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为《诗经》开头第一篇《关雎》，《毛诗序》认为它旨在歌咏“后妃之德”，以往的解释甚至于具体到，指认这首诗说的是周古公求偶之事。其立意是找老婆非常重要啊！关乎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兴衰啊！当革命成为新潮之时，这些过去的老旧观点难免被认作为无稽之谈。明明讲的是一个青年对一位容貌美丽姑娘的爱慕和追求，写他求而不得的痛苦和想象求而得之的喜悦，怎么扯到后妃之德上去了呢？于是乎，现在通常认为，它是我国爱情诗之祖，不仅反映的是令人喜闻乐见的爱情题材，还具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岂能不懂爱情？岂能连这首诗里的爱情因子都看不出来？但无论看出来也罢，没看出来也罢，都绝非孔夫子将这首诗放在开篇的理由。不是说孔夫子不可以把爱情题材放在《诗经》的第一个，但他老人家搞了一辈子克己复礼，在选编《诗经》时也应该是有政治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用通俗的说法即是，找老婆非常重要啊！找老婆是人生大事，当然重要啦。但孔夫子所说的找老婆重要，则指的是国君找老婆，国家找老婆。为什么孔夫子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一点也不奇怪，他老人家是第一个历史学家嘛，看得多了，从春秋以前到春秋时代，成功的政治联姻使得家族发达，失败的政治联姻给国家酿成大祸的事多了去了。当初周族的先人为了家族的兴旺，靠着与姜氏、任氏联姻，终获发达。而王室及各诸侯国因为老婆找的不好，而造成国家动荡衰弱的事，更是多不胜数。估计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司马迁也将这一诗句用在《外戚世家》中了。
各位看官可能要说啦，不是要说吕太后的吗，怎么关关雎鸠了起来？不要以为关关雎鸠与吕太后没什么关系，吕太后是不是窈窕淑女，司马迁没写，菜九不敢妄言，但她非常符合孔夫子赞许的找老婆非常重要这个政治标准。而一旦符合这个标准，即使她不是什么窈窕淑女，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可能要问啦，吕太后怎么就符合这个标准了呢？这可不是菜九说的，司马迁写《吕太后本纪》时称，高后佐高祖定天下。可是如菜九所知，刘邦起兵造反时，吕太后在家带孩子；直到刘邦当了汉王，杀回关中，再杀到彭城，也没与吕太后见面；最终在彭城被项羽杀得落花流水，狼狈西逃时，才路过家乡与吕太后匆匆见上一面。之后吕太后就做了项羽的俘虏，直到战争胜负的天平完全向刘邦倾斜后，才将吕太后从战俘营中接了回来。整个战争期间，吕太后没出上一点力，怎么就佐高祖定天下了呢？是不是司马迁搞错了呢？据菜九的一点私得，凡是对司马迁结论有疑问的时候，千万不要怀疑司马迁，错的肯定是你自己。因为这个定天下的内涵相当复杂，并非一定是打江山才能称得上定天下，坐江山时消除内忧外患的贡献，也应该算是定天下。比如，众所周知的杀韩信、杀彭越，就是吕太后的手笔，这两个人都是刘邦放心不下，又非常不方便出手解决的人。而吕太后果断出手，就为刘邦排了忧解了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吕太后佐高祖定天下，也不算离谱。但菜九在这里要说的是，刘吕联姻之初，就打下了助刘邦开创事业的基础，而其中起作用的应该是孔夫子所信奉的找老婆非常重要啊。通常人们认为刘邦是个大老粗，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孔夫子的这些主张，可能刘邦早就领会其精髓。所以刘邦这个大英雄，在远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就深知找老婆非常重要啊这个原则，于是乎，在已有老婆的情况下，仍然与吕氏联姻，而正是这个联姻，推动了他事业的成功。
人们可能不相信刘邦会如此深谋远虑，因为《史记》不是这么记的嘛。刘吕联姻的过程，在《高祖本纪》里记得很清楚，其曰：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鲁元公主。
从这个记载上看，应该是吕氏主动与刘家联姻，但其可信度还是有问题的。吕氏善沛令一事的记载，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有意识制造的一个传说，并不能得到相关记载的支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官场上，县太爷的地位比刘邦小小的乡派出所所长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如果刘邦夺自己所在地父母官的所爱，跟捋老虎的胡子没什么两样，他还想不想在当地混啦？以秦法之峻，县令如果要修理一个小小的乡派出所所长，简直是易如反掌，刘邦似乎并没有遭受什么不测。像这样得罪县令，即使县令没什么特别表示，作为最讲政治的官场人物萧何、曹参、夏侯婴之流，还会与刘邦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吗？刘邦总会有顶头上司吧，在这种情况下，能不给刘邦穿小鞋吗？而刘邦如果在官场上受挫，对其以后的发展一定会有不小的影响的。所以这个记载非常不合理，而凡是不合理的地方，就应该存疑。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记载，就会发现，这个存疑还是有道理的。吕后嫁刘邦一事或者并非那么玄。吕后之妹吕嬃嫁给了樊哙，樊哙的社会地位比刘邦又低了若干，不过是个杀狗的，与社会闲杂人员也差不多。比之于吕嬃嫁给樊哙，吕后嫁刘邦，应该算是嫁到好人家去了。因此，上述记载中吕父的高瞻远瞩并不能站得住脚。
如果认可找老婆非常重要这么个原则，菜九以为，刘吕之间的联姻，更可能是刘方采取的主动，理由无他，只因找老婆非常重要。可问题是刘邦原来是有老婆的啊。民间有句老话，道是：先过门的媳妇大过后进门的婆婆。而刘邦原本有妻，难道吕后嫁过去当小老婆？这显然不符合找老婆非常重要的信条。从此前的那个老婆甚至连个名字都没能在历史上留下这一点，可见其地位不甚重要，对刘氏的兴旺发达没什么帮助。而与吕氏的联姻，至少在人脉上，给了刘邦极大的支持。上面提到的樊哙，后来成为刘邦阵营的得力干将，可能就是通过刘吕联姻而得到的人才。刘邦当时是官场上的人，而樊哙不过是个狗屠，社会地位相当低下呢。从这一点来看，吕后的娘家也不像记载中那样有地位，只是个寻常人家。一个寻常人家的两个女儿或嫁与亭长，或嫁与狗屠，可能在当时正是合适的婚配。而刘邦逃亡后，樊哙也加入到隐芒砀的队伍里去了，其中可能就有这层姻亲的关系起作用。
吕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丁兴旺。按说老刘家的兄弟也不少，但这几个兄弟多是多矣，真要来事时，却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刘邦的大哥死得早，二哥刘仲大概相当平庸，刘邦得天下后，平白送了一个王爷的荣华富贵给他，一遇战乱，就立即逃了回来，一点风浪也担戴不起。弟弟刘交是个书生，也不是个能打拼的主。自家的人不顶用，当然要想办法借助外力啦，而借助外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姻亲。刘邦的原配妻子刘肥之母的娘家，估计也没什么力量可借用。所以要借助姻亲的关系成大事，只能另想办法。老吕家的人丁颇兴旺，吕泽、吕建成兄弟之外，还有吕婴。不仅如此，吕家纽结社会关系的能力也颇强，像什么王陵、雍齿等人都与他们家有不错的关系。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才有了刘吕联姻。因为要借助姻亲之力，吕太后虽然后进门，但其地位却高于刘邦的原配，吕氏所生子女所享用的尊宠，也高于原配之子刘肥。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吕氏一门可以为刘邦的事业助力不小。当然，在刘吕联姻之初，刘邦不可能高瞻远瞩到想到得天下的前景，但不排除刘邦想在当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这个事情就少不了要拉帮结派，而人丁兴旺的吕家不失为是一个重要依靠。于是，可能作为是外来户的吕家，需要在当地找靠山；而刘邦则需要依靠可靠的人手来建立自己的势力根基；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一桩婚姻。刘邦年纪大，又原来就有老婆，吕氏嫁过来非常吃亏。怎么办呢，事先约定，后进门的媳妇名位居前，吕家的人要为刘家的事出力。这一切当然不见于任何记载，但事态的发展显示，这一推测并非无稽之谈，可能是预先就设计好了的结果。
果不其然，到了天下大乱、刀兵蜂起的时候，这桩看似不甚匹配的婚姻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吕家一方在其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吕后的兄长吕泽。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但在《史记》的主要记载中，却基本上看不出吕泽的作用，只有在刘邦彭城战败后，才在《项羽本纪》里带了一笔，“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至于其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则完全阙如。这种记载的缺失，与评价的奇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于是无实际战功的极高的评语，根本不足以服众。后人难免会想，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否则的话，就是另有隐情，即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幸亏司马迁还做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录用大量朝廷档案，从而为吕氏的功劳，保留了一些蛛丝马迹。这个表尽管看起来非常枯燥，但因资料可靠，所以非常重要，如果参照这个表的话，很多历史认定都将重新修正。比如，根据这个表上的某些记载推断，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于汉定天下后受封为令武侯，吕太后当政时，追封其为悼武王，说明他在武功一道上建树可观。而在这些封号确立的时候，汉王朝的开国功臣还都健在，如果这些封号名不符实，则非常不合适。菜九曾专门作《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尽力探讨了吕氏的战争之功。在此不再一一追述吕氏的战争之功，而是着重讲一讲战争期间吕氏与刘邦的关系。通过这种比较，说明刘邦的事业借吕氏之力处既多且大。
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与刘邦一样，在天下反秦之初，就投身其中。刘邦起兵反秦前是在芒砀山躲藏，估计吕泽等人也在其左右。当刘邦走出芒砀山进攻沛县时，吕泽并没有跟随，而是就地拉起了一支队伍，就近攻城略地，因为其作战范围甚大，应该组织了一定规模的骑兵。吕泽的作战与刘邦有分有合，但相距甚近，当无疑问。在灭秦以前，两人分开的时间居多。在分开的时间里，吕泽为刘邦的事业招揽了大量将才。可以基本划为出身于吕泽部的比较显赫的战将应该有：王陵、陈豨、信武侯靳歙、丁复、蛊逢、靳强、朱轸、雍齿。陈豨、靳歙，在《史记》中有传；陈豨与刘邦很投缘，靳歙是汉军的常胜将军，一生没打过败仗。王陵的传记附见于《陈丞相世家》。丁复、蛊逢无传，但其位列于汉初十八诸侯，因军功封赏户数在十八诸侯中也是位次靠前，其中丁复的受封户数仅次于曹参与周勃，而高过樊郦滕灌。靳强无传，但为参加鸿门宴者；朱轸灭三秦时俘虏了翟王。雍齿则先背叛刘邦，后加入刘邦的地点正好不在刘邦的作战线路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将吕泽的身份定为“客”，甚是准确。这个表里身份为客者不少，但只有吕泽才是名符其实的客，即与刘邦没有主从隶属关系。因为吕泽不仅基本上单独行动，且建立了有别于刘邦部队的军功爵位体系。刘邦用的是秦制，而吕泽用的是楚制。如丁复的官衔是大司马（刘邦直辖的军事集团可没这个军衔），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因此，吕泽在刘邦的事业中，不像是个下属，而更像是合伙人、大股东。也只有这样的身份与实力，才能谈得上“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同时，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身份、实力与贡献，才能体现“找老婆非常重要”这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里记载的吕氏事迹，反秦时的居多，如下东郡、会战钜鹿等等，按其功劳，项羽分封时，完全可以封个王，当时封王者有十八人之多，像瑕丘申阳、吴芮的功劳就不大于吕泽。吕泽至霸上，即被封侯，而他的功劳不是封侯所能解决的。因为他可能的部下陈豨、靳歙也封了侯。可能是出于对吕氏功劳的补偿，刘邦又封吕泽之父吕公，也就是刘邦的岳父为临泗侯。须知，在众多有功将领都没有封侯的情况下，给无尺寸之功的吕公封侯，等于是给了吕氏一帖安慰剂。按说吕泽能力超强，部属众多，任何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自己单干的念头或行动。怎么没有搞成自己单干的局面呢？看来这类始终追随刘邦的行为，也应该是刘吕两家婚前协议的一部分。如果有这样的协议的话，其内容应该有吕氏竭诚帮助刘氏的事业，而刘氏则应最大限度地保证吕氏的利益。这个利益应该包括吕太后的地位，吕太后子嗣的地位，吕家其他人的地位。当然，这个所谓的婚前协议史无明证，不过是从事理上推测而得。比如前面说过，吕太后长期在项羽的营里当俘虏，于此期间，刘邦身边的女人有许多，其中更有若干为刘邦生育了子嗣，但吕后的地位丝毫没受到影响；刘邦在与吕氏结婚前就有了儿子刘肥，但还是将吕氏所生之子刘盈立为太子。这一切现象都提示应该有个类似于婚前协议之类的东西存在。如果确实如菜九所言有什么婚前协议的话，那么，吕氏为刘氏的事业出力，而刘氏尽可能照顾吕氏的利益，总体上相当和谐嘛。
当然，这种总体上相当和谐的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长期保持和谐状态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是人就会有私心，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当价值评判发生冲突或私心杂念大盛的时候，就难免出现不和谐的现象。比如汉定天下后，吕泽没有被封王，卢绾有什么功劳，不也封王了吗？比如刘邦曾很动过一番废太子的念头与手脚，至于事情没能如愿，则是另一个话题了，此不赘。但菜九以为，正是这两个、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不谐行为，成为吕太后日后乖张行为的导火线。因为这类举动，确实与那个可能存在的婚前协议不协调。那么，既然你可以不仁，休怪我不义了。吕太后未来的行为，是否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呢。我们接下来再看。
知妻莫如夫。以刘邦对吕后的了解，他可能通过未能如愿的废立太子事件，看出吕后对权力的欲望非常人可比。一旦自己不在人世，这个女人可能会大肆抓权，其后果是什么，也只有天知道。有鉴于是，他又与大臣们共同订立了一个约定，即白马之盟，其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至于这个信誓旦旦的庄严约定，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也只能走着瞧。
事实证明，刘邦的担心是大有道理的。刘邦死后，吕太后果然不安其位，一下子就把朝廷的大权揽入手中。等到其子汉孝惠帝刘盈死后，吕太后干脆称制，公然将所有的权力都抓了过来。说来也非常可奇，吕太后的权力是随着死了皇帝老公、死了皇帝儿子、到了皇帝孙子时代一步步增大的，大到与任何皇帝相比都毫不逊色，只差没干脆称帝了。也不知是觉得吕氏在战争中的功劳与所受封赏不相匹配，还是因大权在握很方便给娘家人更多的实惠，总之，吕太后动了给娘家人封王的念头。如果站在吕氏的立场上来看，她的这种做法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吕氏诸亲分享她的无比荣耀；二是娘家的吕姓之人尽可能多地封王列侯，将大大有利于巩固她的权力；三是往更远一点说，这样做的结果，潜伏了刘氏天下转变为吕氏天下的可能。无论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这种做法肯定不符合刘吕婚姻的任何约定，也与当朝群臣的心理状态不相符。
如果认可吕氏对刘氏事业的卓越贡献，刘邦对吕氏的安置是否有偏低之嫌呢？因为历史久远、资料奇缺的缘故，后人无法评判这个是非。当然，如果硬要评判的话，也可以勉强做一下这个事。即根据现有资料，菜九认为刘邦对吕氏的待遇应该说是大致公平，还过得去的。即使不同意菜九的看法，也不过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何况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的看法并不管用，因为依人性的特点，总是看高自己的作用，看低自己的待遇。就在刘吕两家的官司中，在当事人心里，也难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高估自己的贡献或作用。一旦出现这样的自我评估，由此产生不爽的感觉也再正常不过了。人有了不爽怎么办？要么隐忍不发，就这么过下去；要么找机会发作出来，找回平衡。从事态的发展上来看，正好老吕家出了这样心怀不满的人，这就是吕太后，而且还是掌握了最高权力吕太后。那么，在这之后发生了一连串找回平衡的事情，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吕太后大权在握，那岂是一个爽字了得。长期以来，她生活在刘邦的阴影之下，刘邦的很多事看不下去也只得看，忍无可忍也只得忍。因年老色衰而被刘邦晾在一边若干年，也不知有多少女人享受了原本应该由吕太后享受的恩宠，并且生出了若干儿女。当时吕太后就恨得牙痒痒的，但也无可奈何。现在好了，掌握了最高权力的吕太后首先就要快意恩仇了。好像司马迁也只记下了吕太后所干的最惨绝人寰的丑事，毒死赵王刘如意并将其母戚夫人斩去手足刺瞎眼睛、刺聋耳朵、剜去舌头，弄成怪物。其他没有记录在案的事估计也少不了。司马迁在《外戚世家》里提了一笔，“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足见受吕氏荼毒者多矣。
难怪司马迁会说，怨毒于人大矣。这种长期积累的怨毒，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吕太后干伤天害理之事，也干“光宗耀祖”之事。之所以要将“光宗耀祖”这几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其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其所要做的事，就是孙悟空所说的“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事，做是做了，最终却功亏一篑。可能在吕太后的心里，吕家帮刘邦打天下，出力够大，这主宰天下的风光，也不能让老刘家独享，吕家完全有资格取而代之。而取而代之的过程，也不适合一蹴而就，也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封吕氏为王，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吕太后的算计大致没错，即使仅仅动了封吕氏为王的念头，就开始受到朝廷重臣的反对。而这个重臣不是旁人，正是与吕氏渊源颇深的右丞相王陵。王陵说：当年高祖皇帝与我们杀白马为盟，达成“非刘姓而立为王，天下共击之”的共识。现在提出封吕氏为王，属于违约之举。看来这类老家伙都属于保守派，保守派的特点就是非常不情愿动老规矩，不知道与时俱进。天变了，道亦应随之而变，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吕太后碰壁后并不甘心，又去问左丞相陈平与绛侯周勃，二人回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吕太后听后大喜，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精明的吕太后并不会因为陈、周二人的回答满意就采取措施，她也能猜出，这些老家伙其实是一条路线上的人，上述言辞，完全可能是口是心非，用来敷衍自己的。怎么办呢？双管齐下——先调整王陵的工作，将其升为皇帝太傅，让出其手中的实权；陈平升任右丞相，顶王陵的窝子；吕氏的亲信审食其升任左丞相，顶陈平的窝子。再封吕泽的老部下冯无择为侯。接着，将自己女儿的儿子、原赵王张耳的孙子张偃封为鲁王。这些事大致算是名正言顺，旁人还真说不出什么。然后，追封自己去世的哥哥吕泽为悼武王。虽然封吕泽为王不合规矩，但一来吕泽确实战功卓著，二来谁还会跟死人、先烈计较这些名份上的事。看来吕太后做得很巧妙——用名正言顺的封王，来替不那么合适的吕氏封王作陪衬。
这一番事情得手后，吕太后又如法炮制，在封吕氏子侄为侯前，封了几个功臣为侯，并将刘邦的次孙齐王刘肥之子刘章封为朱虚侯。经过这番操办，封侯后的吕氏子弟，距王的位置又大大接近了。在将惠帝的几个儿子，即吕太后的几个孙子封了王之后，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封了几个吕姓王。这种循序渐进式的方式，大大减少了朝廷之上的冲突，差不多等于慢火煮青蛙，等到青蛙觉得烫，一切都晚了。大臣们尽管非常反感，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吕太后一步一步实现她的计划。等大臣们看出吕太后的险恶用心，一切都已成定局。吕氏王的数量，就快要与刘氏王持平了，而吕氏王所掌握的权力比刘氏王更是多出了许多。至此，以吕代刘的格局，已初见端倪。
按说，吕家女儿嫁到刘家，就是刘家的人了，一切应该以刘家的利益为利益。但吕太后偏偏不这么想，她的屁股完全是坐在自己娘家这一边的。不知吕太后为什么要这么做。分析一下，可能是刘吕联姻本来就是政治婚姻，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何况后来分多聚少，感情更加疏远。兼之刘邦在吕太后做项羽俘虏期间并没有设法搭救，反而另结许多新欢，这一切都让吕太后会择机报复。而报复之极致，就是将刘邦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转到自己娘家手里。现在吕太后所要做的事，正是要以吕代刘，要皇帝轮流做。仅仅是吕氏王人数上不处下风还不够，吕太后还要对现有的刘氏王实行控制，于是便有了吕氏女儿成群嫁给刘氏王侯的景象出现。而因为有吕太后的强权撑腰，这些为人妇的吕氏女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搞的刘氏王混不下去，有人甚至自杀了断。而一旦刘氏王暴毙，吕太后立即将空出来的王位封给了吕氏子弟。看来吕太后为娘家谋利益已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吕易刘的政治局面也只是早晚发生、无可更改的事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吕太后毕竟不能长命百岁，在她撒手人寰的时候，吕氏垄断了朝廷的相当多的权力，但其安全却毫无保障。原因何在呢？就是吕太后对其娘家人的提拔太过分了。当时打天下的功臣还都在，而刘邦定下的规矩就是非军功不得名爵，这是相当合理的。而吕氏子弟无尺寸之功，个个位高权重，大臣们心里又如何能服气呢？吕太后活着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给点面子，而且吕太后的铁腕统治因其尊贵地位无法撼动，大家只能无限期等待，静观其变。吕太后的死，使得朝廷缺少强权人物，吕氏子弟的位高权重就显得虚浮不实，不足为虑。于是乎，吕太后尸骨未寒，众大臣便集体发难。没几天工夫，吕氏一族人头落地，被斩草除根。吕太后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本来是想光大门楣，让娘家人鸡犬升天的，到头来，一场空，而且惨烈无比，不仅仅是吕家的功劳由此一笔勾销，也把这段无比壮烈的历史搞的支离破碎，难以复原。这是非常可惜的。如果吕太后能够遵守刘吕两家的婚前约定，如果刘邦不是那么花心，如果吕太后命再长一点，谁知道历史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历史不允许如果，只能照它原有的样子呈现。吕太后的悲喜剧，就从咄咄逼人、志在必得，到灰飞烟灭、满门抄斩。老子说过：知足不辱，知止不辱。诚哉斯言。可惜，只争朝夕的吕太后不屑听、没听过，再也听不着了。
吕太后尽管差点将刘氏江山折腾成吕氏江山，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之小的。何以如此呢？吕太后固然恶名昭著，但其腥风血雨、人命横夭的把戏只限制在宫闱之内上演，并没有蔓延到社会上去。所以司马迁对其评价还是相当高的。他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可以说，吕太后继承了刘邦与民休息的政策，造成国泰民安的良好政治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所说的刘邦老婆找的好，并没有错。
附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当今有点旧学功底的老先生在说到不赞同某事时，常说什么“期期以为不可”，以表示自己不赞成的较强烈态度。而这个“期期以为不可”，即典出汉初名臣周昌之口。有个描述口吃的成语“期期艾艾”之期期，也典出此人。出典的具体场景是，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如意为太子，遭到众臣的一致反对。其中周昌因为口吃的缺陷，在表达不赞成时就说了这个“期期以为不可”。于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周昌是个正派的梗直之士。近有程念祺先生的《高祖托孤》一文也是持此认识。该文重点写了周昌，基本上是按照司马迁的路子写的。给人的感觉是，此周昌（不幸也可能是菜九的远祖）是个梗直之士。但菜九恰好也通这一段历史，认为司马迁的本意未必是要将周昌写得多好，只是想通过周昌这个个例，反映刘邦的容人之量。周昌并未忠于刘邦之托，在程文中也体现出来了。从这个结果上来看，我们说周昌是个伪君子，并不算是冤枉他。
周昌的伪，具体表现在他的会察颜观色。他对刘邦敢于事事顶真，那全是因为他吃定了刘邦的脾胃，知道刘不会真的为难他。于是他顶撞皇帝之事，为他捞到了敢于直谏的美名。这个假象骗过了刘邦，刘以为周昌可靠，就把心爱的儿子托付给他，以求自己百年之后，小儿如意或可得周昌之庇护，得以极自然寿命。可是刘邦的知人之明，在这里算是走了眼。司马迁记得很清楚，周昌被吕太后一顿痛骂之下，连吭都不敢吭一声，当初的与皇帝抗争的气概荡然无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初周昌的所谓抗上直谏，并不是用骨头做成的，而是用心计做成的。刘邦不会杀他的头，不抗白不抗。吕太后敢于杀他的头，他就不会自讨没趣了。在刘邦面前，心机与骨头都能派用场，周昌就倾其所有。在吕太后面前，无论是心机还是靠了心机而长出的骨头，都归于无用，索性也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故周昌一言不发，老把戏穿帮了嘛，尚何言哉。所谓一物降一物，周昌能吃定刘邦，但吕太后又能吃定周昌。
如果说周昌仅仅是未能完成刘邦交下的任务，那还只是个能力问题，于人害处不甚大，换了别人，或者同样完不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那么，他的画皮披着也不碍谁的事，索性让他披着。可就是这个周昌，还干了一件陷害功臣的事。就在周昌领了刘邦的重托赴任不久，他就上书告诉朝廷，赵代地相国陈豨图谋不轨。于是朝廷令人侦察陈豨，终于逼陈豨反叛。这个陈豨是信陵君魏公子的崇拜者，他不过是效仿战国魏公子招揽了几千门客而已。朝廷的侦察结果是什么，《史记》说得很清楚，无非是陈豨的客人当中有人干了些不法之事，从理论上说，与陈豨的关系不大。陈豨怕牵连到自己，于是反了。这个陈豨在战争年代应该是有大功之人，他在反秦胜利后便受汉封为侯，又与刘邦臭味相投，都是魏公子的崇拜者，所以地位相当高。反观周昌，其在战争年代的功劳基本上不值得一提，而其受封地位之高，多半是因为其兄是汉的烈士，沾了这个光而已。用句俗点的话来说，当陈豨出生入死的时候，周昌这样的人或者还在为刘邦提夜壶呢。就是这样的人，要以莫须有的罪名乱咬功臣，将有大功的陈豨逼反，并从功劳簿上将战功一笔勾销，这等罪过，岂可不提。故司马迁对陈豨事件是痛心的，他说：“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於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韩信卢绾列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难怪司马迁要惊叹不已。周昌逼陈豨造反，也直接给人民带来苦难，因为在汉初的几次造反中，以陈豨之反最难平定，其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甚至连刘邦亲自出马都不能讨平。可见周昌此举，实有祸国殃民的成分在内。故不得不指出来。
周昌的貌似梗直骗过了刘邦，但未能骗过吕太后，也未能骗过司马迁；骗过了程先生及很多后人，却未能骗过菜九。所以前贤有言，一个人可以行骗于一时，不能行骗于一世；可以骗过许多人，但不能骗过所有人。印之于周昌事迹，诚哉斯言。
补白：程念祺先生的文章碰巧与菜九的《历史打假》刊于同一期杂志，而被菜九看到，而持程先生之见者，举世皆是，故菜九此作非专门与程先生过不去。
本文出自菜九段历史的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