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末偶有闲暇，随意打开新浪博客，看见一个颇具煽情的题目《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作者“余秋雨”。心里不由得想，四川灾区那些饱经苦难的民众是不是因为悲伤过度，做了什么极不理智的事情？或者是犯了些无知的错误？或者是侍宠而骄，竟因我们大家太过关心而耍横了？因最近也看到我们广州有网友说：“不要惯坏了灾民”！据说有些灾民送亲友到广州医院，吃好，用好，还要住高级宾馆。如是等等。
我忽然想，不管是《不要惯坏了灾民》，还是《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都貌似在反省我们这次受灾及救灾中出现的问题了，都貌似极清醒极理智的言论了。但这种貌似清醒和理智的言论似乎都有一个批评批判的共同对象，那就是“灾民”。他们似乎都在高喊：灾民们，你们应该知足了，你们不要再为难政府了，你们不要再被敌人所利用了！请你们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
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悲哀！风向在某些人那里怎么变得如此之快！我们承认，某些灾民的确只能想到自己，不会体谅政府及志愿者的难处，毕竟不少灾民都是普通的贫苦民众，他们并没有道德上的如是高尚，然而这就能让那“某些”所谓“清醒者”将“灾民”置于道德的审判台，而让自己俨然成为政府的代言人，成为真理的法官吗？这些清醒者不想想，我们目前的救助形式本身是否是有问题的呢？救助方法本身是否值得商榷呢？我们的政府是否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呢？即使我不能有效地提出一整套成熟的解决方法，但仅将枪口对准灾民，这种作法是有失公允的。
我们且来看看余秋雨先生的论断：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是天灾，更是人祸；
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转载]驳斥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谬论 余秋雨散文](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072540t01f2abfb84cd3a7d94.jpg)
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余秋雨先生向来见识广博，开篇就点明“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这就是说他见到了我们很多人可能见不到的东西，或有一种“好东西”，或有“大危险”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至于是“危险”还是“好事”，我们都暂时不清楚。这报道是什么呢？“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这是一个事实陈述，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或许想，遇难子女家长，请求通过“法律手段”惩处“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这竟然是可喜的，毕竟他们没有胡闹，他们的法律意识在觉醒，他们已不是官员眼中的“刁民”，当然也算不得听话的“良民”，但却是有主体自觉有维权意识的现代“公民”了，这实在可喜可贺！
然而，余秋雨后面接着的以自己的方式对画面进行的评述就似乎是和“我”或“我们”的分析不对路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显然，这不是海外媒体的报导，而是余秋雨的自我观感，他“从画面上看出”的是什么呢？哦，警察们正在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动”，这真是大可惊异了！因为在“我”等小民眼中，警察在中国向来是极威风的，不管是城管驱逐小贩的恶劣行为，还是警察的严刑逼供的审问方式，都让我等草民颤颤兢兢。然而，今天倒转了，地震似乎真的改变了中国，警察们“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即普通小民们“情绪激动”。到这里，我们或许以为，余秋雨先生竟要发表感慨：“啊，我们的社会与时俱进，警察已真正成为人民的好公仆，我们的传统草民正在成为现代公民了！”
但诸位且慢，尊敬的余秋雨先生既不原文转述海外媒体的报导，也不就此事进行一个深入细致的分析，而是先来盖了顶大帽子，先对该起事件或进行“定性”：“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对于这些海外媒体是否怀着恶意，是否抱着“冷战思维”，是否还是“意识形态至上”，我们不知道！但在这里，我们确实知道，余秋雨先生是这样认为的，那些报导都是“反华宣传”、“诬陷性的说法”。我不知道，余秋雨先生是否通过了真实的调查，然后就敢大胆“定性”。至少就我对下面所谓“诬陷性说法”来看，似乎并非全部诬蔑。
首先，第一条：“是天灾，更是人祸”，虽然就整个灾区而言可能夸张了点，但对于学校而言，却似乎并不夸张，我们就想想，学校即使要倒塌，倒塌得迟些，倒塌了有真正的钢筋水泥支撑，也不至死那不多无辜的孩子啊？这难道不能说“更是人祸”？第二条：“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第三条“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这两条我都没有调查，我不知道是否是诬蔑；但余秋雨先生似乎也还没来得及调查，他怎么断定就是“诬蔑”呢？当然，我不敢说，余秋雨说诬蔑就一定错，说不定他有内幕消息或有很大的神通也未可知！第四条：“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这条没法以简单的事实来判断。当然，我们可以分析这条论断中隐藏的前提，就是说地震以前“中国不太民主”，或“中国很不民主”，或“中国就没有民主”，故而才外国记者惊叹“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或许，以余秋雨先生看来，地震前，“中国已非常民主了”，“中国已有民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可以说，外国记者真是太孤陋寡闻了；而且如果他们真知道中国民主，而却说地震才使中国民主，那绝对是攻击和诬蔑了！因为，目前，就我能力所限，我不知道外国记者的前提是对的，还是余秋雨先生的前提是对的，所以只能暂时存疑。但我估计，余秋雨先生如果说，“地震前中国已经很民主了”，这是许多中国人不敢苟同的。
正是从前面对海外媒体，无良外国记者的断然否定中，余秋雨先生似乎大义凛然、语重心长地站在了全体中国有良知的道德君子立场上声泪俱下的对灾区部分“刁民”发表肺腑之言了：“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为了能看到余秋雨先生出于最大善意最大公心所可能给出的比外国记者只知道批评的建设性意见，我们绝对有必要怀着耐心真诚求知若渴的心理来请余秋雨先生为我们继续扫盲了。因为我们也很可能像灾民那样被“海外媒体”利用呢！
余秋雨先生怎么说呢？哦，劝告的第一部分，余先生是极具同情心的，让我这个铁石心肠的人都至为感动，他简说了苦难的不幸，而且表示了不失为最真诚的祝福：“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接着，他开始分析灾难原因了，他也承认：“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但余先生下面的看法，我不得不说就是一个想当然了：“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有没有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呢？余先生说他想不出有什么机构敢。我们只能说他有善意，他不是上帝，他不全知更不全能。何况上帝也不能保证人不犯错误，余秋雨怎么就敢保证我们那些官员不包庇罪犯呢？下面，余秋雨开始代表政府和民众说话：“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看到这里，我不禁私下里为余先生脸红，不知是谁授权他成为“政府发言人”的。当然，成为“民众代言人”，这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但要成为政府代言人却可不是他的一厢情愿。如果他代言了，到时官方出来辟谣，不知余先生当如何处理？
余又说：“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这相当于废话，谁都知道需要一个过程，但民众在乎的是过程的公正，在乎的是过程是否执行得有力，是否透明？你余秋雨能凭良好的意愿保证过程绝对公平公正公开？你余秋雨凭什么就让这些觉醒的公民放弃督促法律加快保护他们权利的步伐？你余秋雨凭什么让公民们只能被动地等待官方处理的结果？你凭什么将民众前面申诉的“法庭”变成了你口里的“政府”？你凭什么以政府的行政权力来取消法庭的法律权力？
余后面又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你这里的论断就是鱼目混珠，混淆视听了。汶川是8级地震，但也当视离其距离震源远近，各地受损害程度也当不同。民众追问的是，在同样的地方，在同样的震级强度，为什么学校先倒？为什么倒得那么彻底？为什么很多地方倒了连一点支撑都没有？你当然也说了：“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你又说：“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更危急的事是什么，当然在你看来，无疑是“救灾”，但即使在救灾中，我们不是也当人尽其职，各施本分？难道你要求妇孺老幼无条件的前往救灾，要求所有人停下自己手中的事去救灾，你要求法院的法官、学校的学生、各企事业单位的人员都前往救灾？你不是要搞大跃进的一哄而上？救灾的事归救灾，法律的事归法律，政府的事归政府，民众的事归民众。各人皆本着其志愿与职责而行动。个体的人是不能被宏大的口号所压倒的。
当然，你又痛彻分析，以理解的同情的眼光在看问题了：“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确实如此，我们都了解，现在灾区出现的诸多问题，无法立刻都用法律来解决，临时状态几乎就成了战备状态，紧急情况有紧急措施。人类在非常时期难以完全接照日常规矩办事。故你后面说：“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给闹事的（实际是要诉诸法律手段的）灾民带高帽子，实行胡萝卜的诱哄原则。当然，这或许是善意的，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当然极其重要，我们当提倡每个人从大局出发思考问题。但我们无权强迫每个人从“大局观”或从“集体至上”的高度来牺牲个体利益。因为每个具体的灾民所遭受的灾难及其中的许多制度政策的伤害不是我们简单提倡大局观或集体主义就能抚慰的。毕竟，我们提倡要保护集体的利益，但是如果没有个体利益的保护，何来集体？当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被牺牲了，集体便成为空壳！
下面，你的高帽子继续挥舞着：“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你的呼喊多让人感觉到正气浩然，气贯长虹，多让人感觉到你在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然而，你最后的呼吁又回到了你文章的起点，那就是灾民们，你们诉诸法律的问题解决正在被坏人利用，“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似乎有位貌似伟人的人说过：“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管别人的批评是否恰当，我们都应当学会倾听，而不当坚决拒之门外。在余秋雨那里，似乎只要是那些来自外面的批评的声音就是“不怀好意的”，“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他们坏得很，阴险得很！余秋雨先生的这种做法真可谓“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呢！而灾民们一切申张“自我权利”的行为都是在助纣为虐，都是在“横生枝节”呢！余先生怎么写到这里，怎么就将他同情的灾区人民写成了痛之恨之的“刁民”了呢！
我以为，我不厌其烦地将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分析到这里，读者们可能不一定同意我的见解，但至少不会认为我是要恶意攻击肆意诽谤了。余秋雨是中国的名人，在中国的读者眼里，批评或攻击名人便似乎有借名人成名之嫌！我或许也将难脱此嫌疑呢！对这样的问题又何用辩之。不过，我们本着事实诉诸公义的批评，相信不至于不被明识者看不见，不被耳聪者所听不见！故而，我也想就此再为“闹事的灾民”，“横生枝节的灾民”，“不懂事的灾民”说几句话，进行适当的辩护：
每位公民都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他有权为自己所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申诉，呐喊，不要借口为了什么主义国家就让民众闭嘴不说话。民众只能为他们眼见的不公正流泪，只能为他们最至爱的亲人不仅是在天灾而更多是在人祸中死亡悲伤！请那些伪知识分子不要在他们伤口撒盐，不要让他们在血的洗礼中再遭心灵的重创！
请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民众理智些，宽容些，退让些，保持沉默，我们的官员，那高高在上的所谓“清官”们就会自动公正断案？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知识分子的职责乃在于批评权力，而非为权力辩护！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权力的批评者！因于批评的才是真正建设的。期望权力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自动放低身段，不仅仅是无知、愚蠢，而且是欺骗！余秋雨作为中国的一个“伪知识分子”难道不懂得批评的声音是最应该被听到的。稍微有些不和谐的异见难道就成为了反华势力的帮凶？难道中国每位公民为了共同的救灾就不敢把那腐朽的权力那造恶者提请法庭审判？
最后，我们进行一个假设：当美国民众在示威游行时，美国知识分子是否也出来呐喊，当心不要被中国当作攻击美国的靶子。请美国民众理智些，不要再让很让时间找不到反美宣传的中国人又找到借口了？当然，在美国，在欧洲，即使有那所谓的“伪知识分子”出来如是呐喊，但民众照样游行，照样申诉，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照样！当然会有很多事情也在改变，那改变却不是余秋雨所想像的是出于伪知识分子所做的呐喊的改变，不是完全以牺牲个体权利而服从大局的改变！改变只因于正义的尺度与法则而进行，世界只因于内心的理想和信仰而不断得以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