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面提到的这位将军，就是当年驰骋于中缅印战场、获仁安羌大捷、令日本侵略军胆颤心寒的原中国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冒牌将军”林彦章招摇撞骗，致使这位真正的抗日英雄蒙冤多年，半个世纪后才得以真相大白。为什么这枚功勋章拖了半个世纪才到达将军之手？事情还得从缅甸仁安羌解围战说起。
一、刘放吾率部解救盟军立大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2年1月下旬从泰国入侵缅甸，3月8日占领仰光后，便兵分三路向北追击英军。西路第33师团由仰光地区沿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方向发起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仁安羌附近的油田地区，并协同东路和中路日军在5月下旬清除缅甸境内的英军，切断美、英援助中国军队的路线。日军已将英军与前哨部队的弹药、医药及粮食等隔断，且加以两道封锁，令英军无法接近水源。当时的英军司令斯列姆将军在其回忆录《反败为胜》中记述这段往事时指出，英缅军由于粮水不继，在烈日炽烤下干渴难熬，原已精疲力竭，再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死伤严重，实际上已完全崩溃，因而斯列姆将军于4月17日向刘放吾团长发出手令，请求立即驰援。刘放吾团长正是在这样危急万分的关键时刻率部驰援被围困的英缅军部队的。自4月17日的三昼夜激战中，以1个团的兵力抗击日军1万余人，迫敌弃尸1200多具后向马圭逃窜。是役，刘团长救出了当时已经绝望的英缅军第1师和装甲第7旅官兵7000多人、马1000余匹和300余辆各种车辆，还救出了被日军俘去的美籍记者和传教士500余人。他们在被中国军队解救后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军队万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仁安羌解围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异域御敌首次取得辉煌战果的一次战役，并作为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光辉战例而载入史册。4月20日也因此被定为“克复仁安羌解救英军日”，战功卓著的刘放吾团长也得到了表彰。
二、冒牌将军的出现使真将军成了“沧海遗珠”
当年刘放吾团长在枪林弹雨下率部出生入死，解救出众多的被围盟军，立下赫赫战功。但在长期以来的历史记载中，多只提到中国远征军新38师挥师解救盟军甚少突显隶属于新38师的第113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113团团长刘放吾。而刘性情敦厚，淡泊名利，沉默寡言，也从来不提“当年勇”。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事迹开始被淡忘，并受到不应有的冷遇，甚至不得不靠卖煤球为生。1943年7月18日，他在给孙立人的信中写道：“现职家有七旬余老母在堂，素乏奉养……下有妻儿数口，大者尚不盈十岁，正在求学之中，小者犹在怀抱，嗷嗷待哺，年来全赖几斗军米勉强维持生命以度活……际此困难严重物价高涨数百倍之日，阖家大小惟有束手待毙而已。”他虽曾数次向军方求助，竟无雪中送炭之人。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就连当年因仁安羌作战有功获颁的勋章，也迟迟未能到达他的手上，留在身边的，只是一纸发黄的奖章执照而已。谁也没想到这倒反被“冒牌将军”林彦章钻了空子。这个骗子，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包装后，把自己打扮成在仁安羌战役中解救出英军炮兵团长菲士廷的恩人，而且骗取了时任驻香港英军司令菲士廷的信任。他到处招摇撞骗，捞取大量钱财，直至1963年8月东窗事发，林彦章在香港被捕才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事情的原委是，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获救的英缅军中有一名英军炮兵团团长叫菲士廷。战后，此人官运亨通，1950年晋中将军衔，并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陆海空三军司令。菲士廷常想，要不是当时刘团长救了自己的命，哪来今日之辉煌。感恩之余，他到处打听刘团长的下落，欲表谢忱。在中缅印战场上，戎马倥偬，大家的移动性很大，因此英军的菲士延将军与救他之命的刘团长始终未曾见过面。据新38师第113团第1营营长杨振汉回忆，当时英、美军中常常提到中国部队的这位团长。他的看法是，之所以有“林国章”的名字而被林彦章冒用，可能是因为外国人口中“刘团长”三字以为是姓名而误解的。实际上，在中国远征军中，并没有一个叫林国章的团长。至于当年由孙立人将军亲率解仁安羌之围的刘放吾团长，于部队到达印度后，即由孙将军保送转入陆军大学第七期受训（刘为黄埔军校六期生）,毕业后调新7军任少将高参，1949年后过着隐居的生活。假如他也能到香港的话，成为新闻人物的应该是他，而不是“冒牌将军”林彦章了。
不过，林彦章冒充为将军，也颇下过一番功夫的。首先他打听到北角荣华茶楼里的一位掌柜，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位副师长，于是他便设法与他打交道，混熟之后，始将该前任副师长的军服及勋章全部借了下来。其次，他搜集了不少中国远征军当时的历史，这样居然把菲士廷骗过了。菲士廷因以为林彦章就是当年的“林国章”，高兴之余，除给他帮不少忙外，还和林彦章同拍了不少照片，谁知这些照片，就成了林以后招摇撞骗、肆意活动的幌子。他拿着菲士廷与他的合影以及一些来往信件，到处显示、炫耀他的“特殊身份”。本来穷困潦倒的他摇身一变成了菲士廷的“救命恩人”和显赫一时的“将军”，出入上流社会，与港府及英军都大打交道。他正是凭着这块“金字招牌”，到处行骗，数年来捞得盆盈钵满，大发横财。
1963年3月林彦章又在新界活动，声言要集资1000万，在当地开辟菲士廷新村，向新界乡民宣称，新村建成后，他们将有怎样的去处，信以为真者不乏其人。正是这件事的招股，给他带来麻烦。香港当局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遂引用有关法令于8月24日将其拘捕。林被捕后，一夜之间关于林彦章的出身问题成为热门社会新闻，众说纷纭。
1963年10月10日，中央军校第十四期毕业、于远征印缅各役追随孙立人的方宁，在香港出版《孙立人将军与缅战》一书，提及“冒牌将军”故事。他指出，“新38军师团长级以上的长官姓名中，固然无‘冒牌将军’某某人，即香港报道所载‘林国章’团长云云，在全师的营连长中亦无此名”。那么，真将军又是谁呢？10月18日，《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报》刊出刘放吾将军专访，至此真假将军的谜底终于揭晓。骗子林彦章的假面具终于被彻底揭穿：他是广东高要县乐隆区马鞍乡人，所受教育不多，是个粗人。1934年左右在高要县念过初中，不久在当地自卫队当队员，两年后升为小队长，开始了军旅生涯。高要县失守后，便逃至广西柳州，以贩卖衣物为业。柳州沦陷后，1944年跑至云南。在混迹昆明期间，他结交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位是新1军的吴待旦团长（华侨义务团团长）,他曾经说过为英军菲士廷解围的故事。说者本无他意，听者却别有用心。于是，林便在香港冒充起“菲士廷的救命恩人”，别人对他也深信不疑，直至他被捕为止。实际情况是，据吴待旦说，在昆明时确曾见过林彦章，至于救菲士廷事不得而知，所谓援救菲士廷之具体细节，纯系林个人杜撰。
三、张冠李戴，事出有因
刘放吾的事迹被埋沉，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件很偶然的个例，事实上却有极其深刻的政治原因。蒋介石一向把军队视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执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衰”的用人路线。一些亲蒋派的将领尽管在前线屡遭惨败，但因“拥蒋”仍可升官发财，而一些非嫡系部队的爱国将士，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但仍遭排斥打击。军队的高层领导，派系林立，争功诿过，作风不正。一些战场指挥官官僚主义严重，指挥靠后，对前线战况和属下的功过是非若明若暗，赏罚不明。而当骗子林彦章冒充解救英缅军的英雄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香港时，台湾军事当局竟无人出来戳穿这一骗局，实发人深思。
当然也有一些当事人在写回忆录时，因事过境迁难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有些史学工作者照抄他人书上的错误记载往往也会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况。前贵阳《中央日报》战地记者、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戴广德先生认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他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书中把第113团团长写成孙继光是错的。时任史迪威将军联络官现为南京市政协委员的王楚英先生，是缅甸战役的见证人，他也指出，“刘放吾将军1942年4月17日至20日参加仁安羌之战时为中国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团长，这是铁的事实。”孙立人去台后被蒋氏父子制造的冤案下狱，因孙将军被软禁而有关其史料多被销毁或被刻意隐匿，其中有些史实被歪曲后以讹传讹，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中国远征军第113团团长确系刘放吾，而不是孙继光，更不是“冒牌将军”林彦章。199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1995年以来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等书中，都记载有中国远征军第113团团长刘放吾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的战绩。
今年是仁安羌战役胜利60周年。人们更为思念那些在缅甸战场 上浴血奋战的抗日勇士。按说，他们理应得到与其贡献相应的光荣和待遇，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并不是事事都很公正。抗战胜利后，一些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的“狗熊”，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另一些像刘放吾那样的爱国军人，得到的却是冷漠、排挤和打击，连一枚应得的奖章也迟迟到不了他的手中。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假将军林彦章终于现出原形，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真将军刘放吾的功绩也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赢得了公众的爱戴。他晚年含饴弄孙，过得非常安逸。次子刘伟民所写的《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一书也在其故去后不久公开出版发行。逝者若在天有灵，定会含笑九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