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秦桧后人的危机公关
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太后60寿诞的万寿恩科，殿试结束后，主考官照例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上呈皇帝，等待钦点状元。评卷大臣们一致推秦大士为一甲一名，但最终结果还得由皇帝亲自定夺。秦大士是南京士子，自幼聪明好学，10岁便能写诗作文，23岁考中举人，而且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才华横溢。
看到秦大士的文章，乾隆当即折服，论真才实学，新科状元非此人莫属。但是，当乾隆看到秦大士的籍贯时，不由得犹豫起来，他想起了另外一个人—南宋大奸臣秦桧。乾隆心想，两人的籍贯相同、姓氏相同，这个秦大士会不会是秦桧的后代呢？万一是就麻烦了，奸臣的后代怎么能当状元呢？传出去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乾隆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越想越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于是立即召见秦大士。见到秦大士后，乾隆开门见山地问：“你是不是秦桧的后代？”秦大士满心欢喜而来，万没料到，皇上竟会有此一问—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他确实是秦桧的后代！
事关重大，秦大士趴在地上，顿时汗如雨下，不知该如何作答。他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如实相告，前程肯定完了；如果矢口否认，就卖掉了祖宗，这是不孝，而且犯了欺君大罪，这是不忠，弄不好脑袋要搬家。无论哪种选择，都是死路，秦大士思索片刻，索性壮起胆子高声说道：“皇上，一朝天子一朝臣。”
不愧是大才子，机智过人，此言一出，便流传后世。在当时的情境下，这短短的七个字，含义实在太丰富了。首先，他对皇帝的疑问不置可否，等于默认了是秦桧的后代，但又不明说，给双方都留下一条退路；第二层意思更妙，“一朝天子一朝臣”，只有宋朝那样的昏君才会让奸臣当道，而大清朝现在有您这样的一代明君，怎么可能出现奸臣呢？
秦大士绕开了皇帝的问题，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又顺带拍了皇帝的马屁，不露声色，恰到好处。乾隆何等聪明，哪会听不出弦外之音，更加欣赏他的过人才智，当即龙颜大悦，欣然点秦大士为新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秦大士虽然过了皇帝这关，但要想过天下百姓这关，就没那么容易了。秦桧的名声实在太臭，尤其是在民间，被说书的、唱戏的添油加醋之后，人们更是恨之入骨。
大奸臣的后代不仅做了官，还当了状元，以当时的道德标准来看，人们在感情上的确很难接受，总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与秦桧联系起来。他特殊的出身，甚至成为同僚们的笑料。
秦大士面临着巨大的信誉危机，无形中被贴上了奸臣的标签，虽然对他来说有点儿冤，但又很无奈。历史无法改变，祖先留下的污点，他永远无法抹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秦大士高中状元后，高调做的第一件事，竟是前往杭州西湖祭拜岳飞。在岳飞墓前，看到秦桧夫妇的塑像被反绑双手，长跪于此，秦大士沉思良久，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人自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情真意切，立场鲜明。此联传出，人们顿时对秦大士刮目相看，无不肃然起敬，终于相信，秦桧的后代跟秦桧的确不一样。
自秦桧之后，秦家后代陷入了数百年的信誉危机，终于被秦大士成功化解。对于祖先犯下的错误，他没有刻意隐瞒，更没有百般抵赖、护短，而是勇于担当，牢记教训，时刻警醒。他说到了，也做到了。秦大士一生为官清廉，造福百姓，至今传为佳话。
历史也好，戏说也罢，有一个道理总是颠扑不破的—唯有真诚才能获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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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秦大士是秦桧后裔最有力的证据应该是他们的家谱，但是秦家的家谱至今无人找到，且秦桧的许多后人早已改秦姓为徐姓，考证的难度太大，因此史学界对秦大士究竟是不是秦桧后裔的问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结论。
南京地方志办公室杨永泉指出，秦大士的身世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但是推翻“秦桧后裔说”是没有道理的，“乾隆的问话其实是有依据的，因为之前的文献资料中对秦桧的后代有记载，但很零散，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在民间传言中，多数人认为秦大士就是秦桧的后代。然而，对于史学界来说，大可不必去急于形成定论。”
秦桧的遗嘱
作者：百草止水
近来，杭州市郊壶侑村的拆迁过程中发掘出一份罕见的历史文物，这个文物是一份遗嘱，遗嘱的作者却是秦桧。遗嘱写于岳飞被害三年之后，是秦桧专门留给家人的政治嘱托。遗嘱中，秦桧肯定了自己死后将留下青史骂名，这个骂名会对子孙后代有重大影响。为了子孙后代免受连累，秦桧为他们谋划了政坛进退方略。除此之外，秦桧还对自己参与谋害岳飞进行辩解，称致岳飞死地的主凶是高宗皇帝不是自己，高宗与岳飞有矛盾并疑其不忠，自己不过是替主子效命的狗腿子而已。遗嘱中还称，岳飞也应该为自己的死承担责任，因为他不止一次的“迎回二帝”言论危及了高宗的帝位，屡次向无子嗣的高宗建言立嗣也令其羞怒。帝将不和，将必身亡，秦桧称这是岳飞的必然结局。遗嘱中还顺带诅咒了文人士大夫一番，称他们清谈误国，自己的青史骂名自然也由他们赐予。
秦桧政治遗嘱出土可谓石破天惊，说石破天惊并非指对现行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而是对几乎已成铁案的历史认识来了个彻底颠覆。在那段历史中，人们早已习惯了将岳飞列为民族英雄和忠臣，秦桧则被描绘成卖国贼和奸臣。如今，一张所谓的遗嘱居然要来个翻个，岳飞在皇帝眼里成了别有用心的不忠之臣，而秦桧反成了忠臣良相，岂不怪哉？事实上，从历史资料来看，确实找不出秦桧通敌叛国的证据，不过倒是名副其实的南宋朝廷的主和派。从政治运作来看，南宋的国家大权始终把持在高宗赵构手里，包括秦桧岳飞在内的所有大臣，都无法象明代魏忠贤那样肆意把持朝政。因此，秦桧欲害岳飞，没有高宗赵构的支持和首肯，就根本无法进行，相反还会给秦桧带来杀身之祸。金国是南宋的头号大敌，北宋灭亡和徽钦二帝被俘皆是南宋的切齿之辱，抗击金国收复领土是举国上下的一致心愿。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不断败退的宋朝由于岳飞的英勇善战稳住了阵脚，并且随着岳飞之后的节节胜利，原先遥不可及的复国强国之梦也逐渐清晰。岳飞成了民族英雄，是南宋牢不可撼的顶梁柱。谁要擅自摇动这根柱子，谁不就是要与举国为敌？秦桧有那个能力吗？有那个本钱吗？有那个胆量吗？所以，百草止水说，杀岳飞者非秦桧也，实高宗也。
自古以来功高必然震主，尤其你掌握着举国兵马大权，你就完全有能力驱赶皇帝下台，或自立或立他皆能由你自专，所以聪明如毛泽东者才公开喊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的口号。历史上所有的皇帝，只要他想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就会自然而然地对掌握军权的大臣充满警惕，稍有风吹草动或稍有疑忌产生，轻则走马换将，重则宰杀大臣。明末的袁崇焕，就是因为满清的反间计，使得皇帝对其产生了猜疑，最终落了个诛杀满门的惨祸。以岳飞的功高和帅才，高宗能够纵放兵权任其作为就够心胸宽广的了，不识时务的岳飞偏偏就喊出了迎回二帝的主张。以岳飞的聪明和智慧，难道就不想想，二帝回来了，谁来做皇帝？高宗赵构是否甘心让位？如果不甘心会有什么后果？高宗阳萎一直无子女，这本来就够他尴尬烦心了，你岳飞偏偏不识时务，居然三番五次大声嚷嚷着让高宗立嗣，你是成心想让高宗羞炯难看，还是想驱逐高宗拥立新君？于是岳飞便犯了那个社会机制下的三大忌讳：手握兵权功高震主、迎回二帝胁迫帝位、主张立嗣窘迫高宗，如此罕见的让皇帝寝食难安的三大忌讳，岳飞不死，焉能何为？
当然，百草止水也不希望岳飞被杀，而是那时那境那种体制，岳飞根本就无法存活。自古以来，“狐兔死，走狗烹”，“鸟尽弓藏”。高宗根本就等不及狐兔死和飞鸟尽，岳飞一旦“直捣黄龙”，就必然迎回二帝，皇帝宝座的危机感迫使高宗不得不提早痛下黑手。于是，正当岳飞踌躇满志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时，一十二道金牌连环飞出，迫使岳飞停下出征的脚步并引颈就戮。
回过头来再看秦桧，对高宗来说秦桧的确是位忠臣，他不仅善知帝意为帝分忧，而且勇敢地承担起杀岳飞罪名的全部罪责，然后又代表朝廷与金人议和，又替皇上背上了卖国求荣的骂名。只是百草止水有一事不解，自宋以降至今几近千年，为什么秦桧至今依然背着杀岳飞元凶的罪名？难道那时的朝廷是秦桧一人说了算？不仅如此，历朝历代的亡国之痛或忠臣被杀，人们要么归结为奸臣弄权，要么就推究为美女惑主红颜祸水，唯独很少追究皇帝的责任，好像皇帝不是最高首领因而不需担负主要责任似的。大唐王朝开元盛世之后接着就是安史之乱，那时的人们追究罪责时竟让杨贵妃一人承担，杀一妇人而谢三军草草了事。满清末期中华丧师辱地，人们总习惯于将李鸿璋说成是卖国贼，并让其承担起骂名和责任。事实上李鸿章不过是朝廷中的一品大员，一切事务最终还是慈禧太后说了算，慈禧不答应不授权，李鸿章焉敢擅自签字卖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灾难，人们照例把责任推给了四人帮。事实上四人帮不过是老毛手中的棋子而已，没有老毛作靠山，小小的四人帮能有多大作为？
中国就是有这么一个传统，无论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什么事故什么变动，人们大都不追究元首的责任，总是他的助手或自愿或被迫出面顶缸。远的不说，就说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吧，前段时间的改革开放出现了较大的失误和问题，使得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受害者。人们让谁来承担责任的呢？是那些为改革出谋划策的知识精英，人们诅咒他们批判他们，说他们是改革失误的元凶。百草止水极为惊骇，要知道这些精英并不是实际的掌权者，他们并不握有进行决策的权力，充其量不过是动动脑子出出主意罢了，怎么能让他们承担主要责任呢？既然改革出了问题，这些出谋划策的自然难逃干系，但那些手握重权执掌枢纽的不更应该承担责任吗？
有人说你这是为秦桧翻案，难不成秦桧还成了好人？百草止水无意为谁翻案，而是试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杀岳飞者高宗也，秦桧不过是出谋划策者和执行者，真正能决断岳飞生死的是高宗不是秦桧。显而易见，杀岳案中，秦桧尽管不是元凶，但作为协从者依然有罪，只不过不能因为有罪就连高宗的主要罪责都扛下来。对高宗来说，秦桧是忠臣，岳飞虽算不上奸臣但也不够忠心。高宗为了一己权力之私，罔顾大宋整体利益，导致失地收复功败垂成，并于节节胜利之际被迫对金国称臣纳贡，不能不说是大宋的民族罪人。秦桧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依附高宗，为巩固高宗地位罔顾民族大义协助诛杀功臣，亦为民族罪人，不过其罪远低于高宗。岳飞呢，勇于进取抗击外辱，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不失为民族英雄称号。不过就其个人利益而言，不知权衡不分利弊，导致君主惊疑招来杀身之祸，终致北征伟略彻底流产，于国于民于己都为憾事！
尽管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都灵感于岳飞的严明军纪，但毛泽东并不欣赏岳飞，一句“愚忠”似乎就盖棺定论了。岳飞愚忠者谁？显然不是高宗。如果愚忠高宗，岳飞就不会扬言迎回二帝，更不会力主高宗立嗣，因而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那么岳飞的愚忠对象到底是谁？是国家，是民族，岳母在其背上刺上的“精忠报国”说明了一切。正因精忠报国到了愚忠的程度，才会为大宋的靖康之耻，誓言“直捣黄龙”迎回二帝；也正因精忠报国到了愚忠的程度，才会为国家长久之计，不顾龙颜不快数次犯颜直谏力劝高宗立嗣。一句话，老毛之所以因为岳飞“愚忠”而不喜，就是因为他与高宗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位置就会有同样的感受，自然就深恶岳飞之类为国为民罔顾上司利益的属下。于是老毛因为万言书无限上纲整垮彭德怀，因坐椅危机通过“造反”推翻刘少奇，其余不善或不喜阿附的老将功臣也自然死的死垮的垮。应该说岳飞生错了社会，如果生在民主社会，一待北伐底定，不仅能够彪炳史册，还能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当选国家最高首脑。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社会办什么事，在南宋朝廷岳飞不愚忠高宗是为不智，在毛时代刘彭之流不随顺领袖是为不聪，不聪不智，焉能不招杀身之祸？
秦桧的政治遗嘱出土了，不少人趁机为其翻案，更有自称秦氏后人者，主张撤除岳王庙里的秦氏夫妇跪像。百草止水不以为然，秦桧虽非主凶，但不能因此称为功臣，他毕竟跟随高宗残害忠良，罪责可以大大削减，但罪名不能全部取消。至于岳王庙里的跪像，早已成为历史文物，擅自改动必然破坏历史价值。如果非要有所纠正，不妨塑造高宗铜像一座与秦桧陪跪，从而让世人将更多的痰液转移到高宗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