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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断不能因为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一次愚蠢失误，就否认他的思想的深刻和伟大。海德格尔的本色，毕竟还是一位具有孤独性向的思想者。早在1922年担任马堡大学副教授时，海德格尔就在弗莱堡附近黑森林深山里一个叫托特瑙堡的地方筑造了一座小屋，作为自己的写作间。这座孤立的木屋，尤其是后期海德格尔远离尘嚣的宁静的思者生活的见证。
冷僻而平静的生活孕育出热烈的思想。诚如哥尼斯堡的康德老人的时钟般的生活背后，潜伏着近代哲学的“哥白尼式转向”，技术-商业时代的海德格尔的隐秘运思，同样引发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回顾一下我们这个世纪的西方哲学史，若以思想的深刻和影响的持久而论，也许仅有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可与海德格尔并举。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维氏思想左右了本世纪英美分析哲学之发展方向；而海氏思想则指引着本世纪欧洲大陆人文哲学之演进。[3]
海德格尔一生运思逾半个世纪，沉潜往复，硕果累累；海德格尔思想又以艰涩、奇谲著称于世。作为中文版《海德格尔选集》的“编者引论”，本文不可能具体、细致地描写海德格尔思想的方方面面，而只能基于编者个人的兴趣重点，提纲契领地勾勒出海氏思想道路的几个基本环节，自然难免挂一漏万了。[4]
一、海德格尔前期哲学及其思路之“转向”
世人在追踪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时，首先碰到的自然是他的煌煌巨著《存在与时间》（1927年）。海德格尔说，他的道路乃是一条“通向存在之邻的道路”，而《存在与时间》这个标题，也许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路标”。[5]半部《存在与时间》，为海德格尔赢得了“实存主义哲学家”的鼎鼎大名。
《存在与时间》是前期海德格尔（1930年前）的代表作；除此之外，前期海德格尔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如《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1929年）、《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年）《论根据的本质》（1929年）等，以及多半在海德格尔身后出版的大量讲课稿（主要包括1919-1923年间的早期弗莱堡讲座和1923-1928年间的马堡讲座）。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自己的哲学探索工作做了如下的“定性”：“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存在学；它是从此在的解释学出发的，而此在的解释学作为生存论分析工作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向之归的地方上了”。[6]从这段话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出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两个基本的思想和方法要素：现象学和解释学。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师承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被公认为德国现象学哲学三大家之一。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了一种存在学的改造，而这种改造首先并且主要表现在方法上的汲取。海氏认为，现象学乃是存在学的方法，这种现象学方法有三个基本环节：“现象学的还原（Reduktion）”、“现象学的建构（Kostruktion）”和“现象学的解构（Destruktion）”。[7]简约说来，“现象学的还原”使海氏得以“面向实事本身”（即存在本身）；“现象学的建构”在海氏哲学中展开为“此在的解释学”，即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构成《存在与时间》已完成部分的主体；而“现象学的解构”——并非德里达之“消解”（Deconstruction）——则呈现为对传统存在学的历史的批判分析，是海氏原先计划要在《存在与时间》第二部中完成的工作。这里很显然，海德格尔是把现象学与解释学（特别是生命哲学家狄尔泰的解释学）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既是对现象学的改造，同时亦是对解释学的提升。
所谓“此在的解释学”，海德格尔也称之为“基础存在学”；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中，他也称之为“此在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明言，他是要制订一门以“人”这种“此在”（Dasein）为基础的“基础存在学”。这是在人之存在（“此在”）基础上重建“存在学”（旧译“本体论”）的努力。在海德格尔看来，自希腊以降的西方传统存在学从未找到解答存在问题的正当途径，存在向来被“遗忘”了。因此需要重提、重解存在问题。存在问题需得从“此在”入问，因为唯有“此在”领悟着存在。“此在”是存在问题的出发点，唯从具有优先地位的“此在”身上，才能逼问出一般存在的意义。
从“此在”到“一般存在”，这是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思路。这条思路确实在“实存主义”（通译为“存在主义”）的范畴之内，并且标志着本世纪上半叶西方“实存主义”思潮的一个顶峰。它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后起的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指责说，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高度上把“人”的地位巩固起来了。这种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我们可以认为，海德格尔的本来意旨是要反近代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传统，但自身终究也未能跳出这个传统的范囿。
对此，海德格尔本人立即有了自觉。《存在与时间》终于未竟，这并非偶然，实出于思路上的困难。故至三十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发生了一个著名的“转向”（Kehre）。而所谓“转向”，首先当然意味着海德格尔思想发生了某些显著的变化。研究者一般以海德格尔1930年的演讲“论真理的本质”为界，把他的思想划分为前、后两期。甚至也有的学者更进一步，划分出“海德格尔Ⅰ”和“海德格尔Ⅱ”。[8]
有许多显明的迹象足以表明海德格尔思路的这种“转向”。兹举几例。譬如，虽然海德格尔后来说他的思想一直围绕着“语言与存在”这个主题，但前期并没有充分展开语言问题的讨论，后期则更直接地切中这个主题了。前期哲学中那种对此在生存状态的缜密分析，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些有关生存情态的术语（如“烦”、“畏”、“怕”等），在后期思想中是没有的，后期更多的是对诗歌文本（特别是对诗人荷尔德林的作品）的沉思和解析。“时间”问题是海氏前期哲学的主题，在后期思想中则比较少见讨论了。就形而上学的批判而言，前期以时间问题为引线集中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后期则主要围绕着“存在之真理”问题，把阐释重点放在了柏拉图和尼采身上。再有，前期海氏的文风和用语虽然已属怪癖，但终究还是学院式的（形而上学的），后期则为了摆脱形而上学的语言而发展出一种伽达默尔所谓的“半诗性的特殊语言”。等等。
海德格尔实施思想道路之“转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1964年作的题为“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的著名讲演的开头，海德格尔明确地说：“自1930年以来，我一再尝试更源始地去构成《存在与时间》的课题。而这就意味着，要对《存在与时间》中的问题出发点作一种内在的批判”。[9]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问题出发点”是“此在”。前期海氏的思路突出了“此在的存在”。按海氏的设想，把“此在”这个存在者的存在展开出来（即所谓“极端化”），也就能够赢获作为“绝对超越”的“存在本身”了。由于突出了“此在”这个“存在者之存在”，作为“问之何所问”的“存在本身”倒相形失色了。
前期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和解释学基地上建立起来的“在世”学说，其意图显然是批判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主体形而上学的“唯我论”。海德格尔所使的基本招数是通过对“在世”（“在世界之中存在”）现象的源始统一性（亦即此在与世界的根本一体关系）的揭示，来破除主体和客体的“分离观”；实际上就是在存在学上确立“此在的世界”或者“世界的此在”，以存在学上的“存在的人”，来取代知识学上的“知识的人”。但这一“招数”有一个大危险，即借此在反主体，不但没有反掉这个主体，倒是从存在学的根基上把这个主体巩固起来了。后期海德格尔对此亦深有自觉。在《尼采》一书中，海氏回顾说：《存在与时间》所走的道路和所做的努力“违反其意愿而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即只是重新增强了主体性……”。[10]
进一步，为了把此在的存在领悟“极端化”或“激进化”，从而揭示此在的“时间性”（超越性结构），前期海德格尔提出了他的死亡观。在海德格尔看来，“先行向死存在”是此在返朴归真、实现超越的唯一途径；而“先行向死存在”又有赖于此在的根本情态（“畏”）以及此在的几个生存论性质（如“良知”、“决心”等）。在这里，海德格尔实际上是把此在置于“边缘处境”中来破解此在之意义。海氏前期哲学的主体主义（主观主义）倾向因此而达极致。
因此，我们认为，对海德格尔来说，所谓“转向”归根到底就是要放弃这个优先的、貌似无处不在而实则彻底个体化的、充满悲怆情调的“此在”。这个“此在”太躁动不安，太具有迫切的意欲。它被置于“边缘处境”中，虽能置生死于度外，但难免负荷太重，太不安全可靠。需要有另一个心平气和、泰然处之的“人”，来取代这个亦“畏”亦“烦”的“此在”。这才有“转向”。由这一“转向”，海德格尔不再急不可待地从此在逼问存在，而是要着眼于存在本身，着眼于存在之真理的“自行发生”来运思，要听命于“存在之真理”的邀请，期待“存在的召唤”了。
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转向”问题，关系到我们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总体理解和评价。而且，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转向”不只涉及到他个人的思想道路，而是基于思想的实事本身，也是西方－欧洲思想的“转向”，是西方“存在历史”的“转向”。所以，我们必须联系西方现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联系西方现代哲学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从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历史”的维度上来理解他的思想的“转向”。
二、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 [11]
在三、四十年代的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海德格尔的思想处于激烈的自我批判和修正之中。整个三十年代，我们少见海德格尔有文字问世。但我们现在也看到，此间的海德格尔实际上并没有沉默。大量的手稿、演讲稿和讲课稿，记录了海氏在三十年代所作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思想“历险”。举其要者，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对真理（存在之真理）问题的思考。1930年，海德格尔多次以“真理的本质”为题作演讲（这个演讲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海氏思想之“转向”的重要标志）；1931年冬季学期和1933年两个学期开设真理问题讲座；1935年，海氏作“艺术作品的本源”的著名演讲。其二、阐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歌。1934年冬季学期海德格尔讲授荷尔德林的两首诗（《日耳曼尼亚》和《莱茵河》）；1936年发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这是海氏三十年代公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论文）。其三、对早期希腊思想之源的探索。1932 年夏季学期海德格尔讲阿那克西曼德和巴门尼德；1935年夏季学期讲授《形而上学导论》一课（这个重要的讲课稿于1953年出版）。其四、清理形而上学历史，尤其是对尼采思想的深入阐释。从1930至1936年间，海德格尔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谢林等大家作了专题讲座；进而在1936至1940年间，海氏共有五个学期专授尼采哲学。[12]
以上广泛的工作，是海德格尔对其前期思想作“内在的批判”的最初尝试。它们已经定下了后期海氏思想的基调。而这多重尝试几乎是同时铺开的，并且也是相互贯通的。[13]其中贯穿着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主旨：解析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发现并重新唤起非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
西方形而上学史，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遗忘”即是一种“遮蔽”。海德格尔说：“作为存在的存在对形而上学来说始终是遮蔽着的”。[14]既有“遮蔽”，则历史上必定有存在本身之“无蔽”的时候。海氏认为，早期希腊思想就是源始的“存在之思”，在那里，存在本身是无蔽而彰现着的。今天我们要重新唤起“存在之思”，则首要的事情是“回忆”和“重演”早期的“存在之思”。思想的道路要实施“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要回到源头，回到思想的“第一个开端”去思存在之源始意义。对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来说，这一“返回”构成了“转向”的一个方面；而对西方－欧洲形而上学传统来说，它构成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转向”：从哲学转向思想。
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实际上就是他对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以及西方文明史的总体观点。若允许我们简单化，那就是这样一幅历史的图景：首先，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是“存在历史”的“第一个开端”，发生了原初的存在之“思”与“诗”（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早期希腊“思者”和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等早期“诗人”那里）。之后，“第一个开端”隐失了，进入了形而上学时代，即以“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为特征的哲学和科学时代，这个时代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至黑格尔而达于“完成”（海德格尔后来也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最后，我们现代人处身于又一个转折性的时代，是形而上学哲学趋于终结、而非形而上学的“思”和“诗”正在兴起的“转向”的时代──“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正在萌发之中。而荷尔德林等诗人已然为这个新开端的“先行者”了。
在三十年代中期的讲座《形而上学导论》以及此后的其他一些专题论文中，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思想作了大量的深入研讨。我们在此不能细论海德格尔这方面的思想。总的讲来，海氏认为存在的源始意义集中地体现在希腊思想的Physis、Aletheia、Logos 这三个基本词语上。据海德格尔研究，希腊词Physis的源始意义乃是“涌现”（Aufgehen），即是存在本身的涌现着和逗留着的运作。但后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开始了对这个词语的意义的狭隘化；后世的拉丁语翻译把它译为“自然”，就愈加疏离于此词的源始意义了。
Physis作为“涌现”，也就是存在者从遮蔽处走出来成其本身，因此这种“涌现”实即“解蔽”，希腊人名之为Aletheia（无蔽、解蔽）。可见，Aletheia说的是存在本身的由“隐”入“显”的运作，亦无妨称之为“存在之真理”——但并非后世的“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
据海德格尔考证，Logso的源始意义是“聚集”，也是指存在本身的运作。从存在本身的“显－隐”一体性考虑，如果说Aletheia是由“隐”入“显”的运作，突出的是“显”的方面，那么，Logos 就指示着存在本身的由“显”入“隐”的运作，突出的是“隐”的方面。不过，Logos和Aletheia根本上是同一的。 两者是存在本身的一体两面的运作，虽然各有所重，一方重于“分”（“显”），而另一方重于“合”（“隐”），根本却是一体的。
总之，海德格尔认为，Physis、Aletheia、Logos 都是存在的源始意义。“涌现”、“解蔽”和“聚集”就是存在本身亦显亦隐、亦分亦合的运作。而这样的源始意义却只有在早期希腊思想这个“开端”那里才绽露出来。在后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存在的源始意义是隐失了的、遮蔽了的。Physis成了“自然”（“物理”），Aletheia成了主体－客体或者知－物的“符合一致”意义上的“真理”，Logos成了“逻辑”。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的源始意义的失落过程是在希腊哲学中完成的，特别是在柏拉图那里，思想的“第一开端”达到了“终结”，同时也就有了哲学的“开端”。整个西方哲学史，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展开，展开到极致，也就达乎“完成”——“结终”了。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命运所下的结论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而通过马克思、尼采等现代哲学家的反形而上学努力，形而上学哲学已经进入“终结阶段”了。存在历史进入到了“另一个转向”时期：哲学的终结和思想向另一个开端的过渡。
海德格尔对存在历史的“另一个转向”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对尼采哲学的阐释和对技术之本质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对现代人之生存境况的思索。当代思想无法回避的课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两项：其一，价值问题，在西方，即由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所判定的“虚无主义”时代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无根”状态；其二，技术问题，即由现代技术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的灾难性现实。海德格尔从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入手，对虚无主义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以期在这个“危险”的技术时代里寻求人类的得救之法。
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对当代技术世界的分析，充分显示出一位思想家应有的稳重、冷静和深度。他的具体的观点，我们在此不拟一一细表。这里只还想指出一点：后期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基本机制规定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实际就是挑明了存在学（希腊哲学精神）、神学（犹太－基督教神学）与现代科学三者相结合的西方传统哲学文化的根本内涵。这应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全面深刻的把捉。海德格尔启示我们，对于现代西方的诸种现象，无论是价值和信仰的危机，还是日益扩张的技术－工业文明及其不妙后果，我们都必须立足于“形而上学”（“存在－神－逻辑学”）这个“根本”来加以分析和透视。
顺便补上一句：海德格尔在他的文本中实践的“思－言”一体的思想史考察方法——具有“词源学”特点的思想探究方法，应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或可供我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者借鉴。诚然，我国的传统学术中，并不缺词源考证的功夫；但海德格尔这种打通思路与言路、激活思想史的思法，也还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尤其可为我国的处于无根和疏异状态中的当代学术思想提供方法上的参照。
三、海德格尔对真理－艺术－技术的沉思
有学者把三、四十年代称为海德格尔思想的“真理时期”，认为海德格尔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课题是真理问题。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看到，在海德格尔三十年代展开的各种思想努力中，实际上都贯穿了“真理”问题。1930年海氏多次作“论真理的本质”的演讲。对早期希腊思想的探源和存在历史的探讨也已经探入这个作为“无蔽”（Aletheia）的存在之真理。三十年代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探讨和关于艺术问题的多次演讲（“艺术作品的本源”等篇），同样突出了“存在之真理”问题。1947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等，重点也思了“存在之真理”。
思“存在之真理”，这是后期海德格尔的一贯主题。这个主题相对地集中在三、四十年代，而且主要是通过诗和艺术的沉思来展开的，进而又落实到对技术之本质的沉思。真理、艺术、技术，这三个仿佛风马牛不相及的课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却是可以贯通的。无疑，对海德格尔这一题旨上的运思努力，我们仍要基于他的存在历史观来予以理解。他的思考显然是独辟蹊径的。
在传统学术中，“艺术”与“真理”、“美”与“真”，历来是两个领域的问题，前者属美学，后者归于知识学（知识论），两者泾渭分明。海德格尔却要在“真理”名下讨论艺术和“美”，这本身已属怪异了。不过，海德格尔所思的“真理”，明言也不是传统的知识学的真理，不是“物”与“知”的“符合一致”，不是“正确性”意义上的真理。他所谓“存在之真理”，乃是一种至大的明澈境界，此境界决非人力所为；相反，人只有先已入于此境界中，后才能与物对待，后才能“格物致知”，后才能有知识学上的真理或者科学的真理。此“境界”，此“存在之真理”，海德格尔亦称之为“敞开域”（das Offene）或“存在之澄明”（Lichtung des Seins）。
诚如我们上文指出的，海德格尔是在希腊的“无蔽”（Aletheia）意义上来思“真理”的，而这种“无蔽”又是“显－隐”一体的发生，亦即海德格尔所谓“澄明－遮蔽”的“源始争执”（Urstreit）。这种“源始争执”就是存在之真理。存在一方面照亮存在者，使存在者无蔽而显；但另一方面，存在有所澄明之际也总是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