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坐在家中改定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除夕之夜，窗外鞭炮响成一遍，手机里不停地传来一批又一批的贺年短信，满世界都在营造着快乐喜庆的气氛，可我却在不合时宜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其实，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由于记者和作家的职业生涯，再加上近十几年来，主要从事的是报告文学的创作，使我长期接触大量不同职业的人群，在采访中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即许许多多的人对你叙述的，大部分都是不快乐的经历和感受！
数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份资料：美国的一个机构搞了一项世界各民族快乐指标研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２２个国家总共２万多人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美国４６％的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英国３６％，印度３７％，而中国，只有9%的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反过来说，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九个认为自己不快乐。这个统计数据准确吗？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感到不快乐？
这时我再认真地环顾一下四周，确实觉得周围阴郁沉闷的人越来越多，机械僵化的人越来越多，狭隘计较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庭广众之下挂着一副快乐的面具、而实则不快乐的人也越来越多。少年不快乐，成人也不快乐，没钱的时候不快乐，有钱了也没有快乐；当不上官的不快乐，升了官的仍然不快乐。快乐，变成了大多数人很难求得的一个人生感受。生活中，很少有真正开开心心地从心底感到快乐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活得如此的不快乐？
我带着这个疑问，思索和研究这个有点宏大的主题。
深究下去，一个疑问，又引来一串追问：
什么是快乐？
我发现，无论中西，对“快乐”的词义解释都是相同的——它只不过是一种短晢的欢愉，所以它叫“快乐”而不叫“慢乐”。钱钟书老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快乐》里，用了这样一个感觉化的词语：“飘暼难留”。因此，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快乐。钱钟书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我们终日为工作忙碌，为生计奔波，在人生的旅程上行色匆匆。许多人，许多时候，甚至无暇顾及这个问题。但是，快乐与不快乐的困扰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生命当中的。从我们哭着喊着脱离母体，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对快乐的追寻，对痛苦的拒斥。
许多年前，鲁迅在他那篇著名的杂文《立论》里曾经讲述过一个意蕴深长的故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我们今天仍说它意蕴深长，就因为它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阐释。在这么一个小故事里，几乎包含了人生中的全部喜怒哀乐。首先，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喜悦与珍爱——“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其次，我们又看到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发财”、“做官”，尽管这种表述是非常世俗化的，却真实地反映了贫穷困苦、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对生活的朴素理解，富贵的人与困苦的人比较起来，总会少一些忧愁，多一些快乐；随后，我们又看到了那个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必然”。这个“必然”本身既是人类的终极痛苦，同时也是其它种种痛苦的根源。
在这个故事里，无论说“要死的必然”，还是说“富贵的许谎”都触及到了生命的真相：人，自从一出生便开始了对快乐的追求，快乐未必可得，而死亡的必然却已经早早地在远处等着了。
无论如何，人的一生，终将是一场在哀乐中落幕的悲剧。这是生命的本质。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千差万别，有人富贵，有人困苦，有人先富贵后困苦，有人先困苦后富贵，还有人沉浮不定，一生历尽坎坷。与此相应的，每个人对快乐的体验、对快乐的理解，以及对快乐与不快乐根由的探寻都是丰富多样的。但是，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却是共同的。利用一家中文网站的搜索引擎，我得到了下面一组数字，颇具深意。
先在网上搜索：什么是快乐？查到了167万个网页链接；再在网上搜索：我们不快乐，得到了3010万个网页链接；进一步将这个问题个人化，又在网上搜索：我不快乐，结果竟得到了193万个网页链接；最后在网上搜索：我们为什么不快乐？相关的网页链接也达到了1080万。
我们的神经是如此的敏感，除了人生的根本性烦恼之外，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感受都可能引起我们的不快，进而放大成烦恼。
我们的神经又是如此的愚钝，既缺少追求快乐的智慧，又对身边快乐缺少观察与感悟。
人类普遍存在的感受性错误是：快乐是自然的，应得的，因此是不易觉察的;烦恼是意外的，令人讨厌的，因此是使人敏感的。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作为人生的大问题始终深深地困扰着我们，无法摆脱，无法回避。
但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面对，而且必须尝试解答的。尽管我们对快乐，或不快乐的感受与理解是如此的繁复纷纭，甚至歧义丛生，但是，通过探寻、求索，我们总能找到一些为人类所公认的快乐元素、快乐方法。事实上，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便是为我们大家寻找“快乐共识”。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思索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这是一个属于历史的问题，自从人类具有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自从人类产生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以来，他们早已一遍又一遍地问神灵，问自己，甚至向无边无际的虚空重复问过同样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这是一个属于未来的问题，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有一代又一代的思索者继续重复同样的问题，永无休止。
今天，处于历史与未来之间，我将以一位思想者的立场，以文学的方法分别叩问宗教、叩问哲学、叩问历史、叩问现实生活，希望最终能够叩响快乐之门。
相信，一定能引起更多思想者的共鸣，因为，疑问，是一切思想者的动力。
破解人的“郁闷”之迷
每个时代都有流行的时尚，每个时代都有流行的语言。它们是历史在时光隧道中飞速前行时留下的深浅不一的擦痕。
出于职业习惯，多年来我一直对社会上的“流行语”怀有浓厚兴趣。有些流行语转瞬即逝，迅速隐去了，比如世纪初的“千禧年”。回想从1999年底，无论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口语里，还是媒体上，商场的橱窗，酒店的霓虹灯，甚至小贩的吆喝声里：“千禧年”、“千禧年啦!”、“千禧年啊!”······铺天盖地向我们涌来，但很快它就消失了，消失得人们再也不提它。还有一些流行语，不仅广为流传，而且长盛不衰，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人文特征、精神特征，比如：郁闷。
我注意这句流行语，竟然是从一个孩子，一个从不知愁滋味的小女孩口里。我住在深圳一幢高28层的公寓里，一天进电梯的时候，对面站着一个女孩叫晶晶。晶晶是个独生女，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众星捧月般地“供”着这么一个小公主。晶晶长得漂亮、聪慧，从小爱唱爱跳，兴趣广泛。几乎是她走到哪儿，哪儿就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我从小看着她长大，因此我们之间没有生疏感。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却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边嘻嘻哈哈，一边叫一声“叔叔好!”。今天她那长长的睫毛低垂着，情绪不高。我问她：“晶晶，怎么啦?”没想到，她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郁闷死啦!”
2005年3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项高校流行语调查，结果“郁闷”以55.2%的投票率高居榜首。据说，“‘郁闷’一词在大学校园里已经流行很久了。
在此之前，2004年的“六一”儿童节当天，《南方都市报》也曾公布过一项少年儿童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8%的孩子感到不开心，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也早早地学会了“郁闷”。
2005年底，《北京娱乐信报》又公布了一项针对上班族的调查：62.28%的职场人工作着但“不快乐”……
“郁闷”作为一种普遍情绪在全社会蔓延，“郁闷”作为一个频繁使用的流行语长盛不衰。
是什么使现代中国人如此“郁闷”?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时代。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激变：我们目睹了传统文化的一次次碎裂，我们经历了政治风云的瞬息万变，我们体验了国民经济的衰败与重建，最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被全球化浪潮裹挟着来到了“社会转型期”。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焦灼而迷茫地寻找着人生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的社会表象是，对物质享乐的狂热追求与智性活动的急剧减少，人们因思维的程式化而失去了思考力，判断力，失去了个人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换言之，在物质欲望的极度扩张中，人们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丰富性，对快乐的理解与感受也变得越来越褊狭。
身处今天的现实社会，人们大概已经很难深刻地理解“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孔子或颜回式的恬淡与怡然自得;更难以体会到“吾以无为诚乐矣”这种庄子式的清虚与超然。
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作为本土人文思想支柱的儒、道两大学派所倡导的“快乐”理想均对人们的生活失去实际指导意义之后，现代中国人便自然而然地陷入了迷茫的“郁闷”。
我们是不幸的。
我们的传统文化既没有孕育出足以抚慰民族心灵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培育成理性面对现实的思辩传统。时至今日，面对令人“郁闷”的现实生活，我们既缺少自我救赎，又缺少理性思辨，只能任由“郁闷”像流行感冒一样互相传染，四处蔓延。当前的“郁闷”其实是一种历史性“郁闷”的延续。
我们为什么郁闷?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人生的大疑惑，都需要人生的大智慧来解答。我相信，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各不同领域的人文学者都会从其研究角度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时，我也深信，若想真正找到当代人“郁闷”的根由，就必须对人类的思想史，对人类力图摆脱郁闷或烦恼，寻找快乐的文明史进行全方位的追述与考察。当某种情绪演变为全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层共同存在的普遍现象的时候，既有现实的原因，也必然有历史的原因;它既是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问题，也肯定是宗教的、文化的、哲学的，甚是科学的问题。
因此，我们又是幸运的。
今天，我们拥有前人无法想象的广阔视野，可以把面临的困惑、疑问置放于人类智慧的宏大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融合的民族，融合别人的智慧，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当代中国人必须珍视和不断发展的特长。
过去百年间，由于西方文明的全面介入，我们不仅经历了社会环境与物质生活的剧变，也经历了思维方法与意识形态的替代与更新。
西方文明为近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理想坐标，也为习惯于自我封闭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思想之窗。哲学，便是我们透过这扇思想之窗看到的最新奇、最迷人，也最高深难解的一道风景。
不管身处这个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也不管属于哪个民族，全人类所面临的终极问题都是一样的。生老病死，是他们必须经历的生命过程;酸甜苦辣，是他们必定要品尝到的人生体验;喜怒哀乐，是他们必然会产生的心境和情绪。由此，苦难、“郁闷”或者快乐，便成了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与之相关的一次次探问与思索，也就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智慧。
从表面上，来自遥远西方的哲学似乎与我们琐碎具体的日常生活无关，然而在事实上，它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至少，它也会为我们讨论快乐问题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思想纬度。
哲学，特别是科学发达以后的哲学，开始理智地向我们提示人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它可能无法使我们最终获得快乐，却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能帮助我们破解“郁闷”之谜!
宗教，是依赖对上帝的信仰，来抚慰我们孤苦无助的心灵，哲学则是通过理智发现我们不幸的根由，通过思辨，努力寻找一种高尚的快乐。
人类能够认识自己吗?
中国的历史是无法解脱的轮回，西方的历史则是永无终点的旅行，而希腊正是这漫长旅行的精神起点。
人类对快乐的哲学追求从希腊，从爱琴海之滨的雅典启航!
是什么使希腊文明这样不同凡响?是什么使希腊人摆脱了诸神与暴君的纠缠，独创性地获得了理性的力量?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最后，他们都将目光集中到了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322年的雅典。按照罗素的说法：“希腊哲学中三位最伟大的人物都与雅典有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出生于雅典，而亚里士多德则在雅典学习，后来在这里讲学。因此，在我们讨论他们的著作之前，先光顾一下他们的城市是有益的。”
公元前490年至前470年，古希腊两个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联合兵力，粉碎了波斯人在大流士和薛西斯率领下的野蛮入侵。在反侵略的战争中，斯巴达提供了陆军，雅典提供了海军。战争结束后，斯巴达解散了它的军队，又回复到了农业社会的闭关自守、停滞不前的状态，而雅典却把它的海军改造成了庞大的商业船队。随着贸易的发展，财富的积累，雅典不仅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和港口，也成了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习俗的人们会聚之地，他们在接触、交流与竞争中产生了比较、分析和思想。
海洋为雅典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多元化的思想。各种传统、教理和学说在这个多元化的商业中心互相摩擦、碰撞。“在有一千种信仰的地方，我们就容易对每一种信仰都怀疑起来……哲学的开端在于我们懂得怀疑——特别是怀疑我们所抱的信念、教条和公理。”
怀疑，使人拒绝盲从;怀疑使人勇于挑战权威，怀疑，催生了理性与哲学。正如哲学家们所总结的“哲学的开端在于我们懂得怀疑----特别是怀疑我们所抱的信念、教条和公理······”
在哲学家们看来，认识自己，是人类解决自身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人类获得快乐的根本手段。然而，人类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吗?这本身就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先哲苏格拉底在说出“认识你自己吧”这句话的同时，又说了一句传世名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作为一个对人，对人生充满兴趣，也充满怀疑的作家。看到苏格拉底这两句话，即有了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人们真诚地渴望认识自己，然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什么都想知道!它包含人类的所有疑问和迷茫，它包含了人类所有的努力与无奈，它包含了人类的苦难与快乐，它引发了苏格拉底的追问。苏格拉底的追问，启发了人类的追问。从此，人类沿着追问一步步摸索着，我们找到了文明的新途径：哲学。
什么是哲学?从字义上说，希腊文的Philos(爱)和sophia(智慧)构成了哲学这个词汇，哲学就是“爱智慧”，而“哲学家就是热爱洞见真理的人。”这种发端于怀疑，以追求智慧为终极目标的学问一经出现，便表现出了有别于一切宗教及各种东方学派的独特风采，它因怀疑，不断突破教条的桎梏，因爱智慧，不断拓展思想的疆域。
从此，人的问题，人的快乐问题再也不是听凭上帝独裁专断的宗教领地，而是可以不断思索，不断发现，不断发展的哲学课题。尽管人们最终都不可能找到一个标准答案，尽管这是一次永无终点的思想旅行，但是，人类始终在进步。进步，不需要终点。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快乐，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被反复考察，仔细推敲。他们思索的角度已经超越了个人体验与通常意义上的人生经验，而是对快乐与知识，快乐与国家政体，快乐与伦理进行整体性的梳理。他们将快乐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用理性思索的高度。
希腊文明作为人类理性的一次觉醒，赞扬智慧，追求知识，反对愚昧是苏格拉底以及他的学生们坚守如一的信条。正如罗素曾经总结的：“美与知识是贯穿于希腊思想的一个标志。基督教的伦理学是与此相对立的。”(《西方的智慧——西方哲学在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的历史考察》)在苏格拉底的哲学里，对快乐的追求，归根结蒂就是对智慧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他很少提到神的权威与恩赐，也不屑于利用中国式的“天命”或树立常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标杆，他是以健康的思想，以人性的关怀，平和地讨论人的快乐问题。
透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与格劳孔这样一组对话：
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那么让我们假定有三种类型的人：喜好智慧者，喜好名誉者，喜好利益者。...那么就有三种快乐分别是他们追求的对象。
格劳孔(以下简称：格)：好。
苏：现在，如果你对这三种人进行调查，去依次询问三种生活哪一种是最快乐的，你一定会发现他们都在赞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都在努力贬低其他两种生活。喜好利益者会贬低追求名誉和知识的生活，因为他认为这两种方式不能给他带来金子和银子这种现实的好处。
格：对。
苏：喜好名誉者则会认为追求金钱的生活是粗俗的，而且由于追求知识的生活无法带来名誉和声望，他会认为这种生活是烟雾一样虚无而无意义的。
格：非常正确。
苏：让我们试想一下，当哲学家把别的快乐和他自己的得知真理，永远追求真理的那种几乎与在天堂里的乐趣相似的快乐作对比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不想得到他们?
格：毫无疑问，他不会想得到的。
……
苏：因此，我们得出了我们所寻找的结论……我们中间以学习知识为主导思想的人具有最快乐的生活。(《理想国》346页，柏拉图著，刘勉、郭永刚译，华龄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第1版)
哲学与科学，异常有力地强化了人类的膝盖，从此，他们不仅敢于在上帝以及所有的神灵面前站立起来，而且敢于傲视一切世俗强权。宗教与神学是站在神的立场，纯净人的心灵，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哲学，刚是独立于人的立场，思索人的问题，追求人的快乐。
知识与愚昧的区别
起源于东方的宗教揭示了人性的缺陷甚或罪恶，把人类引向自我约束、自我救赎的天堂之旅，并且成功地使虔诚的教徒们从信仰、同情、感恩等高贵的品性中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与喜乐。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则试图以人的智慧认识自我与世界、以人的意志重塑自我与世界，从而寻找、发现、创造理想中的幸福与快乐，这注定是一次更艰难、更具冒险精神而且永无终点的思想旅行。
那么，结果如何呢?人类能够由此寻获到他们渴望已久的快乐吗?
苏格拉底说，“学习知识为主导思想的人具有最快乐的生活”，这话乍看起来仿佛与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几分相似，深入了解，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都以学习为乐，然而，孔子的“学习”是一方谆谆教诲，一方洗耳恭听，而且还要“时习之”，不容任何异议;苏格拉底的“学习”是讨论与追问，一切定论都可以重新讨论，一切权威都应受到怀疑的追问，追问使思维获得深度，追问使隐藏在思想深处的智慧闪现光芒。孔子的“知识”是教人如何修身、齐家、治国;苏格拉底的“知识”却是以追问的方式理性地探究这些概念的本质，人们津津乐道的荣誉、善行、道德、国家到底是什么意思?人是什么，如何塑造完美健全的人格?国家又是什么，怎样建立理想的国家?……这种要求精确定义、清晰思想和确切分析的追问带有天然的颠覆性，实际上就是对“高高在上的那些人的谎言”进行拷问。对喜爱智慧的人来说，揭露与批判总是让人痛快淋漓，探索与发现更是妙趣横生。
苏格拉底的快乐观是崇尚理智、追求知识、怀疑权威的，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快乐观则是关注社会、国家、政治的，这既是继承，也是发展。正义、国家、教育……都是大的概念，但是，它们确实和个人的快乐悉悉相关。其实，这种认识本身即隐含着一系列与快乐相关的追问及显而易见的答案：在一个没有公义(正义)的社会里，人会快乐吗?在一个由昏庸的暴君(暴民)独裁的国家里，人会快乐吗?一群从来未受过教育，愚昧无知的人，能夠确立社会公义(正义)，建立理想的国家，并且品尝到真正的快乐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谈论快乐便是奢侈的，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快乐的基本前提。
这是希腊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希腊哲学的实在之处。罗素曾经这样比较它与基督文明的不同：
信仰基督教的人不能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或政治制度，虽然他们深信它们是罪恶的。在这些情境里，自然他会采信“个人可以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完美”，以及“良善的生活是与这个世界不相干的”。我所意谓者，当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比较起来就很明显。当柏拉图想要叙述良善生活时，他叙述一个整体的社会，而非个人，他如此做是为了确定公义，而公义是一项基本的社会概念。(《罗素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8月第1版)
事实上，除了笃信宗教的圣徒，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生存环境、社会制度得到“独善其身”的个人快乐。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是以知识、美德、真理、正义、自由、权利、财富等许多前提为先决条件的。一个缺少智慧的人，又处于一个没有正义，没有平等权利，没有思想与行动自由，甚至没有生存保障的社会，谈论快乐是奢侈的，也必然沦为一种虚妄的空谈。因此，我们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里很少看到关于快乐的单纯论述，他们总是把快乐问题置于正义与邪恶、个人与国家、知识与幻想、独裁与专制等因素下加以综合考察。套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他们始终致力于知识创新、制度创新，试图为人类建立一个快乐的“理想国”。
如果将这种希腊文明与中国传统思想加以比较，则会悲哀地发现，我们不仅历史性地缺乏公义(正义)这个“基本的社会概念”，甚至对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罪恶性都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历来热衷于制造天人合一、人间天堂、天朝上国、太平盛世的虚幻神话，陶醉其中不能自拔。
这是知识与愚昧的区别。对统治者来说，知识始终是个可怕的东西，它能使人产生挑战现实的力量。因此，苏格拉底的热爱知识，到了柏拉图手里就发展成了的改造国家的理想：“我们建立邦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并不均衡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
柏拉图不仅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育家。他创办的阿卡得米学园便是中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各类大学的前身，那里有科研设备也有图书馆，有课堂讲授也有讨论会，以训练学生借理性独立思维为教学宗旨。亚里士多德，一个影响了历史也影响了世界的人物，就是这个学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学生。
这是一个辉煌的古典时代，柏拉图在这所学园播下了哲学与科学的种子，亚里士多德则让这些种子生根、萌芽、成长。他所涉猎的领域不仅是哲学、伦理学、逻辑学、诗学，还有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他继续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创的理性思维传统，成了改变历史的一代宗师。
快乐是不要挡我的阳光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他们关注的极点其实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使人类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里，他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而所谓自足，就是“无待而有，它使生活变得愉快，不感匮乏。”(《尼各马科伦理学》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无待而有，这是一种高度哲学化表述，而哲学化的表述往往是智慧却又玄奥的。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曾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与佛法相结合，进行了一番东西方结合的阐释：“所谓幸福，可以这样认为，它是长期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它不会轻易改变。但是，虽是同一个人也会有走运的时候和不走运的时候，而世上则把它有时认为是幸福的，有时认为是不幸的。这未免太奇怪了，如果我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判断一个人是幸福还是不幸的话，那么显然就是把幸福的人当成‘一种变色龙，一种无法捉摸的东西’。走运与不走运，的确是相对的。而真正的幸福，按道理说只能是绝对的。佛法教导的真正的‘幸福’，也不是根据走运与不走运而可以随意变动的、那种低层次的东西。纵然遇上这样那样的苦难，仍能在自己的内部建立起悠然不为所动超越境界，才是真正的幸福。”(《我的人学》池田大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
幸福与快乐是密不可分的，当哲学家把真正的幸福定义为一种绝对的幸福的时候，那么真正的快乐也必然一种高尚的快乐，否则便可能沦落为卑下欲望的狂欢。既要揭示人性的真相，又要避免生命的沉沦，这是所有哲学家都面临的难题与悖论。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里反复审视快乐，谈论快乐，却始终对快乐怀有一种谨慎的态度。或许是这个“快乐”太容易引起误解，太危险，使他不得不从多种角度观察、思索，以避免“快乐”的矛盾。
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快乐也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既强调德性，也强调行为：
“正如在奥林匹亚大赛上一样，桂冠并不是授予貌美的人和健壮的人，而是授予参加竞技的人(胜利者就在他们之中)，只有那些行为高尚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中的美好和善良。
“这样的生活自身就是快乐的。快乐是灵魂的快乐，一个人总是对自己喜爱的事物感到快乐。马使爱马的人快乐。戏剧使观剧的人快乐，同样公正使爱公正的人快乐。总的来说，合乎德性的行为，使爱德性的人快乐。许多快乐是互相冲突的，那是因为它们不是在本性上快乐。只有那些对美好的事物的人来说的快乐，才是在本性上的快乐。这就是永远合乎道德的行为。”(《尼各马科伦理学》)
快乐与痛苦，都是个伦理问题：
“一个人避开肉体的快乐，并以回避肉体的快乐为快乐，这就是节制，而沉湎于享乐的人就是放纵。一个人在危险面前坚定不移，保持快乐至少不惧怕，这就是勇敢，如若痛苦不堪，就是怯懦。伦理德性就是关于快乐的痛苦的德性。”(引文同上)
亚里士多德通过他的伦理学深化了快乐的内含，也深化了哲学的内含。由于对“德性”的推崇、对“最高尚”的追求，哲学就不仅仅是“爱智慧”的学问。 “爱”与“智慧”，或者说“仁慈”与“智慧”，这二者的统一，构成了哲学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
最高的智慧必然包含爱，包含理解与同情，包含宽容与悲悯。这既是古典哲学的高深之处，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他们一直以理性的精神探寻着人类生命以及自然世界的奥秘，以理性的精神寻找着人类的幸福与快乐。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扭曲，亚士里多德的学生、马其顿国王、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以暴力手段结束了一个黄金时代，他以武力征服了希腊。罗素说：“作为马其顿人扩张的结果……我们再也碰不到像柏拉图那样的公民贵族的自信了。”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弟子，安提斯泰尼对哲学与理性丧失了信任，而安提斯泰尼的学生狄奥尼根则成了回归原始生活状态的标志性人物。
狄奥尼根生活得像狗一样原始，这为他挣得一个诨名“犬儒”。据说，他生活在一个大木桶里。一次，亚历山大见到了他。年轻的马其顿人让他许个愿，而且保证这个愿望会得到兑现，他却根本不为所动，只轻轻说了一句：“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从而给亚历山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发出这样的慨叹：“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狄奥尼根。”(《西方的智慧——西方哲学在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的历史考察》130页)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看上去轻描淡写，却意蕴丰富。当我们失去家园、亲人、财富与欢乐的时候，至少，我们还拥有阳光。这阳光，就是自命为“人类守护者”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无权剥夺。
希腊文明以改变世界的理性与理想开始，以傲视世俗、独善其身、特立独行的反叛落幕。然而，对于西方文明的悠久传统来说，这仅仅是一次幕间休息，虽然这个停顿有些过于漫长。
人生注定是不幸的?
无论我们是否乐于承认，那些最深邃的思索往往来自少数人，而能够以哲学的高度发现并且揭示人生真相的，就出现在这少数人当中。因此，真正的思想者永远是孤独的，在实用主义者眼里，他们甚至是笨拙可笑的。
美学家高尔泰曾经这样谈论哲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悖论：哲学被认为是高深的学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哲学问题却往往显得愚蠢和荒谬。当傻子在苦苦地思索生活的意义的时候，聪明人早已把生活安排得很舒适了。当傻子在苦苦地思索火为什么燃烧和人是否有权利吃其他动物的时候，聪明人早已把烤熟的斑鸠吃完，在火边暖洋洋地睡着了。
人们通常会以为吃饱渴足、躺在暖洋洋的火堆旁边睡觉的“聪明人”是快乐的，而一直在苦苦思索的“傻子”则是痛苦的。然而，恰恰是由于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存在着这样一些大智若愚的哲人，才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思维传统，才使中世纪的西方世界最终得以度过黑暗，迎来辉煌的文艺复兴、迎来改变人类面貎的思想启蒙运动。
善于思索的人是痛苦的，他们比那些仅仅满足于口腹之乐的人不知要痛苦多少倍。善于思索的人也是快乐的，因为他们对快乐的理解更为深刻，他们对快乐的要求更加严苛，他们获得的快乐更加珍贵。
在回归古希腊文明为指向的文艺复兴，以及此后的启蒙运动和一次次思想革命浪潮里，托马斯·莫尔、马丁·路德、伽俐略、牛顿、弗兰西斯·培根、勒奈·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达尔文，以及卢梭、康德、黑格尔、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一个个闪光的名字照亮了欧洲，也照亮了世界。他们继承了古希腊的智慧，延续着吸收、批判与巅覆的思维传统，不断探索人的困境，同时，竭尽全力寻觅通向幸福与快乐的途径。从此，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绝对主义、怀疑主义、浪漫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直至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种种理论与学说相继涌现，异彩纷呈。
本世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哈耶克不仅道出了人类社会的悲剧性困境，也道出了哲学与人生的悲剧性困境。我国著名诗人牛汉写过这样一首耐人寻味的短诗，名字就叫做《一生的困惑——一首难以定稿的诗》：
有人断言：
面孔朝向天堂，
脚步总走进地狱。
我始终不相信。
让我不解的是：
我的面孔一直朝向地狱，
而脚步为什么迈不进天堂地?
在汉语里，“诗”是寺中之言。优秀的诗人和哲学家一样，都是深刻而敏锐的思想者。他们思索快乐，也思索人的困境。他们在困境中思索快乐。他们不断出发，却永无抵达。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欧洲人的思想之旅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里程。19世纪，它骤然进入了一个悲观主义弥漫的灰色时期。“作为时代的呼声，19世纪上半叶涌现了一批悲观主义诗人——英国的拜伦、法国的缪塞、德国的海涅，意大利的拉奥帕第，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涌现了一批悲观主义作曲家——舒伯特、舒曼、肖邦，甚至后来的贝多芬(一个企图标榜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的悲观主义者);尤其造就了那个极度悲观的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
1788年2月22日，叔本华出生于但泽，这座沿海城市一直是日耳曼(德意志)人和斯拉夫(波兰)人争夺的焦点，它在德语里叫但泽，在波兰语里叫格但斯克。他父亲是一个能干的商人，对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心怀景仰，酷爱自由。他母亲热爱文学，是当时一个文学沙龙的女主人，后来还成了颇受欢迎的小说家，与歌德等人时有交往。歌德曾经对她说，她的儿子将成为大名人。据说，他们母子之间还为此发生过一次“登峰造极的争吵”。他们之间互相敌视，互不相容。在争吵中，当母亲的把儿子兼冤家推下了楼梯，而儿子则咬牙切齿地正告他的母亲：她只有借助他的才能而留名后世。看来，这个儿子还真是说对了。事实证明，叔本华这个名字不仅早已载入世界文明的光辉史册，而且久负盛名、备受推崇。他的母亲却早就被人遗忘了，人们大概只能通过叔本华的传记才会对她稍有了解。
叔本华早年在法国和英国受教育，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能流利使用法语、英语、西班语等多种欧洲语言，还通晓拉丁语等古代语言。回到德国后，他曾被迫经商以承父业，但他父亲死后不久，他就放弃了令人厌烦的商人生涯。21岁时，叔本华获得了父亲的部分遗产，使他可以远离母亲，并且进大学深造。
1813年，就在他完成学业的那一年，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费希特号召学生投入战争，反抗拿破仑。这也没有唤起他持久的热情。
没有母亲、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家庭、没有祖国。他完全是孤独的，“他甚至比歌德更没有那个时代国家主义的狂热。”结果，他没有被鼓动着去参加战争，而是写了一篇使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论充足理由的四种根源》。此后，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那部关于痛苦的鸿篇巨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写作当中。
尽管叔本华对自己的这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大加赞扬，说它不是旧思想的改头换面，而是独创性思想的高度凝练;说它明白流畅、雄健有力，并且不乏优美的笔触;说它将成为此后数百部书的源泉和原因。然而，当出版商在他的鼓动下真的将这部书稿出版之后，却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而且很大一部分还是作为废纸才卖掉的。为此，叔本华曾经满怀怨气地说：“一个人越是属于后世——换言之，越是属于人类全体——就越为他的同时代人所不容;因为他的著作对于同时代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是同时代人，而仅仅在于他们是人类全体的一部分，所以他的作品没有丝毫迎合他们的那种熟悉的地方色彩。”他甚至愤怒地宣称：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
尽管叔本华对自己的才能异常自信，但作为一个敏感的悲观主义者，他还是明智地放弃了靠笔墨或讲学为生的想法。他靠着父亲的遗产过起了默默无闻的小康生活。一条狗伴着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30年。他称那条狗为阿特玛，这是一句婆罗门语，意思是世界灵魂。他整天对着那条“世界灵魂”沉思默想，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1844年，他出版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增订本，1851年出版《附录与补遗》，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进行补充说明。这部用格言体写成的著作充满智慧和机敏，也比较容易让人读懂。
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叔本华终于意外地等到了他渴慕已久的声名。中产阶级——律师、医生、商人——渐渐发现，他这个哲学家所提供给他们的不纯粹是拗口的、费解的、矫饰的术语，而是对实际生活现象的明了考察。
意志，是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后来被许多哲学家普遍采纳的重要概念。以往，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心灵的本质在于思想和意识;认为人是有知识，有理性的动物。叔本华则试图彻底颠覆这个传统观念：“这个古老的、普遍的根本错误，这个巨大的、最初的谎言，……非在一切之先抛弃不可。”“意识仅仅是我们心灵的外表，我们对于心灵正如我们对于地球一样，不认识内部，只认识外表。”潜伏在理智之下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意志，是一种奋进而持续的生命力，是一种自发活动，是一种欲望迫切的意志。他进而认为，世界是“意志”的。
如果世界是意志，那么它必定是个痛苦无边的世界，人生则注定是不幸的。
欲望无穷满足却有限
首先，意志本身就代表着欲望，不受理智控制的欲望。欲望是无穷的，而满足总是有限的。叔本华这样表述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关系——“这好像投给一个乞丐的施舍一样，维持他活过今天，以便把它的痛苦拖延到明天。……只要我们的意识中还充满意志，只要我们还沉溺于种种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断的希望和畏惧之中，只要我们还听任意愿的驱使，我们就绝不会有永久的幸福或安宁。”
其次，人生之所以不幸，是因为痛苦是它的基本刺激物和实体，快乐只是痛苦的消极中断——“一切满足，或者通常所谓的快乐，实质上只是消极的。……我们并没有正确地意识到我们现有的幸福和利益，也不珍惜它们，只把它们视为当然，因为它们只靠抑制痛苦来消极地满足我们。只有当我们失去它们的时候，我们才感到它们的价值;因为穷困、缺乏和忧患才是直接传给我们的积极事物。”
人生之所以不幸，是因为“需要和痛苦一旦容人稍事休息，无聊就接踵而至，这样，人就势必要排遣烦闷了。” “所以人生犹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来摆去。……自从人们把一切痛苦和折磨变成地狱的概念之后，留给天堂的就只有无聊了。”
人生之所以不幸，是因为生物体越高级，遭受的痛苦就越大。“一个人认识得越清楚——越是聪明——他的痛苦就越多;天才最痛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人生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人生就是战争。“人是吃人的狼。”
叔本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悲观至极、惨不忍睹的人生图景。他认为，解除这种苦难处境的道路，只能到佛教的神话中去寻求。使我们蒙受痛苦的正是我们意欲，意志麻木了，我们才能最终达到涅槃或虚无，从而得到解脱。
叔本华对意志的强调、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影响了后来许多哲学家。但他学说中所含有的东方神秘主义内容则被排斥到了哲学主流之外。这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向世界宣告“上帝死了!”，并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全面价值重估的尼采。
1844年10月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的洛肯。他父亲是个牧师，母亲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因此，他自幼就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里。研究者认为，他后来所以攻击基督教，正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基督教的道德精神;他的哲学试图以极端的否定，来矫正偏于温和、慈善、和平的柔性传统。
18岁时，他摆脱母亲的控制，反叛了祖辈相传的宗教信仰。在波恩大学读书期间，他与几个同学突然变得放纵起来，过了一段浪荡的日子。可不久之后，烟、酒、女人又都让他感到厌恶了。24岁，他就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哲学教授。可一年后普法战争爆发，他又作为一名卫生员应征走上前线。他染上了痢疾卧床不起，最后又被送回了家，在巴塞尔大学继续任教。1879年，由于健康情况恶化，他辞去教职，靠退休金生活。此后他一直居住在瑞士和意大利，继续从事写作。他的大部分日子是在孤独和不受人们重视中度过的。1889年，学生时代患上的性病感染复发，他精神失常了，一直到死都是如此。
罗素这样评价尼采：“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观点没有留下系统说明。”“尼采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的作品更像是诗体散文，而不太像哲学。”可无论如何，尼采还是凭借《悲剧的诞生》、《不合适宜的考察》、《人性，太人性的》，以及《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偶像的黄昏》、《反基督》等一系列著作震撼了西方世界。他宣告上帝已死，他挑战苏格拉底，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一切偶像。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他心中的“教育家叔本华”。(尼采曾经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教育家叔本华》)
大约在1865年前后，他接触到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犹如发现了“一面镜子，我通过它照见了世界、人生和我自己那被描绘得崇高的本性。”他把书抱回寓所，逐字逐句，如饥似渴地阅读。“好像叔本华亲自在对我讲，我感到他的热情，仿佛他就站在我面前，一句句大声地叫喊：放弃、否定、顺从。”
后来，尼采记住了“放弃”和“否定”，而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顺从”。他的某些思想脱胎于叔本华，最终却又否定、批判了叔本华。
1872年，在认真研究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7年之后，尼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作为一个独到的发现，他告诉人们，古老的希腊精神是两位神祇的融合：一位是狄奥尼索斯，他是酒神、狂欢之神，他赞美生命，不畏苦难，富有颠狂的情绪和灵感，因而他又是诗歌和音乐之神;另一位是阿波罗，他是宁静和安详之神，擅长理性思维，高歌逻辑的严整和哲学的静穆，他也是绘画、雕塑和史诗之神。瑰丽的希腊艺术就得益于这两位理想之神，是狄奥尼索斯的雄浑之力与阿波罗的宁静之美的有机结合。
通过对希腊悲剧起源的分析，尼采获得了“悲剧英雄”的概念。尼采从狄奥尼索斯身上得到了启示就是，希腊人通过灿烂的艺术战胜了他们灰溜溜的幻灭感，他们超越了自己的苦难，创造出了蔚为壮观的戏剧世界。从而，尼采也就超越了叔本华的纯粹的悲观主义。在他看来，悲观主义是颓废的，乐观主义是肤浅的，只有“悲剧乐观主义”，即“悲剧英雄”才是强者的风貌。这种强者探寻着强烈而深广的人生经验，那怕遭受痛苦的折磨，仍然能欣然发现斗争就是人生的法则。
1882年，尼采在一场大病之后出版了《快乐的科学》。这本书的主题是颂扬生命的欢乐，将美学的乐趣以一种哲学的风格带入到生命之中。
尼采的欢乐，不同于普通人的庸常的快乐。作为一个“超人哲学”的“权力意志”的宣扬者，他的欢乐是经历了“不屈不挠而毫无希望的抵御之后”，只有强者才能获得的“心灵狂欢”，是“预感未来的快慰”，是“对其坚信不移的目标亦有所感悟”。这种欢乐，只属于少数强大的个体，甚至只属于他一个人，恰似他一首诗的标题——《我的玫瑰》：
诚然，我的命运希冀给人带来欢乐，
欢乐人皆盼望，
你们是否要摘取我的玫瑰?
你们不得不俯首屈膝，
在岩石和荆莽间藏匿，
常将滴血的手指吮吸!
我的命运爱慕讥诮，
我的命运眷恋奸计，
你们想要摘取我的玫瑰?
尼采所说的欢乐，与普通人无关。它仅仅是“我的玫瑰”。
事实上，《快乐的科学》之所以广为人知，并不是因为他表现了康复后的沾沾自喜，而是他宣布了上帝已死!而且，他还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尼采把这篇宣告“老上帝已死”的文章命名为《我们欢乐的含义》。显然，这大概又属于他个人的欢乐，而不是普通人所能感觉并且享受到的快乐。
我们都在推着巨石爬山
人类带着工业革命与科学进步的丰硕成果迈入二十世纪，可是人们的生活图景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美好，反而是连续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的战争，规模空前的灾难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左右了哲学的发展走向。一批思想家延续叔本华、尼采开拓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审视世界、思索人生，从而痛苦而无奈地宣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荒谬的!他们，就是重塑二十世纪西方精神面貎的存在主义者。
加缪，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评论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令人敬慕的存在主义代表。他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既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也指出了它的另一面：人消除不了世界的荒谬，但能够尽可能地享受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比如青春、生命、爱情和欢乐。
1913年，加缪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一年后，他父亲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阵亡，只好随母亲移居到阿尔及尔贫民区的外婆家，生活十分艰难。从那时起，死亡与贫穷的阴影就与加缪始终相伴，这使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世界荒谬和怪诞。他靠奖学金读完了中学，1933年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他的毕业论文题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缪投身地下抵抗运动，从阿尔及尔来到巴黎，主编《战斗报》。在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同时，他还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援助西班牙流亡者，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因此，他又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者。
加缪从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2年因发表中篇小说《局外人》而名声大震，1947年又凭借长篇小说《鼠疫》广受好评，获得法国批评奖，两年内就再版八次，从而奠定了他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1951年，他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哲学论著《反叛者》，由于宣扬纯粹的、有界限的反叛，批评革命的暴力，引发了与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的激烈论战，以致这两位曾经有着深厚友谊的朋友最终走向了决裂。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林特在《授奖词》中这样评价他对当代思想界的贡献：“他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探讨人生最基本的问题，这种热切的愿望无疑地符合诺贝尔奖为之而设立的理想主义目标。他不断地确认人类处境之荒诞，然而其背后却非荒芜的否定主义。……他因此而创造了一种价值。”
1960年，加缪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称，这是一次荒诞的车祸，幸亏现代社会已经接受了加缪的哲学思想，它将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生于北非，长于北非的加缪是地中海的儿子，他所主张的是地中海思想——正午思想：明知黑暗终将降临，明知世界冰冷，仍然要尽力燃烧!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他洞彻了这个世界的反面：令人心酸无奈的荒谬;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正面：生命、爱情和欢乐。在他看来，这正反两面互相依存，相反相成：“没有对生之绝望，就不会有生之爱。”
《西绪福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的创作母题，而是《西绪福斯神话》更是加缪哲学思想的集中表达，它不仅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西方，也渐渐影响了世界思想界。
关于这个“西绪福斯神话”，加缪是这样讲述的：
神判处西绪福斯把一块巨石不断地推上山顶，石头因为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上滚落下来。他们有某种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
……
人们已经明白，西绪福斯是荒诞的英雄。这既是由于他的激情，也是由于他的痛苦。他对神的轻蔑，他对死亡的仇恨，他对生命的激情，使他受到了这样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力气而一无所成。这是为了热爱这片土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局外人·鼠疫》94页)
加缪这个《西绪福斯神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西绪福斯。“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里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像西绪福斯那推着自己的巨石，“一生中每一天都干着同样的活计，这种命运是同样的荒诞。”
西绪福斯神话是荒诞的，也是悲壮的。加缪更加深入地写道：“他知道他的悲惨状况有多么深广”，然而，“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
西绪福斯不仅是悲壮的，甚至是幸福的。因为，“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的两个儿子。他们是不可分的。”
在荒诞中发现幸福或快乐，是加缪对深陷困境的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林特，在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这样评价他的《西绪福斯神话》：
在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顶，又滚下来，如此反复，永无休止。这西绪福斯在加缪的一篇论文中，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简洁象征。但在加缪的解释中，西绪福斯的内心深处是幸福的，因为这推石上山的愿望本身已经使他满足了。在加缪看来，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追问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须如何去活，其中包含着承受因生活而来的痛苦。
宗教以一种忘我的崇高精神训导人们以苦为乐。无论是想步入佛教的极乐世界，还是想跨进上帝主宰的天堂，只有经历苦难，只有苦苦修行，灵魂才能得到最终拯救。
哲学则使我们提升了思想力度，获得了思辨能力。它让我们通过思索认识到，荒诞与幸福、痛苦与快乐本来就是人生中相反相成、互相依存的两面。它们是密不可分的，都是我们人生中所要经受的必然。没有死亡，就没有新生;没有寒夜，就没有黎明的曙光;没有痛苦，快乐也就无从谈起。
苏格拉底说：“我们中间以学习知识为主导思想的人具有最快乐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说：“许多快乐是互相冲突的，那是因为它们不是在本性上快乐。只有那些对美好的事物的人来说的快乐，才是在本性上的快乐。这就是永远合乎道德的行为。”
叔本华说：“人生犹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来摆去。……自从人们把一切痛苦和折磨变成地狱的概念之后，留给天堂的就只有无聊了。”
尼采说，快乐是“我的玫瑰”。
加缪说：“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的两个儿子。他们是不可分的。”
从古至今，西方的哲学家把幸福或快乐作为一个问题，对它进行了长期而反复的思索。每一次思索都会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每一个结论却似乎都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因此，这便成了一次没有终点的精神旅行，势将伴随人类所走过的每一个时代。
2009年夏天，又一个流行语开始在我国各地广泛流行起来：“寂寞”。各种以“寂寞”构成的句式铺天盖地充斥着人们的视听：“我呼吸的不是空气，是寂寞”;“哥玩的不是游戏，是寂寞”;“晒在地上的不是阳光，是寂寞”……一切都不是别的，只是“寂寞”。
从2005年的“郁闷”，到今天的“寂寞”，构成了近年中国人的情绪标志。难道这一切真的如同叔本华所说的：人生犹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来摆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加缪的思想，从荒诞中发现心灵的幸福和快乐?
权力与财富沉迷的悲歌
在写这一章时正是虎年大年初六，我从网上看到一条新闻：武汉60万香客烧香迎财神!农历正月初五传说是“财神爷”的生日，从年初四晚上开始，武汉市周边地区的60万香客涌进占地10多万平方米的归元寺，以敬香“迎财神”的方式祈福求财。
这让我想起有一年的春节，我在一位朋友家过的。大年初一的一大早，朋友全家就驱车到一家寺庙去烧头柱香，这家寺庙跟武汉归元寺一样就在城里，香火非常旺盛。车到寺庙后，已经人山人海，有人来得更早。敬完香后，朋友的太太领着儿子去后殿请寺庙主持给儿子摸顶祝福。主持是个鹤发童颜的老和尚，他盘脚坐在一张椅子上，满面笑容地喜迎八方香客。前来请求祝福的人很多，大家排在门口依次走到主持面前，先往一个功德箱里塞进一个大红包，然后跪下，主持老和尚笑容可掬地在每个人的头上摸一下，口中念念有词。
我站得比较远，听不到主持老和尚说什么，就问我的朋友。朋友对我说：“就两句话，升官，升官，升大官;发财，发财，发大财。”我说：“是吗?你的听力这么好，这么远都能听见?”他说：“老婆每年都吵着要来，我年年听到的都是这两句话。”
我觉得主持老和尚摸透了世情人心，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大年初一涌进寺庙，争个头柱香，其实祈求的也就是这两句话。
升官发财，就是权力与财富。权力与财富，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格局。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是什么人，他始终不可避免地生存于由权力与财富规定的社会秩序当中。作为一种永远的稀缺资源，权力与财富，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当然也就决定了他的生活环境与人生际遇，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所以人们才那么渴望着得到它。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权力与财富就具有了难以言说的魔力。有人因它而喜，有人为它而忧，还有人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努力使自己的苦乐与它无关。它既引人追逐，又让人不得不保持警惕……没有任何东西让人怀有如此矛盾复杂的感受，它是快乐，也是痛苦，有时甚至还是罪恶。
耶酥对一位有权有势的财主说：“财主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古希腊那位德高望众的老财主克法洛斯对苏格拉底说：“财富所能带来的最大福祉就是······钱财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心灵中的宁静感。因此，我认为在钱财能给人带来的许多好处之中，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理想国》6页，柏拉图著，华龄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第1版)
培根则说：“财富是德行的累赘。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适合的词来形容它了。在拉丁语中，财富与辎重、行李、包袱是一个词。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在军事上，辎重是不可缺少的，但也会成为累赘。军队往往为了保护它而打败仗。” (《培根论人生》145页，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财富是不可缺少的“累赘”。它能使人心灵宁静，避免窘迫，从心所欲，同时，它也能使人疯狂，引发贪婪的欲望与吝啬的恶习，招灾惹祸。
权力永远和财富结伴而行，中国人更喜欢把它们合二而一，统称富贵或权贵。权力与财富一样，是又一种不可缺少的“累赘”。培根是这样论述权力的双重性的：“在普通人眼里，身居高位的人是权力的主宰，是尊贵的象征，但是，他又是担负三重责任的奴仆。首先他是君主和国家的奴仆，其次他是名声的奴仆，最后他还是事业的奴仆，因而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为了追求权力却因而失去了自由，或者说他们得到了凌驾于他人的权力却失去了支配自己的权力，这是一种奇怪的欲望。”(《培根论人生》43页，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尽管许多哲人都小心翼翼地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或劝诫：不要过于沉迷于权力或财富，不要放纵贪婪的欲望。可是，芸芸众生们却始终无法挣脱权力与财富的漩涡。围绕着权力与财富产生了无休无止的争斗，衍生了诉说不尽的故事，这里面有快乐的故事，也有不快乐的故事;有成功者的喜剧，也有失意者的悲歌。
千百年来，文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逐渐建立起公平分配权力、利于财富增长的社会制度。因此，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感召下，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过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省思之后，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
中国人历史性的、漫长的经受过权力与财富的双重贫乏，以及由此产生的双重饥渴之后。今天，伴随着对财富的热切向往与追求，一种普遍性的权力意识也正日益强化。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像我们现在这样既迷信权力，又如此毫不掩饰地热衷财富。
权力与财富，已经被当代中国人推上了异常崇高的位置，它体现着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它直接左右着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当这句话被普遍认同的时候，如何对待权力，如何面对财富，便成了人生的大问题，社会的大问题。
快乐为何飘瞥难留?
米兰·昆德拉曾经多次引用过这样一句犹太格言：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自从我把快乐当成一个问题来一本正经地思索之后，则经常想起一句佛教用语：不可思议。人生中的种种境遇，人生中的许多问题，自有其奥妙之处，本质上是不可思议的，大约也是不必思议的。用昆德拉的话说则是：“人们愈思索，真理与他越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越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像中的自己不一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附录》329页，米兰·昆德拉著，作家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以佛教的观点来看，现世的快乐本身就是一种感觉的虚妄，意识的虚妄，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场“空”，根本无须牵挂。相反，人一思索，就变成了执着，就生出了种种“挂碍”，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自寻烦恼。思索快乐过程，有时确实是一个自寻烦恼的过程。
然而，人们仍然忍不住以各种方式追求快乐，虽然它就像是天空中任意飘浮的云彩，看上去似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却始终让人摸不着，抓不住，更无从把握。而且，无论你怎样思索，无论宗教、哲学、文化有着怎样精深的理论与阐释，都不能更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快乐，归根结底是一种切身感受。一声温暖人心的问候，一张心灵相通的笑脸，一个满怀深情的对视;或者一次按部就班的升迁，一笔数目不大的意外之财……都能使人产生心灵的愉悦与实际的快乐。快乐，是由外而内，由现实生活作用于心灵的生命体验。
它就是这样地玄妙，这样难以捉摸，所以，灵慧睿智的诗人纪伯伦才借用先知的口吻这样言说快乐：
“快乐是一首自由之歌，
却不是自由。
快乐是你们的愿望之花，
却不是愿望之果。
快乐是向高处呼唤的深，
却不深，也不高。
快乐是从笼中释放的翅，
却不是自由翱翔的太空。
是的，快乐确实是一首自由之歌。
你们在心中为他歌唱，
为此我感到高兴，但是，
我不允许你们在歌唱中沉迷。”
现在，就让我们把仰视的目光从宗教、哲学、文化等大概念上挪开，一点点下移，去关注人生的真实境况，审视影响快乐的诸多现实问题，近距离地看一看，快乐为何如此“飘瞥难留”。
先来说一个外国国王和中国末路英雄的故事。
弥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他统治的地方叫佛律癸亚;杨志是《水游》中的人物，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末路英雄。他们身份迥异，地位悬殊，可他们的故事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与权力与财富有关，都与由权力与财富衍生的快乐与痛苦有关，而且他们刚好处于两个极端。
“国王”这个称号总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它意味着人所能达到的权力与财富的顶峰。不过，这位传说中的弥达斯国王对此仍然不满足，他经常在森林里游走，为的就是要寻获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同伴西勒诺斯，寻找更大的财富和快乐。
许多日子过去了，弥达斯始终没有找到西勒诺斯的踪迹。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的子民竟然把因酒醉而在森林里酣睡的西勒诺斯给他送上门来了。
国王虔敬地接待了这位酒神的朋友，盛宴款待了他十天十夜。在第十一天的早上，他把这位客人送到吕狄亚旷野，交给了酒神狄奥尼索斯。酒神自然非常高兴，便让国王说出他的一个愿望，他将以自己的神力满足国王的要求。弥达斯大概早就想好，立刻满怀渴望地说：“伟大的酒神啊，如果允许我选择的话，那就请您让我所触摸到的东西都变成闪光的金子吧。”
酒神虽然为国王的选择感到遗憾，但还是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弥达斯得到了这糟糕的魔力，心里却喜不自胜，乐颠颠地走了，而且马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试验酒神许诺是否可靠。他从橡树上折下的一根树枝，橡树枝真的就变成了金子。他又急忙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石头也变成了闪光的金块。他再从麦秆上摘下一串成熟的麦穗，竟得到了满手的金粒子。他欣喜若狂地走到自己的王宫，手指刚一碰到门柱，门柱马上就闪出了诱人的金光……
国王高兴得忘乎所以，令侍从为他备一桌美味的饭菜，他要大吃一顿，好好庆贺一下。很快，他喜欢的烤肉和白面包摆到了餐桌上。他伸手去拿面包——面包变成了石头般坚硬的金块;他把肉放在嘴里——闪光的金片便在他的牙齿间嘎嘣嘎嘣作响;他抓起高脚杯，猛灌下一口葡萄酒，酒的醇香立刻变成了金属的腥涩，难以下咽。这时他才明白，守着一堆金子，他却不能吃也不能喝;他拥有无穷的财富，却不能享受生活，甚至连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他很富，也很穷，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如今他穷得只剩下金子了。最可怕的是，当他绝望地用拳头捶打自己脑门的时候，他的脸也像金子一样发出了坚硬的鸣响。
事到如今，他才万分惊恐地举起双手，再次向酒神祈求：“哦，狄奥尼索斯!伟大的神啊，发发慈悲吧!宽恕我这个愚不可及的罪人吧，快取消我身上这触物成金的能力吧!”
宽厚的酒神恩准了他的请求，对他说：“你到帕克托罗斯河去，逆流而上直到山里，找到它的源头。哪里有泡沫飞溅的水从山崖里喷出来，你就在哪里把头伸进清凉的急流里，让身上的魔力离你而去……”弥达斯听从神的指令去做，魔法终于离开了他。
从此，弥达斯开始憎恨一切财富了。他离开自己豪华的宫殿，总喜欢在山林里和河流边散步。他从迷恋黄金，学会了欣赏自然。
这是一个极端爱财的人受到惩罚的神话故事。正因为它是神话，因为它极端，所以才经不住推敲。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是，人们爱黄金并不是因为爱这种金属，人们爱钱不是因为爱那种纸张，人们爱财富也不是因为财富本身，人们看重的当然是财富所代表的权力，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这个故事过分强调了财富的物质性，而忽略了它的社会性。所以，从劝导人蔑视财富这个角度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好故事，它只证明了国王的愚蠢和贪婪，却没有揭示人们追求财富的真实动因。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无法否认的是，金子或财富确曾给弥达斯带来过快乐，岂止是快乐，简直就是欣喜若狂，只是这种快乐太短暂，转瞬即逝，而他最终面对的则是生命的危机，这是任何人都终将面临的危机，这是人的宿命。从这个角度分析，弥达斯与金子的故事又成了关于财富与生命的隐喻。
其实，这个故事的真正价值在于揭示了国王的困境与无奈，也就是人的困境与无奈。从根本上说，人所能拥有的权力与财富都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人的生命本身就是有限的，是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即使是国王，也有会受到生命的困扰，也会受到更高的权力——神的权力(或者是自然的权力)——的强力制约。因此，西勒诺斯的忠告才被哲学家广泛引用：“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