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赵龙江
国庆节前，在与鲁迅博物馆友人的电话中，获知新街口八道湾周家故宅行将规划占用的讯息。唏嘘叹惋外，只有电话两端的沉默了。
众所共知，鲁迅、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坛有其特殊地位，他们学问淹博，一代罕有其匹。二人并峙海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阶层中的杰出人物，后来兄弟二人截然两途，却各有为数众多的追捧者。岁月沧桑，如今这座古老的院子早已成为他们身后象征性遗存了。
其实早在十年之前，这座老宅就险些化作瓦砾。照理，城市要发展，市政建设总要汰除一些旧东西，但本应保留的非要拆毁，使属于这座古城特有的人文景观部分或全部消失，思之不免惋惜。京城乃是名人荟萃之地。据说，除去历年战乱损毁消失，至新中国成立时，尚有王侯府邸六七十处，名人旧居更是难以尽数，而时至今日，除极少数尚保留一点旧规模外，大部分都已踪迹全无。王公宅院尚且变迁，何况这区区八道湾呢？但一些有识者仍呼吁阻止，其中我友张君也曾撰文抢救保护……。
八道湾在旧京内城西北，《顺天府志》作“八条湾”。它坐落于今天新街口南路西侧，前公用胡同内的一个弯曲小巷。前公用库是较为宽敞的东西向胡同，东口是繁华喧嚷的新街口闹市，西口出去则是赵登禹路了。在前公用胡同内有一条向北弯曲小巷，前行向西便是八道湾了。这条曲折小巷的环境较之新街口和前公用胡同要静谧而稍显荒僻，非熟历者不能知其途径。其实八道湾胡同也有出口通向赵登禹路，只是它的西口窄小弯曲，不大引人注意。据资料记载，赵登禹路最早是城内金水河故道，因河道淤塞断源变成臭水沟，后称“大明濠”。1921年起填沟改路，因军阀混战，直到1930年秋，才把“大明濠”填平，于是按当地居民习惯，称作“沟沿”，它分作南北两段，故八道湾西口附近称“北沟沿”。1946年为纪念抗日名将赵登禹将军，改称赵登禹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沥青道。“文革”中，因“破四旧”称作“中华路’，1975年又改作“白塔寺东街”。1984年恢复赵登禹路。
记得十年前第一次踏探八道湾，是国庆节后的十月中旬，走的便是赵登禹路。进胡同，一段不长的曲折蜿蜒之后，便找到了十一号院门。胡同内行人绝少，比起附近新街口闹市的喧腾景象，这里显然要寂静得多了。曾在前人回忆八道湾的文字中，欣赏过它的清静闲适和质朴大气，自度昔日的苦雨斋古树闲堂，绿阴布护，定是静雅可爱，有萧然物外之趣。而眼前所见，却让我大大失望，街门矮小，据说只是原来大门的三分之一。透过门洞，眼见私搭小屋塞满了院子。入得院内，更是进入了“八卦阵”，剩下的只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小通道。向住户问询，由一妇人导引，走入院子最里端一家门前，告知这里住一张姓老人，是院中最早的住户，人称“猫老太太”，心想或许从她那里可以了解这所院子更多情形。屋内有电视声音传出，叩门良久而无人应答，无奈暂时出街闲步。再次进院后老人已在门前。说明来意后，老人热情将我延入屋内。这是一个里外间，是这所大宅院后罩房最东面的两间，当年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曾在这里住过。也因为它的位置隐蔽安静，当年为躲开抓捕，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也曾在此避居。老人居舍简约，包括电视、厨柜等简单物品，多是友人送的。灶旁、床上及柜顶卧老猫数只，皆驯顺。老人有着老北京人的传统特质——开爽善谈，加上一口纯正京腔，令人印象深刻。落座后便与老人絮话家常，话题自然是这座大宅院，以及对周作人一家人的印象，并由此枝蔓开来。
老人叫张淑珍，因亲戚早年在周家做事，她也在1950年搬入这所院子，并做些杂务。住进当年，她便生下女儿白月英。据老人讲，当年是二太太信子、三太太芳子及二先生儿媳张菼芳帮助接生。此前，知堂先生还为这孩子起名，并用毛笔在一小纸片上写了“白宝山”和“白月英”两个名字（因出生前不知孩子性别）。这张纸片一直保存在老人家中。谈起周作人夫妇，老人的评价是温蔼和善，并说二先生不大出门，多数时间在房里写毛笔字。还讲到二太太自己在院中种蔬菜等等细节。最使老人印象深刻的是，二先生日常生活一任自然，与人无争，虽生活简约，却常以钱物济助困窘者，人称“周善人”。据说当地老户对这位“周善人”感情很不坏。二太太信子也是这样，凡遇告帮者从不拒绝，曾见她为受伤邻居涂药包扎……另外还说到江绍原的公子江幼农，虽身患病残却刻苦钻研，因其资禀甚高，自学医术为他人治病……张淑珍老人热情善谈，记力亦强，谈周家事甚悉。老人言之津津，大都据其目见而言，故信非虚语。老人说，这些年常有人来院中参观，外有美、日、荷、香港等地，内则现代文学馆、解放军画报、新华社等，以及一些不知姓名的个人，每次老人总是义务讲解，并配合录音摄像。说话间，老人从凌乱中寻出一旧夹子，内有不少人的名片，所见有些还是熟人。临别前，由老人引领，导观院中各处。老人精力尚健，很难相信她已是年近八旬了。穿过窄窄的几乎仅能容足的过道，当年宽敞院落早已不复存在，四合院特有的质朴大气风格和安闲舒适的情调也已荡然无存，时代的脚步早已在这院中的每一处留下了斑驳的痕迹，它已是皱纹满脸，老态龙钟了。所见房屋破旧，老屋规模依稀尚可辨，但从门窗形制上看，显然不是旧时遗构了。各家门前大多垒墙围院，空间愈显逼仄。据老人讲，这里已挤进三十几户。这破败不堪的大杂院，早已不是鲁迅买下时的原貌，更不是知堂先生以茶款客的苦雨斋了。
早年要想买座适意的四合院，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需由中人介绍，还要四处看房，既要考虑地理方位、价钱合理，又要兼顾家庭适用。鲁迅当年买八道湾这所四合院，也是颇费周折。查鲁迅1919年日记可知，从2月11日始，由齐寿山介绍陪同看报子街、铁匠胡同之后，同林鲁生又看屋多处，又同朱孝荃、张协和至广宁伯街看屋，其他还看了鲍家街、辟才胡同等。自五月起由徐吉轩介绍，还看了蒋街口及护国寺一带房屋。直到7月10日同徐吉轩看八道湾房才算中意。当月15日便量屋作图，23日决定买八道湾罗氏屋，随后验契付款。8月19日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洋一千七百五十元，另给中人酬金一百七十五元。10月5日收屋九间，交四百元。11月4日鲁迅同徐吉轩再往八道湾会罗姓房主及中人，交房款一千三百五十元，收院中所有房屋毕。这样合计交房款洋三千五百元，加上中人、木工、上下水管道、装玻璃、房屋契税等，合计费洋四千三百八十五点一元。至1920年1月6日，鲁迅往本司胡同交房契税止，鲁迅为买屋忙碌前后近一年时间。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入八道湾。12月1日鲁迅启程回绍兴，售去祖产，“奉偕三弟及眷属”，于12月29日回到北京。
应该讲，最初的八道湾生活是平静的。从现有资料看，这段时间一家人生活还算融洽。然而在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作：“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9日日记又作：“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26日上午鲁迅往砖塔胡同看屋……再观周作人致鲁迅信中这样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看来兄弟二人情感确是出现了裂痕。可就在之前不久的7月3日，二人还共同偕往东安市场、东交民巷书店及山本照相馆，而后来竟发展到“骂詈殴打”。究何原因让兄弟二人愤气相向、彼此冰炭呢？通常说法是家庭经济原因，大率由于二太太一意铺张，用钱无度，致使日常用度发生拮据等。另有其他种种猜测和说法，由于文献无徵，当事人又缄默不谈，局外人更不能详其始末，所以在此就不便赘言了。鲁迅自1919年11月21日迁入，至1923年8月2日搬出，在八道湾这所院中只住了三年半多一些时间。其间，他译成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所撰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另有译作《工人绥惠略夫》《桃色的云》等，作小说《风波》《头发的故事》《故乡》《白光》《端午节》《社戏》等，编定小说集《呐喊》，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其他编译如《现代小说译丛》（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合译）等。1923年8月鲁迅迁居砖塔胡同后，这八道湾十一号便主要是周作人一家居住了。有关这所院子的来历，还可略作补充。据周丰一老伴张菼芳讲，其实这所院子，原本是东邻大宅院（现八道湾九号）的一个附属院落，只知早年主人是一刘姓大户，其他情况不详。上世纪六十年代，钱稻孙曾在他的口述回忆中，提到八道湾十一号的情形，他讲“他（鲁迅）搬到八道湾时我去过，看房子时我也去过，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王府……”这也证明了这所院子最初建成时并非一般普通民居。北京内城的街巷院落大多是明清时建筑，清廷亡灭后，末路王孙纷纷卖掉所居府第以维持生计，尤其是规模小些的王族住宅开始被分割拆改。即此可以推知，钱稻孙所称这样的“破破烂烂的小王府”，很可能就是在那特定的变革时代，分割拆改而成的。只是限于时代变更，旧闻荒落，这个院子最初主人的情形，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了。
鲁迅、周作人住进八道湾后，这里常常成为文人学者聚会的场所。早在周氏兄弟先期迁入新居后的第三日（1919年11月23日），便迎来第一批客人。这一天他们的好友朱逷先、沈尹默、钱稻孙、刘半农、马幼渔、陈百年来访，这在二周日记中均有记载。在鲁迅搬出八道湾之后，周作人将日常会客地设在了中院西厢房，由于院中地势低洼，雨天常有积水，遂名其斋为“苦雨斋”。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后，这苦雨斋几乎成了八道湾的代名词了。根据周作人日记，这里除上述六人外，还曾接待过如爱罗先珂、江绍原、许钦文、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胡适、郁达夫、徐志摩、张凤举、徐祖正、俞平伯、沈启无、废名、陶晶孙、川岛、孙伏园等，群彦云集，皆早年文场人物，这些人或早年留学日本，或与北大燕大有旧，另有同乡好友，他们时常造访，品茗闲话，也有学生晚辈趋谒请益。他们趣味相投，有浓厚的文化情调。北平沦陷后，周作人举足不慎，曾污伪职，这让朋交嗟叹，也使文坛惋惜。他走上这条路，或许来自于对日本民族的崇拜，以及潜意识中的弱国心态。有关周作人的失足，这里暂置不论，单从艺术品格上看，他的散文小品从容超脱，有着令人难以企及的人文气韵。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送入北平炮局胡同监狱，次年5月解送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被保释。在昔日学生尤炳圻上海家中住了半年多之后，返京仍住太仆寺街尤宅。两个月后1949年10月18日回到八道湾。此时的苦雨斋，早已没了早年间的辉煌，同它的主人一样内敛低调。这一时期周作人以为《亦报》等写作短文小品，翻译些寓言、民间故事和希腊戏剧等自遣。謇于言辞的他闭户索居，躲进清寂的苦雨斋寻字觅句、濡笔吮毫，想来也是别有情趣。然好景不长，羽太姐妹相继病逝后，随即“文革”兴起，八道湾的静谧被彻底打破，苦雨斋主人短暂的半隐居生活也自此像梦一样离他远去。面对“造反小将”们的革命行动，他只能屡屡受辱，终于在1967年5月6日，走完了他八十三年的人生路。八道湾的悲剧并未结束，当地房管部门李某等率先进院占房，并诱以甘言，劫以厉害，迫周丰一全家搬离了这个院子。在那漫无秩序的年代，一切都是合理的。
时光流转，这所大宅院承受着越来越重的人口压力。不独八道湾，北京其他四合院不也是如此？诚如邓云乡先生所言，自七十年代末以后，除极少数，北京几乎没有一处院落不是私建小房越来越多，院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没有了，一进大门，几乎都是曲里拐弯的“小胡同”……
次年，我第二次去八道湾时，正是萧条古穆的冬季。张淑珍老人热情如旧。那天恰好老人女儿白月英也在，白大姐人颇朴厚，平和而稳重，承见告，江小蕙（江绍原女儿）于八道湾事最悉，并自告愿带路引见，只是天寒道远而未果行。老人言二先生家事依然滔滔不穷，所闻多可慨叹。我对这些陈年旧事是很感兴趣的，而一些老辈人笔下的八道湾和苦雨斋，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那天老人检旧存知堂短札出以相示，墨笔小楷，其风格一看便知。信这样写道：“白太太：近来因为开支增加，每月须要付房租，并寄西安补助费，对于你处所送之款，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谅是幸。周启明，十月廿八日。”落款未记年份，照常识推测很可能作于1964年，因为那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周作人稿费预支，由四百元减为二百元，对这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压力可想。临退时老人告言，华远地产已来人通知，这八道湾暂不列作拆建范围，闻之欣然。顺便各处拍照数张，以院中局促，只一大略而已。又绕至新街口中学，其教学楼紧靠这所老院东墙，便于俯视拍照院中全景，经与校方门役告磨至再，方勉强准入，于四层西窗照相数帧，效果的确不差。此时枯叶脱落殆尽，院中布局一览无馀，尚为不负此行。
此后多年公事忙冗，琐务缠绕，也就很少再去八道湾了，即使偶尔路过，也只在院外匆匆一眼而已。大约二〇〇五年此院危房改建时去过一次。政府将日久失修、恐致坍损的老屋拆除重建。进院后颓屋断垣触目皆是，一片凋敝景象，修葺尚未工毕。见老人体态如旧，精神似不逮前。老人谈兴犹昔，从其口中得知她女儿白月英已在〇三年病故，边说，老人涕泪交迸，闻之心恻。人生如朝露，良可慨叹。
今年再次得到八道湾将被拆占的消息。于是借六十周年国庆长假，邀朋友谭兄一同往视。四时之中秋景最佳，那天正是天空明洁、寒燠适宜。汽车驶在宽而平衍的街道上，车窗外街花绚烂，衬托着各色建筑。因国庆放假，平日里的车水马龙，此时却异常宁静。路旁行人寥落，官署及民居街巷均悬旗以志祝。下车沿赵登禹路北行，道旁果然见到“拆迁办”字样。进入八道湾胡同，“拆迁通告”赫然在目，细观后方知，这一片将作为三十五中新校址而被征用，看来这座昔日吸引无数文化人聚会的老宅，今后怕是再也见不到了，内心不免怅然若失。胡同中的院落依旧埋在一片寂静中，岁月的剥蚀使它愈加衰老颓败。入院中，临东墙及西跨院等数家已先有迁出，略见断瓦残屋。从住户口里获知，张淑珍老人已于○七年作古，享年八十九岁。老人一生清贫，却开爽乐观，晚年的她，住房得到重修，想必走时没有任何遗憾，只是她的离去带走了许多八道湾的故事，只有这老房子还默默地记忆着旧日的时光。暖阳从树影间泻下，映照在身上是那么的舒服。此时的我似乎隐隐感受到昔日四合院的闲适宁静，对于先人眷恋于这种富有人情味的生存方式，也更多了一份理解，那不慌不忙，张驰有度，自成一统，与世无争，正是老北京四合院的魅力所在。与谭兄在拥挤的院内拍照浏览后，又在院门处各自拍照。回返前又特意到“拆迁办”，闲聊中知晓目前这院中已有住户四五十家。据司事者透露，这十一号院并不在拆除之列，它将做为三十五中图书馆而保留……虽结果尚不太劣，却难言是喜是悲。
对于今天大多数北京居民来说，温馨闲适的大宅院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原有居住形式显然已不再适应日趋膨胀的人口需求。如今很多胡同老院已被现代化的水泥高楼淹没，那些昔日被无数国民引为自豪的、有着浓浓帝都情调的街巷建筑，只能渐渐成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笔下的文字了。令人惋惜的是，不少历史名人，曾经在这个古老都市留下的痕迹，已被现代建筑掩盖，作为一座城市历史悠久和文化厚重的标志也在一个个消失，这实在是让人痛心的事。新建高楼固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由此而牺牲具有文物价值的名人老宅，那就太得不偿失了，何况它一旦消失，再想恢复那可就万难了。希望我们的城市规划部门，能从古都历史文化着眼，不要成为它的破坏者而为我们的后世子孙所诟骂。
（此文将刊《芳草地》杂志第一期，3月份出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