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之家，早年丧父。从学校毕业后，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中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为师。1964年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推荐，韩国庆熙大学授予作者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1970年被法国美食协会授予“美食家”称号。1980年荣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因突发心脏病，于美国洛杉矶寓所去世。
民国十六年夏季，上海大疫。中西医大忙，好多医生都病倒了！南市广益善堂首席内科医生也病了，主任丁仲英老师命我即日接替代诊，每日约诊一百人，我因初临证，看得较慢。有一天到了下午四时，别的医生都已走了，我尚未将开方存底料理完毕。忽然有一彪形大汉来找医生看病，说是:“病人垂危，即刻要去出诊。”一面说一面就拉我走。那时我年少气壮，并无畏怯，登上他的汽车直驶道前街警察厅宿舍，见到一个病人高热昏沉、手足抽搐，真是危在旦夕!我诊视之下，断定是那时候最流行的伤寒症。我在丁老师门下已经学到了一套治理伤寒的方法，就不慌不忙地处方而回。
次日清晨，病人神志已清醒，热度亦减退，这样经过十余天，病人才告痊愈。原来这个彪形大汉，就是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他给我一张名片，还说:“以后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每日下午六时到七时，总在四马路言茂源酒店，有一张固定的桌子，风雨无阻必到的。”
此后，我从未找过韦钟秀一次，倒是韦钟秀常来找我。因他常有需要动笔墨的事，就到对门我住的地方，那时我住西中和里丁仲英师家，即在言茂源对面弄内，找我去代他看信札、写便条之类，写得最多的，就是许多人向杜月笙先生拜师的门生帖。这类门生帖，有一定的款式，用的都是红纸，纸质极粗，毛笔写上去是不吸墨的；我就自作主张改用梅红笺，既柔软又好写，折叠三层，面上再加上一个红封套，前后共写过四十多份。有一天韦钟秀对我说:“你写的门生帖，杜先生很赞美，要不要几时陪你去见见他？”我说:“也好。”
晚间，我将此事禀告国学老师姚公鹤先生，并问杜氏是怎样的人物。姚师告我杜氏大约是一个粗鲁大汉，但对世故人情极为通达；我们读书人坏就坏在自认为清高，结果却成“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班人不要小看他没有学问，但可以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他对我说:“去也不妨，常常去见识见识，或有领悟世情之处。”
姚师是前清举人，国学深湛，当时文人，多数有烟霞癖，以“烟”会友，孟森（心史）、陈训慈（布雷）、潘公弼诸先生，都是姚宅常客。孟心史先生还从旁说:“应该去，看看看，杜先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韦钟秀陪同我去见杜氏那天，恰好是端午节，我只拿了一本硬面贴报簿，簿上剪贴了三段有关杜氏的新闻，因为那时只有大家口头相传他的豪迈故事，报纸上却比较少提到他的大名。有之，只是这短小的三段新闻而已。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是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一无特异之处。
他见到我之后，先寒暄几句，都用浦东话，叫我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同时也叫我横卧下来，说:“困下来谈谈。”他最初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我说:“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当时接了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杜先生民间的名声很大，但报纸上尚少见到新闻，我搜集到三段新闻，特地剪下来送给你。”他听了面露笑容，急促地说:“读给我听，读给我听。”我说第一段新闻是:“杭州西泠桥畔，新建‘武松墓’，墓碑上刻着‘义士武松之墓’，下款具名的是黄某、张某和杜月笙三人。”他听了这段新闻，哈哈一笑，显得非常高兴。
接着他很急促地问我:“第二段讲啥?”我就告诉他，记的是“浦东中学部分校舍坍塌，由杜月笙捐资重建”。他听了又是“噢！噢！噢！”微笑不已。
等他笑过了，我又读第三段，记的是静安寺寺僧争尝产，由杜月笙调解平息。他听后又笑了一阵，说:“今天端午，收到的礼物很多，但我最喜欢的倒是你的这本簿子，以后有任何新闻，你都替我留心剪下来，补贴在这本簿子上。”
接着就闲聊了许多上海掌故，他听了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你以后多来来，以这个时间为最空闲……”话未说完，来访的人已经络绎不绝，于是我和韦钟秀就告辞了。归途中，我感到有一种印象，杜氏并不是理想中的伟男子，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品型，真所谓“英雄见惯亦平常”。韦钟秀对我说:“普通客人去探访杜先生，他只是用手一挥，指着旁边的红木椅子，说‘请坐，请坐’四字为限，坐到烟榻上的人便是上客，要横卧下来陪他的便是上宾，到他那里去的文人极少，他特别看重你，你该常去走走。”
照我的记忆，杜先生最初不是叫月笙，他只识得自己的姓名“杜月生”三字。因为浦东人的习惯，取名都叫金生、根生、贵生之类。后来不知道是哪位风雅人士在他的“生”字上，加上一个“竹”字头，成为“笙”字，才改作“杜月笙”的。
其时他认识的字，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一至十这十个数目字，这是我最初见到的情况。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约三十分钟。此外还给他认两个方块字。就这样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
他对熟人并不讳言，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由浦东高桥渡海，到对面杨树浦一间小学校，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其时无幼稚园，初读方字），学费是小洋五毫。到了第五个月，因五毫子筹不到，就此辍学。
他飞黄腾达之后，大达轮船公司新船下水，请他去主持下水礼，车经杨树浦，他远指一间毁损不堪的小学校，告诉那位船东说:“我曾经在这间学校读过五个月书，后来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他常常提起少时在一家生果铺当学徒。有一次，四川有位师长范绍曾在国际饭店宴客，吃到终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谈笑之间，都怪洋刀太钝，削皮不易。唯有杜氏在片刻之间，把生梨的皮削去，晶莹光滑，范师长见到他这般削梨技术大加称道，杜氏却坦白地告诉范说:“我本是这一行出身。”范听后不敢赞一词。
杜氏出身寒微，对穷苦人的生活很了解，所以他后来处理一切大小事宜，都是偏袒穷人方面，劳苦阶级的人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他常说:“不识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对任何事情的处置，另有一套。凡是办一件事，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所以他发一言而能了事。但是不轻发言，言必有中。
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的判断力极强，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的。
杜氏所受的教育，照我的观察，是得益于听书。所谓“听书”，是江南人喜爱的一种消闲娱乐，由弹词家或评话家连续弹唱讲述的，如《岳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他自身的出发点，也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的。足见小说不但感人极深，实在也是一种社会教育。
我初识杜氏时，他并无秘书或书记之类，只有一个账房先生。这时来往的人，绝无一个文人，所以我去之后，他表示很欢迎，总是和我谈谈社会新闻，问我:“报纸上是哪能讲法？”我非但把报上的新闻讲给他听，还对若干事情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他听了很是高兴，因为当时他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不久后有一位刘春圃常去，刘是在警察厅当司法科长的，能说，能写，杜先生奉为上宾，好些文书往来，就由刘春圃代为执笔。其后，有一位任职绍兴安昌镇警局长的翁佐青，卸职后赋闲在上海，由张某介绍当了杜氏的秘书。从这时起，杜宅才有文房四宝和写字台的设备。
翁佐青做了很多年后，又陆续延揽了好几位精通文墨的秘书，都是写作俱佳的。外间传言“六君子”之一杨度，是他的秘书，其实杨不过是杜宅中一名清客，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欢他的；至于章士钊，也不是他的秘书，其地位近于谋臣策士一流。
此后出入杜家的人，越来越兴旺，我因医务稍有成就，比较少去。一天，因有一家第一流的药材铺叫做“童涵春堂药号”发生劳资纠纷，杜氏来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我到了他的烟榻上，他给我两封信:一封是资方俞佐廷的信，一封是劳方职工的信。他只说这件事你去办一办，办到双方协议时，由我出面解决。
正在这时，突然有三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杜氏烟榻边，三人年龄都很大，未曾开口先跪了下来。杜氏看见这般情形，为之骇然，连忙说:“起来起来。”这三个人原来是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那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他一见郑正秋，竟高声叫:“四爷叔，啥事体?介紧张?有闲话尽管讲。”接着周剑云就说:“我们明星公司，千辛万苦花了最大的资本到北平去拍了一部《啼笑因缘》，谁知道顾无为不声不响地向法院递了一张十万元提供担保状，说是他拍《啼笑因缘》在先，要禁止我们的《啼笑因缘》，今天刚在南京大戏院上映，忽由执达吏到来加以扣押。这件事，只能请杜先生出来解决，否则我们公司要宣告破产了!”杜氏很轻松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一面拉着郑正秋说:“先吸两筒烟，平平气。”接着张石川说:“如果我们拿出二十万元，本来就可以提供担保放映的，可是要是对方也跟着再加倍，那么事情就永无了结啦!”杜氏明知顾无为是没钱的，就问张石川说:“背景是不是×人?”张石川频频点头。杜氏当即提起电话打给这人说:“郑洽记四小开亲自来磕头，侬阿好让一步路拨伊走走？”对方听到电话之后，也只说了三五句话，事情便解决了，由顾无为自动到法院取消控案，影片扣押的事也就撤销了。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已闹了几个月，双方延请律师登报互相责难，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最后只经杜氏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据说顾无为后来拿到一笔钱，但是付了律师费、广告费之外，恰好一无所余。
事情解决之后，明星公司虽然挽回了破产的危机，实际上杜氏暗中贴了一笔钱，但绝不让郑正秋等三人知道，这是杜氏的一贯作风。事后，郑正秋预备好一笔礼，亲自到杜府拜谢，恰巧此日，我又在杜家。杜氏一看面色就料到他们的来意，先开口说:“你们阿是来送礼的?”三个人讷讷不敢出声，杜先生说:“倘然你们要送礼的话，以后明星公司任何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正秋知道杜氏脾气，默不出声，在烟榻上谈了半天上海时事；一方面对石川、剑云两人，伸出一个大拇指，屈了三屈，暗示拜杜氏为师。周剑云早已预备了三张门生帖，就在谈笑之间，三人突然向杜氏三鞠躬为礼，高呼“老夫子”，杜氏坚决不肯答应，说:“正秋四爷叔，年龄比我高，辈分比我大，哪里担当得起?”三个人又说:“如果杜先生不答应，我们决不离开。”杜氏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连说几个“好，好，好”，就算了却这一件轰动全上海的大新闻。
杜氏要我经手办理的童涵春堂药号的事件，我一经调查，资方俞佐廷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花了五十五万元，接盘童涵春国药号。店是老店，但是药铺中人，上下舞弊，积习成风，俞氏派了一个老年可靠的亲信宋辅臣担任总经理，到任之后，宋氏暗中调查职工舞弊的事。一天，有一位张姓的伙计，送出一料“膏滋药”，宋一查账上，并无这一笔交易，即刻通知保人，决意要开除这个职员，哪知道这个职员片刻间带了一个人来，这人自称是郁良心堂药号的职工，说这料药是郁良心堂煎制的，他因没有时间，所以托张君代送，根本与童涵春无关。此人的话刚说完，张姓职工即伸出巨灵之掌，重重地掴了宋辅臣四下耳光，宋氏当堂气得话都说不出一句。全体职工骚动起来，一致支持张姓职工，几十人立刻把宋辅臣抬出店外，放在街边地上，声称“如果你明天再来，全体要打你”。宋氏懊丧之余，只好哭诉于俞佐庭，于是俞佐庭就恳求杜氏，代为荐派经理，解决此事。
我和童涵春堂的旧人都很熟，我就说明我是代表杜先生来解决这件事的。起初劳方提出许多条件，都是不近人情的，最后要宋辅臣焚香点烛叩头道歉。我说:“这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杜先生出面派一个经理来，大刀阔斧，秉公彻查，你们大家未必个个都是清白的。至于张姓职工也一定会被开除的。”全体职工听我这话，当堂缓和下来，他们只要求全体去见一见杜先生，当着杜先生面前和宋辅臣握手言和，因为许多职工只闻杜先生之名，从未见过他一面，所以他们认为能与杜先生见一面，是无上光荣的事。我就答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把情况回复了杜氏，杜氏当场就打电话给俞佐廷，俞佐廷回说:“这样解决再好也没有了，我明天送上四桌酒席，借杜府大厅，宴请全体职工和宋辅臣，双方面就握手言和。”杜先生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次日晚上，童涵春全体职工，个个都理了发，换上新衣出席，还带了松石轩照相馆的一位摄影师，同来摄影留念。杜先生只从内室走到大厅，话都没说一句，大家已欢声雷动，请杜先生坐在正中拍一张照片。留影之后，杜氏即因另有酬酢，匆匆外出，这一晚大家尽欢而散。宋辅臣事后对我说，他那天受了四记耳光，当晚就想自杀，哪里想得到有这般的圆满解决。从此宋氏在该店任职了十二年。
上海的大小纠纷，都是类此方式，由杜氏出面，事情都化险为夷，得到和平解决。
当年上海的法租界，法国人认为是殖民地，不承认是租界，所以隶属法国殖民部之下，所有官员执行着上一世纪的殖民地政策，对法租界居民处处用高压手段，对待公务员也极苛刻。法租界的水和电，是由“法商水电公司”专利经营，职工的薪水极低，每月薪金只有银元八元至十元。
民国十八年，法租界水电厂的职工突然罢工，一时全法租界无水无电，僵持十多日，垃圾工人也响应罢工，法租界当局毫无应付办法，但是不肯低头。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由法工董局派人请杜氏出来调解。杜先生说:“我资格不够，你们还是去请比我声望高的人来办吧!”其实杜氏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难办，要拖到法国人支持不住的时候，他才能轻易地解决这件纠纷。
恰巧这时，有一艘法国大邮船抵达法租界外滩，全体搬运工人也袖手旁观地罢工。这艘大邮船上载来一位外交大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
这位外交大员上岸之后，见到街灯全无，汽车过处，一阵阵垃圾臭味迎风吹来，在车中法工董局首长黯然无语，这位外交大员便大肆申斥，次晨拜会吴铁城市长，挽请出面调解，吴市长欣然接受。
吴市长认为万一由他出面调解不成，有失身份，想来想去只有杜氏可以了结这件事情，于是就派一位陈景仪拿了市长的名刺去见杜氏，说明这件事由中国人来料理，可以给法租界当局一个教训。
陈景仪不但与杜氏交谊很深，而且杜氏也认为时机已到了成熟阶段，于是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首长，约集法商水电公司经理先行商讨。杜氏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电厂经理期期以为不可，讲到最后加薪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法商方面坚持罢工期间薪金不发，否则，日后他们随时罢工，会无法遏止的。杜氏说:“好!就这样办吧!”
接着杜氏召集罢工领袖，有水电工人领袖、垃圾工人领袖、码头工人领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楼”大摆筵席。先叫陈景仪和工人开会，任由工人提出条件，有些只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有些要加百分之四十，有些要加百分之五十，罢工期间工资照给。陈景仪就用电话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请他亲自出马。杜氏收了电话，立刻赶到，含笑到场向代表们打了一个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杜氏一开口，全场又寂静无声。
第一句话:“你们要求的工钿太少，我已替你们讲好加百分之七十五，你们满意吗?”全场高呼“满意”。第二句话:“罢工期间的工钿不给，你们服从吗?”大家高声说:“算了，算了。”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一点不能同意。”杜氏说:“我已经答应资方了，不能变更，那么罢工期间工资，由我来贴。”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掌声。岂知那位工人立刻说:“我要公司拿出来才接受，杜先生个人拿出来，誓不接受。”杜氏极迅速接着就说:“大家的损失由我贴，你的一份我负责叫公司会计处照付给你。”说罢之后，就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向大家说:“我祝贺你们胜利，也是中国人胜利，希望大家明日一清早就上工。”大家鼓掌如雷，高呼“照办”。杜先生干了一杯酒就走。一场连续几个月的大工潮就此结束。从此杜先生的威望，震惊全沪。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宋子文当财政部部长，发行二五库券，到上海宴请工商界领袖，由秘书唐腴庐开名单。宋子文看了之后，删除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杜氏。唐腴庐力争不可，宋子文勉强答应下来，结果全上海工商界所认的数目，杜氏居第一名，认销总数达四分之一。宋子文见到这般成绩，大为吃惊，亲自到杜宅道谢。杜氏只能说浦东国语，而宋氏只会说英文和广东话，两人谈话，往往答非所问。唐腴庐从中传话，说出财政部的税收，不及租界，而以香烟税一项数字最大，要杜先生设法协助。杜氏说:“我是中国人，应该出力。”宋子文还认为他是敷衍性质，随便说说，称谢而别。
过了三个月，有一家最大的外商烟草公司，在上海黄浦江对面浦东设厂，地属华界，这家烟厂有工人八千名，高高的红墙，四周围起来，好像一座城堡一般，自办警卫，自设水电，不纳地税。不缴差饷，厂址沿据黄浦江，所产烟支，自己用船只运出，所以当地的中国政府机构，对这家工厂，一些办法都没有。
忽然有一天，这家外商烟草公司八千工人宣布罢工，烟厂当局态度强硬，关起厂门，一概置之不理。照烟厂当局的估计，只要罢工两个月，工人生活无着，全浦东有八千家户口不能生活，到时便会复工，所以态度硬得很。
浦东是杜先生出生之地，罢工到一个月之后，工人经济上已顶不住了，浦东绅商纷纷请杜氏出面调解，杜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对工人除了加薪之外，还要工会打电报呈请财政部，要求“洋商香烟输出租界一步，一定要纳税”。当然，工人各为自己，也不明白杜氏的用意。杜氏另面告唐腴庐，要财政部下令火车、轮船、长江线各码头，立刻停止装运不完税的香烟。宋子文得到了这个请求，才明白杜先生的用意，一一如命照办。
外商烟厂初时只估计到工人生活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一牵入政治，他们就急起来了，公司董事会推出一个华人董事、广告画家胡伯翔来想办法。胡伯翔想到非杜氏一言不能解决，又请陈景仪陪同前往会面。杜氏说:“工潮的事，容易解决，如果纳税一项，外国人不答应，那么工潮就永远弄不好。”外商烟厂内忧于工人罢工，外患于全国禁销。陷在窘境中，大约又僵持了一个月，不得不完全答应两项条件，工潮就此解决。国民政府的驻厂税收人员，也就从全体工人复工之日起，进驻该厂办公。
杜先生的行为，爱大众，爱国家，处处是这般方式，气概豪迈，行侠仗义，风头之劲，当然为世人所折服，于是声名鹊起，名震全国。
某次，杜氏得政府当局授予“少将衔”。杜氏很高兴地接受，特地在军装店定做一套军服，到贾尔业路去晋谒政府某显要，领取证明书及证章，回来时在国际饭店附近光艺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幅度不大，后来就悬挂在他的大菜间中。
光艺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之后，送登《申报》、《新闻报》，因为杜氏轻易不肯拍照，很少有他照片登在报上，但登出之后，他也不以为忤。
不料几年之后，上海有一种所谓“滑稽戏”，最著名的有裴扬华、程笑亭演出的《小山东到上海》一剧，裴扬华演的是小山东，程笑亭演的是浦东“陶巡长”，出场时巡长穿着警察制服，与报上登的那张杜氏军装照片，大同小异。巡长在台上一开口完全是浦东国语，讲的话句句都像杜氏口吻，听者无不大笑。这出戏头本、二本、三本越演越旺，轰动整个上海。
有一天杜氏的随从人员向杜氏晋言:“《小山东到上海》，影射杜先生，我们实在看不顺眼，想去捣乱一下。”杜氏睁大了眼睛说:“大家浦东人，有饭大家吃，哪能可以?后天晚上我家请客，就叫裴扬华、程笑亭到我屋里演《小山东到上海》，而且侬要好好叫告诉伊啦，决不难为伊拉，要是有一点点难为伊啦，我就不叫杜月笙。”随从人员领命而去。
一经接洽，程笑亭面如土色，说:“我陶巡长明朝起可以勿做，堂会希望作罢。”接洽的人见他怕事，反而说了许多好话，担保决不会难为他。到了那晚，程笑亭登场了，一出台一开口，座客大家都不敢笑。程笑亭手足震颤，声音低哑，杜先生见到程笑亭这般尴尬情形，立即吩咐从人到后台致意。明知程笑亭胆怯，于是他就首先领导鼓掌，大家也就跟着一阵如雷的掌声。程笑亭精神为之一振，自此他便妙语如珠，依着平时杜氏的口吻，大家笑到前仰后倒，杜氏更是笑个不止，最后，重赏而散。
杜氏对剧艺界中人，常加照顾。有一天晚餐时，叫王无能堂会，王无能是上海所谓“独脚戏”的前辈，嗜好极深，但是在台上精神充沛。演出时和他搭档的钱无量问他:“你今天的精神何以这般好呢?”王无能说:“吃饱了来的，毕生别的东西我吃得不多，但是珠罗纱帐子已经吃掉十八顶了!”钱无量又问:“此话怎讲?”王无能答:“吸鸦片时，烟斗之下要衬一小方‘珠罗纱’，吃烟的人叫做‘斗脚纱’，本来这种珠罗纱是做蚊帐的，我一小方一小方剪下来，已剪掉了十八顶蚊帐。”此语一出，听者恍然大悟，继以狂笑，杜氏亦为之大悦。
王无能在堂会上又说:“近年身体大坏，恐不久于人世，将来我的后事，只好靠杜先生了。”听者以为这是笑话，杜氏却用食指点了下自己的口，接着又用食指对台上一指，意思就是“闲话一句”，王无能会意，格外卖力，滑稽笑料，层出不穷。
过了六个月，王无能果然一命呜呼。身后萧条，一身之外，别无长物。钱无量一早九点钟赶到杜宅，恰巧杜氏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别墅，直到下午两点钟才回到杜宅。杜一见钱无量愁容满面，就说:“阿是王无能……”钱无量点头称是，杜氏即刻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庄票，面额很大，钱无量道谢而去。走到门口，对门房说:“杜先生真是闲话一句，连两句都没有，我等候了六小时，但解决这件事，不过六秒钟。”
杜氏不仅对剧艺界中人如此，对鳏寡孤独，都有一种特别的处置。早年对浦东一些寡妇每人发一个“折子”，每月可向他的账房领月贴七元（相等于那时两担米价）。后来被照顾的人，更不限于寡妇，不少隐贫也有不同数字的补助，“折子”究竟发出多少，谁也不知道。凡是领折子的人不幸死亡，名为“还折”，还折时另赠葬殓费一百元。
有一天，客堂里挤满了凭折领钱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呶呶不休，要亲见杜氏叩一个响头，那时恰好杜氏身穿夏布衫裤，在客厅一角摇扇观望，一班被救济的人都不认识他，杜氏也不自我介绍，只对那人说:“杜先生不喜叩头跪拜一套的。”说罢，施施然离去。一家人暗暗发笑。
还有许多清寒的前辈和文人，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调剂，每月派人送去固定的银数，经年累月，从不脱期。
民国十八年间，杜氏声名鹊起，威名远震，无数人辗转设法要想立雪程门，范围遍及军政工商各界，杜氏特别重视文职人员，凡投帖者，一律称作“学生”，学生对杜氏，一律称作先生或“老夫子”。
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约略估计至少有两千人。
何以有这样多人投拜杜氏做他的门生呢?以我的观察有几点:
一种人因为受不了当时上海恶劣环境的压迫，所以要投拜杜氏为师作护身符，这种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居最多数。一种因当时上海绑票之风极盛，每月必有一二人被绑，多的时候，每月竟连十数人，于是好多人都投拜杜氏，这种人家私百万的富商巨贾不在少数。一经拜师之后，绑票匪便不敢下手了。一种是工商界中人，为了想扩展业务，避免纠葛，纷纷投拜杜氏门下，而门生与门生之间，产生浓厚情谊，对事业有莫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类人数字极高。一种是当时上海的商业团体，凡是理事或理事长，差不多都是杜氏的门生，叫做“理字头人物”。
一类是剧艺界中的佼佼者，为了怕人捣蛋，有损伶誉，于是都向杜氏投帖，特别是京剧界中人，往往不远千里来投杜氏之门，如杜氏接受了这人，都认为是毕生之光。
杜氏门生之中，数字较少而地位较高的，就是军政界人士。所谓军，不限于陆军，海军、空军都有；所谓政，是遍及政府各部门。
一类是工人阶级，多数是工会中的领袖，所以逢到工潮发生，劳资双方都要请杜氏解决，除非杜氏不答允，答应到，“闲话一句”，什么都解决了。
杜氏对收门生，考虑最多的，一种是武夫，一种是二世祖（即败家子。——编注），他怕这般人搅风搅雨的行动会妨碍到他的声誉，所以杜氏门下以这班人为最少。这些情况，在当时上海几乎蔚为风气。有一位二世祖周孝伯大律师，曾经和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张织云结婚，结婚之前签过一个极苛刻的婚约，证明男方如果抛弃女方赔偿多少损失，而数字之大是周孝伯绝对不胜负担的。不幸结婚三月，双方便闹翻了，女方要他履行婚约，周孝伯囊无余资，哪里拿得出来，纠葛闹到杜宅，张织云振振有词，杜氏只说:“周孝伯是呒没铜钿格，官司打到底，也是呒没结果的，还是我来罢。”当时即掏出两张庄票，面额不大，张织云只好勉强接受把婚约撕了。杜氏同时关照书记，把尚孝伯的门生帖取出，当堂撕了，周孝伯废然而去。
另外一件事，是当时上海邮务工人会有十个人投拜杜氏，这十个人的门生帖子是我写的，写的地方是在大中华旅店。这十人之中，有陆京士、朱学范、张克昌等三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后来却分道扬镳，张克昌投汪政权，朱学范坚留大陆，陆京士追随杜氏，矢志不移。杜氏对朱、张两人的离去，百般劝阻无效，认为是一件憾事，但得一陆京士认为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事。
一件是上海渔市场的主任唐缵之告诉我的。抗战时期，杜氏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到西北去巡视，经内江过自流井到成都，夹道欢迎的有数万人，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杜氏捐输巨款予以救济，所以西北人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投门生帖的近两千人，杜氏坚拒，且因哮喘剧发，说话不便，由四川省主席张群（岳军）替他审核名单，杜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收了一千五百名门生。
到了宝鸡，又备受欢迎，酬应繁多，杜氏又接受了五百多个门生的帖子，接着他转到洛阳，静悄悄地回到重庆。
照我的观察和统计，杜氏的门生，上海约有两千人，各省各地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五百余人。
杜氏对浦东乡亲极为关切，所以在爱多亚路建筑一座浦东同乡会，大厦巍峨，楼高七层。他还想造一座恒社大楼，在霞飞路近善钟路处预备了十四亩地，可是这幅地上搭着木屋几百间，杜氏不忍加以逼迁。另有一个门生愿献出一座新建大住宅，供恒社作为永久会所，他也没有接受。
某年长江大水灾，灾区辽阔，无家可归者百数十万人，上海的最大慈善机关叫做“仁济善堂”（其地位相等于香港东华三院），发出救济呼吁，初时捐款的人不过一千二千，杜氏见报认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就自己开出名单，设宴六席，出席的都是当时上海的富商，而且他都代他们作过种种服务。他在席间提出要大家踊跃大量捐款，以示倡导，各人纷纷捐款，当堂募集到七万五千元，杜氏自己再捐出二万五千元，凑足十万元送出。
这一次的事，报纸郑重登出，大家都赞叹不置，此后仁济堂的捐款数字，就大大地增加起来。当时仁济堂主席是朱庆澜（子桥）将军，他见杜氏这般热心，要他当董事，他坚决不就，只说“有事我都帮忙”六个字。
历年各种各式的捐款，我也记不清，写不尽。只记得有一位最早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在山海关外黑龙江嫩江桥和日本人打了一次硬仗，日军着实死了不少人。消息传到上海，杜氏立刻汇款十万元给马将军及其部属作为犒赏。同时，杜氏有一个学生，叫做孙桐岗（孙桐萱昆仲行），是空军学校毕业，也参与作战集团，颇有功绩，杜氏拟赠他十万元，孙桐岗坚不肯受。这两件事，时间相隔很近，报纸上登载出来之后，大家奔走相告。可惜后来马占山变节，而孙桐岗则建议将十万元捐献给国家，后来杜氏就个人奉献飞机两架给政府，一架叫“月华号”，一架叫“月辉号”，开国民献机的先河。
“一·二八”炮声一起，杜氏领导全上海工商机关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抗战，当时十九路军在闸北英勇应战。只因十九路军从南方调来，副食什物给养不充足，杜氏连夜召###议指挥一切，同时关照各电台广播呼吁市民捐献，只要电台上说要什么，市民就捐献什么！东西堆积如山，杜氏辟出福煦路一八一号巨厦，作为临时堆栈。
本来一八一号大厦连云，占地二十余亩。心想足够堆置，不料各方送来的东西，排山倒海而来，竟然把二十亩地都堆得满满，其中还有卡车一百数十辆，同时还有许多司机自动义务日夜不断地把货物绕道送往前线。
有一天，杜氏与若干名流，乘车绕道到十九路军后方，亲自慰劳各军长，这事对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他会见蔡军长，蔡氏说:“你们送来的药品、西瓜以及香烟、毛巾、牙刷等，我们已分配给各士兵，现在只缺乏通讯用的电话机电线以及电话总机，希望你帮忙。”杜氏即拍胸回答说:“由我负责明天送到。”杜氏等又碰到一位张军长，是有名的铁汉，张说:“你们送来的东西，真是多到用不完，不要再送来了。”杜氏当堂告诉他:“明天我们还要送一辆装甲车给你，你的吉普车实在不够防御。”张氏初时推却，后来也欣然接受。
杜氏归去之后，一打听，电话器材不是随便买得到的，当晚就把自己的事业中汇银行电话总机拆掉，并分电十个人负责各人捐献电话机及电线，次晨即刻送去。此事震动一时。德商银行买办杨志云想到仓库中有一座军用电话机，也响应义举，献给十九路军，杜氏就连同装甲车送往前线，以供急需。“八一三”事件结束之后，市场恢复旧观，中国人与日本人也渐渐稍有往来，日本方面派出日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游说杜氏，要他组设“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三十万元，以百分之五十一赠与杜氏，杜氏毅然谢绝，日本人想尽办法，劝其应允。日本人驻沪商会会长船井辰一郎保证只谈生意，不谈政治，杜氏终不为所动。
在“八一三”中日之战正式开始之前，日本松井大将及土肥原贤二，均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见，日人恨之入骨，所以中日之战开始之后，杜氏就急速离开上海。
杜氏盛时，念念不忘要想发展他家乡高桥的繁荣，那时市政府正拟办黄浦江渡轮，以外滩为起点，先建了一座水上饭店作为总站，另有新型渡轮六艘，从外滩开行，经东沟等站，而以高桥为终点。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当即推介谭伯羽主持其事，拟定一切均自筹自给，并且在高桥设海滨浴场，经杜氏策划赞助，卒底于成。
高桥有了渡轮之后，交通方便，市况热闹。杜氏就决定在他的出生地建造一座祠堂，并且附设一所高桥小学以及高桥图书馆。
杜祠所占之地，不过两亩，但是落成之日，四乡男女老幼都要来参拜。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决计不问乡人送礼与否，大宴三日，估计四乡来贺来吃饭的人，在二十万以上，于是就将杜祠四围空地填平，初填二十亩，后来因为上海有人发起，邀请全国名伶，到杜祠演剧三天，北京、天津的名伶龚云甫、李吉瑞、杨小楼、谭小培、王又宸、言菊朋、马连良和四大名旦，都自动要求参加演出。消息传出，全上海的人轰动了起来，识与不识的人都纷纷送礼，希望能获得一张座券，因此杜氏在短期之间，又填地二十亩，搭盖棚厂，并设戏台，演剧三天。看到这三天戏的人，都认为是毕生幸事。
这么一来，原有渡轮六艘就不敷应用，临时借用小型轮船十艘往来载客，又向全上海友好借小型汽车一百二十辆接送来宾。该日除由当地军警维持秩序外，还有闸北保卫团出动团员二千人参加保卫，所以，情况虽热闹到极点，而秩序井然。
杜氏亲自款待嘉宾，到贺者除南京各首长外，上海市市长及各局局长，以及各国领事暨绅商都到齐。
最有趣的就是一个占地数亩的餐厅，自朝至暮，每隔一小时，开筵百余席，名为“流水席”。而最热闹的，是在半夜散戏之后，一直要吃到大天光，好多人为了要看三天的名剧，都没有好好睡过一觉。这般盛况可以说是上海向所未见的。
九十年前，浦东有一个泥水工人叫杨斯盛，晚年积资甚多，他深恨自己不识字，因此联想到浦东有不少儿童未曾入学，于是拨地十余亩，捐资十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兴建了一所“浦东中学”，附设小学两所，一所在浦东，一所在南市马家厂，成为当时浦东第一个捐资兴学的名人。杜氏对他极为敬仰。
浦东中学校务，被黄炎培（任之）等霸持。黄氏也是浦东人，喜欢搅政治，因此浦东中学经费，每年不敷甚巨。杨斯盛逝世之后，每年不敷的经费，均由杜氏负责弥补，因此被推为董事长。黄炎培依然需索如故，杜氏仍如数照给，乡人尝向杜氏诉说:“黄炎培任用私人，挥霍无度，毫无建树。”杜氏一笑置之。
某年，陈群（人鹤）劝杜氏自建一大规模中学，杜氏鉴于自己年幼失学，为之心动，就在上海西区法华镇辟地三十亩，兴建校舍十数座，开办正始中学，就由陈群当校长，学生大多数是免费的，少数虽收学费，数目亦收得甚微。
正始中学共有学额六千名，但陈群并无办学经验。开学之后，不但学生不多，而且程度参差不齐，杜氏大感失望，陈群束手无策。而杜氏又不愿就商于黄炎培。一天，我和杜氏闲聊，他问我:“正始多属免费，何以学生不多？”我说:“办学不是一件容易事，每一间学校，缺不了一个主干的人才，譬如南洋中学主干是王培荪，南洋模范主干是沈同一，民立中学是苏颖杰和陆澹，他们都是具有办学的才干。陈群不是教育界的，当然不懂得处理。”杜氏听了，频频颔首。接着我又告诉他:“民立中学，一山不能容二虎，陆澹颇想离去，大可以罗致过来。”杜氏连忙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去约他来见我。”
我幼时也曾在民立中学念过书，陆澹教我国文，对我印象颇好，一经我邀约，他考虑了三天之后，和我一同去见杜氏。
澹先生本来是一位文艺家，写得一手好字，他预先写好两幅扇面，到了杜宅，一件送给杜氏，一件送给陈群。陈群对书画鉴赏力极高，看了陆澹写的字，赞不绝口。杜氏对陈群说:“陆先生是办学校的专家，何不请他来帮你的忙?”陈群一口答应，并且说:“陆澹办民立中学是有名的，希望陆先生能屈就正始中学总务主任。”陆氏当即应允，不过，提出了两个条件:各科教师，要全部由他延揽；学生入学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不及格者一律淘汰，连杜先生介绍的清贫子弟，也要经过考试。杜氏表示同意。
陆澹主持正始中学第二年，六千学位竟告全满，杜氏大悦。正始中学校舍宽大宏伟，单是大礼堂就为全沪各学校所不及。上海最初成立“市参议会”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会场，终于假座正始中学大礼堂，开第一次参议会成立大会，每二位议员都有一桌二椅，不但地方十分整洁，而且礼堂中没有一根柱，记忆中比香港大会堂餐厅还要大得多，停车场又是上海所稀见的。各国领事都来参加，见了这么大的中学校，觉得出乎意料。
杜氏的生辰是农历七月十一日，每年逢到这天，杜氏皆不愿称庆，往往避寿他处，只约一位老友闲话沧桑，这是他的“年常旧规”。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杜氏由重庆归来，不久，逢到他六十生辰，友好坚决要替他做寿称庆，预先邀定全国名伶来沪演剧，上海的戏剧界也参加演出，到时假座中国大戏院连演名剧十天。由于座券不敷分配，每一台戏连演二晚，等于十天中，有五场不同的剧目，票价高至五十万元一张，三楼票也要卖五万元。杜氏的爱侣孟小冬，就在第五、第六晚，连演两晚《搜孤救孤》，票款全部助赈。当时因为座券不敷分配，有不少军警硬要进场看戏，几乎闹出事来，幸而有警备司令李及兰在场，总算把所有风波平息下来。
杜氏全盛时代，上海凡是规模庞大的工商业机构，无不想尽办法，延揽他当董事或是董事长，因为凡是大组织，环境上如发生纠葛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能缓和局势的人物，那时在上海，只有杜氏一人最为相宜。
因此，杜氏在上海工商界的大机构中，担任了七八十个董事长或董事。就我所知，报业为《申报》、《新闻报》、《大陆报》（西文），银行为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书局为大东书局，纱厂为恒大纱厂，交通机构为华商电车公司、大达轮航公司，学校为浦东中学、正始中学，此外棉织厂、铁工厂、造纸厂、运输公司以及交易所，差不多都由他担任董事长，只有若干官商合办的机构他担任董事。杜氏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说是股份上的利益，单单车马费就有很可观的数字。至于公职更多，国大代表，前已说过，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一职，经当选而不就，其他重要团体如全国船联会等都是会长。
何以一个最初不识字的人，有这般威望呢？都是因为他处理人事问题，有特殊的方式，往往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大组织的困难问题，好多公司召开董事会，都移樽就教到他家中去举行，大抵小事他都不管，大事才请他出来说句话。
当时社会间各式各样的势力很大，任何机构只要是由他担任董事长的话，什么事情都可烟消云散，所以他成为上海百行百业众望所归的一个领袖人物。
杜氏对处理一件事，意志极坚强，但是也有两个极端相反的弱点。一件是对妻妾儿女的家事不善应付，常常为了家务闹得大家不开心。举一个例来说，他原本住在华格臬路，但是地方不大，气派不够，所以另外在杜美路古拔路转角造了一座很大的新式住宅，将要入住时，家庭间闹得不可开交，杜氏气恼非常，又不敢向妻妾发泄，迁延又迁延。后来有一位风水先生来说，这个宅子，杀气太重，住进去家中必多口舌，且有恶象隐伏，于是让杜氏在花园中另建一亭，用来镇压风水。但是亭子造成之后，家中反而越闹越厉害，杜氏竟然束手无策，所以这座巨宅，空置了多年。直到抗战开始，杜氏离沪，始终未进入这座新屋住过一宵。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的疾病。最初患的是痰饮症（即慢性支气管喘息），后来转为哮喘症，我在民国十九年开始为他诊视，我对他说:“这病只能治标，没有根治的办法。”他说:“中西医不知看过多少，只有你肯说这句老实话。”但是他每次发病，总是急得不得了，好像危在旦夕一般，坚决的意志被病魔折磨殆尽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杜氏乘渣华公司最后一只邮船“宝树云”号来港，住在坚尼地台二十号陆姓建筑商住屋中，杜氏的生活环境为之大变，而哮喘的发作更频，除了喘病之外，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象。他本来是意志极坚强的人，到这时意志也极度的薄弱，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一时中西名医毕集，有时一天要请几个医生，而且有两位医生，早、午、晚要连看三次；同时各种各式的迷信办法也试过。终于他在六十四岁生辰的前一天与世永别。时为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这篇文字，我仅是以我所见的实况写出，对耳闻之事提及较少，不足以传述杜氏的生平全部事迹。
司马迁写《史记·游侠列传》，有一个很好的见解，说是“六家要旨，儒侠相并”，但是《游侠列传》中的人物，如朱家郭解，不过是排难解纷。季布季心，也不过是重诺守信，所以要是与杜氏来比较，那些游侠就差得太远了！
至于历史上有名的富翁，如石崇、王恺，不过是自己生活豪奢，更不足与杜氏相提并论了！(本文来源:网易历史作者:陈存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