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5年7月朱理治在陕甘宁边区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座谈会发言稿
这三个阶段的工作我都没做好，都犯了错误。特别是第一阶段，即中央来以前的四个月。时间虽短，罪恶极大。对陕北人民的利益有很大的危害，这是我一生努力所不能赎回的。
四二年高干会对陕北历史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一结论清算了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它同这次七大时对“若干历史问题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一结论的正确也表面在四二年高干会以后在以高岗同志为首的一元化领导下边区工作的大发展；高干会对我所作的结论也是正确的，高干会后，我学习了两年，在学习当中，越发觉得我的错误之严重和责任之重大。
在河北省委工作时期
我到陕北前，在河北省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当时陕北工作一向归中央代表孔原同志领导。我到陕北前，他写了一封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此信由中央代表及河北省委共同签字。我就带了这封信作为我在陕北工作的根据。这封信河北省委当时也讨论了一下，省委书记柯庆施和我也都看过，大家都同意。接着，由孔原和柯庆施共同写了一封七千多字的军事指令。我到陕北以后，又接到中代从上海来的五月来信。以上这些指示的内容，对当时时局的估计，全是根据五中全会来的。五中全会认为中国是两条道路的决战，这些指示认为中国亦是两条道路的决战。那时王明同志认为中国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已完成了。因为“陕甘”就是两个省。
对党的任务，这些指示规定“把陕甘与陕南红军联系起来……更将陕西与四川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更进一步……与新疆、青海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我在党校学习时，曾问过孔原同志，他说这个任务之规定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到上海接到王明的指示写的。
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出击。提出苏区的政策是查田等等。这些东西大部分是根据五中全会的决议案和各苏区左倾的经验，集其大成写出来的。当时由于我们的教条主义，小资阶级的狂热病，所以我认为这很好，可以执行。
但我看到指示信的下一部分，便感到困难，这里说：“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说“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服务的”，说“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我当时问过孔原，究竟是什么问题？孔原说：陕甘边二十六军的右倾很严重，根据陕北洪涛报告：现在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他要我到陕北后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同时给我看一本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字叫《肃反》，里边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写的一篇序，说鄂豫皖肃反是伟大的胜利，同时说郭洪涛回陕北后已经初步的执行了布尔什维克路线，因此，可以信赖。
今天看来，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
第一，说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根据郭洪涛的报告，说陕甘边的特委的政策是联合富农和小地主，是上层勾结等等。今天看来，刘、高当时已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和正确的路线，我们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刘、高在陕甘边是反对右派的，甚至把黄子文扣起来，但是北方代表不知道这个情形，当时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根据陕甘自己情形写的，这封信对陕甘边和二十六军的估价尚好。第二封是根据郭洪涛的报告写的，这封信认为陕甘边和二十六军是受了右派的影响。郭洪涛说，他是供献党内材料，实际上这里已和党外材料混合起来的。这就种下了陕北肃反的祸根。当时我们在华北为什么同意这封指示信呢？原因是：（一）当时我的思想是左的：四中全会以后，我是接受了教条宗派的思想的，其后愈陷愈深，到了河北便完全跟教条宗派走了。当时华北参加了反左右倾取消主义——反李铁夫路线的斗争。今天看来，那个斗争也是错误的。（二）我当时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的，见到指示信写得非常肯定，依照他的指示便是布尔什维克，否则即是机会主义。当时我认为他真有天才，写得头头是道，那时我思想上认为只要道理讲通再引几句马列主义的话就差不多了。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道理”是不是合乎事实，是不是反映客观。（三）自己毫无苏区及红军的经验。见指示信写得很具体，同时见郭洪涛已经执行得有了“成绩”，这样，我想我一定会把工作搞好的。（四）是个人主义思想，当时完全没有替陕北人民服务的思想，只想完成上级所给的任务来为自己建立功劳，至少不要因执行指示不力而受打击。这确是不折不扣的钦差大臣思想。
我到陕北以后，到二十五军来以前时期
三五年六月我到陕甘边，看到黄子文，他和我说：“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把一些小娃娃提到中央负责。”当时我是教条主义，我想这个人大概是右派，所以很快就跑到陕北，想找郭洪涛共同解决右派问题。到了陕北，主要就是和他谈，其他的象张秀山就没有谈过话，这时郭洪涛的职已经撤了，他心里不痛快。他说：“我是因为坚决反对右派和机会主义被撤职的。他们写信写我是立三路线”。他强调那封信是右派蔡子伟写的，我当时很同情他，认为他是坚持“正确路线”受了打击，所以信任他。今天看来，高当时写信写洪涛是立三路线是正确的，记得这封信批评他四点：（一）对形势的估计不对，郭认为红军力量已超过井岳秀和冯钦哉的总和。（二）反对集体农场。（三）反对肃反中的乱杀政策。（四）反对对红军估价夸大。今天看来，刘高的批评是对的，但我当时没有认识到。
以后我们又谈到陕北的历史，郭洪涛说：“陕北苏区是他用三支枪（或七枝）搞起来的。”又说：“我回来游击队失败了，马明方非常动摇，我回来创造了陕北党。刘、高一贯是右倾。二十六军南下搞垮，我要二十六军来陕北。在陕北党的帮助下，二十六军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他还说：“陕北的老百姓都不知道刘、高，只知道有一个老孙（郭洪涛的代名叫老孙）。”我当时听了很相信，一直到高干会听了高岗同志的报告，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但那时由于对这些问题不清楚，所以在陕北就犯了很多错误。
其次，郭洪涛给刘、高画了花脸，说刘志丹是大地主的儿子，说刘把自己的队伍编到白军里去了，他自己当白军旅长，说刘打仗一贯怕死的，为人阴险，是一贯的右倾，曾被开除党籍，对刘景范说的更坏；关于高岗，他说他很卑鄙，打仗动摇，受过留党察看处分，曾经开过小差，组织秘密队委，把阎红彦、谢子长排除出去，谢子长的死，是被刘、高气死的。
郭又说：杨森是第三党，现在还有联系，后来郭不承认这样说过，但是聂鸿钧也听郭说过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在肃反中我还注意这个材料，但是一直没有搞出来。此外，郭又说：秀山和惠师是刘、高的傀儡，柳家园子打仗失败他们要负责。
因此，我当时对刘、高的印象很坏，尤其是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郭说的陕甘党和一个来历不明、面貌不清的西安党有关系，这个党联络了很多人到陕甘边，这样，我从华北带来的认为陕甘边受右派影响的成见，这时就更加深了。我那时认为陕甘边和二十六军内部政治面目不清楚，刘、高的品质很坏，不可信任。
我到陕北后，首先开了一个永坪会议，我传达了中代几万字的指示，内容是夸夸其谈。那时正是三次围剿，我和郭洪涛谈了一下，做了一个反三次围剿的决议案，我记得是郭起草的，他说是惠师起草的，后来经我改过，高岗批评我说：“连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确实是这样，以后我在文安驿会议上也报告过，讲了两三天，这些报告内容，是把中央代表的指示信传达了，具体化了，并且有个别的发展。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和刘、高的路线有很大的分歧，因此才有很多的斗争，这个斗争在我来陕北前，即已尖锐，我来后就更加发展起来。
首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我们是对立的，我们那时写了一个决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三次围剿的决议》这个题目就不对，那时帝国主义就没有到陕北来，我们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混淆起来，连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也不知道，而刘、高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则认识很清楚；他们对富农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主张联合富农，把大地主小地主分别开，这和三五年中央对富农和小地主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呢？我们对富农一定分坏地。对地主则肉体消灭，甚至在二十五军来后决定将部队里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官兵都赶出部队，当时十五军团里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都赶走了，这里边有很多是很好的同志，这些人赶走以后我就想：“这样对不对呢？”后来我想，这是中央同意的，也就没有反对过。同时刘、高对白军工作，不仅要争取兵，而且要争取军官，因此白军整团整营就哗变过来。郭洪涛即骂刘、高是军官路线，没有立场，在二十五军来了以后，劳山一战杀了很多白军军官，有的给活埋了；我们骂刘、高与杨虎城、孙殿英搞统一战线是“上层军官勾结”；刘、高对土匪、哥老会是采取争取的政策，我们骂他们是“土匪政策”；刘、高对外来知识分子采取争取信任的态度，他们提拔一个曾当过公安局长，名叫李严的知识分子当苏维埃主席，我们就骂“这样的人还能当苏维埃主席？”说他“忽视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七大时，博古反省说，他们领导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贫雇农革命，我们搞的也是这样，结果富农、中农、地主，整个白军，整个白区都成了我们的敌人。而刘、高他们搞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分子的革命。这就是我们与刘高的最基本的、最深刻的分歧。
其次，对形势的估计及策略任务的规定，我们和刘、高也是对立的。那时我们认为革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如果有人说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机会主义，有人说江西苏区失败是低潮，我说恐怕是右派在搞鬼。同时无边际夸自己的力量，根据王明在国际十三次全会上的报告，认为苏区人口占全国的六分之一，面积占全国四分之一。
我们又认为，国民党的士兵都是动摇的，国民党财政上已经破产，兵源已经枯竭，广大人民已经认清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因此认为，我们的阶级力量对比我们已占了绝对优势。我当时想，刘、高所以右倾，大概就是他们对形势估计太低的缘故，只要把形势估计好些，他们也许不会犯右倾错误了吧。因此，竭力夸大革命有利形势。根据同一思想，我就反对陕甘特殊论。当时我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全国是一致的，南方北方是一致的。那时张秀山说：“陕北的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开化，陕甘的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当时我骂他是“特殊论”。直到后来，中央来了以后，我到陕甘任省委书记时，郭洪涛在陕北要我和他竞赛扩大红军，但我总赛不过他，我才认识了陕甘的确是特殊的，这里面积虽大，人口只有六万，而“柳拐子”就占了六千。交通困难，敌人统治力量弱，没有党和群众基础，工作只有先搞军队，再搞政权和群众工作，以后再建立地方党。这与陕北有二十六万人口，交通比较发达，敌人统治力量强，原先有很好的党与群众基础的确是不同的，但是以前我们认为说陕甘特殊是蔡子伟等右派在搞鬼。由于对形势的估计，我们的任务提的很大，要和全陕联系起来和川陕联系起来，军事方面提出打运动战，打正规战，后来又提出要全面出击，说要从什么地方发展到什么地方，又从什么地方发展到什么地方，把地方都没闹清楚，以致闹了一个笑话，说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我后来问洪涛，他说“洛川”是“洛河川”之误。
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陕甘边区正面冲突起来了。我们派惠碧海到那里去分配土地，他到那里富裕中农的地和粮也分配了。当时陕甘特委将他撤了职，并叫他在群众中承认错误。我听到李景林的报告，说这是右派张文华和李西萍等右派搞的鬼。我一听很生气，就跑到文安驿，企图拉高岗和我们一起反对右派取消主义，我和高岗谈了一下，他很坚决地说：“我们这里就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失望而回，就成立了一个代表团，想用代表团的名义和省特委的名义压迫陕甘边执行我们的办法。这个代表团有马明方、郭洪涛、崔田夫、张胖子和我五人。当时派了一个小代表团去陕甘边， 由马明方、鲁奔、习仲勋三个组成。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路线有何错误，只想到有右派在那里搞鬼，所以就要来一个硬干。
关于张胖子的问题，我附带说一下。那时他带了介绍信到这里，他那个介绍信是药水写的，没有烤出来，他说中央和他订了条约，要吃鸡蛋、穿皮袄，抽什么烟，要当二十六军的党代表，高岗说留他到陕北搞清了再说。他来到陕北，先看到中央代表的三万五千字的信，他说“这是叛徒写的！”我来了，我一看，我认识他，一九三O年从监狱出来还是他给我找到的社会职业，我知道他是同志，他一看到我，就说我是叛徒。我说：“有什么证据？”他说：“中央派我来，就不会派你来！”我说：“北方派我来为什么派你来？”后来大家都不理他，把他摆在那里。后来我想到过去中央说到这里叫我们三个人成立代表团，我想他以前也许就来了，只是关系没有搞通，故而发生误会，同时我想成立个代表团压压陕甘边，就把他搞了个军委副主席。隔几天，聂鸿钧来了，说上海中央局告诉他，他不是中央代表，而是来做文化工作的，我就告诉他，他就骂聂鸿钧也是叛徒，上海中央局也是叛徒。我觉得他很奇怪，就把他扣起来。他看到张秀山就对他说，你赶快去告诉刘、高把二十六军拉走，要二十六军和西工委宣布独立，张秀山就告诉了我，后来中央来了要放他，我不同意，我说这个人不可理解，一定是反革命。直至一九三六年我才弄清了，原来他是王世英派来的，他在上海做交通工作，知道的关系很多，王世英怕他把事情弄坏了，所以派他到苏区来，他不愿意来，提出了二十几个条件，说吃鸡蛋大米，抽什么牌的烟，当中央代表，二十六军政治委员……等。王世英应付他说可以，是骗他的。接着王世英就派陈刚跟在后头进行解释，但陈因事中途折回，这事当时没法弄清楚，今天想来，我当时对他的处理也是错误的。
在文安驿会议时，决定打瓦窑堡，说里边埋伏的敌人，可以里应外合，后来里边并没有人配合。刘、高他们将部队带走打横山去了（后来敌人走后，我们看瓦窑堡的工事很坚因，证明他是打不开的）。横山战斗没打好，郭洪涛埋怨二十六军不打瓦窑堡，同时和我说，他和前某某人谈话，觉得这次战斗没打好里边有鬼。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估计二十六军和陕甘边一定有问题，所以后来二十五军一来就闯乱子了。
关于这阶段我的错误，主要就是如中央所批评及高干会结论所说的，钦差大臣的作风，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议论，做报告写决议不看人家的成绩，专看人家的缺点。二次围剿我没有参加，听郭洪涛一说，商量一下，就批评了五六条，对下层没接近，路线执行不通，也不反省，就只盲干，搞代表团分化内部；其次，我有个人英雄主义。觉得许多工作搞的不错，群众工作有发展，扩大红军也有点成绩，没有想到这里是因为人家的路线正确发展起来的，同时在我们领导下，群众并没有完全执行我们的路线，而是执行他们正确的路线发展起来的。我过去认为原来这里已初步布尔什维克化，我来后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郭洪涛在那次会议上说，这次扩大会是“从初步布尔什维克化开始走向最后布尔什维克化”。我们这样互相吹嘘，是很不正派的。
红二十五军来以后
红二十五军来了以后，我和郭洪涛、聂鸿钧、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六个人一起谈了几天，一切问题都是在六个人座谈中决定的。当时郭洪涛讲了一套，说陕北是他创造的，说刘、高如何如何的坏，说横山战斗的失利，其中有问题……等。聂鸿钧也讲了一套，说他是从陕甘边来的，说西安市派了许多人到陕甘边，陕甘边的右派问题很严重，我也讲了右倾机会主义怎样不能执行我们的路线。这样大家一会合，觉得陕甘边的问题就严重了，特别严重的是听到徐、程、戴三人说，他们从陕南到陕北来时，路上有一个张汉民的部队跟踪他们，后来张给他们来了一封信，说他也是共产党，归西安党领导，叫他们不要害怕，但是他们听说西安党有问题，因此路上就把张汉民解决了，张汉民做了俘虏，他说他与刘、高有关系。二十五军把张汉民杀了，并将张部下面其余同志及赤色群众也杀了，同时我怀疑到刘、高有问题。我们六人听到这些材料，便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徐、程、戴说，他们这次赶来陕北帮助这里肃反是主要任务之一。当时谁也没有说刘、高是右派，只是都感觉有问题，所以后来戴季英即根据这个印象，指明问供，用刑逼了张文华、蔡子伟，供出了刘、高等是右派。过去我和洪涛反省不对，总说我们没有说刘、高、张是右派，是戴季英打出来的供，其实，那时虽没有黑名单，脑子里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所以最后搞到刘、高的被捕。当时大家决定先由聂鸿钧带部队到南边活动，负责解决陕甘边的右派问题。其次就是把张文华、李西萍扣起来，以便发现陕甘边右派的情况；再就是学习鄂豫皖肃反的经验，戴季英是鄂豫皖的审讯科长，就叫他当保卫局长，当时徐海东很反对，说他专横，后来还是决定他当副局长，我又和洪涛商议，要崔天民做了正局长，但由于我对戴季英很信任，崔天民只是挂了一个空名儿，一切都是戴季英负责，我曾对戴说：“一切审讯要郭洪涛参加。”但是他审问了好几次，都没有叫郭洪涛参加，我质问，他说他们在鄂豫皖审问时省委书记都不参加，是张国焘自己领导的，我也就很信任他，后来就大大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两个省委联席会议上（陕甘、陕北两个省委），拿惠师斗争了一番，张秀山起来讲了两句公道话，也把他斗了一下，刘、高则没有讲话。以后又召开二十六军、二十五军战士会议，我在会上把右倾机会主义骂了一顿，另外还写了几篇文章，郭洪涛也写一篇：《右倾取消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我写了一篇：《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到第八段时，肃反已到了最疯狂的时候，听到很多口供，并误听子伟、秀山也供了，于是我把张秀山过去告诉我的一些话，也写上去，那时的确感到二十六军及陕甘边内右派如麻。记得高干会时李静波说：“朱理治的笔在纸上写，同志们的头在地上滚。”这句话说得很深刻的。但是当时我还不清楚，我说我从没有下过命令叫前方杀人，可是实际上我的文章客观上就是起了杀人的作用。这篇文章是典型的党八股，真是祸国殃民，遗毒无穷。
关于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当时徐海东在作军团长，刘志丹作副军团长，聂鸿钧作军委主席，程子华作政治委员，高岗作了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了副主任，我是省委书记，郭洪涛是副书记，这样刘、高在党政军都没有实权，事实上即是由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教条宗派及经验宗派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二十五军又说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不会用机关枪，由我写了个条子给刘、高，他们便把机关枪交出来。这在今天看来，刘、高他们是完全合乎组织原则的。
郭洪涛说六人座谈会是正确的，事实上许多错误及罪恶都是从这里搞出来的。
肃反整个的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聂鸿钧在前方怎样进行肃反的过程我不清楚，在后方开始捉的张文华。捉后第二天戴季英将口供记录交给我，并说没有用刑罚就供出的，内容说刘、高、张秀山、杨森、蔡子伟等十二人都是右派。我当时告诉他找蔡子伟问问，第二天他又写信给我说，也没有用什么刑就供出刘、高是右派，当时这些人都在前方，只有张秀山在后方，我叫他问张秀山，他便将张秀山扣起来，第二天又告诉我说，张也承认了（后来说明蔡子伟、张文华是打供的，秀山根本未承认）。当时我感到事情严重，就写信叫洪涛星夜赶回来，我问他刘、高、张是否右派，他说不是，但是也没提出任何反证明，说明为什么不是。过去他说这些人可疑，现在有了口供，他又说不是，故我当时很奇怪，我马上找程子华、戴季英三人同审。首先审张文华、蔡子伟，吊起来打，他们都供了，程、戴认为口供可信，要根据口供捉人，我说他们是被吊起来后讲的，又说不可解释的是他们曾经消灭过白军，创造红军，但是程、戴说，根据鄂豫皖的经验，他们就是用“创造红军、创造苏区以达到消灭红军、消灭苏区”的。我争论不过，最后我说郭洪涛是本地人，他说刘、高不是右派，所以我说当时不能抓人。过了几天，口供愈来愈多，开始都是供的名单，这些名单郭洪涛也看过，后来有一个口供比较具体，说张秀山是由蔡子伟介绍加入右派，并任右派前委书记，张走后由刘志丹代理，曾在一个庙上开会来，我把这个口供给郭洪涛看了，又和他商量的结果，准备志丹回来时，把他软禁起来。我认为当时洪涛也信了口供。他上次发言时没有说到这点，只说到他动摇了。以后口供不断传出来，我感到问题太严重，亲自审了张文华、蔡子伟、黄子文、李西萍等人，没有用刑，供出来的和原来的口供差不多，而且口供大致是一致的。以后又审张秀山，他死都不承认，我那时已信了右派的口供，故打的他死去活来，他仍不供，最后才糊里糊涂承认了，将五个人反复的问了一夜，所供均同，我慌了起来，就告诉戴季英起草一封告前方“防止发生突然事变”。这句话就闹出了大乱子，我先前压了不许抓人，可是前方已在抓人，聂在前方已活埋人，我说了这句话，戴马上写信未经我看即发出，这封信一发就出了乱子。志丹在安塞路上看到这封信，就跑到省委来，我和戴商量把他扣到保卫局，过了没半个钟头，洪涛来说，志丹的特务员王德（魏德）不是反革命，由他向戴季英保释。洪涛上次发言中关于这个问题讲的很不合乎事实，说关于刘志丹的被捕，他反对也没有用处，事实上刘志丹被扣以前，是我们共同商量将他软禁的。同时他到保卫局时刘志丹在戴季英处还未扣起来，还在戴季英那里吹到半夜。洪涛说他反对也没用处，为什么你能把志丹的特务员保释出来，足证大家那时对你的话是信任和尊重的。
我附带说一个问题，在永坪镇时，聂带来一信，说从劳山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文件中谈朱、毛已到静宁有窜陕甘模样，当时在前方讨论。刘志丹、高岗就要去迎接，聂来信问后方如何办，程子华说迟了，不知中央红军到哪里了，因此提议在边境上牵制东北军，配合中央红军活动，程子华就去执行这个方针。今天看来，刘、高的方针主张在前方得到消息后，立即去接是正确的（高岗插话：不是这样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迎接中央红军是反革命阴谋。）这以后，在瓦窑堡又接到聂鸿钧的信，问这事到底怎么办，我感到时间更迟了，洪涛说：“红军出发以后，苏区怎么保？”最后我和洪涛就按程子华原来的意见给聂写信说：“在甘富之间牵制敌人，配合行动。”以后又过半个月，根本就不知道中央红军在哪里。
洪涛在高干会上提出我的二十二个问题，说是高岗叫他讲的，以后又说是彭副校长叫他讲的。里边有个问题：问我“中央红军来了，我为什么不去接？”当时我想，大概那时洪涛不在吧，不然为什么这样问我呢？以后一想，不对头，洪涛和我一起写的信，共同签的字。以后我责问他，他说忘掉了，可是他在西北党史会上说：“当时刘、高主张把二十六军开到苏区以外，是错误的政策，他主张在苏区内牵制敌人是正确的。”可见不是忘掉了的问题。同样一个事实，当说这是对的时候，洪涛可以用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刘、高是错的，用来替刘、高画花脸；当说到这件事不对时，他也可以用来责问我。把类似这样的问题，凑了二十二个，用来替我画花脸，反正都可用来害人，这未免太阴险了吧！
在志丹回来的第二天，戴季英拿了一封信给我看，信上是“兹奉中央局代表团书记煌岗之命，押送该犯刘志丹回后方，如该犯中途逃脱，得便宜行事”（这封信后来聂鸿钧不承认，程子华不知承认不承认）。刘志丹被扣之时对戴说，他在半路上看到捉他的信，因此自己回来。我那时想：“反革命自己还会回来？”因此觉得奇怪，戴也惊慌了一下，我当晚就又审了供刘、高的几个人，也没审出什么，第二天我和洪涛又审了几个人。审张秀山时，他大哭一顿，说：“我死没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我看见他这样哭得伤心。审后回去我对洪涛说：“这里头恐怕有冤枉吧！”他没做声。
关于张秀山的问题我声明一下，本来程子华只审了张文华，他在电报上将张文华误认为是张秀山，事实我们在永坪是没有审过张秀山的（我在自传上也说过：“在永坪没有审过张秀山”。）我在瓦窑堡审张秀山时，硬打的死去活来，这是我的罪恶，但如有口供，均是张文华、蔡子伟、黄子文、江旭、李西萍五人供的。洪涛说后方都是张秀山供的，是不对的。而后来对肃反发生怀疑，是从张秀山大哭及“我死不要紧，可怜二十六军”这段话引起的。所以从此以后，刘、高等几十个干部在后方一个多月，没有杀，一个也没害过。现在想起来真是侥幸，否则继续发展下去，我的罪恶更大的了。
我既怀疑口供，就亲自审了五天五夜，集中审了五个右派，他们仍说志丹是反革命，以后又将黄子文和蔡子伟吊起来，我故意问：“爱女儿和史秀英是信任的？”打来打去，一下说是，一下说不是，这使我更怀疑口供，这时感到聂鸿钧在前方埋人的办法不对，同时又感到审判方式有问题，就写了一肃反指示信，第一部分说，右派蔡子伟、黄子文等以党内的右倾取消主义面目出现，经过党内斗争，已出现反革命原形，我们肃反已得到胜利，肃反是正确的。第二，指示肃反的方法，不要指名问供，不要用肉刑，不要把党内党外问题混淆起来，不要乱杀，要采用自首政策，除过顽固不化的反动首领，必须加以消灭外，其余一概允许自首。第三，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斗争火力下面和右派结合起来，形成反党反革命的纲领，右派即利用他们的名望（没指名刘、高）进行活动，这个机会主义是党内的封建集团在二十六军里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必须将他们的错误在党内进行坚决深刻的教育解释……等。这封信的原意是在纠正乱杀及指名问供，但前面一个帽子，后面一个尾巴推论起来就会把反革命首领推到刘、高身上，故这封信也是错误的。那时前方后方都闹得很厉害，在志丹被捕的第三天，戴季英说军委里朱子修、高朗亭等五人要暴动，我感到如一暴动则会搞得乱七八糟，不可收拾，当时供的名单有六七十人，也有朱子修和高朗亭，故决定将这五人扣起来，形势很严重，口供靠不住，谁是真的反革命，没有弄清楚，因此我就想用“自首政策”，当时怕右派不信，故用省委名义印了一个自首条例，中心是说任何反革命，只要不隐瞒一点，不夸大一点，讲出真话，即允自首，否则一经查明立即枪毙。结果黄子文、蔡子伟翻供了，只承认他们自己参加过右派。我随即找洪涛说，根据我的审讯来估计，这些人是党内封建集团，不是反革命，最后搞清时一定放他们，放出后党内一定要扯皮。叫前方无论如何不要再杀人捉人了。同时把后方审讯情形及我的意见告诉程子华同志。上面这段话，程子华来电及郭洪涛在党校座谈陕北历史时均证明了的。洪涛之不老实处是他在高干会第一次发言时说，他为要制止肃反积极要求去前方的。第二次发言，是为要替我画花脸，说是我故意骗他去前方的，事实上，他那时始终未提出任何积极意见，我因见了右派翻了供，故感到肃反搞错的，当时前方有军事行动，不能开会，故要他去前方征询子华等意见。
但是我们过去说，我们会进行制止肃反的，这是夸大的，事实上如果中央不来，事情就没法结束。因为前方聂鸿钧仍坚认刘、高等是右派，程子华仍认为刘、高不能用党内的封建集团来解释，而戴季英在后方始终认为刘、高是右派，右派审供之后戴季英又说从马丕雄、张文洲、李启明得到新材料，我审后觉得仍是靠不住的。当时仍批评季英，但他仍说他没有错，直到中央到瓦窑堡后，他仍报告这批同志是反革命，我当时真正是左右为难，弄得不得下台。
插问：中央来的头两天，保卫局长说，今晚有人死，你说这时不杀人了，为什么在保卫局后面磨刀挖土坑？
答：我在接到洛甫来信说（时），中央已到下寺湾之前两三天。我因不知中央消息，同时又不知洪涛到前方和程子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故我想先放个别同志出来。当时曾和保卫局几次审了习仲勋同志，我们可问他，我自那时有无杀人埋人的心。得到洛甫信后，我即通知省委各部门，要他们写报告给中央。同时叫了戴季英、马明方来，交待戴在后方不再审人了，如再审人，定要马明方参加，因怕我走后戴再乱搞。以后我即到下寺湾，中央到瓦窑堡时我仍留在下寺湾，是否有磨刀挖土坑之事我无法知道，但我亦绝对不能说我不知道的事一定就没有。你们可问戴季英及押你们的保卫局的班长（现在四部，名叫吕清）。戴在刘被扣后五六天，曾对我说过：“反革命气焰很高，要杀几个镇压一下。”我说：“你要杀那个？所有的人都是右派供出的，口供尚未弄清，如杀一个，则个个都要杀了。”因此制止住在后面未杀任何一人，故挖坑及磨刀之事我绝不知道的，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假设这是我下的命令，则后方决不会不杀人，不审前方的人，决不会采用自首政策叫右派翻供，也不会派人到前方叫不再杀人、捕人，决不会写信到关中告诉鲁奔说肃反有错误，要他注意，也不会见到中央时即报告我们的肃反搞错了。
中央来了以后
中央到下寺湾以后，我就赶到那里，在一个会议上谈肃反的错误，并和博古谈了一小时。他征求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我说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这样讲话使得后来中央对这问题没有很快搞好，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插问：中央接到说刘、高是反革命的信是谁写的？
答：我估计，不是郭洪涛写的就是程子华写的。因这信是由前方发出的。
中央来后，我在陕北省委工作，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李西萍的口供没搞清楚，牵连了一些人，有杨玉亭、焦孟雄、习仲桢、杨再泉，我就对杨再泉及杨玉亭采用盯哨及监视的办法。焦孟雄则用经济手续不清名义予以监禁，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同志均无问题。第二个错误是东北军进攻我们，我不懂得插到小沟里，沿大路走，退了一百多里，弄得队伍很混乱，底下同志都埋怨我，情绪也不好。
但最大的错误，还是表现在我和洪涛共同发表的肃反解释书上。这个解释书有以下四大错误：（一）没有认识到我们在此段坚持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及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用不正确的路线反对正确路线，而这个路线的斗争，造成了陕北肃反的基础。（二）没认识到洪涛和我的恶劣品质在肃反中应负最重要的责任。洪涛的挑拔离间造谣中伤，使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中代来信，便将党外问题及党内问题混淆起来了，认为二十六军及陕甘边的党领导机关的右倾是受了右派的影响，要我来陕北在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中来孤立右派，然后肃反。而个人主义的我又采取了极端钦差大臣的作风，不调查研究，只信任洪涛的反映，认为刘、高包庇右派，政治上可疑。在开展反右派斗争中右派非但没有孤立，相反的，把正确路线的同志推到右派方面去，因为所谓右倾取消主义的理论，事实上均是刘、高的正确主张。故二十五军一来，与处理张汉民的成见互相印证，更加之采用逼供信的肃反方针，因此即造成了这个罪恶的肃反。（三）没有认识到遵义会议前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而全国各地的肃反错误均是这条错误路线下造成的恶果。我在解释书上说当时中央曾严厉批评过张国焘的肃反错误，这是我的片面夸大，客观上是替教条宗派的中央辩护，事实上那时各个苏区都出了乱子，中央并未纠正。我们这里，戴季英是根据鄂豫皖肃反经验，聂鸿钧是根据赣东北经验，程子华是根据鄂豫皖及其他苏区肃反经验，他们将这些经验带到陕北，并坚信经验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这里也搞错了。当然，主要怪我自己。肃反时我因开始怀疑到鄂豫皖的肃反，曾找二十五军带来的鄂豫皖文件来看，但找不到一句话明确说鄂豫皖肃反是错误的。（四）由于以上的认识错误，因此自己不能从领导责任上来反省自己，而只认为仅仅是我用人错了，怪聂鸿钧在前方不得我允许即乱杀人，怪戴季英专横闹独立性，因此认为肃反错误主要是他们的。其实我当时是书记，我的领导正确与否可以起决定作用的。聂在前方杀人虽有他自己的责任，戴亦有他的责任，但聂到前方去我没规定一条不杀人的方针；而不许指名问供，要采取自首政策，不要乱杀的指示，是在前方已经杀了百多人之后，是在后方已经用刑审讯之后。我查问他们为什么不执行省委的指示是不合事实的，故他们虽有责任，但主要仍是我的责任。由于我不能勇敢地负起责任，因此，造成互相推诿责任，功归自己，过则推人，这正是我的个人主义的表现，是很不正当的。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我在边区做财务工作，也犯了许多错误，最主要的是我对陕北历史仍是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只听洪涛说，高岗取消子长县是宗派主义，高只会拍打拉等等，故我那时对高岗的看法是不对的。对高岗及西北局的领导仍不尊重，而对过去陕北内战时期我们的领导错误又没有自我批评，妨害了高岗一元化的领导。同时在内战时，在肃反问题上及党内思想斗争上犯了左的错误，这时又犯了右的错误，对审查干部的麻木不仁的思想上的自由主义。
我的反省
我的罪恶是很大的。为什么我会犯了这些错误呢？基本上是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造成的。当然也和四中全会的路线有关。光以这个路线解释不够，因同样一条路线，刘、高他们为什么能执行他们自己的路线呢？他们是无产阶级思想，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高干会结论说我们要篡党篡军篡政，我当时想不通，学路线后，才想通了，这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人家根据无产阶级路线和作风创造了苏区和红军，我拿小资产阶级的路线作风反对他们，最后代替他们，这不是篡是什么？
我觉得我和刘、高比较有三点区别：
第一，思想方法不同。刘、高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不受当时教条主义的束缚。凡合乎群众利益的，能使革命推向前进的就采用。因此，他们能在大革命失败后，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出一条完整的正确路线。在苏维埃后期，全党都犯了错误，他们则能坚持正确路线和毛主席思想不谋而合，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毛主席来了以后能毫不动摇地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我思想是主观、教条的，表现在我不是从陕北的实际出发，是从上级指示出发，从脑子里出发。
因此：（一）在认识事物时看不到客观性的矛盾性，认为地主、富农、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三党等等，都可以打一个等号，中间没有任何差别和矛盾，认识不到客观事物存在的特殊性，认为北方等于南方，陕甘等于陕北，认识不到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总认为革命一直向上发展，中间不会有低潮。（二）轻视经验：只要理论学通，就够了，多读了几本上级的决议和教条便自满起来。没认识到理论是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综合，因此在梢山之上只要能够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一样会产生马克思主义。我来陕北后，总不肯向斗争中的陕北人民学习，向他们的领袖学习，成天只是读文件。（三）我根本不懂调查研究，更说不上作历史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对陕北历史根本没有研究过，假设到陕北后能稍微研究一下，也决不会犯这样大的错误，特别坏的是，我只听郭洪涛假造历史的报告，而和刘、高及二十六军的干部根本不说话，故始终受洪涛的蒙蔽。在陕北问题上总是犯错误。这种认识问题的片面性与我的出身有关系，因我不接近群众，是个书呆子，好抽象地想问题。
第二，我有宗派主义，而刘、高干部政策则是正确的。他们运用的都是能从实际出发，能联系群众的很好的同志，如张秀山、习仲勋、王世秦、张邦英等，而我所运用的干部则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或者是盲从的，如郭洪涛和王达成这样的干部，这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方法差不多的缘故。其次，我对同志采取的是打击政策，因为不打击就不会使下面许多真正服从真理的同志执行我们的错误路线了。再次，我的干部政策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不信任本地干部，总觉得外来干部可靠，如聂鸿钧、戴季英等，我很信任，这就是由于我看不起群众的创造性而来的，看不起本地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一定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领袖和干部。
第三，基本的区别，即是刘、高等同志的品质是很好的，他们始终能和群众密切在一起，忠实耿耿地为群众服务，因此，总是老老实实地做工作，不吹、不装，不偷、不急、不骄，始终坚持正确路线毫不动摇。而我呢，到陕北时，根本没有来替陕北人民服务的观点，而只想完成上级的使命，替自己建立功劳，不是替人民服务，而是要陕北人民替自己服务。由于自己有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所以在陕北工作中，便表现急于求功，毫无谨慎戒惧的心理，见到各个苏区都有个“肃反的伟大胜利”，因此自己在陕北也急于搞一个伟大胜利。由于自己有个人主义，因此担负了此地的主要领导责任之后，便骄傲自大，觉得自己有无上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路线执行不通，便不管组织原则，采取硬干办法，强迫执行，而毫不反省。由于个人主义，不肯放下臭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同志学习，做刘、高的学生。当时陕北的局面是一个革命与战争的国家局面，而我对军事政权及农民哪一门均无经验，但装做什么都懂。到陕北来以后，便否定过去，夸大现在，来找人家毛病，认为我未到前，二次反“围剿”有许多毛病，而劳山战争一胜利，便发出通知，认为这是“代表团”领导的正确。自吹自擂，自欺欺人。
由于以上错误，造成我的罪恶，这些罪恶想起来当然是很痛心的，所幸在毛主席领导的一年中，我多少也认识到毛主席领导之正确。高干会后，在延安学习了两年，多少学到毛主席一点思想方法，加上在高岗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帮助下，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后我决心重新做一个共产党员，我想年纪还轻，总还可以给党再做一点事情。
（据中共陕西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资料室1985年6月30日编印《内部研究资料》（二）翻印）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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