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被叛徒出卖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险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二十多名女性（其中有3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性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吗？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严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
在被叛徒出卖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险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二十多名女性（其中有3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性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吗？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严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
“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却是使刀弄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她和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又有怎样的传奇？《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是不是真实的人物？“江姐”究竟是江竹筠还是比她大七岁的李青林？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这首经典歌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红了一颗颗向往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永志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一个个“江姐”式的人物，她们像红梅一样，让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
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在被叛徒出卖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险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二十多名女性（其中有3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性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否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情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们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于是，我们从“红岩”故事中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女人无叛徒。
女人是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
“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据可靠的材料证明，白公馆相对要早一些，这是因为白公馆最早关的“犯人”中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他们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白公馆的，时间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后来又有像叛徒蒲华辅一家中的母女二人到了白公馆。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馆还关押过“小萝卜头”一家中的徐林侠女士。“红岩”中的“女犯”主要关押在渣滓洞。
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囚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三四月份关到渣滓洞来的。她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周香泉当时已有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份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7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16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五六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挺着大肚子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往渣滓洞。在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监狱方就把女牢搬到了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在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4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这一天，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被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三四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象。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共产党人的可歌可泣！
有人说，女人骨子里比男人更坚韧。被自己的反动亲属、重庆市长杨森亲手杀害的杨汉秀就是明证。
这位受指派从延安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屡次被敌人抓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过来，她甚至在敌人面前从来就没有低过头、动过容，而且时常以独特的机智和勇敢嘲弄敌人。
烈士的女儿李继业曾撰文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
我妈妈从延安回来后，曾先后三次在渠县被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委监狱，后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她释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1948年的夏天，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自带人将我的妈妈逮捕。由于妈妈在当地是知名人士，杨想借抓我妈妈来显显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刚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清剿，杀害了很多同志，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为抓我的妈妈，敌人调来一连军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妈妈知道，他们是想借抓她来达到镇压群众的目的，刚走到渠河边上，妈妈说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务雇滑竿抬着走不可，还提出要带我的姐姐到重庆去读书，这时群众越来越多，特务怕出事只好同意了。一连军警前呼后拥地护送着两乘轿子上路了，特务想示威没有达到目的，倒让杨大小姐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威风。
从大竹押到重庆，开始关在老街监狱，在那里妈妈认识了从垫江抓来的盛国玉同志（盛是渣滓洞监狱大屠杀时，脱险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妈妈趁上厕所时对她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当时，妈妈身上穿着八路军军装，住的是单间牢房，又比其他难友稍多一点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动。所以，盛国玉搞不清楚我妈妈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妈妈在跟她说话时，她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了几句话，不敢再多说别的。没过多久，敌人要把盛国玉等人转移到渣滓洞监狱。临行前，妈妈出钱请人炒了三大盘菜，为他们一行三人送行。临上车时，妈妈又过去对盛国玉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几天后妈妈也被移送渣滓洞监狱，与盛关在同一间牢房。
狱中的生活很差，妈妈尽力从外面带进去吃的和用的东西，分给众难友共同享用。遇到监狱里要与敌人作合法斗争或是谈判之类的事情，她总是利用与杨森的这层关系出面与特务交涉。1949年春节快到了，难友们准备开联欢会，妈妈代表难友去跟看守所长谈判，当时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狱中，特务们的心中早已惶惶无主，所以勉强答应了开联欢会的要求。那天，敌人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高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妈妈把被面系在腰上，从牢房跑了出来，带头扭起陕北的大秧歌，她边跳边欢笑着大声歌唱：“正月里来……”妈妈跳的大秧歌，把联欢会的气氛顿时推向了高潮……
烈士女儿所描绘的这一幕，便是《红岩》小说中叙述过的着名的监狱“春节联欢”场景。那天东方旭日刚刚露出，当时的渣滓洞监狱里突然热闹起来。狱友们欣然看见身穿褪色的列宁装的杨汉秀，举着“监狱之花”小卓娅，先到地坝中央给监狱内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拜年，那小女婴被杨汉秀高高地举着，咧开小嘴，“咯咯”地笑着，惹得整个监狱一片欢声笑语。这时，只见杨汉秀这位曾经参加过延安秧歌队的鲁艺学员，把丝光被面系在腰间，甩开双腿，扭起婀娜多姿的美丽腰胯，如一束艳丽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随着她的节奏，同室的“女囚们”一个个紧随其后，一起踏着轻盈欢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丝光被面做成的彩绸，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年近50岁的狱中“邓大妈”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脚的李青林也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出现了，前几天还受敌人重刑的江竹筠那苍白的脸上也布满了红云，美丽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头上的蝴蝶结更像一团烈火在跃跃跳动--
正月里来是新春，
赶着猪羊出了门。
猪呀，羊呀，赶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据说，当时守卫在监狱里的特务官兵们完全被眼前的场景弄得目瞪口呆，迟迟不知所措。在男室难友击手鼓舞和叮当作响的镣铐碰撞声中，女室政治犯们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欢快了。
一心拥护总司令，
一心拥护解--放--军！
这是爆发在渣滓洞监狱里的政治示威，是震撼这口“人间活棺材”的春雷，它让敌人心惊胆战了很久很久。也在革命者的记忆里永存--
1949年春节。清晨。渣滓洞。
一号牢室蓦地响起嘹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不十分整齐，后来慢慢地统一了。300个人一条心，300个难友一个愿望，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难友们唱得酣畅，唱得兴奋，歌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早晨。“晨歌”算是春节联欢会的第一个节目。
第二个节目是互赠贺年片，互送礼物。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祝同志们春节愉快！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
一张香烟纸盒，制成4张贺年片，用竹签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下端画着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诗，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楼上一室的同志用贴锡箔的白纸片，写上工整、秀丽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同志，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下来，反面写着：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越过高墙，穿过云端；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新年礼品琳琅满目，精致大方，多是同志们的精心创作，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象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84张牌，最灵巧精致的要数五角星、利箭、小红心。作者是首屈一指的“狱中工艺大师”--一楼二室的余祖胜，五角星象征光明、象征胜利，表达了同志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第三个节目是张贴春联。
当一排热气腾腾的稀饭桶摆在放风的院坝，狱卒刚打开各牢室的大门时，值日便抢先把饭桶提到门口，同牢室的几个人忙不停地用稀饭将零星草纸粘贴成长条，等同志们吃完饭，趁值日开门送出饭桶的一瞬间，便把春联牢牢地贴在了牢房门两边。
楼下七室的对联和横额是：
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风门伸头
乐在其中
楼下七室的另一副对联和横额是：
歌乐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极乐世界
楼上五室对联和横额是：
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
万象更新
楼上二室对联和横额是：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春回大地
对联现实性强，又比较含蓄。特务们看了莫名其妙。
吃罢午饭，李磊回五灵观家中团年去了，徐贵林早就拖着老婆、孩子进了城。当班的正好是黄茂才，他是难友们多次教育的策反对象。女室的杨汉秀、胡其芬、曾紫霞等人便大胆地向他提出：春节我们要表演文娱节目，请你行个方便，开门大放风！黄见上司不在，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春节联欢会开始。放风院坝顿时沸腾起来。
头场的表演谢幕，楼四室的精彩节目“空中筋斗”开始。表演者头朝地，脚朝天，翻身腾空旋转360度，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一连串的人影，形成一条条抛物线，从院坝这边翻到院坝那头，赢得了同志们的齐声喝彩。
接着一个节目是：七八个人围拢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借此侦察墙头上的电网设施，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五室的同志为刺探敌情，有意安排的。它引来又一阵的欢呼声。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烈士杨汉秀，别名杨稚华，又名杨俊，在延安时期化名“吴铭”。1912年出生于广安龙台寺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杨淑身，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第九师任师长；伯父杨森，是四川五大军阀之一。杨家拥有田产3000亩，是广安最大的官僚地主。1926年杨汉秀随父在部队驻万县时，深受党代表同志的喜爱，朱德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对她后来毅然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有重要影响。然而杨森则出于反革命本性，投靠了，也借故“送走”了党代表朱德，开始了与共产党为敌的罪恶生涯。杨汉秀从此与其伯父势不两立。1939年，杨汉秀来到延安，先后在艺术学院美术系第四期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入党。1943年在延安中国公学第七期学习。1945年被调到关中分区兵站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了着名的五台山保卫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国共和谈需要，杨汉秀于1946年9月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家乡从事地下工作。杨汉秀下乡后，便把佃户组织起来，以练团防和打太极拳的名义，培训地下武装，她把自己陪嫁的田地卖掉，购买枪支弹药支援华蓥山游击队，为革命斗争提供活动经费。1947年和1948年间，她先后两次被捕。由于她在渣滓洞组织地下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弄得特务机关不知所措。其伯父杨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她“保释”出狱，叫她“不再参与共产党活动”，然而遭到杨汉秀义正词严的拒绝。这样，她才第三次入狱，一直到被其伯父亲自下令秘密处死。其间，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与犹豫，始终对革命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杨汉秀殉难时年仅37岁。由于她是被杨森单独秘密处死的，所以关于她的死极少有人知道。重庆解放后，杨森本人逃到了台湾，关于杨汉秀的情况就没人说得清了。有关部门根据脱险的同志介绍她在狱中组织春节联欢会等表现，将杨汉秀评为烈士，但她的遗骸一直没有清理到，也不清楚她是否是共产党员。直到烈士遇难20多年后的1975年夏天，在金刚坡劳动的当地社员发现其遗骨，经有关部门派人前往调查并进行发掘，后经重庆医学院专家验定，及结合有关特务供词，最后确认这就是杨汉秀烈士的忠骨。的秘书龙潜得知这一消息后，虽在病中，依然写材料证明杨汉秀的中共党员身份（详情见本书第五章“忠诚之忠诚”）。康克清、汪锋等领导同志及干玉梅、朱把清、熊扬等烈士生前师友都提供了证明材料，这样杨汉秀烈士才被正式确认和宣传。
1980年11月25日，在重庆烈士墓隆重举行了“杨汉秀烈士遗骨安葬仪式”。这与她遇难的时间已相差了整整3１年。
在渣滓洞监狱，与杨汉秀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现在我们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的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贵的“简历”--户主姓名：周恩来，姓名：胡南，性别：女，教育程度：中学，职业：政，服务处所：中共代表团。
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宇间又有几分英气。上面这份“简历”，是她1946年在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户口册页上的内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启芬，在渣滓洞监狱里，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这四个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生命历程中四块闪亮的革命丰碑一样，闪闪发光。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曾经讲到过在“11·27”大屠杀的前一个星期，即1949年11月21日，一个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一封信，希望党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了，所以营救没有成功。而据查证，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狱中组织”名义向当时的中共重庆地下党发出的最后一封可以查证的信件。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写的，这也是这位女英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心声，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从容、镇静和丰富的政治预见及周密的处事能力。这封被保存下来的信，是血写的丰碑，字字发热，句句闪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何公馆作英语家庭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1919年农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胡父为人正直老实，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家境却并不好，常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胡其芬的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穷人，母亲的性格对胡其芬有很大影响。6岁时，胡其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并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笃亮学习英语。1929年胡其芬的父亲到赈济委员会做会计，胡其芬随全家迁到南京。1931年，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胡家宁静的生活，胡其芬开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忧虑、苦闷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于是父亲书柜里的《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名着，成了她如饥似渴阅读的书籍，同时她也开始阅读进步的新文艺作品，如《子夜》、《母亲》、《夏伯阳》、《毁灭》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学联的成员。从此革命种子播在了年轻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学联”的内部刊物上，胡其芬读到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这时，抗战爆发。胡其芬一家迁到了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其芬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沙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当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其芬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的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胡其芬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这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其芬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生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其芬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段故意找茬。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让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其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叫“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局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减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在想的好事。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后如鱼得水，像其他女同志一样，天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跳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织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地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学联”是“红旗特务”组织等，戴上这样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就在这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直接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其芬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道：“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共产党，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学历高、英语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钿任理事长，这样胡其芬就和李玉钿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其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又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其芬，她也予以积极帮助。后来胡其芬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其芬回到重庆工作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便被国民党强迫撤出重庆。我党在重庆的工作一下陷入极端困难的复杂局面。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胡其芬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团结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毅力坚守在浓雾笼罩的山城。为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她和李玉钿等商议，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集资筹款买了一部收音机，悄悄放在济民妇产科医院楼上的院长朱宝粹（地下党员）的寝室里。从那时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静时，独自守着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和抄录新华社广播的各种新闻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妇女联席会各个小组学习之用外，还通过秘密渠道送给党的地下刊物《反攻》和《挺进报》使用。这也就有了后来的《挺进报》事件等故事……
在与敌人的周旋和斗争中，胡其芬还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闻工作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当时重庆的《新民报》和《新民晚报》是颇有影响的两张民办报纸，有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里面工作。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只有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才有可能向民众透露一点国民党中央社不肯报道的消息。于是外文很棒的胡其芬还每天都要挤出些时间为这两张报纸翻译一些英文电讯稿，一直坚持到她被捕为止。胡其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战斗，她的革命热情与斗争精神，如火焰一般浓烈。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改组了中共重庆市委。市委委员李维嘉与胡其芬接上了组织关系。3个月后，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妇委，由胡其芬、李玉钿、林琼3人组成，胡其芬为书记。这时，基督教女青年会任用了一位外籍干事，借故裁员，胡其芬不得不另谋一份公开职业。经市委同意，胡其芬由刘国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公馆作英语家庭教师。叛徒出卖了刘国，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共产党员胡其芬就这样掉入了杀人魔窟里，开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一年零七个月的特殊战斗生涯……
又一个“共匪”重犯落到自己手里，徐远举当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因为他掰了一下手指：中共重庆市委的几位负责人除了许建业和几个没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该“投诚”的和该抓到的都在他手里。一个“装斯文”“装教徒”的小女子就这么“不听话”？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徐远举知道了一些“规律”：凡在共产党内职务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那些没什么职务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穷人出身的反倒都是些“死党”。因此，像胡其芬这样见过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识时务者”。
“软硬兼施，以软为主，该硬则硬，一硬到底”，这是徐远举对付有文化的共产党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来审讯时，徐远举采取的便是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现让徐远举还是很意外和吃惊。软的根本不行，于是就对她来硬的。所谓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还有什么可扛着的？”特务们使出种种刑具，却仍撬不开她嘴里的一个“共党”的词来。“刘国鋕是共党分子，你是他介绍到何家的，你就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无论特务们如何反反复复责问上面这类问题，胡其芬还是那句话：“他是共产党，我就一定是共产党了？笑话，你爹是贼，你就一定也是贼？”
特务们气得不知如何是好，能发泄的只能是将胡其芬又一顿毒打。
徐远举亲自上阵了，他冷笑着问：“何公馆有人告发，你和刘国鋕经常密谈到深夜，两个人在屋子里嘀嘀咕咕的，你敢说没关系？”
不想，胡其芬毫无顾忌地反问他：“这青年男女的私事，难道也犯法吗？你没有讨过老婆？那你肯定断子绝孙了！”徐远举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丢下一句狠话：“那就让她跟刘国鋕享受一样的待遇吧！”
特务们便把手铐脚镣给胡其芬戴上……
这样胡其芬和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明等女同志作为刘国鋕的“同案犯”，被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上第六室。这时的刘国鋕被关在楼下第七室。
狱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入狱后，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胡其芬，立即设法与刘国鋕取得联系，并将在敌人面前制造他俩是恋人的假象告诉了刘国鋕，好让刘国鋕这位“花花公子”作掩护。用假象麻痹敌人，这是革命斗争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监狱后，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胡其芬的继续审讯。第一次，难友们见她从容不迫地去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俨然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务们只能对她摇头。第二次，特务头子徐远举又亲自出马。这次他手头拿到一张署名“刘仲逸”（叛徒刘国定）证明胡其芬是共产党员的字条。可胡其芬还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觉得如此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会在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觉得这是对他这位特务头子权威的挑衅，于是就疯狂地吼道：“你的上级把你交出来了，他是市委书记，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说你是共党，你还有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共党的理由？”任凭大小特务怎样的狂叫恶打，胡其芬始终不紧不慢地回答他们：“我没有什么上级，只是何公馆的家庭教师……”
“你承认了有什么不好？你们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承认了，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认了也有好处，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我们马上放你出去。”徐远举换了一个口气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么刘国定，只知道自己不是共产党。”
“啪！啪！”徐远举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两个耳光。旁边的特务们兴奋地助威着、嚎叫着。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倒在地。特务又趁机踢她、打她，用冷水浇醒她，再让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师胡其芬，其他什么都不是。”胡其芬愤怒地面对敌人，镇静地回答。徐远举和特务们在这样的女共产党员面前只能泄气。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监狱内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事件而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敌人视为要犯，看管特别严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在被禁锢的牢房里依然能通过秘密渠道暗中联系，互相通气。胡其芬入狱后，很快就同难友们联系上了，特别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同时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为掩护，积极开展另一种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动。
胡其芬入狱后，注意观察环境，分析周围的人，包括监狱的看守人员。好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在陷入敌人重围的情况下寻找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秘密通道。她看见被捕入狱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她相信党的组织一定还在山城坚持战斗，必须找到可靠的关系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反动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满的人到处都有，敌人的营垒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因此总可以找到一条缝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难友周香泉通过监狱的医官刘石仁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来女牢最早，她怀孕在身，入狱后呕吐厉害，不思饮食。刘石仁从医学观点考虑到孕妇的需要，又考虑到将来分娩怎么办，就利用看病拿药的机会在药包内包了一节铅笔，问她重庆有无亲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时写了回条，说她丈夫有个堂兄在南岸内二警工作，未见过面，希望帮她联系。第二天，刘石仁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来的营养食品。胡其芬根据这个情况分析：刘石仁敢于违反特务的禁令，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政治犯带信出狱，至少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于是她决心进行试探。
刘石仁是天津人，作过童工，曾在的西北军军医班学习，受过抗日反蒋思想的熏陶，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军医。因为受排挤一度失业，抗战胜利后随着失业军官登记，编入军官总队，分配到西南行辕检诊所工作。渣滓洞监狱成立分诊所，他被派来当医官。他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所以他对待“政治犯”的态度与其他特务明显不同。
胡其芬在看病的时候，塞给刘石仁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刘石仁悄悄将字条收了起来。看完病发药时，她又塞给刘石仁第二张字条：“医官，不要怕！”刘石仁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又进一步进行试探。看病时，请刘石仁带一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仁把信带给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刘石仁本人也见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对刘石仁十分感激，拜托他多加关照监狱中的胡其芬。刘石仁把胡永芬写的回条和托带的物品带进狱中，借看病的机会悄悄给了胡其芬。这条和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是这样打通的，胡其芬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其中有一些就是通过这个刘石仁传出去的。
监狱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时外面给监狱里的政治犯送日用品是受限制的，带信和书报更是绝对不准许的。刘石仁这条渠道打通后，男女牢房找他带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胡其芬发现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经与狱中党员骨干研究后，她又给刘石仁写了一张字条：“医官，大家的条子太多了，你穿着军装，不当去的地方你去了，这样对你太不利，对我们也很危险，因为我们只有你这一条路子向外联系，今后我们由几个可靠的人与你联系，集中转交来往的条子，你说好吗？”事后刘石仁也确实这样做了。
胡其芬是个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时间后，改由张坤璧代替她与刘石仁联系。张坤璧患肺结核病，看病拿药的机会多，即使同医官刘石仁接触多一些也不易被敌人怀疑。因此，这条秘密联络渠道一直隐蔽得很好，直到最后时刻也未被特务发觉。
胡其芬通过刘石仁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里，仅限于带些生活用品之类，以后是经七星岗文通书局转吴锦再转给济民妇产科医院。经过多次考察，确认刘石仁可靠，才开始让他将信直接送到济民医院的朱宝粹院长手里，然后送给中共重庆妇委的况淑华。一天夜晚，难友们对值班的看守说，胡其芬病了，快请医官来看病。刘石仁果真来了，女共产党员李玉钿站在牢房门口故意高声向他说：“大胡心脏病发了，快来看看！”刘石仁一边应着一边走到胡其芬床前，这时胡其芬迅速塞给他一张字条，低声说：“这里有人受刑不过，咬上了外面几个朋友，请你明早把字条送出去，让他们躲避一下。”刘石仁收下字条，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刘石仁将信送到七星岗文通书局。吴锦收到信，按信中的嘱咐请济民医院的张肖瑜大夫去重庆大学找一位同学，通知重庆大学“六一社”社员赶快转移，使去重庆大学捕人的特务扑了一个空。
胡其芬她们通过黄茂才也送信给在重庆大学的况淑华，从而又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解放后重新做人的黄茂才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一直还记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监狱里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他说：“胡其芬肯说话，她见到我总喜欢拉扯几句。看起来东一句、西一句，随便摆谈，其实都是启发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战役后，我给他们带进了报纸，胡其芬对我说：国民党肯定要垮台，重庆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做了好事，将来也会欢迎你的。我原来的落后反动思想渐渐转变了，愿意为她们做点事。”
在残酷的监狱里，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没有经历过敌人的残暴行径，很难一下经得起这种特殊斗争的考验。胡其芬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不久，就有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的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学习。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活着出去还要干！”所谓干，就是干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党员骨干组织女难友们一起学文化、学政治，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效果。
对新入狱的难友，特别是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比如进步女青年张坤璧在被押到渣滓洞监狱时，胡其芬就告诉她，这里要进行复审，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处”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过去就没有什么了。还同她谈气节问题，告诉她，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这些话对张坤璧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务审讯前便有了思想准备。特务提她去复审时，心里就比较镇定。当特务先叫张坤璧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图吓唬一通时，张镇静自若地对付了过去，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后来也一直挺住了敌人的种种威胁和刑拷。
监狱里的斗争是复杂的，需要随机应变，注意策略，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1948年秋，监狱里来了一个“感训员”白佐生，对政治犯进行所谓“思想攻心”。这家伙出了不少坏点子，其中一个主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报》，企图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下水，写所谓的“悔过”、“反省”之类文章来软化和动摇难友们。如何与之斗争呢？“我有办法。”胡其芬在党员骨干讨论时，说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我来写文章。”后来她果真写了一篇题为《纪念耶稣》的文章。文章说：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钉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死得慷慨从容。耶稣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文章结尾写道：“主啊，请你考验我吧！”难友们放风时看到这篇带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联系起来，精神上受到鼓舞。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搞的这个壁报反而被政治犯所利用，只好作罢了。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经常胸闷，气紧，心绞痛，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以火样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通过济民妇产科医院的同志们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虽然她当时的身体也迫切需要营养。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她时常抱着婴儿站在门口，哼着温柔的曲调。在这个诞生于苦难中的革命后代身上，她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给孩子取了个苏联女革命者的名字“卓娅”。她哪里想到，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惨死在特务的机枪下呢！
胡其芬以亲身经历写了共产党员在监狱和法庭进行斗争的剧本。她用竹签当笔，伏在床上写呀写呀，写了厚厚一本草稿。这不是一般的剧本，而是真实的记录，是向党的汇报，可惜竟没有一页保存下来。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了590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始终是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她的行动和充满机智的组织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里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胡其芬和监狱同志们正在与外面的地下党组织准备大营救的实施计划时，敌人的大屠杀提前开始了--当特务们以转移为名，将两间女牢的13名政治犯押到男牢楼下第八室时，守在牢房风门口察看外面动静的胡其芬，见一群敌军拥进放风坝、架起几挺机枪对准牢房。她立即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奋臂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她的口号带动和惊醒了所有难友们，于是整个监狱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那声音震撼了巍峨的歌乐山……“
胡南”--胡其芬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首都北京中南海。传到了人民政府总理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小胡是个好同志。”人民总理深深地对天长叹一声后，叫来秘书，交代秘书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亲胡彦博的工作，聘请胡彦博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这里面也有“户主”对“家庭人员”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爱。
男人被抓进监狱，上刑、恐吓，甚至假枪毙，真枪杀，一道道生死考验、无数个寂寞孤独的长夜和饥饿、疾病无人问津等想象不到的种种困难与折磨，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英雄好汉。其实从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坚持下来的也属于正常范畴。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体是血肉之躯，谁不怕疼？谁不怕死？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儿女情长？
从第二章我们剖析的几种叛徒他们背叛革命和共产党的行径的全过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或经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儿女情长，或贪生求荣，或惧怕一死。而特务徐远举能够在这些人面前频频得手成功，用的招数也差不多靠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种种“规劝”来实现“软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义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话说：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水一般柔。可是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严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这是一个令笔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问题……
同样是人，按理说，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红岩”里的女人则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确实个个扛住了。这是为什么？笔者经过对“红岩”故事里的各种人物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贞程度要比男人高。
这里所说的忠贞，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忠贞，而且是大爱之忠贞，大爱包括了对民族、对国家，尤其是对党和组织及同志的那种崇高之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所产生的忠诚与爱。从已知的历史史实中我们知道，当时在敌人监狱里受刑最重最多的当算李青林、胡其芬、杨汉秀、邓惠中、江竹筠（后两位女英雄在后文另述）等女共产党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起敌人最严酷的迫害，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动力量都不可能对这样的共产党人的信仰产生丝毫的动摇，即使在死的考验面前，她们也会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其次是女人对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比较严肃认真，一旦建立将牢不可破。
入党为了什么？入了党应该遵守和坚守什么？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需要认真对待与严肃履行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没有很好解决或者就根本没有把为什么入党、入党后如何履行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入党动机不纯，他们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或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组织的。那么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入党的人和入党后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的人，在和平时期他们还有可能做到一般意义的“积极”、“肯干”、甚至“能干”，也还可能成为“先进”和取得某些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而成为了党的骨干与领导者。但一旦组织和个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个人的前途有可能毁灭时，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再也不能继续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容易出现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行径。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属于这类人。女共产党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后，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她们很容易认“死理”，对革命异常坚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当了10年县委书记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8个月监狱之后“忍受不了”才又当了叛徒，监狱地下党组织在分析他的变节过程后这样指出：“事实上，他虽是十年以上的党员，但并没有好好的学习过，或者在工作中严格地锻炼自己，他一直记得自己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有10年以上的党龄，而且苦了这样多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相比之下，女性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要纯洁得多，就像她们对待爱情一样，一旦许嫁给某一个人后，她们会忠贞到底。杨汉秀烈士的同事曾这样回忆道，烈士生前经常对她这样说：“一个人的死有重于，有轻于鸿毛，事到临头，倘若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我们就应准备为真理而死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追求……”她们这样说，也这样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发誓，一旦发誓，誓死不变。男人则容易变，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变，那些入党动机不纯、对革命事业本来就缺少热情和真诚的人，才容易背叛组织和出卖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讲面子，所以不容易当叛徒。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前后关押的“女囚”中，她们多数是与被捕的“男囚”有各种关系，多数是因自己的男人牵进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狱的。这些女同志对男人的信任和依赖性很强，她们认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汉，是坚定的革命者，她们对自己男人的那份爱有时超越了对革命信仰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或者说因为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才使她们也对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产生了忠诚。知识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这样的典型女性。她在与恋人刘国鋕的恋爱过程中，对恋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与理想追求有了从了解到同样热爱的思想转变，之后她跟随恋人出生入死进行《挺进报》宣传与其他党的地下工作。当她和恋人双双被捕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和年轻美貌的女性，她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要经受考验实不容易。然而，刘国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和监狱中的表现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象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八九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分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王璞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蓥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
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组织上决定让左绍英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此时，她已有七个月的身孕，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
左绍英被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蓥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踪。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际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成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面对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共产党员，又知道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渡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提出强烈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共产党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
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怀的其实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的一堆礼物了：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半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券”，小纸包的十几颗鱼肝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在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监狱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用上了女牢房的人早已起好的名字--“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喜爱，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大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共产党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诈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决不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时狱外有关系的人可以设法送点东西到二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由二处转到渣滓洞来，这种东西不定时而且少得可怜，左绍英生产时进行了长久的储备把生产应付下来，可要维持下去就十分困难了。一切支援的东西吃光了，左绍英奶水没有了，娃儿饿得直叫唤……这局面真使人揪心，开水不能使左绍英奶水增长，开水不能让娃儿吃饱，可就连开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讨’！女犯们把每餐饭菜中可挤出的水和营养物全都主动地送到左绍英和娅娅面前。女犯们凝视着左绍英，而左绍英的泪滴进了碗里……”
小娅娅这朵“监狱之花”曾经让其母亲和整个女牢花费了全部努力和心血，她在黑暗和苦难中成长着。也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长，使得沉闷的监狱有了许多生机和欢乐。可是，凶残而无人性的敌人在大屠杀时连这样无辜的小生命都不放过。1949年11月27日那个夜晚，刽子手们的机枪向监狱内无情地扫射。当时左绍英抱着小娅娅躲在门后，开始并没有被雨点一般的子弹射中，可还不满周岁的小娅娅哪经得住这等场面，她被吓得哇哇大哭。她的哭声让刽子手们获得了寻找残杀的过瘾的目标--罪恶的一串子弹射向赤手空拳、毫无抵抗力的左绍英母女即刻倒在血如河流的地上，睁着四目，悲怆而愤怒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其实在渣滓洞女牢里，还有一个很少为人知道的女共产党人生孩子的事。此人名彭灿碧，也是位烈士。彭灿碧是我党的一位女优秀党员。
……
女牢里的女人们，经历了这样的战斗，怎么可能再被敌人的恐吓和老虎凳等毒刑所吓倒而当叛徒呢？
这就是女人与男人的差别。这就是“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为什么没有出叛徒的缘故吧！
发生在重庆那两座“人间地狱”里的女共产党人和女革命者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这里挑几个大家熟悉但并不是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些女烈士的故事，以及另外几位鲜为人知，但更英勇悲壮而伟大的女性的事迹，在此一并献给读者们。
关于“双枪老太婆”
《红岩》小说里有一个“双枪老太婆”。那是个没有进监狱的华蓥山游击队队长形象。其实，真正的“双枪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敌人屠杀的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叫邓惠中。“老太婆”牺牲时只有49岁。
1950年春，刚刚解放的重庆，到处是翻身的市民们和解放军在一起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山城进行精心的医治与重建的景象。这一天，一位身着威严军装的中年人来到渣滓洞，他向依然散发着焦灰味的监狱囚室献上了一束鲜花，然后默默地三鞠躬……
凄风苦雨山河破，
共求光明两手分。
中年双双入共党，
保国何惜献我头。
学年未满缵母绩，
闯关赴难不迟疑。
长江吹起进军号，
四川百姓着战袍。
这位军人在现场默咏了这首《吊难妻烈子》。后来知道，这位军人名叫邓福谦，他的妻子就是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烈士邓惠中。邓福谦同时吊唁的还有他的儿子，与母亲邓惠中同时牺牲在渣滓洞的邓诚……
真实的邓惠中，与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邓惠中生前的一位女战友的纪念文章中这样描绘她：
……我亲自听见，听见那笑声，那充满了热情与内容的笑声，这笑声让敌人在发抖--“你这匪徒！你这两脚兽，你除把我们的肉体弄成肉酱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哼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政治生命，已成长壮大了，将扬眉吐气于世界！”--惠中同志，我听见您响亮的笑了！我瞧见了您那豪侠的风度，刚毅的意志，对敌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很短的日子里，曾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您，您有着和蔼爽直的面貌，有着待人谦和的高贵情感。您亲热的口吻中叙述着您的私生活，您的一对双生宝宝，当时约有七岁样子，是那样可爱，可他们在您培养教育下，就当了宣传工作的小英雄，打起金钱板来，神气逼真、生龙活虎地跳跃在我们的队伍中间，令我欣赏和羡慕不已。您告诉我，您的先生是如何到陕北，与他如何结的婚，在形式上虽然脱不了封建意味，但你们有了孩子以后的感情仍然深厚炽烈，精神上那么富有！您有领导的天才，您帮助了无数的农民，为他们解决了多少不平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去帮助了他们。您的散文投登各县报馆表现人民生活疾苦，讲述您如何适应着旧的家庭生活。抗日的时候，您为出征军人家属讲话，争取优待权利，替他们写信，同时又宣传抗战的意义，您动员了无数的农民，组织了他们。人们亲切地称呼您为“邓二姑婆”。您吸收了不少的同志，您办了一所私立小学，您救济了不少的贫苦儿童，在生活上教育他们进步。您常爱写诗，以此形式而改造环境！--天亮的前夕您竟牺牲了，死在这蒋匪特务们的手里，他们恨不得把您整个家都要铲草除根，连您的孩子都不肯放手，您那可爱的孩子也与您一起遭害……这血债如何算得清！
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老同志则用另一种口吻评说邓惠中：邓惠中（女），老太婆，小脚，身体不好，老党员，丈夫在解放区，儿子和她一道被捕，受过刑，在狱中表现好。在岳武一带作农运，对当地武装起义很有贡献。
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本身就有些传奇，可邓惠中则不止于此，她还是个使刀弄枪、令敌人闻声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就更传奇了。关于邓惠中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这里选择几个她与枪的故事。
“假枪真用”：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惠中参加革命后，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她便学儿童们的办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内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她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卧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她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她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有人来，便用早已约定的暗号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得到枪和学用枪”：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她去指导岳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她一支手枪，她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以后，上级党的书记蔡衣渠又发了一支手枪给她。她一段时间有了两支枪，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其实邓惠中那时还不到50岁。可在那个时候的乡村，50岁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邓惠中已经有二儿一女，何况大儿子也有人给说媳妇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邓惠中本人并不介意，后来她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当然，更出名的是她带领游击队一次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
再说，邓惠中得了这两支枪后，无比高兴。她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使用，首先是明了枪的性能，再练习上子弹、下子弹，然后练习如何携带在身上而不暴露。特别是如何做到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设计巧借枪”：离开战只有四五天时间了，直属支部游击队小队又增添了十多名战士，尚差十多条枪，怎么办呢？邓惠中找党支书商量有无办法。支书说：形势逼人啰，我们现在也顾不得什么亲戚家族了，这里有几个财主家里有枪，或许能从他们那里借枪？有个财主对游击队的“借”枪很生气，邓惠中等“借”枪还未出门，他就在后面嘀咕说，明天就到乡公所报告你们抢枪的事。邓惠中听后折身对那老财主笑道，告诉你，这枪是你们家的，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但我们一未向你打枪，二未破门而入，三未伤害你家人，你说我们是抢枪，谁能说得清？依我看，你不报则罢，真要去报了，恐怕反而替你自己找麻烦，那乡公所几个爷儿们不趁机敲你一把才怪！这老财主一想邓惠中讲得有道理，只好把舌头一伸，好像吃了一根苦瓜似的，低头轻声道：“还是你双枪老太婆厉害！”
“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可多得很。有人说她走路疾步如飞，可邓惠中其实是缠小脚的女人，只是参加革命后她把裹脚布撕了，双脚开始成了“解放脚”，为了保持行军时方便和快捷，她走路总让人感觉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当地百姓中传说“双枪老太婆”又有“飞毛腿”之称。
这么个女游击队队长，她在自家的孩子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是她女儿邓叶芸的回忆：
我妈妈原名张惠中，本是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在爸爸的支持下进四川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报名时，她怀着对共产党员的爸爸的钦佩和深情，干脆改名叫邓惠中。我爸爸邓福谦，是个小学教员，1938年为了抗日救国，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从重庆去延安。妈妈送走爸爸之后，勇敢地承担起了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因为爸爸走的时候，为了凑路费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家产，妈妈只好靠教书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苦。1939年，妈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我只有六岁，我的两个孪生哥哥才11岁。为了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妈妈把哥哥邓永义、邓诚放在家里，托姥姥照管，带着我到了农村。她在乡村一边当教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
妈妈在乡下工作了四五年，后来工作紧张，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后，我们三个孩子只好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非常羡慕。我们的妈妈只有过年才回来住几天。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门前见面。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呀，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妈妈的影子，眼看太阳偏西了，肚子也饿得受不了，才无精打采地回来。我们一听说没看见妈妈，失望得哭做一团。……
（1948年）8月2日晚上，妈妈化装回来，说二哥被捕了，教我们有人问时应如何对答。八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去开门，冲进来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匪兵。他们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张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监牢。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匪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面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声。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儿才让我进去，在走廊里，迎面碰见我二哥，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旁走过，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等我走进屋子，看见了妈妈。两个审讯官对我用了刑，问我家里来过什么人，但终于问不出什么情况，其中一个把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拉下去，和她妈妈、哥哥一起枪毙！”我心想既然我们全家遭了殃，能和妈妈、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没想到匪兵没有枪毙我，又把我押回了监狱。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两个宪兵把我带进县衙门。一抬眼，我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妈妈。她坐在长桌子旁边，头发白了许多，清瘦的脸上一双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我。我跑到她身边，紧紧地依偎着她，想起那天晚上妈妈的惨叫声，我哭了。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旁边一个穿便衣的家伙说：“你妈妈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狱中听人说，敌人所谓的转移，常常是秘密处决。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只听见妈妈抢着说：“她是个孩子，不懂得什么，不必了吧。”然后，敌人把我带出来了，妈妈还想说点什么，刚一开口，就被宪兵一把推到一边，那宪兵还恶狠狠地说：“不许说话！”我目送着妈妈被押走了。
在这生离死别的关头，我哭成一团，竟没有能再看妈妈和二哥一眼。但是，我心里暗暗唤着自己的名字：“叶芸呀叶芸，你要为妈妈、二哥报仇！”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兵悄悄地送来一张条子，是妈妈写的，她叫我好好生活，照顾好张淑珍。
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我的妈妈，1949年7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见情况不妙，把我们押送到合川集中营。11月，家乡解放了，我从牢笼中飞出来。国家是我们人民的了！天空显得这样碧蓝而深远，大地变得这样美丽和宽广，我从未感到过如此自由和幸福，日夜盼望着妈妈和二哥回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妈妈、二哥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我狂喜地大叫一声，就醒了。看看黑漆漆、空荡荡的屋子，眼泪止不住淌出来。大哥被我哭醒了，但他装着睡熟的样子。第二天，他赶快把我送到乡下二姑家。二姑和表姐妹们想尽了办法逗我高兴，但是，我实在惦记妈妈和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这才知道，妈妈和二哥已被敌人杀害了……
敌人抓到“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简直疯了一样的高兴，因为这等于是他们继“捣毁”《挺进报》后，又“粉碎”华蓥山游击队的一个重大“胜利”。故一抓到邓惠中，敌特机关上下就全都行动了起来，动用一切力量企图让这位传奇的女游击队队长在他们的面前服输。但是他们想错了。第一次受审时，邓惠中除了承认自己带暴动游击队打过地主老财主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尤其是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第二次又提审邓，当邓惠中仍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时，特务就叫了一个名叫陈永福的半瞎子和一个姓贺的学生出来作证。邓惠中一见这两个叛徒就大骂了陈永福等人一通，后来曹茀知要她交出共产党的负责人和其他的党员，邓惠中冷冷一笑，答复了曹：我的负责人就是有名的、同志，你这个毛虫狗官敢不敢去见嘛？曹说你交代岳池县的共党就行。邓马上摇头说，岳池县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向你说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和习惯。曹茀知又问：岳池县有多少共产党员？邓说：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都有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全是共产党。中国已解放了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也全是共产党人！你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他们，你敢去那里吗？邓惠中接着就大骂曹茀知：你这一个毛虫狗官不干为人民求解放的好事，专门干坏事，你想把共产党搞垮整绝，你是白日做梦！告诉你，中国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好事不干，坏事做尽，看你今后如何交代！曹气急败坏道：你竟敢威胁到我头上来了！便指挥手下对邓惠中动刑。这时，几个差使把邓架到了后堂，把她的一对大手指拇钉在板凳上，又将其身子用麻绳绑在铁桩上，然后用麻绳做的鞭子抽打她，逼她交代。邓仍然不屈，并大骂曹是民族的败类，法西斯的走狗。见邓不招，反而骂他，曹茀知火冒三丈，又叫手下加刑，用削尖了的竹签子直接往邓的手指甲里边打进去，邓惠中的十指立即鲜血直流，昏死过去……后来曹茀知又用猪毛穿乳头等十分下流的毒刑想让邓惠中“招供”，其结果招来邓惠中更猛烈的痛骂，根本得不到一句像样的话。最后曹茀知见硬的不行，又将邓惠中的儿女全都逮捕来了，跟邓惠中讲条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共产党员来，全家就可以一齐放了，如果死心塌地不交代，就杀你全家。邓惠中不愧是“双枪老太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又大骂曹茀知，说“我和我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反动狗官！你若杀了我，将来自有人要杀你，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你记好这句话！”曹茀知不得不摇头罢休，并对同事说：他跟班站堂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女人！不久，国民党中央来令说，凡是捉到真正的共产党员，本地不能关押，一律送重庆渣滓洞监狱，就这样，邓惠中和她的二儿子邓诚被押解到了渣滓洞……
到重庆的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后，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们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过，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当他们见过邓惠中后，都说：原来“老太婆”并不老，而且看上去也是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是有些人高马大，由于她裹过小脚，走路姿势有些独特。总之在同志们的眼里，邓惠中只是个平实的老大姐而已。
在敌人的监狱里，邓惠中时时处处以老大姐的身份，在女牢房内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身体虚弱的年轻同志，时常帮助和关照她们。别看邓惠中年岁比较大，但她也很活跃。狱中组织的春节联欢会上，她提着竹筒，扭着有些笨拙的身姿跟着大伙儿扭秧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场大屠杀中，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同一时间被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而牺牲。“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牺牲时其实也只有49岁。一个女人的这个年龄，如果在今天的话，仍然是娇艳和风采照人的年龄，然而在革命斗争时代，49岁竟成“老太婆”了。革命者的牺牲常常是多方面的。
关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接受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溯到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彭咏梧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有一个近4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能实施。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接来。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根本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尽管彭咏梧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时，谭正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但毕竟她还不是党员，更不要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彭咏梧本人对此虽感到无奈，但根据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他也只好面对现实。
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年轻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后用的名字。
8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的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义铭。12岁时，她接受三舅的安排，进一所孤儿院小学读书。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重庆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像全国各地一样迅速高涨。身材矮小、一向文静而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学们组织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筠离开中华职校后，被地下党组织安插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941年秋，江竹筠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市委委员彭咏梧很容易了解其一切基本情况。江竹筠来到彭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很自然的事。两人过去虽未曾谋面，但却似神交已久。之前，这对假夫妻一直同在一个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彭咏梧从云阳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后，除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建立和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运动。而江竹筠是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的党员正是在彭咏梧具体负责的这一地区，两个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着。
……
1947年秋，中共川东临委决定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去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一同前往协助工作，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夫妇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是，一道难题横在他们面前--就是小云儿的抚养。不可能背着一个孩子行军打仗，只能留在重庆，当时云儿才一岁多，需要有人照顾。夫妇俩经过商量，决定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
他们找到谭竹安。一阵寒暄后，对谭竹安说明了来意：他们马上要到很远的农村工作，无暇照顾彭云，想请正伦来重庆，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谭竹安听后，面带难色，夫妇俩以为谭竹安心中还存芥蒂，一时显得有点局促，空气也显得有点沉闷。其实江竹筠和彭咏梧并不知道，做弟弟的谭竹安至今还一直瞒着幺姐在重庆发生的一切。想着自己的姐姐在云阳老家苦苦煎熬着，整整六年一直在苦守苦盼着姐夫的下落，现在却还要向她提出叫她来重庆抚养姐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幺姐会怎么想？他该如何劝说姐姐？
是江竹筠看出了其中的原委，她小心翼翼地打破沉默道：“竹安弟，我和你姐夫一直都对幺姐心存内疚，也一直觉得幺姐是个最善良、最通情达理、最深明大义的人，我总感觉这样虽然对幺姐是个委屈，但她要是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就会接受这个主意的，况且我们终究是一家啊！”
听了江姐一席话，谭竹安动情地说道：“请竹姐和邦哥放心。只是我一直没有把你们的情况写信告诉她，但是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相信我们会把云儿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当即，谭竹安给姐姐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手上，已是1947年的冬天了。那时，她在云阳已经苦苦地等待丈夫彭庆邦（彭咏梧）的消息六年多了。然而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热泪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近七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她怎么也没料到曾经与她海誓山盟、靠她供养才走上社会的丈夫，竟然在重庆另外结了婚，而且，还让竹安弟向她提出请她去重庆抚养他与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下来，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庆邦，理解竹筠。我会很快来重庆……”
可是，信发出去了，却一时半刻动身不得。她和亲戚正合办着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在她离开前，得对财产进行清理；而且，以前供给彭咏梧上学和革命时借下的积债，总得偿还一些，还得把家产变卖后积攒一些钱，以便应付到重庆后的开销。
得到谭竹安的支持，云儿有了好的去处，江竹筠和彭咏梧自是十分感动。他们各自紧锣密鼓地处理在重庆的事宜，办理各项移交，并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
在幺姐还没有来重庆以前，江竹筠决定暂时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养云儿。王珍如在北碚天府煤矿白庙子小学教书。他们写了封信给王珍如，说是有急事请她进城来一趟，王接信后于十月初来到江竹筠家。
当王珍如急急赶到江竹筠家里时，他俩正在家里整理一些将要处理的东西。见到王珍如，江竹筠立即把她拉到里屋，悄悄地说道：“珍姐，我和四哥可能很快要到农村去了。云儿不能带去，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请你或者理立先带着他最合适。可是，理立的先生仲秋元被捕入狱了，不可能叫她带了。只有拜托你把云儿带到白庙子抚养了。叫你急着来就为这事……”说着，江竹筠不禁眼圈红了，声音哽塞起来，“万一，我和四哥回不来，你就……就当云儿是你的孩子吧！”
至此，云儿的事算是安排妥当。11月底，彭咏梧和江竹筠满怀战斗豪情，离开重庆，踏上了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征程。彭、江扮作夫妻还乡，他们第一站是万县地工委机关，在那里停留数天，与地委商定：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前线，由彭咏梧指挥。万县、开县为二线地区，由涂孝文分管。会后，彭、江继续东下，到达云阳，12月初，在云阳农坝乡炉塘坪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由彭咏梧任纵队政委，赵唯任纵队司令，蒋仁风为参谋长。炉塘坪会议后，彭咏梧、江竹筠随即奔赴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彭咏梧以新聘教师身份，住进青莲中学。经过紧张的筹备，决定将起义定于1948年1月28日。由于深感干部缺乏，起义前夕，彭咏梧要江竹筠回重庆一趟，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并请求尽快派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来做骨干，同时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
1948年1月初的一天，江竹筠离开奉大巫支队的暴动中心--奉节县青莲乡，秘密潜往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并选调干部。
离开火热的革命暴动中心的那一天，江竹筠特意穿上那件她平时最喜欢的蓝旗袍，外面罩上下乡时穿的黑毛衣，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扮成轿夫，抬着离开青莲乡。分别时，江竹筠深情地看着来送行的同志们，最后目光定在丈夫彭咏梧身上，眼圈有些发红。与这对革命夫妇关系最亲近的吴子见忍不住地开玩笑说：“表姐，这样舍不得离开姐夫，就快点回来喽！难过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装笑容说：“哪个难过了？不就是暂时分开十天半月嘛！”彭咏梧也接过话头：“有道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彭咏梧和江竹筠这对恩爱夫妇的永诀！
到重庆后，江竹筠强抑思子之情，马不停蹄，联系上了川东临委的主要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斗争准备情况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江竹筠又找到跟上层关系好的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请他帮助筹措一些给养以及医药。接着，她找到了办《挺进报》的蒋一苇，转达了吴子见的问候，告诉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动向，蒋一苇、陈曦夫妇都特别高兴。蒋一苇告诉了她云儿的近况：王珍如带着小云儿很困难，学校怀疑小云儿是她的私生子，要解聘她；希望她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把小云儿放他那里带养。
江竹筠没想到王珍如带着彭云竟遭受人们这样刻薄的诘难，内心既感激又不安。告别了蒋一苇他们，她赶紧去《大公报》找谭竹安，问幺姐到底能不能来重庆带彭云。谭竹安告诉她：“幺姐已来信了，同意来重庆，只是家里有些事务需要处理，大概时间不会太久。”
这使江竹筠很感动，幺姐果然是个好姐姐啊！她渴望幺姐真的就在这几天来重庆，既完满解决了云儿的抚养问题，自己也能见见这个丈夫的“原配夫人”，见一见自己一直既觉得对不住，又特别敬重信任的好姐姐。
处理完一切事务后，她立即赶往王珍如那里，去见日思夜念的云儿。到达学校时，已近黄昏了，她悄悄地来到王珍如家，当看到正玩得高兴的彭云时，江竹筠猛地跑过去，蹲在地上，双手拉着云儿，痴痴地看着他，激动得竟然没有立刻呼唤。好在王珍如平时就拿着他们的合影照片，教彭云认爸爸妈妈，因此，对江竹筠突然的举动，他虽然感到惶恐，却也没有哭喊和挣扎。王珍如在旁边叫他喊妈妈，他竟顺从地怯怯地叫了江竹筠一声：“妈妈。”
这一声亲切的渴盼已久的称呼，刹那间使江竹筠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她哽咽着说了一声：“好云儿，妈妈好想你呀……”便泣不成声。
平静下来后，江竹筠感激地说：“珍姐，为云儿，你受了好多委屈，我都知道了，心里真不晓得说啥子好。我想……这次就把云儿接走……”
王珍如一听便有些急，可很快平静下来，说：“你和老彭为了革命舍家弃儿，我这点算啥子嘛？我听你的安排……”
说服王珍如后，江竹筠连夜带着云儿回到市区，并把云儿交给蒋一苇、陈曦夫妇。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带上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周毅四名干部起程返下川东。23日，住云阳董家坝彭咏梧外婆家，在这里等待和接头的人见面。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彭咏梧牺牲的消息。江竹筠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和卢光特、吴子见一起认真地研究应变的措施，直到夜深。
根据商量后的决定，他们需立即撤离。第二天早饭后，江竹筠和带去的四位同志以及吴子见、卢光特、刘德彬八人分头离开董家坝，乘木船溯江而上。船抵云阳故陵沱时，按照行前江竹筠的安排，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下船，去云奉南岸齐曜山开辟工作，江竹筠则带着卢光特、刘德彬、周毅继续溯江而上。船到万县时，她安排周毅暂留在万县，刘德彬去垫江，她自己则继续溯江而上，去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的情况，听取新的指示。
中途，江竹筠有个愿望：她要去奉节亲自确认一下丈夫彭咏梧牺牲的事。于是，也就有了下面的一幕：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江竹筠打着雨伞，行走在奉节县城。刚走拢城门口，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仰头望着什么，又恐慌地窃窃私语着。她走近后，不自觉地跟着往上一看，却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那木笼里装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尽管不知是哪些革命者牺牲了，但她心里觉得很难过。她想还是应该把事情弄清楚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只得走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字，几个熟悉的字迹很快跳入她的眼帘：“匪首彭咏梧……”
“是老彭啊！”这是多么残酷、多么无情的打击啊！江竹筠感到眼前一片发黑，那城门、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悲愤的泪水正要夺眶而出。然而，她没有这个权利在此时此刻为自己的亲人流一滴泪、嚎一声哀，因为城门口还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敌兵。不能迟疑，必须马上离开。就这样，江竹筠强忍心头的悲愤，朝木笼深深地望了最后一眼，便快速离开了现场……
2月7日傍晚，江竹筠和同志们回到重庆。次日，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她见到了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领导人，随即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暴动后的危急情况以及彭咏梧牺牲等情况，并希望组织上派她继续到下川东。
2月8日晚上，正是农历除夕夜，这是众人的喜庆之夜，有钱人觥筹交错，穷人也盼着一家团圆，刚刚忙完工作的江竹筠独自一人踯躅在大街上。这样的夜晚，一个女子在外，容易招致敌人的怀疑。她想了想，决定到小龙坎投奔挚友何理立。
何理立刚好在家，江竹筠便在此安顿一宿。次日是正月初一，吃过早餐，江竹筠来到蒋一苇家，她要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云儿。
到了枣子岚垭的蒋家，江竹筠远远就一眼看到儿子彭云了。“云儿，妈妈来看你了--！”江竹筠一步跨上前去，双手抱起儿子，在儿子的脸上亲了个够。小云儿先是一愣，但毕竟分别才半个多月，他马上认出了眼前这位亲妈妈，便欢快地连声叫着“妈妈”“妈妈”。儿子的几声呼喊，触动了江竹筠对丈夫的那片哀思，她忍不住颤动着嘴唇，一边啼哭一边万分悲恸起来：“云儿，爸爸叫妈妈来看你，可他……”话没说完，便悲不能遏地大声痛哭起来，那大滴大滴的泪珠滴落在儿子的脸颊上。
……
在重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日子里，江竹筠却强忍着内心失去亲人的悲痛，每天奔走着作再次赴下川东的准备。
她去《大公报》宿舍找了谭竹安，一方面催他帮助落实幺姐谭正伦来重庆带彭云的事，一方面向他再讲讲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接着，江竹筠再次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表示自己重返下川东的决心。组织上考虑到江竹筠经受的打击，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江竹筠坚决拒绝，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党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牺牲的地方工作。”
临委拗不过她，也尊重她的意见，鉴于彭咏梧牺牲后的确只有她最熟悉下川东农村这条线上的各种关系，决定让她再去云阳，到汤溪工委帮助李汝为、赵唯工作，那里已成为整个下川东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了。这是江竹筠在非常时期的一次义无反顾、赴汤蹈火的抉择。她知道，这一去，就可能像丈夫彭咏梧一样牺牲，再也难以回重庆了。就像她对挚友何理立说的那样，“此去已有了赴死的决心”。
1948年2月中旬，春节还没过完，江竹筠就轻装上阵，连被子行李都没带，只怀揣着从谭竹安那儿拿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便离开重庆，乘船去了万县。
江竹筠暂留万县，等待组织上的安排。等待的日子是孤寂的。她活得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亲人而流泪。更多的时候，江竹筠把内心的痛苦深藏起来，不让她的同志们有丝毫的觉察，只好默默地承受丧失亲人的痛楚。她无法从情感深处排遣自己的哀伤，便强抑着烦闷和痛苦，一封接一封地给重庆的谭竹安写家信，委婉地交流自己的感受，得到一些慰藉。
在万县的日子里，她一共给谭竹安写了七封信。这些信里，流露出她对战友、良师、爱人彭咏梧的深深怀念：
……由于生活不定，心绪也就不安，脑海里常常恼着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他，是越来越不能忘了……
……四哥，他是完了，“绝望”了，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地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地在我的心里……
彭咏梧牺牲后，云儿就成为她心灵的寄托，她怀念老彭，更深爱着年幼的彭云，因此每封信中，她总是不能不表达对云儿的思念。
……现在我非常担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我想念他，但是我不能把他带在我身边，现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顾他，连我自己我都不能照顾。你最近去看过他吧？他还好吧？我希望他健康，要是祈祷有灵的话，我真想为他的健康祈祷。最后我希望你常常告诉我云儿的消息，来信可交：万县两层桥地方法院廖荣震推士转我（江竹）即可，他是我大学同学，感情上还算是一位好朋友，信没有问题，他是会给我转来，或者去拿的，东西可不能寄到他这儿来，待以后我有一定的地址后再寄来。
你愿照顾云儿的话，我很感激，我想你会常去看他的，我不希望他要吃好穿好，养成一个娇少年，我只希望你们能照顾他的病痛，最好是不要有病痛，若有就得尽一切力量给他治疗。重庆医疗是方便的，这就是我不带他到乡下去的原因……
……你去看云儿没有呢？他还好吧？这个月（四月）十八日他满两岁了，他这一阵子衣服有穿的吗？由于生活无聊，很想念他的。生活安定我很想同他在一块儿的，奈何不得，我现在都寄食在朋友家里。没事来信吧，我记得曾向你谈过信交在万县两层桥地方法院廖荣震推士转我（江竹）即得。
云儿的消息我希望在你那儿不断地得到……
……云儿也成了我时刻惦记的对象。我感谢你，和其他的朋友。云儿是生龙活虎的，我知道他会这样，在你们的抚育之下，他是会健康而愉快地成长的。可是，我不愿意他过多地耗费你们的金钱和时间，吃得饱，穿得暖足也。可别娇养，但是得特别注意他的病痛，春天来了得严防脑膜炎……
……今日进城来二哥处，看是否有你的信。的确我非常想能快点看到云儿的像，他的像照了吗？寄来了没有呢？仍寄原处可收到……
老彭牺牲了，留下两个他爱过的女人踽踽而行。在江竹筠心里，幺姐谭正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在心里渴望着见到这位令她一直感激敬佩的、从未谋面的幺姐谭正伦，两姐妹好好地聊聊体己之话，她甚至动过到重庆去看幺姐的念头，她在信中写道：
……我真想去看看幺姐，也可以混混这无聊的日子，但是又哪里那么容易，不过，要下周仍不安定的话，我就一定到幺姐那儿玩几天去，我想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过也不定去得成，只不过我在这儿想罢了。……幺姐，也成了我不能忘记的人物。可是我能给她一些什么帮助呢？我想去看她，而且很想在春假里去，但是又有多大的好处啊？除了感情上大家得到一些安慰而外，而且，我的身子多病，恐怕在路上出毛病，所以去不去都叫我很难决定，我知道她会像爱亲生的孩子一样的爱云儿，就像我对炳忠一样，基于人类的真诚的爱是不能否认的，我尤其相信……
谭竹安的信，成为她痛苦生活中的很大慰藉，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三月廿四日的信我收到了，谢谢你。信给了我温馨，也给了我鼓励，我把它看了两次，的确，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虽然自己一直处于痛苦之中，但江竹筠却时刻关心着谭竹安的进步和幺姐及炳忠的健康。自从没能说服弟弟江正榜离开国民党投身革命阵营后，江竹筠就把谭竹安当成亲弟弟一样关心培养，她也总是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些补偿似的慰藉。
不能去丈夫彭咏梧牺牲的地方战斗，江竹筠内心很是遗憾，但留在万县有了较具体的工作任务，毕竟比苦等着有劲使不出要好得多。江竹筠想到这里也就静下心了。
然而，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6月15日，特务将江竹筠和李青林一行12人由万县押往重庆，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特务头子徐远举知道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命令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和司法股股长张界对她严加刑讯，妄图从她身上打开暴动地区和万县乡村组织的缺口。
张界在提审江竹筠时，开始时煞有介事地接着一连提了十多个问题，江竹筠都一概是一问三不知，甚至连彭咏梧都说不认得，后来干脆啥都不回答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张界，命令军士对江竹筠使用酷刑，夹竹筷子、老虎凳，江竹筠多次痛得昏死过去，又被凉水浇醒。反复多次，但得到的仍是江竹筠的厉声斥骂：“你们这帮狗东西！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命就这一条，要组织，没有！”
关于江竹筠在敌人监狱受刑和受刑过程中的表现，原审讯她的特务张界于1972年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期间有过交代。他这样说：
……一开始，徐匪就耍尽威逼利诱的手法，让她江竹筠把组织和组织上的人全部交出来，可以“自新”，否则后果你是会知道的。交出你的组织的人在这里，不信，可以给你见面，你不交组织是不行的。可无论怎样威逼，江烈士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员。徐匪拍桌大叫：“如果不交出组织，马上就用严刑。”江烈士说：“杀我的头，我也不是地下党。谁交我的组织？我不是地下党，谁也交不出我的组织，那是他的胡言乱语。”徐匪就冒出反动的火来，叫当班的军士把竹筷子拿来，顷刻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指间，当班特务军士，两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夹，江烈士忍着痛，连声喊：“哟！哟！”弯腰下去站不起来，江烈士满脸流着革命的汗水，顷刻脸都变得苍白，声音也发不出来，徐匪叫特务军士把手放开让她说，江烈士站起来说：“今天，你就是把我杀了，我没有组织总是没有组织。”徐匪叫嚷：“不说就把你吊起来，看你说不说。”于是当班特务军士拿了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来，使力向楼板上一甩，徐匪以为这一下可以把江烈士威胁倒，可是江烈士对麻绳连一眼都没有望。这时徐匪的门外站着很多男特务和两个女特务，看江烈士英勇斗争的精神，都在纷纷议论。
徐匪从上午九点多钟整到十一点多钟，完全失败了。当天下午，徐匪又叫陆坚如继续进行残酷迫害，陆坚如总认为他的反动本领大，特别是徐匪问不出组织来的案件，到了他的手，他的反动劲头就更大。凭他的反动言论，是骗不出江烈士的组织来的，胡话说了不到半小时，竹筷子又夹到江烈士的十个指上，当班的军士都是从匪军统特务团改编时调来的，个个反动劲头顶大，都是一些吃人的野兽，一叫他夹筷子，他就拼命地夹，筷子一上江烈士的手，江烈士就蹲下来，由于江烈士上午刚受过筷子夹的创伤，还未得到恢复，又在创伤上继续用原刑，使痛更深一层。陆匪叫嚷：“什么时候说出组织来才放下筷子。”筷子一阵又一阵来回在江烈士手上猛夹，江烈士痛得死去活来，头都竖立不起，竹筷子还在夹。江烈士一直不承认她是地下党员，从一点多钟整到四点多钟，江烈士虽然受尽苦痛，她坚强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变。江烈士喘了一口气说：“刀，也好，枪，也好，都不能使一个不是地下党员的变成地下党员。”
陆匪听了更加嚣张起来，老虎凳也搬了来，江烈士正在准备接受第二种刑具迫害。陆匪跑去和徐匪筹划对策，第二天徐匪叫把江烈士送往匪渣滓洞看守所关押。一个星期后，徐匪叫我去匪渣滓洞再一次对江烈士进行迫害。江烈士来到“侦讯”地方，态度自若、毫无畏惧的样子，开始问她的话，她答复得很自然，说：“我也受了不少痛苦，如果是地下党，我早就把组织交出来了，我确实不是地下党，说我是地下党的人，是骗你们害我的，希望你们再不受那个人的骗了。”竹筷子又夹在江烈士手上，江烈士双眼现出无比愤恨的神情，说：“你们是这样的横蛮，总以为刑具可以改变真相，可那是改变不了的，还是收起来吧，如果我是地下党，也不等到今天，早就说出来了，老实告诉你们，这样做是枉费心机的，永远也不会达到你们的目的，我不是地下党，死，我也不能说我是地下党的……”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精神，一扫因组织遭到大破坏而给当时的渣滓洞监狱带来的沉闷气氛，激励了整个渣滓洞内关押的难友们，他们因此亲切地称她为“江姐”。
敌人对江竹筠的用刑恶毒，每每她被特务们从审讯室拖回囚室后，狱中同志们都会为她的英勇行为感到骄傲。女牢房的同志们见她们的江姐受伤的手指流着血，一个个一边哽咽欲泣，一边忙着将狱中能够弄到的一点儿冷盐开水、红药水和布条，给她的伤口进行简易的消毒和包扎。男囚室的同志们有的写慰问信，有的送来慰问品。虽都是些最菲薄的礼物，但却饱含着难友们金子般的情意。那些用自制笔墨或竹签子、红药水写在草纸上的简短赠言，都发自素不相识的同志们的肺腑……
清晨，男牢的一位同志对着女囚室大声朗诵起赞美江竹筠的诗来：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和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像金子一般的亮，
像金子一般的坚。
……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万个战士的安全线啊！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是一颗又热又红的心肝！……
战友的激励和鼓舞，给了江竹筠极大力量。作为一名革命者，江竹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作为一位母亲，她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儿子彭云。她常常在最痛苦的时候对难友们念叨着她的云儿：“我真想云儿呀！不知道他长得啷个样，不知道竹安和幺姐他们是不是娇养他……你们说，两岁的他还记得他爸吗？”
作为妻子，她更思念英勇牺牲的丈夫彭咏梧。1949年1月16日，是彭咏梧牺牲周年忌日。江竹筠暗暗地记着这个悲痛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暗自垂泪。她不想让姐妹们知道，难友们在狱中的日子已经够苦了，特别是坐牢八个月的李文祥叛变，狱中的气氛已经够沉重了。细心的李青林还是发现了，她走到江竹筠面前，关切地问道：“江姐，怎么了？”
论年龄，李青林要比江姐大七岁，但狱中的同志们都称江竹筠为“江姐”，以示对她的尊敬，李青林自然也这样称呼她。
江竹筠摇摇头，掩饰内心的痛苦，说：“没，没事……”
“不，你有心事！”李青林关心地问，“是不是你又想着老彭，想着云儿？”
“大姐，老彭牺牲一年了，我好想云儿，好想他们。”江竹筠一把搂住李青林，热泪滚滚，忍不住轻轻抽泣。
李青林连忙安慰道：“你的心情我理解。对于牺牲的同志，我们也痛心，也都怀念他们。但是现在环境十分恶劣，我们不能过于悲伤，我们必须好好地活着，活下来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面对李青林大姐的关心，江竹筠既感欣慰，又觉过意不去，她赶紧说道：“大姐，我知道，我没事。只是想他们，控制不住，你睡吧，对不起，我吵醒大家了。”
第二天，江竹筠早早起了床，扎了朵小白花，默默戴在头上。没想到，男牢中彭咏梧的战友杨虞裳、唐虚谷、陈作仪、刘德彬等同样牢记着这个日子，他们发起全狱难友在这一天停止唱歌，纪念彭咏梧烈士。他们还趁放风的时候，将写好的慰问信揉成一团，悄悄地扔进女牢：
敬爱的江姐：
咏梧同志牺牲整整一年了，人民胜利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面有彭咏梧的鲜血，我们将永远不忘。一定化悲痛为力量。祝健康，盼节哀。
值此彭咏梧牺牲周年之际，我们表示深切地慰问江姐，你和彭咏梧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还有一间牢房的同志集体写来的慰问信：
亲爱的江姐：
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问，并没有能使你屈服。
我们深深知道，一切毒刑只有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犹如冬天里燃起的一团团火，温暖着江姐的心。她捧读着这些信，眼中情不自禁地涌出晶莹的泪，这不是悲伤，这是幸福的涌泉。“我真感谢同志们的爱护。同志，你帮我给大家写封回信吧！”江竹筠深情地对身边的女难友们说。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这是难友们记下的江竹筠在监狱里给同志们的回复。
1949年8月，经过营救，同狱的年轻女难友曾紫霞因保获释。
出狱的头天晚上，江姐和难友们对小曾出狱后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曾紫霞问她：“江姐，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让我办？”
江竹筠想了许久才说：“你给我带一封信，给我的亲戚谭竹安。”
江竹筠凝神地望着，目光似乎洞穿了牢房的墙壁，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近乎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这封信也算是我的遗书吧！”
江竹筠取出一支竹签子削成了笔。曾紫霞烧了一小团棉花，在灰上加了点水，调成墨汁。江竹筠握笔想了想，蘸蘸墨汁，俯身疾书--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样子。我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再强也不能和平、津、穗相比，因此大方地给它三四月的活命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来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竹姐八、廿七
曾紫霞一出狱，立即把信交给了谭竹安。谭竹安流着眼泪看完了来信，他立即找到幺姐谭正伦，把江姐的情况告诉了她。善良而深明大义的谭正伦，此时不仅已经理解了丈夫彭咏梧和江竹筠结合这件曾令她痛苦莫名的事，同时又十分敬佩江姐和彭咏梧出生入死的精神。她表示一定要精心地照顾彭云。之后谭正伦确实也做到了，为了保证江姐儿子彭云的安全，她东躲，吃尽了苦头。
……
1949年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叫：“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
江竹筠知道这是她和同志们离别的时候了。她毫无畏惧之感，先是把自己在狱中默写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交给了同牢难友黄玉清，说：“这是我们默写出来的文件，收好了，你们接着学吧。”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一件红色毛衣。她把云儿的照片拿出来，轻轻地亲吻了一下，放在贴胸口的地方。
“同志们，再见了！”江竹筠镇静自若地与难友们挥手告别，像重新踏上新的战斗征程。
这一天傍晚，江竹筠和李青林等二十几位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面对敌人从背后扫射来的子弹，她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关于江竹筠，因为《红岩》的原因，她成为小说中的“江姐”，成为全中国人民人人都熟悉的女英雄。“江姐”的精神和传奇故事，深深地植根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在这里，作为纪实作品，笔者还想告诉读者们有关真实“江姐”的两件事：
一是在监狱里，敌人将江竹筠是作为重犯，所以对她平时使用脚镣。而江竹筠的脚特别小，小到竟然能从脚镣的铁圈里抽脱出来。女囚室的难友们当时发现这一秘密后无不兴高采烈，于是她们为了保护江竹筠，每天大部分时间让她躺在床上，用被子盖住她的双脚，不让外人看到她从脚镣里脱出双脚的“秘密”，只有在敌人审讯和放风的时候，大家用特殊的办法为江竹筠掩蔽着悄悄将脚镣套上。这个“秘密”是后来获保释的刘国的未婚妻曾紫霞披露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江竹筠的脚小得出奇，在角度恰当时，她的脚可以从上了锁的脚镣脱出来！女犯们几乎惊叫起来。从此以后，江竹筠在未取脚镣之前，除大小便外，几乎整天都用被子盖在身上坐着，或躺在床上。有的女犯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时根本没有戴上脚镣，只要有特务喊女牢的人出去或进女牢时，自有女犯早已机灵地把江竹筠的脚放入了脚镣，没想到这件当初只对敌特保密的事几十年来竟无人知晓……”
另一件事是：她的儿子彭云，后来一直由其养母谭正伦抚养。长大后的彭云，继承了父母的革命遗志，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彭云在少年时代，就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文章说：“我的妈妈和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牺牲了。他们忍受种种磨难，坚贞不屈地斗争到最后一口气，为的是全中国的解放，为的是下一代的幸福，正像一首囚歌唱的：'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烈士们生前想到要'破坏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烈士们牺牲了，他们的理想要我们来实现，他们留下的担子要我们来担。我现在在叔叔、阿姨们的关怀和照顾下，生活得很愉快、幸福。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妈妈在从狱中捎出来的遗书中说过，要我从小艰苦锤炼，粗茶淡饭，沿着父母的足迹前进，以建设新中国为志，将来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我决不能辜负妈妈和许多革命前辈的期望，要以他们对待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对待学习和社会工作，像他们对待敌人的严刑一样地对待困难，纪念他们，学习他们，做一个像他们一样坚定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1981年，学习成绩优秀的彭云，以优异成绩，被美国一所着名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如今已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九泉之下的烈士江竹筠和彭咏梧，一定会为他们的儿子感到欣慰。
关于一个更加传奇的中共“美女间谍”
如果她还活着，今年正好90岁。她的出生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90岁的女人，肯定是非常老了，但她是在66年前牺牲的，那时她才24岁，花一样娇艳的年龄，加上她天生丽质，所以她活在那些熟悉她的战友与同志心目中，永远是那样的年轻、漂亮和美丽。
她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的名字叫张露萍。其实她的名字有好几个：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黎琳、张露萍等。就因为她的名字太多，从事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又一直与组织是单线联系，故而在她被敌人残杀后的几十年里竟然谁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到了1982年--在烈士牺牲37年后，中共四川省委的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元帅出面证明，才算把这位无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我想得起了，张露萍在延安时叫黎琳，外号叫'干一场’！”这是叶帅在听取一位解放前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志报告了四川省委复查组在对当年发生在重庆的“军统电台特支案”复查时，十分激动地回忆起张露萍时说的话。
后来叶帅又专门向专程从成都赶到北京的复查组的同志详细介绍了情况：“40年代初，我党两名同志打入了的特务头子内部，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叫冯传庆的人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派人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冯传庆的案件主要与张露萍有关，她是当年由党在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曾希圣亲自派去在敌人心脏建立的“电台特支”负责人。
张露萍的故事迷离复杂，从她牺牲的1945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位有“中共美女间谍”之称的女共产党员，牺牲后却一直不被有关组织部门所认可，一般公众就更不可能对这样的英雄有所了解了。但即使这样，从解放初一直到张露萍烈士被正式确认之前的几十年里，每年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中，有一位老人总要到一个无名烈士墓前去祭扫，这个老人就是小说《红岩》里的“疯老头”原型人物韩子栋，老人后来担任了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他在敌人的白公馆监狱和贵州息烽监狱都待过，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所以他坚信她和那六位与她一起被敌人枪杀的年轻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真正的革命烈士。他曾如此深情地说：“我对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有着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们……”
确实，凡是看过一次张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迹，我相信都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张露萍等人的故事本身具有典型的“谍战”色彩，其惊险复杂、曲折迷离的故事，远比《暗算》、《潜伏》等电视剧要精彩和生动。国民党时代的大特务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谈到张露萍打入军统一案时，曾说：“蒋介石为这事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戴笠差点被撤职查办。”这是戴笠“一生的奇耻大辱”。
这也难怪，当时国民党最核心和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都是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并不时地将重要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共延安总部，蒋介石能不怒发冲冠吗？
所有这一切皆与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共产党“间谍”有关。张露萍的故事的精彩与传奇也在于此。
上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总部的电讯总台，设在当时的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这里的一座小楼时刻戒备森严，窗帘紧闭，若明若暗的灯光昼夜不息，来往人员总是行色匆匆……显示着这里的每一个细微风声都充满了神秘和紧要。
1940年的一天，这里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那一刻特务总头目，差点把嘴都气歪了！
你想，从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到电讯员张蔚林、王席珍、赵力耕、杨洸、陈国柱这些电台的骨干，竟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戴笠的面子何处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秘密还何在？延安的共产党能不赢才怪！
出事的那一天，蒋介石把茶杯都摔在地上，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毙了你！你平时口口声声说军统组织如何如何的严密！实际上是人家共产党早钻进了你的心脏，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马上查！否则……”戴笠从来不曾这么丢过面子，他下令立刻把电台总台台长抓起来。军统的一位所长叫毛烈，不知何故，给共产党员、电讯员张蔚林送了一封信，戴笠不听任何申辩，拔枪就把他枪毙了。
抓到中共“红色电台”的“犯人”之后，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秘书、司法科长和军统特别行动处几位处长等人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到几张熟悉的“男犯”脸，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记耳光，可这些被打耳光的年轻人竟然根本不把这位昔日的“大老板”放在眼里，还在嘲笑他、骂他。再看看唯一的一位女共党--他妈的，还这么年轻漂亮！
“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戴笠一看就明白了。于是，他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这对戴笠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犯人”承认是周公馆--共产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共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漂亮的女共产党员竟然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恋爱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遗爱祠来玩的。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
“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
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噼啪噼啪”猛抽……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的几个蠢蛋的？”
“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
“那么你啥时参加共产党的？”
“我想都没想过要参加共产党。”
的嘴再次气歪了：“打！”
“继续打！”
“继续再打！”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招。“统统死刑！”戴笠咬着牙作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也为了拉回面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这些让他丢尽脸的共产党员，这样，中共“红色电台案”的7个人全被押进监狱……
六男一女，个个年轻青春。尽管都已遍体伤痕，但他们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幸福和光荣地笑着，笑他们战胜了酷刑与无数次审讯，笑敌人无可奈何，笑他们自己是光荣而坚强的共产党员。
笑得最美丽的自然是最年轻和漂亮的张露萍。那一年她才19岁。是这群让差点把戴笠这样的“忠臣”都要革职的年轻共产党员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年纪最小的。她感到自豪，感到对得起她的组织--亲爱的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最值得骄傲？恐怕就是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这条革命道路。因此，一曲《黄河之滨》总会让无数爱国的热血青年感到无穷的力量。她张露萍自然就是这批青年人中的佼佼者。
河里水黄又黄，
东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烧了王家庄，
明天又烧了张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
逼着老人运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
老年运粮死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
拿起刀枪干一场，
拿起刀枪干一场--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心--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延安抗大的一位女学员特别喜欢唱它，并在每次学校拉歌时，总是特别有劲头拿出这首歌来指挥她的战友们跟人家比赛。她指挥这首歌时异常投入，而且总能取得胜利。因此，她一出场指挥，大家就笑着喊起“干一场”“来一个”！“来一个”“干一场”！
“干一场”，渐渐成了她的“外号”，连中央首长们都笑着喊她是“干一场”。张露萍那个时候的名字叫黎琳，被人们呼作“干一场”的就是她。
张露萍，四川崇庆县人，投奔延安之前是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的学生。1935年秋，十四五岁的她考上了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并改名叫余硕卿。在这个女子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车崇英，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军委领导车耀先的女儿。在革命前辈车耀先的帮助下，张露萍和车崇英、周玉斌、杨梦萍姐妹四人从成都抵达延安。
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为他的原因，张露萍和车崇英、周玉斌、杨梦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离开成都之前，她们四人手握车耀先办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在那张相片后面，张露萍写下了如下诗句：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
胜利更是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
是谁？就是手握着的它，
可爱而可敬的《大生》呵！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张露萍已是个志向明确、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当时的全部理想。
在张露萍与几个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几位重庆高工校的男生与他们同搭一辆车到延安参加革命。一路上他们遭遇了国民党军官的追踪与督察的惊险经历。
到延安后的张露萍（改名为黎琳），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自由鸟，她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虽然那里条件艰苦，但张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乐之中。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尤其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她吃不惯小米和窝窝头时，会像所有爱撒娇的小女孩一样，在朋友之间发发牢骚。她曾写信给革命的恩师车耀先，说：“我多想吃成都的米花糖啊！”车耀先热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青年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炼，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后来她进了抗大，直接接受了、、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张露萍的学习成绩很好，她聪明机灵，又爱唱爱动，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每次学校和延安有什么大活动时，经常有她出面指挥唱歌。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在这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和同时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陈宝琦结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对丈夫说：“宝琦，领导要派我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哪位领导？”丈夫宝琦以为年轻妻子跟他开玩笑。“是……是陈云同志。”张露萍不想瞒着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任务：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间谍任务。“陈云同志？那……那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任务。”陈宝琦马上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年轻妻子要去接受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他有些担心道：“你一个人去，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张露萍搂着丈夫的脖子，温柔而又不舍地：“是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任务很特殊，我们两个一起去反而会不好的……”宝琦明白了，说：“可我很担心，你还不到20岁的四川娃儿。”张露萍立即小嘴一撅，说：“哼，小瞧我！”宝琦笑着用手指顶着娇妻的鼻子，说：“看你这样，不还是娃儿嘛！”说着，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张露萍对自己的丈夫留下这句话后，便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这一幕，对她的丈夫来说，是记忆中他们夫妻俩的最后一次定格。几十年后，张露萍的丈夫回忆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张露萍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
从这一天开始，曾经名扬一时的“干一场”，再也没有在延安出现过。不过，几天后的成都街头，则多了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她就是张露萍。
不久，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就是由延安来到重庆执行特别任务的张露萍。此时的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满目疮痍的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闲情中观景，又似乎借着观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间，迅速转过身子，抬起那双骄傲的眼睛，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时，立即一改懒散的样儿，猛地加快脚步，一拐弯就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给任务”。“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时，在周公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是叶剑英，他见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同志这么性急，便安慰道：“重庆是个好地方，有得玩，有得吃，你先适应几天，再谈工作和任务如何？”“那好吧，我服从首长命令。”张露萍小嘴一撅，生气时仍然那么惹人喜爱。
“这个小鬼！”叶剑英望着离去的张露萍的身影，笑着对曾希圣、雷英夫说。
之后的日子，张露萍过着十分闲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观景，并把重庆几大“名吃”尝了个遍。而她并不知道，在她到来之前，周公馆发生了一件让叶剑英等中共领导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黄昏，突然有位年轻人趁着黑暗，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同志，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周公馆是八路军和中共南方局办事处的驻地，外面到处是国民党的特务。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敌我双方异常敏感。值班的警卫人员见这位瘦高个儿、白净脸的文弱书生突然闯入，不免几分警惕道：“你认识谁吗？”
那年轻人摇摇头。“可我有急事呀！”他紧张而急促地说道。
“那你跟我进来吧。”警卫人员带他进了屋。“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领导。”他坚持说。
这时，楼上的和曾希圣正在商量要事，他们一听值班人员介绍说有位不明身份的青年来了，用眼睛对视了一下，说：“你先去看看。”
曾希圣下楼。见了这位青年问：“请问，你是……”
“我姓张。”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因为他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接着他扶了扶金丝眼镜，道：“我叫张蔚林，在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戴笠手下的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这不是敌人心脏的人物吗？曾希圣一听内心强烈一震。他强忍震动，静心听着小伙子继续讲：“我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如此贸然！曾希圣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庆这个抗战大后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随时警惕。这也是中央和副主席一向强调的原则。他感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太特别了。
“我恨透了国民党对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离开这个特务狼窝！请让我到延安去吧！”年轻人很慷慨激昂地说着。
曾希圣毕竟是位老革命者，面对这类事，他开始冷静起来，并带着笑容对小伙子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样，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很感动地点头。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样，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在敌人方面会很快察觉出来，这样对你和对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议如果你那边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然后，我们经过调查和研究再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圣说。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轻人更是连连点头。“好，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再次扶了扶眼镜，很感激也很兴奋地与曾希圣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馆，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件事在周公馆引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不过很快又平静了，因为像类似的事，周公馆常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警惕，再警惕！”这也是周恩来经常教育大家的话。
然而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个张蔚林不仅又悄悄地来到了周公馆，而且还带了一位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人。他给曾希圣介绍，说这位高个子是他的同事，叫冯传庆，同在的军统总部搞电讯。两人的要求一样：想到延安去，跟对着干！
这事有点玄乎！听取曾希圣汇报后说，对这两个年轻人要进行教育和考察，之后视情况再定。
曾希圣按照叶剑英的指示，对张、冯二人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建议他们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
张、冯二人后来确实积极主动地把蒋介石方面不少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公馆，而且这些情报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干这样的事肯定属于要杀头的，但张、冯仍在继续干着。
“他们过去是否是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共产党，主动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经我们反复研究，同意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为介绍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曾希圣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曾与叶剑英和曾希圣等一起处理张、冯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在解放后这样回忆说。
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最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从戴笠手底下跑到共产党的周公馆来的几位“毛小伙”吧：
张蔚林，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的年轻人，只有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档案里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
张蔚林（1916-194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庭。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平时，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多久，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个学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巨鹿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在这所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蒙蔽、欺骗一些人去军统工作。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8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后迁重庆）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累累罪行，这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而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1938年5月，他暗中串连赵力耕、杨洸等人和其他电台人员，联名向军统局拍发电报，要求增加工资，搞得上司们十分狼狈。于是，电台科长以张蔚林秘密串连、煽动闹事为名，报请电讯处，请求批准给他严重处分。当时，电讯处长魏大铭是挂名的，实权掌握在副处长董益三手中。董曾担任过军统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张蔚林是他的得意门生。因此，董收到请求处分张蔚林的电报后，把它悄悄压了下来，并借机把张蔚林调到重庆，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负责侦收各个电台发出的讯号和控制电讯器材的供应工作。
张蔚林来到重庆后，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几位年轻人在一起时常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痛恨自己身陷敌营，决心找到共产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对于张蔚林订阅《新华日报》，董益三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道：
张在一科工作一段时间后，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说张的行踪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还订阅《新华日报》。这里仅有他一个人订此报纸。我即找他来个别谈话，问他为什么要订这种报纸，他回答是出于好奇，因这种报纸上载的文章与别的不同。最后他对我说：“董处长既然这样，我以后就不订了。”我又问他是否有组织联系。他说绝对没有，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关于冯传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冯传庆（1912-1945），又名冯小虞，中共党员，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个电讯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亲冯念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变”前任绥远归化电报局长，后因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离开归化，不久病逝。母亲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归化纳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带着八岁的儿子冯传庆和一岁的女儿冯晓湘回到杭州，以养蚕刺绣抚养儿女。1922年，10岁的冯传庆患了一场麻疹，因母亲忙于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烧不退，脸上长满了疮疤，奇痒难禁。他咬紧牙关，顽强地与死亡搏斗，终于活了下来，但脸上却从此留下了几颗清淡的麻点。寡母的勤奋操劳，幼年生活的穷苦，疾病的折磨，培养了他顽强坚毅的性格。
冯传庆自幼聪颖好学，发愤读书，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所不会。他尤其喜欢书法，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比刻的还好。他从小富于理想，热爱生活，憧憬光明的未来。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派到山东威海卫当电台报务员，后调到国民党交通部所属的天津电信局任无线电报务员。由于他的勤奋，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掌握了精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他能在复杂纷乱的电波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电台呼号；他能排除种种干扰，搞清并收听对方的电码；他能修理中外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使他在国民党交通部无线电通讯系统内部，被誉为第一流通讯技术人员，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7年夏，冯传庆被发现并看中了，强行把他由国民党交通部调到军统局工作，并要他在这之前，先到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践踏着我大片美丽的国土。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冯传庆先是迷惑不解，继而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对于军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他也是略有所知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却要去庐山受训，然后到军统去工作，他对此感到痛苦、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在庐山受训期间，冯传庆给母亲、妹妹写了一些信，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在信中，他还给妹妹冯晓湘写了七言诗抒发胸臆。
1937年深秋，冯传庆来到军统局重庆电讯总台，担任总台领班。不久，升为仅次于总台长倪耐冰的报务主任，直接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他为人正直谦和，对他下属的领班、主任报务员和报务人员都一视同仁。他看不惯包括戴笠在内的那些高级特务们专横跋扈、谄上压下的作风。对他们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荒淫无耻以及以种种莫须有罪名，随意监禁、杀掉电台工作人员的法西斯暴行，更是深恶痛绝。尤其使他感到愤慨的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军统局，不是去做对抗战有益的工作，而是压制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逮捕、囚禁、杀害中共党员和爱国学生，甚至派遣特务去延安潜伏，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战。他厌恶国民党，更厌恶军统，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心寻找新的出路，为抗日救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冯传庆来到军统局任职以后，他的母亲、妹妹和妹夫赵名高一家，也先后迁到了重庆。这时，他已经26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母亲和妹妹都十分关心他的个人问题，但每次提到此事，他总以“国难当头，好男儿应为国家分忧，而不为家室所累”为由，谢绝母亲和妹妹对他个人婚姻的关心。
1939年初，冯传庆和张蔚林因工作上的关系而结识了。由于有着共同的思想和语言，他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无话不谈。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情，一起来到周公馆要求见“领导同志”，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述的曾希圣受委托，决定将他们作为打入军统内部的一个突破口，并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的那一幕。这个决定是兼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时任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共同作出的。
后来，张蔚林、冯传庆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安文元后来当了叛徒，其余几人都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敌人杀害。
……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组织的首脑机关里，有了这样一批年轻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员，可想而知，军统的所谓“固若金汤”必定会闹出莫大的笑话来。
张蔚林、冯传庆等秘密共产党员，整天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能让敌人发现，这是个非常难的大题目。正当和等为此事犯难之时，延安来的美女--张露萍的出现，让叶剑英灵机一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的妹妹的名义，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的内行们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一天，张露萍从外面回到周公馆，叶剑英就把她叫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由她去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任务，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
“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年11月底，张蔚林便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地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与之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等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一台台“X光透视机”，把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透了个通体给我党我军。负责情报接收的雷英夫曾在解放后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一个特务潜伏小组准备打入延安，由于张露萍他们提供了准确情报，使这个特务小组还未进入延安，即被我军抓获。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他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
然而，就在“军统电台特支”的这群年轻共产党员们全心全意、英勇奋战在敌人心脏，为我党获得源源不断情报的紧要关头，一件意外的事，让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在工作时因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三个真空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这时，张蔚林十分紧张，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会不会暴露等问题。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之际，逃了出来，并径直到周公馆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了此事。
军统这边，马上发现了张蔚林的逃跑，于是特务们迅速搜查了他的住处，从抽屉里发现了一封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有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马上追查！”立即下令。
而周公馆这边在听取张蔚林自己的陈述后，在并不了解敌人已经对他的宿舍搜查之时，认为张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现在扣押他可能只是为了惩罚，倘若现在逃跑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建议他还是先回去，以观后情再定。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响了他的恩师董益三的家门。但这时情况已经极其严重了……董益三在解放后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把三个真空管烧坏了，当时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从禁闭室跑掉了，电讯检查科科长肖茂如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同时稽查处又派人四处搜寻，后到了他住的张家花园，结果在那间屋里搜出了入党申请书和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材料……我说赶快向军统局本部报告，待我电话刚放下，外边守门的警卫来报告说张蔚林要见我，我即通告他进来，我气愤地问他：'张蔚林，当初我问你有无组织关系，你说没有，现从你家搜出了东西，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事情到了这步，无法帮助你了。’随后我派了两个哨兵，把他送交毛人凤了……”
张蔚林被关在稽查处看守所。想到组织和冯传庆等同志的安全，心急如焚。怎么办？张蔚林看准了这个看守所所长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对情况不熟，于是张蔚林谎称要取钱用，请求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上了当，让手下的人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于是几位地下党同志安全撤离。第二天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这也就有了戴笠震怒，拔枪就把毛烈给毙了的后话。
张蔚林被捕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当即逮捕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
……
张露萍被捕后，据周公馆的同志们介绍，曾出现过一件怪事：不久，张露萍突然出现在了周公馆附近。许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后跟踪的特务们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也远远地走了。对此情况，雷英夫后来回忆分析道：“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红色电台案”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向自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一套”的戴笠丢尽了脸面，因此对该案的审讯异常机密而歇斯底里。特别是在对付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上最花力气。但所有的审讯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到军统电台的“间谍”，她仅仅是“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这样的供词。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批准，他们7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突然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七人到重庆开释。
开释？笑话！机警的张露萍立即轻蔑地对特务们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随后，她镇静地拿出梳子，精心地将头发梳了又梳，一直梳出她认为最满意、最时髦的发型。“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后边的够不到，你再给我梳梳。”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着，眼泪早已忍不住流淌在脸颊上……“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说完，张露萍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并戴上红宝石戒指，然后像个美丽的女神，昂首走出牢房……
特务们的迅速将张露萍等“红色电台案”的共产党员们拉出息烽监狱，驶向密密的快活岭丛林。这是一次预谋的屠杀：特务们将车子行至离息烽县城三公里左右的快活岭的一个军统被服仓库时，便按事先准备的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强行叫张露萍等七人下车。当张露萍他们刚刚下车，走上仓库的台阶时，“哒哒……”只听一梭梭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的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庆等人中弹倒下……当刽子手正在为自己“干得漂亮”而狂笑之际，突然，张露萍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她扭过头来，怒目圆睁，手指着流着鲜血的胸脯，向刽子手骂道：“笨蛋，朝这儿来，打准点！”这一情景，吓得刽子手个个汗毛倒竖，连退几步。“哒！哒哒！”少许，才又见一个特务慌忙地连放数枪，张露萍又中六弹后才倒下没有再起来……她死的时候，那双美丽而仇恨的眼睛一直睁着，永远盯着那些向她扫射子弹的敌人。女英烈的这一幕，让心怀鬼胎的特务们仿佛中了魔一样害怕，后来传说在特务的营房里经常有人突然会喊：“张露萍显灵了！”开始，特务们还是咬着耳朵悄悄地说此事，后来所有的特务都知道了，个个心惊肉跳。有特务说，他在晚上站完岗回宿舍时，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背后挨了一掌，他猛回头一看，是张露萍在朝他笑，吓得他“嗷”地尿了一身；另一个特务提着油灯巡夜，当他走到“义斋”附近时，突然一阵狂风，油灯被刮熄了，他回头就跑，边跑边喊：“253显灵了！253显灵了！”小特务这么一嚎叫，把所有特务们都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闹得整个看守所鸡犬不宁，彻夜无眠。最要命的是那个周养浩，他本来就做贼心虚，知道张露萍的“鬼魂”会来纠缠他，于是备了一桌包括“三牲”在内的丰盛祭品，摆在张露萍的墓前。周养浩像条丧家狗似的一边叩头，一边跪着祈求饶恕道：“杀你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如此啊！乞求你在天之灵饶恕罪人……”
第4部分 第四章另一种背叛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前期，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营长，后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强攻汀泗桥，智取贺胜桥，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队被誉为“铁军”。
在“红岩”故事的革命烈士诗抄里，有首当时署名“六面碰壁居士”的《囚歌》在监狱里最流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现今年岁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它是着名爱国将领叶挺先生的遗作。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前期，当过先生的警卫营营长，后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强攻汀泗桥，智取贺胜桥，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队被誉为“铁军”。后升任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于8月1日与等一起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的创建者之一。同年12月又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迫流亡海外，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前，叶挺回到祖国，和国民政府曾多次许以高官厚禄，要他反共，但叶挺严词拒绝。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投入到了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欣然到延安受命。在叶挺领导下，新四军纵横驰骋于扬子江畔、淮河之滨，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战功卓着。然而，这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则在不断玩弄种种阴谋，欲歼之而后快。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代电，强令在黄河、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将驻皖南新四军部队移防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北移。6日行进到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叶挺领导下的新四军历时7个昼夜浴血奋战，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一部分被俘外，数千人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被杀害，军长叶挺被扣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富有军事才能的叶挺被捕后，得意万分，想借此机会拉拢叶挺。叶挺等10人被国民党军警押到宁国。其间，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战区司令上官云湘奉蒋介石之命，向叶挺提出只要他发表声明，诬指新四军首先袭击友军，就可让他当战区副总司令。面对袭击新四军的刽子手，叶挺强压心中怒火，一言不发，拂袖而去。碰一鼻子灰的上官云湘只得把叶挺解送江西上饶监狱。之后，蒋介石又多次派顾祝同、罗卓英、黄伯韬等人，相继以老同学、老同事名义轮流做东，做叶挺“工作”，结果无一成功。相反，面对这些不抗日、专搞内战的“老同事”、“老同学”，叶挺多次拍案怒骂：“不想你们这些身为国家军队之高级将领，却在侵略者面前如此软弱！我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1941年7月起，叶挺落入军统之手，被送往城郊七星岩洞秘密囚禁，内部由“桂办”警卫组长沈默（沈醉之弟）带领12名特务日夜轮班看守，洞外另派一排宪兵担任警戒。1942年1月3日，叶挺又被秘密押往重庆。这回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了。
蒋：身体很好？
叶：还好！
蒋：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叶：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蒋：你这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实是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叶：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
蒋（大声）：你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你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吗？
叶：如果这样说，新四军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蒋：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你是不是共产党？
叶：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蒋：你觉得共产党对，你就到那里去，你觉得国民党对，你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你一条正路，你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
叶：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你到第二战区去好好休养，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非常生气）：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叶回来还同郭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这份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馆藏A类档案-A251”编号的重要材料，是当年叶挺自己亲笔记录的与之谈话的回忆材料。
因为不能让叶挺就范，蒋介石认为极丢面子，下令取消对叶的所有“优待”，移禁白公馆看守所。大特务沈醉在解放后回忆这个情况时这样说：
我去看过三四次，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对国民党报纸看了很厌恶，看一下就丢在一边，但又无聊，无可消遣，无人谈话，往往又把丢在地上的报纸拾起再看下去。看守所长侯子川很凶残，打骂犯人，但对叶不敢随便，有时叶还叫他不要对人太过分，没有必要增加别人痛苦。有次顺便去看叶，先叫我去通知叶，戴进去时，叶还是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把大蒲扇。平时去，他还有说有笑。戴去，他理都不理。侯怕叶不认识，便介绍说：“戴先生来看你。”叶坐着不动，说：“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诉过我吗？”戴向他招呼，叶把嘴努一下，“请坐”。戴看这样，知道没有什么好谈，只问一下他生活情况，叶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看他冷淡，心里老大不高兴，站了一会就走了……
后来叶挺又被转往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在这里，由军统技击班副主任李克炼带领24名便衣和武装看守警戒，叶挺戏称他们是“24大金刚，24个饭桶”。
叶挺夫人李秀文开始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通过李济深的关系，她打听到丈夫叶挺被关押在重庆，于是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戴笠。半个月之后，戴笠才同意李秀文母女到歌乐山下五灵观招待所，与从囚室下来的叶挺相见。当见到长发长须的丈夫时，李秀文泣不成声，叶将军见到妻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蒋介石原以为李秀文会劝说丈夫妥协，结果李秀文给叶挺带去的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问候和敬意。叶挺对此极为感动，他知道自己在坐牢却并不孤立，尤其是听说中共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他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疾笔写下了“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着名《囚歌》。该《囚歌》写成后，由其夫人带出后及时交给了文豪郭沫若先生。郭沫若看后，感慨地称之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后来便在社会上广泛传颂。渣滓洞监狱难友胡作霖还在监狱里将《囚歌》谱成曲，成为渣滓洞的“洞歌”。
自“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叶挺被关事件一直同国民政府交涉，每次都提出恢复叶挺自由的要求，然而国民党方面总是从中作梗，使叶挺的事一拖再拖。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将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蒋介石仍然不从。1946年3月，我党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生俘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再次要求释放叶挺，这时蒋介石才被迫同意。
叶挺获得这一消息后，自然异常兴奋。特务沈醉在他的回忆材料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回忆：
毛主席提出要放叶，我特地好奇地去看叶，看他出狱后办什么。叶毫不迟疑像做了长时间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答我：“我出去第一件事需办的，便是请求恢复我的党籍。”我十分惊异，一直没想到他是一个脱离了共产党的非党员，直到那天我才明白这一情况。他说完后昂起头来，凝视窗外，久久不发一语。我怕碰钉子，赶忙辞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报告，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被囚禁5年多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这时他已长发披肩，胡子齐胸。行前，他拢着长须，对长期看管他的特务沈醉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说完，叶挺发出爽朗的笑声，登车朝他早已向往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驶去。
叶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党申请。此时在延安的，亲笔修改了电文这样回答叶挺：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
4月8日，中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叶挺与夫人、杨眉、阿九、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乘坐的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途中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叶挺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在重庆的得知叶挺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亲笔在《新华日报》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叶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载入红岩革命史册。
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反动阶级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十分特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从他身上我们更多的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
《红岩》小说中“疯老头”的原型，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韩子栋。韩是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战斗过的少数的几个见证人。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共产党员假共产党员，好像熔铁炉中的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共产党而献身的。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神，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如果监狱看守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样对我们的狱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后来罗世文自己就去当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给监狱里的同志们提供了很多进步书籍看。
“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同志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杀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墓碑是亲笔写的。关于罗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写的《罗世文传》也许是记录罗世文这位“红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笔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内容，以供大家进一步了解罗世文--
1920年秋，16岁的罗世文经前清举人罗爱棠的推举和资助，到重庆读书。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绩考取重庆甲等商业学校第13班。
这期间，“五四运动”对重庆影响很大。罗世文如饥如渴地看着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天》等报刊杂志。他尤其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开了罗世文的心灵窗口，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许多进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渐明白了要想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从此，罗世文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革命活动，其间他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员萧楚女等同志。在这些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罗世文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在参加革命活动中，不断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月20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在重庆，由萧楚女和罗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学生和群众团体代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自此开始，重庆这一“一萧一罗”即萧楚女和罗世文，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
1924年5月21日，杨闇公由成都返潼南故乡后，来到重庆。罗世文热情邀请杨闇公到进步青年中讲演马列主义的真理。而杨闇公则以敏锐的目光，很快发现了罗世文是个革命的人才，认为罗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并对其给予特别的器重和培养，提携罗世文担任重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从此，罗世文与萧楚女、杨闇公等一起，成为领导重庆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
1924年至1925年间，罗世文与杨闇公先后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团结重庆进步青年和劳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革命斗争。在罗世文、杨闇公领导下，“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推动了重庆的革命运动，并为重庆和四川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
1925年6月，罗世文和萧楚女、杨闇公一起，领导山城各界成立了“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并于6月25日召开了全重庆市的声援大会。之后又举行了大罢工。为了指导革命运动，罗世文与萧楚女不辞辛劳，创办了《爝光》杂志。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派萧楚女去广州，而罗世文恰好于本期在商业学校毕业，遂决定派他取道上海赴苏联留学。罗世文同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一道，向海参崴前进，开始了他革命人生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经历。
在苏联，罗世文同向警予及从另一条道过来的刘伯坚、王仁达、李大章等编入东方大学中国班。东方大学在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关怀下，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建设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他们选派了优秀教员，提供了大量马列主义着作和各种图书、资料，生活上也给予较好的照顾。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罗世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手不释卷地学习马恩列斯的着作，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革命战略战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尽管学校苏联专家、教师上课都配有翻译，可以不学俄文，可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着，学习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他还是刻苦地学习俄语和德文。由于他在中学时即已通晓英语，再加上他天分高，记忆力强，又刻苦，所以罗世文的俄语、德语水平迅速提高，很快能阅读俄文和德文的原着了，这给他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插上了翅膀。
1928年夏，罗世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方大学。他用半年时间周游了俄国、德国和法国，于年底回到祖国。有人见这位留学的洋学生什么都没带，只带了几箱书，而且还都是些要“杀头”的马列主义书籍。罗世文笑着说：“我什么也不愿意带，就只带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人告诉我，这些书在国内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我不怕，因为我回来就是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不久，党中央派罗世文回四川老家工作。这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风云四起，特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威震神州大地，也鼓舞和激励了各地党组织的斗争热情。罗世文回川后，也立即投入了领导士兵的革命暴动运动之中。
根据地下党四川省委意见，罗世文来到国民党地方军队28军第七混成旅进行策反工作。经过罗世文的艰苦努力，旅长邝继勋被争取过来。1929年6月，第七混成旅正式起义。在全旅官兵大会上，旅长邝继勋首先发表演说：“弟兄们！官兵们！同志们！我们第七混成旅今天正式起义了！我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邝继勋环视了全场一周，然后提高嗓门道：“那是想到了这些年我赤膊带刀，领着弟兄们拼杀，想给老百姓们办点好事，想为工农大众打江山。可是，独夫民贼却背叛了先生的遗训，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因此我们就要起义！就要变成革命武装--工农红军了！”
一片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党代表罗世文宣布道：“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正式成立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按“八一南昌起义”的形式，叫做“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是罗世文，前委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为邝继勋，前敌委员中有在川军中威信很高的，他虽未到任，但名列其中。下辖三个师编制，以罗世文为首的中共党员分别负责该起义部队的各级政治工作。
起义部队在罗世文、邝继勋的领导下，在初期时连连得胜，所到之处，工农红军的革命义举和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深得人心，极大动摇了地方反动政府的统治。后因叛徒出卖，起义部队在同军阀刘湘部队的战斗中终因兵力悬殊，队伍被屡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罗世文冲出敌人包围圈后，孤身一人，藏匿于乡村的草丛之中数天，他被饥饿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烧！“一定要克服艰难险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庆！”罗世文这时想得最多的是要回到重庆，向省委汇报这次起义的全部情况。于是，他重新挺立起来，迈开艰难的步子……
鉴于中共四川省委几位主要领导的先后被捕和牺牲，罗世文同省委各部委秘书长商议，从成都调程子健等到重庆，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罗世文任宣传部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一中央精神，对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大。一位中央大员到四川后，不顾罗世文等人的反对，坚持主张武装起义，结果在之后的三四个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党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皆以失败而告终。血的教训，让罗世文不得不亲自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9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也进入了正常状态。
1931年初，罗世文鉴于重庆白色恐怖严重，提出将四川省委迁往成都等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形成。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回川作为我党代表，担任刘湘高级顾问同刘湘进行联系谈判。1937年底，罗世文到达成都，即拜会了昔日的宿敌刘湘。然而这一回他是被刘湘当作重要宾客安排到了戒备森严、豪华堂皇的刘湘公馆。曾几何时，刘湘查封了他罗世文和萧楚女合办的《爝光》杂志，并勒令罗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后刘湘残暴地枪杀了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及陈攸生、邹进贤等四川省委重要干部！与这样一位血债累累的政治宿敌住在同一庭院，罗世文心头难平，可是为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和争取刘湘，期望这位四川军阀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罗世文努力而艰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间，川军到前线作战时，刘湘没有执行要他把部队调到济南的命令，而是主动把川军调到中汉路以北与我八路军靠拢，挫败了蒋介石的一次阴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成渝两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罗世文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1937年冬，罗世文会合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周凤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先前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领导机构--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罗世文为书记。成立四川省委后，罗世文即去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
罗世文返川后，遵照的指示，带领省委同志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委、重庆市委以及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三台等中心县委，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达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鉴于四川地区大、交通联系不便等情况，加之当时成都与重庆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实际情况，在请示周恩来及南方局同意后，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1937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同国民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并决定由罗世文负责此报建设。《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进方向，也温暖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灵。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家，罗世文极端重视统战工作中积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不仅亲自担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还兼任成都地区的《新华日报》总推销。
然而，从1938年开始，假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骇人听闻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公然进犯延安等我党建立的解放区，同时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及革命组织进行残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是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进攻的同时，老蒋把屠刀同时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两百名别动队员潜来成都，策划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当时，特务们选中了成都银行设在南门外的米仓库。3月12日晚上，由康泽的别动队为骨干，纠集暴徒几百名，故意抢劫了这个仓库。而在这个米仓的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时事新刊》的印刷部门。在暴徒抢劫时，《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正在印刷处校稿，当他闻声走出去观看时，即被预先布置的特务别动队员抓捕，诬称朱亚凡是此次抢劫的现场指挥者！
“抢米事件”次日，成都街头的所有国民党反动报刊几乎同一口径刊登“共党分子朱亚凡指挥抢米”的醒目标题的文章，企图借此彻底毁誉中共四川地下党。成都时局一下紧张起来。特务们竟敢直接公开地前来威胁具有公开身份的罗世文。在形势极端困难时刻，罗世文大义凛然地对那些为他担忧的同志们说：“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真诚，即不应危害我！”可是，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嚣张。敌人终于露出凶狠之丑恶面目。4月18日晚，罗世文为了《新华日报》分馆能坚持发行报纸和清理有关机密，化装前往《新华日报》分馆。当他刚一进分馆，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军警特务立即冲进报馆将其逮捕。临别时，他向坚持在报馆工作的同事说道：“同志们！《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当局同意办的。国民党这样无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们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新华日报》坚持办下去！这是我们党的报纸！这是人民的心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天晚上，敌人还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罗世文和车耀先两人从此并肩在监狱里与敌人展开一场场新的特殊战斗。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得知抓到了“共党要犯”，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和司法科长余锋，亲自审问罗、车二人。可戴笠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位共产党人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先生，你来得正好！我要请问你：我八路军驻、重庆、成都办事处，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华日报》，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创办的吧？我是成都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非法逮捕我？”“犯人”罗世文来了个“倒审问”。
戴笠愣了半晌后，才十分尴尬地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模样道：“哎呀，对不起，罗先生、车先生，你们的被捕，纯属误会！你们两位都是国家栋梁，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望你们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罗世文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行！你对我们的拘捕，既然出于误会，那就马上把我们释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狈地说：“那怎么行呢？”
罗世文质问戴笠：“你既然说拘捕我们是误会，却又不释放我们，那我们算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做又叫什么呢？”
戴笠被问得张口结舌：“这个……这个就只有委屈你们一下了！”
万般无奈的假象装过后，戴笠马上改了口气，露出凶相要罗、车供出党的机密。罗世文坦然大笑，说：我是你们请来的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及《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另一个职务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就是全部“机密”，这个“机密”可以了吧？车耀先也只承认自己是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会长，曾任川军团长，没有承认本人是共产党员，其他问题，一概不知。
戴笠劝降不成，恼羞成怒，下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监狱白公馆看守所。入狱不久，罗世文每每躺在冰凉的地铺上，耳边听着呼啸的松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遥望延安方向，写下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客渝梦题延安宝塔》等众多诗篇。
在之后的五年多监狱斗争中，罗世文顽强而艺术地领导同志们在监狱这个特殊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而精彩无比的斗争，为所有狱中同志所敬重。1946年8月18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掳乾假借“另移”之名，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出监狱，秘密杀害。残暴的刽子手们又向罗世文、车耀先的尸体上泼洒汽油，然后焚尸灭迹……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党的杰出理论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其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赤诚之心，实现了他生前“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豪言。
说起“红岩”故事，自然少不了一个特殊人物，这就是《红岩》的主要作者、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革命志士之一、共产党员的罗广斌。这位“特殊人物”身上有许多“特殊”之处：其一是他的出身，他哥哥罗广文是四川的大地主、大军阀之一，并且与刽子手徐远举关系不一般；其二，他是《红岩》主要作者，没有他的存在，也许“红岩”不会像现在这么红火和经典；其三，他出狱后为组织所写的包括“狱中八条”在内的《报告》及在解放初为那么多同志评定身份所起的作用。其实再有一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待遇而致死的悲惨命运。
罗广斌于1924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1948年3月加入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关于他的身世，罗广斌在自己写过的一份《自传》中这样说：
……我出世时，父母亲都在作“官”（均系国民党员），家里除在忠县已有田产数百石而外，又在成都开始买田置产业。抗战前夕，被父亲送往日本学军事的哥哥罗广文，在匪军中以杀“奸匪”夺功（曾在瑞金受伤）崭露头角，家庭声势就更加显赫，在重庆、川西洪雅，又陆续买了许多产业。我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向上的、兴旺的封建剥削家庭长大，一直被尊称为“幺老爷”，过着优裕的享受生活。
抗战时期为了躲避空袭，随父亲到川西一个小县洪雅读初中（1938年），因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较早熟，15岁（1940年）便和一个贫苦的女同学恋爱，原来以为家庭很爱自己，一定会同意的，但家庭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能门当户对。母亲还说：“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家教，影响家声。”第一次，我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会的恶毒，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在家里被囚禁似的管制，三年多不准恋爱和通信。这三年多中间，自己开始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有了新的看法，经常处在极端不满和抗拒的愤恨情绪中，甚至和父亲闹翻了打起架来，一心想离开家庭，脱离封建社会的控制。
1944年，得到在联大念书的马识途同志（地下党员）的帮助，离开了家庭到联大附中读书，那时心里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很快地在许多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进步和新的认识，终于在1945年7月，由马识途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民青社”。分析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个人和个性的解放，能够自由恋爱，后来在若干次斗争锻炼下，思想认识才逐渐得到改造，“一二·一”学生运动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学运中，自己亲眼看见了国民党特务如何屠杀青年学生，才真正认识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通过这回群众运动，懂得了群众的力量和决心，更坚决地参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后，由于特务跟踪，便撤往乡下工作，那时马识途同志考虑是否吸收我入党（当时我并不知道，对党也无认识），后来觉得我出身地主家庭，应再经过考验才行。1946年和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调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原来在昆明指导我进步的另一位同志齐亮（已牺牲，当时在《新华日报》）继续培养我工作和学习。当时在西南学院搞过一些活动，担任新闻系主席和系联会（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后加入了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民建中学任教，从这时起就开始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在民建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刘国鋕（均已牺牲）同志介绍入党，候补期为九个月。
罗广斌在家人的眼里，特别是他那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司令的哥哥罗广文眼里，这位“不务正业”的弟弟，实在是属于“不可救药”一类的浪荡公子。然而，哥哥并不知道他的这位弟弟其实不仅不浪荡，而且非常有思想，只是他追求的与他哥哥完全相反。
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后又押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因为有个国民党川军兵团司令的哥哥，所以特务机关对罗广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罗家本身也费了很多心思想救他出来。不过，其哥哥罗广文则另有想法，他曾与徐远举交代过：这个花花公子，得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明白不干“正道”就得吃亏。徐远举念罗广文的关系和“好处”，一直期望罗广斌能够“收敛”一点。但早已成为共产党员的罗文斌根本不听劝告，仍“我行我素”。
叛徒冉益智曾接受过徐远举之托，对罗广斌进行劝降。冉说：“徐远举问我，罗广斌在重庆做过什么。我说，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学生，在学生中有活动能力，后在民建教书，曾经写过申请书，尚在候补。徐说：你去劝劝他，叫他承认了关系，我准备送给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远举派张界同我去渣滓洞，与罗广斌在李磊屋里谈话，由李磊在旁监视着。我对罗说：'处长叫你承认关系，你有特别的人事关系，承认了可以恢复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装腔作势、东说西说，罗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李磊出去了。我和罗说：你承认了吧，又不要交出组织，可以不写悔过书而恢复自由，是合算的。但罗仍不承认。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和刘国对质哩？你到秀山不是因为陈明德被捕吗？’罗脸红仍不承认。其实，我确知罗的一切，我没说出，也没继续再追。便在罗要求弄点药品之后，结束了这次谈话。回来之后，只对徐说，罗不承认。……后听张界说，罗广斌承认了关系，但他表明态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时处决，三、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
可以看出，罗广斌在敌人面前还是非常坚定的。原国民党罗广文部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林茂（解放后担任过四川荣县政协常委），1998年应厉华等邀请，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协助整理资料。由于他一直是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与徐远举的西南长官公署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帮助罗广文营救罗广斌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时年84岁高龄的老先生向厉华等仔细地介绍了相关情况：1948年，林茂由西南长官公署调到罗广文部任处长。9月的一次饭后，一处处长刘牧虎请林茂喝茶时希望林茂能够出面帮罗广文司令官一个忙，刘牧虎说：“罗司令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徐远举给抓了，你是从长官公署过来的，能不能给通融一下，不要给杀了！”随后，机要秘书方勉耕、政工处长谷若虚也请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远举说情，希望看在罗司令官的分上，对这个“共产党”人能够特殊处理。林茂为了能够得到罗司令长官的信任，答应帮忙，并表示一定争取把罗广斌保出来。11月在一次宴会结束后，林茂找到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要求他在徐远举面前活动，第一能先做到不杀，第二能够尽早释放。杨元森把林茂的请求报告给徐远举。后来知道，考虑到罗广文的实力，徐远举答应先不杀。1949年3月，林茂应徐远举之请，到歌乐山下的“乡下办事处”参加应变会议，会后在与杨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等打麻将时，林茂向杨元森提出罗广斌的问题。第二天，杨元森告诉林茂说：“徐处长说他没有忘记这个事，他会酌情办理的。”同年8月，徐远举、杨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务后徐请林吃饭，席间，林茂对徐远举说：“罗司令长官的弟弟罗广斌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向徐处长请求一下，务必请您关照，早些设法把罗广斌放出来。”徐远举回答说：“你回去告诉罗司令长官，请他放心，我会相机行事的。”1949年的11月27日下午，林茂为了取得与罗广文司令部的联系，到长官公署使用通讯设备。徐远举见到林茂后说：“我现在把罗广斌提出来交给你，希望你把他亲自交给罗司令长官。”林茂则表示：“把罗广斌交给罗司令长官无法办到，因为我只带了两个警卫在身边，又还没有找到罗司令长官，事情还多得很，实在难完成这个任务啊！”徐远举见状只好说：“你实在办不到，我就自己办好了。”事后，林茂肯定地说：“在大屠杀的时候，徐远举是怎样处理那些有特别人事关系的'政治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徐远举要利用他手中的这些人质，使罗广文这样的人物为国民党效命到底，他不杀罗广斌，可又迟迟不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是，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的当晚，罗广斌争取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并组织了连他在内的白公馆19名难友的越狱脱险。这是他在解放前所作的贡献之一。
解放后，罗广斌以一腔热血投入到了参加被害烈士情况整理工作，并以亲身经历，到处讲“红岩”故事，一时成为当地的“故事大王”。1950年9月，他任青年团重庆市北碚区工委组织部长。当年12月至1953年8月任青年团重庆市九龙坡区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3年9月至1962年7月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青联副主席（1957年12月后下放到重庆长寿湖农场渔场劳动锻炼，代理场长、党委委员），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做创作工作。1961年小说《红岩》的创作成功，使罗广斌从此名扬中华大地！
这里有一个镜头，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那是1986年11月27日--重庆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杀纪念日，在某地举行的一次隆重的革命烈士纪念会上，一位满头白发的伟大母亲颤颤巍巍地走向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气，用洪钟般的声音，对千百人深情地说道：
我，一个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生于末年--1900年。有生86年来，经历了许多历史性演变，让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经步入暮年的84岁时，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的长期教育、培养，使我能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教育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该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王朴是谁？王朴是“红岩”故事里一位党的重要干部，在数百位“红岩”革命烈士名单中闪烁着异常光芒的一名共产党员，有监狱“三条遗言”的响当当的革命烈士。当年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亲自向其亲属恤勉“化悲恸为力量”，而与王朴在监狱审讯中屡次交手的大刽子手徐远举则佩服“他是白公馆'政治犯’中的杰出人物”。
王朴在青年学生时代，就有强烈的正义感。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铃、冯励青等老师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师生的周会讲台，公开揭露其所在学校的校长颜伯华吞食公款、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要求校方公布账目，提出由师生代表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并清查以往账目。他的这一行动，在全校引起震荡，进步的师生们都支持他，但也震怒了校长颜伯华等人。不日，颜伯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高声宣读了国民党当局严防共产党领导学生动乱的密令文件。会后，颜又把王朴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说“现在政府正在查处学校共党领导的学生动乱，你要考虑好自己的前途；现在离高中毕业才一个多月，你想好了，如果想升大学，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朴看出校长明显在暗示，如果他王朴给他拉回面子，那么颜某人可能在考大学问题上“帮忙”。本以为吓唬吓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校长颜某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王朴根本不吃这一套，竟当场毫无惧色地回答道：“颜校长，你对我讲这些，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话就直说吧！”校长颜伯华一听这，气得直喘粗气：“好！你龟儿子厉害！现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开除你！你卷铺盖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朴甩袖而去。当晚，学校的进步师生们在宿舍前集会，声援王朴，一直闹到深夜。校长颜伯华预感问题严重，派亲信连夜赶到60多里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状。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学们动员王朴尽快离校。就这样，王朴暂时辍学了。
王朴在读中学时，家住在乡下。为了看进步书籍，他经常托同学在重庆市里的书店选购《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等马列着作和其他进步书籍。他的先进觉悟和进步思想，就是通过这些进步图书获得的。他在给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世的未来--幻变的梦境，正如一颗流星的殒华，那瞬间的闪耀，残留下一道光芒，让窥窃者隐约判别它的去向吧！”王朴在他的学生时代，就以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曾对同学说：“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王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和争取了家庭成员的进步。他父亲在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个受过旧式中等教育的善良妇女。王朴先动员母亲一起跟他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这个计划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与同学见面，兴奋地说：“我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争取母亲对革命的同情，这是王朴献身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表现了王朴对革命事业的远见和忠诚于党的高尚品质。
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王朴，虽家境富裕，但他的个人生活却相当简朴，直到上大学，仍然穿着朴素的布制服。他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衣着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还有劳动的习惯，王朴有几个弟妹，他除了带领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还经常干家务劳动。他讨厌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1944年，王朴进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同学的活动。他组织一批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壁报《文学窗》。我党在复旦的“据点”核心组通过《文学窗》壁报社的骨干分子主动地与王朴取得联系。后来还推出了以杂文为主的《风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的《榴红》、以诗歌为主的《声音》等进步刊物，为复旦的民主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和热，也促使更多同学走上进步的道路。之后，党组织又在复旦筹办《中国学生报》，王朴被推选为报社的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为这份进步的学生报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中国学生报》创办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于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进占贵州独山，当时整个“蒋管区”动荡起来。这时，我党针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让敌后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工作者下乡的号召。正准备入党的王朴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开始筹划下乡的工作。这时，他的打算是回江北老家去办所革命学校。这就是后来由他动员母亲捐献家产创办的莲华中学。
莲华中学不是一所简单的普通学校，而是在我党领导下的特殊学校。它的诞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有着紧密联系。王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动员下离开复旦大学的校园，抛弃城市的舒适生活，动员并获得母亲的全力支持，来到农村兴办革命学校。开始办的是小学，后来是莲华中学，再后来改名叫志达中学。之后在“红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李青林、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而王朴和他母亲金永华则是其中的主角。
有个“老莲华”这样回忆道：
莲华学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创办之初，一批青年同志，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还有李青林、杨明远等背着行李卷，来到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村，租了李家祠堂作为小学场地。这儿离复兴乡镇所在地有18华里，离仙桃乡也有12里，那个小山坡上，杂草丛生，满目荒芜。王朴母子俩和李青林等带着学生挖山坡，抬石头，运泥土，为学校开辟了一个活动操场。随后他们又去仙桃乡搬运课桌条凳。同时大家动手整寝室、修厕所，打扫清洁卫生……一切皆由自己动手。八月筹备，九月便招生开学了。当时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破烂的戏台作为办公室，两侧看楼便是孩子们的教室，老师们则住在戏台两边，仅能遮雨，不能挡风。每人只配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凳和一盏青油灯。当时老师每月的薪俸是几斗米到一石米不等，但大家相互间团结友爱，相互帮助，许多外地来的同志衣单被薄，当地同志就从家里拿来东西接济他们。大家安贫乐道，朝气蓬勃。王朴则从家里拿出他的全部藏书办起了图书室。“莲华”师生养成的艰苦朴素作风，深受当地乡亲们的赞扬，称其这才是“兴家立业”的样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有一个校风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也成为莲华中学的校风，师生之间团结无间，从校长、教员到校工完全是革命同志，每周过一次民主生活，工作严肃紧张，教学工作之余，大家谈心、唱歌、打球，充满了健康活泼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莲华”的办学方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他们既重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更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论和方针，具体地运用到了“莲华”，实行“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在学校内外写满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大字标语。在党的领导下，莲华、志达中学前后培养了400多名学生，他们后来有的参加了共产党，为中国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多数在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这证明王朴、齐亮他们确定的两个“结合”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莲华和志达中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当时复杂而严峻的重庆与四川地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而坚定的革命战士。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横行霸道的环境下，王朴、齐亮等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将这所红色学校办下去，其精神实在可贵。办校是需要花大钱的，哪儿来钱？“只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办法！”每一次学校出现财政危机，第一个出面承担这种责任的总是王朴。王朴有什么办法？就是回家向他的母亲金永华去要。母亲能答应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王朴家的家业是由王朴的父亲和祖父一点点积储起来的，现在要捐出来，而且是捐给会带来灭门风险的共产党，这样的事母亲能同意吗？然而王朴做到了，不仅动员了他母亲金永华将徐州老家的家产田地1480石，折合黄金1000多两，陆续变卖成现钱，给了莲华学校和志达中学，又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并以此为掩护，直接为川东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
王朴的这种毁家助党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同志中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富家子弟，他对组织和同志时常慷慨相助，自己则始终过着俭朴生活。吃饭时，他都是与学校同仁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误了餐，也只在厨房煮碗面条充饥，从不特殊。有一次，王朴与老师喻晓晴一起，从重庆市区回“莲华”时，步行了八九十里路，却只在路上吃了碗咸菜稀饭，可同志们知道当时王朴的口袋里装着几百银元大洋。王朴说：这钱是他家捐助党的，不能随便用。他的这种精神和忠诚，无不令人钦佩。由于他平时总以刻苦耐劳的俭朴生活磨砺意志，所以后来在狱中能始终坚贞不屈、经受各种酷刑的考验。
王朴于1948年4月27日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作为一名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徐远举曾以为可以从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结果无论怎样严刑拷打，王朴像许建业一样，始终表现出一位坚定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丝毫没有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烈士的妻子褚群在丈夫牺牲37年时的一个纪念大会上有过一段极其动情的回忆：
我爱人王朴是由于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出事而牵连被捕的。当时我带着仅有十个月的儿子狗狗，就在莲华中学校长办公室，与他一别永诀……我们分手时，儿子小狗狗还在香甜的睡梦之中。特务们抓走他时，他还悄悄暗示我留在学校，对付有可能突然袭击而来的其他敌特分子，他自己却推说城里还有一摊子事急需处理。临别前，他拿出来一对“歇福儿”牌的金笔，我挑了一支，给他也留了一支。王朴被捕后，齐亮等领导我们抓紧营救工作，母亲还备了三包厚礼，去找过当时反动派政权的杨森市长的二姨太，可没有什么下文。于是齐亮又导演了一场“寻夫记”，要我打扮起来，抱上孩子，跟着王朴的二姨妈到重庆特务机关那里，探到了王朴是因一张支票的牵连而入狱的。当时特务告诉我，说王朴的罪名是“物资助匪”。为了营救王朴，我到了王朴老家徐州，求母亲出钱，可老人家已经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办莲华学校所用，最后给了我一只手表和一对金戒指，说家里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老人家听说儿子被捕入狱，非常伤心。我将一对金戒指带回后，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我和王朴所缴的党费。后来我知道，就在这时，王朴已经在渣滓洞黑牢里被叛徒刘国定出卖，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许我们家属送东西和保释了。
王朴在被捕初期，尽管地下党组织及其家人多方营救未果，但由于其身份没有暴露，特务们根本没有谁去理会他。到了刘国定出卖他后，特务头子徐远举才亲自出面审讯。
徐远举：“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
王朴从容镇定地：“不认识。
“徐远举又叫来刘国定对质：“刘国定，你认不认识这个王朴？”王
朴立即回过头去，与曾经的上级、叛徒刘国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此刻的“领导”就像一只癞皮狗似的那么狼狈。王朴什么都明白了，他上前当场就给了这位出卖他，也出卖了许多革命同志的“领导”一记响亮的耳光。从此，王朴就以共产党人的坚定气节，面对面地与敌特分子公开地进行斗争了。他历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多次受电刑和坐老虎凳，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讥嘲敌人，成为狱中硬汉之一。
1949年10月28日，王朴与陈然、成善谋、雷震、华健、蓝蒂裕等“共产党重犯”被敌人残杀于重庆大坪刑场。最后时刻，他面对匪徒们的子弹，竭尽全力呼口号、高唱《国际歌》……
临刑前，王朴托人带出给母亲和妻子的三条遗嘱：
给母亲金永华的遗嘱是：
娘：
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要交给学校。
给妻子褚群和儿子狗狗的遗嘱是：
小群：
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狗狗取名“继志”。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箭头。
那场“11·27”大屠杀中，当特务们堵住渣滓洞牢房，用机枪和卡宾枪向狱室内扫射的一瞬间，有一位英勇的共产党员突然冲在同伴和难友们的前面，企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部分同志逃生，然而无情的子弹穿过他的身躯，令他当场倒下。当时这位英雄还有一丝生息，不曾想到的是凶残的敌人后来打开牢门，在他的身上浇上汽油，又点燃起来，他和他用身体掩护下的一个小孩最终未能逃脱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
这位烈士名叫丰炜光，牺牲时31岁。在“红岩”故事的共产党员中，他是又一位典型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叛逆者。
丰炜光是四川广安人，其父丰聚文自幼从商，因经营布匹发迹，设丰泰隆号，既做外货入川生意，又兼营洋纱买卖，成为广安县商界巨子。丰聚文得财后，修别墅，置粮田，富极一时。其所生四子，炜光行三，名宗铸，生于1919年农历7月，乳名润生。小时候的炜光皮肤白净，眉目清秀，又聪明活泼，是丰家的宠儿。
丰家有个厨工的女娃，名曾传碧，比炜光略小。两个小娃娃整天在一起玩，炜光经常牵着女娃的手，像是亲兄妹一般。跟下人的孩子在一起，丰家人很不高兴了。小炜光上学不久，便向父亲提出要曾妹妹与他一起上学，“否则我也不去”。丰聚文不忍爱子弃学，只好依了。上学后的小炜光，常到父亲处要钱，有钱的父亲并不在意，可后来儿子越要越多，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到学校一打听才知，小炜光拿钱后光知道去买书和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交学费。丰聚文对此很生气，不仅不再给儿子钱了，连曾传碧上学也不让去了。
丰炜光因此与父亲第一次争执吵架，这年他14岁，发誓不再上学，除非还让“曾妹妹上学”。丰聚文气不打一处出，最后还是依了儿子。可这以后，小炜光觉得自己的家里没了亲人，佣人和他的女儿曾传碧妹妹反倒成了他的依靠。他开始看不起父母和自己的兄弟们，因为他们不把佣人和曾妹妹当人对待，然而佣人和曾妹妹相当善良朴实而且可亲可爱。后来曾传碧妹妹失学了，这对心心相印、青梅竹马的恋人，终因门第悬殊而各奔东西。这成为丰炜光少年时代留下的一桩遗憾的事。
1936年，地下党在广安城里组建了共青团支部，追求进步的丰炜光成为该县第一批共青团员。经过团组织的教育，他从一个侠义、进步的社会青年渐渐成长为自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青年。当时地下斗争缺乏经费，丰炜光便把他在“丰泰隆”号里赚的钱，全部献给了组织作活动经费，不够时还到家里拿。这事被父亲知道后，大骂他是“败家子”！开始成熟的丰炜光，为这事他不与父亲正面冲突，而是软磨硬泡，后来他又不声不响把商号上的事情几乎全部甩给了管事的佣人，自己则一头投入到了职业地下工作去了，担任共青团广安街道支部书记。根据组织安排，为动员群众，丰炜光出面与其他几位进步青年一起办了家“四友书店”，他出任经理。有了这块革命阵地的丰炜光，整天忙着经营那些进步图书的买卖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四友书店”从此成了当地传播新思想和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时间一久，人来客往，影响很大。反动当局多次滋生事端，皆因丰炜光等采取多种形式与之周旋而获得继续经营。
“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各地，广安人民纷纷起来支持抗日。这时的丰炜光忙得不亦乐乎。1938年，广安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可以将团龄算作党龄。丰炜光接到组织的这个通知后，高兴得一夜未合眼，从此他对党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38年，地下党派人回广安代市办纺织合作社，借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掩护从重庆市区来的地下党员。可办合作社需要大量资金，丰炜光知道后，连夜赶回自己家的商号，将全部盈余拿了出来，贡献给了组织。同时他又动员自己的财主父亲出钱，父亲当然不从。“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嘛！”丰炜光就以商铺亏损为由向父亲借贷。无奈，老头子只得又“出血”了一部分。
1942年秋，地下党新派来的县委负责同志，由于隐蔽不当，受到特务监视，没能与原县委接上头，这样，单线联系的丰炜光等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是他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第一大挫折。
无数次，丰炜光站在家乡的山坡上，任凭风雨吹打，像个失去方向的孤儿，内心仓皇一次次向天呐喊……
“我要到成都去！”终有一天，丰炜光对妻子说。
“到成都干啥子去？”妻子问。
丰炜光没有说。他参加革命，不想连累家人。其实，他在近半年里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找到党组织。他知道当地的一名共产党员去了成都方向。他丰炜光的堂兄丰宗铁、大哥丰宗锦也在成都。尤其是宗铁堂兄为人正派，同情穷人，有可能也是共产党员哩！所以丰炜光想：如果找丰宗铁，也可能就找到了党组织。这样他才下定了决心到成都去。
临出发前，妻子特意给丰炜光找来两个农民抬滑竿，丰炜光本不想要，后一想到路途遥远，关卡甚多，如果扮成富商或阔少会一路顺当些，于是便答应了。可当抬滑竿的农民将丰炜光抬出广安城门后，他就嚷着要下滑竿自己走。“少爷，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嘛！”两个农民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生气道。丰炜光笑了，说：“你们是人，我也是人，你们有一双脚，我也有一双脚，为什么要你们抬着走？”两个农民憨厚地说：“你是有钱人，当然该坐滑竿啦！”丰炜光嘴一撅，说：“有钱人，有钱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你们穷人身上搜刮来的嘛！”丰炜光接下来又给两位农民讲了很多社会现象，并对他们说：“农民不是命穷，富人也不是命中就富，只要穷人联合起来与富人斗，穷人就能富起来。”两个农民听了直点头，说他们从娘肚子下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丰少爷这样的读书人。丰炜光又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当他提到共产党时，这两个农民面面相觑，惊骇得不知所措。丰炜光板着脸，说：“共产党有啥不好？他们都是为穷人说话做事的好人哪！”两个农民如梦中醒来，小心翼翼地问炜光：“你是不是共产党？”丰炜光突然大笑起来，说：“我还不够条件呢！”中午，三个人在一个店子里吃饭，丰炜光一个人掏钱，三个人不分贵贱在一起吃喝。饭后，两个农民见自己只跟着少爷走，还白吃少爷酒饭，内疚地提出如果少爷不让抬，他们就回去了。丰炜光则坚持把他俩留住，依然每天照常给他们滑竿钱。一个白面书生、富家弟子，宁愿不坐滑竿，每天跑得满脚起泡，还请他们吃饭喝酒，这是没有见过的“怪事”。四天下来，丰炜光竟然把这两位农民教育成思想进步的革命者，后来都上了华蓥山，参加了游击队。
再说丰炜光到了成都，才知丰宗铁只是个进步人士，不是共产党员。又一次失望，让丰炜光久久地徘徊在成都街上……这时他想起了在广安一位已经被捕的共产党员彭明。天真可爱的丰炜光想：如果把彭明营救出来，不就有了党了吗？于是他就去找大哥丰宗锦，得知大哥的药店生意兴隆，家道富裕，很有积蓄。只是大哥不在家，嫂嫂不肯将钱借他。丰炜光就给嫂子做工作，把借钱的目的和盘托出，并保证今后一旦有了钱后，如数还她。嫂子听了小叔子的话虽觉唐突和惊异，但见他待人诚恳，忠厚，又沉着，不像是浪荡子弟，于是便如数拿出了丰炜光所需的10多两黄金。后来，丰炜光的哥哥知道妻子把黄金给了兄弟，再三追问其用途，妻子始终不说，并一气之下服安眠药自尽了。为这事，丰炜光觉得很对不起嫂子，内心也十分悲痛。
成都没有找到党组织，又无工作，生活渐感困难。几个月后，丰炜光历经艰辛，到了重庆找党。1946年春，丰炜光在几度失望中回到广安。这年冬天，地下党派谈剑啸从重庆回广安清理地下党组织时，漂流、彷徨了3年多的丰炜光，才算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不久，他担任中共代市特支书记。1947年，地下党代市特支接到中共川东临委指示，要求开展农运工作，发动当地群众，进行抗丁、抗粮、抗税运动。1948年7月，中共川东临委又指示，各地下党组织联合在华蓥山区举行武装起义，要求代市首先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丰炜光接受任务后，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战斗。8月5日，正值代市赶场。丰炜光的口袋里藏着刚刻好的“华蓥山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的印章，挤在人群中，寻找他的通讯员曾令森。两人见面后，丰炜光则因为还有账项要算清，于是他在镇上的一家店铺里留了下来。这时，镇长谢相等一伙人见到了丰炜光，就招呼他一起打牌。丰炜光本无心思跟这帮人打牌，但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便同意了。坐下打牌，一晃就是几小时。当丰炜光想脱身时，镇长和几个随行人员就是不放他走。丰炜光再往周围一看，见有不少乡丁在晃来晃去，猛然觉察自己被软扣了。怎么办？他灵机一动，便以小便为由离开牌桌，想给自己的同志送个信，但特务和乡丁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丰炜光心急如焚，恰在这时，有两个自己的同志闯入丰炜光的视野，他立即发出暗号。少顷，这两个同志便来到牌桌边对丰炜光说，一家纸业社那边的工友有事，要他快去处理。炜光听罢，刚起身要走，周围的四五个特务和乡丁便呼啦一下围了过来。看来脱身是不可能了。为了稳住敌人，他又若无其事地回到牌桌。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丰炜光在那两个同志走近他时，已经把暗号传了出去，心领神会的同志们安全转移了。事后人们才知道丰炜光是被叛徒骆安靖出卖的。
1948年8月27日，丰炜光被押解到渣滓洞。
“你就是丰炜光吗？跟我走一趟！”一个特务气势汹汹地押着丰炜光，将他带进审讯室。
丰炜光并不认识坐在他对面审讯他的刽子手漆玉麟。当对方开腔“三少爷，请坐，请坐”时，骄傲的丰炜光拿出一副“少爷”姿态，用脚一蹬藤椅腿，椅子正好转了90度，丰炜光稳稳地坐了上去。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莫来客套。既然进了魔鬼的杀人场，老子就没有准备活着出去！”从不耍少爷作风的丰炜光，这回在特务面前竟然摆足阔少爷架势。
漆玉麟和特务们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少爷“共产党员”。“三少爷火气不要那样大嘛！”漆玉麟难得这么轻的语气，说：“我们有话好商量。对你，我们徐处长是很器重的，说像你这样富豪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干共产党的事情，是误入歧途，上了共产党的当，只要你洗手不干了，就放你出去。”
丰炜光用眼睛瞪了一下对方，没有理睬。
漆玉麟又说：“不要嘴硬，看你细皮嫩肉的，能经受得起什么刑具，我劝你早识时务，你们共产党所谓的重庆市委书记、委员不都自首了？鲤鱼拉不破大网，何况几条小泥鳅，你想想嘛！”
丰炜光一听，勃然大怒：“他们算啥子嘛？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叛徒！再说，听听全国的战场，你们国民党的网不是早已破了吗？要不了多久，人们会把你们的破网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哈哈……”说完，丰炜光仰天大笑。
漆玉麟气得在审讯室直转圈，可就是没用刑。
丰炜光趁势回击对方：“我从入党的那天起，就发誓要捣毁你们的魔窟，有什么可后悔？我倒要劝你们这伙人多留条后路，不要死心塌地跟跑了！真到那时，可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给我带出去！”漆玉麟再也无法忍受了，发疯似的吼道。
做好受苦刑准备的丰炜光，见自己好好端端地走出审讯室，反而感到十分疑惑：特务们想搞什么阴谋？哼，管它呢！丰炜光挺着胸膛，哼着歌，回到了狱室。可在这里，他发现难友们却用一种鄙弃的目光在看他，这是怎么回事？更有甚者，放风的时候，丰炜光走到一个小孩跟前，其他难友一下把还不懂事的孩子从丰炜光身边领走了。丰炜光被孤零零地冷落在一边……那一刻，这位从不屈服的“阔少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心里在呼喊：党啊，我没有背叛您啊！你们怎么啦？
这天夜里，丰炜光这位硬汉，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哭了……
第三天，特务又把丰炜光带进审讯室。这回是大名鼎鼎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大特务徐远举亲自来审问他。
丰炜光才不理会他徐远举是谁呢，一概不理，他早已作好受刑和牺牲的准备。
徐远举这回搬出的人物也不一般，他说丰炜光你是市长杨森的老乡，还说杨森这人很重感情，很讲义气，非常关心家乡人，因此特意吩咐他徐某人在办这桩案子的时候，尽量做开导工作。徐远举还表示希望丰炜光给身为市长的家乡人争个脸面。
“他杨森算个什么东西？他无故杀害了多少平民百姓，狗屎一堆！”丰炜光突然大声打断徐远举的话，又说：“我们共产党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就是为全国人民、广安人民争气！让杨森这样的混蛋早点上历史的审判台吧！”
“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用刑！”徐远举再也装不出假慈悲了，命令特务将丰炜光折腾个半死。之后数日内，又连续对丰炜光用重刑。然而，丰炜光始终没有低下过骄傲的头颅。
昏死了几天后的丰炜光，再一次出现在放风坝上时，忽然发现自己的脚边飞来一个小纸球，他迅速拾起走进厕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祝你胜利”四个字，落款是“同志”。啊，是狱中党组织和同志们写给我的！那一刻，丰炜光激动万分，备受鼓舞。他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同志们中间，回到了党的怀抱……
“11·27”大屠杀的夜晚，年仅31岁的丰炜光不幸壮烈牺牲，他牺牲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广安和代市，凡是了解他的人和他的同志们无不声泪俱下，都说丰炜光是富家的叛逆者，真理的英雄！
在“11·27”大屠杀中，有位过去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年轻的归国华侨也被国民党特务残杀在渣滓洞。他叫廖瑞卿，矮矮的个子，黑胖胖的脸，说一口地道的广东话，牺牲时年仅24岁。
这位热爱祖国、忠诚共产党的华侨战士，在反蒋斗争中，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写下了永远让历史记忆的辉煌一页--
1925年，廖瑞卿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一个华侨家庭。读中学时的廖瑞卿，听父辈们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在我华北的暴行，在大屠杀等等血腥悲惨的一桩桩事后，毅然决定要回祖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誓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境，以尽祖国儿女的报国之心。1941年，16岁的廖瑞卿告别了父母和亲人，登上从印尼爪哇岛驶向祖国的轮船，这时的他，恨不能一步登上祖国大陆，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回到祖国后，正值制造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廖瑞卿顿时被这等无法想象的“怪事”惊呆了：为什么不打侵略者却要灭自己的同胞？他不解。在广州，廖瑞卿接触到的不是积极抗日的活动，而是国民党到处抓捕、杀害那些一心想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罪恶情景。胸怀满腔爱国热忱却是报国无门的廖瑞卿，最后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只得流浪街头。他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果。
1943年，廖瑞卿辗转到达重庆。一份叫《西风》的杂志登报招聘雇员，他被录取做收发和邮购工作，算是有了碗饭吃。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本以为可以翻身的廖瑞卿却被搬往上海的《西风》杂志社解雇了。后经同乡介绍，他到法院当录事和收发。靠微薄收入生活的廖瑞卿，却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杂志，如饥如渴地阅读，这使得他有了进步的思想意识和渴望追求革命的理想。那时，廖瑞卿最喜欢看的一份报纸是《新华日报》，报上那些救国救民的文章和报道，常令他心潮澎湃。年轻单纯和追求进步的廖瑞卿，哪里知道此刻特务已经注意到了他……
1947年6月1日，蒋介石再一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进行大逮捕。3日凌晨，当山城重庆的人们正在沉睡之中，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法院，抓走了廖瑞卿。在敌警备司令部所属的鲁祖庙看守所内，特务们多次严刑拷打，要廖瑞卿承认是共产党和交代组织同伙。廖瑞卿嘲笑敌人，说：“我巴不得是共产党呢！”他的不屈不挠，反而让敌人确信他一定是个“顽固的少共党”。不久，他被押解到渣滓洞监狱。
对革命者来说，敌人的监狱是锻炼革命意志的熔炉，是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难友们爱护这位举目无亲的青年华侨。与廖瑞卿同一室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表现，使他深受教育和帮助，他也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从此这位说话有些洋气、长得一副“广东仔”面容的年轻华侨与狱中的共产党员团结融合在一起，并时时处处毅然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和发动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如绝食斗争、追悼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大会、1949年元旦祝捷活动。有一次监狱特务问廖瑞卿：“你现在好像真共产党了！”廖瑞卿昂着头，骄傲地回答道：“共产党还有假？我就是！”据说，狱中党组织已经准备考虑吸收廖瑞卿，然而垂死的敌人提前实施了大屠杀--1949年11月27日夜晚，这个远离父母姐妹，满怀壮志归国抗日的华侨儿子，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机枪弹下，他把热血洒在他心爱的祖国大地上，他把忠诚留给了他向往的共产主义信仰……
读者也许很关注徐远举这个“红岩”故事中起着指挥和决策作用的大特务的命运。是的，惩罚和处决这样的刽子手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在所有“红岩”故事中，对革命事业破坏程度最大、革命者最恨的一个人就是“徐鹏飞”徐远举了！但大特务徐远举的命运则又让我们想到了其他许多，因为在解放后，他不仅没有挨上人民专政机关的枪子，相反成了人民政府保护的对象。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大特务在漫长的重新做人的改造征程上，获得了灵魂上的自我拯救，彻底背叛了他曾经效忠的阶级和集团。
徐远举在完成“11·27”大屠杀后，与国民党军队一起撤到了成都，然而没几天成都又和平解放，于是这个落魄的国民党大特务又逃到，正准备再逃往台湾时，却被云南爱国将领卢汉的起义部队逮捕后关进人民监狱，徐远举由他人生的顶峰陡然沦落为阶下囚。他被捕的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这个月，他刚好满35岁。徐远举是作为国民党战犯被捕的，所以他的命运比起那些参与“11·27”屠杀的小特务们要好得多，至少没有立即被押到刑场执行枪决。
1951年，徐远举作为战犯从云南押送到重庆，关在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经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白公馆，他与其他一些高级战犯关在楼上。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徐远举坐在白公馆牢房里，感慨万千，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这里的一切他多么熟悉呵，多少往事顿时涌到他心头：不到一年前，他还在这里发号施令，别人的生与死任凭他一句话。如今他自己却沦为阶下囚，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狗，坐以待毙。如果说被关在云南的时候还不清楚共产党如何处置自己，现在到了白公馆这个与死亡连在一起的地方，杀人如麻、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他，怎不知自己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等待枪决！于是起初，他对狱方的管理和审讯，采取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抵制态度。
白公馆的楼道口设有岗哨，按规定战犯可以通过楼道口到院坝活动，但出入必须向哨兵报告，征得同意后才行。徐远举他们这些过去长期作威作福、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战犯，刚开始总挂念着“想当初八抬八座，到如今是肩挑背磨”，心理上难以承受，很反感，与哨兵对抗的情况不断发生。徐远举最为突出，他经过哨位有时不报告或故意压低声音，哨兵令他站住他竟然故意不理睬，昂首便走，哨兵既不能离开岗位去拉他，更不能鸣枪，弄得很难堪。这还不够，徐远举甚至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听了管理所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来到拘留所。
“谁是徐远举？”老红军明知故问。
“是我。”徐远举见进来一位穿斜纹布的解放军，站起来一个立正。
段大明的目光在徐身上扫视了几秒钟，然后坐在徐对面。短暂的对视和沉默，气氛显得有点紧张。看着面前这只凶恶的狼，想到成百上千革命者的惨死，段大明不由得火起，他指着徐远举，厉声质问道：“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的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关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人也是这样的吗？你给他们多少自由？你还要我们给你什么自由。”老红军停下来，顿了顿接着说，“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国民党打了20年仗，好多战友都牺牲了。要是依我的脾气，你这种人一天都不能留，抓住就该枪毙。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你们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卖命，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你们还有什么不服输的？”段大明一席话，打击了徐远举等的嚣张气焰，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罪犯地位。
一天，一位20出头的预审员提审徐远举。
“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参加工作的毛头小子，别说是要你们西南公安部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在审讯室里，徐远举不等预审员讯问，便操一口湖北腔扯开喉咙，拒绝回答审讯。
第二天，在这位主审的年轻预审员身旁，坐了一位30多岁戴眼镜的陪审。他是接替段大明职务没多久的于桑处长。善于察言观色的徐远举，与于桑处长对视片刻后，在于桑眼镜后射出的锐利目光下，顿感底气不足，往日的傲气也提不起来了。
“你这位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府官员，预审员虽说是普通一兵，排连级干部，但他代表人民政府。彼此所处的位置不同，但共同点却落在一个'清’字上。他的责任是帮助你交代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历史。你不服从他，就是抗拒人民政府！”于桑处长语调平和，柔中有刚，老奸巨猾的徐远举不得不低下头。
徐远举自以为长期与共产党打交道，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得很，但他根本不了解共产党对他们战犯的政策就是以改造为主，从一开始就制订了对战犯不应简单从肉体上消灭，而应通过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人民政府对待战犯的诚意和人道精神，慢慢让这位杀人如麻的大特务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一是徐远举在监狱的日常管理中，亲身体会到了管教干部对犯人不打不骂，不刑讯逼供，而是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维护犯人正当的人格尊严，使犯人感受到极大的人道关怀。另一件事更触动了徐远举的灵魂。有一天，几千名自发来白公馆附近烈士死难现场搞纪念活动的群众，振臂高呼雷鸣般的口号，那口号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就像是冲着白公馆而来。徐远举等怀疑是政府有意组织这些群众来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想到自己有可能死于群众的乱拳之下，徐远举等战犯一个个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然而，过了一会儿，口号声渐渐平息了，再没有啥动静。这是怎么回事？徐远举一边用袖子擦着汗，故作镇定，一边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他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依然紧闭着，再从门前长长的石阶上往下边的公路上看去，除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外，什么也没有变化呀！原来愤怒的群众并没有向他徐远举和战犯冲来嘛！明白了真相后的徐远举，再也禁不住两眼溢满悔恨的泪水……他在内心第一次深深地感叹道：共产党就是比国民党讲人性！讲义气！
还有一件事让徐远举很感动。那是被关进白公馆不久，徐远举患了肛门蜂窝组织炎。这个病由细菌感染引起，发病后可迅速蔓延到腹膜后组织、腹股沟、腹壁、会阴和股部，因病情急骤，发展迅速，容易引发败血症而危及生命。管理所及时组织救治，经上级批准，以何炳洲的化名，将徐远举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管理所派了一名干部前往照管，公安警卫部队也派了6名战士日夜站岗守护，以防万一知道真相的愤怒群众伤害徐远举。后经手术治愈出院回所，徐对此感激涕零，一再表示共产党救了他的命，是他的再生父母，说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报答共产党恩情，就算最后枪毙了也没有怨悔。
通过这件件亲身经历的事，徐远举开始反思了：过去自己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与国民党大搞特务恐怖统治的反动政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人家共产党是讲人性，讲进步，讲文明的党，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党，对待曾经是敌人的犯人也有情有义嘛！从此，徐远举就像彻底换了个人似的，严格遵守监规，配合公安审讯，认真学习时事政治，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且主动交代当年犯下的各种罪行。他还对其他犯人说：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
但徐远举毕竟也是人，是人就会怕死。他一直认为自己欠共产党的血债太多，不杀难平民愤。特别是当他读到报纸刊出的公审中共叛徒并处以极刑的消息后，如坠冰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他想，那些与他“合作”过的中共叛徒都见了阎王，他这个大特务还能活多久呢？
离第一个“11·27”大屠杀周年纪念日的日子越来越近，徐远举估计自己的死期快到了，于是他越来越惶恐不安，像一只惊弓之鸟。凑巧，1950年11月25日晚上，一个预审员把徐远举从监房里提出来对笔录。在搬动桌椅时，预审员不慎把一只茶杯打落在地，徐远举当场吓得面容改色，“你，你要干什么？”后来笔录完成后，徐远举在签名和盖指纹时，双手一直在发抖。晚上，徐远举仍心有余悸，睡着后几度惊醒坐起，他认为对笔录就是为了赶在“11·27”要处死他。然而时过多日，他发现仍然没有人要杀他，他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地问审讯员“为什么不杀我”？监狱工作人员奇怪地反问他：“你在这儿改造得蛮不错，为啥要杀你？”徐远举愣在原地，百思不解。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人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杀他嘛！是希望他接受改造，戴罪立功，重新做人！
徐远举真正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做人的道理和行为了，在以后的教育改造中，他都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交代历史问题，认识自己的罪行。然而，徐远举毕竟是特务出身，性情暴躁，情绪容易激动，思想反复也大。1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犯参观时，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徐远举又发起牢骚来，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还是不相信我们，怕我们逃跑！”在旁的工作人员当即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吗？就是你们的住地，原军统乡下办事处，'11·27’大屠杀一次就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那么多孤儿寡母，如果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们工作失职呢？”“失言！失言！”工作人员的一席话，说得徐远举羞愧难当，哑口无言。
1956年初，有一天所长找他谈活，说为了更好地改造他，上级决定明天送他去北京，并找来理发员为他理发。他是个络腮胡，理了好半天，他始终笑眯眯的，喜形于色。回房后他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对同组人说他明天要去北京改造了，当晚又没睡好觉。当时战犯们的心态是：能到北京改造是幸运，认为那是中央所在地，至少说明政府重视他。另外还认为北京改造条件一定比重庆好，管教干部政策水平更高，好像只要能到北京改造，就等于迈向新生的第一步。人人都盼着这一天。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徐远举的编号是12号。在这里，他更加积极进步，主动痛悔罪恶，改造思想。
1959年12月起，国家开始分批特赦国民党战犯。到1966年4月，已特赦了6批。国家特赦战犯，使徐远举更加坚信共产党的转变思想、给出路的改造政策，面对一批批送走的同狱战犯，他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太深，只有安心改造，以实际悔改行动才能赢得人民的最终谅解。但特赦战犯的政策，也使他对自己今后的新生道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1964年，政府组织几个特赦人员到秦城监狱给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在押犯争取早日特赦。报告会后，徐远举拉着第二批特赦出去的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向他了解外边知不知道沈醉就是《红岩》小说人物严醉的原型。沈醉告诉徐远举说，外边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自己去介绍有关的情节，没有一点歧视。徐远举听后竟然高兴得拍起手来，因为他心里在想：一旦自己从战犯管理所出去后，也可以毫不避讳地放心对人说他就是“徐鹏飞”。与沈醉分手时，徐远举十分激动地拉着对方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这一年，他写成了彻底认识、反省自己罪恶的交代材料《我的罪行实录》，1997年，公安部档案馆将这份材料以《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编辑出版。他在文中说：
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
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之罪，也难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难家属的英灵于万一。
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我逐渐恢复了人性……使我分清了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我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于万一。
正当徐远举努力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也感受到了风暴震撼。徐远举曾经一度很悲观，后来慢慢又恢复了信心。他坚持熟读毛主席语录，练就自己的记忆力。1971年9月，外逃事件发生后，党的优良传统又开始回到监狱管理中，使战犯们重新看到了希望。徐远举也不例外，精神又显得乐观起来。他再三写报告，请求多派给自己劳动任务，并在报告中注明是体力劳动。军管人员问他为什么要争取额外劳动呢？他回答说：“我是犯人中较年轻的一个，应该多争取一些体力劳动。我学习过《从猿到人》这本书，懂得劳动能创造一切，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经他再三请求，军管人员便分配他打开水和送饭。打开水要挑着大铁桶来往走两里路，送饭要过9道门坎，还要爬上3层楼。他不但干得乐呵呵，还夸口说：“我从此可望练成劳动人民的本事，否则哪里能叫做脱胎换骨的改造呢？”他还在生产劳动中抢重活脏活干，有一次在砖瓦厂抢装砖瓦时，由于窑温太高，有3人休克，其中就有徐远举。这个时期，徐远举呈现出崭新的姿态。除加强政治学习外，他还拜师学理发，拜师学农艺，拜师学缝纫，拜师学作古典诗词……总之，他门门都钻，样样都学，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徐远举跟人学作古典诗词，数年不懈。开始时，他连平仄韵律都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全无古意，很不通顺，念起来味同嚼蜡。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和练习，加之他的天赋，慢慢地写得像那么一回事了。他曾写了100多首诗，其中一首叫《盼赦》：
人间无永寿，
天地有常情。
盼赦如饥渴，
忧忧不欲生！
真可谓，当年杀人如麻，而今亦能柔情求做人！此时的徐远举，已经彻底地从昔日的恶魔，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狱中平民。
但，这位生性脾气急躁的人，并没有以平常心对待一些日常小事，竟然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命亡归天：
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他返工。个性倔犟、急躁难改的徐远举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埋三怨四，怀疑别人捣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当别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时，徐远举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说罢，如痴似呆，一言不发，好像万念俱灰一般。当晚，徐远举饭也没怎么吃，一直怒气冲冲，烦躁异常，当时是三九天，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结果，半夜里他开始在床上翻滚，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继而进入昏迷状态。同室发现后，立即报告，监狱领导迅速率领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但用药降低血压，未见效。21日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为脑溢血，于22日死亡，时年58周岁零1个月。
徐远举病故后，由其侄子徐兴楚领回其骨灰，安葬于湖北汉阳县新农镇。1991年3月，徐远举在海外的女儿徐继蓉回大陆，请求有关方面开具证明，证实徐远举是在监狱关押期间病亡的，以便向台湾当局注销户口并申请抚恤金。她的请求得到了满足。
一代奸雄，两种人生。解放前后的同一个徐远举，其思想和灵魂上的变化，也折射着另一种人生的“忠诚与背叛”……
第5部分 第五章忠诚之忠诚
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时，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或有名，或无名，甚至有的连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这是为什么？
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时，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或有名，或无名，甚至有的连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这是为什么？
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象的存在？假象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据像罗广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关于“红岩”的故事，小说的版本仅仅是革命先烈们在狱中的一段艺术再现，而围绕“红岩”那段革命历史的真实故事，其实远远比小说要复杂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杀之后的几十年来甚至今天还在继续的故事……
无法想象，当我走进那段历史，与那些曾经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坐过牢的脱险难友--虽然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及其那些烈士的亲属们接触之后，给我内心带来强烈的震撼：“红岩”真是一座血红血红的丰碑，在这块血红血红的丰碑上，凝结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撼天动地的故事。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在“11·27”大屠杀中英勇牺牲的一些相当数量的革命志士一直没有被政府和组织认定为“革命烈士”身份，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们长期忍辱负重，以另一种忠诚，演绎了对党的信任和期待。而且我知道，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时，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甚至有的连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
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关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份。许多共产党员，由于当时都是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而且不少人用的是假名。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有的继续编一个假名来蒙骗特务的审问，因此直到牺牲后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现存的“红岩”革命烈士的评定，也是经历了几个过程。最早的一批是根据罗广斌等脱险难友们出狱后提供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应该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谁能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会在敌人的监狱里相互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另外的同志呢？因此这一部分人一旦被敌人残害后就再也无法有人来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在狱中的真实表现了。另一个渠道是有关部门从缴获的敌特机关的档案中查悉的材料得出某种历史性的结论，比如有人在敌人的审讯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不屈不挠的英勇表现，但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审讯材料中把一些自己担任的职务、做过什么事等等都如实地“交代”了，这部分人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和“坚定的共产党员”，过去一直存疑。
《红岩》小说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邓惠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关于邓惠中的事迹，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介绍。对这样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除了小说里有一个传说般的故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邓惠中”，而且她是跟自己的儿子一起牺牲在监狱里的。但由于解放初期在评定烈士时，有关部门发现在敌特机关保存的审讯材料里有一段邓惠中的“交代”，她把自己在党内干的什么事、曾经与敌人打过的几次战斗经过都说了，这样她就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文革”中，更是有人拿着敌特的审讯“证据”说她邓惠中是“叛徒”，因为在过去，我们一般在认识历史时总把是否向敌人承认自己身份或“交代”什么事，作为判别“革命的坚定者”还是“叛徒”的基本标准。所以，邓惠中这样坚强而又为华蓥山游击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女英雄，在被敌人杀害后的30多年里，一直被误认为是“大叛徒”。
过去对“革命烈士”和“叛徒”及“不确定身份遇难人士”的认定，一直是相关部门的“核心机密”，外人常常一头雾水，有冤情也无法申诉，即使申诉了也不太容易获得纠正。除了极“左”时代的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宁可将问题模糊一些，也不愿让那些曾经给革命带来极大伤害的叛徒获得一点点“解放”的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许多像邓惠中这样真正的革命烈士却蒙受了不白之冤。
“11·27”大屠杀过去60多年了，按照历史档案的保密规定，多数档案已经解密。这样，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宝贵的历史材料。比如，当年“证明”邓惠中向敌人“交代”和“背叛”的审讯记录--第一份是民国三十七年9月13日即1948年9月13日，邓惠中在自己的家乡岳池县被捕，岳池县军法室审讯她的笔录材料，邓惠中回答了敌人的一些问题，诸如：
问：你任教员有几年了？
答：有三年了。
问：你丈夫何名？
答：邓福谦，他××年出外到84师（武汉）作秘书没有回来过。
问：现在在何地方？答：听说被共匪抓去了也没有准。
……
下面是邓惠中的签名。另一份是同年9月21日的审讯材料：
问：你在七月廿后，开过几次会？
答：在万塔山毛慎修这两处开过会。
……
最后也是邓惠中本人的签名。材料中许多文字难以理解。
对这样两份敌特的档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是可以想象的。邓惠中因此一直没有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现今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当年每位在监狱里牺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应的材料，其首页是统一用铅印的题为《被难烈士登记表》。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凡是确定为“烈士”的就被分为甲级、乙级或甲下、乙下，依次来认定谁是最革命者、谁是一般的牺牲烈士，但在一些明显是叛徒的表格上就会写上“叛徒”字样，而对那些未确定身份者则标上“不确定”的字样。在邓惠中的表上，我们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份《被难烈士登记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边还写有一个“叛”字。就这样，邓惠中便从“烈士”变为“人士”，变成了“叛徒”。这简简单单的几个不同的字，决定了邓惠中在死后的命运完全与江竹筠和许晓轩等人不同了。后者通过小说和戏剧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前者邓惠中则长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耻叛徒”之列。为这，她的亲人和家属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终究不能颠倒黑白。”这类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让真相获得应有的认可却非易事。再说，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象的存在？假象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据像罗广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呵，太复杂了！
革命者面临的考验何止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非常考验，包括被组织和自己队伍中的革命同志们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将是永远的……谁能经受？真正的共产党员能经受！真正的忠诚于组织的、又有坚定信仰的人能经受！而且，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受各种考验！这也是红岩精神能够万代相传的根本所在。
杨汉秀烈士的事迹，前面也曾介绍过，她是被自己的亲伯伯杨森杀害的，而且又是单独秘密杀害的。虽然她当年被定为“革命烈士”，可由于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加上她狱中用的名字与真名又不一样，解放后其亲生女儿为了找到自己的母亲，费尽心血，受尽心灵折磨，最后也是在烈士牺牲30多年后才知道了母亲的真实情况。我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里看到了杨汉秀女儿李继业写的一篇《亲爱的妈妈杨汉秀》的文章，很受感动。下面摘选部分段落给读者：
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
直到1961年我小学毕业前，老师拿出履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
……
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陈列在大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汉秀”三个字，我仔细地看了所有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益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
直到1977年，我们才知道了妈妈牺牲的准确地点和经过。1975夏天，据歌乐山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掩埋过一具戴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牺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妈妈杨汉秀。
……
1977，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在渣滓洞监狱坐过牢、牺牲在歌乐山金刚坡碉堡的杨汉秀。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重庆歌乐山。”
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李继业的妈妈杨汉秀的遗骨，晚了31年放进红岩革命烈士纪念地。就是这样一位历史非常清晰的烈士，为了给予她应有的正名，烈士的亲属和战友们曾经到处寻求组织解决和帮助寻找遗骨，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仅仅为调查烈士被害过程和寻找与挖掘烈士遗骨，就有数以百计的人员参与其中，其间历尽的周折难用笔墨形容。最后如果不是总理的秘书等重要证人出面作证，也不知结果如何。然而，毕竟杨汉秀的名字最终还是被列入了红岩革命史册上，可相比杨汉秀，还有许多革命先烈死后的境遇就要差得多了。
有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一起被敌人作为“重犯”枪杀于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岁就入党的“红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担任过中共地下党川东临委及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为了革命事业，他屡屡出生入死，承担组织交付的一个个艰巨而机密的任务，同时又独立担任相当量的组织工作，单线发展和培养了如涂兆兴、幸锡祥、谢以思、谭月英等一批同志入党。王璞牺牲后，袁尊一作为了解川东地下党组织的特殊人物，又与川东临委秘书长萧泽宽等并肩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接受了残酷斗争条件下的种种考验，具有卓着的组织能力和对敌斗争经验，在同志们心目中威信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时，在到重庆市临江路的地下党员何忠发那里时，因叛徒刘国定出卖了何忠发而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们抓捕的。由于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特务们曾让叛徒刘国定当面与袁尊一对质，袁尊一大义凛然，将刘国定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特务头子徐远举不相信年纪轻轻的袁尊一能这么“硬扛着”，便亲自审讯，结果一无所获。袁尊一的坚强表现在这位心狠手毒的特务头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在我监狱里接受改造的徐远举，曾在交代罪行材料中有过关于袁尊一的话：“袁尊一，20余岁，四川人，地下党员，1948年夏，他去临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馆与地下党员何忠发联系被捕，以后牺牲于渣滓洞，被捕时特务们在他身上搜出一两金子，我同他见了一面，我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他说：‘家住在朝天门，只有一个老母亲……’他反复说：‘我母亲虽然没有饭吃，不会要你们的钱的。’”可见，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吓倒和被物质诱惑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49年11月14日，敌人将袁尊一与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杀害，足以说明他在敌人眼里的分量。就是这样一位令敌人都感到心惊肉跳的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却在“文革”中被诬陷是“叛徒”。关于袁尊一，他的战友们还知道他在生前做过几件特别令他们感动的事，那就是他还收养了烈士王璞和左绍英夫妇的女儿小凯渝（解放后改名为雷咏雪）。袁一家为了让烈士的后代少受心灵伤害，百般呵护，关爱无比。可是袁尊一牺牲后，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到3岁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发展的地下党员谢以思，承受不了失夫丧女的沉重打击，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亲为了让烈士事业有人继承，便将袁尊一的胞兄袁昭仪之子袁继武作为烈士之子，而且这一过继关系，得到了政府认可，从此没有了后人的袁尊一有了继承人。然而，令人无法理喻的是，像这样一位实际上是“断后”的共产党人，及其爪牙们仍然没有放过对他的侮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诬蔑为“叛徒”后，原来在敬老院的他的贤良而有觉悟的老母亲也得不到照顾，于1971年被病魔拖死；曾经是他妻子的谢以思也没有被造反派们放过，长期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牛棚里罚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于1978年，时年不到60岁。连“父亲”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过继来的儿子袁继武也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被剥夺了升学、当干部的种种权利，一直生活在最底层……
袁尊一烈士及其亲人们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引起了他的战友和同志的激愤。有一位女地下工作者谭月英（后改名叫谭群生），实在无法接受作为自己的战友和上级的袁尊一烈士会在牺牲后受到如此残酷的诬陷和他全家遭受的政治迫害，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开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迹，历时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迹》的文稿出版工作。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与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战斗中，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上级但始终没有表白过一句话的女共产党员，当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儿、妻子改嫁、养女也被领走后，便默默地将自己的女儿改名为“杨袁锋”，默送给烈士作义女。
袁尊一，让我们铭记这位烈士的英名及其革命事迹吧！让我们以同志的名义，同时也记住因他而早逝的3岁女儿袁晓华及蒙冤病逝的妻子谢以思的名字。
薛传道，又一位28岁牺牲于“11·27”大屠杀的革命志士。因为他生前有个非常特殊的公开身份--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所以关于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屡受质疑。
发生在薛传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红白”巧合颠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监狱里得知自己已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的消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还刊出了开除他的新闻报道，指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薛传道在重庆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从事反文化活动，参加共党，鼓动学潮，经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查明属实，应如何议处案，决议薛传道永远开除党籍”。4个月后的1949年11月27日，薛传道与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难友被凶残的国民党特务们杀害于监狱之中。
薛传道时任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是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据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薛传道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并供出了几个到解放区去的朋友。由于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敌占区，所以没有什么人受牵连。他太太同时被捕后，因不承认知道其丈夫的行为，并当时有孕临产，故获得取保外出。”薛传道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革命阵营里的人对他知之甚少。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在这种进步思想的引领下，有人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并且成立自己的进步团体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薛传道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在他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英勇牺牲后的几十年里，却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间，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受尽了政治上的侮辱。薛传道的亲属们也因为他的缘故，几位在部队工作的侄女侄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连而或提前转业复员，或从干部岗位上被揪下台，饱受政治凌辱。与他一起参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解放后一直在市的一所中学教书，年年月月，尽心尽职，可是因为丈夫的原因，几度被逼疯。
与薛传道同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邓惠中，还有连同两个孩子皆被双双杀害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等100多位遇难人士被排挤在“革命烈士”之外。这份纠结的情怀，深深地刺伤了烈士亲属和战友们的心灵。为此，他们一直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政府和组织反映，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重庆和全国各地与“红岩”革命烈士相关的干部群众不断向当时的四川省委和中央写信，强烈要求重新审核“11·27”大屠杀中那些遇难烈士的真实身份，并给予公正的政治待遇。中央对尚未定性的“红岩”遇难人士问题也非常重视，责成四川省委加快复审工作。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专文给中央组织部，汇报了如何落实中央精神的情况。
中央要求复审“红岩”烈士的精神及四川省委的意见，加快了重新复审薛传道、邓惠中等人问题的进程，最终使得这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革命烈士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他们的亲人和战友们也在政治命运上获得了真正翻身。
读者也许还清晰地记得，在本书的前面曾经介绍过一位名叫盛超群的共产党员如何戏弄徐远举，给敌人交了一份所谓的“云阳县地下党的名单”，结果徐远举一伙特务抓来的竟然全是他们的国民党云阳地区的恶霸分子。盛超群的事迹，在小说《红岩》里被作者用过不少笔墨描述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国民党特务恨之入骨的聪明机智的共产党员，却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原因是他有个“国民党县参议员”的头衔。其实，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认定盛超群是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一样的“共党要犯”。然而国民党如此仇恨的“共党要犯”，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讽刺似的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这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盛超群的儿子盛荣德，由于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此在他成人后不断向组织申诉父亲的事。“文革”中，有人已经把其父盛超群从历史的尘埃中翻出来，戴上“叛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参议员”的帽子了，儿子盛荣德依然不断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给他父亲平反。这样，造反派们就异常恼火，通过卑鄙的手段，网罗了一堆罪状，最后把烈士的儿子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判刑10年。
在对盛荣德的“判决书”中所述的“罪名”，其实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盛荣德的父亲是“叛党分子”。为了证明自己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盛荣德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人民自己的监狱里被判10年徒刑，这是不可理喻的事。然而在那个颠倒是非的荒唐年代，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盛荣德始终不服判决，即使蹲在监狱里，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在他心目中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父亲盛超群不是“叛党分子”，而是坚定和忠诚于党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在监狱的日子里，盛荣德的行动受到限制，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即盛超群烈士的妻子开始为儿子到处申冤控诉，然而在“文革”期间，这样的申诉结果只能加重“罪行”。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盛荣德母子俩的申诉才受到有关部门重视，盛荣德的刑事判决于1979年4月10日正式撤销，他被“无罪释放”。在这之前的1977年初，盛荣德的母亲也为儿子的事要求有关法院重审过，结果某法院下发“1号文件”，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两年之后的1979年，在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全面拨乱反正，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文革”中的错案冤案获得了平反。“红岩”历史中的那些像盛超群这样的疑案、悬案，也被提到议事日程。盛荣德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获释的。
坐了近10年牢的盛荣德在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寻找能证明他父亲是共产党员和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证据。那些了解盛超群革命斗争经历的地下党同志纷纷站出来为战友作证，政府和党组织也不惜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对盛超群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复审，最终得出结论：盛超群不仅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是位有过重大贡献的地下党领导人，他在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的折磨时，没有出卖过任何同志，牺牲时他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出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的风骨。
1981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发出文件《关于盛超群同志补定为革命烈士的调查结论》，正式追认盛超群为革命烈士。他儿子盛荣德也在3个月后，被所在单位正式落实了作为革命烈士后代的相关政策。
这一年的11月14日，盛荣德挽着老母亲，来到当年父亲牺牲的地方，伏地痛哭了3个多小时，这是他在父亲死后的32年中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又那么畅快……末后，他擦干眼泪，对天大喊道：“爸，你现在可以在九泉之下合眼啦！我和母亲永远想你--！爸，你放心，我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他们对党的忠诚和感情，是永远不会消失和动摇的。
我知道，在中央和四川省委及相关省、市党委的直接关怀和重视下，到1982年10月，就有40多名过去一直未定性的遇难者，正式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其中包括薛传道、邓惠中、王振华和黎洁霜夫妇等。据说，那一年的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悼念革命烈士的活动异常隆重，成千上万的群众，都是自发从各地汇集到当年烈士被害的地方，他们或焚纸祭祀，或扬洒久积的泪雨，把整个歌乐山淹没在一片凄婉而悲壮的气氛之中……
又快新一个30年了，当今天我来到歌乐山时，我的合作伙伴厉华告诉我：到目前为止，虽然当年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331人中，绝大多数已经先后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如邓惠中等杰出的共产党员还载入了中共党史，然而至今仍有30多位遇难者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被确定身份，他们或许永远成为“无名英雄”而长眠于九泉之下。这看起来似乎对他们很不公平。然而，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当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投奔到了革命队伍，后来他们被敌人抓去，坐穿了牢底仍然没有获得自由，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更不可能看到如日中天的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但我相信他们不会因此后悔，因为今天中国这个样子，正是他们当年为之英勇奋斗和献身的理想……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
一朝朝，一代代，
但见忧国伤时之士，
赍志含愤赴刑场。
血口獠牙的豺狼，
总是跋扈嚣张。
哦！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那五千年的高龄，
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那亿万年的伟业，
还捐弃了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斗志，
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
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终要叫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用噬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这是“红岩”之外的另一位被敌人杀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牺牲前所高吟的《囚徒歌》。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光荣献身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有千千万万。正是无数这样忠诚于党的革命先烈们的抛头颅、洒鲜血，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并玉成了今天如此伟大而强盛的中华民族！他们和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对党、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精神，世代永存。
让我们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向这些革命先烈们致敬！
尾声
以革命的名义，让真实的“红岩”永存
重庆“11·27”大屠杀那一幕，已经离今60余年，“红岩”故事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们用生命构筑起的那座崇高的精神大厦，不仅没有丝毫的锈蚀与摇坠，相反一直以独特的构架和独有的光芒，在广大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的心目中高高地屹立着。这其中有许多意味值得我们深思，并应当认认真真地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显然它包含了很多很多因素，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红岩”革命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凝聚的那种对党的忠诚的革命意志、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世界，将是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所一向教导它的党员们所要坚持和永远保持的一份基本的高贵的品质，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份基本的和高贵的品质，我们的党才有了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辉煌历史。然而，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以及广大跟随于这个政党的亿万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彻底地解决了自己的信仰问题，是否真正能够无私地忠诚于自己的组织，无怨无悔地跟着他们所爱戴的党永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把一个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将一个古老的民族引向更加光辉的高峰，而且这个高峰应犹如一轮永远不落的太阳--显然值得考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岩革命烈士留给当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遗产，将永远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份特殊的宝贵财富和一面永不可丢失的镜子。
当人类社会出现先进的无产阶级之后，革命的使命变得越加清晰与残酷、崇高与神圣、多彩与纷杂。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每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所承担的责任也极不相同，但无论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他们代表着人类进步力量的那份积极而向上、忠诚而坚守的信仰，就如一个赴向战场的勇士身上必备的利器一样，需要时刻磨砺，永不丢失。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不平凡历程，它所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也历经了60多年的风雨，当我们行进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冷静而清醒的头脑。这是因为世界风云的变幻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严峻和严酷的现实随时可能出现在眼前，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党，我们党的每一个成员，我们的每一个革命者和所有追求进步的人们，能不能像那些为我们创造辉煌历史的先烈们一样，为了正义和理想，勇于奋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当这样的问号摆在面前时，我们便有了一种无法挥去的沉重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才使我们拿起笔杆，再次去追索和寻觅先烈们的生命行踪，写就一部全新内容的“红岩”。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从历史和现实的考问与思索中寻找各自所需的答案，我们自然期待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能够阅读本书，并从中悟出一些基本的和深层次的道理，以此来考问和检验自己的灵魂，规正和警示我们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重写“红岩”、挖掘真实的红岩故事的全部目的。
希望这样的目的能够实现。相信这样的目的，多少是能够实现的。
附录小说《红岩》中的主要人物与原型对照表
1961年，罗广斌和杨益言，以亲眼所见的革命烈士们狱中斗争真实事迹为蓝本，满怀对遇难战友刻骨铭心的怀念，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迄今为止，小说《红岩》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
小说《红岩》中所描写的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和“疯老头”华子良、“双枪老太婆”是否真有其人？其实，书中的文学人物形象几乎可以和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一一对应，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生活原型。现列表如下：
小说《红岩》真实原型
许云峰由罗世文、车耀先、许建业、许晓轩等事迹组合而成
游击队政委彭松涛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
江姐、江雪琴江竹筠、李青林
成岗陈然
刘思杨刘国鋕
“疯老头”华子良韩子栋
“双枪老太婆”邓惠中
孙明霞曾紫霞、杨汉秀
老大哥唐虚谷等
余新江余祖胜
胡浩宣灏
“小萝卜头”宋绮云之子宋振中
“监狱之花”左绍英的女儿卓娅
叛徒甫志高以刘国定、冉益智、蒲华辅、李文祥等叛徒为原型整合而成
特务头子徐鹏飞徐远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