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贾圆圆同志对此的评价（您这可真是……够缺德的！）代表了人们的普遍价值观，但是告密活动，依然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蓬勃开展，并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和时间里，成为全民参与的大型团体行为艺术，比如前苏联。
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有过对“告密”的痴恋，今天，壹读君就来说说，告密这种行为是怎么不约而同地被中外统治者们宠幸的。
守口如瓶的值班壹读君丨张小羁
打死也不说的实习壹读君丨包子
古希腊：苏格拉底死于告密
先来看看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早在王政时期，行使着绝对统治权的专制君主就依靠书吏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监控。这个书吏作为唯一掌握着文字的阶层，同时充当君主的耳目，专门去发现以及上报人民中的“异象”。
即便到了后来王权解体，仍有城邦沿袭这种“告密”机制，斯巴达就建立了最早的秘密警察，用来监视民众，比如发现有个奴隶好像很勇敢的样子，这是个危险信号啊，杀之。
在以民主制著称的雅典，政府只鼓励正义的对违法行为的告发，没有针对人民的专业密探。崇尚高贵品质的雅典人对那种监视和告发别人思想及言论的行为非常不齿，民间舆论都视告密者为小人。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认为“告密者不配称为人”。
但是，鼓励正义的告发在实施起来很容易就被滥用成告发别人的思想和言论。雅典也确实出现过这种悲剧——苏格拉底就因告密者控告其渎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而被判死刑。但大体上说来，除非有人有窥探告发癖，或者存心想找不自在，或者实在财迷心窍，没几个人愿意当这种人人喊打的告密者角色。
△法国画家雅克·达维特在1787年创作的《苏格拉底之死》
罗马帝国初期：告密者的天堂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这个告密就精彩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完了，大海航行从此靠剁……舵手，终身拥有最高权力的元首上台了，对可能威胁统治的人，就必须加强控制，一大波告密者们就袭来了。
罗马在抛弃共和制奔向帝制后，告来告去的风气比后宫还乱，尤其在几个暴君统治期间。
有一个皇帝康茂德因为自身荒淫无度，就看不惯廉洁奉公的人，觉得这些人品行这么端正是在无言地斥责他，一些告密者充分揣摩了君主的心理，告发那些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康茂德则利用他们制造的“密报”杀害那些有才有德的人，告密者也因此平步青云。
而在罗马帝国初期，用告密这招来对付哲学家的伎俩更是屡试不爽。这一时期，哲学家对政权的最大威胁，就是坚持独立思想，不买皇帝的账。于是对付他们的基本套路是：皇帝授意告密者捕风捉影，再安个罪名最后通过审判除掉他们。
这一时期，罗马的司法有一个特点是重辩论，不重证据，如果一个告密者碰巧口才不错，那基本上就是要领盒饭的节奏。
哪比得过中国的武则天啊
在中国，小打小闹的告密到了武则天时期就成了大规模使用和鼓励的准制度。
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女士上位还是承受了许多的波折和压力的，女性从政在唐朝就不受待见。她老人家刚上台，英国公徐敬业就起兵造反，虽然没成也把人吓得够呛。武则天女士坐不住了，为巩固还没坐热的政权，广开言路变成了告密成风。
那时竟然有酷吏出了一本名为《告密罗织经》专著，专业教你如何通过告密整死别人。
最著名的就是朝堂门口的铜匦[guǐ]，作用类似于今天的意见箱。想吐槽谁随时往里边儿塞小纸条就成。这还不够，武则天特地设置了一个专门机构——匦使院，派出大批名为“告事”的特务，收材料，玩监听，闹得不亦乐乎。
更奇特的是，只要你想告密，就有奖可以拿，给官做、给吃的，不问真假。于是四面八方的告密者涌来，人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在那个时代被告密了怎么办，壹读君（yiduiread）遗憾地告诉你，只能是死路一条了，为了配合告密，武则天时代还发明了众多酷刑，什么倒挂着用脑袋敲石头，用醋灌鼻子等等。
宋代：没点文化都不好意思告密
宋代是一个“文治”的时代，文人地位比较高。但是文人要是打起小九九告起密来也是相当可观。前面说了，古希腊就是用的文人当耳目。
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时期被告密者盯上的一个冤大头——苏轼。宋神宗即位，锐意变法，但是苏轼和当时的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意见不合。这是背景资料。
现在隆重介绍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地理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水利专家、兵器专家、军事家，兼检举揭发高手——沈括。对于一个有着诸多伟大称誉的人，沈括有着独特的另一面——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捕风捉影。
言归正传。本来苏轼跟皇帝的意思不符合，被外放到杭州做通判，已经很惨了。作为两浙访廉使的沈括到了杭州跟苏轼叙旧，向这位大文豪求个墨宝，苏轼也就写了几首诗给他。没想到沈括返回京城后把这几首诗详加批注，自己解读了一番，说首首诗都涉嫌诽谤新法，攻击朝廷，呈给皇上。
他这一上呈，那些想拍王安石马屁的“新进”御史们找了一堆苏轼的诗词，从里面挖出他“包藏祸心，诽谤谩骂”的罪证，于是苏轼就被捉到“乌台”，最终在监狱里关了四个月后背贬到黄州，再然后就写出了传唱千古的“明月几时有”。
苏东坡和沈括的恩怨是个案。宋代实行的“告赏法”，倒是实实在在鼓动了民间的互相坚决揭发。
“告赏法”规定，向官府报告不法行为，如偷盗、强奸、赌博，一旦告发查实，举报人可以拿奖。按理说这个法也没什么不对，但是用着用着，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赏”，比如养牛死了，可以告发；买了私盐，可以告发。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间互相告发蔚然成风，“家家有告讦之忧 ，人人有隐落之罪，无所措手足矣”，社会风气相当败坏，“礼义廉耻之风衰矣”。
不过，宋代就算怎么个告密法，极少有被告发的文人被处以极刑的，因为开国皇帝赵匡胤为本朝立下了不得杀士大夫的祖训，要不然，苏大文豪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明朝：不想成为好画工的打手不是好告密员
如果不幸生在朱元璋先生和朱棣先生在朝的时代，家里又恰巧做官，那只能说一句当心了。明朝复杂的告密系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朱元璋先生登基后，觉得宰相这个职位太碍事，让他行使权力的时候施展不开手脚，就随手给废了，顺路设立了著名的锦衣卫这个特务组织，专门来监督臣民，以及太监们。
国子祭酒宋钠朝见朱元璋时被问道:“你昨天为什么生气?”这哥们儿心里正纳闷儿呢，在家里生个气怎么皇上也知道，朱元璋淡定地拿出一副画像，画的正是宋钠生气的样子。特务们不仅监视了，还向皇上展示了高超的画技，细思极恐啊。
朱棣先生作为有着夺位黑历史的典型代表，最听不得风言风语了，除了锦衣卫，又组织太监成立了东厂，后来不少自发图强的太监成立了西厂，这几个组织除了告发别人，还相互监督，相互整人，死在他们手里的忠臣不在少数。
不过到了明朝后期，皇帝比较弱，告密系统的实权就落在了太监手里，著名大太监魏忠贤就是这么干的。有人和三个朋友在家喝酒，一时兴起骂了他老人家一句，话音未落，瞬间有特务冲进来，抓走四个人。
最可怕的是，他们肢解了那个骂人者，打赏了剩下三个人。分得这么清楚，窃听和告密之迅速之专业程度真是令人不得不服。
到了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清朝，出现“清风乱翻书”的文字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来看看真正的酒桌上“被朋友插两刀”
二战后的东德几乎成了一个“全民皆线人”的国家。在两德合并前，这个靠机关枪和筑墙来组织居民流向西德的国度，人口仅1700万，学者约翰·科勒所著的《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说，为特务机构斯塔西服务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这个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也就是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这么多人充当告密者的结果是，全国有66%的人口受到斯塔西的监控。柏林墙竖起的28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想象一下，平平常常一个十来人的聚会，里面起码有一个人在竖起耳朵，准备把你的言行记在小本本上。
1992年，斯塔西的秘密档案首次对外开放。一些原东德居民发现自己的左邻右舍当年就曾监视过自己，一时间邻里关系受到很大冲击。
如果东德是这样，苏联呢？20世纪苏联的特工机构克格勃在全国各地、各部门设下数不清的耳目和数不清的罪名，将大批作家、学者和普通民众予以坐监、极刑或流放的惩罚。
在这种稍不留神就会因言获罪的国度里，人们活得胆战心惊，以至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半夜听见敲门声立即跳楼自杀的事件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为了明哲保身或“表忠心”往上爬，自觉或不自觉当了告密者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你还敢在酒桌上唱小曲儿啊？
参考资料：
李永毅，李永刚，《另一种内战：罗马帝国初期的告密制度和政治审判》
肖雪慧，《告密现象之盛衰》
曹龙虎，《走向权力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研究》
侯东阳，《武则天称制的舆论策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