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叶的诗歌305篇。包括十五国风（160篇）、小雅（74篇）、大雅（31篇）、三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另有6篇笙诗，仅存诗题，不在305之内。
2、《诗经》的分类。《诗经》中的诗依据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指各地不同的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 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也就是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诗经六艺
风雅颂赋比兴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国地区的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雅：正，指王畿的乐歌。颂，宗庙祭祀之乐歌。
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笙诗
《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南陔》﹑《白华》﹑《华黍》，“南有嘉鱼之什”中的《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的合称。这六篇诗都仅有篇名而无文辞。宋朱熹于集传中称这六首诗为“笙诗”。《
诗经的句式和章法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强烈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韵律的基本单位。四言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诗经中经常出现的重章叠和双生叠韵的重沓结构读来有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在意以表达和修辞上都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的句式特点是由其音乐性决定的，因为诗经中大部分作品是由乐官收集而来，并加以修改的民歌，或者是有周朝留存下来的祭祀飨宴所用的乐歌。
雅颂与国风不同的语言风格
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他、也，等，这些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的这种不同特点，反应了时代特点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的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简述兴在诗经不同诗歌中的不同作用
有的只是调节韵律、唤起情绪，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
诗经中更多的兴句，或烘托晕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构成诗歌境界不可缺的部分。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经达到了情境交融，物我相协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境界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
风、雅、颂：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和方域之意。十五国风。雅即正，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鲁商颂）《诗经》中的诗依据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四家诗：
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在先秦时代的三个作用。
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诗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使用价值，得到人们广泛重视。
（1）祭祀、宴享时奏唱。
（2）外交场合言谈应对的辞令。
（3）作为教育的课本。
赋、比、兴：
《诗经》中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手段。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比，就是比喻，以此物言彼物。兴，先言他物已引起所咏之辞。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兴与诗歌的情思有时相关，有时不相关。赋、比、兴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法，但在实际运用中常有重叠。他们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诗经》的编集
《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 “采诗”、“献诗 ”、 “删诗 ”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一些消息。
采诗：周代朝廷采诗、献诗以制作礼乐。这种采诗制度的目的是观风察政。
献诗：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
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删诗说影响很大，至今有人坚持，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确：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4）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乐公演奏十五国风，名称顺序与今本是《诗经》相同。当时孔子仅 8岁。《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但《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诗”、“诗三百”。春秋时期诸侯宴飨和出使，常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为《诗经》。而赋诗言志之风，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曾骂过“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现本《诗经》郑卫民歌依然很多。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孔子对 “诗 ”可能作过 “正乐 ”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 “诗 ”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
重章复沓：
各篇结构单位为章，各章之间结构相同，只是相应变形成回环往复，层层深入的效果。
诗经的内容
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 农事 宴飨 怨刺 战争徭役 婚姻爱情 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的内容
祭祖颂歌：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 rá ng）灾的祭歌。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因此，它们与后世的庙堂文学有明显的区别。
《诗经》中五篇史诗的艺术特色。
（1）五篇史诗并不是平铺直叙全部历史过程，而是通过有选择地描绘具体事件来歌颂先祖的功勋，抒发周民对先王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如《公刘》叙述周人远祖公刘带领周民从邰迁豳的历史。《绵》主要叙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 父率民由豳迁岐的事迹。诗作避开正面叙述，着重描写周民在迁徙中的活动和心理感受，，尤其注重欢快热闹的场景刻画。
（2）诗中有对先祖神化的记述。如《生民》写周始祖后稷是他的母亲踩了天帝的脚趾印而受孕、出生的。他在种植五谷方面具有神奇的才能，等等。这些描述，塑造了后稷这个给周民带来安定富足生活的半人半神的部族首领的形象。
农事诗：
我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着农业的初步发展。周人将自己的始祖与发明农业联系在一起，可见农业在周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诗经》时代，农业生产已占有重要地位。《诗经》中的作品，不仅在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而且产生了一些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要举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予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象征性犁地。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答谢神灵的恩赐。这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周初农业经济繁荣，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燕飨诗：
《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诗经》中许多其他题材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
怨刺诗：
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这些诗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所谓“变风”、“变雅”：《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后世经学家纳入伦理轨道后对《诗经》作品的主观解说，即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经》确有不少含蓄蕴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直吐怒骂之作。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其特点是“多具忧世之怀”，“有忧生之意”
战争徭役诗：
战争与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称为战争徭役诗，这类诗大概有 30首。战争与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称为“王事”。参加战争和徭役，是周人必须履行的义务。战争徭役诗的主旋律：由于周人重农尊亲，所以从总体上看，战争和徭役诗，大多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为浓郁的感伤思乡恋亲的意识。从而凸现了较强的周民族农业文化的心理特点。《诗经》反映战争徭役有两种情况：
其一、对周边民族的抵御与进攻（积极防御）。
其二、对内镇压叛乱的。、
婚恋诗。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 “国风 ”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
弃妇诗：
《诗经》中有的诗是被丈夫抛弃的妇女所咏唱出来的，反映了妇女地位的卑下及其不幸的命运，其中以《谷风》和《氓》最为有名。这两首诗都表现了女主人公对丈夫忠贞不二、辛劳持家却被无情遗弃的悲凄遭遇，但是表现风格各具特色。
《诗经》中歌咏爱情作品的主要内容。
（1）歌唱爱情和婚姻。这类诗有的风格直率、大胆、浪漫，如《召南·摽有梅》、《召南·野有死麇》。有的风格温文典雅，如《邶风·静女》、《陈风·月出》等。
（2）反映与爱情婚姻相关的社会问题。这类诗有的反映了爱情同礼教、社会舆论的矛盾，如《郑风·将仲子》、《鄘风·柏舟》。还有几篇弃妇诗，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卑下和她们的不幸命运，如《邶风·谷风》、《卫风·氓》等。
1、《诗经》中有一些记载民族历史，歌颂祖先功勋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周人的五篇史诗，即《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歌颂周先王领导人民兴建周邦的历史功绩，是它们的主要内容。
2、《诗经》中还有一些有关农事活动的歌咏，这些诗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周人农业生活的情状，如：《七月》、《芣苢》、《十亩之间》等。
《诗经》中社会政治诗主要包括的内容。
（1）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还有的诗歌表示了对剥削现象的不满。
（2）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有的作品抱怨劳逸不均，雅诗中还有一些作品或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或直斥高层统治者的昏庸无道。
（3）抒发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有些作品宣泄了对人生的感慨和郁结情怀。有的作品以深沉忧伤的笔调，写家国沦丧的悲哀。
（4）称颂执政者的诗。有些作品赞美了尽瘁为公的执政者。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大雅中的周族史诗，真实的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刺怨诗，表现出诗人对现实得热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国风中的作品，则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的真实感受。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和怪诞，极少的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诗经》中，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是个面向现实的传统。
《诗经》的艺术特点
赋比兴的手法 句式和章法 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一、《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开端：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二、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
三、重章叠句：《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
诗经的押运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
四、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总之诗经语言形式生动，丰富多彩，以少总多，情貌无疑。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的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简述《诗经》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特点。
（1） 重章复沓的结构形式；
（2） 以四言为基本句式；
（3） 节奏鲜明，音韵和谐；
（4） 语言词汇丰富，大量运用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字，不但增加了诗歌的韵律美，而且能细腻地传达出诗人曲折细微的情感和物象的活泼情状。
诗经的地位和影响
抒情诗传统风雅与文学革新 比兴的垂范
1.开创了抒情诗的传统 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是个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2.在内容上，诗经表现出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市诗歌的创作，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精神继承。。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 “风雅 ”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古风》其一）；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意旨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有其人。
3.在艺术手法上，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作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定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
4.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远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诗经》的初源
虽然人们称《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之一，但其实《诗经》也有它的初源，那就是所处时代比它更早的、属于上古时代的歌谣。
上古歌谣，即文学史常称的诗的原始时代，无论从其产生时代还是本身体型特征看，都毫无疑问地是《诗经》的初源。由于它的结束，或者说，它被《诗经》所替代，《诗经》时代才真正开始。
我们可以从上古歌谣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看出来，它们与《诗经》的内容大致上具有相似的类型：其一，最早出现的劳动歌。这是上古时代人们从事劳动生产时所自然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号。其二，原始宗教的祭祀歌。原始先民由于无法理解宇宙间的种种现象，便常常以祈祷和祭祀来表达自己的祈盼和愿望，这便有了祭祀仪式上的祷语和祭歌。这些祷语和祭歌，有的被记载在了甲骨卜辞中，流传到后世。其三，古老的情歌，上古时代的情歌原始暧昧，含蓄婉转充分体现了先民爱情的古朴。其四，上古战争歌。早期原始人民的刀光剑影被刻在甲骨卜辞中记录了下来，让人们可以藉此一窥战争的场面。
毫无疑问，上述四个方面的上古歌谣内容，使我们清楚看出，它们的总体风格，即记录的上古初民各方面的生活，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朴质情感，基本上只是事实和现状的记录，及原始地、客观地再现，而没有作意识上的艺术加工。正由于此，这些歌谣的语言往往是简练质朴，没有丝毫的夸张修饰，也不能删减任何一个字，但这并不妨碍它们表达情感，都在极其简短凝练的字句中，包容了所要表述的内容与情感，从而显示了其原始风味的艺术感染力。
虽然和《诗经》相比，上古歌谣显得更原始质朴，甚至粗糙鄙陋，我们也能同时看到，它们之间有着相承的渊源。也就是说，《诗经》身上有着上古歌谣的影子。只是《诗经》更具有艺术表现力，更能传达人们的情感。所以，上古歌谣毫无疑问是《诗经》的初源，而其原始质朴的风格也自然而然影响到了《诗经》。
《诗经》的收集和编选
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的说法。
采诗之说始于汉代。一见语《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再见于《汉书》：“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卷三十《艺文志》）。三见于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句）：“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但采诗说究竟有几分可信，还颇成问题。
孔子删诗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但这种说法不太可靠。《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诗经》的体制分类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风”，有风土、风俗、地方色彩之意，也有教化、风化、讽刺的引申义。《风》又称《国风》，分为“十五国风”，即由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诗歌组成，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
“雅”为何义？《诗·大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另有一说：“乐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远郑声也。”（《白虎通》卷三《礼乐》）。前者偏于内容，后者偏于音乐。
《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但是没有情诗。
“颂”为何义？《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是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诗经集传》说：“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可见，《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它连歌带舞，配合礼仪，声调滞重徐缓。
“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5篇，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
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赋”是《诗经》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之一，“比兴”是最能代表《诗经》民歌特色的艺术手法，也是中国民歌的优秀传统，“兴”一般用于诗歌的开头，《诗经》民歌中借以起兴的物象大都是自然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这些物象本身就使人感觉到优美的诗意，而兴的妙处更在于借以起兴的物象和下文之间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关联，它或衬托，或暗喻，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比”在民歌中也是俯拾皆是，比的运用使得诗歌的语言更加生动传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