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东亚神州，更震撼了中国革命圣地 ― 延安。
这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个党校由原中共中央党校和红四方面军党校于 1936 年 10 月在陕北定边合并而成。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作为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一名年轻干部，一直在这里学文化、学政治、学理论。 1937 年 1 月，党校从定边迁至延安桥儿沟，我继续学习。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布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要“武装保卫平津华北！”要“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这正义漂然的声音，像枪炮里的撞针，强烈地撞击着我们每个***员、红军战士一颗颗火红的心。党中央向我们吹响了奔赴战场的号角，每个学员纷纷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到敌人后方去！”成了我们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和最坚定的愿望。在小组讨论会上，我首先举手发言，报名响应，坚决要求到敌人后方去。会后，又向教务主任成仿吾同志提出了这一要求。第二天，见到校长董必武同志，他把我叫住：“小吴，第一个响应中央号召的是不是你呀！？你带了一个好头。第二个报名的是陈庆先同志，其他同志也都报了名。你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抗日决心，值得称赞。我准备把你们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你们等着组织的安排吧。”他那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又严肃嘱咐：“在组织作出具体安排之前，还要继续安心学习，认真理解、掌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充分作好到全国去开创新局面的思想准备，要服从组织决定，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董老的关怀和教导，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日本侵略军继侵占平津之后，又于 8 月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同意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实际承认了中国***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我们的红军主力部队随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所辖第一一五师、一二 O 师、一二九师相继从陕西出发，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一五师分别以吕梁山、恒山为依托，在晋西南和晋东北实施战略展开，并以一部由晋东北逐渐向太行、太岳山区南移；一二 O 师以管滓山为依托，在晋西北实施战略展开；一二九师以太岳山为依托，在晋东南实施战略展开。毛主席将三个师展开于敌之侧翼及后方，对以重兵进攻山西夺取太原并威胁平汉线和豫鲁之背进而夺取华北五省的日军，构成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是极其英明的。不论在钳制日军、援助友军方面，还是在扩展回旋余地发展自己、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时，董老遵照党中央的委托，已赶赴武汉工作。行前，董老通知我，不是要我去敌后，而是要我准备去苏联学航空，叮嘱我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
不久，华北的抗战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正面战场，虽然广大爱国将士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由于蒋介石集团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而节节败退。卢沟桥事变后不到 4 个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就结束了，而“以***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亦“已被击破” ① 。
在这种形势下，我参加了一次较小范围的会议，有幸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令人感奋，深受鼓舞，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这支队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是大浪淘沙淘出来的，是千锤百炼锻炼出来的” , 毛主席说：“一、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这样出来的。我必须告诉同志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好同志，党中央是信任他们的。对三个方面军的干部，都要一视同仁。”毛主席接着说：“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四五万人，数量上比过去是减少了，但可以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千当万！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担负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这几万人的队伍，在杭战中要起超过几十万几百万人的伟大作用！我说这个话，有同志现在也可能不相信，我们能起这样大的作用吗？同志们，只要我们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打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去，放手动员组织千百万群众起来抗日，独立自主地实行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事实就会出来作证，你们就会看到这种作用的。”毛主席又讲：“但我们若是老在延安这个山沟沟里待起来，革命事业是得不到大发展的，同志们也是得不到大发展的。现在，我们的八路军打出去了，还打了胜仗，同志们也要跟着打出去。你们一旦打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去了，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看到群众是多么盼望你们。只要同志们说声‘我当过红军，爬过雪山，过过草地’，就会有人跟你们一道当红军，领导水平高些的同志就会拉起几千人的队伍，水平低些的同志也会拉起几百人的队伍，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就会学着你们的样子干，跟着你们一道抗日。你们看，我们这个队伍不就成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干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了吗？ ' ’毛主席还风趣地说：“许多同志现在还是单身汉吧？不要紧，敌后有的是漂亮的女学生，你们去了，只要干得好，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嘛！ ' ’这一席话，说得大家都乐了，一齐报以热烈的掌声，个个兴高采烈，信心十足。
这次会后不几天，中共中央组织部挑了一批同志作为飞行员人选派到苏联去学习航空技术。陈云同志根据董老曾经提出的名单，决定由我带队前往。当我们一行抵达甘肃兰州准备继续西进之际，适值控制着新疆军政大权的盛世才正在制造捕杀异己的暴力事件，形势紧张，交通被阻，我们只得返回延安。这时恰逢郭洪涛同志要带一批干部去山东敌后，因为中共山东省委在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日军侵占山东时，领导人民举行了遍及全省的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近 10 支人民抗日武装，为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联结华北和华中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枢纽，党中央同意山东省委的请求，决定增派干部前往加强省委的力量。我立即向中央组织部请示，恳求随郭洪涛同志去山东，获得批准。于是再次告别延安，登上了奔赴山东的征程，决心遵照毛主席当时教导的，要像杨柳一样随地生根成长，要像松柏一样到处挺拔坚强！
二、东进途中
凌晨起来，按照统一要求，我整了行装，一切准备就绪。日历牌上指着： 1938 年 3 月 8 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是一个不易忘却的日子。我怀着一种复杂的似乎又有些矛盾的心情等待出发。从长征进驻陕北到这时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然而，延安已如一座丰碑巍然盗立在我的心目中。想着在这段时间里直接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一旦要离开这革命圣地，真有点舍不得；也正是因为想着这些教诲，为了延安，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一颗要去远征敌后的战士的心，又如箭在弦上。吃罢早饭，我们一百余人坐上 3 辆大卡车，由郭洪涛同志带领向西安进发。
路经洛川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达西安。这是我们从延安东进的第一站。大卡车直开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门前，我们一行人就住进了办事处的几间房子里。因为人多，打地铺，睡起觉来还得头顶头、脚抵脚，虽然拥挤，却很亲热。大家自觉地遵守纪律，不随便逛大街．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第十七军团胡宗南的部队从鲁南台儿庄前线撤回以后，他的总部就设在西安。我方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故，根据驻西安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的交待，我们都只在指定的范围以内活动。这时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并未放弃其“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我们不能不保持警觉．这次我们到山东敌后，是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游击队的名义去的，要向国民党当局办理证件和佩章，取得合法手续，以免沿途麻烦。就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一拖再拖，我们一直等了二十多天才办好。至于联系乘火车的事，更是难上加难，一延再延，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在此期间，没有料到我们党内竟有人趁我们进入梦乡的时候，演奏了一个小插曲。 4 月中旬，我们得知张国煮背着中共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叛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特务集团。我们这一批东进的干部，除了郭洪涛、霍士廉、王文、王海山等几位同志，其他多数同志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曾深受张国煮的迫害，尤其是经过 1937 年春冬两次开展的反对张国煮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和教育，大大提高了识别“左”右倾错误的政治思想水平，早已看清了张国煮所犯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反党行为等错误的严重危害，对他最后堕落为可耻的叛徒更是嗤之以鼻，个个都义愤填膺，有的同志还自告奋勇要去把他捕获归案。林老便以张国煮这个反面教员作教材，即时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钱钧、杨国夫和我，是我们这一行人中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较高职务者，林老就首先找我们谈话。“小吴，你对张国蠢逃跑怎么看呢？ ' ’他首先间我。“张国煮是我们党的叛徒，革命的逃兵！他叛党投降当特务，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我过去在他的错误路线危害下吃尽了苦头，几乎被他杀掉，通过党校学习，早已从思想上彻底同他划清了界限。他的叛逃，无损于我们党的一根毫毛。”我回答说。接着，林老又询问了钱钧、杨国夫同志。他们也都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和原则态度，并异常气愤地说：“他能逃跑，我们就不能去把他抓回来？ ! ”林老听后笑着说：“他已经钻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人家把他当宝贝藏起来了，现在是抓不回来了，就让他去尝够当特务的滋味吧！”并鼓励我们：“你们谈得很好，态度鲜明，政治思想觉悟高，都是好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好同志，党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是一视同仁的，祝你们到敌后的抗日战场上建功立业，做出丰功伟绩来。”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我们东进的手续才办齐全，领到了新军衣，经西安“八办”交涉，西安铁路局拨给了我们两节“闷子车”，总算能向山东进发了。提起火车，我们不少同志还从未见过，有的过去偶尔见过次把回，却没坐过，曾惊奇地说是“洋房子跑了”。这“闷子车”，我们都管它叫“闷罐子车”，原是国民党运士兵或牲畜的专用车，这次拨出两节运送我们八路军的百余名中高级干部，不知是被尊称为“蒋委员长”的蒋介石“另眼相看”，还是西安铁路局的“特别关照”，我们一概不作计较，只要能尽快到达山东就好，本来我们这批人就像 《 水浒 》 里的戴宗式人物，几乎都曾经靠自己的两个脚板走过了千山万水，至今还保留有厚厚的老茧。若是凭脚板，从西安经河南入山东，约六七百公里的路程，我们延误在西安的月余时间足够我们轻轻松松地走去了。但事已至此，既然有了这“闷罐子车”可以挂在“洋房子”屁股上跑，总比我们的铁脚板快得多，又何乐而不为呢！当我们接到通知赶到车站时，“闷罐子车”里的牛马刚刚从车上赶下来，车里遍是牛屎马尿，腥躁气味熏天。见到此种情景，郭洪涛同志号召大家一齐动手。不多一会，我们便把车内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百多号人，每人都带有行李包，加上郭洪涛同志备用的物件和其他一些同志在西安买的大锅饼、大烧饼等，把两节车厢挤得满满的，人挨着人，勉强地坐了下来。火车穿过渭南的山山水水，越撞关，经洛阳、郑州、开封进入山东曹县的柳河车站（现属河南省），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按正常速度一天时间即可到达，而我们乘上的这趟车一路停停站站，竟然坐了两天两夜。实在困倦了，同志们就互相照顾，有的站立一阵子，让别的同志躺下稍微歇息歇息。如此轮换，减轻疲劳。然而，大家的情绪却十分饱满，意气也特别高昂，一路上欢声笑语，歌声不断， 《 大刀进行曲 》 、 《 抗大校歌 》 、 《 工农兵进行曲 》 、 《 游击队之歌 》 、 《 黄河颂 》 、 《 黄河谣 》 等等流行的革命歌曲，都被我们唱遍了。列车上的许多乘客，沿站的众多群众，听到我们的歌声，看到我们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的许多官兵那样骄横放纵，都流露出惊喜的神情，有的还在那里议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的红军！ ' ' “不，过去是红军，现在是八路军了 I ' ’这些异乎寻常的反响，显示出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里是多么欢迎我们啊！
我们这批到敌后的人每人每日有 5 角钱的伙食费。车一到站，只要停的时间长，我和钱钧、周赤萍、何光宇等几个单身同志就下车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了解点站内情况，并用仅有的几角钱买点热面食吃，大有收获。车到渔关，要停两三个小时。下车后，发现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挂着一个“军人接待站”的牌子，我们几个人就进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据接待人员说，这是专门为接待过路军人而设立的，吃饭住宿不要钱，只凭证件签字具结，接待站即可报销。当时正好遇上吃中饭，我们也感到饿了，就凭证吃了一顿蒸包，喝了一碗豆芽汤。经接待人员允许，我们还留下几个包子带回给车上的病号吃。撞关这个险关要隘的古战场，出产著名的酱菜、酱蒜，我们也顺便买了一些带给车上的同志们。郭洪涛同志一尝，说味道好，便要我们又去买了两篓。洛阳也设有这样的接待站，我们又和另外几位同志也凭证去吃了一顿。郑州位于平汉、陇海两铁路的交叉点，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这里车多人杂，秩序混乱，虽然停车五六个小时，我们都只在站内守侯。列车在开封站没有停多久，我们盼望的目的地 ― 曹县柳河就要到了。
4 月下旬，当我们到达柳河车站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代表省委领导鲁西北和鲁西工作的张霖之同志早已派来三辆大卡车在站内等侯接我们。郭洪涛及其夫人史秀云同志，白备伍及其夫人曼云同志，以及霍士廉、王海山同志，分别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带领我们向曹县进发。
三、要靠自己的队伍
鲁西南的曹县，这时是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司令部和以沈鸿烈为主席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所在地。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蒋介石决心在津浦线上以徐州为中心同日军决战。于是，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几十万军队云集苏鲁豫皖边，跨淮河两侧，扼津浦、陇海铁路两线，进行防御战的部署，曹县一时成了李宗仁的指挥中心。
经张霖之同志具体安排，我们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休息了两天之后，应邀参加了国民党各方为台儿庄战役胜利而召开的祝捷大会。会上，先由李宗仁、沈鸿烈讲话，国民党山东第六区即聊城地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也到会讲了话，接着由郭洪涛同志代表山东八路军讲话。郭洪涛同志在表示祝贺胜利、赞扬友军英勇作战的同时，着重说明我党我军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慷慨陈词，引起很大震动。加上我们百余干部整整齐齐地列队参加，也给人以威严之感。范筑先是位抗日民主人士，拥护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中共山东省委和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开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对我们热诚友好。李宗仁这时也持合作态度。沈鸿烈是个反共专家，态度就不同了，认为我们派部队来抢他的山东了，表现出老大不快，会后即暗暗布置武装来抓我们。他的这一反共行动被我们及时察觉，张霖之同志立即安排车辆，连夜悄悄地将我们送至黄河边，我们转乘小船北渡黄河至寿张县，终于脱离了险境。郭洪涛同志向张霖之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刘少奇对鲁西北工作的指示后，我们旋经黄河故道穿过东平湖登岸，到达运河以西的东平县，于 1938 年 5 月初进入了我们自己的队伍 ―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后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六支队）的活动区域。这次风波，给我们上了一课，使我深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使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要团结国民党友军抗日，但要真正坚持抗日到胜利，还要靠我们自己的队伍，要靠我们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广大人民，建立并发展壮大我们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否则，我们既无力对付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又难以团结国民党友军抗日，而且稍有不慎还有亡头的危险，我们怎么去向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交代呢？ 吃一堑，长一智。郭洪涛同志要我们都改名换姓，以防万一。他改名为郭洪甫，王海山同志改为王子文，其他老同志也都改了名。我在红四方面军的姓名是吴尚德，这次郭洪涛同志给我换了个名字，叫杨崑。
我们在东平利用一天休整时间，彻底地搞了一下个人卫生。没有浴室怎么办？长征过草地时，我曾用竹杆和木棍搭个架子，四周用床单一罩就是一座“浴室”。这次又照此办法，大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满身的尘垢和疲劳都一扫而空。第二天在一个树林里听完了张霖之同志作的关于山东抗日形势的报告以后，我们就转移至抗敌自卫团的驻地肥城。郭洪涛同志向抗敌自卫团的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除何光宇等四五位同志留在鲁西地区工作以外，我们在抗敌自卫团所派武装的护送下离开肥城后，便独立通过比较安全的敌后地区向泰山区挺进，每天要行军二三十公里。周赤萍同志和我的身上还留有过去的战伤，尚未痊愈，长途跋涉显得特别吃力。钱钧和其他同志很爱护我们，帮我们措背包，并提醒郭洪涛同志：“他们俩是伤号，替他们搞辆小推车坐坐吧！”郭洪涛同志得知后也想方设法照顾我们。这些深情厚谊，至今仍能激起我最美好的回忆。约两三天后，行至泰安西部接近津浦铁路，要准备过封锁线和铁路线了。从延安出发时，党中央发了几枝短枪，要我们沿途自卫。郭洪涛同志原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开始对我们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干部不很了解，就将短枪交给了原工作在陕北的同志，当他了解我们都是红四方面军中经过战斗考验的指挥员后，过铁路时便将枪转交给钱钧、周赤萍、杨国夫、吴坤同志和我，要我们担任掩护同志们过铁路线的任务，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有情况就鸣枪报警。我们几人在铁路线上严阵以待，等同志们都安全越过铁路后前进几里路了，我们才解除警戒跟上去。经过一段行程，进入泰安东南部祖徕山东南麓的一个村镇 l 确峪，由于此地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活动区，很安全，我们就住下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委林浩同志已确定，由该支队三团团长汪洋、政委张岗、教导员王一平等同志率部过铁路西出接我们，但因他们分散活动于鲁中各地，西出的路程长于我们由肥城东进的路程，我们行动又较迅速，故当我们一到达确峪，他们就迎接上了。稍事休息，我们整队听了林浩同志具体分析山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形势的报告，接着参加第四支队为我们举行的联欢会，“欢迎中央派来的老红军干部”的口号声响彻山谷。第四支队当时还为已故司令员洪涛同志举行了追悼会，我们也参加了。
5 月 21 日，郭洪涛同志在中共山东省委驻地 ― 泰安东南部的南上庄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山东工作的指示。这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已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省委由林浩同志临时主持。郭洪涛同志到来后，即接任省委书记。不几天，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扩建为苏鲁豫皖边省委。我们的工作都由省委统一分配。听了林浩同志的报告，得知鲁西北我党影响下的范筑先的部队和我党独立建立的第六支队有近两万人，鲁东北、胶东、鲁东、鲁中、鲁东南、鲁南、鲁西南等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达六七万人，山东全省的人民抗日武装己经发展到八万人左右，深受鼓舞，恨不得立即投入战斗。会后，第四支队一部从确峪出发，向莱芜、新泰边莲花山南麓羊流、刘庄，东麓龙廷、土门一带开进，做群众工作，扩大部队。我因尚未分配工作，暂随四支队政治部行动，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位女科长杨纯同志给我配了一位新泰地方干部李春之同志当助手。每次出去宣传组织群众，都带着他一起工作，并对他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当他坚决要求入党时，我就当了介绍人。经过一段深入发动群众工作，我们在新泰的土门、龙廷区发展了几名***员，组织了十余人报名参军抗日，在新泰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受到四支队政治部和郭洪涛同志的表扬。扩大的新兵交给了四支队二团三营。 四、整顿、扩大六大队
一天，霍士廉、王文同志找我谈： “省委要办个干部学校，根据郭洪涛同志的意见，考虑让你去当政治教员，你的意见如何？”我想自己到学校当教员不合适，因为拿笔杆子不行，但到杭日战场组织人民武装拿起枪杆子杀敌还可以，这是自己离开延安到山东敌后的初衷，也符合毛主席鼓励我们到敌后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因此，我恳求组织让自己到新区去开辟工作，只需要组织上介绍个组织关系，指定个活动地点，保证干出成绩来，并恳请霍士廉、王文同志向省委反映自己的意见。隔了几天，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史秀云同志便把省委重新研究的意见告诉了我，拟派我到驻沂水的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任政委，罗绩伟同志去任大队长，吴坤同志任副大队长，要我们共同去整顿、扩大这支部队，并问我对这一工作分配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当晚，郭洪涛同志找我谈话，正式确定我到六大队去，要我首先摸清该大队的情况，并交待了三大任务：一是整顿、扩大部队；二是建设、发展党的组织；三是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说罢，即以省委军事部长的名义，随手写了一封给六大队的信，介绍我们 3 人前往任职，并嘱咐我们迅速启程。省委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三块现大洋和一些零用铜板做路费。
1938 年 5 月下旬，我们 3 人从龙廷出发，经蒙阴进入沂水，每天行三四十公里路，一边行进一边探悉第六大队的具体位置，历时 4 天，终于在距沂水县城约 20 里的西南方向袁家城子一带找到了六大队。
原来，六大队是 1938 年初建立起来的，大队长是学生出身的鲁滨，政委是老***员邵德孚，政治处主任是学生出身的李仲林。邵德孚和李仲林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因组织武装起义、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相继被捕，西安事变后，他们经张经武同志向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集交涉，从国民党监狱里获释出狱，不久由中共山东省委派往沂水等地开展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在山东省委发动全省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他们和日照的范经屈等同志组织沂水北部大小诸葛一带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抗日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人民杭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后为解决给养间题，全队转移至沂水南部袁家城子一带，很快发展为六七百人的一支大部队。但由于缺乏建军经验，给养问题也未妥善解决，大批战士离队回家，部队尚保有二百余人，有待训练和教育，尚需巩固和提高。我们到达时，范经屈同志还在日照活动，鲁滨同志因病在沂水县城就医。见到邵德孚、李仲林同志，我们异常兴奋，一路劳累消失得一干二净，当天就坐下来开会；他们也十分高兴，如实地介绍了情况，谦虚地认为自己缺乏带兵打仗的经验，部队建立快半年了还是稀稀拉拉的，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第二天，我们 5 人到部队看了看具体的情形，确如邵、李两位同志所介绍的那样。不过，当时最为迫切、突出需要解决的间题还是几百名战士的吃饭问题。
经过研究决定，罗绩伟、吴坤和李仲林同志深入部队同战士谈心，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我和邵德孚同志去拜会当地的乡长，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乡公所就在袁家城子村内。乡长姓杨，是位开明士绅。我们踏入乡公所，就径直拜访他。邵德孚同志首先向杨乡长把我作了一番简要的介绍，我接着开诚布公地说：“久仰杨乡长是位知名的爱国进步人士，积极拥护抗日救国。日寇入侵山东以来，已接近十个月，上从山东省长，下至许多区乡长，有的逃跑，有的投敌，有的躲避起来，但是杨乡长既不惧日寇，也不怕***和八路军，坚守工作岗位，事实充分证明老先生是富有杭日救国之心的。我们之所以登门拜访，首先是表达我军对杨乡长的尊重和敬仰；同时，也是来向杨乡长说明，我八路军四支队六大队是从本地土生土长起来的，是人民的子弟兵，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间题，请求乡长就地筹措帮助解决。”还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申明我军同一切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团结抗战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免于危亡的坚定立场和态度。杨乡长很感谢我们对他的拜访和信任，说他是真诚拥护***和八路军的，帮助当地驻军解决吃粮间题，是地方政府应尽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当即表示马上派人送 200 斤馒头和 30 余斤咸菜，先供我们部队活动于袁家城子一带的二百余人急需，然后再继续筹措；这一办法虽非长远之计，但部队的吃饭问题总算获得暂时解决。
为了将部队建成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一个整顿方案。首先是建起精干的大队指挥机关。按照上级的命令，大队由罗绩伟任队长，我任政委，吴坤任副大队长，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处主任。大队部设 2 名参谋，政治处设 2 名干事，供给处设 5 一 6 名供给员和粮袜员，以加强部队的供给工作。其次是整编部队。按现有兵员，将大队驻沂水南部的二百余人、一百二十多条枪编为第一、三连和特务连；几天后又将李端甫、李怀德同志从沂北带来的六七十名新兵和二十多条枪编为第二连；郭有邻同志从营县带回的六十余名新兵和十多条枪编为第四连。组编后，即时开展基础训练，由罗绩伟、吴坤同志负责军事课的讲授和操演，士气大振。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方。过去回了家的许多战士又重新返回部队，大批青年要求参军抗敌，部队很快由近四百人恢复到六七百人。
当时，有十余名女学生由刘浩同志率领，前来报名参军。部队正需要一批知识分子担负文化教育工作，充实战士文化生活，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没有文化的军队是很难打大仗、打胜仗的。因此，这批学生受到了部队的热烈欢迎，对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牢笼投身于伟大抗日战争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为了提高她们的认识和觉悟，我和邵德孚同志专门给她们上课，讲解党的宗旨、路线、纲领和政策，以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相互关系，武装她们的头脑，以利她们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积极发挥宣传员的作用。她们学习热情很高，接受能力很强。学完后，留下几名在队部任文化教员，负责教文化课和唱歌；多数分配到邻近村庄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许多群众都要求报名参军。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抗日积极性，也蕴藏着宝贵的人才，是我们的兵力和干部的源泉，广招新学员开办训练班，则是培养新战士和新干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形式、好办法。认识统一后，我们决定在部队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开办抗日军政干部轮训大队，并以六大队队部的名义发出招生广告，只要积极主张抗日、要求参战参军、身体健康的人民群众都可报名入队受训，不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的限制。几天之内，报名者达六七百人，遂编成五个中队。由我任干训队大队长兼政委，邵德孚同志任副大队长兼副政委。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我们除了讲解党的路线和政策以及八路军的宗旨，还说明办干训队的总目的是既培训干部又培训参军对象；既培训军队工作干部又培训地方工作干部。规定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明确宣布学员毕业后按自愿原则分配工作的三种方案：愿意参军者，由六大队根据本人条件和斗争需要进行分配；愿意从事地方工作者，可分配到地方工作团；愿意回家乡工作者，可分配回乡就地开展群众抗日救国活动。大家听后都很满意，感到很放心，认为***和八路军是相信自己的，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事的，因此情绪饱满，学习认真，严格遵守学习和生活制度。我们也有意识地以延安“抗大”为榜样，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针，发扬“严肃、紧张、团结、活泼”的传统作风，着力培养出一批干部，更好地开创和发展抗战新局面。果然，干训队中就有几位同志提前深入到沂水县以北临胸、安丘边界，以景芝镇为中心，组织起了一二百人、几十条枪的抗日队伍。我们准备请示上级，给他们一个第四支队第二大队的番号。金明同志曾任中共安丘县委书记，开辟了该地工作。
经过近一月的整顿和训练，到 6 月底，部队扩大到近千人，编为 5 个连队，加上特务连，共 6 个连队，拥有五六百枝枪，并逐渐涌现出一批干部，可谓兵强马壮了。
五、鲁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近千人的武装部队，吃穿问题比起二百多人的时候更突出、更严重了。自从 5 月底杨乡长积极帮助解决部队吃饭间题以后，我们主要依靠驻地附近的儿个乡筹措征收部队粮草，但地方已渐感难于负担，有一次召集乡绅们开会，他们就当面流露出负担过重的情绪。我想这个间题已经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特别是这时沂水一带国民党的县区政权早已垮台，日军由于兵力有限对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又鞭长莫及，正是我们在敌后大发展的好时机，因而也是有条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时候。真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于是，我们决定迅速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有了人民的政权，就可以颁布政令法规，统筹全局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不仅要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还要巩固现有抗日阵地，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发展扩大，开创更大的杭战局面，创建更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大队几位负责同志经过研究，确定发请贴邀集当地坑日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举行各界抗日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商建政大事。结果有 30 多位知名人士踊跃参加会议，由邵德孚同志出面主持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很有必要成立抗日民主的县人民政府。我们提出***员李贯一和当地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民生为县长人选，会上经过民主协商，认定以李贯一任县长较为合适，刘民生老先生也极力这样主张。几天后，又召开第二次各界抗日民主人士座谈会，选举产生了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李贯一同志正式当选。由他提名任命县政府各科科长，组建了县政府领导班子。其中的***员有孔庆民同志（第六大队第一连指导员、中共沂水县委组织科长）为民政科长，李子玉同志（县委宣传科长）为教育科长。李贯一同志向大队提出要一个警卫班，保漳政府工作人员的安全。我们立即从 6 个连队中各抽 2 名战士和 1 枝枪给他，嘱咐他以这个班作基础，通过地方工作和斗争，继续扩大充实为县政府的保安部队。随后，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各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民主的基层政权。从此，不但部队的给养有了保障，而且打起仗来也无后顾之忧了。
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发动群众，隆重召开了庆祝县政府成立大会，到会群众三四千人，盛况空前，群情激奋。大会由邵德孚同志主持。李贯一同志发表讲话，表示坚决团结各界人民，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实地为人民办事，拥护和支援抗日的人民军队，为抗日救国大业作贡献。各界代表纷纷登台致词祝贺，表示坚决拥护沂水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各界人民代表民主选出的抗日民主县政府，也是鲁中敌后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特别是刘民生和刘惠民两位老先生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真挚而又简短有力的讲话，他们都说李贯一同志是我们在会上投票选出的县长，这位***员我们信得过，我们真心实意地拥护他，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我们自己选出的抗日民主政府。我代表部队讲了话，表明八路军拥政爱民，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讲话，获得了满怀激情的群众的热烈掌声。
县政府组建后，我们又进一步健全了第六大队队部机关，供给处增配了由 5 人组成的募集队，政治处增设了专做民运的地方工作团，队部增设 1 名秘书和 2 名见习参谋，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约在 7 月间，遇到回沂水的个别商人说，八路军从鲁南滕县、费县返回来了，现驻在沂水西部的岸堤和蒙阴东部的坦埠。听了这个消息，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去联系一下，若有省委领导同志在，就可以当面汇报请示，并决定由我和邵德孚同志一同前往。我俩的腿都受过伤，是两个瘸子。从袁家城子到坦埠，只有二三十公里路，可我俩整整走了一天，天黑了还没走到岸堤，就在离岸堤两里多路的一个骡马店住下，第二天才赶到目的地。果然见到了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第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等同志。原来他们因鲁南人民抗日武装遭到国民党游击纵队的围攻，遂率第四支队第二、三两个团南下驰援，在滕县给反共的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申从周部以还击后，经费县返回沂蒙山区。由于郭洪涛等同志从没见过邵德孚同志，我先向他们作了必要的介绍，接着由邵德孚同志将部队组建、整编和扩大，开办干训队，建立县政权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我补充汇报了景芝镇抗日武装的情况，并请省委和第四支队对今后工作给予指示。郭洪涛同志听了汇报非常高兴，说：“我正要派人去找你们，恰巧你们自己来了。”他充分肯定了六大队的工作：“你们建军建政的工作都有很大成绩，特别是建立县政权，你们先走了一步，在党的领导和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下实行民主建政的经验很好，有创造性，是一种很好的典范，应该推广你们的经验，各地应该向你们学习。”他指示我们： ( l ）第六大队扩建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罗绩伟任司令员，吴坤任副司令员，杨崖任政委，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 2 ）省委机关现在确定驻于沂水和蒙阴间，第二支队应向鲁东南方向发展，在沂水、营县、日照三县原工作基础上， · 建立中共鲁东南临时特委，杨宣同志兼任临时特委书记，邵德孚、李仲林同志为委员，以加强党对这一地区工作的领导。莱芜的老党员刘夏峰同志可去日照任县委书记。 ( 3 ）景芝镇的抗日武装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九支队，由刚从延安到此的刘海涛同志任司令员，刘其人同志任政委，你们将这支部队人枪一并交给他们。 ( 4 ）你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扩大部队，加强人民杭日武装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建立政权，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后，他还征询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表示坚决执行，只请求省委对内对外分别下达指示和命令，以便依照实施。郭洪涛同志说：“你们先回去，指示和命令，两天内派人送到。”我们连夜返回袁家城子后的第三天，省委的指示、命令以及公告果然一一下达。我们立即召开大会，宣告了第二支队和临时特委的成立。六、挺进鲁东南的三把火
这时，鲁东南的形势不同于沂水地区。五六月间，由于日军发动徐州战役，沂水地区既无敌军也无友军，我们则因利乘便，先入为主，独树一帜，才获得顺利的发展。而到了七月间，鲁东南地区已形成敌我友顽并存的局面，情况就复杂多了，该地除了日伪军外，国民党第三战区即临沂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在临沂、莒县、日照、郑城、临沐等县都设立了县政府，其区乡政府也正在恢复中；莒县以北和诸城西部驻有由六十九军扩编而成的国民党第十军团所辖新六师，即高树勋部；莒县南部的大店一带驻有国民党骑兵第十三旅，即姚景川部，该县城南沐河西岸的侯瞳一带还驻有贯匪刘桂堂部。我党我军在此地亦有相当影响，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员汪洋、张岗、谢辉等同志在营县的十字路（今属莒南县）曾组织坑日武装，旋即加入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留下郭有邻、张省三等同志继续坚持活动，很快又组织起几十人的抗日队伍，在该地打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而二支队这时已经发展到了 3 个大队共 1500余人，称得上是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开辟新根据地的任务是能够胜任的。
为了贯彻省委指示，胜利挺进鲁东南，我们临时特委的同志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了鲁东南地区的情况，具体分析了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一致认为尽管斗争复杂，任务艰巨，但只要我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发动组织并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善于打击敌人、团结友军、发展自己，乘八路军的抗战声威，我们就能在该地区站稳脚跟，开辟抗日根据地。于是，我们举行各种会议，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向全支队指战员们讲形势的有利与不利，讲任务的光荣与艰巨，讲斗争的政策与策略，开展了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树信心，鼓斗志，使全体指战员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接着，我们临时特委和支队就挥戈东进南下了。
高树勋的辖区，是我们东进南下的必经之地。他当时已是国民党鲁东战区的司令长官。我军进入该地区，必须同他建立良好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统战关系。郭洪涛同志在我和邵德孚同志向他当面汇报时曾经指出，驻鲁东南的高树勋是西北军的老军人，冯玉祥的老部下，国民党军中的一位爱国抗战将领，拥护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他的部队中有党派去的同志在做工作，但不知这些同志的姓名，要我们设法了解、接触，与该部建立统战关系。当我们率部离开袁家城子进入营县境内后，我即挑选了来自营县的招贤、县城和店子集经过干训队学习的几位同志（记得招贤的是鞠耐同志），派到高树勋的驻地店子集去了解情况。据他们回来报告，高部官兵对老百姓不打不骂，对我二支队热情友好，抗战情绪很高，赞同国共合作、共同抗敌，还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新六师政训处的长官中有个“南蛮子”姓钟名辉，有位大学生姓焦名子佩，为人都很好。听了这些情况，我们一致认定郭洪涛同志的介绍是准确的，我们派去工作的同志极可能就在该师政训处，那个“南蛮子”还可能是位老红军干部。后来我们才知道，高树勋早同我党建立了联系，周恩来同志于 1937 年 9 —— 10 月间由太原派往高部工作的***员，就是长征干部钟辉同志和学运积极分子焦子佩同志，他们分别任高部政训处主任和副主任。掌握了高部的动态以后，我们经研究决定写两封信，一封写给高树勋，一封写给政训处，给高树勋的信也请政训处转。钟辉、焦子佩同志收到两封信后，给我们写了回信，并将我们给高的信作了修改退给我们，请我们重新写好盖上公章再呈送高树勋。信改得既符合公文格式，又讲究分寸，表现出我方顾全大局，通情达理，意诚辞切，不．卑不亢。我们看了都认为改得很好，表现出很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一致佩服他们的才干。高树勋接到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召集钟、焦二人两量，然后派他的副富长到我二支队来回拜，明确表示了对我东进南下行动的支持。从此，我们同钟、焦两位同志取得了联系，也同高部开始建立起合作关系，为胜利挺进鲁东南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我部挺进鲁东南的第一把火。
莒县南部是我们要开辟的第一个抗日阵地，并要以此作依托进一步扩大发展，建立莒（县）、日（照）、（临）沐、炎肠（城）边抗日根据地。因为这一带虽属高树勋的辖区，但还不是他的部队直接活动的驻地，不会产生矛盾，这是一。第二，这一带的广大群众深受刘杜堂匪部的抢掠和骚扰之害，干训队中来自该地的学员曾多次为民请命，要求我们前往剿灭，该地群众也屡次派人来部队请兵除害，只是那时心有余而力不足，难救民于倒悬。这次向鲁东南挺进，首先以该地为出击点，自然在情理之中。当部队进至苔县南部的岳各庄、小店一带十余个村庄时，离国民党骑兵第十三旅的驻地大店就不远了，我们决定暂停前进，就地驻防。
在驻地，一面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组织群众，并以帮助群众挑水、修路、打扫庭院、浇灌锄草等实际行动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建立军民鱼水情，深得群众欢迎和拥护，他们交口称赞八路军真是抗日的人民子弟兵；一面派出工作队与骑兵第十三旅联络，并通过开明士绅进行疏通，主动向他们倡导合作抗战，摸清他们的底细和态度。我们还从青岛方面的日伪报纸上了解到他们的情况。据报纸报道，该旅在诸城曾遭日空军狂轰滥炸，损失严重，溃退至此，尚存千八人马，装备精良，每个骑兵都配有自动步枪，共有轻机枪二一百余挺。还报道日伪在打击鲁东南八路军的同时，对该旅要实行追击歼灭。为了争取说服该旅与我军合作抗战，支队决定由我率领几位当地的开明士绅前往拜访，正面接触，共商作战大计。出访前，我们估计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以礼相见，我们就与之开诚布公地谈；一种可能是避而不见，我们就将载有追歼该旅消息的青岛伪报留下，告辞就走。不论出现哪种情况，都达到了探明其态度的目的，我们也就好作出适当的处置。商定后，我们就前往大店，直奔该旅旅部。果然出现了第二种情况，旅长姚景川避而不见，出面的是一位副官长，态度冷淡。见此情景，我只简要地说明来意，表示我第二支队愿同该旅合作抗敌，说罢，随手给他留下一张青岛伪报，即行告辞。我回到部队不到五六个小时，该旅派人送来一封信，自责对我们接待不周，特赔礼道歉，并提出第二天派参谋长、政训处主任和副官长回访，要求我支队接见他们。该旅既有同我接近之意，我们自然应允，并简明回了一信，表示欢迎前来共商抗敌之计。第二天，对他们的到来，我们以礼相待，并提出，敌人要在鲁东南打击我们两军，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合作抗敌，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建议他们分散开来打游击，与敌周旋，相机歼敌。他们说，骑兵目标大，不好分散隐藏，恐怕难以坚持。临走时，再次表示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关照。他们回去后，再也没有同我们联络，该旅接连在当地“自由”了三天，骚扰抢掠一番，便撤往安徽去了。该旅的西撤虽与他们划归第五战区有关，但如此迅速撤走，也与他们怕在鲁东南被歼这一情节有关。我们本想用日伪报纸消息争取他们与我军合作抗敌，那知他们谈虎色变，竟被吓跑了。就其抗日的一面来说，是减少了当地抗战的部分实力；而就其危害人民的一面来说，则为当地人民解除了一大威胁，并有利于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又是一件大好事。
接着，就是收编地主武装朱信斋部。朱信斋是莒县城西的一个地主，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拉起了一支武装，有长短枪 220 余枝，机枪 2 挺，迫击炮 1 门。我们进驻营县以后，他就将 2 个儿子和 1 个女儿送到我二支队干训队学习，并提出请求收编他的武装，编为二支队的第四大队，听从支队指挥，让他的儿子任副队长，允许他留下 20 支短枪保护本乡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支武装在本质上属于地主武装，之所以要求我收编，既有想利用我们以图自存的一面，又有受***和八路军抗战声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要求抗日的一面。如果我们的政策和方法正确、适当，而对方又愿意接受教育，就有争取其进步和改造的可能；否则也有叛变投敌的可能。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拒绝之。不过，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必须先请示省委，批准了才能办。为此，我和邵德孚同志专程去沂水岸堤向省委汇报请示。郭洪涛同志指出：“朱信斋想利用我们，依靠我们求生存，我们也可以利用他来掩护我们开展日照的工作，并可以利用这段共同抗日的时间争取改造他的部队。这就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嘛！”经郭洪涛同志批准，我们就把朱信斋部编为二支队的第四大队，朱信斋任队长，他的儿子任副队长，由他的儿子带队随我军行动参加战斗，一切服从支队指挥。我在二支队任职期间，朱部表现还是好的，是服从指挥、接受改造的，对于二支队的发展壮大还是有利的。
吓跑姚景川，收编朱信斋，可谓我部挺进鲁东南的第二把火。
我们在莒县的军威大振，立即相机行动，组织发起了歼灭侯瞳刘桂堂匪部的战斗。侯瞳，是莒县城南沐河西岸的一个小村庄，有百多户人家。我们进到岳各庄、小店一带时，该地群众的求援信更是纷至沓来，深感彻底歼灭该敌，为民除害，刻不容缓。临时特委和支队的儿位负责同志一致认为，此为我们挺进鲁东南的初战，是极为关键的一仗，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振军威、奋民心。战前，除了在部队进行深入动员以外，我们还派熟悉当地情况的郭有邻同志去摸清匪部的兵力和动态，派三连连长李子荣同志带人化装去侦察地形。我们了解到，侯瞳村庄虽小，但南北各有一个土围子：北围子由匪部一个团长庄白林驻守，他已带人往徐州与日军联络去了，留守的匪兵仍有 47 人，使用的都是手枪和匣子枪，有 50 多位青年妇女被掳去关押在里面；南围子有 35 名匪兵，地形虽高，但房屋不坚固，里面亦关押着被掳的 60 多位青年妇女。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动用特务连和一、二、三连以及两个轻机枪组，以优势兵力分别包围两个土围子，务必做到既要全歼匪部又要保护群众。因此，战斗中一般不宜使用手榴弹，以免造成群众伤亡，但在群众远离战斗阵地的情况下，要趁匪不备，以一切战术手段迅速歼灭之。由我带一部包围北围子，吴坤同志带一部包围南围子。包围南围子时，匪兵还蒙在鼓里，我部集中火力展开围歼，经过 3 个小时的激战，毙匪 17 人，活捉 18 人，被掳妇女全部获救。对北围子先围而不打，占据制高点用机枪封锁，专打企图突围之匪。南围子战斗结束后，吴坤同志迅速移兵加入北围子的围歼战。匪兵夜间曾两次突围，均被打退，凡爬墙而出的一律遭击毙，只一营长腿被打断活捉。至拂晓，我们发动喊话，实行政治攻势，迫令缴械投降，同时组织强大火力展开进攻。由李子荣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机枪掩护下冲进围子，用机枪封住门窗，用镐头、撬杠挖墙根，大木杠撞墙，围墙轰然倒塌，匪连长和 30 多个匪兵皆被砸死，被掳妇女亦全部获救，战斗即胜利结束。计毙匪连长以下 50 人，俘伤营长以下 32 人，缴枪 80 余枝，手榴弹 100 余枚，现洋 5000 元，匪无一漏网。群众得知匪巢被彻底捣毁，皆大欢喜，称赞八路军是大救星，立即掀起了拥军、参军热潮。这次战斗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缴获了日伪阴谋伪化鲁东南的全盘计划。按照日军驻徐州司令官中村四郎与匪首刘桂堂的策划，当日军占领沂水、临沂、临沐、曹县、日照之后，先安设 50 余个据点，组织 3 一 5 万伪军，控制鲁南大平原，切断山东八路军同苏北新四军的联系，并把山东人民抗日武装逼进贫痔山区困死饿死；同时控制陇海铁路和连云港这些战略要道，保障日军从海上到徐州的供应线，以利对中原正面发动的战略进攻作战。计划还对准备打通哪些路线，安设哪些据点，安排哪些人物，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这使我们摸准了日伪在鲁东南的真正企图，并掌握了鲁东南的阶级动态，从而取得了对日伪作战的主动权和开展统战工作的客观依据。侯瞳战斗的胜利，对日伪的这种阴谋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这就是我部挺进鲁东南的第三把火。
在向鲁东南挺进的过程中，由于我军声威远播，即不断有从济南、青岛、诸城、日照来的青年学生要求参加干训队学习。为适应这一要求，我们决定办第二期干训队，培训的时间、目的和分配的原则、办法均照旧，于是发出通告继续招收学员。很短时间内，报名者共达 700 余人，仍编为 5 个中队。其中一个学文化的工农中队，由刘浩同志任文化教员。这一期学员的成分比第一期的复杂得多。针对这一情况，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群众工作为三门主要课目，要求联系实际开展学习讨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侯瞳战斗胜利之后，我和邵德孚同志再次前往沂水岸堤向省委汇报请示。郭洪涛同志听了汇报后，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向鲁东南的挺进已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已经站稳了脚跟。尤其是缴获了日伪关于伪化鲁南的计划，使我们摸准了各种势力的脉搏，更加知己知彼，就有可能先发制人，克敌制胜，这是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你们的军事胜利的政治大胜利！”他指示我们： " ( l ）立即行动，扩大战果，带领部队浩浩荡荡地进驻大店，扬我士气，振我军威； ( 2 ）进驻大店后，隆重召开祝捷大会，邀请各阶级阶层代表参加，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团结群众大多数，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打击投降派，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3 ）深入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建党建政，开辟以粮店为中心的营（县）日（照） （临）沐边抗日根据地。
8 月，遵照上述指示，我们一进驻大店立即召开了祝捷大会，邀请各界名流、士绅和国民党的区乡村长前来参加。到会群众约四五千人，群情大振。大会由邵德孚同志主持，由我代表支队讲话。我们介绍了侯瞳战斗的胜利，说明我军坚决打击日伪的立场和救国爱民的宗旨，揭露了侯瞳匪部残害民众、勾结日寇的罪行，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和义愤。连在会上发表讲话的国民党的庄区长也说坚决拥护***和八路军，并表示要予以大力支援。接着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号召本着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抗日救国精神，筹集款项解决部队的冬装和枪枝的扩充等间题。
这时，我们向莒县、日照、诸城、临沐派去了工作团，实际是四个县委机关，都配有几枝枪，诸城县工作团就配了 2 枝短枪和 5 枝长枪。郭有邻同志任莒县县委书记，刘夏峰同志任日照县委书记。至 9 月，第二期干训队学员毕业后，除大部参加军队外，有 50 余人分配到工作团， 100 余人派回原籍工作。我们工作的重点在曹南，以粮店、大店、小店为依托向四周扩展，发动乡村集镇广大群众，建立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职工会，在沂水、曹县、日照、临沐、诸城五县都建立了***组织，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达 300 余名，还派人到郑城和苏北赣榆开辟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经过月余努力工作，在苍山至沂水公路以东，建立了以粮店为中心，西北至大店，西南至十字路，东面至日照北部，南面至（临）沐临（沂）边，方圆 100 多平方公里的莒（县）日（照） （临）沐临（沂）边抗日根据地，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全支队 4 个大队已发展到 2000 余人，有 100 。余枝步枪和 6 挺机关枪。部队中的***员达 500 余名，青救团员达 700 余名。不久，根据省委的指示，第三大队调出编入了第九支队。
七、开辟桑园根据地
桑园，是莒县东北的一个大集镇，东临日照，东北角与诸城邻近，与曹县县城间隔着店子集，背后有一座大山，属于山区。高树勋部没有进驻过。开辟桑园根据地，是同高树勋合作的成果。
我们向鲁东南的胜利挺进，与高树勋的支持分不开，省委很重视同高部发展合作抗战的良好关系。在我们向鲁东南挺进的时候，省委已获悉蒋介石要将高部调往河北。为了发展与高部的合作，省委随后以二支队的名义给高树勋写了一封公函，由我们送给高树勋。不几天，钟辉、焦子佩同志转告我们说，高司令要接见我支队司令员。临时特委和支队领导研究。认为我们应当去，并共同推举由我代表前往拜访。经请示，获得省委批准。省委指示我们要当面向高树勋报告支队的情况，以示尊重。临行前，我们同钟辉、焦子佩同志通了气。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准备在报告二支队情况的同时，还应该讲明三件事： ( l ）冯玉祥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作为西北军的一位领导人，他在西北军中培养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将领，高将军就是其中之一； ( 2 ）杨虎城将军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爱国将领，他与张学良将军合作，领导、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轰动全国和全世界的大事变，为逼蒋抗日、促进国共合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还致力于将西北军培养成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战斗部队； ( 3 ）高树勋将军一贯反对打反共的内战而坚持抗日斗争，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又率部奋起参加抗战，这是要载入史册的，也是西北军的光荣。有了这些思想准备，便前往高部驻地，先拜访钟辉、焦子佩同志，请他们给我介绍情况。这是我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说，高树勋很盼望同我们晤谈，很高兴我去拜访他，并以开玩笑的口气对钟、焦说：“***、八路军是政治委员说话算数吧！”按照高树勋的安排，第二天上午他要在政训处接见我，并设宴款待，因此我有时间在政训处逗留。钟辉同志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山东省的军用地图，我还从未见过，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鲁东南的全盘地理形势。我就站起来仔细观看，钟、焦两位同志也走过来站在地图前，我们就很自然地边看边研究起来了。从全局看，桑园这个地方有险可守，如果我们派部前来将其开辟为根据地，我占山区，高部占平原，不但不会与高部闹矛盾，反而还能互为依托，对我对高部均有利，我们还可以放手在莒（县）、日（照）、诸（城）边开展工作，同莒（县）、日（照）、 （临）沐、临（沂）边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既可向北发展，又可向南发展，这对创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鲁东南抗日游击战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问题上的估计和看法，我们 3 个人不谋而合，大家都会心地笑了。钟辉同志把我这天在政训处过夜和第二天宴请的事安排妥当以后，对我和焦子佩同志说：“走 , 到饭店吃饺子去，我请客。”
第二天，高树勋派他的一名副官前来通知政训处，说“高司令上午十点半到达”。听到此信，我在钟、焦两位同志的陪同下赶到 1 里路外去迎接。见了面，彼此虽然都表现出以礼相待，但是显得无拘无束。他看我大约比他小十几岁，就笑着说：“杨政委’（那时我仍用化名杨崑，故称我姓杨），你现在任一个支队的政委，率部名扬鲁南，却很年轻，我痴长你一二十岁，就叫你小弟吧！七年前，我曾到江西参加反共内战，后一气之下离开了第二十六路军十七师，跑到天津去了，没有同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赵博生和二十五师的董振堂一起参加宁都暴动，真是没有眼光，没有远见，现在后悔莫及。如果那时要是参加了，我也会是***而不是国民党的‘大官’啦。哈哈！”他是那么豪爽、开朗，毫不掩饰、做作。我也坦诚相答：“高司令当年大义凛然拒绝反共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哩！现在，你高举杭日旗帜，坚持国共团结一致，合作抗战，不是很有远见吗？ ' ’我们边走边谈，到政训处入席后，钟、焦两位同志作陪，又边饮边谈。高树勋喝了几杯酒后，谈锋更健。我就乘兴对冯玉祥、杨虎城和他本人倾向民主进步、促进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光荣历史表示了敬佩之情，同时也表明了我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和与高部团结合作的诚意。他明确指责骑兵十三旅胆小怕打，从鲁南西逃了；斥骂张里元派个什么徐黑子（即徐树声）到营县当县长，又派个什么穆胖子（即穆其玉）到日照当县长，其实都是来和他作对的；称赞二支队在鲁南干得很出色，我便插话说：“我们二支队现在就插在他们两者之间，受到他们两面夹击的威胁。”钟、焦两位也插了几句话，说明二支队与他们人数相当，但装备不如他们好。高树勋说：“小弟，你不要怕，我有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如果他们敢动一动你们，我就去消灭他！ ' ’这次面晤比预想的要好得多。事后据钟、焦两位同志说，高树勋对这次晤谈很满意，认为我的态度再次证明***真正了解他，赞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培养出了一批精干的指挥员，并说今后在鲁东南战场上有二支队和他同心协力，并肩战斗，争取胜利不成问题。从此，我们和高部更加亲密合作，使鲁东南出现了这两支部队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也为我们开辟桑园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我返回部队后，临时特委和支队即时向省委作了书面报告，省委肯定了我们的作法，指示我们要继续发展与高部的友好合作关系，当高部奉命北调时就准备接替他们的防务。遵照这一指示，我们便抓紧制办冬装，购置枪枝弹药，准备北上。
从首次拜访高树勋的晤谈情况看，似乎当时高树勋尚不知道将要被调往河北。但过了不久，大约就在九十月间，高部北调的行动就公开化了。他以河北系平原，更用得着骑兵为由，曾向营县、日照两县县长提出要买一批马带走，但徐黑子、穆胖子都拒绝给他。为此，高树勋便派人向我们联系通气，说他掌握了曹、日两县长通敌证据，徐、穆两人有叛变投敌可能，他准备除掉他们，当他采取行动时请我们按兵静观，并说要送一些枪枝给我军，带不走的人员亦留给我们。我和邵德孚同志又专程到沂水去向郭洪涛同志当面报告这一情况。郭洪涛同志指示我们：“高树勋处理国民党营、日两县政府的事，是他们的内部问题，我们不加干涉。他送枪留人我们可以收下，但表现不好的人，我们可以不要或酌情予以处置。”后来情况则起了一点变化，徐、穆可能听到对他们不利的风声，一个暗送 5 万大洋，一个暗送 10 万大洋，高部遂不了了之。后来事实证明，高树勋的判断是正确的，穆胖子投靠了专事反共的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徐黑子投靠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高树勋率部北上前，派了一位副官长来向我们告别，并将莒、日、诸边的防区全部交给我们。省委又以二支队的名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欢送信，盼他北上后继续和八路军团结抗战，我们做了一面大红旗，上书“抗日先锋高树勋将军”，派专人前往曹北，连信带旗一齐送给他。他看了十分高兴。他率部离开莒北以后，我们一面留下郭有邻等同志坚持莒、日、沐、临边的工作，一面率主力北进，接防莒日诸边大部分地区，并以桑园镇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我们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广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军民团结共同抗战才能争取胜利的道理，号召各界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实行人民持久抗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召开各界代表、士绅名流和乡镇村长座谈会。发出 120 张请帖，结果到了 150 人。在会上，我们同他们共商抗战大计，请他们支持部队，解决冬装间题；大家都主动发言，自愿承担起了解决冬装的任务。当天晚上，我们夜间巡逻的部队抓住一个潜入我防区侦察、放毒的汉奸特务，从他身上又搜出了 10 余包毒药。罪证如山，不容抵赖。第二天恰逢赶大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桑园镇上召开群众大会。把特务押上，当场试验，让狗吃毒药，不久即被毒死，群众看了又惊又恨。我们将这个汉奸特务交群众公审，宣布其罪状，号召群众组织武装起来实行自卫，站岗放哨，防奸、防特、防毒、防破坏。最后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这个汉奸特务就地正法。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现有类似的破坏活动。于是就抓住这件事，在我防区广泛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抗战热情。各区乡镇村的群众抗日自卫队和工、农、青、妇各类群众抗日救国会纷纷建立起来，出现了拥军爱民、参军参战的热潮。以桑园为中心的莒、日、诸边抗日根据地正在形成。
八、扬威黄海之滨
我们开办两期干训队的时期，来自诸城县城和黄海之滨泊里镇的男女学员一再反映日伪蹂蹦当地人民的暴行，请求部队前往歼敌。侯瞳战斗以后，广大民众看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积极抗战的人民军队，这种要求就更强烈了。但那时二支队活动于沂水南部和莒、日、沐、临边，远离诸城，可谓远水救不了近火。现在，二支队主力开辟了营、日、诸边，就有了继续东进抗敌的前进基地， 11 月初，我们就开始出击了。
泊里，在诸城南，现属胶南县，濒临黄海，它的东南面就是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东游时曾经登临过的著名的琅娜山。这是一个较大的村镇，有 1000 多户人家，土地肥沃，农产富饶，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日军侵占青岛之后，利用青岛的一个大流氓、青红帮头目带领几十个伪军进占该镇，与镇上的地痞流氓相勾结，狐假虎威，在该镇方圆几十里内掠夺财物，残害人民，为当地一大祸根。泊里镇东南约 15 公里处有一个沿海岸的小渔村，叫贡口，是个小渔港，村内住着几十户渔民。驻青岛和胶州湾的日伪军每日都要派出两三艘汽艇沿海巡逻，常到贡口烧杀抢掠。我们要攻打泊里，必须同时打击侵扰贡口之敌，才无负当地人民的殷殷期望。我们的东击泊里行动，开始可以隐蔽进行，但最终必然惊动诸城的敌人，可我们又不能同时分兵于诸城方面，伸开手指四面出击，面对显然占有优势的诸城之敌更须握紧拳头，一击必胜。因此，我们决定泊里、贡口战斗胜利后，要乘势造成我主力纷纷南下的假象，以麻痹诸城的敌人，便于我攻其不备。
根据这一作战原则，我们一面派人化装进入泊里和贡口实地侦察，熟悉地形，掌握敌情动态，一面准备火药，秘密修理土炮，进行了针对泊里、贡口作战特点的训练。正当我们作战前准备的时候，省委指示二支队北上，与南下的八路军胶东部队相配合，在胶济线上的高密与昌邑之间，开辟一条从胶东到江苏东北部滨海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通道，这更坚定了我们攻打泊里和贡口之敌的决心。因为这一进击方向与开辟这一通道的战略意图是相适应的。我们又重新研究了作战部署，将参战部队组成四个小分队，罗绩伟、吴坤、刚调到二支队准备接任司令员的刘涌 3 同志和我各带一个分队，由来自泊里和贡口的干部作向导，组织镇里的群众相配合，隐蔽行动，乘夜进入镇内，分别包围伪军住的四个大院落。我端着机枪带领小分队冲入院内，直捣伪军大队长的居室。而伪军毫无觉察，有的正在吸鸦片，有的正在打麻将，有的正在喝酒玩女人。我们齐声喝令：“举手投降，缴枪不杀！”敌人面对犹如从天而降的八路军，个个目瞪口呆，乱作一团，不得不一齐举手投降。我们缴了他们的械，将伪大队长和他手下的一群用绳子一个个捆绑起来。我们一枪未发，即生擒了这个院落的全部伪军。罗绩伟、吴坤、刘涌 3 同志分别率领小分队对各自包围的院落的奇袭，都取得了预想的成功，都是一枪未发而活捉了全部敌人。战斗结束后，我们将 100 多个被俘伪军押解到一个山沟里看管起来，连夜移兵贡口，与提前隐蔽于贡口附近小山岭树林里的先头部队会合，并控制泊里与贡口间的交通，不使走漏风声。在树林里，只见特务连连长李道德、指导员武杰以及连长李怀德等同志把土炮牢牢地捆绑在大树上，填进黑色炸药，夹上许多秤陀，让炮口对准贡口海岸。他们原是沂水大小诸葛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经验，拨弄这类土武器特别在行。我们一致称赞了他们。经过观察，敌人的汽艇每天上午八九点钟必然从青岛方向出动来贡口停泊，日伪军便三五成群地上岸骚扰抢劫一番，然后登艇而去。我和刘涌等同志转到贡口的山坡上察看以后，同几位连长和指导员商定，待敌艇停定、敌人上岸以后，他们指挥开炮打艇，我和刘涌同志带队用机枪加手榴弹专打上岸进扰贡口之敌，鸣枪为号，一齐开火，务必打准打狠。不出所料，敌艇来了两艘，敌人也纷纷上岸。一声枪响，土炮轰然飞向敌艇，正击中艇上的指挥台架，立即冒出一股浓烟，燃起了熊熊烈火，艇上剩下的几个敌人慌忙跳到另一艘汽艇掉头逃跑了，上岸的 20 多个敌人均被我击毙或击伤。这一胜利，吓得敌艇十几天不敢进泊贡口。打坏的汽艇，是好几天后被敌由飞机掩护用大舰艇拖走。当时新华社和山东的报纸都报道了智取泊里、活捉伪军，土炮打沉敌艇、歼灭贡口敌人的战斗胜利消息。这消息传遍了鲁东南，传遍了山东，甚至传到了全国。二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都振奋不已，群众称***是真正的大靠山，八路军和他们是一家人。
接着，我主力隐蔽北上，准备打诸城之敌。我们依据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诸城城高墙固，我们尚不具备攻城能力，因此不能打毫无胜利把握的攻坚战。但诸城东西两端的伪军却孤出于驻有优势兵力的诸城县城之外的东西两端，是敌之弱点，只要善于智取，胜利是有把握的。东关的伪军头目叫王秃子，兵力较大，地区也大些，经济较繁荣；西关的伪军队长，叫宋麻子，兵力较弱，地区较小，工农群众受汉奸、伪军摧残较重，苦不堪言，有几户较开明的地主，同样受压。宋、王 2 人同诸城的地主和资本家之间都有矛盾，可以利用。因此，确定同时突袭两关，以西关为主攻点。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以一部兵分三路，在白天大摇大摆地由营、日、诸边向南撤退，并通过干训队里来自诸城的学员回去散播消息，说一贯主张反共的营县县长徐黑一子和日照县县长穆胖子正准备纠集一个旅的兵力联合进攻莒、日、沐、临边的八路军根据地，以造成我二支队南下的假象，而实际上我主力进人了泊里与桑园之间的山区和树林里，开展夜间作战训练，待命出击。届时，由刘涌同志带领主力一、二大队和一个警卫排加一个警卫斑，乘夜奔袭东关，第一大队进攻歼敌，第二大队在外设伏，防诸城之敌增援；我带领第四大队和一个警卫排加一个侦察班，同时乘夜奔袭西关，侦察班入关歼敌，警卫排警戒西关口接应掩护，第四大队在关外分三个点设伏，防诸城之敌出援。一到西关，我们立即分头行动。我带领侦察班轻装穿插，直捣宋麻子住处，因攻其不备，也是一枪未发即活捉了宋麻子和他的几个保镖，俘虏了一批伪军。将随身带的布告、传单张贴、散发后，就押着俘虏撤到预伏点。这时，有二三百敌人向我们追来。待敌逼近时，我设伏部队以两挺机枪一齐开火，毙伤敌 30 余人，迫敌撤回城内去了。我们当即枪毙了宋麻子和另外两个汉奸，放走一个年轻的伪军，让他带些传单回去散发，到处去说八路军活捉了宋麻子，把死心塌地充当汉奸的宋麻子镇压了。东关方面因袭击失利，被迫打了一场对攻战，虽未能袭入伪军巢穴擒获王秃子，但也给敌以一定杀伤，部队撤出战斗，胜利返回。这一战斗的胜利消息，次年 1 月创办的山东 《 大众日报 》 也作了报道，传遍了山东。国民党山东反共军头目之一秦启荣竟也发出消息，妄称袭击诸城是他的部队的战果，以图鱼目混珠，邀功请赏。当地老铁山有位老国民党员、开明人士黄鹏飞拿着报纸说：“大家看哟！国民党是多么无耻。我亲眼看到打诸城的是八路军，是我的儿子带着八路军攻进西关去的，根本不是秦启荣的部队打的，他们这样公开厚着脸皮贪人之功为己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J ”伪 《 青岛日报 》 的报道也说袭击诸城的是八路军的部队。其实，在山东敌后抗日战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早就是***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游击战争了，留在这个战场上的许多国民党军不是扰日的功臣，尤其是秦启荣，更是形同汉奸的反共反人民的罪人！他贪八路军二支队抗日之功的结果，恰与其愿望相反，使八路军的战功到处有口皆碑，更加扬威于黄海之滨。
九、北上泰山区
1938 年 12 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以郭洪涛同志为书记的由苏鲁豫皖边省委改组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以张经武同志为指挥、黎玉同志为政委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宣布成立。第二支队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这时，我奉命北上泰山区，接替我任二支队政委的是景晓村同志。同时，由刘涌同志接替罗绩伟同志任二支队司令员。早在泊里战斗以前，省委就派刘涌、景晓村同志来准备改组二支队，并由景晓村同志主持召集鲁东南县区委书记和各工作团的联席会议，成立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鲁东南特委。当时战斗比较紧张，他们初来乍到，要有一个了解、熟悉和准备的过程，因此没有立即接替我们的工作，刘涌同志就和我们共同率部打泊里、贡口和诸城东西关，并肩作战；景晓村同志就在桑园召开会议。我们留下一个特务连给他，专门担负保卫工作。 12 月初部队胜利返回时，会议刚刚结束。随着山东敌后抗战局面的展开和变化，我们的党组织和军队作些调整，干部作些调动都是自然的，也是革命事业兴旺发展的一种表现。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固然值得留恋，有待我们去开创的事业更值得向往。山东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泰山区原直属分局的各县委划归特委领导，泰安、莱芜、新泰、洒水、宁阳、章丘、淄川、博山等均受其管辖。分局认为我可以由做政治工作改做军事工作，而泰山特委缺少可以做军事工作的红军干部，故分局就选上了我，那里的军事部长的任务正在等待着我去担负。有一件事在这里要顺便交代一下。在准备改组二支队之前，曾发生过工作上的某些意见分歧，就是我们当时鲁东南临时特委和第二支队的几个领导干部同省委统战部长刘居英同志之间对一些间题的不同看法。九十月间，刘居英同志受省委委托到曹县检查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有许多帮助，不过他认为我们按党的政策收编地主武装朱信斋部是犯了右倾错误；又认为我们与高树勋部合作，在高部离开以后我们北占桑园，因而支持了高树勋对张里元手下的徐、穆两县长的排斥行动，是犯了“左”倾错误。对这两个意见，我们都是不同意的，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但并未能说服刘居英同志。当刘居英同志返回省委后不久，省委关于改组二支队的指示就下达了。有同志说，这是刘居英同志反映意见的结果。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巧合，因为刘居英同志批评我们的两件事，都是我们向郭洪涛同志当面请示后才办的，而且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的，因而是正确的，郭洪涛同志决不会同意他的批评。但我当时还是到山东分局驻地 ― 沂水大王庄当面向郭洪涛同志反映了我们的意见，申述了我们的理由。郭洪涛同志明确表示：“你们在鲁东南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不存在什么‘左’与右的问题。这些事我了解，你们都请示过我，你们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因而才干出了成绩。这次调整二支队的干部，准备调你到泰山区，组织上是另有考虑的。”当时因临时有事，话没有谈完。现在要正式接受新任务，必须到大王庄汇报工作情况并领取组织介绍信，我想分局领导同志这次一定会讲明调动原因的。
我走的前几天，鲁东南的老战友、社会贤达、知名人士都来热情欢送，依依告别。邵德孚等同志一定要给我配一马、一枪和一位通讯员，他们才放心让我启程。
从桑园镇出发，整整走了三天才赶到大王庄，就先向分局秘书长杨刚毅同志报到。杨刚毅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王庄的住房已由分局和纵队机关住满了，要我同他住在一起，等候领导同志的指示。第二天，是郭洪涛、张经武同志谈话；第三天，是黎玉同志谈话。
郭洪涛同志接见我，首先称赞了二支队北上开辟桑园，东进智取泊里、炮击贡口、夜袭诸城的胜利，说分局已向党中央、新华社报送了这些胜利的消息，并由此说到原省委和现在的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但泰山区缺一做军事工作的红军干部，根据二支队开辟鲁东南的情况，省委和分局认为我改作军事工作是合适的，故决定调我去泰山区。接着，他指出泰山区西贯津浦铁路，北靠胶济铁路，位于泰山山脉的东南麓，其中心区泰（安）东莱（芜）西是泰山山脉环抱中的一个盆地，比较富庶，要坚持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必须以泰山区作为依托和屏障。这里又是分局和纵队联系路西河 J 匕八路军主力乃至党中央的交通要道，敌人也将会拼命地与我们争夺．因此，泰山特委肩负的创建、巩固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他还具体介绍了泰山特委书记夏辅仁（泰安人）、组织部长刘莱夫（莱芜人）、宣传部长董淡（新泰人）等同志，确定我去任军事部长，并说特委军事部对外暂称纵队第四支队一大队，对内为军分区，由我兼大队长，夏辅仁同志任政委，调新泰独立营教导员李枚青同志任政治处主任，该营营长李耐夫同志任参谋长。该地区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为野战军，我们军分区部队为地方军，两者系平行关系，联合作战时由四支队统一指挥，分开作战时由我们自己独立指挥，组织上归郭洪涛同志兼任军事部长的分局军事部领导。他指示我们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充分运用淄博矿区产业工人多的优势，大发动大发展，抓紧建党、建军、建政、建设根据地，广泛建立各类群众的抗日救国团体和抗日自卫队武装，准备成立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要求我们在泰山区牢牢地站稳脚根。
张经武同志接见时，也是首先肯定了二支队抗日、统战和建立根据地的成绩，接着就作了具体交待。他说泰山区，要抓住时机大发展，要有紧迫感，不可丧失时机。毛主席对山东是寄托了厚望的。现在泰山区有十多个独立营，有大发展的基础，但都没有进行统一整顿，要我去后先集中整编一两个中队作为主力骨干，把机关建立起来（机关宜小不宜大），然后再去扩大部队，干部下去抓部队建设，组建地方武装，县建独立营或中队，区建小队。他指出，有军队在手，就有条件坚持泰山区，但还必须有个“家”，毛主席说“根据地就是军队的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根据地的建设；这一切，都得要有大批干部，但不能靠上面派，应该继续运用鲁东南办干训队的经验，自己培养，以适应大发展的需要。关于与四支队的关系，他强调虽是平行关系，但四支队是主力，在作战上要服从四支队的统一指挥，为此，准备以四支队和特委的主要干部组建军政委员会，我们可先考虑提出特委的人选来。
黎玉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长期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和冀鲁豫边地区从事党的领导工作， 1936 年起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全省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山东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都说他为人朴实谦和，德高望重，很受拥戴。传说他在山东是以拉人力车或黄包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在党内总是以身作则，对群众总是循循善诱，因此他在群众眼里既是一位师长，又是一位老大哥。 1938 年 8 月，’他和张经武同志率大批干部离开延安，于 11 月才回到省委驻地岸堤。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成立时，他作为分局委员和纵队政委也迁移到了大王庄。当我北上泰山区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受到这样一位老同志的接见，能够亲耳聆听他的谈话，自然感到特别高兴。这天，我的穿着也特别整洁。一见面，我向他行了举手礼，他立即起身走上前来与我紧紧握手，亲切地招呼我坐下。只见他一面用两个手指从一个小铁盒里夹出一撮茶叶放到杯子里，叫通讯员倒上开水送到我面前；一面看着我，大概是看我年轻，就问我有多大年纪，出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并和蔼地说：“请先喝口茶，不要着急，边喝边说。”黎玉同志对下属如此体贴入微，使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顿时全身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不但是在面对一位尊敬的首长需要如实汇报情况，而且是在面对一位推心置腹的朋友，可以放胆叙说家常。我看他虽只是 30 多岁的人，但革命的重担已将他的背压得显然有些弯曲了，不过这也更加衬托他的老练、沉着和长者的风度。我怀着更加深厚的敬意回答说：“我是 1915 年出生的，四川巴中人，从小就逃出家门讨饭，后被资本家的工头收去做童工，不久加入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参加了罢工运动，又加入了共青团。 1932 年当红军，同年由团转党。今年三四月间随郭洪涛同志离开延安到山东，根据省委部署在鲁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谦逊而又幽默地说：“你干革命的时间与我差不多，还是位年轻的老同志呢！ ' ’接着，他详细地询间了鲁东南临时特委和第二支队建党、建军、建政，建立根据地和开展统战工作以及几次战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他还要我提出对鲁东南今后工作的意见。我想了一下，说了三点看法：一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对愿意抗日的一般资本家、地主等中间力量不要只是单纯向他们要钱要物，而要争取他们团结到我们周围，实行民主合作，共同抗战；二是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抓紧有利时机着重发展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进步力量，创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就能坚持持久抗战，也不怕国民党反共的军事进攻；三是在鲁东南现有的两小块根据地的基础上，一面力求向北发展，一面力求向南发展，向北可逐渐打通与胶东和鲁中兄弟部队的联系，向南可开辟苏鲁边，扩大回旋余地。我说明，向南的发展，我们已派干部到郑城、赣榆准备建立两个县委，但不知进展情形如何，因为到我离开桑园镇的时候仍未得到他们的工作报告。黎玉同志听了很高兴，连连点头示意，并说向北、向南都是鲁东南发展的方问，表示分局和纵队要认真研究这些意见。说着说着已到开饭的时候，黎玉同志吩咐通讯员多打一个人的饭菜，并对我说：“我们俩一同吃饭，边吃边说。”他接着向我交代了去泰山区的任务：“泰山区是扼津浦、胶济两铁路的战略要地，是山东分局和纵队同中央交通联络的一条必经之地，我们一定要把这块腹地牢牢掌握在手里。这个任务现在就交给你了，相信你能很好地担当起来。我这次去延安曾到过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董老还提及到山东敌后的有个四川年轻同志吴尚德，红军长征时曾担任过党的大金川省委组织部长，兼大金川省少共书记，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挨过张国煮的整，后因在党校第一个报名坚决要求到敌后，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原来你这个杨虞就是吴尚德 1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重托啊！”关于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他指出： ( l ）要抓好部队的建党工作，要贯彻毛主席“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 2 ）要抓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军事训练工作，使部队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特别能战斗的真正的人民武装； ( 3 ）要和四支队亲密团结，协同作战，把泰山区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 4 ）要去四支队一趟，与四支队领导人共同研究、提出泰山区军政委员会的人选名单，四支队司令员谬容标、政委林浩、副司令员赵杰、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和特委的书记、军事部长均应参加，联合办事处或亏署也厘有王要钡导十邵参加，但因机构尚未建立，名额以后再补。最后，黎玉同志还特别指示我要注意一件事：泰安县有个独立营，营长是程鹏同志，泰安的一个老区长，拉起民团，积极参加了祖徕山起义。四支队南下天宝山时，他带着独立营回到祖徕山，一直不愿离开祖徕山区，要坚持泰山区敌后的抗战。祖徕山是第四支队的发祥地，又处于泰安、莱芜、新泰三县之交，军事地位十分重要。程鹏同志主张坚持这块阵地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要给他扣上什么“地方主义”的帽子，更不能把他当作旧政府官员处理。要我去后找泰安县委书记张烈同志和程鹏同志好好谈谈，要他们坚持祖徕山区的抗日武装斗争，队伍只能扩大，不能缩小，特委要帮助他们发展壮大，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祖徕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红旗不倒。该营中要充实适当的党员干部进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泰安县委会讨论独立营工作问题时可以吸收程鹏同志参加，条件成熟时可以吸收他入党；对在抗战中牺牲了的马营长，要树为民族英雄，加以宣传，对其直系亲属要作为烈属加以照顾、安排。黎玉同志嘱咐我一定要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使他们产生什么顾虑。我当即表示“坚决照办”。
与黎玉同志的这次见面充满了亲切温馨的同志情谊，接见结束后我的心情十分舒畅愉悦，久久回味不已。当我回到杨刚毅同志办公处的时候，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妇委书记史秀云同志和妇委副书记郑琳同志已在那里等着向我交代去泰山区后要继续重视并支持妇女运动的开展，因为她们认为我在鲁东南特委工作时妇女运动有起色，要我搞军事莫忘抓妇运。她们还以开玩笑而又认真的口吻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在鲁东南和刘浩同志的恋爱关系吹了，不要紧，到泰山区去找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吧，预祝你成功！ "
约在 12 月底，我和通讯员同纵队所派护送我们的 6 位同志以及军马饲养员一行 9 人离开大王庄向泰山区进发。行前，张经武和纵队参谋长王彬同志特地向我介绍了去泰山区的路线，并开了一张通行证，画了一张路线图，说所经之地都是我军的防区，不用担心安全间题，只是泰安特委的驻地不详，可能是随四支队行动，得由我自己去找。我们从大王庄出发，经过水帘坡、小王庄，翻越石门岭，当天下午到达新泰的土门。第二天经过蒙阴大黄庄，第三天就到了莱芜颇庄区的颜庄。按照王彬同志的介绍，这一带驻有四支队的四团二营，营长李国林，教导员刘春，通过他们可以找到四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在土门，我向新泰独立营传达了山东纵队关于建立泰山军分区的指示，以及对该营营长李耐夫、教导员李枚青两同志的新任命，并对该营的工作进行了安排，由曹旭同志任营长，曹新甫同志任教导员。他们主动派人去颜庄与四支队四团二营联系，李国林复信表示欢迎四支队一大队和泰山军分区首长路过颜庄。因此，我对李国林的叛变行径没有任何警觉。当我们进入颜庄时，李国林已等着向我交代去泰山区后要继续重视并支持妇女运动的开展，因为她们认为我在鲁东南特委工作时妇女运动有起色，要我搞军事莫忘抓妇运。她们还以开玩笑而又认真的口吻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在鲁东南和刘浩同志的恋爱关系吹了，不要紧，到泰山区去找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吧，预祝你成功！ " 约在 12 月底，我和通讯员同纵队所派护送我们的 6 位同志以及军马饲养员一行 9 人离开大王庄向泰山区进发。行前，张经武和纵队参谋长王彬同志特地向我介绍了去泰山区的路线，并开了一张通行证，画了一张路线图，说所经之地都是我军的防区，不用担心安全间题，只是泰安特委的驻地不详，可能是随四支队行动，得由我自己去找。我们从大王庄出发，经过水帘坡、小王庄，翻越石门岭，当天下午到达新泰的土门。第二天经过蒙阴大黄庄，第三天就到了莱芜颇庄区的颜庄。按照王彬同志的介绍，这一带驻有四支队的四团二营，营长李国林，教导员刘春，通过他们可以找到四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在土门，我向新泰独立营传达了山东纵队关于建立泰山军分区的指示，以及对该营营长李耐夫、教导员李枚青两同志的新任命，并对该营的工作进行了安排，由曹旭同志任营长，曹新甫同志任教导员。他们主动派人去颜庄与四支队四团二营联系，李国林复信表示欢迎四支队一大队和泰山军分区首长路过颜庄。因此，我对李国林的叛变行径没有任何警觉。当我们进入颜庄时，李国林已在村里埋伏下一百余人等待我们，他带着十余人出面笑脸迎接，把我们引至该村的一个关帝庙，突然伏兵四起，将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一行 9 人被缴了械，遭到武装扣押。这时才恍然大悟，我们遇上了叛军。李国林有恃无恐，公然向我们宣布，他已不再是八路军了，而是秦启荣所部第三十二梯队的司令。我质间他：“你当了秦启荣部的司令官，也还是实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嘛，为什么无端扣押我们？李国林说：“我要把你们当人质，换回我部在四支队学习的二十多个人！ ' ’我说：“我们是从这里路过的，你们在四支队学习的人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们扣押我们是毫无道理的，是破坏统一战线、不利于国共合作的行为，我们要强烈抗议！我们要到莱芜去，你应该以礼相待，送我们启程，才有利于国共合作共同抗印”李国林每天都来与我们谈判，我们每次都是提出严正抗议，这样对峙了 12 天。在此期间，我们对看押我们的士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瓦解工作。这个连队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淄川、博山的煤矿、铁路工人，一般都是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才参加八路军的，只有李国林过去当过土匪头子，连长和个别排长是地痞流氓，大多数干部和战士对他们不满，且因生活较苦，多有思乡之情。其中有位排长叫韩德勤，有位班长叫张志勇，都是中共候补党员。我们被包围缴械时，他们俩曾向我使过眼色，使我意识到这里发生问题了。后来，韩德勤同志还写了纸条包在小石块上投给我们，又使我们得知刘春同志到四支队开会去了，李国林就乘机投靠了秦启荣。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就在韩、张两位同志的配合下加紧做争取战士的工作，公开宣传国共合作杭战中国才有出路、反对积极抗日的***和八路军只对日寇有利的道理，同时选择对象个别劝说其脱离李国林，随我们一同跳出虎口归队。正当韩、张两同志从内部策动之际，发现有一班长跑出去告密，我们当机立断，由韩、张带领已表示坚决归队的 7 名战士和我们一起，连夜从颜庄西门土围墙的缺口处突围，直奔新泰独立营驻地，受到李耐夫、李枚青等同志的热情接待。
我们虽然脱险而归，但这次意外的波折给了我一个极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提高警觉，才能免受损失，立于不败之地。脱险后见到亲人、同志，委屈与喜悦之情交织在一起，一泻而出。我们决定，由李枚青同志前往大王庄向分局和纵队当面汇报李国林叛变和我们脱险归队的情况。李枚青同志回来后，传达了分局和纵队的指示： ( 1 ）对我们一行 9 人临危不惧、分化叛军、胜利脱险给予通报表扬； ( 2 ）对韩德勤、张志勇等 9 位归队的战士予以表扬，并每人奖励 3 块大洋； ( 3 ）继续争取李国林部的战士归队。根据指示，我们决定以他们 9 个人 9 条枪为基础组建一大队的第七中队，提升韩德勤同志任副队长，张志勇同志升任排长，该中队受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长元宗禹同志领导，负责对李国林部的分化、瓦解、争取工作。由于我们当时没有钱来执行对韩、张等的嘉奖，李耐夫同志就主动回家变卖了半亩地，带回 35 块大洋，只能给他们 9 个人各发了 3 块大洋，剩下的钱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不久，李国林部又有 10 余名战士经过争取归了队，加入了第七中队。当地青年参军很踊跃，七中队很快就发展壮大了。驻博山一带的秦启荣得知消息后，便调李国林部进驻距他较近的双龙峪。当李国林率部到莱芜徐家店一带骚扰时，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又有三四十个战士跑来归队。经过这次波折，组织上决定我改名吴瑞林。我和李耐夫、李枚青同志带领新泰独立营到莱芜、新泰交界的雁门关，立即与泰山特委取得了联系。当时，特委驻在莲花山西部的圣井村。我从大王庄出发的目的地终于达到了。
十、海阔天高
圣井村，是莱芜第十区莲花山西部的一个山村，有七八百户人家，绝大多数为贫苦农民。这里土地贫痔，人民的革命觉悟很高，村里有一百多名男女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村党支部也是全县比较强的中共基层组织。 193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正式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特委于 1939 年元旦成立，地点就是这个村庄。约在同年 2 月间，我告别李耐夫、李枚青同志前往圣井村与特委诸位领导同志会合。只见村里的道路是用石子、石板铺起来的，充分显示出山区村庄的特色。在村里，终于找到了特委书记兼四支队一大队政委夏辅仁同志，把分局的介绍信和纵队的任命书都交给了他。夏辅仁同志是位很持重的知识分子，白净的面容，语言虽不多，但对人态度和蔼谦虚。我们互相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就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说这个院子原是村长们的议事处，早已安排作我的住所，要我先休息好，待他通知特委各位委员来相见，然后再开会研究工作。
这个小院子也是用石块砌起来的，院内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条小石子路直通院门，两旁的几棵枣树和柿子树悄悄地站在那里，光秃秃的，多么盼望有一身枝繁叶茂的春装！室内的墙壁用草泥抹了一层，上面刷了石灰浆，显得洁净明亮；用土坯砌的火炕，烧得暖烘烘的，更是舒适宜人。经过一天跋涉，躺在炕上也想休息一下，但想着想着，突然感到有些冷冷清清，不仅毫无倦意，反而更加兴奋了。整个圣井村，街上虽时有行人，却没有人民的武装；泰山特委刚刚建立，机关不健全，更没有武装保卫；我这个带兵的人的门前，也没有一个站岗放哨的卫兵。想到这些，思绪一下被拉回到十几年前在川陕边白色恐怖下工作的冷清情景，那时关心照顾并掩护我开展工作的，在间中有我的一个姑妈，在通江有我的一个姨妈，在现时的冷清中我怎能靠特委书记和其他委员同志来厚爱优待呢？更何况现时的这种冷清局面同那时的冷清情景本来就不同，难道不能如同鲁东南那样开创出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新局面吗？只有改变单纯地下秘密工作方式，转而采取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我们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才能按分局和纵队的指示不断发展壮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创造、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于是，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同特委全体同志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突破工作作风的局限性，通过艰苦奋斗，把泰山区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分局和纵队同延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联系的一个重要战略通道。想到这里，虽一夜未眠，但也能慢慢静下心来了。
早上刚起床，夏辅仁同志和特委组织部长刘莱夫、宣传部长董淡、工会主席许光明、妇委书记刘军、青委书记彭自芳等同志都来了，夏辅仁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大家都热情地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昨天他们就已商定到我这里来共进早餐，以示欢迎。只见刘莱夫同志提来了一篮子咸鸭蛋和小咸菜，董淡同志提来了一筐子摸慎，刘军同志提来的是一壶开水，彭自芳同志拿来的是筷子和碗。大家吃得很高兴。夏辅仁同志说：“为了欢迎你，莱夫同志昨天专门去牛王泉镇买来了这些咸鸭蛋。”我衷心地一再表示感谢。此情此景，又使我想起 10 年前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在川东宣汉东面的山坡上同第一次见面的川东游击纵队总司令王维舟同志借着皎洁的月光分食月饼的情景。同那次一样，这次早餐也是我一生中最记忆犹新的事，永远忘却不了。吃罢，夏辅仁同志就宣布特委会开会。大家自找座位，随和融洽，每个同志的特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莱夫同志，是莱芜三区西上庄人，出生于农民家庭，知识分子，为人开朗，爱说笑话；董琰同志，新泰人，也是位知识分子，抗战前曾坐过国民党监狱，经张经武同志营救获释，他不像刘莱夫同志爱说爱笑，但善于思考，对问题的观察较仔细；彭自芳同志是从平津来的学生，东北口音，穿着长长的黑棉袄，戴着小瓜皮帽，不拘小节，不修边幅；刘军同志，是莱芜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女战士，抗战前在济南女师读书，祖徕山起义后参军，热情积极；许光明同志，博山煤矿工人出身， 40 多岁了，为人忠厚老实，也不爱多说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集体，从现在起，自己要在其中很好地工作、生活和学习，要和这个集体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夏辅仁同志要我先传达分局和纵队郭洪涛、张经武、黎玉 3 位领导同志的口头指示。我尽自己所记，源源本本地作了传达。夏辅仁同志扼要地向我介绍了泰山区的基本情况。特委的工委、青委、妇委都建立起来了，配备了干部；特委所属的莱芜、泰安、新泰、博山、淄川、章丘、泰（安）洒（水）宁（阳） 7 个县委也都建立了机关，配备了工农青妇工作干部，县以下建有 30 多个区委，不少乡村建立了支部，共有 500 余名党员（含候补党员 200 余名）；各县正着手建立群众组织，工作比较活跃，群众性的抗日斗争正在蓬勃兴起，但对敌占区的工作尚有待研究和布置。这些情况说明，泰山区是有大发展条件的。最后，会议研究了特委和军分区机关究竟摆在什么位置为好的问题。
大家围着夏辅仁同志拿出的莱芜地图，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了讨论。听了大家的意见，我认为泰山区应以莲花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莲花山西起泰安确峪与祖徕山相接，东至莱芜四区的岐山观、青泥沟子一带，南连新泰的羊流店、阳村平原与龙廷相通，北达莱芜颜庄与泰（安）莱（芜）公路以南的盆地相依，位居泰安、莱芜、新泰之交，处于泰山区的中心，山岭、丘陵、平原、盆地、河流俱全，物产也比较丰富，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好地方。由于圣井地处莲花山西端，靠近泰莱、泰新两条公路，易受敌之骚扰，特委和军分区机关似以设置于莲花山中心地区 ― 李条庄、野店、任家庄、孙家庄、蔺家庄一带为宜。因为这一带东临沂蒙山区，南靠新泰平原，北依莱芜盆地，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均优于圣井。我把这些想法说出之后，董琐同志首先表示同意，并认为李条庄处于泰莱新三县边，地理条件最为优越。其他同志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会议一致通过了机关设于李条庄的决定。
经过一段酝酿，为了建设莲花山根据地，特委和军分区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 ( 1 ）改组莱（芜）南办事处，建立莱南县委和县政府。该县处于莲花山东端，辖莱芜的颜庄区和蒙阴的寨子区，以这两区为中心与新泰相呼应，以七中队作为莱南县独立营，在莱南县委的领导下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并开辟一条联系分局和纵队的通道。（ 2 ）放手发动群众，广泛组织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普遍建立群众抗日自卫队，掀起全区群众性的杭日救国运动的高潮。（ 3 ）加紧车分区武装建设，并分区分片开展活动，一中队活动于莱芜的鲁西、仪南两区；二中队活动于新泰、羊流两区；三中队即泰安独立营活动于泰安祖徕山区；六中队活动于莱芜的苗山、石马、文字观、常庄、白水湾、上下古德范地区；八中队活动于大汉日以南津浦线以东的泰洒宁三县边界地区；九中队活动于新（泰）蒙（阴）边的土门、龙廷、太洪峪地区；新建十中队活动于莱芜的寨里、口镇、雪野地区；十一中队活动于博山的夏庄、池上、上下瓦泉地区；淄川县委秘密武装由县委书记赵以川同志领导就地活动；章丘县委秘密武装以莱芜上下游庄为依托进行活动。这些武装一面掩护各县委开展地方工作，一面扩大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九中队还要同七中队配合，保持泰山区与沂蒙区的联系；十一中队的活动地区要以鲁山北部为中心，保护泰山区与鲁山的通道。四中队则在军分区的直接领导下，活动于莱芜的鲁西区到泰（安）莱（芜）边的范家镇，由一中队相配合，沿泰莱公路打击日军，掩护我过路人员，并开展这一带的地方工作。（ 4 ）特委成员实行分工分片负责制。由刘莱夫同志前往莱芜、博山，董淡同志前往泰洒宁、新泰，我前往泰安，分别向有关县委传达上级的指示和特委的部署；夏辅仁同志和特委秘书长刘舜卿同志坐镇特委主持日常工作。将上述决心和部署书面报告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请示审批，并由我和夏辅仁同志向四支队的领导同志当面汇报听取意见。分局和纵队以及四支队的领导同志对这一部署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泰山特委有大发展的决心和气魄，部署周密扎实，很好地贯彻了分局和纵队的战略意图，要我们坚定地干下去，全面地加以落实，取得预期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