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杂记 侍卫官杂记

一、五十三个倭寇悍然攻打南京城

先从一段剽悍之极的故事说起吧。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有五十三个倭寇,流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他们一路不杀平民,不抢劫,不奸淫,只挑战官军。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最后穷途末路被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歼。这段故事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堪称传奇,而故事主角的身份和作战动机一直是困扰中日史学家的疑案。





图:明仇英《抗倭图卷》部分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狼奔豕突”,意思是像狼和猪那样乱冲乱撞,到处骚扰,这是完完全全的贬义词。日本也有个成语叫做“猪突猛进”,却是褒义的,在日本文化里,野猪是勇猛、刚强的象征。

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野猪一样的生命力。
倭寇杂记 侍卫官杂记

这股倭寇是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时年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7日。上岸后没有像一般倭寇那样热衷于奸淫掳掠,而是直接了当的“猪突猛进”,沿途遇小县城则攻打纵火,遇官兵则搏杀。《明史日本传》的记载用了大量的动词:“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值得一提的是这伙倭寇非常规的战斗力,毫不夸张的说,在整个明朝倭患的几百年来,没有与之匹敌的。“一道(芜湖县丞)所率皆芜湖骁健,乃麾众独进,为贼所杀。”“贼引西东犯江宁镇,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坠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有一个小细节。这股倭寇打到南陵时,南陵县丞引300兵守城,倭寇冲溃守兵冲进县城纵火焚屋。地方的正规军建阳卫指挥缪印和周边三个县府的官员率兵来援,交手时,官兵“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逐俱溃。”

个个能手接飞箭,这样的武艺简直可以在明朝的武举夺魁了,明朝的武举注重文事,写策略,对武艺的要求仅仅是能马步引弓射中靶子,难怪四个县的正规军和地方民兵看到这样的神技后一齐崩溃。

不得不提明朝正规军的战斗力。明朝的军制是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屯田、保护地方,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已经司空见惯,大量卫所形同虚设。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大量士兵则连火绳枪都不会用。前线官员章焕上疏痛心疾首地描绘说: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数不胜数。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守城兵力不下一万,周边卫所明军尚不计算在内。但就是这样53个倭寇,居然大张旗鼓的进攻,上演了一幕以寡凌众的丑剧。“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銃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祩陵关而去。”事出仓卒,而且对敌情一无所知,南京举城鼎沸,军民皆惊。南京最大的官员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当时,明著名学者归有光正在南京城内科考,据其回忆,“(市民)典煮供备、常从后罚、冤号之声,缢于衡路。”当得知来犯之敌不过五十余人时,归有光愤慨不已:“平昔养军果为何?”

笔者是南京人,对南京坚固复杂的明城墙熟知一二,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士兵,这样的城墙简直是怪兽。湘军围攻太平天国十年而不破,炮弹打到城墙就被弹开,实在是赖坚固的明城墙之功。明朝初建时南京有16座外城门,大安德门是其中一座,外城门俗称土城头,和高大厚重的内城门不同,它是利用南京郊外的岗垄建筑而成,平面略呈菱形。除了在险要之处利用城砖砌墙开门外,其余大都是用土筑成。但就是这样的土城头,仅凭几十人和冷兵器就贸然发动进攻,只能用以卵击石来形容了。

“猪突猛进”到最后终成强弩之末,八月十二日,五十三个倭寇在大批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这伙疲惫之师到了苏州浒墅关,已经注定插翅难逃。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佥事董邦政、把总娄宇督官兵围之。曹邦辅是嘉靖时期素有“知兵”之名的大臣,后来还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贼至吴林庙,我兵擒斩二十七人,余走杨山……至横泾前马桥,匿一民舍。我兵围而火攻之,贼溃出,遁伏田禾中;车梁(武生)扪其所杀人肉尚未寒,又草露微动,乃令众大呼贼在此,贼果惊出,遂俘斩之,无一人得脱者。”

行程数千里,不掠财、不奸淫、不杀平民,只针对官兵作战,官兵伤亡四五千人,杀死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八十余日始灭。在异国他乡,这种自杀式攻击的目的何在?浒墅关战前,曹邦辅对部下云:“此贼势捋数千劲敌,我地形、兵力为彼所窥,他日大举入寇,何以支之。誓灭此而后入城。”而胡宗宪的幕僚,《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做了这样的评语:“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

从曹邦辅和郑若曾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都认为这小股部队是倭寇的侦察部队,其志在于“大举入寇”。这个观点显然还是缺乏佐证,而且侦察兵用不着攻城拼命吧?



图:“八幡船”倭寇在海上杀人越货



作战动机是谜团,那么,这五十三个“非常贼”来自日本何方?

侵华倭寇大多是日本九州人,又以萨摩(今日本鹿儿岛县)、肥后(今日本熊本县)、平户(今日本长崎县)人居多。在日本战国时期,平户的水军和熊本、萨摩的步兵都是鼎鼎有名。

和西方的骷髅旗一样,飘扬在日本海峡上的“八幡大菩萨”旗也是海盗的标志。“八幡船”的发源地平户,地处九州的西北部,长崎港距上海860公里,对马岛距韩国釜山仅有53公里,10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日本和亚洲大陆以及世界的交流窗口,也是日本大航海时代的海盗码头。日本战国时期,平户的大名松浦氏据此风水宝地,从事对外贸易的同时也豢养了大批海上强盗。说起平户,就不得不提到两个至今在平户享有盛誉的明朝人,王直和郑成功。王直的故事后面将细说。而郑成功,众所周知平户是郑成功的出生地,他的母亲细川氏就是平户人。

从这伙倭寇的勇猛无畏和缺乏神经的表现看,更像是萨摩人。地处九州岛最南端,也是全日本最西南的萨摩是战国时期的强藩,开化较晚,民风剽悍,萨摩兵也是日本国内著名的勇战之兵。日本战国时代公认最具战斗力的就是愍不畏死的萨摩人,萨摩藩大名岛津氏能在风云战国间制霸九州而不坠,就是依仗这强悍的步兵。在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以“石曼子”之名记载于明史的岛津义弘,泗川之战以4千萨摩军大破明军4万,被日本战史百般炫耀。而战争后期日本撤离朝鲜,断后的岛津义弘困兽犹斗击毙了中朝两军大将李舜臣、邓子龙,救出商贩大名小西行长所部率50余艘战船突围而去,都是武勇到极至的例子。

在日本,关于萨摩人的段子很多,大抵来说,相当于日本的斯巴达人。开化迟,头脑简单,崇尚武力,鄙视懦弱。说起萨摩人的民风,江户时代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节申维翰留下了有趣的记载。申维翰问:“日本民俗自古轻生,怒必自刎其颈,自剖其腹,所以官府没有刑讯的手段,是真的吗?”雨森芳洲(日方接待使)回答:“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不过萨摩州民俗却不一样。谁犯了大罪,官府不需要囚禁他,只要告诉他,你罪大当死。那么这个人答应一声就走,到家后就剖腹自杀,没有任何犹豫。大抵日本轻生之说,实为萨摩州而得名矣。”又问:“这和中国的燕赵侠士很像,是注重气节的缘故吗?”答却是:“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就义,君子之所难。而萨摩州则人人如此,岂有气节之可论,概其土风奇怪云。”

和萨摩人一样,地处北九州的熊本人也是以剽悍好战出名。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第二军统帅名将加藤清正率领的熊本兵团,以能打硬仗和屠杀平民令朝鲜兵丧胆。无独有偶,1937年南京沦陷,接着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占领军正是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是九州福冈县人,士兵则是清一色的熊本人。

从五十三个倭寇“犯南京”之后,时隔近400年,南京第二次被外族所犯,主角居然还是和日本九州脱不了干系——历史有时巧合得让人泪下。

二、对马岛征伐!朝鲜人的愤怒

韩国现代海军的9艘209型潜艇,全是以朝鲜历史上的海军名将来命名的。这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李舜臣”(编号068),有我们不太熟悉的“李从茂”号(编号066)。这个李从茂,就是征伐对马岛的朝鲜司令官。

600年前的夏天,朝鲜巨济岛,战鼓隆隆军旗烈烈,大小军船200多艘,1万7千多官兵整装待发。随着李从茂的一声令下,历史上唯一一次朝鲜对恶狼般的邻居日本的征伐开始了。当年是己亥年,日本应永26年,朝鲜方面称为己亥东征,日本方面称为“应永外寇”。







图:朝鲜抗击倭寇

朝鲜是被逼的。

倭寇侵扰朝鲜古已有之,事实上,“倭寇”一词不是明朝人创造的,其最早见于文献,是公元404年朝鲜半岛上高句丽好太王碑文,此碑现在吉林省集安县,载有“倭寇溃败,斩杀无数”字样。据《高丽史》记载,1223年,也有倭寇侵扰金州。不过当时日本的镰仓幕府对海盗是严打的, 1227年,90名被 镰仓幕府 捕获的海盗在九州岛当着高丽使节的面被斩首示众。

朝鲜半岛最严重的倭寇问题是约从1350年开始到1420年左右为止,前后七八十年,在倭寇最猖獗的1350年至139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倭寇没有出没的年份仅是1356年和1386年两年。及至南北朝时期,因南朝许多溃兵败将流亡海上,倭寇势力大增,倍加凶猛。公元1323年至公元1422年的百年间寇掠朝鲜382次。据《高丽史》所说,倭寇侵朝鲜,所至“妇女婴孩,屠杀无遗”;“掳我人民,焚荡我府库,千里肃然。”倭寇不仅蹂躏了半岛南部沿海各地,且深入内地,成为高丽王朝的心腹大患。

早期的倭寇是日本九州的三岛渔民和农民,这些流民聚集在肥前藩的豪族松浦氏麾下,也被称为“松浦党”。多在歉收或饥荒时期,乘船至朝鲜半岛的“抢米”敢死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抢抢谷物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到了后期,肆意妄为的倭寇还直接掠走朝鲜居民回日本,成了强盗兼人口贩子。

日方《太平记》记载:“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盗贼备置数舟,拥向元朝、高丽之港口,劫掠明州、福州之财宝,焚毁官衙、寺院。元朝、三韩之吏民,为防此寇而内迁,各国濒海之郡县,已荒芜人烟。”

到高丽恭愍王时期,三南(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等沿海地区成了倭寇的自留地,几乎一日一警。高丽王朝因为倭寇潮水般无穷无尽的侵袭,财政极度困难,以至于不能支付官员的薪水,士兵也是军心全无。“诸岛荒芜,王京震动。”无奈之下,高丽政府只好把全罗道等沿海地方的仓库迁移到内陆,海边几十里之内几乎没有人烟。辛禑王时期(1375—1388年),得陇望蜀的倭寇已经在朝鲜沿海占据岛屿常住。据高丽史记载,高丽王辛禑曾经对大臣发火:“(你们)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贵快活,也合寻思教百姓安宁,至至诚诚的做些好勾当,密匝匝的似兀那罗州一带筑起城子,多造些军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又说倭子在恁那一个甚么海岛子里经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这的有甚难处?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对倭寇的恼怒和恨自己属下不力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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