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杨伟名,一叶知秋的农民思想家凉山论坛 一叶知秋

杨伟名:30年前的先觉与死命

南方周末

●个人简历

杨伟名,1923年生,陕西户县城关镇农民,1957年入党,任大队会计兼调解主任,1962年写出《当前形势怀感》一文上书中共中央等单位。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就该文说:“……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随后,杨伟名写出检查。1968年,杨伟名在“文革”中被批斗,在听到自己的好友刘景华因对文革不满而贴出大字报被判死刑的传言后,5月5日,杨伟名在家中自杀。

现实和记忆

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和仝德普正在炕上说话。这是1998年11月20日,肃寒的天气已不能叫人舒坦地呆在地上,他们朝前平伸的腿上盖了一条棉被。仝德普在户县总工会工作,早在十几年前,他便开始搜集、整理有关杨伟名的资料,据此,1995年他写出了长文《乡村哲人》。“俺爸死那年,俺才16岁,俺爸的事,仝叔比俺知道的都多。”杨新民说。

不错,1998年距杨伟名自杀的1968年整整30年。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的杨家业已渐渐殷实。写出让毛泽东动怒的《当前形势怀感》一文的杨伟名如果健在,应该是个满75岁的幸福老人;1962年,他写《当前形势怀感》,才39岁。“恢复单干 ”、“开放市场”……他在文章里面陈述的许多思想观念与中国近20年的社会实践和发展何其相符,使得后人无法不叹服他的智慧和远见卓识。

“太可惜了!”一位在1962年曾收到《当前形势怀感》的老先生,听到杨伟名早已自杀的消息后说,“作为一个农民,杨伟名能够提出一套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而且比较合乎实际,系统化,理论化,的确了不起。这个人值得叫更多的人知道。”

1998年11月20日上午,我们有幸坐在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杨家的炕上,用笔、眼睛和心灵追记那段还不太遥远的人和事。对面是杨伟名46岁的儿子杨新民,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让他几次都哽咽住了。“杨伟名自杀时,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旁边的仝德普说,“在中国的问题上,杨伟名比我们至少早觉20年。”生活在忧患中

杨伟名幼年丧父,被拉过三年壮丁,1949年入党后不久,因家庭方面原因自动脱党,1953年妻子病故留下三个待哺的孩子……这是今天能够得知的杨伟名30岁以前的主要生活经历,这一连串不幸事件考验了他的血性,也磨砺了他整个人生的品格。1957年,杨伟名第二次入党,几乎在同时,他与河南女人刘淑贞结了婚。杨新民说,“俺爸哪点都好,性情温和,讲理,从没发过火打我们;就是在屋里啥事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扶。”杨伟名担任了大队会计并兼调解主任后,这一点暴露得更突出。

七一大队有9个生产队,两千多人。杨伟名只读了三年私塾,但人们公认他肚子里最有学问,信任他。杨伟名的邻居谢志安说:“别看杨伟名没正式上过几年学,但可以说,我是什么学历,他就是什么学历。”当过户县文化馆馆长的谢志安从国民小学一直读到了师范,他学过的课本杨伟名都借去看过。

50年代末,河南、四川等地的逃荒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关中地区,一斗粮食换一个媳妇的事时有所闻。眼见自家也吃了上顿没下顿,平日善于从实际入手学习和思考的杨伟名愈加关心国家时事,独立思考一些问题。196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他把文章送给县上和公社上的领导,希望对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参考作用。

杨家隔壁住着邮递员鲁和,他每天上午从县邮局取邮件,中午带回家,下午才分送各单位。杨伟名几乎天天中午到鲁家翻阅报纸杂志。1961年,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并没有像报纸杂志上说的那样出现在眼前,庄稼歉收,黑市粮价狂涨,市场供应紧张,社员口粮每月平均不到30斤,而且一再递减。政府却迟迟不能出台解决农民燃眉之急的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杨伟名以为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理应为国分忧。如何为国分忧?深思熟虑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自己对基层实际情况的思考写成文章,反映给上级领导。

白天,没空,大队的一大摊子事叫他根本无法脱身。只有晚上写。在家写不成,刘淑贞嫌费电,杨伟名只好躲到大队办公室写。一篇文章常常是一个月才能完成,甚至更长时间。翻看当年的中国历史,不难发现杨伟名的举动是多么“天真”多么“不识时务”。今天清理他的生命遗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怦然心动,他的逆潮流而动是多么令人可敬;他能够冷静地将自己的真心话说出写出,该需要多大的胆识和魄力!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61年,杨伟名接连写出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和《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四篇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跃了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都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尽快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比如他认为:“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全,酒肉丰隆’,穷者让其‘缺米短面,瓜菜代食’(天灾人祸除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比如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时,他做了如下阐述 :“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40%,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领导作用。”“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

四篇文章中的两篇寄出不久便分别受到陕西省委办公厅的重视和咸阳专署的肯定。尽管生活依然贫穷,思想上的认同却给了杨伟名巨大的精神满足,他受到了巨大鼓舞。代表作

应该说,杨伟名是满怀希望跨入1962年的,他希望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当然也希望自身价值得到更大的承认。年初,他原打算写一篇题为《目前农村工作十谈》的文章,提纲都拟好了,可只谈了三个方面,他就中断了此文的写作,在这篇未完成之作里,杨伟名疾呼:“只要不属于剥削,富者可让其富,只要不属于天灾人祸,穷者可让其穷。”

杨伟名之所以暂时搁置下这篇文章,是因为他要投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的写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果不其然。该文即《当前形势怀感》。

《当前形势怀感》是杨伟名的传世作,也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杨伟名这次写作的直接动机、具体过程已经不可能有人说清,能够说清的是文章写于1962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才闭幕不久;文章分12节,思维缜密,论说诤诤有声。

在文中,杨伟名概述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并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 ’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1962年5月10日,在大队办公室,杨伟名把文章读给支委们听,支部书记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根离表示同意文中的观点,跟着杨伟名在文章的最后签了名。

文章分别寄给了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以及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陕西日报》。不久,杨伟名接到了时任西安市市长刘庚和咸阳专署副专员王世俊等人不无嘉许之意的回信。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也特意派人探望以示关心。杨伟名随之被聘为《西北建设》通讯员和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杨伟名为领导的理解和关怀而感动,他如沐春风,怎么也想不到很快会挨批。“信之不复,对群众建议之口,复之潦草,冷人民热爱集体之心,何言密切党群关系,对此之作岂可得乎?”“按调查研究,旨在材料汇集,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今材料送上门来,而又漠漠然置若罔闻,忙乎?重视不够乎?”他甚至用这样的反问语式表达他对文章寄出后不被理睬的担心。对自己挨批,杨伟名也不是没有做过准备,他这样表白自己:“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者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性’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台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然而,最终他还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杨伟名没想到也想不通。

命运突然来了一个九十度的急转弯,杨伟名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他又焉能知道他文中提及的“单干”之说是当时毛泽东最忌讳的呢?

1957年和1959年,中国曾有地方试行“包产到户”,结果被视为搞资本主义,遭到禁止。1960年,安徽等地又实行此法,毛泽东仍持保留意见。到了1962年,毛泽东开始把它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公开批判,“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几乎成了同义词,杨伟名公开提倡“单干”,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毛泽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了解了《当前形势怀感》的主要内容。8月6日,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接下来,陕西省委得出了结论:“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

9月,省地县社党委负责人组成四级工作组进驻七一大队。9月17日,杨伟名被迫写出了他名之为“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的书面检查。生和死的距离

1962年的政治氛围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宽松的,杨伟名因《当前形势怀感》“获罪”,有关部门出于保护没有给他任何行政处分,他的大队会计和调解主任的职务也没有被马上撤掉,在大队、公社乃至户县县城,他仍然是个活跃的中心人物。但从这以后,杨伟名涉及的话题多是“三国”、“水浒”、“红楼”、 “聊斋”中的故事,跟从前已经大不一样。

杨新民证实,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时刻关注天下大事的杨伟名明显少言寡语了,“他常很长时间一个人出神。”杨家生活还是不好过,可家庭气氛越来越好了。刘淑贞是个识大体的女人,小事上有时糊涂,大事上却从不糊涂;她反对杨伟名再写文章,“农民么,种好地就行了,招事惹非干啥?”等到杨伟名成了批斗对象,她更是站在杨伟名这一边。

杨伟名人生最后岁月思想发展的重要见证人名叫刘景华,当年他曾直接进入杨伟名痛苦的精神世界。刘景华是那场大浩劫中的幸存者,出狱后去了海南。仝德普最早接触杨伟名事件,发现这一线索,设法打听到他的下落。仝德普一度与他保持过联系。

比杨伟名几乎小20岁的刘景华时为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在所谓的“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下属的“刘澜涛专案调查团”,他看到了《当前形势怀感》,认识了杨伟名。

1967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刘景华走进杨家慕名拜访杨伟名。“当时俺爸一脸惊讶,他想不到西安会有这样的学生。那天晚上,刘景华没走,和俺爸一直谈到了天亮。”杨新民对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印象很深。

后来的事实表明:杨、刘确实是很快视对方为知己的。在随后的几个月,他们通过书信坦诚地交流了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中共中央文件,开头要印上‘毛主席已圈阅’,是毛主席大,还是中共中央大?”“一个党没有章法,这个党怎么样领导它的成员?还怎么能够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也是人,他也是农民出身。”交流愈深,刘景华愈为杨伟名的思想所折服。终于,他挺身而出了。

一夜之间,刘景华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表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一夜之间,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抄刘景华家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杨伟名的反动“信件” ,认定“大鱼露头了”。

1968年5月,户县城内开始贴满揭批 “杨、刘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当前形势怀感》作为“黑材料”再次广为人知,杨伟名连续几天被批,受到非人凌辱;此间他听到了刘景华被判死刑的传言,所以断定自己将来也不会有好的下场。

5月5日,杨伟名拖着疲惫的身体冒雨从批斗会场回到家里。“以前开批斗会回来,即使再累,他也总是说一说批斗会上的情况。那天他没有,晚饭也只吃了一碗。”晚上,雨还是下个不停,杨新民和两个姐姐迷迷糊糊听见上楼的声音,“我取点东西。”刘淑贞说。到了下半夜,他们又听见刘淑贞拉风箱的声音,“你爸要洗脚,我烧点水。”又不知过了多久,从杨伟名、刘淑贞的屋里传出了呻吟声。杨新民和两个姐姐破门而入,屋里此时已被一股浓烈的剧毒农药气味弥漫。

杨伟名、刘淑贞双双洗净了身体,双双换上了干净衣服,在那个风雨之夜,双双服毒自杀了。“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5月6日的送葬队里,这样的大标语触目皆是。这天,老天仍在哭泣。岁月悠悠不可欺

“现在写俺爸,晚了。”杨新民叹口气,说,“假如早20年写,那就不一样啦。”

1979年6月29日,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下发《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内称:“《当前形势怀感》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如否定三大改造,否定合作化运动,把整个形势说成漆黑一团等,都是不客观的。作为共产党员向各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正当的,但向一些人乱发材料是不对的。1962年7、8月份县委对杨伟名的帮助教育是正确的。”“1968年初,杨伟名与刘景华确有书信来往多次,且交谈的多是对当前的形势、方针政策等国家大事的看法,其观点有对的方面,亦有错误的方面,但均属认识上的片面性。”平反昭雪大会开过后,杨家领到了发给的埋葬费和“适当解决生活”的补助费,之后再没听到“下文”。杨新民对此至今心存芥蒂,“什么叫‘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结论下得不痛快,俺听了心里也不痛快。”

1985年,户县人编撰《户县志》,限于有资格入选的个人只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杨伟名被摒弃于外,只把他的《当前形势怀感》附录于后。这无疑是个遗憾。对于户县历史,陕西历史,杨伟名都是个思想的亮点,精神的亮点,人们最终记住的是杨伟名。

杨新民说,“俺爸的坟早平了,可他的名气在哩。”真是这样。杨伟名的坟址如今被一家企业围在了院墙里。寒食,杨新民去烧纸,看院墙门的人不认识他,不让进,“烧纸咋哩?”听说杨新民的爸是杨伟名,马上就改了口,“那人俺知道,好人哩。”看门人唏嘘着,放进了杨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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