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油画作品欣赏 冷军油画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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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董希文(1914-1973),浙江绍兴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油画家。受毛主席赞誉的油画大家,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作品一律不得出境”的六位大师之一。

董希文1914年6月27日生于浙江绍兴县柯桥区,毕业于杭州惠兰高中。1932年考入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1933年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翌年转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抗日战争中随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辗转湖南、贵阳、云南,1939年曾一度到越南河内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不久即回国,到苗族地区写生,搜集素材。1942年至1946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临摹、研究古代壁画。1946年开始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政治运动,参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活动。1949年7月参加绘制第一幅天安门上的毛泽东油画像,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三赴西藏,深入生活,写生创作。1952年至1953年创作最著名的油画《开国大典》。 董希文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起稿组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工作室。1969年受政治迫害,被下放劳动。1973年1月8日因癌症逝世。

董希文擅长人物绘画。其油画结合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中国传统绘画的装饰趣味(包括敦煌壁画的鲜明色泽),符合大众审美趣味。其1949年后的作品有将艺术政治化的倾向。《开国大典》不但成为后来“红光亮”文革绘画形式的源头,而且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迫使董希文亲自两次进行修改,抹去先后失势的高岗、刘少奇人像;1972年由其学生靳尚谊临摹一张抹去林伯渠的版本。1979年,原版又被人工恢复到最初的形式。

董希文的油画在写实的基础上,吸取借鉴民族绘画及民间艺术的某些手法,注重油画的民族性。作品以人物为主,大都反映现实生活,有强烈的时代感。代表作有:《苗女赶场》、《祁连放牧》、《哈萨克牧羊女》、《迎接解放》、《开国大典》、《春到西藏》及《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出版有《长征路线写生集》、《董希文画辑》、《董希文作品选集》等。作品集:《长征路线写生集》、《董希文画集》、《董希文素描集》。艺术论文:《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素描基本练习对于彩墨画教学的关系》、《绘画的色彩问题》。

董希文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油画家,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开国大典》是新中国美术的里程碑,就是在西总布胡同74号的小二层楼上绘制完成的。他一生的创作生涯,又意味着对民族特色的中国油画事业的最初的探索和开拓。



董希文 《开国大典》 230×405 布面油画 1952-1953



董希文 《开国大典》 230×405 布面油画 1952-1953

历史巨作油画《开国大典》诞生记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绘画界各路诸侯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

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李仁才对笔者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走进中国美术史的艺术殿堂,人们不难发现从商周时代到秦国统一,从大唐开基到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开端都找不到流传至今的有关开国盛典的历史画,而要创作一幅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巨型油画,该是何等的气魄!

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院知名教授董希文。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应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择,更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他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又去湖南及越南河内深造,后又到我国西南、西部和西北地区学习、创作,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虽现已说不清《北平入城式》的成功是否与点名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有联系,但董希文长于革命题材创作、长于人物画的本领确实是行内知名。当年董希文手拿这张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个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很快,董希文投入《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

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创作完成。《开国大典》引起较大反响,并掀起了“油画中国风”的艺术思潮。《开国大典》完成之后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一些知名画家看了这幅油画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非常兴奋,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

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而这种思潮

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也是在这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到一个顶峰。



开国大典(修改版 1)抹掉高岗,没有破坏构图



开国大典(修改版 2)删掉刘少奇,补全董必武



董希文 红军不怕远征难 40×73cm 麻布油彩本 1957

董希文《红军不怕远征难》油画197×305cm1957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1954年,董希文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邀请,准备创作题为《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历史画。为了创作这幅作品,董希文于1955年亲自沿着长征的路线体验当年红军艰险无畏的革命精神:红军怎样在饥寒交迫,在经过长途征战疲累不堪的情况下,通过空气稀薄的大雪山、走过了气候变化无常、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这一切,对如何刻画红军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增添了许多具体的形象资料,进一步促进了画面的具体构思。董希文说:“我们在草地上露营,虽有很好的帐篷,夜来的露水和潮气仍然浸透了衣被,甚至常常为寒气所冻醒,不耐烦时就起来烤火等待天明。草地上早晚不同的气温、篝火,草地的颜色变化,在烤火时,护送我们的战士常开玩笑,吹口琴,烤衣服等精神动态,都是没有军事生活经验的人凭空难以想象得出来的。通过沿途访问老红军战士、居民,还搜集到许多创作这幅画很有用的具体细节。在具体的地点,还曾反复观察,设身处地推想当年红军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活动。”

在创作这幅革命历史画的过程中,董希文下了很大功夫,他在谈这幅画的创作思想时说:“明确该画的主题思想就是表现长征途中红军过草地那种最困苦的物质生活与最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对比,所以在色彩上也想追求困难与坚毅的配合。”他说:“如果把长征描写的很轻松、很舒服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为此他在处理大的色彩关系上,采用了大面积多层次的黑蓝、普蓝与给人刚强、光明、崇高享受的桔黄色的篝火为基本对比。在即将黎明的草地上,一堆篝火烧得正旺,聚集着不畏艰苦的红军战士,意境是很诗意的,情调又是极为动人的。作品本身形象地描绘出了苦与乐的对比,红军战士精神上的乐观主义压倒了物质生活的艰难匮乏,他们有的是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从人物形象和构思都没有悲观的东西。

然而,当时有人认为画面“太低沉。”把画家苦心经营、健康乐观的思想性都否定了,致使这张作品后来被打入冷宫。画家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一句话就把这张苦心经营好几个月的大型油画发落了,是不太公平的。



大渡河泸定铁索桥 1955 40×53 油画



新解放区生产自救 1950年作



《百万雄师下江南》(董希文创作于1959年)

“新中国美术60年”展

为庆祝建国60周年,中国美术馆本周末免费向公众开放,近万人走进美术馆,欣赏了建国60周年以来的数百幅美术代表作。然而,有些细心观众在参观中发现,著名油画大师董希文的油画代表作《百万雄师过大江》,在这次大展中不幸被损坏。此画被誉为是董希文的巅峰之作,是继《开国大典》之后的又一件代表作。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40余年来一直深居博物馆之中。目前,此画面中间偏右下方的位置明显有一个手指直径大小的破洞,而且是新的硬茬,估计就是在这几天中被损坏的。据有关修复专家验证,类似这样的硬伤,修复困难,很难达到当初的状况,只能成为永久的遗憾。



水粉画《北平入城式》。 水墨 色彩 董希文



消灭侵略者 1951





1953年



董希文 1967年作



董希文 全国唯一刘少奇油画标准像

收藏者易前进先生展示刘少奇油画标准像母本。

董希文董希文全国唯一刘少奇油画标准像母本现身武汉

2011年3月一位武汉市民向社会展示家藏多年的一幅刘少奇同志标准像母本油画。此画高92厘米,宽62厘米,油画右下角落有“董希文,63.2”字样。经专家鉴定,此油画极其珍贵,全国仅此一幅。

收藏者易前进先生今年45岁,家住汉阳区,任某建筑公司总经理。他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期,其父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得到此画,此后一直珍藏在家。父亲在世时告诉他,1968年有一位从北京来的画家下放到该干校学习劳动时,将此画随身带到了湖北。

中山舰博物馆文物部主任、武汉弘卓古玩艺术品鉴定中心特聘专家、文博副研究员蔡华初先生介绍,经过鉴定,此画系我国著名画家董希文教授的真迹,也是当年刘少奇主席标准像的母本,极其珍贵,全国仅此一幅。据湖北省美术学院专家称,董希文教授是我国油画民族化的先驱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其代表作有著名油画《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红军不怕远征难》等。



温暖-董希文-油画作品欣赏



春到西藏

董希文春到西藏布面油画153x234cm1954年作

1954年2月,董希文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参加了一系列慰问修筑康藏公路子弟兵的活动。慰问团的整个活动内容,对画家来说是完全新鲜的、强烈的,画家一激动的心情逐日记录了建筑康藏公路的许许多多无名英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远离家人,长年累月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筑路,开山劈岭。高原空气稀薄,他们坚持每天在多变的天气中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劳动。他们崇高的品德,深深触动了董希文。他亲身感受到西藏的巨大变化,体会到开创康藏公路的艰难困苦。他们翻过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也渡过了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董希文说:“我们的车队从业拉山顶到怒江边,完全是两种气候,在山顶上还是白雪茫茫,到了怒江已是杏花盛开,英雄的解放军把公路修上世界屋脊,在世界上也是难以想象的。”康藏公路美丽而富饶、多少肥沃的土地还没有被开垦,森林地带古木参天,春天到来的西藏、怒江两岸和高山脚下的杏花、桃花盛开,柳树发出绿芽,经过康藏高原的人们,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这就是董希文创作《春到西藏》的亲身感受。

《春到西藏》是董希文参加慰问团回到北京后创作的。据董希文说,它取材于新路海一带,把艰险的康藏公路与自然美景结合起来,使画面充满深远的意境和乐观主义情绪。画家巧妙地通过各种美好的形象把自然的春天和西藏社会发展的春天,以及西藏人民心上的春天融为一体,从而歌颂了越过世界屋脊的康藏公路胜利通车的伟大奇迹,使人联想到我国边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变得更加雄伟、美丽,而康藏公路的修建和通车,本身就形象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巩固国防,加强汉藏民族团结,促进内地与西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画家构思这样一幅风景画,来表达他对祖国山河的新的思想感情,是极其巧妙的创造。画家着重表现了美丽的西藏的春天,也表现了春天一样美丽的藏族人民的心情。显然它具有歌颂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的意义,但它不重复许多作品一再重复过的方式——反复地表面地记录着筑路的施工的状况,也没有重复许多图画或照片一再重复过的情节——举行开车典礼式剪彩和典礼等等礼节和风俗。着重描写了几个正在耕地的妇女,着重描写她们关注着突然来临的汽车时那种喜悦的心情,是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春到西藏》使公路、汽车、美丽的西藏景色和喜悦的人民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产生了具体地歌颂祖国伟大建设的作用。

似这样的硬伤,修复困难,很



董希文 千年土地翻了身 1963 77×143cm 布面油画 中国美术馆藏

董希文作品:《千年土地翻了身》

董希文可说是最早关注西藏题材的油画家。他曾先后三次入藏写生和创作。《千年土地翻了身》是继《春到西藏》之后的又一件精品。他以朴素的画风和真挚的感情表现了西藏农奴翻身作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的喜悦心情。画面中没有出人意料的情节,画家以土地作为揭示主题的契机,让那乌金一样的泥土随着笔触的翻滚唱出画中人、也唱出画家心中的歌。正如他自己所说:“被犁头铲起的新土,闪闪发光,熟褐色的湿土,可可色的干土需经形象加工,使它们散发出难以形容的芳香”。人物后仰的动势,牦牛昂首奋蹄的姿态和黑土地笔触的走向,使画面充满了行进感,高耸的雪山和碧蓝的天空,使人感受到了西藏的春天那略带寒意的心旷神怡,并恰好衬托出了画中人桃红色的上衣,使画面色彩响亮起来,也因之使内蕴的情感得到了强化。



女兵



慶豐收望果節 油畫 董希文 1961年 54cm84cm 私人藏



《知心话》董希文



铁路工地上 1963年

附记:油画《开国大典》的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知道油画吗?大抵的回答是:"噢,知道,就是《开国大典》啊!"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刊登油画《开国大典》,这幅画被大批出版后又被印制为年画发售,并进入中小学课本。

然而几乎是从画作诞生起,在二十多年时间里,画布上的人物就几经删除和添加,油画本身则被再度复制和修改。这些修改折射出共和国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开国大典》不仅定格了1949年10月的那一天,更记录了一段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历史。

2011年7月,改扩建后的国家博物馆中厅,出现了两幅《开国大典》油画,其中一幅是"文革"后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两幅画上人物是不同的,名画背后隐藏的故事又一次让人久久回味。

突破资料限制大胆构图

1951年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经过几个月征集,画家们为这次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当时博物馆的负责人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

1952年,革博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巨幅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浙江绍兴人,专业美术院校出身,曾在敦煌临摹壁画三年。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了水粉画《北平入城式》,他也曾亲眼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还受任为毛泽东、朱德画像。绘制开国大典上的领导人群像,董希文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当时,董希文正带着学生们在京郊石景山发电厂深入生活,边写生边劳动。他受召回京,立刻投入创作,然而他发现所有照片和影像资料画面中,领导人和群众都没有出现在一起。在他的想象中,《开国大典》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场景,于是他决定作一个大胆的尝试。

董希文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纸上画了一个草图,画面左边是众多国家领导人,右面则为布满鲜花的广场,这样左实右虚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是有失平衡的,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

"这幅草图试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董希文在给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的信中这样说。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名家对这幅作品的构图很是赞赏。

董希文还在草图中大胆地将原本应该在毛泽东右前侧的一个大红柱子抽掉了,广场顿显阔大,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不小的气势。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后,称赞说:"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画作将毛泽东加高一寸

为了集中精力创作,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租了一个“创作室”。对于这个“创作室”,董希文的学生、著名女油画家庞涛是这样描述的:“那是一个狭窄的长条形楼房,楼下是卖酱油杂货的铺面。房间狭长得令人难以想象,面对2米多宽、4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进深仅有2米左右,后背紧贴墙壁,视域也不能将画面尽收眼底,我们都十分惊奇,董先生是怎样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完成这幅大画的。”

为了节省时间,董希文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他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女儿董一沙说:“《开国大典》动笔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

董希文将西方油画和敦煌壁画的技巧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风格油画的先河。《开国大典》选择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门广场和大片碧蓝的天空展现在观众面前。庞涛曾提到,在处理地毯时,董希文在油画色中加进了少量的沙子,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物体的质感。

当《开国大典》已完成七、八成时,董希文的老友、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等人去他的画室参观。讨论中他们发现,原本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由于站立的位置居中靠前,在画面上显得不够高。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形象不应受立足点造成的透视缩小的限制,有必要加高几分。虽然加高不到一寸,但工程不小,为了使画面不留痕迹,董希文用稀料谨慎地把原画部分洗去,重新画了一遍。

从开始创作到局部修改完毕,董希文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便创作完成了。画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站着各界代表,画面中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开国大典》大胆地运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基调,用蓝、棕、绿调和,天空画得干净利落,偌大一片面积都是一次涂好的。开国大典当日是个阴天,上午还下过雨,但董希文采用了“风和日丽”、“富丽堂皇”的效果来处理,从而传达“庄严而热烈的场面”。

1953年4月,中南海怀仁堂里布置了一场特殊的展览,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参观董希文的这幅《开国大典》,也见到了这位了不起的年轻画家。几位国家领导人看到这幅画时都很兴奋。毛泽东还利用接见的间隔,两次返回休息厅,仔细观看画展,并且称赞:“是大国,是中国。”他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抹掉高岗,没有破坏构图

这幅《开国大典》被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然而仅仅三年后,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革博随即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位于画面上第一排边上的的高岗抹掉。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这次改动对于整个画面来说并没有太大损害。董希文后来曾说:“这幅画在构图时,高岗就有挤在边上的局促之感,去掉他对构图倒有好处。”这一版的《开国大典》,在1959年建国10周年之际,不仅被陈列在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而且被雕刻成纪念邮票,广为流传。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当时毛泽东提倡用中国画画革命题材,董希文并不赞成,因为他是《开国大典》的作者,免遭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但被罚以“留党察看两年”的严厉处分。他后来还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画过长征、红军过草地,但都被认为调子灰暗,没有展出。

删掉刘少奇,补全董必武

《开国大典》中人物众多,并不能一一完全展现,画面上的董必武只有小半张脸。早在1953年怀仁堂画展上,领袖们就曾开玩笑说,董老,画家只要一笔,就可以把您勾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时隔19年后,董必武的形象不仅没有被抹掉,反而被描绘完整,说起来,这得“感谢”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董希文也遭到打击,并被下放干校。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术展。革命博物馆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通知他在《开国大典》上去掉刘少奇。有人对董希文说,如果你这幅画想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就得把刘少奇改掉,否则就永远挂不上了。

此时董希文已经身患癌症晚期,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这个修改工程很复杂,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女儿董一沙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当时父亲病痛难捱,但他心灵的痛楚则更为剧烈。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

董希文在儿子的陪伴下抱病来到博物馆,让儿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他首先将一块与刘少奇形象一样大小的布覆盖在画布上,然后涂上稀料,这样可以控制稀料外渗,尽量不去溶解破坏周边的画面,然后将刘少奇从画布上刮去,重新做过底子后,在刘少奇的位置画上了原本只有半张脸的董必武。

《开国大典》上没有了刘少奇,董希文心中从此就多了一层牵挂。他说:“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亲手将刘少奇恢复。当时,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为能挨到这一天,他亲手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字样的印章,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但董希文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改掉林伯渠,复制第四稿

董希文用小刷子把刘少奇洗得干干净净,目的之一就是期望《开国大典》还能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但结果这幅画还是被取了下来放入博物馆库房。

删掉画上的刘少奇不久,执掌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将下放在河北磁县农村劳动的一些中央美院的著名教授调回北京,任务是对一批五六十年代有影响的革命历史画进行“刷新备用”。

据董希文的学生、现中国美协主席、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回忆,“刷新”《开国大典》的目的,是要改去立在周恩来身边的林伯渠,原因主管部门没有道明。后来人们推测,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江青,因为在延安时期,林伯渠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并搞了约法三章。

而这时的董希文病情已相当严重,不得不住进医院,改画的任务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靳尚谊被“请”出来,在董希文的原作上改掉林伯渠。靳尚谊一度陷入为难,为了尊重历史与自己的老师,他灵活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由他和画家赵域按原图复制一幅《开国大典》。他们边复制边向病重的董希文请教,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1973年1月8日,58岁的董希文带着遗憾离世,这幅复制的《开国大典》还没来得及和观众见面,“四人帮”就倒台了。

二十多年后《开国大典》终恢复原貌

197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党史展览,《开国大典》必须展出,而刘少奇此时已平反昭雪。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革博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几经改动,难以恢复原貌,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当时靳尚谊忙于公务,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

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展览厅里所展出的《开国大典》便是临摹品,另一幅则是画面上没有刘少奇的《开国大典》。

今天,当人们在博物馆里踱步于这两幅历经修改的特殊艺术品中间时,在欣赏艺术价值的同时,更多地,是品读那个将艺术作为政治附属品的特殊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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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1555—1636)明代官吏、著名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汉族,南直隶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时累官南京礼部尚书,与兵部尚书袁可立相友善,以阉党柄权,二公相继请告归,崇祯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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