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所谓经方，顾名思义，亦即经验之方。它是前人在医疗过程中久经实践反复验证的有效方剂。
经方之含义，在中医界有两种看法，一是指宋代以前各个医家所收集和积累起来之有效方剂；一是指汉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之方剂。本书所谓之经方，是指后者。
二、张仲景是经方杰出之传人
考《汉书·艺文志》载“经方十一家”，记述了有关按病归类之专著和有关方剂理论之专著，如《汤液经法》32卷。这些书虽皆亡佚，但从现存最早的《黄帝内经》里可以窥见有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遣药组方和配伍宜忌等方面大量之理论论述。此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方剂已经建立了指导实践的基本理论。直至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将理、法、方、药融为一炉，将亡佚书籍中的经方保留下来。故后世尊该书为“方书之祖”，赞经方为“对病真方”。从而为方剂学之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经方运用的指导理论是辨证施治
要想正确地使用经方，就必须掌握中医的辨证施治。何谓辨证施治?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沦》(即《伤寒沦》与《金匮要略方论》)就是辨证施治的典范。考《伤寒沦》，不只是论治伤寒，而是借伤寒之治以示万病辨证施治的大法。因此，在《伤寒论》中，既有对疾病辨证施治的一般规律，又有对疾病辨证施治具体实施之运用方法。
先说辨证施治的一般规律：
《伤寒论》既以六经分篇，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辨少阳病脉证并治”，“辨太阴病脉证并治”，“辨少阴病脉证并治”，“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等。而条文中又不断八纲之辩，如论中第7条(条文序号均依宋本《伤寒论》。下同)。“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是阴阳之辨，第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是虚实之辨；第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是表里之辨；第l22条“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是寒热之辨。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六经和八纲是辨证的一股规律。
何渭八纲?八纲即指表、里、阴、阳、寒、热、虚、实而言。其实，在表里中间，还有一个半表半里，按数而论，应该是九纲。由于言表里，而半表半里即寓其中，所以习惯上仍简称为八纲。
表和里及半表半里：表指体表，即由皮肤、肌肉、筋骨所组成的外在躯壳。若病邪集中地反应于此体部时，便称为表证。里是指人体的里面，即由：食道、胃、小肠、大肠等所组成的消化道。若病邪集中地反应于此体部时，便称为里征。半表半里，是指表之内，里之外，即胸腹两大腔间，为诸脏器所在之地。若病邪集中地反应于此体部时，便称为半表半里证。以上表、里、半表半里三者，是固定病位的反应。也就是说，不论什么病，而其病位的反应或为表，或为里，或为半表半里。虽然，有时二者或三者同时出现，但绝对不会超越此三者的范围。
阴和阳：阴即阴性，阳即阳性。人体得了病，必定影响人体机能的改变。首先是代谢机能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较正常太过，就是较正常不及。如其太过，则病体也必相应要有亢进的、发扬的、兴奋的……太过的病征反映出来，这类太过的病征，即称为阳证。如其不及，则病体也必相应要有衰退的、消沉的、抑制的……不及的病征反映出来，这类不及的病征，便称为阴证。所以，疾病虽然复杂多变，但概言其为证，不属于阴，便属于阳。
寒和热：寒即寒性，热即热性。如果病体反映为寒象者，即称为寒证。反之，反映为热象者，便称为热证。寒热与阴阳的关系是：寒为不及，当系阴之属，故寒者也必朗；而热为太过，当系阳之属，故热者也必阳。请注意；寒与热是具有一定特性的阴阳。所以，泛言阴不一定必寒；泛言阳，更不一定必热。由此可知，病有不寒不热者，但绝无不阴不阳者。
虚和实：虚指人虚，实指病实。如病体未愈，而人的精力已有所不支，病体反映出一派虚衰之象者，即称为虚证。若病势在发展，而人的精力未衰，病体反映出一派充实的征象者，使称为实证。如上所述，虚实和寒热一样，也是阴阳中的一种特性。不过，寒热有常，而虚实无常。所谓寒热有常者，是指寒者必阴，热者必阳，在任何情况下，永不变异。但虚实则不然，当其与寒热交错互见时，而竞反其阴阳，故谓为无常。如虚而寒者，当然为阴，但虚而热者，反而为阳；实而热者，当然为阳，但实而寒者，反而为阴。如此，所谓阳证，可有或热、或实、或亦热亦实、或不热不实、或热而虚者。所谓阴证，则可有或寒、或虚、或亦寒亦虚、或不寒不虚、或寒而实者。以上为八纲之梗概，必须辨认清楚。
何谓六经?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之三阳，太阴、少阴、厥阴之三阴而言。《伤寒沦》之六经，虽称“之为病”，其实质是证，而且是来自八纲。这是个不容混淆的关键问题。因为表、里、半表半里三者，都是病位的反应，而阴、阳、寒、热、虚、实六者，都是病情的反应。这样，表阳热实即是太阳，表阴寒虚则为少阴；里阳热实即是阳明，里阴寒虚则为太阴；半表半里之阳热实即是少阳，半表半里之阴寒虚则为厥阴。此为病情必反映于病位，而病位也必因有病情的反应而反映。所以，无病情则无所谓病位，而无病位则也无所谓病情。如此，所谓表、里、半表半里等证，同时必伴有或阴、或阳、或寒、或热，或虚、或实的为证反映。同理，所谓阴、阳、寒、热、虚、实等证，同时也都必伴有或表、或里、或半表半里的为证反映。应该注意，由于寒、热、虚、实是从属于阴阳的。这样，无论表、里、半表半里皆具有阴阳两类不同为证的反映，三而二之为六，即病之见于证者的六种基本类型。这即《伤寒论》所谓的“六经病”。由此可见，六经出自八纲，是勿庸置疑的。
六经与八纲的关系已如上述。其临床运用是：病见之证，必有病位，复有病情，故八纲只有抽象，而六经乃具实型。正因为如此，临床辨证宜先从六经开始。《伤寒论》以六经分篇，就是这个道理。六经既辨，则表里别(定位)，而阴阳判(定性)。然后，再进行寒热虚实之分析(进一步定性)。以明确阴阳为证。至此，则六经、八纲已俱无隐情，依此就可以制定治疗准则了。如病在表，治之以汗法；病在里，治之以或清、或下、或消、或温、或补；病在半表半里，治之以和法。
再说辨证施治的具体措施：
辨证施治的具体措施体现在方证的运用上。什么是方证呢?方证，即方剂的适应征，某方的适应证，就称为某方证。论中有桂枝汤证、柴胡汤证，是以方名证的范例。因此，辨方证是在辨六经八纲一般规律指导下的具体运用。例如，太阳病是病邪反映于表位的阳性证，依法当发其汗。但是，发汗的方剂很多，是否任取一种发汗方剂就能获效呢?当然不行。此时，还应当仔细地辨认方证，给以适宜的方剂才能取得预期的疗效。譬如太阳病，若见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是桂枝汤证，则用桂枝汤即可治愈；若见发热，无汗，身体疼痛，恶风而喘，脉紧者，是麻黄汤证，则用麻黄汤即可治愈；若见项背强急，无汗，恶风者，是葛根汤证，则用葛根汤即可治愈；若见恶寒，发热，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是大青龙汤证，则用大青龙汤便能治愈……。以上诸方，虽然都是太阳病的发汗方剂，但各有—定的适应证，如果用得其反，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轻者变证蜂起，重者坏证丛生，此即论中所谓的“常须识此，勿令误也”。由此可见，辨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它既是辨证的具体实施，也是辨证的基本功。因此，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因为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当然因素较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在于方证辨得是否正确。方证为数繁多，均见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中的有关条文，潜心玩索，自有所得。
四、如何掌握经方
如何掌握经方呢？这个问题涉及到经方如何分类。经方分类形式繁多，约之不越三种。一是原著分类法，均见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两书，这里勿庸多赘。二是据证分类法。三是按方分类法。以后两种分类简便易行，颇为实用，故简介于下。
(一)据证分类
这里所谓之证，既不是个别的证，而是固定病位的反应之证。也即表证、里证和半表半里证。对此，依次说明如下：
1．表证类表证，是指《伤寒论》中的太阳病证和少阴病证。这两类病证，为何称为表证呢?分析一下论中有关这方面的条文，答案自然明确。
如《伤寒论》第1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是说，太阳病，不是指的一种个别的病，而是指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特征的一般的证。即是说无论什么病，若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一系列症状者，即称太阳病。
第2条：“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这是说，上述的太阳病，若同时更见有发热汗出，恶风而脉按之缓弱者，则名之为中风。
第3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是说，上述的太阳病，无论是见已经发热，或还未发热，但必恶寒，若同时更见有身体疼痛，呕逆，脉寸关尺各部俱紧者，则名之为伤寒。
由此可见，中风和伤寒为太阳病两类不同的病证。前者由于汗出而敏于恶风，因名之为中风；后者由于无汗而不恶风，或少恶风，但重于恶寒，因名之为伤寒。不过于风曰中，而于寒曰伤，实亦不无深意。太阳病，原是机体欲借发汗的机转，自体表以解除其病，但限于自然的良能，或虽得汗出而邪反乘汗出之虚深入于肌腠。中者中于内，名曰中风者，以示在表之邪深也。或不得汗出，病邪郁集于肤表，只是不得其汗而出。伤者伤于外，名为伤寒者，以示在表的邪浅也。中风、伤寒均属证名，不要以为中风，即真的中于风，伤寒即真的伤于寒。至于“风伤卫”、“寒伤营”之说，是值得商讨的，不足为凭。
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脓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这是说，初患伤寒病时，大都出现太阳病证，故谓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若脉安静而不数急，此为较轻的证，则不至于传里，或传半表半里。少阳病则欲呕。阳明病则烦躁，故若其颇有欲吐之情，或躁烦不安，病已有传人少阳和阳明的征兆。而脉数急，更是邪盛，病势正在发展变化，故肯定为必传之证。
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这是说，在表阳病，有发热而恶寒者，此为发于太阳病；若在表阴病，也有不发热而恶寒者，此为发于少阴病。
请注意。这里的发热恶寒和无热恶寒为太阳病、少阴病的主要鉴别点。故首先着重提出，以示区别。
第281条：“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这是说，少明病除无热恶寒与太阳病发热恶寒显然不同外，并由于多虚，脉浮之中而有微细之象，而且精神不振，故其人但欲寐也。由此不难看出少阴病为表证的阴性病。其观点前人没有明确的指出，故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依据八纲分析，同一病位均有阴阳两种不同的病证，表证当然自不例外。验之实践，老年或体质素虚之人，若患外感，往往见到少阴病这样的表证，而且《伤寒论》的少阴病篇，自证治论述开始，即首先提出麻黄附子细辛汤和麻黄附子甘草汤等发汗证。尤其于麻黄附子甘草汤条，更明确指出：“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可见少阴病，二三日之前，纯属表证甚明。唯以少阴病本虚，维持在表的时间甚暂，二三日之后即常传里，而并发呕吐下利的太阴病。篇中有关四逆辈诸证治，大都属于并病和合病之类，而非单纯的少阴病。凡诸病死，概在胃气衰败之后，亦即太阴病的末期阶段。少阴死证诸条，亦多系二阴的并病，仲景不于太阴病篇提出，而特出之于少阴病篇者，实亦大有深意。病之初作，即见少阴这种表证，万不可等闲视之。因其二三日之间即有并发太阴死证的风险，必须抓紧时机及时治疗乃可救凶险于未萌。太阳与少阴均属表证，故均有传里或传半表半里的变化。但太阳以传阳明、少阳为常，而间有传太阴、厥阴者，故少阴病篇亦夹有大承气汤和四逆散等证治的出现。少阴病篇本就难读，如用八纲分析之，尚易明了，因此，略加阐述以供参考。
总之，《伤寒论》所谓太阳病和少阴病，实即同在表位的阳与阴二类不同的证。病在表，法当汗解，但少阴病因虚，发汗不得大过，而且必须配以附子、细辛等温性亢奋药。太阳病则不然，若阳热亢盛，当宜配以沉寒性的石膏，此即二者证治的概要区别。不过，无论太阳或少阴均有自汗和无汗显然不同的二种证型，虽依法均当汗解，但自汗者必须用桂枝汤法，无汗者必须用麻黄汤法。随证候的出入变化，而行药物的加减化裁。因而形成了桂枝剂类和麻黄剂类两大系列的解表方剂。
2．里证类里证亦有阴阳两类，《伤寒论》所说的阳明病，实即里阳证，所说的太阴病，实即里阴证。由于里证的治疗阴阳异法，方药各殊，故应分别讨论。
(1)里阳证类：《伤寒论》第180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是说病邪充实于胃肠之里，按之硬满有抵抗者，即为胃家实。凡病胃家实者，概称之为阳明病。
第182条：“问曰：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是说，阳明病的外证为何?外证，是针对胃家实的腹证说的，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的证候，即为阳明病的外证。凡病见此外证者，亦可确诊为阳明病。
对此，应当注意：热极于里者，势必迫于外，故阳明病则身蒸蒸而热．此与太阳病热郁于体表而翕翕发热者有别。热蒸于里，因使汗自出，汗量多而臭味重，与太阳中风证的自汗出，汗量少而臭味轻者不同。由于里热的强烈刺激，则恶寒感受到抑制，故不恶寒而反恶热，此与太阳病之必恶寒者更有不同。
第185条：“本太阳病，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戢戢然者，是转属阳明也。”是说，本是太阳病，于初发时虽已发其汗，但病并未因先汗出而彻除，因又传里而转属阳明病。又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者，为太阳伤寒已内传少阳的柴胡证，而反汗出戢戢然者，是又转属阳明病了。按：阳明病，有从太阳病直接传里而发者，亦有太阳病传入少阳，再从少阳传里而发者。
第204条：“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伤寒呕多，则柴胡汤证还未罢，虽已传里，而有阳明证亦不可以承气汤以攻里。
第205条：“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心下硬满，即指心下痞硬言，为胃气极虚之候，治宜人参的配剂。故阳明病，若心下硬满者，则不可攻之，若误攻之，致利遂不止而死；幸而利止者，还可救治使愈。
第210条：“夫实则谵语，虚则郑声。郑声者，重语也。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是说，病气实则谵语，精气夺则郑声。郑声即重语不休之谓。精气竭于上则直视，谵语而又直视，已届病实正虚之恶候，若再见喘满或下利者，则已呈虚脱败象，故主死。
第211条：“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是说，发汗已多，若更发汗亡其阳，则胃中燥必谵语。脉短为津液虚竭之候，病实正虚，故主死；脉不短而自和者，则正气未衰，故不至于死。按：热实于里的阳明病，最易耗伤津液，也最怕津液虚竭。以上两条，皆是说明因此所致的邪实正虚的死证。
第218条：“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脉沉主里，脉沉而喘满，当为里热壅逆所致，医者竞误为表不解的麻黄汤证，而反发其汗，因使律液大量外越，以至大便为难，表因汗出而虚，里因燥结间实，久则病毒上犯头脑，因必致谵语。
基于上述，则所谓阳明病，即热结于里的阳性证。若热结成实，则即有胃家实的腹证反映，若热而不实则只可见之于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的外证。此病常由太阳证或少阳证转属而来，然亦有自发者。里热最耗津液，热实津竭则死。故阳明病最忌发汗。宜下不下亦可致邪实正虚的险恶证侯。以上只是有关阳明病的概要说明，具体证治详见白虎汤证、承气汤证等方证。
(2)里阴证类：《伤寒论》第273条：“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是说胃虚饮聚，故腹满而吐，食不下，胃中不但有寒饮，而且不能收持之，故自利益甚。寒气下趋少腹则腹自痛，寒气不下行则痛自止。太阴病宜温不宜下，若不慎而误下之，必使胃益虚而饮益聚，甚则恶化出现胸下结硬。这里提出太阴病的概括特征，凡病见此特征者，即可确断为太阴病，依治太阴病的方法治之便不会错。
第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是说凡病自下利而不渴者，均属太阴病的下利证。其所以不渴者，即因其胃中有寒饮的关系，治以宜服四逆汤这—类的温中逐寒剂。
总之，阳明和太阴，病位都是在里，为在同一病位的阳证和阴证。阳明多热多实，太阴多寒多虚，是阴阳相对的证。下利为阳明太阴共有证，热则必渴，寒则不渴，故特提出以示区别。四逆辈温中逐寒，不只治太阴病的下利，亦是太阴病的治疗准则，合上条即为太阴病的总纲，至于具体细节则详于以下诸方证条。
3．半表半里证类半表半里证亦和表、里证一样，而有阴阳两类。《伤寒沦》所谓少阳病，即其阳证的一类。而所谓厥阴病，即其阴证的—类，今择其有关论述，简介如下：
先说阳性的半表半里证。如《伤寒论》第263条说：“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是说热郁于半表半里，既不得出表，又不得入里，势必上迫头脑，则口苦，咽干，目眩，乃是自然的反应，故凡病见有口苦，咽干，目眩者，即可确断为少阳病。
第264条：“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少阳中风，即指太阳中风而转属少阳病的意思。两耳无所闻，目赤，亦同口苦，咽干，目眩，出于热邪上迫头脑所致，热壅于上故胸满而心烦。少阳病不可吐下，若误吐下之，则正虚邪陷更必进而悸且惊。
第255条：“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弦细为少阳脉，太阳伤寒脉当浮紧，今脉弦细而头痛发热，则已转属少阳柴胡证了。少阳病不可发汗，若发汗则胃中燥，必谵语，此宜调胃承气汤以和其胃即，若不使胃和不但谵语不已，且必更使烦而悸。
再说阴性的半表半里证。如第326条：“厥明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消渴为热证，阴不应有热，可能有错简，以下大意是说，厥阴病上虚下寒，寒乘虚以上迫，因感气上撞心，心中疼热的自觉证，蛔虫迫于寒而上于膈，故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寒在半表半里，本不下利，与寒在里的太阴病自利益甚者不同，但若下之，则并于太阴而下利不止。
第329条：“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阴证一般多不渴，但虚则引水自救，故厥明病亦有渴者，若渴欲饮水者，可少少与之即愈。
按：这里少少与水即愈的渴，当然不是消渴。以是可见，上述提纲证必无消渴甚明。历代各家对厥阴病提纲虽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至今仍存在不少的疑问。现结合篇中的具体证治，对此加一探讨，略述如下。
纵观《伤寒论》厥阴病篇只有四条(除上述两条外还有两条，因无关重要，故从略)，均有“厥阴病”三字提首，但未出证治。以下虽出证治，但无一条题以“厥阴病”的字样。《金匮玉函经》别为一篇，题曰：“辨厥利呕哕病”，按其内容，表里阴阳俱备，亦确是泛论上述四病的证和治，而非专论厥阴甚明。可知叔和当日以六经病后，出此杂病一篇甚属不类，而厥阴病篇只了了四条，且无证治，以为即是厥阴续文，乃合为一篇。不过，叔和未尝无疑，故于《金匮玉函经》仍按原文命题，以供后人参考。惜《金匮玉函经》在元代已少流传，故后世一些人便认为厥阴篇后都是论述的厥阴病，此又非叔和初意所料及。其实仲景此篇另有深义，约言之可有三点：①胃为水谷之海，气血之源，胃气和则治，胃气衰则死，凡病之治，必须重视胃气，因取此与胃气有关的四种常见病，辨其生死缓急，和寒热虚实之治，为三阳、三阴诸篇做一总结。②同时亦正告医家，表里阴阳概括万病，伤寒杂病大法无殊，故称《伤寒杂病论》。试看白虎汤、承气汤、瓜蒂散、四逆汤、大小柴胡汤、桂枝汤等伤寒治方，适证用之亦治杂病。3.此外乌梅九、当归四逆场等条，虽论治厥，但证属厥阴，又不无暗为厥阴病的证治略示其范也。
体会：肾下垂一病，中医没有记载。但久经中西医治疗，没能治愈，说明没有抓住本质。从中医角度来看，似属虚证，所以许多中医一开始就用了大量滋腻的补肾药，如熟地、首乌、黄精之属。不但无效，反因药味甘甜碍脾恋隔，致生他变。其实，本例病人证属虚实夹杂，先因脾肾阳虚，后有寒饮内停。从腰痛、腰部肿胀、足背麻木、心悸、脉沉弦等证来看，正是真武汤的方证。所以按证治疗，效如桴鼓。提到方证，冯世纶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他的经历，他说起初他也不懂什么叫方证。后来在老师胡希恕先生的悉心教导下，渐渐知道辨方证是不同于一般辨证的。它源于《伤寒杂病论》，如书中所述的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等皆属此类。它是一种朴素的、对应性很强的辨证方法，有一定的特征性。凡是疾病的表现与原文的记载相符和的，就可以选用原文所举的方剂进行治疗。这种通过审查、核对，以期找到更适于病情的方剂的过程，就是辨方证。而一般常用的脏腑五行，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是后世历代医家对中医药的补充，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臆断和揣测。至于如何辨好方证，冯世纶老师早有论述，详细情况可见于先生的著作--《经方传真》及《经方传灯》等书，这里不在赘述。
二、低血压
王某，女，42岁。因痔疮引起低血压已七年。服过许多中药如补中益气汤、归脾汤、人参养荣丸等，效果都不明显。无奈病作时，只能静点葡萄糖以及能量合剂。对中医已无多大信心。这次是在儿女强力劝说下，抱着试试的态度前来诊病的。当时证见头晕心悸、面色萎黄、纳少胸满、身疲乏力、失眠多梦，大便干结，小便短少，并自言最近明显气短。用手抚按胃脘部，觉得心下痞硬，此刻患者更加气短。舌淡苔薄白，脉沉细。根据上述表现先生辨为胃弱血虚，水饮内停。他说此时服用滋腻药以补气生血，反而会使脾胃失和，阻碍了气血的生成。先予茯苓饮合当归芍药散，健脾利湿，养血祛饮。
茯苓20克、 白术15克、 党参15克、 陈皮20克、生姜15克、 枳实10克、 当归15克、泽泻15克、 白芍10克
二诊，上方七剂后，头晕心悸减，大便转常，食纳增加，用手抚按胃脘，已不觉短气。详细询问得知，该患一直怕冷，尤其是一到冬季，痔疮发作就更加频繁。结合当前的脉沉细弦等症，先生认为本病主要是由于胃弱血虚，导致水饮内停，日久寒饮伤阳，水邪上犯，所以畏寒怕冷、头晕心悸诸证蜂起。当主以真武汤。
茯苓20克、 白术15克、 生姜15克、白芍15克、 党参20克、 黑附片15克、桂枝10克、陈皮20克、炙甘草10克
结果：一直以真武汤为基础方，并据证合用过苓桂术甘汤、当归芍药散、茯苓饮、桂枝茯苓丸等调血化饮的方剂。经过两个月的治疗，最终获愈。
体会：低血压是现代医学的病名，同时也是一个症状。用中药治疗一定要辨方证。否则即使用了大量的补气、补血药，因不对“证”，也不会有效。这例病人的头晕心悸等证，不完全是气血虚衰，而是由于阳虚停饮、导致水邪上犯所引起的。初诊时根据纳少胸满、头晕心悸、心下痞硬、面黄气短等证，用茯苓饮合当归芍药散消痞化饮、调和气血。二诊时，因有阳虚畏寒、头晕目眩、小便不利、舌淡、脉沉弦等证，所以辨为胃虚停水，寒饮上犯，予真武汤加党参、陈皮、桂枝、甘草，温阳建胃、下气化饮。因药与证符，故收效颇捷。先生常说：“治病，尤其是治疗一些久治不愈的疾病。一定要落实到大经大法上，先分清病在六经中的哪一经。疾病是在表、在里、在阴、在阳，还是属热、属寒、属虚、属实。这样六经即定，八纲已明，才可以进一步辨该病是六经中哪一个方的方证。”比如本病最后辨为少阴虚寒症，但并不是说少阴经中每一个方子都可以用，还须进一步辨方证。最后认为本病既不是少阴热化的黄连阿胶汤证，也不是外寒内饮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而是阳虚水停的真武汤证。
2、当归散
当归散原是一张调和妇女妊娠期气血的好方子。全方由当归、川芎、芍药、黄芩、白术五味药组成，具有养血安胎、健脾清热的作用。本方也可以看作当归芍药散的变局。临床可以加减用来治疗许多疾病。
一、胎动下血
刘某，女，26岁。结婚二年曾流产三胎。现在又怀孕近七十天，昨天抱柴禾，因脚踩石块险些跌倒。当夜就发现阴道中有少量流血，伴腰酸、气短。今晨上证加重，前来诊治。现证见：面色萎黄、乏力气短、腰酸、腹部隐痛、大便偏干、小便略黄、舌淡苔薄白、脉弦、阴道流血呈淡红色，夹有小血块。根据方证主治，先生与当归散加味。
当归15克、 白芍15克、 川芎5克、 白术20克、 黄芩10克、 阿胶10克、 杜仲10克
二诊，上药只服一剂，流血就止住了。先生为巩固疗效，又与丸方如下，嘱其服完。
当归50克、 白芍80克、 川芎15克、 黄芩25克、 白术80克、 阿胶50克、红糖150克、糯米200克（炒黄）
结果：足月顺产一健康女孩。
体会：当归散药性平和，为古时妇女产前产后常用之方。临床加减用治滑胎流产，一般疗效优于寿胎丸。如果有头晕目眩、小便不利、心下悸动等证也可加茯苓、泽泻利水消饮、健脾和志。笔者就曾经治疗一例妊娠尿频的病人伴起立性头晕，用当归散加茯苓、泽泻、桂枝改为汤剂，只用两付就好了。有趣的是先生曾用这个方治好了一位产后尿少淋漓的患者。可见当归散合五苓散对尿液的排出有时是有双向调节作用的。
二、血痹
齐某，女，67岁。曾经得过面神经麻痹，未痊愈。这半年来，经常觉得左手臂麻木，以晨起或压着时发生较多。服天麻丸、小活络丹等药无效。一月前针灸时微有疗效，因怕疼没有再继续治疗。来我处时麻木较前加重。证见体胖面黄、时有腰痛、心悸气短、下肢浮肿、胃脘疼痛、舌淡苔腻、脉沉细弱。辨为血虚停饮、痰阻经脉。与当归散化裁：
当归20克、 白芍15克、 川芎10克、 白术20克、 黄芪30克、 全蝎10克、 红花10克、 防风15克、白芥子10克、茯苓30克、 木香10克、 白僵蚕15克
以上药十付粉为细末，一日十克，分三次黄酒送服。
结果：一料服完，诸疾近平。
体会：血痹一证，先生临床常用黄芪桂枝五物汤进行治疗。我也治过几例，效果不错。但其主治的病机是由于气虚血淤所引起的肌肤失养、麻木不仁。而本例病人所表现的症状却是因血虚停饮、痰阻经脉造成的。病机不同、病证不同，所以用药也不同。方用当归散养血除湿，加红花、僵蚕、全蝎、防风、木香等化淤通络，并助茯苓、白术、芥子驱除经脉间的顽痰死血。又考虑本病难以速愈，所以把药粉成细末服用，使其缓缓收功。
三、动脉硬化症
袁某，男，52岁。有头晕头痛史三年，西医诊为动脉硬化症。最近爱发脾气，睡眠也不好。白日则头晕脑胀，思维不集中。这两天更感觉视力模糊，耳中鸣响。下蹲后站起常使头晕目眩加重。舌质淡大，苔白滑腻，脉沉细弦，先生根据上证辨为，中州失权，痰饮上犯。仿《千金》温胆法，予方：
茯苓30克、 清夏10克、 陈皮20克、 白术20克、 黄芩10克、 黄连10克、 竹茹10克、生姜15克、泽泻25克
服上剂一周后诸证稍减，但仍有头晕、头重、眩冒等血虚停饮的症状。所以用当归散加味以养血除饮。
当归12克、 白芍15克、 川芎5克、 黄芩15克、 白术15克、 泽泻25克、 茯苓30克、丹参15克、天麻10克
以上药十天为一料，粉成散剂。一次五克，一日四次，白开水冲服。并要求少饮酒，注意生活等方面的调摄。
结果：服上药两料后症状就大大减轻。现在该方已成为袁先生的日常保健方。
体会：动脉硬化症，是一种衰老现象，临床表现错综复杂。该患者初诊时证见一派痰热扰心的病态。所以先生用温胆汤化裁，清心除痰、化饮平眩。二诊时痰热已除，但是仍有头晕头重等症状。通过辨证先生认为当用加味当归散，健脾利湿、养血除饮（杜绝生痰之源）。从服药后的疗效来看，用本方进行长期的调理是正确的。
四、慢性关节炎
孙某，男，38岁。素有肝炎，一直未愈。最近两年发现双膝关节疼痛，与天气无多大关系。服了许多祛风湿类药，不但无效反而有日渐加重的趋势。现证见肌肉消瘦、面色萎黄、大便稀溏、腰酸膝痛、痛处发热、体倦身重、舌淡苔白、脉沉细软等。此属血虚湿停之象。故先生用当归散加味以养血柔肝、化湿通络。
当归15克、 白芍35克、 川芎5克、 黄芩12克、 苍术20克、 地龙20克、 木瓜15克
二诊：半月后，疼痛大减，痛处已不觉热。但仍酸重乏力。早晨口苦，胸肋发胀。仍宗前方化裁：
当归15克、 白芍25克、 川芎5克、 黄芩10克、 苍术15克、 地龙15克、 柴胡5克、茯苓15克、柏子仁20克
三诊：上方又服二十余剂，疼痛与肋胀皆有减。与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制成粉末，慢慢调理。
当归10克 、 白芍20克 、 川芎5克、 黄芩10克 、 白术15克 、 柴胡10克、 桂枝5克 、 茯苓15克、牡蛎15克、干姜5克 、 桑枝20克
结果：服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的粉末剂，两个月后不但关节炎再没发作，而且经化验肝炎也好了。
体会：本例关节炎，虽经多方治疗，终未痊愈。主要是用药没有对证。因素有肝炎，体质上表现肝郁血虚、湿热阻络等病态。所以初诊时，与当归散养血除湿热，并加地龙清热通络、木瓜柔肝强膝。二诊时，虽痛热俱减。但由于木瓜过于酸敛，促使湿热扰及肝胆出现口苦肋胀等证，所以在当归散养血除湿的基础上加柴胡、茯苓、柏子仁，柔肝理气、淡渗祛湿。三诊时，因余邪未清，所以使用了柴胡桂枝干姜汤与当归芍药散的复合方，制成散剂。并去泽泻、甘草。加桑枝通络祛湿、柔肝除痹。
五、溃疡性结肠炎
艾某，女，47岁，湖南人。发现溃疡性结肠炎已十余年。经上海、长沙等几家大医院均没治愈。现大便一日十八九次，有时混有粘液血便。体型瘦削、面色无华。经常自觉疲乏，纳食次数增多，小便量偏少。有时腹痛、肠鸣、失眠。舌质淡嫩，苔白根腻，脉细弦。辨为血虚停饮，与当归散加味：
当归10克、 白芍20克、 白术20克、 川芎10克、 黄芩10克、 桂枝10克、 茯苓20克、诃子10克、防风10克
二诊：七剂后，大便已减为每日七八次，质偏溏稀，偶而也排几次成形的大便。一周来没有发现血样大便。患者很高兴，言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与上方稍作加减：
当归10克、 诃子10克、 白术20克、 白芍20克、 川芎10克、 黄芩10克、 桂枝10克、茯苓20克、五倍子10克
三诊：本周曾因饮酒，大便一度转坏。后又复常。现在每日三五次，尤其早饭后必须排一次大便，很有规律。根据当前症状，用原方粉成散剂，长服一段时间，可望除根。
结果：用二诊时的药物做成散剂。经服用，只半年即康复。
体会：本例收到这样好的疗效，临床很少见。先生认为主要是抓住了该病的病机和现有矛盾表现。所以基本上一方到底。
总结：可见当归散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子。除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笔者曾据证加减治疗许多过一些慢性疾病。如失眠，肝郁血虚者合用酸枣仁汤；水饮凌心型合用苓桂术甘汤。一般都能收到较好疗效。
3、黄连阿胶汤
黄连阿胶汤，是治疗阴虚火燥、动血伤津的代表方。其中黄连黄芩同用，可清心除烦，可解火邪引起的心下痞闷。白芍、阿胶、鸡蛋黄可滋阴润燥、凉血解毒，配合黄连黄芩有清上滋下、交通心肾的作用。
先生总结本方的运用指证是：因为虚热内扰而表现心中烦悸、睡眠不安，或手足心发热、久痢脓血、失血等证者，皆可使用。
一、神经官能症
关某，男，45岁。素有神经官能症，每年都发作一两次，持续时日不等。这次发作已近七十天，日甚一日，家人及其本人都很苦恼。诊时证见：神清语乱，词不达意，舌质光红，舌面无苔，脉弦细数。问其所苦，不能说明。后由家人代述，方知近日由于家事不顺，病人情绪被扰，痼疾复发。又因治疗不当，病人更加烦躁，所以病情恶化。近几天，饮食减少，睡眠不安，甚至整夜不眠，白天做事则神不守舍，经常不能完成手中的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坐不了几分钟。并自觉屋室狭小，欲奔走于外。结合上述症状，先生辨为火邪内扰、心肾不交，予黄连阿胶汤泻火除烦、交通心肾。
黄连10克、 黄芩15克、 白芍20克、 阿胶15克、 鸡蛋黄3个
冯老师根据仲景原书所载，嘱咐患者把阿胶烊化最后兑入。鸡蛋黄需待药液稍凉后搅匀倒入，目的是，不可使其过熟，以确保疗效。
结果：上药只服十剂就基本正常了。两个月后其病再次发作，转用甘草泻心汤而收功。
体会：神经官能症，临床上颇为常见。病症表现千姿百态，很难有一个理想的治疗方法。这例病人能够收到良好的疗效，主要是方证辨的准。仲景方中与黄连阿胶汤作用相似的方剂还有栀子豆豉汤、猪苓汤、三黄泻心汤。四个方剂的共同点是：都可以用来治疗火邪内扰所引起的心烦、不眠、如狂等神经症状。但栀子豆豉汤主要治疗火邪郁于上焦、扰乱心胸而导致的“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恼”。一般并未伤及心肾津液，所以只用栀子、豆豉两味清清宣散胸间的郁热即可，如果加入阿胶等品，反添滋腻，不利于郁热的宣散。猪苓汤虽然也可以治疗虚烦不得眠，但因其病机是热与水结、伤及阴血，所以一定会有“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或淋漓尿血等证。而三黄泻心汤是属于火邪充斥三焦、实热阻滞胃肠。它的烦扰不眠，一般较重。必须用大黄与芩、连相伍，导滞泻下、清心除烦。
在相同疾病的不同阶段，据“证”选用适宜的方剂，也是取得疗效的重要保证。本例病人二次复发时并没用黄连阿胶汤，而是使用了甘草泻心汤收效。就充分反映了仲景“有是证，用是药”的灵活性、实用性。
二、糖尿病综合症
李某，女，73岁。曾得糖尿病近20年，中西药遍用一直未愈。今年有加重的趋势。两月前，因浮肿尿频、纳少、疲乏等证在某医院就诊。开始疗效不错，最近特别不适。遂来请我诊治。看其先前所服方中多巴戟天、肉桂及附子理中丸、济生肾气丸等温阳补肾之品。初服阴消阳长、气煦水行，所以病情有减，久用则因年高体弱，反而化燥伤阴，变证蜂起。现口苦口干、大便不爽、心烦胸热、睡眠不安、食少饮多、恶心欲呕、舌红苔燥、脉弦细数。辨其方证，当用黄连阿胶汤无疑。
黄连15克、 黄芩15克、 白芍30克、 阿胶10克、 芦根30克、 鸡蛋黄2个、 竹茹15克、 麦冬30克
结果：上方只服两剂，就烦减眠安。后来又加丹参、陈皮、茯苓调养月余，诸证告愈。
体会：糖尿病临床分型很多，一般常用滋阴清热、活血化淤等方法。当然，如果有阳虚症状，也可以用附子、肉桂这些温热的药物，但应中病即止。笔者认为，尤其一些年龄较高或久病体弱的患者，运用这些大辛大热以及大苦大寒的药品时更要慎重。本例病人就是使用温热剂过当造成的化燥伤阴证，所以用黄连阿胶汤滋阴清热、润燥除烦，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并加芦根、竹茹、麦冬等，增强了清心止呕、生津除烦的作用。
三、皮肤病
宫某，女，43岁。去年曾得湿疹。半年前，全身又发牛皮癣。经中西治疗未愈。现在只能靠氟轻松等激素软膏来止痒。然而病变却越来越重。患处红赤，突出于皮肤，有脱屑，没有渗出，面色微红。尤以夜间瘙痒为重，怕热喜冷，遇热更觉瘙痒。以致睡眠也受其烦扰，现已三日没有好好的睡眠，白日则心悸。口干苔黄，脉弦细。我根据病人表现，认为是血燥生风，热扰心包，与桂枝茯苓丸合《千金》三黄汤加减治之。
黄芩15克、 生地30克、 苦参10克、 桂枝5克、 茯苓20克、 桃仁10克、 丹皮12克、 白芍20克、连翘15克、僵蚕10克、 赤小豆30克
可是上方加减服用近一个月。也没见明显疗效。患者及家属对我的治疗都很灰心。后来电话求教先生。先生认为看到心中烦悸，睡眠不安和口苦咽干等证就该用黄连阿胶汤试一试，先不要只盯着“牛皮癣”，因为中医最讲究辨证。所以我改用了黄连阿胶汤加连翘、栀子。
结果：三剂后睡眠转安，因仍有些心烦，继与黄连阿胶汤原方七剂。事出意料，四日后患者又来找我。开始以为病情又加重了，心中不禁一颤。后来患者说，这药不但使心烦失眠改善，而且癣处的瘙痒也大大减轻。有一次查看资料得知，日本矢数道明先生也曾有这方面的经验。看来临床还要多读书，以增广见识呀！
体会：临床运用黄连阿胶汤，不要拘其病名、病种。只要表现为邪火伤阴，津枯燥热，心胸烦悸，夜睡不宁，身痒面赤，舌红苔净，脉浮细数等证者即可用之。总结例二的经验，我常于阳虚病人在使用一段时间附子等温阳剂之后，待其要出现面热肢烦、渴喜冷饮、肤燥津亏等化火伤阴的“副作用”时，再予黄连阿胶汤育阴制阳，以收阴平阳密之功。最终疗效优于单纯补阳。这里提出，以供识者共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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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经”当为“六病”
刘绍武 胡连玺
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一书，其辩证施治，法度精严，是对汉以前医学的总结，并对后代医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故该书为历来医家所重视。就是在今天，仍不失为发掘祖国医学的宝藏之一。对大搞中西医结合，指导临床实践仍有很大的衫价值。但由于此书成书年代久远，又几经显晦，数为变易，已非仲景旧貌。其中又杂以他说，给我们的学习带来很大困难。另一方面，经过许多医家的注释，虽然对我们的学习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有一些玄学思想也掺了进来。如假借运气，附会岁露即是。就是以《内经》之六经学说解伤寒，也给学习增加了不少麻烦。本文将就此问题予以讨论：
《伤寒论》原著中的"经"不是"六经"辩证之"经"
考"六经"之说创于朱肱，其在《活人书》中明确指出："六经"是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并说："治伤寒先须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张景岳、汪琥等从而和之，并推广至手足十二经。倡无论古代或近代，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方有执、柯韵伯、恽铁樵等。
要讨论太阳、阳明等是"六经"还是"六病"的问题，还得从《伤寒论》原著上做一番研究。在现行之赵开美本的398条中，粗略统计：言"太阳病"者55条；言"阳明病"者36条；
言"少阳病"者1条；言"太阴病"者2条；言"少阴病"者41条；言"厥阴病"者2条；共计137条。而单高谈阔论 "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者尚未统计在内。涉及"经"字者只有14条，其中第143、144、145三条为经水之经，与"六经"之"经"无关，当除外，余仅得10条。现对10条中经的含义讨论如次：
第30条："……附子温经，亡阳故也……"中之"温经"是说明附子的功用不是"六以"辩证之"经"。
第67条："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芩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中的"发汗则动经"是谓发汗而伤动经脉，其症即"身为振振摇"。此"经"字虽为经脉之经，然此处为谈病理，非指病属何经。
第124条："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
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大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淤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此条中之"经"指经络言。是谈病理变化为表热通过经络而入于里。但说明是通过足太阳膀胱经而入于
其腑，观小便自利即可知，由"少腹当硬满"与"下血乃愈"说明热淤在肠（参看237条）。从这一条亦可明显地看出太阳病不是指足太阳膀胱经病。
第160条："……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经脉动惕"，或以为即67条之动经，
或以为全身经脉跳动，惕惕不安。前一解是谈病理，后一解是叙症状，但都不是说其病在哪一"经"。
以上四条中的"经"，或谈药理，或讲病理，或叙病状，都不能作辩证之"经"的根据。
第103条："太阳病，经过十余日，……"第105条："伤寒十三日，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第217条："汗出谵语者，已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者，
过以乃可下之。……"此三条之"过经"均指太阳病已罢。然不称太阳以已过，或病已过太阳经，可知仲景对于辩证只称太阳病或太阳证，或迳称太阳。第217条虽为阳胆病，其"地经"仍指太阳病已罢。
对于其余五病不复见此词，故"过经"一语或为太阳病已罢之专用语。以文义看，此"经"字只能作界限或范围来解，柯琴所说"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大概即指此而言。若推而广之于其余五病，"六经"只能作六种范围，即六类证候解，不能作六条经络解。所以此四条亦难以作
为"六经"立论之依据。
第8条："太阳病，所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
使经不传则愈。"第114条："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燥，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第384条："伤寒，其脉微涩者，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矢气，仍不利者，此属阳明也，便必硬，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下利后，当便硬，硬者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后经中，颇能食复过一经能食，过之一日当愈，不愈者，不属阳明也。"
以上三条所言之"经"最符合"六经"之"经"，但细释此三条难解之处甚多。
1.第8条之"行其经尽"，按《素问·热论》所说："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
此为按日传一经，六日传三阳三阴尽，故七日当愈。另一解谓"头痛"一症除太阳一经病外他证少见，故七日是太阳一经行尽之期，不是六经传受之日，"行其经尽"是行完了太阳本经。此两种说法就孰是孰非，故置不论，但都没有经络的含义，"经"只作为界限、范畴的意思。第384条："到后经中"的"经"，包含了第二周期的六个"经"，这种意思就更明显了。
2.第114条之"到经"，注家多遵成注以七日复太阳"到经"。第8条以七日为"经尽"。它们par都是行了一个周期，而第384条却已行完了两个周期为经尽，此种妙义殊难明了。
实际是无法明了的，以我五十多年来的大量临证，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按"六经"顺序周而复始传变的情况。可以说这样的学说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以这种不切实际的理论是难以做为解《伤寒》的指导的。
3.《伤寒论》第5条说："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第4条说："脉若静者为不传"。仲景既已批判了这种日传一经的学说，不当复用此说，所以对于这样的条文完全可以怀疑其非仲景所作。
4.此三条之辩证仅拘于日数而略于脉证，这是不符合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的辩证精神的。
由于这三条本身存在这样多的问题，其所谈之"经"虽为"六经"之"经"，也难以作为"六经"立论之依据。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伤寒论》的原著中找不到"六经"立论的有力依据。相反地倒有137
个条文在谈"病"，这些条文明白地指出为"太阳病"、"阳明病"、……，况且各篇之标题就是称"病"而不作"经"的，依照原著称作"六病"在学习中反到觉得明白晓畅，应用上简捷方便，这是我们认为"六经"当为"六病"的一个理由。
"经"与"病"为本质不同的两种概念
以经络解伤寒的问题，还涉及经络的循行与症状的关系问题，脏腑经络的表里关系与证候的表里出入问题，经络与治疗的关系问题等等。为便于讨论，现归纳为两个具体问题，讨论于下。
一、怎样理解太阳病之项强痛，阳明病之口燥咽干鼻衄，少阳病之耳聋、目赤、胸胁苦满等症状以及刺风池、风府、期门等法与经络无关呢？
我认为这些问题确实需要辩别清楚。首先应该肯定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生理功能上，病理变化上，诊断治疗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一切疾病不论在病理变化上和转化过程中都有经络的参与，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经络有运行血气，联络脏腑，沟通表里上下内外的作用，也是病邪出入的道路，如124条之"太阳随经淤热在里"就是很好的一例。
但是绝不容许把病邪传变的途径与症候类型的划分混为一谈。经络辩证自有其独立的内容，与伤寒论的辩证法则绝不相侔。至于头项强痛属太阳，口燥咽干属阳明，耳聋目赤胸中烦满属少阳仅是各该病的局部症状。这怎么能说六病是依经络的循行划分的呢？方中行所说："若以六经之经，断然直作经络之经看，则不尽道，惑误不可胜言，后世谬论，盖由乎此。"其原因就在这里。
二、应如何领会《伤寒论》原序中明白指出："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第92条"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与293条热迫膀胱证之"少阴病，八、九日，
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中的脏腑表里出入关系即经络的会通关系呢？
我认为应该从下面几点来领会：
1.不可断章取义，试观原序为："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此为举五藏经络府俞以概人体所有组织，"阴阳会通"是说各组织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奥妙深微的道 理是变化无穷的。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成为学识高深的人，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这一段道理并不是单指经络的俞而言的，之种举少数以概全部的写法是汉代文章言简意赅的特点。退一步说，就是单指经络府俞的阴阳会通关系，也只是讲它们的生理病理关系，并没有提及其为辩证纲领或分证方法的意思。倒是读内容先须识标题，各篇名称只作"辩某某病脉证并治"而不作"辩某某经"或"辩某经病"，正是《伤寒论》之辩证诊"病"不依"经"的明显所在。
2.脏腑的阴阳属性是由其"藏精气而不泻"与"传化物而不藏"的功能所决定的，藏与腑由经络的属络关关系相联系而成表里关系。但是脏腑经络的分表里绝不同于证候的分表里。不然的话，因三阳经与阴经各有表里关系，那就应该三阳经为表证，三阴经为里证，这种结论谁也不会同意的，所以经络的表里与证候的表里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3.六病的传变是错综复杂的，将传于何病乃取决于邪正双方及治疗之正误，并非一定要循着经络传于其府，或传于其所属表里关系的经络或脏腑。如太阳病误治后可转为葛根芩连汤证，亦可为桂枝人参汤证，还可为大陷胸汤证，诸泻心汤证，栀汤证，白虎加人参汤证等等，为什么就不按照脏腑表里的关系来转化呢？所以我们认为证候在转化过程中，应当想到经络可能是病邪转变的途径。但是，不追究它的具体传变的途径并不影响对证候的认识。如第248条："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只要认清其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蒸蒸发热就是阳明病，至于通过哪几条途径，从来没有人追究过。若认为太阳病的病邪在膀胱经，要传至胃经，它们之间并没有表里关系，则不知道通过哪种关系和什么顺序。若按流注顺序中间要经过肾、心包、三焦、胆、肝、肺、大肠七经，中间这些经为什么又不表现出症状来，或是另有别的途径就不得而知了。经络的病理变化只是机体病理改变中的一个部分，而营、卫、气、血、津、液、皮、毛、筋、骨、肉都可能参与，怎么能只重经络而不及其余呢。何况经络亦非止六条，张景岳曾谓："伤寒传变，止言足经，不言手经，其义本出素问热论篇中，夫人之血气运行周身，流注不息，其传过手经而有不入者哉"。其已推广为十经，何不为十二经辩证呢？依照其理，则其传过厅经而有不入者哉？二十经都受邪怎么能只谈六经呢？所以我们认为六病的传变规律与经络的表里关系不大。
4.仲景用太阳/阳明诸名作分证纲领，内容皆非《内经》之旧，因一以论证候，
一以名经络。正如叶天士用卫、气营、血诸名作为分证纲领一样，诸 名虽出《内经》，而与《内经》论物质讲载能的内容完全两样。以经络解伤寒正如同把温病分证的卫气营血仍然看做是构成人体某些物质一样，可见太阳病、阳明病……与太阳经（脉）、阳明经（脉）……是不可混淆的两种概念。
5.以实践第一的观点来说，临证施治皆重于证而忽于经，按证发药，其证自解，若寻经摘药，反增踌躇。我于30年前曾治一人冬月患伤寒，40余日不解。病者由壮热烦燥而变成昏冷厥睡，呼之不应，喂以汤水，尚知下咽，已十余日。诊得周身厥冷，寸口、跌阳脉皆无，按腹则濡，启眼睑视之，又目赤如血裹。思得证情如此险恶而迁延十余日不败者乃正气尚未内溃，两目红赤乃火热之候，邪热内伏而阳不得伸，正热深者大扫除亦深之谓。遂投大剂白虎汤一贴，石膏重用一斤，知母亦用至五两，煎一大盆嘱频频灌服，进半剂遂热大作，病者苏而大呼"热死我了"，半日尽剂而热不退，撮药不及，时正值天降大雪，遂作雪球与啖，时大于拳者九枚，热退而安。所以目赤一症而断为热厥。若依经络则不知作如何判断。如据肝经连目系，少阳经脉起于目外目此来理解，则当以少阳、厥阴来论治了。可见在临床应用上，重在辩证而不重于辩经络。六病辩证正是对各种证候进行分类和概括，若用经络对这些证候作分类和概括就困难很多了。
6.在六病的概念中，概括了病性（阴阳）、病势（寒热）、病位（表、里、半表半里）、病体（虚实）的内容，在经络的概念中则无此种含义。以病位为例来说，三阳病中，病邪在表的，因势利导，可汗之而解；病邪在里的奕因其势可下之而解，邪在半表半里的则非汗下之所宜，可清之（黄芩汤证）或和之而解。体现了辩证的目的全在于施治。若以经络辩证论治则没有这样的区别，因为每条经络都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每一经络都老奸巨猾可出现内部脏腑的疾患，又可出现外部体表和肢节的疾患，这样辩证也就达不到休何经可汗，何经可下，何经可清的辩证目的，这与六辩证中太阳主表，阳明主里，少阳主半表半里的辩证法则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所以六病对于经络在辩证上毫无依从关系。
总之，"经"与"病"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六经是生理的，其循行有固定的路线，虽无病，其存在依然如故；《伤寒论》的"六病"是病理的，是人为的划分证候类型的方法，无病则"六病"不复存在。经络无论外在体表或内至脏腑均为线段的，至其病象亦只出现于其循行部位及其所络属之脏腑；而"六病"之表现常为全身性的。经络之阴阳是用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之属性，由脏腑之不同及经络循环体表部位的区别所决定；而"六病"的阴阳是用以说明疾病的属性，由病势、病位、病体所决定，包括对表里寒热虚实的内容。"经"与"病"是本质绝不相同的两种概念。所我们认为对《伤寒论》辩证的"六经"当称"六病"。
小结
一、本文对以"六经"解说《伤寒论》分证方法的学说作了简略讨论，我们认为对历来沿袭已久的"六经"分证应作"六病"分证。理由是：
1.《伤寒论》原作中对"六经"没有明确的提法和充分的依据。《伤寒论》的"目次"有"辩太阳病脉并治上""辩阳明病脉证并冶"……"辩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等十节。
2.在太阳病的例说中，说明"经证"之邪证并不在"经"，"府证"之邪亦不在本"府"。六病分证的法则与经络的循行及其所属脏腑的功能没有明显的依从关系。
3.在整个病理变化中，经络只是参与变化的一个部分，不能单用经络代替整个机体的病理改变。
4.经络是组成人体的一个部分，而"病"是机体阴阳失调的结果，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二、本文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争"经"与"病"这一字之差，而是希望通过讨论对《伤寒论》的辩证法则有一比较下确的认识，从而对这一有高度实用价值的古典医著能更好地学习它和应用它，使它能在"古为今用"的方针指导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载《新中医》1979,4:12） 刘绍武 胡连玺
论方证相应说及其意义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 煌
方证相应说是探讨临床处方药物应用规律的学说之一。该学说首见于《伤寒论》，后经众多医家的发挥，成为中医临床的原则和方法。方证相应说强调方与证的对应性，证以方名，方为证立，方随证转；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而不受病名的约束。方证相应说在理论上有鲜明的特色，在临床上也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是中医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方证相应说的研究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必要途径，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应当引起中医界的重视。本文就其学说源流、学术内容及其意义探讨如下：
1方证相应说的源流
方证相应说首见于《伤寒论》。第317条：“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伤寒论》并有“桂枝证”、“柴胡证”等提法，如“病如桂枝证”（166条），“如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101条）。《金匮要略》则有“百合病”的病名。隋唐孙思邈遵循仲景这一原则，在《千金翼方》中对《伤寒论》的整理采取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宋代伤寒家朱肱对方证相应说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将方证简称为“药证”，他说：“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并指出“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清代以后，仲景方证相应说越来越受到医家的重视，如喻嘉言将方证相应说通俗地解释为“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并针对明代医学的偏弊，提出“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的口号，在当时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喻氏之后，伤寒家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中，高度评价方证相应的思想，认为“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伤寒论翼·阳明病解第二》），其《伤寒来苏集》的编集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充分体现了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清代名医徐灵胎对方证相应说的阐述则更为深刻。“不类经而类方”的《伤寒论类方》，是他研究《伤寒论》30年的心得。在书中徐氏指出《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盖误治之后，变症错杂，必无循经现症之理”。又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这里的“方之治病有定”，就是方证相应。所以《伤寒论类方》重点论述各方证的病机治法，成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提倡仲景方证相应思想的不仅在中国，与徐灵胎同时代的日本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对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更为推崇，认为：“医之学也，方焉耳”；“《伤寒论》唯方与证耳”；“医之方也，随证而变，其于证同也，万病一方，其于证变也，一病万方”。其著作《类聚方》只述方证，不及方意药理，识证更重视实证，临证擅长运用腹诊，强调方证相应近乎过激。他成为日本古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近现代，方证相应说仍成为许多医家的临床指导思想。曹颖甫、陆渊雷、祝味菊、恽铁樵、包识生、范文甫等医家，在中医处在危急存亡之际，开展方证研究，为保存中医学术作出了贡献。现代名医岳美中、吴佩衡、范中林、胡希恕等，临床擅用经方，在方证识别和古方今用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综上所述，方证相应说始于张仲景，其后经众多医家的发挥和实践，已经成为中医临床的重要学说。
2方证相应说的基本内容
2.1关于方方证相应说所说的方，不仅是指药物的特定组合，而是还指有明确应用指征的药物，如独参汤、甘草汤等虽均是单味药物，但也称方，这因为独参汤治气促汗出、心悸胸闷、脉弱舌嫩的元气欲脱证；甘草汤治咽痛干燥。这就是方为证立。所以，明确的应用指征对于方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方必有证，有证方能成方。历代中医的方剂数量是惊人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收方10万余首，但真正有明确应用指征的方剂却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唐宋方书中。这些方剂配伍严谨，指征明确，只要对证用药，临床疗效比较肯定。这些方，后世称之为“经方”、“古方”。如徐灵胎所说：“上古圣人相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此乃群方之祖，神妙渊微不可思议”（《兰台轨范·凡例》）。讲方证相应，必须以这些方为基础。
2.2 关于方证证，字义证据、证实、证验、症状。方证是以方为名的证。方证就是用方的指征与证据。这个证，是以人的外在表现为依据的。古代的方证属于用望闻问切采集到的患者的外在表现。特别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在描述上更朴实而形象。如黄连阿胶汤证“心中烦，不得卧”，勾画出一位焦虑不安、转辗反侧、心火旺盛的病人形象。桂枝甘草汤证“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则勾画出了一位心悸动、冷汗出的心阳虚病人的形象。大黄虫丸证的“羸瘦腹满……肌肤甲错，两目黯黑”，则勾画了瘀血患者的形象。这些方证虽然属于定性的指标，但能帮助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住疾病的本质，有利于正确地处方用药。方证的着眼点是“人”而不是“病”。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经常使用“其人……”、“……者，……汤主之”的句型，以及“酒客”、“湿家”、“失精家”、“尊荣人”、“冒家”、“淋家”等提法，就是古方证重视“人”的反映。在这些方证基础上研究其病理实质，寻找方证定性定量的客观指标，将大大提高中医用药的准确率。
方证有主证、兼证、类证之分。所谓主证就是反映方证本质的那些特异性的症状和体征。如桂枝汤证以脉弱自汗为主证，麻黄汤以恶寒无汗而肿为主证。有这些主证的任何疾病都可使用本方。柯韵伯说“桂枝汤为伤寒中风杂病解外之总方也。凡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头痛、发热、恶寒、恶风、鼻鸣干呕等病，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惟以脉弱自汗为主耳”（《伤寒来苏集》）。所以，桂枝汤可以用于治疗心脏病、发热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病等多种疾病。所谓兼证，或称客证，是常伴随主证出现的一些症状或体征，如桂枝汤证多兼发热、关节痛、鼻鸣、干呕等，麻黄汤证多兼见浮肿、气喘、鼻塞等。主证与兼证的关系是主客的关系，没有主证，兼证就不能成立。例如，如果没有脉弱自汗的皮肤病，是不能随便使用桂枝汤的。所谓类证，是指临床表现相类似的方证。其中有近似证，如小建中汤证与桂枝加芍药汤证、柴胡桂枝汤证与柴胡桂枝干姜汤证、麻黄汤证与麻黄加术汤证等；也有证相同，而程度不同者，如桂枝加芍药汤证与桂枝加大黄汤证、苓桂术甘汤证与真武汤证；更有表现酷似而性质完全相反者，如四逆散证与四逆汤证。类证需要比较鉴别。
2.3关于方证相应相应，是互相呼应。有是证，用是方，方与证的关系，是相对应的，两者浑然一体。方证相应是取效的前提和条件，徐灵胎说：“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金匮要略心典·序》）就是说方证必须相应，方证相应了，就是特效方，就是必效方。不对应，就是无效方。所以，一个中医临床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标志，就在于能否识别方证或药证。前人常用“丝丝入扣”、“精细”、“绵密”等词来评价名医处方用药的水平，实际上就是评价方证相应的水平。
根据方证相应的原则，方剂必须随着证候的变化而变化，证不变方亦不变，方随证转。要做到这一点，方剂的加减就不可缺少。朱肱说：“仲景伤寒方一百一十三首，病与方相应，乃用正方，科有差别，即随证加减。”（《类证活人书》）徐灵胎也持此观点，他说：“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医学源流论·古方加减论》）他们所谓的“病”，就是方证，而“科”、“症”则是指“药证”。只有通过加减，才能使方与证达到相应的理想状态。徐灵胎曾指出临床使用方药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有药无方。“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另一种是有方无药。“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医学源流论》）。很明显，这两种毛病的症结就在于忽略了方证相应的原则。徐灵胎同时也指出正确处方用药的原则：“善医者，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弗效，则病之故也。非医者之罪也。”无论是切于病情或本于古法，都是方证相应的一种表述。要解决有方无药，或有药无方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方证相应。
3倡导方证相应的意义
3.1方证相应是中医治病的优势和特色中医学在认识疾病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西医学的分析还原的方法，因此治病没有从寻找特异性病因入手，而主要观察和辨别患者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使病因不同，主要反应状态相同，也给以相同的方药治疗。另一方面，按西医诊断认为是同一种疾病，由于患者的反应状态不同，所处的方药就不相同。所以，方证成为中医学诊断治疗的最为重要的单位。对于这个问题，就是在西医学尚未传入的古代，已经有所认识。清代医学家徐灵胎曾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伤寒论类方·序》）。这里所谓的“方之治病”的“病”，就是方证。“病之变迁无定”的“病”，则是指病因。临床上，疾病谱是不断变化的，但反映机体反应方式的证没有变，抓住证，就能使用古方治今病，即使是那些病因尚不明确或无特效疗法的疾病，中医学依然有其治法，目前用黄连解毒汤治疗脑血管意外，用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用半夏泻心汤治疗幽门螺旋菌感染，用小柴胡汤治疗艾滋病等报道，均能说明这一点。
3.2方证相应是天然药物复方的临床应用原则天然药物的成分极其复杂，药物下咽究竟起到何种效应？要真正确明其中奥妙，恐怕相当困难。所以，若以实验室的动物实验数据，加上西医学现阶段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去指导对人体的天然药物的传统使用（煎剂、丸剂、散剂的传统剂型），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我们让患者服用的是饮片，是没有分离过的天然药物，而且使用的大多是复方，少则三五味，多则一二十味，经过传统的煎煮以后，几乎所有的药物成分均要下咽，所以，希望其中某种成分起作用只是良好的愿望，事实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科学的态度应当是尊重前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其中的规律。方证相应的临床应用原则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重视《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中医学研究，重视前人实践经验继承的缘由所在。
3.3方证相应是中医诊断客观化的基础和前提中医客观化的工作，近几十年来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收效甚微，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过分重视理法证的研究，而忽视方药证的研究，也是其中的失误之一。传统的辨证方式较多，但比较客观的应当是方证药证的识别。因为尽管中医的理论哲理较多，但其临床处方用药却非常实在。因为无论是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经辨证，其最后都要落实到方药上去。只有通过方药疗效的反证，方能验证其辨证的正确与否。离开了具体的方药，辨证往往空泛而笼统，就成为如清代医家徐灵胎批评一些医生的那样，“袭几句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笼统套语，以为用温补之地”（《慎疾刍言》）。如果总结和整理方证药证的识别经验，并使其规律化，就是中医诊断客观化的第一步。以此为基础，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就一定能够找到证的量化的指标，使方证药证的识别更客观和正确。
3.4方证的识别是经方派中医的基本功方证识别中的抓主证、辨兼证、析类证等过程，是一项艰苦的思维活动。由于方证的识别具体而细致，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可以使临床思维更为细腻、绵密。尤其是经方的使用，更是中医临床上难度较高的技术，正如徐灵胎所说：“夫经方之治病，视其人学问之高下，以为效验，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医学源流论·禁方论》），所以，方证的识别对于训练辨证论治的能力，培养知常达变的本领，是大有好处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方证识别的准确率常与医者的临床经验、思想方法、即时的精神状态等诸多因素有关，故百分之百的、彻底的方证相应仅是理想中的状态。但对经方派中医来说，方证相应永远是临证始终追求的最高境界。
（原载《江苏中医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