世生命。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形成
天主教又称为罗马公教（即罗马普世教会），她特别强调：全世界的教会应建立一个以罗马城的教会为中心，以罗马教宗（即教皇）为教会最高领导者的统一的大组织。其理论依据为：罗马城的教会是耶稣的大使徒彼得创立和领导的，彼得是罗马教会的首任主教，罗马教会以后每任主教是大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而其他地区的教会是其他使徒建立的，其他地区教会的主教是其他使徒的继承人，他们都应该服从坐在大使徒彼得位子上治理全世界教会的罗马主教（教宗）。主耶稣曾在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之子后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8～19） 罗马教会认为这段经文意味着主耶稣要把普世教会建立在彼得这块磐石上，并把管理普世教会的大权交给了彼得。但罗马教会只是统一了西罗马帝国的教会，一直未能统一东罗马帝国的教会。未能统一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教义上和礼仪上的分歧，倒不如说是因为政治，文化，语言，民族，教权上的原因——罗马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后来又称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不会赞成其境内的教会（即东正教，意为东部正统教会）屈从西罗马境内的教会（天主教），东罗马的教会出于教会平等的意识，也不愿屈从教皇（即教宗）的权威。他们认为彼得虽曾被称为大使徒，但从新约圣经所记载的教会历史来看，彼得从始至终都未取得对整个教会的统治权，所以罗马主教也不应该获得对整个普世教会的统治权。他们还认为，主耶稣所说的“这磐石”指的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为上帝之子的信仰，而不是指彼得本人；主所赐的权柄不仅仅给彼得，也给认耶稣为基督为上帝之子的所有使徒们。西罗马文化为拉丁文化，讲拉丁语；东罗马文化为希腊文化，讲希腊语。
东罗马帝国境内的教会形成了4个教区，即君士坦丁堡教区，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安提阿教区和耶路撒冷教区。君士坦丁堡为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教区亦成为4教区之首。后来东罗马帝国被穆斯林入侵，君士坦丁堡教区主导地位式微，4教区成为自主的东正教会。东正教向其他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传播和发展，并成为俄国国教，俄国东正教会逐渐形成以首都莫斯科的教会为首的局面。莫斯科东正教会在普世东正教会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
新教的产生
16世纪初，罗马教庭欲在梵蒂冈建圣彼得大教堂，为了筹集资金，教庭向西欧各国的教会出售赎罪券，并宣称买赎罪券的信徒的罪才能够被上帝赦免。此行动和教义在德国受到修士马丁·路德的置疑，他认为信徒只要相信耶稣，就可蒙神赦罪，因为耶稣已在十字架上担当信徒们的罪，人们只要向他祷告，认罪，相信他，就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购买赎罪券称义。教皇得知此事后，下令叫马丁·路德认罪，并收回己见，遭到马丁·路德拒绝。教皇开除路德的教籍，路德于是脱离教廷，与他的支持者们（其中有一些德国的诸侯）一起在德国建立了一个独立于教廷的新的教会，也是新教的第一个教会（即教派或宗派），称为路德宗（或信义会，因为强调因信称义）。这一行动史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强调以下三点：
1）信徒因信称义，不因买赎罪券称义；
2）圣经为教会的最高权威，教皇或教会大公会议（即普世主教会议）都不是教会的最高权威；
3）一般信徒都可以向神祷告，与神沟通，通过祷告，读圣经领受神的启示和带领，通过向神认罪，获得神的赦免，不需要以神职人员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介。
后来，加尔文受马丁·路德的影响，在瑞士从事宗教改革，使瑞士教会脱离教廷统治，建立了归正会（即加尔文宗）。加尔文创立了长老制的教会组织体制，由一个教会的全体信徒选举该教会的长老，再由长老选举或聘请牧师共同管理教会，牧师主要负责宗教事务。再经过地区教会和一国教会的分层选举，组成地区的教会和一国的教会。加尔文的长老制为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英国国王为了加强王权，也宣布英国教会脱离教廷而独立，建立圣公会（即安立甘宗）。实行主教制，由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管理全英国的圣公会。后来，从以上教会中又出现新的宗教改革，产生了许多新的教派。
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
组织上天主教强调统一，以教皇为最高领导人，以梵蒂冈为中心。有些新教的信徒认为天主教既然以教皇为最高领导人，那么天主教会的头或元首就是教皇而不是基督。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任何教会都会有个负责人，照他们的逻辑，可以说任何一个教会的头或元首是该教会的负责人，而不是基督。这显然是荒谬的推理。一个国家的天主教会一般是由教皇任命的红衣主教管理。新教是分散的，多元，多组织，教派之间互相独立。 教义上天主教和东正教敬重玛利亚，祷告有时求玛利亚转告耶稣。新教无此观念和传统。 礼拜仪式上天主教，东正教较为复杂。 天主教神职人员须实行独身制，新教神职人员可以结婚。
全世界不会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同样，基督教在世界上在历史上也不会只有一个组织。任何宗教，任何组织，任何理论都会出现多种流派。 任何人，任何教会，只要相信并传扬悔改，信耶稣得救的福音，就是走对了道路，得到了真理，接受了生命，除了耶稣以外，并没有别的道路，真理，生命。 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和新教的教会都是主耶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本身都不是道路、真理、生命。地上的教会历来都不是完美和圣洁无瑕的，乃是在与罪恶争战过程中靠主救恩走向圣洁完美。在主耶稣在世的时代，教会的12使徒中，就有一个叛徒犹大。使徒时代的教会，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在新约使徒的书信中，有详细的描述和记载。难道能因此说主耶稣时代的教会和使徒时代的教会都是不正统的？当今的每一个教会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会出错，不能因此说，教会不正统。关键是教会要彼此交通，互相帮助，改正错误，连于教会的元首基督，一同长进。 使徒保罗告诫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弗5：26） 从发展 趋势上看，基督教会之间应彼此尊重，扩大交往，求同存异，迈向合一，共同为主耶稣作美好的见证，引领万人归主。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释迦族人，是古代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他29岁出家修行7年，遍访当时的智者名人，最后在一棵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被佛教徒尊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他传教40多年，80岁去世。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八正道”，“六道轮回”等等。“四谛”的第一谛即苦谛——人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一切皆苦。第二谛是集（集是因的意思）谛——一切苦难的原因在于人有欲望，就会有行动，就是造业（造孽），就要轮回（转世）。第三谛即灭谛——必须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达到不生不灭的涅盘境界。第四谛为道谛——只有按“八正道”修道，才能消灭一切欲望。“八正道”即正见解，正思维，正语言，正行为（正业），正生活（正命），正精进（毫不懈怠），正念，正定。 “六道轮回”——这六道是分别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循环，人做了好事，死后进入天道；做了坏事，死后进入地狱道。
佛教用修行的方法去掉修行者自己的欲望，罪孽和烦恼，以达至善，摆脱轮回，进入不（转）生不死的涅盘境界。基督教则认为，人的灵魂不灭，人死后，灵魂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本来就是不（转）生不死。人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摆脱自己的欲望和罪恶的，既无法消除过去的罪，也无法保证现在和将来不会犯罪。正因为如此，造物主上帝（道）派遣他的独生爱子降生成为人，就是耶稣。基督教相信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圣子耶稣为担负和消除世人的罪被钉于十字架，受苦受难，舍身流血，死后3天复活，身体变为不朽不坏的灵性身体，显现于门徒后，升天。人信靠他，自己的罪才会被消除，才能获得拯救和永生，与神和好，死后灵魂升天，与主同在。末日基督再来时，要使死人身体复活，活人身体改变，成为灵性之体。
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与基督教没有丝毫矛盾，可以互补。
道教把许多古代圣人当作神崇敬，并且向往人能够长生不老。这种在人当中寻找神的思想和追求永生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只有耶稣才是神借着童女怀孕降生成为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通过受难，流血，复活，拯救人类，也证明了他的神性。人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其他任何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是被造者，而不是造物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道德经》第78章指出：“是以圣人云 ：受国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据说当年有位天使经常跑到穆罕默德面前，向穆罕默德说话，他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传给他的门徒们，门徒一一记录下来，形成了《古兰经》。
《新约》和《古兰经》对《旧约》的教义都有所继承，它们都相信一神论和神创造万物。不同的是，基督教的一神论是三位一体的一神论，相信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三位同尊，同荣，同质，原为一体，分为三位（圣子在万世以前为圣父所生，圣灵在万世以前由圣父和圣子发出），又为一个整体。圣子在两千年前在童女马利亚腹中被怀孕，诞生成为人，就是耶稣。他在以色列地区传播上帝之道，赢得众多民众跟随，却被犹太当局误解为他想聚众造反，自立为王。当局就逮捕了他，交罗马兵钉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完成了上帝对人的救赎。他死后三天复活，向门徒显现，证明了他是神,是圣父的独生子(圣子)，应验了《旧约》对于基督的预言。《新约》继承了《旧约》献祭赎罪的思想和传统，指出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赐的替人赎罪的羔羊。人是神所造的,也只有神降生成为人(就是耶稣)才能够救赎人. 基督教相信人只有靠耶稣才能获得拯救，与上帝和好并成为上帝的儿女。 耶稣受难，复活是他的门徒亲眼所见，亲手所摸的事实，容不得千百年后的任何人无凭无据地否定 。基督教是神亲自启示的宗教。只有基督教才是《旧约》宗教和《旧约》真理的真正继承者。伊斯兰教的一神论相信神只有一位，耶稣只是一个人，一个先知。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论你是一神论者还是多神论者或是无神论者，你因为罪的缘故与独一永生的上帝分开了，人认识到有一位上帝还不够，还必须相信耶稣，才能与上帝和好，有上帝的生命和圣灵。耶稣是上帝派遣的唯一的救世主。犹太人本来是相信上帝的，但他们由于原罪本罪的缘故，与神分离，他们必须相信耶稣才能得救，才能与神和好。使徒保罗指出，以色列人和世人在基督降生以前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加4：3～4），“世俗小学”一词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中被翻译为“宇宙间所谓的星宿之灵”，即天使，基督降世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种状态下救赎出来，使我们归向父上帝。犹太人曾对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约8：33，41） 这表明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也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是他们的父，他们对神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耶稣对他们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私欲。”（约8：42，44） 耶稣指出了他们的罪，告诉他们，只有认识耶稣，爱耶稣，才能真正认识神，只有信靠耶稣，才能罪得赦免，与神和好。
道教的神仙和佛菩萨的区别详解
首先必须明确，道教大罗金仙不落轮回——道教的仙道并非佛教的天人道。要想知道道家修行能否超脱三界六道，首先，我们要确认一点：什么是仙？一些人经常说“道家是佛教所说的“外道”，道家的果位最高是也只是仙，不能脱离生死轮回”,这是一个谬误。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理解“仙”的概念，只是将中国所说的仙，与古印度的外道修行人或婆罗门教观念里的诸天混淆起来。
一. 仙不等于古印度外道，这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古印度的外道修士虽然长寿且有一些神通，但是却并非如仙家这样超然物外，依然有生死，显然这比不上仙家境界，而且这些外道修士大多所求的不过死后生天——注意，死后生天是弃人身而得天身，依靠的是业力福报，而修道成仙乃是自力成就，两者天差地别。古代翻译佛经的高僧为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外道修士翻译为“仙人”，却不想误导了大批人，将道家仙人与印度修士混淆在一起，实在可叹。
二. 仙不等于印度诸天。道家说五道轮回，大略等同佛家六道：神道（天与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神道本身，是五道之一环，诸如地祗鬼神，大多有职司所在，受天律束缚，虽有威福，有罪则贬，其情形与佛家所说天人、阿修罗的处境一样。然而，所谓仙家，不论是先天后天的尊神仙真，要么是大道化身，要么是得道真人，早已达到庄子所说逍遥游的境地，不受外在的限制，更不用说业力了。因此，更与神道无关。道教咒语，役使神道乃是常事，却并不敢烦劳仙人，也正是这个道理。虽然有些僧人说“仙家终落空亡”，此语释迦牟尼也不曾说过，显然是一句妄言。若仙为业力所拘而不得超脱三界，仙道亦不足贵也！
三. 为什么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仙人不能脱离生死轮回？其实，原因在于道家仙真神圣给予人们的形象，比如朝元图里所描绘的诸天神道与大罗仙真云集朝礼玉帝的情形，就使人们片面地以为道家仙真之间仍然有人间的阶级，大罗圣境就是天上的朝廷，然后很自然地把佛教关于帝释天的见解直接嫁接到道教的大罗天三清境上。其实，错了！首先，玉皇天尊不是帝释天，《高上玉皇经》中明确地写道玉皇大帝本是净乐国太子，因为怜悯众生，出家修道，先证仙道，再证金仙（也就是佛家四圣果中的佛果），号清静自然觉王如来，最后才修至玉皇果位。
如果说佛家的佛果是早已超脱六道的，那么玉皇自然也已经超脱六道。事实上，玉皇也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一个神灵的领袖与三界的主宰，而是依据大道运行而燮理这个世界的大圣者。最重要的是，无论玉皇，还是大多数现帝君相、神王相、天将相、宰官相、天人相乃至神道相的道家仙真，都早已经超脱轮回，他们这样出现在人前乃是为了更好地接引救度世间有情众生，而显化的表象，就像观世音菩萨的男身女相是一个道理。所以，道家的大罗金仙早已不落轮回，事实上，修到地仙果位以上就可以说与阿罗汉一般，没有堕落轮回之虞。后世人等不加思索，人云亦云，甚至连道教中人也跟着唱和。导致一句妄语流传千古。
后世的道经里总在提魔,玉皇经:"若诸魔道,一切诸魔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安处天宫斗战之苦各得休息."可见魔也是存于天界的净天地神咒:"按行五岳八海知闻魔王束首侍卫我轩雷祖宝诰:"以清净心而宏大愿一智慧而伏诸魔."灵官咒:"仰启神威豁落将，都天纠察大灵官。火车三五大雷公，受命三清降鬼崇。手执金鞭巡世界，身披金甲显威灵。绿靴风带护身形，双目火睛耀天地。顷刻三天朝上帝，须臾九地救生灵。银牙凤嘴将三千，虎首貔貅兵百万。走火行风前后卫，穿山破石捉妖精。
祈晴祷雨济世问，附体圆光通事意。治病驱邪如电闪，收瘟摄毒义群魔。飞腾云雾遍虚空，号令雷霆轰霹雳。三界大魔皆拱手，十方外道悉皈依。我今启请望来临，大赐雷威加拥护。"等道教经文中多次提到魔 .后世的道教也形成了六道之说, 玉皇经曰: "微妙解脱，自然之香，是香芬馥，周遍诸天，极妙乐土，及诸大地，一切福处，六道一切众生，闻是香者，普蒙开度。所谓天道、人道、魔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若诸天道，一切天人，或有能闻是此香者，五衰四相，永得消除，转增天福。若诸人道，王臣兆庶，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即得人天，长寿之乐。身或灭度，乃得脱壳尸解之道。若诸魔道，一切诸魔，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安处天宫，斗战之苦，各得休息。若诸地狱道，一切罪魂，或有能闻是此香者，离地狱苦，得净土乐。若诸饿鬼道，一切饿鬼等，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即得饱满，无饥渴恼。若诸畜生道，一切畜生，或有能闻是此香者，脱畜生苦，得智慧乐。" 可见, 玉皇经成书较晚, 但可见道教已形成本土特色的六道. 早期的道教没有成魔之说, 但有凶神恶刹之说, 凶神恶刹被后世称之为魔(恶刹是从佛教传来的).
四.佛教之"仙"与道教之"仙"的区别：佛教的“仙”与道教的“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佛教的“仙”其实是指修行的人，主要是指佛教之前印度各种派别的修行者。而道教的“仙”，其实是修行之后所得到的果位，是指成道的天仙、神仙等。道教的“仙”真实含义，其实与佛教的佛、菩萨、罗汉相对应，但是佛教的果位分得更细、更科学。读佛教和道教的典要弄懂这两个概念，更不要因此认为佛教的果位就比道教高，同样的，道教的“龙”与佛教的“龙”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道教的“龙”是最高级别的神兽，而原始佛教特别是古代印度的“龙”，其实就是“蛇”，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龙”才开始中国化，我们中国人才把佛教的“龙”变成中国的“龙”。总之，佛教和道教的许多概念，虽然文字相同，其实含义完全不同，这是我们务必搞清楚的，不能人云亦云，以免自误误人。
佛教的仙人,指的是外道苦修的人,包括婆罗门教,耆那教的修行者,而这些修行者未必都是以长寿为主要特征,相反,他们大多是以苦行和博学闻名.
至于龙,就不提了,像郭沫若把phoneix定位成凤凰的事迹,实际是个大笑话.说句实话,依据这种翻译逻辑,我们可以称呼火鸡为鸾鸟了.
至于道教的仙人果位的问题,应该看看太平经,一般道教宗教方面的仙人地位分级,都不出太平经的范围.
道教仙人的境界,地位,有以境界分的,比如太清九仙,上清九真,玉清九圣.
有以官位分的,比如太上,帝君,神王,仙王,真人道士等等
有以修行层次分的,比如天地人鬼水仙
有以修行方法分的,比如洞房,黄庭,消魔,等等.
五.翻译的问题:比如佛教的“性”和中国的“性”, 佛教的“天”和中国的“天”, 佛教的“仙”和中国的“仙”,佛教的“道”和中国的“道”, 佛教的“龙”和中国的“龙” 等等都不是一个含义。但是很多佛教徒却分不清，混淆在一起，进而贬低中华文化，这是非常可惜的。
自古道：高僧不忌道，高道不忌僧。佛教传入中土，融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元素，其中也包括道家的文化元素。因此，在中国，不仅是佛和道，加上儒家文化，合称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佛教名寺和禅宗祖庭，少林寺那著名的“三教合一图”即是很好的明证。足见至少在当时，佛道互相尊重和融合是连佛门也能欣然接受和标榜的事实。所谓“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佛道本无高下之分，你颂“阿弥陀佛”可通西方极乐世界，我念“太乙救苦天尊”同样能达东方长乐世界。
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高僧和高道之间从无纷争，互相尊重，互有来往。只是底下一些不明真正的佛道为何物的人或出于门户之见、或出于一己私利在那里争来争去。中国自古道佛发展各领风骚，既有弘道的《封神榜》，也有诵佛的《西游记》，毕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总归是多元的、丰富的。只是到了清代，因皇族笃信藏传佛教，同时惧怕汉族人民以道相聚来反抗满清，大力打压以汉文化为核心的道教，致使道教在近代趋于衰落。学佛者都应记住这样一个史实，佛教之所以在发源地印度衰亡，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门户之见，致使印度教获得了放手发展教徒的大好时机；而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兴盛，也正是得益于中华文化博大的包容性。故而佛教传入我国并逐渐成熟后，才出现了高僧不忌道，高道不忌僧的和谐局面。
宇宙大道，生生不灭，道佛同样是在探索和穷尽宇宙真理。随着中华复兴之路的延伸，道教及其文化的复苏和兴盛乃是大势所趋，而道佛相融、互相尊重，共同为和谐世界和人类大同而努力，更是人心所向。
佛教与儒家
佛教与儒家
佛教于东汉时传入我国，佛法不但在我国的宗教方面占尽优势，在文化方面，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相对的，佛教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深具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特色。
两汉时期独尊儒学，整个社会思潮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佛法传入东土后，由于与儒家思想有许多殊异处，也有不少共通点，因此一经接触，便互相激荡排斥，也互相融摄吸收，终于形成一股澎湃的新流，使得中国文化日益壮阔。
佛、儒思想由相拒而相和，其间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就佛教而言，融入浓厚的中国色彩，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就儒家而言，吸取不少佛法的营养，从而复兴沈寂千年的儒家，有所谓的“儒表佛里”、“援佛入儒”的理学。
事实上，无论是儒家或佛教，从今日的观点来看，皆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血肉，难以分割。
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比较
早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印度从奥义书到六派哲学，都以研究生死问题及解脱生死为归趣，直到佛陀，更加以归纳综合，创立佛教，因此以释迦牟尼佛思想代表印度文化。佛法的内容是三藏十二部，所探讨的主题，是以人生解脱为中心，兼论及宇宙等问题。
在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孔子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孔子继承二千五百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以礼、乐等六经为本，有系统的综合整理和树立一套道德伦理，这就是儒家思想。自此以后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受其影响。所以，中国文化以孔子的儒家为代表。
佛儒思想，自隋唐以降，曾经彼此融洽、调和，互相影响销融，但二者还是各具特色，自成一家。今比较概述如下：
孝
中国历代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其主流，儒家学说则又以伦理道德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而孕育此民族精神者，首称孝道。因此，历代典籍莫不以孝道为其主旨，其中尤以孔子言孝最详。比方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谓“求忠臣，必于孝悌门者”。因为一个人要能忠于职，忠于国，忠于民族，首先就必先求其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父母的恩德昊天罔极，因此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能行孝，而希望他能对人尽忠，岂不是缘木求鱼！
讲到佛教的伦理道德，也是以孝为宗，以孝为戒。所以，昔日佛陀曾为净饭王抬棺，成为众生报答父母劬劳之恩的典范；亲赴忉利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俾使世人行孝奉亲；教导弟子目犍连设盂兰盆会，救度他的母亲脱离地狱之苦。此外，佛经中关于阐扬孝道的经典尤多。诸佛圣贤莫不以孝行为百善之首，视作立论之道，因此，佛儒的伦理观实无冲突。
佛教最重孝道，佛陀在《善生经》中揭示为人子者奉事父母应当：“一者、能奉养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在《大宝积经》中说：“夫父母者，皆愿利乐所生子故，难作能作，能忍一切难忍之事。假令种种不净秽恶，皆能忍之。乳哺养育，无疲厌心。”佛陀强调父母的恩情，是要人们由体认父母无限的慈爱而引发孝道的思想。
孝是众善的根本，若无孝道，则无以为善，所以说“百善孝为先”。孝有世间孝与出世间孝二种，世间的孝道是现世孝，譬如儒家认为甘旨供养，使父母现世安乐，衣食无缺，光宗耀祖，就是孝。出世间的孝道是永久的孝，不仅要孝养现世父母，接引父母学佛，使他们免于轮回之苦，就是过去世的累劫父母也要救度，使他们解脱六道轮回，了生脱死，永得安乐。因此，佛教所说的“孝”是世出世间的大孝。
儒家注重家族制度，为维持代代香火不绝，认为继承家嗣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而佛教的割爱辞亲出家，有乖无后为大之义；断发燃顶，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训。然而佛教却是以出家为大孝。因为佛教的辞亲出家，是为了广度众生，报答亲恩，更是大孝。法琳的《破邪论》卷上说：“夫出家者，内辞亲爱，外舍官荣，志求无上菩提，愿出生死苦海，所以弃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报世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大意也。”强调出家行道是报四恩，以救济一切众生为目的。
五戒与五常
古今中外，各个国家为安定社会，纲纪人伦的立法条目，都不能超越五戒的范畴。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是佛教所谓的五戒。不杀生曰仁、不偷盗曰义、不邪淫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但儒家的五常，仅止于勉人律己；而佛教的五戒，约自利而言：受持五戒就是入道的正因，若能精进不懈，则惑业渐消，功德渐长，最后得证圣果。约利他而言：五戒是净化人心的良药，一人受持，一人得益；万人受持，万人得益；若全世界人类共同受持，则大同世界指日可待。
慈悲与仁
《缁门崇行录》说∶“仁义礼智，人之四端也，而仁为首；慈悲喜舍，佛之四心也，而慈为先。”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经常被相提并论。
儒家所说的“仁”，从语原学来说，是二人的组合，孔子就是用“仁”来论述人与人的相互对待的关系，所以儒家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推己及人。”在儒家的观念里，爱有亲疏，爱由亲始，从尊敬自己的长辈推而及于他人的长辈，体恤自己的幼小广被至他人的幼小；从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进而亲戚、朋友，由自己血缘至亲推广开来去爱和自己相关的人。甚而爱心越扩大，连亲疏差别都泯除，这就是民胞物与、物我一体的胸襟，也就是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怀，简要的说，儒家的仁是从五伦“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进而扩大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恻隐之心”的发挥。
佛教的慈悲是主动积极的拔苦与乐。《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佛教的慈悲是建立在众生平等上，视一切众生与自己平等一如，一切有缘无缘众生都要度化摄受。因此佛教的慈悲像源源不断的活水，累劫累世绵绵无有止尽。例如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永恒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也是永恒的慈悲。《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一种无私无念的自然悲行。《法华经》的“今此三界，皆为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而今此处，多诸患难，唯我一人，能为救护”，是诸佛如来的慈悲，其力量无限的大，程度无限的深，内容无限的宽，对象无限的广，价值无限的重，利益无限的多。
所以，佛教提倡素食，以慈悲为怀，就是由于体认因缘法、众生平等、法性一如的真理，以慈悲的精神，建立自他互易、怨亲平等的观念，爱护一切众生。如古人说：“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为了怜悯老鼠饥饿无食，特地留下剩饭；为了慈恤飞蛾扑火，不敢轻易点灯，在慈悲之前，原本令人厌恶的老鼠也得到了难得的关爱。至于儒家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啖其肉”、“君子远庖厨”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中道与中庸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以中庸为道德的最高标准。
佛教讲不落两端的中道似乎与儒家的中庸相近，事实上，较之中庸之说，其内容更为深广。因为儒家的中庸，重于人道；佛法，可说一切都是中道。
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是离二边的极端、邪执，取一种不偏于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佛教认为在修行上，要不偏于苦行或纵乐的生活；在思想上，要不离于有或无、常住或断灭两种极端的见解。所以，中道具有实践上与理论上的两种不同意义。在实践意义上的中道，以实践八正道为主；在理论上的中道，可以说就是“缘起”，也就是“空有不二”、“即真即俗”、“色心并举”的智慧。如《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所强调的就是佛法的中道生活。有了中道的生活，不但能不被八风所吹动，而且能在佛法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就是智慧，就是佛法。
业与命
孔子认为人的实际遭遇由命决定，而个人的道德修养、国家的政治廉明，则决定于人的行为意愿，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当政治理念不为诸侯众人采纳时，孔子会自我安慰：“老天是了解我的。”这说明他对“天”的信仰，但他也曾说，得罪了老天，祷告是没有用的，这又显示孔子并非凡事崇神迷信。阐扬孔子思想的孟子主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些说法近于佛教的因果业报论，不过佛教说业力是自己创造，不由神力；业报是机会均等，绝无特殊；业是善恶因果，决定有报。因果通于过去、未来、现在，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了解“善恶因果决定有报”的三世因果观，可以让我们舍恶行善，转恶缘为善缘。尤其从三世因果观中，知道业道众生世世生生轮回，互为眷属。有了这层体认，必能激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心。能够清楚的认识因果业报，必能把握业力而谋求自己的幸福。
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但是佛教主张除了顺应天命、乐天知命外，更要进一步洗心革命。因为佛教的业是前途光明，希望无穷的，业的定律告诉我们，自己的前途操纵在自己的手里，即使犯了滔天罪恶，只要依照佛陀所教导的法门，洗去心中的尘垢，净化生命，终有天清月现，朗照大地的时候。
以人为本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思想文化首度出现重大转折，是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之前的思想界所强调的是对“天”、“帝”的信仰，“天”不仅是众神之首，而且是社会政治道德的立法者；宇宙的秩序，万物的生长，乃至世间王朝的更替，国家的大事，一听“天命”。从孔子起，开始把视野转向现实界，把眼光转向人，注重对人事的探讨。而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也是以人为本，期望人能学佛、行佛，达到离苦得乐的解脱境地。着重人间教化，以解决现世困厄为课题，佛儒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
佛教与儒家皆是主张以“人”为本，但两者间不同的是，儒家的修持阶位是属佛教“五乘”（菩萨、缘觉、声闻、天、人）中的“人乘”，以获得现世福乐为旨趣。
佛教是人间的佛教，六祖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教认为学佛的最终目标是成佛，但是要进趋佛果的前阶却是做人，所谓“人成即佛成”，把人做好，佛果也就完成。做人的条件很多，儒家说的是忠、信、孝、悌；佛教则说布施、持戒、禅定，这三者不但能让我们将人做好，并且能使我们进一步生至天上；而人天福若是具足了，必能从人道渐次进入佛道。
自利利他
儒者是经过致知、诚意、正心而完成修身的目的，学佛者则以戒、定、慧三学为修持，两者都是以自利利他为宗旨。佛教认为菩萨以利他为先，从利他中去完成自利。所以经典上说：“自未得度先度他，菩萨以是初发心。”儒家虽然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时刻不忘仁民爱物，不过在修学的过程，必先完成修身。能修身，然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佛、儒皆认为：为学皆以修身为本，成圣成贤必须先从修己做起；但是佛法主张完成自利的同时，可以广度众生，庄严国土，儒家则以为修其身而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教的自利利他，可以说是无限的深广。谈修身，是要彻底地去除我见，达到自在解脱；儒家的修身，虽然和佛教意旨相近，但是深度却不够。至于佛教的利他，论对象，不光是人类，且遍及一切众生；论时间，不但是现在，更尽于未来际；论空间，则遍三界，不舍弃一个众生。儒家但着重于人类，止于现在，局促在这个小天地。
又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于此表露无疑。然而儒家所谓的“天下”，始终以政治为要，因此“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但事实并不能尽如理想，或陷溺于名利追逐中，逞个己之私欲；或道行不通，只能独善其身，明哲保身。
佛教在利己利他的修行过程中，强调菩萨道的无我精神，能淡泊名利，不慕荣华，不逞私欲，不贪求、不分别、不执着，只要是不危害社会而能利于大众的工作，都愿意尽心尽力的努力负责去做，为大众谋求真正的福利。
儒家与佛教的交互关系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与儒学始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兹以我国历代学术思想的演变略加说明。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约分为六期∶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
魏晋时期，道家特盛。
隋唐时期，佛学昌明。
宋明时期，儒学复兴期（佛儒混合期）。
有清一代，古学综合期。
儒家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崛起，至两汉时期取得传统文化的领导地位。此时佛教初传，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相当的排斥，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类。佛教徒为了让国人接受此一新的信仰，往往藉由儒、道的经典来说明佛教义理的价值。《牟子理惑论》便是东汉末年牟子融和释道儒三教思想的作品，论述佛教并不违背儒家与老庄思想。
东汉儒家对佛教的非难主要是：僧侣断发违背《孝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僧侣不婚无后，有违孝道；僧侣剃须发、披袈裟、袒右肩，见人不行跪拜之礼，违背服饰行仪的礼制。这些问题即使在东汉以后，依然是历代佛儒争论的重点，如东晋慧远大师就曾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驳斥之。
牟子以儒家经典或圣人言行为依据，说明僧侣的行为举止有其更崇高的道德意义，非比常人；更引用孔子言论，明示儒者对圣道的理解要灵活应用，注重其动机，不拘小节。慧远大师则指出印度与中国的习俗不同，且僧侣乃出世修行者，与世人有别。他又进一步表示，只要实行儒家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则世间将趋于和谐统一。牟子与慧远大师都是佛教徒致力调和佛儒的有力证明。
以现代观点来看僧侣断发违背孝道的问题，可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词虽是孝心的表现，但并不是一味的以愚孝的态度，终其一生不剃头、剪发；或遇有病痛，需动手术开刀割除肉瘤，则不予以治疗；人死后，躯体必会腐烂，为要尽孝，而妄想能不死。再者，僧侣断发之举，实以去除烦恼执着，现大丈夫相的决断精神，破色身之执，求法身之证，应尚其精神，不重外相；僧侣不婚的行为，有其更崇高的大爱精神，舍小我而成就大我，没有个人家族的观念，以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我的亲友，慈悲对待，真正实践儒家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达到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精神。
到了魏晋时期，道家特胜，以儒道融和的老庄玄学为思想主流，佛教则被认为是玄学的一类，因而引进大量佛经，《般若经》尤其受到欢迎。此一时期形成以老庄哲学解释佛经的格义佛教，吸引许多士大夫学佛，以佛儒融和来接受佛教。
隋唐时期，三教融和的结果，终于使佛教开花结果，自成宗派，达于鼎盛。此时三教仍然不断交融，佛教提出忠君尊王之说，宣传佛教对孝道的尊崇，且尽量把佛儒的道德观相比附，又以佛教的戒律类比儒家的德目。另一方面，道教也不断与佛儒共融，渐渐形成三教同源论。
儒学经过隋唐的衰微期，直至北宋才有改观。韩愈主张复古，他在《原道》一文中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说明儒学名存实亡，有千年之久，于是在此期间，佛教又受到儒家学者强烈的攻击和批评，其所排斥的理由不外就是，佛教违背伦理纲常，佛教危害王道政治，佛教是夷夏之辫。但往往排斥愈烈，所受的影响则愈深，而且佛教此时在中国已有深厚的基础，儒家唯有主动吸收佛教哲学才能走出一条生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理学”诞生了。
隋唐佛教三百多年的昌明时期，所讨论的都是心性问题，其所涉及的范围既深且广，所谓“明心见性”、“即心即佛”、“性体圆融”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建立各宗的心性论。至于宋明理学家就在这几百年间反覆讨论心性论的问题，而吸取其中重要的思想，与儒家的纲常名相结合，形成理学，一改过去儒学只重视经论文字及外表的礼制仪节，从而重视追求生命的究竟真实，使得儒家在两汉衰微后，再度复兴。
理学是融和、吸收佛道哲学理论，把儒家伦理道德观加以哲理化、神学化的产物，着重“心性”与“天道”的阐述，主张天理为本体与至善。宋代的新儒家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等人，于出入佛老之后，各有一番心得理论。到了南宋，更加发扬光大，如朱熹衍生出天理在人心的“心性论”，认为人要格物才能致知；王阳明则受禅宗“明心见性”、“人心即佛性”的影响，提出“心即理”之说，主张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最后以“知行合一”来圆满人生。
明朝亡国后，在满清统治下的汉儒纷纷检讨理学的流弊。他们认为理学空疏无用，导致亡国，提倡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并视为真儒学，被后世称为“新经学”。然而受到满清政府的高压禁止，新经学渐渐沦为脱离现实问题的考据学。
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至此，儒学可说是真正没落了。清末民初出现了一些革命思想家，企图透过改革，挽回国家的命运，其中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等最有贡献，他们的共同点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虽依据儒家《礼记．礼运篇》，却以佛教的华严思想来说明大同世界。基本上，康有为对传统的儒教是持批判、改革立场的。谭嗣同通达法相、华严，是一位研究佛学的居士，他重视佛教的菩萨道，主张融通佛儒二教，并提出佛教的宇宙观与自然科学相符之说。章炳麟则完全依据佛教的自觉理念，建立革命道德的理论基础。他们所推动的自强革新运动虽然失败，却引导人们思维传统思想革新的路径。五四运动，先进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文化加以批判、扬弃，使得儒家的道统彻底崩溃。
二十世纪初，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刺激下，产生新儒家学派，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人物。梁、熊熟谙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吸收西方哲学与新知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梁漱溟一生兼综儒佛，希望以佛教的清净真心完成儒者事业，以儒者事业实现佛教的宗教修养。他努力推展乡村建设，却没有成功。熊十力融通佛儒思想，提出“新唯识论”，希望透过文化的宣导达成革新，以挽救国势。新儒学派对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演进不无贡献，可惜时至今日，中国儒家的伦常价值观已不复从前。
人间佛教的佛儒交融
佛陀成道后，周游五印，说法四十九年，所言所行都是契理应机的人间佛教。佛陀入灭后，印度佛教逐渐分化，经过部派、中观、瑜伽等演进过程，传入中国后，其面貌已有别于原始佛教。佛教在中国，与中国文化交融，至隋唐时代大放异彩，宗派林立。其中，禅宗独具一格，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到了六祖惠能大师，提倡“即世间求解脱”，还回人间佛教的本来面目。
《六祖坛经》云∶“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这种平实入世的风格，使禅宗的发展迅速普及，亦深得讲究三纲五常，修身齐家的儒者认同。唐宋儒者在人间佛教的接引下融入佛道，走向着重心性理学之路。
晚清时期，国家多难，内忧外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倍受打击，各家纷求革新复兴之道。明代以来，被赶入山林的佛教，在面临教难的危机下，幸逢民初太虚大师积极提出改革，以“人生佛教”为号召，倡导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和正思，观察民族心理特点为何，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希望藉由佛教来达到世界和平。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主流在儒，故在中心不得不行此人生的佛教。”又说∶“只有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入圣的佛陀呢？”因此，唯有本着佛陀的精神，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才能让自己让国家更祥和，更安定，更有希望。
人间佛教以五乘共法、五戒十善、慈悲喜舍、六度四摄、因缘果报、禅净中道为基本思想内容，融和了中印佛教，并涵盖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思想文化精髓。佛教对儒家予以“人乘”的定位，佛儒依然继续交融。
中国佛教与儒家关系密切，无论是思想渊源或内容，双方都有深厚的交互关系及影响。宋朝契嵩大师在<寂子解>中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宋朝孤山智圆大师也曾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实，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佛、儒二者的交融，正是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要先入世后出世，要先度生后度死，要先生活后生死，要先缩小后扩大，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精神，建设人间净土。
当代人间佛教具有传统佛教的出世思想，更具备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强调随顺世间，利乐有情，把“利他”、“济世”做为学佛的根本。人间佛教至今已开花结果，奉行人间佛教的国际佛光会遍布世界五大洲，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
佛音：无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