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有关哥老会起源诸说概述
哥老会同洪门(天地会)、青帮一样，都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是民间秘密结社。有关哥老会的源流问题，是长期困扰历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难解之谜。究其原因，与天地会起源问题相似。其一，哥老会是下层群众的自发结合组织。不一定有准确的成立时间，成立时也不会留下可靠的资料；其二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为了联络和引导哥老会，大力宣传哥老会乃太平天国李秀成、李世贤等派洪门中人潜入湘军而创立；其三，晚清及民国年间，洪门、青帮与哥老会互相渗透与融合，一些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皆为郑成功首创之说。上述说法后来为学书界中人所认可，遂使哥老会起源问题失去了本来面目。所以，对于哥老会的起源，需要重新加以探讨。
研究哥老会起源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史料：一类是官书、档案，依据这类史料的论著，多认为哥老会系由四川的国噜演变而来；另一类是哥老会内部的传说史料．帮会中人著作多以此为据．认定哥老会系由郑成功所创立。下面分别介绍上述两类说法的内容。
哥老会创自郑成功说
此说的根据，是哥老会内有关《海底》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其内容在刘师亮的《汉留史》中有所记叙：
“海底名称，由永宁郭永泰开荩忠山始。永泰先世为云南大理府人，常随父执贩药材走滇黔山中，以故与滇黔豪杰善。道光十五年，省其叔于福建之厦门遭署。暇时出游，偶憩民家，见其盖米瓮有旧书一本，面署《金台山实录》五字，书面盖有长方形图章一颗，文曰‘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知系郑成功遗物，问所由来，自言伊父生时业渔，善泅水，能于水中伏一昼夜，于海底得一铁匣，苦无法揭视。竭三日之力．始将铁匣凿开。内贮金珠数件，小玉印一方，旧书一本，余无他物。因不识字，不悉何书。永泰以百钱购得，并问玉印安在?答以售与邻某。永泰又以白银十两赎回，从此，《金台山实录》并小玉印，落入永泰之手。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等开荩忠山所传各令，井汉留组织之秘密书，即名《海底》，又名《金不换》。当时各会员所领证书．均蓋有‘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十字。其证书至今尚有存者，惟《金台山实录》与郑成功之小玉印，因遭太乎天国之乱，不知下落。”
这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过去哥老会内之人对其内容深信不疑，帮会中人的著作中，便据此提出哥老会为郑成功所立之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浙江联络的会党，多属哥老会系统。因而在述及哥老会起源时，也受到了上述传说之影响。他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又说：太平天国亡前，“李秀成、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甚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乃隐遣福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名日哥老会。”
帮会中人鉴于晚清与民国年间出现了洪门与青帮、哥老会(红帮)融合的趋势，便提出此说，大力鼓吹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哥老会乃郑成功在台湾创立。民国二十七年四川“袍哥钜子”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称：“顺治十八年(辛丑)缅人执永历帝送吴三桂军前。三桂逼之，死于篦以坡。是时郑芝龙之亡与夷三族之命，及永历帝之死，同时传到台湾。成功悯明室之亡，复痛生父之死，更切三族之冤，晕恸几绝，水浆不入口者屡日。誓必复仇，乃于是年九月，与所部兵将，照原有品级，作为进步次序，即将驻兵之金台山，作为会盟之所，定名金台山明远堂，约盟来归者，又四千人。”后来，郑成功见当时的士大夫皆醉心利禄，“乃遣其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向中原发展，后入福建少林寺为僧，世系相传，遂开洪门之盛”。
1947年朱琳在《洪门志》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说法。称洪门“起于汉留”，始祖为殷洪盛，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清初，奉史可法之命至北京窥探清廷虚实，沿途遍访志士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黄梨洲诸人，议创汉留组织，“反清复明”，顺治二年战死于三汊河。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据守台湾，为推进汉留组织，“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并遣部将蔡德忠等向中原发展，至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为僧，与郑成功之侄郑君达等共图义举。康熙十一年(1672年)西鲁入侵，蔡德忠与郑君达等前往投效，打败西鲁。后遭陷害，逃至万云山的万山寺，遇万云龙及陈近南。雍正十二年在四川雅州以汉留组织，开精忠山，是为四川哥老会之始。
哥老会起源于啯噜说:帮会中人著作中有关哥老会由郑成功创立的说法，仅为少数学者所认可[4]，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所谓《金台山实录》的传说出于虚构，不能作为研究哥老会起源的依据。于是，从官书、档案中去寻找史料，以解开哥老会起源之谜。人们从官书、档案中发现，哥老会乃是由四川的啯噜演变而来。
有关哥老会由啯噜演变而来的史料，主要是清吏奏折。最早提及此事者是清吏李榕。他说：“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遍湘楚，而变其名目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蛾眉山顺德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
李榕所描绘的，正是哥老会的情况。左宗棠也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又说：“自顷啯噜变为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
据此，有的学者便提出“哥老会”便是“啯噜”音转，哥老会便是“啯噜会”。台湾学者庄吉发认为：“哥老会即啯噜的音转，为清初福建等处流入四川的游民所设立，而盛行于四川省”。另一位台湾学者戴玄之也认为“哥老会为啯嚕的变名”，“哥老会是由啯噜子演变而来”。大陆学者胡珠生也认为，根据成都附近各县有异于普通四川话的客家方言一事。可以判断啯噜二字乃客家方言哥老二字的录音。并且提出：“哥老会尽管推源于明末郑成功，但可靠的史实只能证明它以哥老(啯噜)形式起源于清初四川(来源于闽粤客家的移民)”。
近年来，一些四川学者对哥老会便是啯嚕之说提出异议。张力在《啯嚕试探》一文中指出：主张哥老为啯噜音转，因而啯噜便是哥老会前身之说“欠妥”。因为“啯噜与哥老会同见于清史册，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上谕严禁四川‘啯匪’的同时，亦严禁湖北、四川的哥老会活动，这两个组织一直并存到清末，清朝各级官吏是区分清楚的。”作者还对啯嚕与哥老会作了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哥老会以‘广开山头’，‘拜会结盟’等形式为主，乡闾士绅、街衢富贾纷纷加入，把持一地，无容他人染指其间。啯噜则不然，流动作战，无‘堂 ’、 ‘公口’之区，聚则为伍，散则寓民，豪绅畏之如，富室衔恨入骨，似与哥老有别”。
胡昭曦等人还专门对哥老会是否为啯噜音转一事作了考证，指出以往人们把“啯噜”读作“guo lu”。因而认为与“哥老”读音相近,系啯噜之音转。但四川方言中啯噜与哥老读音并不相近,啯嚕应读“gu lu”从而否定了哥老乃啯嚕音转之说。另外,作者又指出,啯噜乃四 川无业游民中强悍者所组织的武装集团,而哥老会则是秘密会党,与啯噜亦不相同。
有学者根据档案中的记载，认为哥老会是由天地会、仁义会和江湖会演变而来。指 出：“哥老会作为一种秘密的民间结社，虽有其悠长的斗争历史,但是在清代咸丰年间以 前，它是以江湖会的名号在民间活动的。在嘉庆年间，它又叫仁义会，而仁义会也就是天地会的分支”。因此,“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斗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
后来，有关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又有了新的进展，蔡少卿先生认为：“从啯噜发展到哥老会，并不是简单的组织重复，也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异，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很明显地经历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期啯噜与白莲教的融合，和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统的相互融合两个重要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因为经历了“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社会极度动荡秘密结社飞速发展、会党与教门广泛融和的条件下，以啯嚕的组织形式的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至于哥老会出现的具体时间，蔡少卿先生根据清代档案的记载，认为“哥老会的组织名称最迟应出现在道光年间”.
在国外，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一书中认为，哥老会确实发祥于四川的啯噜。不过，他不同意哥老会是啯噜的别名或音转之说，他认为啯噜与天地会都是以无赖棍徒为中心，从事交通运输，商品流通的民众集团。两者因四川与连接外省的超地方市场流通经济网而接触。啯噜随着与进入四川的天地会的接触与交流，加上与白莲教活动时期的山寨战，以及与教徒、会党的接触、交流，而使以后的哥老会的山堂组织逐渐
固定下來。他认为哥老会出现的具体年代，则是在咸丰末年。
蔡少卿和酒井忠夫的研究，把哥老会起源问题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何一民在《论哥老会的起源及特点》一文所提出的从啯噜列哥老会演变过程中，天地会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则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了。他提出哥老会内有关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一事，“虽有虚构的一面，也有一定的真实性。”“这表明郭永泰等人在福建天地会文件基础上修改的《海底》，对啯噜会演变为哥老会，起了重要作用。”故“啯噜会演变成哥老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受丁天地会的影响”
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哥老会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研究空间。
二、哥老会起源于川江中的啯噜
以往，学者们在探讨天地会起源时，一些学者强调洪门秘笈的史料价值，认为秘笈中的西鲁传说，影射了天地会的起源。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史书与档案的史料价值，认为洪门秘笈中的西鲁传说，仅仅是神话故事，不足征信。后来，有学者把洪门秘笈与史书、档案中的史料结合起来，从而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我们认为，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探讨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把清吏奏折同哥老会有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结合起来，也不难找到哥老会起源的真相。那就是，哥老会确系由四川的啯嚕子演变而来，但并非所有的啯噜子都演变成了哥老会，仅仅是其中活跃在川江(从重庆到夔州一段长江)上充当木帆船水手、纤夫中的啯嚕子，模仿天地会而结成的。
以往有关研究啯嚕的文章，只注意到陆地上，特别是川楚陕老林地区活动的啯嚕。实际上啯嚕并非仅仅活跃于老林或陆地，在川江木帆船上充当水手和纤夫的穷苦人中，也有许多是啯嚕。
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即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雇用民船，帆櫓如织”[17]。数量众多的木帆船，需要雇佣大量的舵工、水手及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外轮进入长江以前，从重庆到宜昌的航线上，共有船夫、水手、纤夫二十万人。这些船夫、水手们．漂泊在千里大江之上，随时有触礁或遭风浪而覆船之虞。纤夫们则挽着沉重的木帆船，在江边悬崖的崎岖小道上艰难地前进。他们的劳动，既艰苦又危险。因此，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帮助，于是自发地结成水手行帮，称“川楚八帮”。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对川江上船夫、水手、纤夫们的艰苦劳动，作了生动的描绘。“大船用纤五、六十人，小亦二、三十人。船头仍用挠楫，上拉下推，逆流而上。遇滩则合三、四船之纤夫百余人共拉一船上滩，再拉一船，名为并纤。纤道忽上山巅，忽落岩脚，石壁横铁索，便扒换，或凿小石孔，仪能容趾，人如猿猱蹩蹷，负纤而行。间有无纤道处，则全赖挠楫。船行江中，纤索上顶，声息不能相闻。船上设锣鼓，以锣鼓声为行止进退。纤绳或挂树梢，绊石上，则锣鼓骤发，纤夫行足。另有管纤者名‘价挽’，无论岩之陡峭，树之丛杂，扑身脱解，倾跌所不计。纤绳挂住，船即转折不定，危在呼吸。若纤断，更不待言。江河之险，川流为最。川流之险，又莫过于峡中”。
当时川江河道之上的木帆船，由湖北荆、宜上水至四川重庆，所需水手、纤夫较多，而由重庆返回荆宜之船，则所需水手、纤夫为少，因而，往往有大批水手、纤夫滞留于川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些滞留者，有的沦为乞丐，有的则成了啯嚕。
清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也提到：“四川本鱼米之乡，不但本省民食充足，而且接济两湖、江南，民间生计，不甚艰难，惟游手好闲者太多，是以地方易于滋事。上曰：‘游民何以为是之多’?对曰：‘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车，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至蜀则纤夫无用，若辈到处无家，无资回籍，下水船只，不雇纤夫，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是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半属游民”。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讲及更加明确、具体：“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即纤夫一一原注)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府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水手板主(即船主)另雇而行。荆宜所来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待下水重载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止三、四十人。计重庆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来七、八百人。所开下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总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完，则卖所穿衣服履物，欠之，即成精膊溜矣(山中恶少无衣履赤身者，谓之精膊溜。一一原注)。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匪伙党”.
从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末年，便有许多水手因谋生维艰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与魏老虎等共五十人结盟，成为啯噜，至梁山县一带抢劫。四川重庆府人刘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加入啯嚕，同伙20多人，在永川县抢劫，闻拿逃散，靠当水手推桡，又与啯噜周老么一同讨饭、抢劫。贵州青溪县人周德，因贫乞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至四川巴县，入啯嚕刘胡子等一伙，在该县马场抢劫布客商人银两，后又至巫山县一带沿江地方抢劫。湖南会同县人向群，靠撑木锋(木筏)来到湖北来凤县，再至四川觅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在秀山县入啯噜黄老么一伙，抢劫过往客人。湖北监利县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当水手)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邀入啯噜，随同抢劫。
清朝督抚大员们，多次奏报川江水手们加入啯噜之事。湖广总督舒常奏：”查啯匪始而结伙行强，继已闻拿四散，近来屡获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乞丐。”四川总督福康安也奏称：“川省为荆楚上游，帆檣络绎，自蜀顺流而下。推桡多用人夫。自楚溯江而上，拉纤又需水手。往来杂沓，人数繁多。每于解维之际，随意招呼，一时猬集。姓名既属模糊，来去竟无考查。”“川省人多类杂，棍徒抢劫行凶，遂有啯嚕之称。”川江上游的啯噜，主要在重庆夔州一带活动。湖南巡抚刘墉奏：“川省重庆、夔州二府，与湖广等省毗连，结党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各‘掌年儿’，带有凶器，沿途抢夺拒捕”。
从上述档案史料可知，早在乾隆后期，四川重庆、夔州一带川江沿岸便有许多由水平变成的啯噜，他们无以为生，便铤而走险，靠抢去为生，被称为“啯噜”。
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嚕更加活跃。据清吏韩晋鼎称：“查川省自邪教荡平以来，民庆屡丰，元气渐复。惟近来啯噜匪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后不禀报”。
后来，这些由穷苦水手、纤夫转化而成的武装集团便顺江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在这些地方与各种秘密社会的组织接触，逐渐向秘密会党转化。首先表现为在组织上较前严密。“拜把之后，不许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杀之”。“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加未议而一、二入先散者，众共迫乐之，其党极为坚固。”其首领称”帽顶”、“大五”、“大满”，会内之人编为大一列大十。这些明显地受江西边钱会、担子会之影响。边钱会、担子会首领便称”帽顶”、“老帽”，会内分为一肩到十四肩。其次，其活动已不局限于抢劫，开始讲仁义和劫富济贫。曾经充任啯噜子首领，后来担任清军提督的罗思举提列：“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余出外访友，途遇仁义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伊等在九打杵樊哙殴偷窃商贾银四十两。余曰：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仁义，打富济贫，不许窃入财物，致伤义气。伊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继至南坝场，瞥见杨某携家途乏盘费，卖女于周家，得银八两。临别，母女嚎啕痛哭。余睹情惨，如数称银以赎此女，并另送银三两做路费。其父女叩头感谢。”罗思举在自撰年谱中毫不隐讳地说：“我就是啯噜子”。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啯嚕转变为哥老会的过程中，曾融入了白莲教、青莲教等成分，但尚无确据，而啯噜模仿天地会，却确有实据。那就是哥老会内有关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和《金台山实录》的传说。
当我们抛开有关《金台山实录》等传说中那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把它同官书、档案中的记载结合起来作综合分析，可以认为哥老会乃川江水手、纤夫们所结的行帮组织，顺江而下以后，在两湖、贵州、江西等省与各种秘密社会尤其是同天地会接触以后，受其影响而逐渐由武装劫掠集团向秘密会党转化。道光年间，郭水泰模仿天地会的组织、规约及有关缘起的传说，为啯嚕子制订了规约，并为本组织之缘起编造了一个有关《金台山实录》的故事，把天地会的某些秘密文件加以模仿、改造，称之为“海底”或金不换”。鉴于啯噜乃四川方言中“强盗”之别称，因此改进后的组织，便开始使用”哥老”、“哥弟”、“社录”等名称。在川江水手、纤夫中啯噜子演变为哥老会之后，四川、贵州等省山区，老林中的啯噜子继续存在，一直到清末。哥老会作为一个由水手、纤夫的行帮演变成的秘密会，在形成以后继续在长江木帆船水手中秘密流传，并且逐渐发展到安徽、江苏一带，与晚清出现的另一帮会青帮相遇，两者既斗争又互相渗透。为了与青帮相对应，这一带的哥老会又称”红帮”。哥老会或红帮因为同水手、航船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各地哥老会和红帮的活动据点，便称为“码头”，其首领又称“舵把子”。
哥老会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哥老会有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来看，大约在道光末年，即郭永泰将《金台山实录》“论凌桐阶照原本略加增改，以适应用”，命名为“海底”之年.民国成都的袍哥
杜宇／文
带岁数的老成都人，爱把旧社会中的“烟毒”、“赌博”、“袍哥”、“娼妓”、“特务”之类的坏事情，称之为“五毒”。
1644年，清军入关，清代取代了明代政权以后，对于汉族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引起了民间“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打出“驱除鞑虏、反清复明”的旗号，各省各地的组织名称，五花八门，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天地会”后来天地会中，又分出一股叫“哥老会”，道光、同治两朝以后，哥老会逐渐流入四川，四川便通称为“袍哥PaoGe”。
对“袍哥”这个名称，说法不一：读书人说，是根据《诗经》上“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来的，这是读书人好拉远古，不足为据；袍哥们自己说是根据《三国演义》来说：关二爷被逼降曹后，曹操奖予很多金银财帛，他一概不收，只收了一件锦袍，平时很少穿着，有事穿上，却要把旧袍罩在外面，曹操问他原因，关二爷说：“旧袍是我大哥玄德赐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因此，这个袍哥组织，老名称又叫“汉留”，含义就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精神气节，源远流长地传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的文学志士顾炎武、王船山、曾耀祖等人，暗中联合志同道合的汉族人，搞民间秘密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这种民间组织，一直深入社会下层，蕴藏着潜在力量。故世俗有云：‘你穿红来我穿红，大家服色一般同，你穿黑来我穿黑，咱们都是一个色。’即此义也”（《汉留全史》第36页）。
看来袍哥组织，起泊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朝末年，泛滥于民国时代，是比较实际可靠的。
二
清代末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在孙中山“同盟会”策划下，爆发了“保路运动”，全省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进而发展为反清武装力量──“同志军”，实质上是利用各地袍哥组织作骨干，导引农民推翻清朝政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叙述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和会党联系日益密切，孙中山早在日本招纳熊克武、但懋辛、余英、张石祥等人面授权宜，熊等也认为四川袍哥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宽，同盟会领导各地袍哥势力，搞推翻满清的革命工作，非常有利。余英和孙中山接谈以后，大见器重，状委他为“西南大都督”并派熊克武、谢奉琦等一同回川共策进行。
大量的下层群众蜂涌参加袍哥组织以后，又渐渐影响士绅富户的相互效尤，借此保家，这样一来，到1911年时，四川的袍哥组织，更深入各州府、县的城镇乡村，到处都在“开山、立堂”，当时民间流行两句口语：“明末无白丁，清代末无倥子”。（未参加袍哥组织的人叫倥子）
同盟会在全川各地煽动保路运动，发动大规模起义，就是以农民为主，利用袍哥组织为先导。成都附近县份中，搞得最出色的有广汉的侯橘园、侯国治，新津的侯宝斋，温江区的吴庆照（吴二大王），崇庆的孙泽沛，灌县的张捷先等人，都是以袍哥舵把子身份，作同志军首领，带兵围攻成都，号称十余万众。声势浩大，战火蔓延全川各县，加速了清政权的彻底崩溃。成都光复后，由于都督蒲殿俊缺乏创业执政本领，被赵尔丰乘机制造“兵变”，希图复辟。地方另推尹昌衡作都督，尹的为人，好大喜功，掌握政权以后，由于缺乏政治认识和领导才能，错误地认为袍哥力量弥漫全社会，抓着袍哥力量，就可以稳定政权，因此还闹了不少笑话。
三
1911年10月，随着武昌起义成功，“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据王右瑜在《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上记载：“尹昌衡高居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后，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在都督府大门上，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在他登台的接连几天内，天天都要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敬酒，他每出一次，必披一身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便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使都督府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周骏就任军政府军政部长后，在军政部门口也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来……，这时全城公口林立，并出现不少奇装异服，背刀挂彩，头上挽个‘英雄髻’，足穿泡花草鞋人物，都是照戏台上打扮的，各地袍哥组织，也纷纷响应成都。就在这段时间，滇、黔、湘等三省军政府，曾联名通电诋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尹昌衡见到外面风声不好，便下令取缔哥老会，于是成都市上二百多个公口招牌，一律都收拾起来了，但是表面上收了招牌，实际上暗地里仍然在继续发展”。
四 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其形式与全省其他县市相类似，是横行组织，即所谓“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联络的聚点，最初叫“山头”、“香堂”，随着参加的会众日益增多，才由山头、香堂改为“码头”（又叫“公口”、“社”）码头要分五个堂口：“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宣）”。五个堂口是五类性质的人参加：仁字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义字旗是有钱的绅士商家，礼字旗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有几句概括特征的口头语：“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口头语：“仁字旗士庶绅商，义字旗贾卖客商，礼字旗耍枪”。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旧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不过其组织办法中，有些莫名其妙的规定。如旧社会被认为操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匠、搽背、理发、男艺人演女角等类人，都规定不能参加袍哥，还有搞盗窃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他们自圆其说是“抢劫对象是贪官污吏，那些是浑水袍哥干的”）。
每一个公口（堂口）的组成份子为十排：头排首脑人物称为“大爷”（又叫“舵把子”，如行船掌舵之人）。大爷中除了“龙头大爷”或“坐堂大爷”之外，还有专司赏罚的“执法大爷”，另处还有些不管事的“闲大爷”。二排是一个人，称为“圣贤二爷”，这是大家推举出来的人正直，重义守信的人，隐誉为桃园结义的“关圣人”，但这个人一般在码头上不起作用的老好人（“圣贤”与“剩闲”谐音）。三排中有一位“当家三爷”，专管内部人事和财务收支，尤其在开香堂时，负责安排规划各类事务，这是一个全码头的重心人物。五排称“管事五爷”，分“内管事”、“红旗管事”、“帮办管事”、“闲管事”。“内管事”即“黑旗管事”，必须熟悉袍哥中的规模礼节、江湖术语，办会时，由他掌管礼仪，唱名排坐，和传达舵把子的吩咐。“红旗管事”专管外交，负责接待三山五岳，南北哥弟，在联络交往中，要做到来有接，去有送，任务相当复杂。袍哥中有两句流行口语：“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五排以下，还有六排的“巡风六爷”，在办会期间或开设“香堂”时，他便专司放哨巡风，侦查官府动静，负通风报信的专责，八排九排的人，平时专给码头上各位拜兄跑腿办杂事，一到开设香堂的会期，他们最为忙碌，听从当家三爷的支配提调，全码头就靠这些人上下跑跳，十排又称“老幺”，老幺还要分“大老幺”、“小老幺”（大爷、三爷的儿子，又称“风尾老幺”）从一排起到十排止，总称为“一条龙”。在成都，一般码头都称“公”和“社”，社还要分“总社”和“分社”。
各地袍哥都不设“四排”和“七排”，据说其中有一段故事，康熙年间，郑成功派部将陈近南在四川雅州开山立堂时，有四排方良宾背盟叛约，暗向建昌镇告密，镇台马赓庚率兵围捕，陈近南改装逃走。后来又有胡四、李七背弃盟约，密告官府，出卖弟兄，被本山头派人暗中诛杀。他们这种叛卖行为，一直为袍哥所不容，从此便没有人操四排和七排了。
五 哥老会虽是以“讲豪侠、重义气、解放推食、急人之急”相号召，又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但是由于封建意识恶性膨胀，一部份人的逐渐变质，结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袍哥，即所谓“清水”和“浑水”。
在清水袍哥中，又要分“金带皮”和“下九流”。金带皮的含义是：金代表有钱，皮是面子，即有面子的有钱人，叫金带皮袍哥。他利用自己的权势，能够“一步登天当大爷”。至于那些测字、算命、跑堂、道士、兵卒等被人视为是下贱行业的人，只能被列在“智”、“信”两堂。浑水袍哥的组织和清水袍哥一样，只是称谓上有些不同，清水袍哥的头头称“舵把子”或“社长”，浑水袍哥习惯叫头头为“老摇”（摇舵的），比老摇低一级的叫“边棚老板”、“管事”。普通都称浑水袍哥为“跳滩匠”。
六 袍哥每年有几次会期，最郑重的一次就是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相传是三国时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日子，这一天，大小码头、公口都要隆重举办盛会，张灯结彩，大排香案，欢宴会众，广纳宾朋，初次参加袍哥的人，必须具备“身家清、已事明”两个条件，才由引进拜兄引入会场，参见恩拜四兄（恩兄、承兄、保举、引进），接受“栽培”，确定“排行”，然后才可以称兄道弟，成了正式的袍哥。原先的袍哥，也要在这次的会上论功行赏，办理“提升”。其他的集会，如正月办“春台酒”，腊月要办“团年会”，还有不定期的“迎宾会”。在会期中，除了互相拜望，大吃大喝，大赌大抽（鸦片）之外，还要借此机会解决仇怨纠纷，由头面人物站出来“捞梁子”。
在成都，袍哥的码头绝大多数是在茶馆里（有些茶馆就是码头开设的）。有的茶馆前正式挂出XX公或XX社的招牌，茶馆为袍哥的活动中心和联络站，经常由红旗大管事坐堂负责。 袍哥还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罪、不敬长上罪、殴打亲属罪、调戏妇女罪等等，犯了以后要受到“剽刀”、“碰钉”、“三刀六个眼”，“自己挖坑自己埋”、“挂黑牌”、“连根拔”和“降级”等等惩处。其他在袍哥的经典《海底》中还规定有“十条”、“十款”、“十要”、“十禁”、“五伦”、“八德”、“九章”，文字通俗，真伪莫辨，实际上所有这些规定条款，在成都地区的袍哥组织中，都很少执行过。
七 关于袍哥组织的经济来源，据范绍增在全国文史资料第84集写的《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一文中说：“…钱的来源，主要的有以下几个：一是嗨袍哥时缴的基金或有钱袍哥的投资，二是拜码头、开茶馆的收入，三是大摆赌博、抽头吃利，四是经营烟毒、囤积粮食油脂等不正当收入，五是贩卖枪支弹药武器等。后来还产生一种“保烟帮”专门为到山区购办鸦片烟土的帮伙保镖，安全通过关卡，到达目的地后，收到取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保镖费。范绍增所述均系一般来源，各地区袍哥组织情况不同，手段千奇百怪，无法详述。但有的组织或明或暗接受特务机构、军队、政府津贴或挂出军、政某部门招牌，公开收税催捐，中饱私囊，则是显而易见的。
八 成都袍哥大小公口（码头），十几年来在千个以上，除了“孙、吴、丁、张”和“马、袁、江、汤”之外，更为出名的有能通长江一带青红两帮的冷开泰，有名震川南的邓叔才，有北路总关火的马昆山，有倒插鸡翎子的龚谓德，有八方搁平的陈俊珊……这些人的作用和毒气，确也不亚干范绍增、陈兰亭、石肇武之流。
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以下相同)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名称，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袍哥会发源于晚清，盛行于民国时期，与青帮、洪门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袍哥会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它的很多痕迹。这一特点，是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有过的。
在四川的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大致相同。
产生
清朝乾隆以后在四川社会中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被称为啯噜，其成员被称为啯噜子。他们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系，并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这些游民团伙平时在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区、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啯噜并无严密组织、章程，也无明确政治目标和信仰。
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等地白莲教起义时，大批啯噜子加入，有的还成为主力和首领。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都遭到镇压，但仍然在各地活动，还有不少人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为了加强他们内部的组织联系，提高其生存、发展和与官府对抗的能力，他们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传入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徒融为一家，在道光年间发展成为帮会组织哥老会。
哥老会成立的标志的开山堂，即一个哥老会独立组织的成立仪式。最早在四川的开山堂一般被认为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永宁(今叙永)郭永泰开荩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信相号召。据后来袍哥首领人物的记述:"会盟者即达四千余人，不久荩忠山哥弟遍及各省，而开山立堂者尤以四川为最。"
哥老会产生之后，在各地迅速发展，南方所有省份和北方部分省份都有它的组织，从总的来看，哥老会的发展有三个特点:1、四川数量最多，力量最大。2、在湘军等军营中发展极快。3、哥老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6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会。以后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的主力也是哥老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大足教案的主力。
成员
最初的袍哥会成员大多是社会底层人员，太平天国运动与李蓝起义失败之后，社会更加动荡，无钱无势者当袍哥袍哥为了求得结援互助，有钱有势者当袍哥是为了控制地方，培植羽翼，也积极加入袍哥队伍。在这种风潮之下，不入袍哥会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五堂
由于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袍哥会在四川的各山堂逐渐形成五个有高低之分的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参加仁字堂者以士绅为多；义字堂以商人为主；礼字堂则较多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堂人数不多，是下九流者，如卖唱、搓澡之流。
分类
袍哥一般都不以此为职，但也有少数组织者或骨干以此为职业。还有一部份乡镇山区的袍哥会完全就是绿林作风，占山为王，以抢劫为生，这一类被称为浑水袍哥，另外那些不搞盗、抢等以武力掠夺他人财物的袍哥被称为清水袍哥。从人数上说清水袍哥占大多数。
规模
从清朝中期开始哥老会在四川开山立堂开始，清朝政府都把它视作反清、反社会团体，严加打击，因此人员并不是是很多，到了清朝末期，因社会动荡且政府对底层的控制力日渐减弱，袍哥会人员迅速增加，最后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民国时期，因袍哥会在四川保路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加上民国初期，时局混乱，袍哥完全成了公开组织。发展到最后的四十年代末，据估计全川成年男子有30-50%参加了袍哥会(也有人估计70-80%)。
组织形式
称呼
袍哥会的最初的联络的聚点为山头或香堂，成立一个袍哥会组织就叫开山立堂，山头和香堂的名称就作为袍哥会一个组织的称呼，如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后来随着参加人员的逐步增多，聚会场所的变化，袍哥会的组织又改称为码头、公口、社等。
地位
袍哥会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甚至没有地区性的组织，每一个袍哥会组织都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依存、隶属关系，但会经常有人员联系。因此袍哥会的数量众多，一般一个乡或城市的一条街道就有一个，甚至还更多，如1949年成都有公口（包括分社、支社）1000多个，重庆有公口300多个。
到了民国后期曾经有些实力较大的袍哥试图进行合并，达到地区性的统一，如曾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出面支持，重庆袍哥各界成立了国民自强社，成都相仿成立了国民互助社，但都是只有名义而已，实际仍是独立存在、活动的。
内部等级
袍哥组织的内部排行分五个等级，分别称为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十排。
头排：头排大哥即舵头，也称舵把子、社长。另有闲位大哥，亦如一般社会组织的名誉理事，多为有声望的人，也有绅、商依靠袍哥关系便于在社会上活动的，他们挂个名，赞助若干钱取得“大爷”资格，俗称绅夹皮。
三排：又称三哥、钱粮。掌管一社经济及经营的商业（如茶馆、赌场、栈房）。
五排：又称五哥、管事、红旗大管事行交际、执法等职，在袍哥中最有社会力量，不少为职业袍哥，也有绅夹皮五哥、闲五。
六排：副六也可称五哥，是一般成员。绿林则称蓝旗，是负责巡风探事的小头领。
十排：统称老幺，有凤尾老幺、执法老幺、跑腿老立之分。凤尾老幺是有家资的年轻后生，可“一步登天海大哥”。执法老幺多为流氓凶神，袍哥传堂把守辕门，制裁叛徒充当杀手就是此辈。跑腿老幺如茶堂馆、赌场杂务均是。一般老幺则是新人组织者。
排行中无二、四、七、八、九。二是不敢僭越关羽(关羽民间称为关二爷)。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在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叛徒，瓦岗寨的罗成，行七。八、九忌杨家将八姐九妹之称。
三大会
袍哥一年集会三次：最隆重的一次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祭关羽）。七月称中元会，为已故弟兄设祭。腊月称吃团年饭。实则都是为吸收新成员，商谈一些有关香堂内部内部及对外事务。新参加袍哥得有人引荐，在香堂上行叩拜礼，听舵爷赏封“排行座次”，之后就是袍哥了。
历史事件
保路运动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接受盛宣怀的建议，收回地方筑路权，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由于四川人民对于清政府的股权赔偿不满，反清情绪迅速高涨，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同盟军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与新军，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尹昌衡、杨庶堪、吴玉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1911年8月4日，川西各地袍哥大爷到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商议保路反清事宜，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举行反清大起义。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后，以袍哥会为主保路同志军开始全省武装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为蜀军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兵变之后，各路同志军进入成都，尹昌衡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至此，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
保路同志军起事成功后，四川各地成立了大量的袍哥组织，此时的四川，已经成了袍哥的世界。
护国战争
清政府被推翻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前云南督军蔡锷、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并即组识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分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府都督。袁世凯调派八万人进攻云南，在四川被蔡锷大败。在这此护国战争中，同盟会方面又再次拉拢、依靠袍哥，袍哥武装再次集聚，在各地作战。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都是原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
红色袍哥
按中国共产党如今的标准，袍哥会最少都要被列为非法组织，甚至是黑社会组织。但民国时期共产党势力较弱，加上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共产党常常要依靠、利用这类乡土组织的力量，因此有很多的袍哥头目与共产党联络紧密，甚至直接为共产党办事、提供方便，这些袍哥被共产党称为红色袍哥。如邛州的川军团长王伯高，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杜重石。
消亡
国内战争末期，国民党部队希望借助四川特殊的地形延续政权，就如抗日战争时一样，把首都从南京迁移到成都，后来又迁到西昌，试图在四川与共产党部队抗争下去。大多数袍哥大爷都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抗拒解放军的武装反抗，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是袍哥，各地成立的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之类基本上全是袍哥武装。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不久，1950年2月，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川西各地组织了一次叛乱，其主要力量也都是袍哥。后来被共产党作为典型批判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组织策划执行了这次叛乱，并且拱手交给了共产党。刘文彩就是当时当地哥老会的主要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加强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取缔一切民间帮会组织，并且对反抗解放军的武装袍哥会大肆镇压，包括给共产党提供过帮助的红色袍哥组织也都迅速瓦解了，其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此结束。
其他
在四川话里把加入袍哥会称为嗨袍哥。
茶馆
在袍哥会中茶馆是重要活动场所。各个山头多称XX公，XX社，各占一方“码头”，设茶馆为联络地，也就是香堂所在地，集会多在茶馆中举行。执事袍哥每天必去茶馆处理组织有关事务，接待江湖朋友，称为把水口。茶馆也是袍哥平理、调解纠纷的场所。袍哥会的每年的三大集会也在茶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