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伯驹早年词作中有云“流水一分春一半”，倘若钱财诸类身外物确可视为“流水”，这句词便可视为预示张伯驹一生的谶语，如他晚年自嘲：“一生半在春游中。”张伯驹与“春”结缘，不只因毕生爱花，更因曾藏有展子虔《游春图》并自号“春游主人”。然而，如今在故宫流水般涌过的观众里看到这幅名画时，能将它与张伯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人已经不多。同样没有太多人还记得张伯驹《春游词·序》中的文字：“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经历过半生富贵半生贫的张伯驹却早已明白，“空梦春游”间“无分尔我、何问主客”。并不是悲情才成故事。无论身前身后，书画诸般不过流水，贯穿始终的本是张伯驹早年所言：“客中过了春多少，只替春愁不自愁。”
展子虔《游春图》
五陵斜阳
出身钟鸣鼎食的诗书府第，早年的张伯驹也确实没有更多可“自愁”的。不过，无论是张家人还是张伯驹本人，都不曾设想他日后会成为收藏大家。张伯驹最常被后人引用的名言是《丛碧书画录·序》中那句“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它经常出现在人们试图解释张伯驹20世纪末的几次重量级书画捐献时。张伯驹真正写下这段文字却早在1932年，时年35岁。出自同一序文的“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初看带有岁月的感慨，只有读过前文才会领略其中“烟云”的真正奥义：“东坡为王驸马晋卿作宝绘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如此“烟云相合”境界，早已超越市井收藏。西方有俗谚“三代造就一个贵族”，祖训“求仁维克己”的张家也是花费了三代人才培养出堪称“最后的名士”的张伯驹。
1898年3月14日（正月二十二），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尽管他7岁便离开项城且从未还乡，他终生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所撰诗、文、书、画的落款都沿用河南古称“中州”并自称“中州张伯驹”。晚年张伯驹还曾请画家陈半丁为他治篆文印章，上刻“重瞳乡人”四字，沿用了项城是项羽祖先的封地以及《史记》所说舜与项羽皆为“重瞳”的典故。《项城文史资料》2004年总第12辑中《我所知道的张镇芳》一文称，张家的“先世是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徙项城老城虹桥的”，几代人勤俭持家后，到张伯驹曾祖父辈的张致远始出读书人。张致远之子张瑞祯在1894年以50多岁的高龄才考中乡试举人，而张瑞祯之子张镇芳10年前便已考上廪生，于1892年29岁时高中进士并被分到户部任六品京官。项城史料记载：张镇芳刚会言语，其二老就口授《三字经》，继教《四字鉴略》；稍长，即开讲解意，使之口诵心惟；8岁入塾，父亲常于书斋伴读，每当张镇芳读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其父则必大呼“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子，无愧为人矣”。
张伯驹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西狩长安。35岁的张镇芳因日夜兼程及时送上盘缠而获嘉奖，被任命为陕西司行走，回京后还被恩赏为四品衔。张家企盼了两代人的仕途前景终于有了曙光，而张镇芳也确实日益发达，只是不曾想从小被训诫的“忠孝仁爱信义”十几年后会引导他两度做出参与帝制复辟并担任要职的选择。张伯驹原本与这位注定将在历史上毁多于誉的大伯父没有更多关系，但因张镇芳膝下无子，1903年，6岁的张伯驹被依照族规正式过继给张镇芳。张镇芳将张伯驹视为己出，带至天津严加训导，张伯驹由此开始了贵公子的生涯，并于1914年随父亲迁居北京，长居于此。
倘若历史允许假设，张伯驹留在生父张锦芳身边，民国后的人们在谈论张伯驹身世时或许会更从容一些。张锦芳也是清末秀才，曾任度支部郎中，后来还在民国时期担任过议员与道尹。项城史料称其“不以文矜人，以权势欺人，而是以行取人”，因排行老六被称为“六大人”。由于在二次革命时期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当地还曾为张锦芳立碑记传。不过，张伯驹既然出身项城，其实已经难以与另一个项城人完全陌路，那就是张镇芳后来鼎力相助的袁世凯。
张家与袁家早有联姻。张镇芳的姐姐就是袁世凯的嫂子，精于理财的张镇芳还是袁世凯事实上的私人账房。1901年袁世凯因公务会见张镇芳并竭力将其拉入自己阵营时，张镇芳虽未应允，但6年后清廷以明升暗降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职位、由张镇芳代署的过程中，袁世凯显然获得了这位同乡兼姻亲某种心照不宣的应和。据张伯驹《盐业银行与我家》一文称，清末袁世凯被罢斥，其父张镇芳曾赠银30万两，“同时对袁表示，以后袁的家属生活由他负责照料，要袁放心”。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委任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其时张伯驹已与袁世凯的四、五、六、七子同入袁世凯所支持的天津新学书院读书近一年。张伯驹继承了张家磨砺三代的诗书功底，7岁入私塾，8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1906年，张伯驹最早的诗作被编入由张镇芳、马丽轩等组成的“丽泽诗社”所编的《丽泽社诸家诗》中。光绪老翰林王新桢在《丽泽社诸家诗》的序文中称赞张伯驹的少年诗作，“英年挺出，直欲过前人。若《从军行》、《天上遥》等作，激昂慷慨，魄力沈雄，有倚天拔地之慨”。
张伯驹的少年诗作没有留存，故而今人很难判断王老翰林的赞许中有多少是“命题作文”。张伯驹所在的新学书院特长为格致、博学和化学等时髦的“新学”科目，但张伯驹在学习规定的国文科目外额外研读了《楚辞》、《宋元名家词》、《资治通鉴》等古书史籍。无论结交初衷如何，张袁两家的同乡之谊历经风云变幻延续了一个世纪。张镇芳因战事失利而遭贬谪远离袁世凯幕府，但据袁世凯四子克端之子袁家宾回忆，袁世凯临终前曾召张镇芳托付后事。北洋政府期间，因“五大臣出洋”事件而存史的载泽曾斥责张镇芳为袁党，张镇芳则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惟袁党，且有戚谊。”张家对袁世凯“照料家人”的许诺贯彻始终，近50年后，自己已散尽大半家财的张伯驹收留了落魄的袁氏大公子袁克定，并为其送终。
现今多数传记中强调张伯驹在袁世凯组建的中央陆军模范团中对乱世兵政的腹诽，但张伯驹晚年的《秦游词·序》中仍隐现出他当年近似边塞诗人的文人军旅情结：“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冠剑佩，意气何其豪横！”张伯驹20岁自模范团毕业，至陕西督军陆建章部下任职，所谓“少年从戎入秦”正是这一时期。陆建章有“陆屠伯”的绰号。1912年2月29日，陆建章任总统府警卫军参谋期间，袁世凯为拒绝去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发动兵变，纵兵焚烧抢劫商民4000余家及袁家在锡拉胡同旧居；事后又授意陆建章抓捕无辜小商贩及流民数百人，以流匪罪斩杀于西单及四牌楼。陆建章后升任陕西总督，任职期间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售予外商。张伯驹毕业时袁世凯已经病故，刚到陕西便赶上陈树藩发动“富平兵变”，陆建章被迫退出陕西，离去前为泄愤企图将西安城付诸一炬，在多方反对阻拦下作罢，但还是血洗了西安模范监狱，300余人被无辜杀害。张伯驹短暂的“宝马金鞭”生涯在这场血雨腥风边缘结束，旋即回京。他后来创作有一阕《凄凉犯·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算是对这段经历的存照：“玉骢翠陌。封侯悔、秦关忆赋离索。酒家醉饮，飞花路外，秦笳城角。残愁镇恶。向烟晚、情怀淡薄。望当年、樊川杜曲，迤逦剩荒漠。追念长安事，宝马貂裘，晚来游乐。少年队里，想英姿、射雕双落。误我羊头，怎还念、春闺梦著。盼归期、绿尽路柳负后约。”
此后张伯驹虽挂过军中职名，实际都不曾到职，直至1926年完全退出军职。此时历经袁世凯、张勋两次风云的张镇芳早已断绝仕途念想，重归自己一手创办的盐业银行。张镇芳在1918年就为自己这个不安分的继子安排了常务董事兼总稽核的职务，但不曾料想这家在军阀混战中失而复得的中国最早商业银行之一日后会变为成就张伯驹“收藏家”名望的最大账房。与此同时，如同不少因“浊世”而转入金石的文人名士一样，事实上赋闲的张伯驹也正式开始了他的公子游园梦。
在“公子”一词意味日渐含混的今天，张伯驹的女婿、考古学家楼宇栋在2008年撰写的张伯驹传记开篇便为“公子”二字正名颇可理解：“‘公子’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如‘振振公子’、‘佻佻公子’，都是意味极美好的形容词，概括之为任性负气、独往独来，是公子可爱的一面。……《仪礼》有解：‘诸侯之子称公子。’扩而言之，则达官贵人之子皆可称公子，古有之，今犹然。‘公子’有真假之分，胸无点墨、纨绔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文采风流、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
关于“民国四公子”，民间最流行的说法是恭亲王奕訢之孙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以及张伯驹。近来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有误，提出所谓“民国四公子”本应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张謇之子张孝若以及张学良组成的对抗曹锟的政治联盟。尽管如此，张伯驹晚年整理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文字仍被认可为有关“民国四公子”的权威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2013年出版的寓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则这样阐释“民国四公子”称呼的来源与损益变化：“民国公子的传言，或许早些年就有了，只是说法不同，初传时孙科亦列其中。到了1931年前后‘四公子’盛传于上海，却是因为几件风月艳闻凑到了一起：其一，袁克文死后风流、群妓送葬；其二，张学良迷恋舞女，置军情于不顾；其三是张伯驹在上海与潘妃热恋、虎穴夺姝的事，偏偏也发生在这一年；其四是上海有个卢小嘉，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吃喝嫖赌，洋场驰名，那年他正恋上一个叫袁慧燮的‘青岛美人’，同居于上海愚园路的西园公寓。”“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民国公子不过就是‘洋场名士’，近乎于鲁迅所说的那种跑到上海洋场来的‘才子’。”“四公子的说法传到北京后，有所改变。北京毕竟是一个文化古都，而不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大概卢小嘉在北京渺无影响，后来北京的说法中四公子就成了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由于张学良后来的形象改变，以及在流传中以溥侗置换了卢小嘉，‘民国四公子’的称谓便发生了由贬义而到褒义的变化。”
就“贵气”而言，民国四公子中溥侗、袁克文、张学良三人的家世一望可知；就后世名望而言，张学良的名字无疑在今天更广为人知。然而在当年，久处关外、初入京师的张学良还不免要拜托张伯驹提携，恰如张伯驹在天津受长己近10岁的袁克文之教、虽16岁入京仍不免听从长己近20岁的溥侗指点一样。孙、卢、二张版政治联盟“民国四公子”固为一说，溥、袁、二张版“民国四公子”事实上也未必完全只涉及吃喝雅玩，其中的枢纽环节就是张伯驹挂职的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3月，总管理处设于北京。张镇芳清末时曾任盐运使，原由盐务署拨给官款，实行官商合办，经收全部盐税收入，并“得代理国库金的一部分”。第二年袁世凯病死，盐务署不拨官款，改为商办，张家成为最大的股东。盐业银行成立时实收资本125万元，因张镇芳理财有道，1925年资产已增至650万元，1933年又增至750万元。其间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被捕，总经理改由天津造币厂厂长吴鼎昌担任。此后张镇芳经上下打点出狱，但银行总经理职务仍由吴鼎昌保留。1926年，吴鼎昌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并要求盐业银行每年拨出3万元作为他办《大公报》之用。虽经历磨难，盐业银行最终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合称“北四行”。盐业银行以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北四行”之首。
张镇芳卸职后只保留原有股份，而张伯驹也因继承大股东地位自享甩手掌柜之乐。由于张家特殊的背景，逊位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盐业银行账上，时至1922年连本带利已超过100万元，根本无力赎回。张伯驹由此得以眼见诸多“国之重器”，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常人的鉴赏眼光。“民国四公子”中的溥侗固然血统高贵，但毕竟已是末路王孙，其曾祖父成亲王永瑆本人就是收藏家，日后将与张伯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晋陆机《平复帖》就曾藏于他的府上。尽管张伯驹最终得到《平复帖》并非因为溥侗，但其间各种环节打通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张伯驹与爱新觉罗家族的交情。张袁两家原为世交，袁克文虽与父亲及哥哥袁克定不同、并无经天纬地之念，但在风月场上也混迹出了一番风云。他精于诗书琴曲，还算是中国最早的集邮家之一，自上海迁居天津后又成为天津青帮帮主，号称“南有黄金荣、杜月笙，北有津北帮主袁寒云”。张镇芳卸职后长居天津，张伯驹的前三房夫人及其独子也住在天津。袁克文素来厌恶张镇芳，却与张伯驹结交甚厚，颇应和了当年那种只要合脾气便不计出身的公子习气。盐业银行自然有天津分部，溥仪逃亡天津期间就有四幅字画抵押在此，其中宋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后来被张伯驹收藏。
张作霖因与段芝贵等不和偶得张家相助，成为“东北王”，随后投桃报李为张镇芳夺回盐业银行股份。据说正是张镇芳向张作霖献计进驻陕西，张作霖甚至曾想请张镇芳出山，但张镇芳听从张伯驹的劝告婉拒，选择了终老山林。尽管如此，之后兵乱年代张伯驹数度入陕，也是因西北地区相对有所依托。张伯驹与张学良的交情始于前者在张作霖帐下挂名做“提调官”时。虽然张伯驹虑及张学良身份特殊，忠告他不要像自己一样“玩物丧志”，最终还是引领张学良在京城名士圈中风光了一场。张学良自1925年起就挂名故宫理事会理事，这种头衔除有军权可倚仗外，还真得需要点文墨气才当得起。1926年时还有传闻，是张学良襄助创办了在中国传媒界被称为“北方巨擘”的《北洋画报》。后世普遍认可的《北洋画报》的创办人是冯武越，为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之子，曾担任张学良的法文秘书，其妻为赵一荻之姐，著名的赵四小姐的照片就登上过《北洋画报》的封面。至于张学良本人的文玩收藏，可以料想大多寄存在盐业银行。据说“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还曾在张学良官邸看到过一幅张伯驹的字，给他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下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关于这四位公子的功过评断，其实或许可以借用数十年后作为槛外人的章伯钧对张伯驹的评价：“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要知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
张学良
公子虽好，奈何斜阳。有巨额家产与甩手掌柜之便，算是张伯驹大半生的幸与不幸：成就了他的“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之愿，也迫使他在晚年“无有源头活水来”时终于学会了钱算与人算。张伯驹后半生又数次前往陕西，乃至终有《秦游词》。提及自己，相对于已经被“白相化”了的“公子”，张伯驹用得更多的是“五陵年少”。“五陵年少”典出李白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与白居易的“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指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位处现西安附近。据说当时富家豪族和外戚都居住在五陵附近，因此后世诗文常以五陵为富豪人家聚居长安之地，而“五陵年少”也成为“京都富豪子弟”的代名词。1970年，张伯驹无处可栖、暂居西安女儿家中，其时曾咏雁塔周边“西来秋色今如昔，不见五陵气郁苍”。倘若此时是写实，早在1950年倾全力收得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后写下的《扬州慢》中已经能看到张伯驹以“昔日小杜”自比的慨叹：“盛元选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相形之下，张伯驹30岁“自寿”的一阙《八声甘州》方显当年夕阳公子的本色：“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玉管朱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肠断，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怅、有华筵在，仗酒销愁。”
红毹云月
张伯驹1982年逝世时，其表弟李克非写了一首当时博得众口称赞的挽联：“忆当年福全楼馆，粉墨登场演卧龙，步叔岩余韵，堪称干古绝唱；看近岁丛碧山房，群贤同观平复帖，附士衡骥尾，无愧万世留墨香。”李克非知道张伯驹平生有两件最得意事：一是京剧从师余叔岩，一是将有“墨皇”之称的晋陆机《平复帖》收藏。挽联上联概括前者，后联则概括后者。张伯驹自述：“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同样也是在30岁之后，张伯驹开始了对京剧的痴迷。47年后，张伯驹写下一部《红毹纪梦诗注》，1978年6月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红毹”原为“红氍毹”。“氍毹”本为毛织地毯，因旧时戏台演出常铺红色氍毹，故而常以“氍毹”或“红氍毹”代称戏台。书中自序写道：“甲寅，余年七十有七，患白内障目疾，不出门，因回忆自七岁以来，所观乱弹昆曲、其他地方戏，以及余所演之昆乱戏，并戏曲之佚闻故事，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补注，名《红毹纪梦诗注》。其内容不属历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但后人观之，则如入五里雾中；同时同好者视之，则似重览日记，如在目前。于茶余饭后，聊破岑寂，以代面谈可也。”
尽管张伯驹自谦“不属历史”，《红毹纪梦诗注》却被后人视为一部20世纪中国戏曲诗史。吴祖光就曾给予《红毹纪梦诗注》这样的评价：“另具一格，虽如信手拈来，却非游戏之作，而是一部京剧诗史。”张伯驹始终坚信:“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而他前半生也幸运地赶上了北方戏曲舞台上名角辈出的鼎盛时代。张伯驹第一次看京剧据说是在天津，《红毹纪梦诗注》的开篇便是：“油布遮车驶铁轮，端阳时节雨纷纷。飞叉大闹金钱豹，凛凛威风欲夺魂。”随后有注：“余七岁，随先君居天津南斜街，值端阳无雨，乘东洋车，遮油布，不能外视，车把上插黄蓝野花，以示过节。直驶下天仙茶园观戏，大轴为杨小楼《金钱豹》，亮相扔叉，威风凛凛。大喊一声：‘你且闪开了！’观众欲为夺魂。后大街小巷齐学‘闪开了’不绝。此余生平观乱弹戏之首次。至今已七十年，其印象犹似在目前也。”
杨小楼为京剧武生流派“杨派”创立人，在当时和梅兰芳、余叔岩并称为“三贤”，成为京剧界的代表人物，享有“武生宗师”的盛誉。当时在台下的张伯驹自然不会想到，30多年后他将与此时台上的杨小楼同台演戏，而且后者还是为陪衬他而客串了配角。
杨小楼
“票友”是个一度与“好吃懒做”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却是当年公子们的必修课，几乎可被视为与当时西方的钢琴弹奏或艺术歌曲演唱具有同等雅趣的修养。《红毹纪梦诗注》中特辟一部为“所观票友戏”，还对“票友”一词进行了考证，提出票友“始于乾隆征大小金川时，戍军多满洲人。万里征戍，自当有思乡之心，乃命八旗子弟从军歌唱曲艺，以慰军心。每人发给执照，执照即称为票。后凡非伶人演戏者，不论昆乱曲艺，即沿称票友矣。”民国四公子自然无一不“票”。张学良在奉天就自称“戏包子”，逢年过节庆寿便邀戏班名伶唱堂会，“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被请到帅府唱过戏。张学良本人曾得到京城有“胡琴圣手”之称的著名琴师陈彦衡的教授，《捉放曹》、《武家坡》、《失街亭》中的得意段落直至临近百岁还能唱得有板有眼。别号“红豆馆主”的溥侗更是一代京城名票，精于昆曲、京剧，所谓“昆乱不挡”，对于京剧则生、旦、净、丑兼工，且皆为名家亲授。据说溥侗在《群英会》中能分别饰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常与名家同台演出，可从来不唱重复的“翻头戏”。陈彦衡在《旧剧丛谈》中对溥侗的评价是：“有时粉墨登场，名贵之气出于天然，尤非寻常所能比拟。”此外，按照现代的说法，溥侗还是一名音乐家，不仅精通笛子、二胡、琵琶等乐器，事实上1911年颁行的清朝第一首法定国歌就是由溥侗作曲的，只可惜颁行6天后就发生了“武昌起义”。
《红毹纪梦诗注》中对溥侗的记载是：“将军红豆问如何，昆乱兼全腹笥多。惨睹当推曹子建，搜山传自沈金戈。”后又有注：“清宗室镇国将军溥侗号红豆馆主，能戏，文武昆乱不挡，皆学自名老艺人。余曾观其《弹词》、《刀会》、《风筝误》之丑小姐、《群英会》之周瑜。与余同演《战宛城》，彼饰曹操。惟《惨睹》一剧则须让袁寒云，因寒云有家国身世之感，演来凄凉悲壮，合其身份。”注中所说“袁寒云”是袁克文。袁克文也是当时出了名的“剧痴”、名票。据说他平生最爱、也最拿手的正是注文中所提到的昆曲《千忠戮·惨睹》。《千忠戮》讲述的是明初建文帝剃发为僧、仓皇出逃路上的故事，《惨睹》一段有唱词：“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袁克文号“寒云主人”便典出于此。民国四公子中，张伯驹与袁克文最为投缘，张伯驹因而步袁克文之号自称“冻云楼主”，两人并称“中州二云”。张伯驹咏“四公子”的七绝中就有：“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至于张伯驹自己最得意的一次粉墨登场，显然是1937年他40岁生日时由当红的四大名角饰演配角、他自己主演的《空城计》。当年演出的戏单上标榜以“伟大的空城计”，除众星拱月般被簇拥在中间的张伯驹外，角色分配为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据说之前还差点找来金少山饰演司马懿。如此的演出阵容在现代恐怕只有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差强能比，由于声势过大，演出的由头也从为张伯驹祝寿改成了河南赈灾义演。40年后回忆起这场演出，张伯驹留在《红毹纪梦诗注》中的诗句仍显露出兴奋：“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孟小冬的好友孙养农先生所著《谈余叔岩》书中有《张宅堂会之王平》一节，这样记述了当天的演出：“民国二十六年正月，张伯驹先生四十整寿，在北平隆福寺街福全馆，唱堂会一天。他平素交游甚广，与余氏尤为莫逆，所以那天的堂会，除了其他的好戏之外，伯驹自饰孔明演唱了一出《空城计》，由余氏给他配王平。再有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先的马岱；这些人都是戏剧界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而同在一台同在一戏内充配角，真可算是票友界中的豪举，史无前例。这四个人在起霸的一场各逞其能，互不相让，精彩纷呈，令人目眩神移，叹为观止。”
在详尽地评析了王、程、余、杨四位的起霸（即武将开场所做的整盔、束甲等一套动作）以及随后的表演后，孙养农在文章末尾写道：“最后应谈一下主演《空城计》诸葛的张伯驹先生。他此次演出，唱、做、念都纯粹宗余。他对此戏有深刻的理解，例如前边说过的马谡讨令时的做派。现再举一例，示其一斑。城楼一场，当老军念‘司马懿兵退四十里呀’之后，诸葛在城上放下书站起，长腰转身、向上场门望、再松腰转回来望城下就在一个“撕边一击”锣鼓里完成，艺术简洁大方适合武侯身份。”
张伯驹自然是“宗余”的。他30岁正式学戏时，拜的师父就是余叔岩。在“伟大的《空城计》”的舞台上，最伟大的“角儿”其实是余叔岩。余叔岩为余三胜之孙，而余三胜是四大徽班进京时春台班的领衔主演，工老生，被京剧界尊为“祖师爷”。现代京剧演唱语言实际上是以“湖广音”读“中州韵”为基础，而这一“定调”就源自原籍湖北省罗田县的余三胜。1840年前后，京剧的各种唱腔版式已初步具备，老生分作三派：程长庚（安徽潜山人）为“徽派”；张二奎（传系北京人）为“京派”；余三胜则为使用“湖广音”的“汉派”。“汉派”虽为三派之一，实际在徽班中占有统治地位。“湖广音”继而从余三胜传至谭鑫培（湖北武昌人），成名后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著名的“谭派”。
余叔岩为余三胜之孙，13岁便以“小小余三胜”之名在天津登台并一炮走红，成为当时最有名的“童星”。16岁时余叔岩因演出过度繁重得了“咯血病”，随即又因青春期变声“倒仓”。回北京休养数年后，余叔岩改学“谭派”，最终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按照票友的说法，等于是余叔岩的祖父的艺术又通过谭老板返还给了他。
张伯驹拜师学戏的经历也被记录在《红毹纪梦诗注》中：“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张伯驹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余叔岩轻易不收徒，却传授给张伯驹30多部戏，以致张伯驹后来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连余叔岩亲授弟子中的孟小冬、李少春等都时常前来请教。至于为何没有传授《太平桥》，据说是余叔岩觉得动作过于危险。京剧评论家丁秉鐩在《千古绝唱——张伯驹的〈空城计〉》中有这样的文字：“余叔岩的生平好友，有魏铁珊、孙陟甫、薛观澜、孙养农、岳乾斋、张伯驹等诸君子。岳与张先后任北平盐业银行总经理，余氏所有收入，全部存入盐业。偶然遇有急需，存款不敷时，岳、张必代为垫付，等叔岩再有收入时，再存上归垫。所以余对他们二人在财务上的支持，十分感激。遇见岳、张二府的喜庆堂会，必然卖力卯上，有时还演双出，而且不收戏份儿。岳、张两位，哪里肯使叔岩尽义务，不但照送，还比一般丰厚，每次必定强而后可，叔岩才收下。张伯驹与岳乾斋不同，他不只是戏迷，自己还学老生，他和叔岩就盘桓得近一点，经常往来。叔岩遇他求教，也倾囊以授，很拿张当朋友。”
由于体弱多病，余叔岩是当时登台演出最少的名角。即便算上童星时期，余叔岩总共的演艺生涯不过区区16年，而严格算是真正能正常演出的时间仅有6年。这在当时梨园中属于极其短暂的，连谭鑫培都在30岁成名后有40年的演艺经历。张伯驹正式拜师是在1928年，余叔岩正式退出舞台也是同一年。此后余叔岩除义务、堂会戏外，不再接演营业戏。张伯驹等于得到了最优厚的“小灶”待遇。据与晚年张伯驹唱和颇多的一代津门雅士张牧石回忆，张伯驹曾自言：“看余叔岩戏并向余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内即能彩唱。这时与余叔岩相识，便直接向余学戏。开始学了《奇冤报》、《战樊城》、《阳平关》三出打基础，继之又学了《打渔杀家》、《打棍出厢》、《定军山》、《战太平》等计达三十余出。余一生传人只孟小冬、李少春少数几人，教孟小冬只三出半是《捉放曹》、《失空斩》、《搜孤救孤》和一折《红鬃烈马》、教李少春也不过《战太平》、《洗浮山》。”
张伯驹40岁那场《空城计》指名让师父配王平并不是随便定的，因为当时众所周知谭鑫培总共教了余叔岩一出半戏，那所谓一出教的还不是主角，而是配角，也即《失街亭》中的王平，至于其他完全靠余叔岩自学。据丁秉鐩记述，张伯驹也效法了余叔岩当年一种特殊的学戏方法：“叔岩因为直接从谭鑫培学得很有限，就对谭的配角钱金福、王长林非常礼遇。从他们那里，间接学谭的玩意儿。张伯驹也是如此，除了赶上一点钱金福和王长林晚年以外，后来他就从钱宝森、王福山那里掏摸玩意儿。因为余叔岩在演戏末期，王长林、钱金福已然物故，就用他们二人的哲嗣为配。张伯驹不但从王福山、钱宝森学戏，后来索性长年把他们二人养在家里，以备随时练功、咨询，像这种大手笔，就非一般人所能办得到的了。”钱宝森在反右运动中批判张伯驹时颇有些过火言辞，但1963年钱宝森去世时张伯驹仍托人带去100元的赙仪。这在那个月伙食费不过十几元的年代是个不小的数目。有人劝他意思一点就行，但张伯驹坚持如此，理由是：“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张伯驹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师父：“叔岩的京剧艺术是一整套，不好具体说，说错一点，一错百错。他的嗓音好，好在发于丹田，高低都有，善发善收，是云遮月的嗓音，饶有韵味，我们不能单纯以嗓音大小来评价嗓音好坏。他的武工、身上也好。他演戏总的是规矩、干净、漂亮，没有火气。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云遮月”是京剧术语，比喻老生圆润而较含蓄的嗓音。上佳的“云遮月”应该开始听来似觉干涩，以后愈唱愈觉嘹亮动听、韵味醇厚。谭鑫培创造了这一嗓音，余叔岩早年患病，确实也适合这种嗓音，故而拜师谭鑫培。张伯驹虽得到40多部余派剧目的真传，却限于天赋，没有嗓音，据说在大舞台演唱的时候连五排以内都听不清，因此落了个“张电影儿”的绰号，讥讽听张伯驹唱戏实际和看无声电影一样。
或许囿于先天条件，张伯驹在舞台上的“口头功夫”只能是票友级的，但他在舞台下的笔头功夫却一直是职业级的。虽说京剧已基本成型，但由于唱念实际上并非京腔京字而是讲究四声的湖广音韵，在诗词歌赋方面本无造诣的艺人很难真正把握正确的音韵，全凭老师所教死记硬背，所谓“教得对自然唱得对、念得准，教错了也就一代一代错将下去”。而音韵问题对于张伯驹这样自幼浸淫在诗山词海的文士票友来说却是手到擒来。据史料记载，1913年前后、余叔岩第一次退出舞台回北京休养期间，曾经由亲友介绍在袁世凯总统府任内尉官，也因此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们多有交往。耳濡目染中，余叔岩开始研究音韵学，同时着手整理京剧戏词。1915年2月5日晚，余叔岩重返舞台。两年后，张伯驹重返京城。张伯驹转型“公子”时，也恰逢余叔岩由艺人向文人转变时。此时27岁的余叔岩已经加入溥侗等人发起的著名票房“春阳友会”数年，谢燕在论文《论张伯驹与京剧余派艺术》中记述：“众谭派名票为他精心打造了一个研习谭派的环境。凡是余叔岩去看谭鑫培的戏，票社老生名票们都陪伴着他，大家分别记录胡琴工尺、行腔转调、咬字吐气以及身段做表，散戏后再汇整一同研究。因此，余叔岩对谭派的总结加工，从一开始就深受这种文人雅士意趣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观念、欣赏喜好与文化精神上的。在声腔上，他逐渐打磨掉了老谭的许多阔达豪放棱角，使谭腔变得趋于中正平和，更可供有文人雅趣情感者反复玩味。在表演上，对人物的理解与塑造，则更多从儒生的方向领会与施行。”
张伯驹后来将自己与余叔岩之间的交往总结为“亦师亦友”。余叔岩将十倍于自己其他亲授弟子的剧目传授给张伯驹，或许也因为没有把张伯驹纯粹视为一名急于登台“彩唱”的票友，而是视为能以文人的方式传续自己前辈衣钵的研究者。《空城计》一场可能是张伯驹公子任性的产物，而余叔岩也可能只是陪公子念书。两者协力最终真成就了一本书，这恐怕是比那场《空城计》更伟大的不计是否云遮月的合作。
据说在张伯驹的票友生涯中，他最自豪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一部《近代剧韵》，系统介绍京剧十三韵（俗名十三辙）阴阳平上去入的念法、运用；二是召集银行界同仁筹集5万元基金，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1931年在虎坊桥创立“北平国剧协会”，以《乱弹音韵辑要》作为学会附设的传习所的音韵学课程教材；第三才是他40岁生日时的那场《空城计》。余叔岩为人谨慎，终生唯恐对前辈留下的精髓领会有误。1931年余叔岩与张伯驹合著《近代剧韵》一书发行后，余叔岩又反悔怕贻笑大方，紧急收回，但已有部分流传在外。后来张伯驹以个人名义将书稿易名《乱弹音韵辑要》发表于《戏剧丛刊》，风行一时。1963年，纪念余叔岩逝世20周年之际，张伯驹将书稿加以增补，更名为《京剧音韵》再版。
《坐楼杀惜》是余叔岩没有传授给张伯驹的另一出戏。其中缘由，张伯驹后来在《红毹记梦诗注》中转述过余叔岩这样一段话：“每一个演员不能每一出戏都能演好，因为其人身份与剧中任身份大有不同。其内心即表演不出，做工精神即差。你是一个好人，是儒雅潇洒书生身份，如你演《空城计》、《问樵闹府》、《盗宗卷》、《御碑亭》、《游龙戏凤》、《断臂说书》、《审头》等戏一定好，因为你本身就是戏。饰宋江不会耍骨头，没有其凶恶本质，表演不出其内心，演得不会出色。”余叔岩当年在艺人中素有“儒伶”之称，终其一生从不曲学迎世，不靠言论造势，淡泊自守。京城沦陷期间不给日伪唱戏，后来病重也拒绝找日本医生诊治，终于不起。《论张伯驹与京剧余派艺术》中评述：“舞台人物的塑造，不只是唱念做打的组合，更是整个人的性情、个性、处事态度乃至生命风格的融入。余派透过清刚浑厚的唱腔塑造出的人物，往往有着一种名士的风致与深沉的人生感与宇宙感。”“《空城计》中的诸葛亮‘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为报知遇之恩身担天下计，其人物塑造，融入了传统文士的价值观念与深沉的人生感慨。听余氏的《奇冤报》，很少有鬼魂哭诉的凄楚与恐怖，更多是一种类似游子漂泊在外、不知归期的迷茫苍凉。听《鱼藏剑》中伍子胥‘一事无成两鬓斑’唱段，更像是一位饱经风霜者对于人生的感慨，它已经超脱了伍子胥这个角色的束缚，升华成一种对宇宙、人生普泛性的体验。”
1937年的《空城计》或许看起来更像是一次豪华版的公子玩儿票，但数十年后的事件证明，张伯驹这位“卧龙岗上散淡人”确实做到了“为报知遇之恩身担天下计”。关于50年代后那段“大编大演新戏”的时期，章诒和在《戏痴张伯驹》中有这样的文字：“我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看的许多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怎么个演法。这时他的兴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一句唱词，老谭当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老师给张伯驹下的‘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我觉得他的保守与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艺术的。故而，他的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痴迷。”
张伯驹那句著名的“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因其出处太常被用在他捐献或出让的书画上，其实“烟云相合”的境界原本不限于纸墨。当1957年4月中央各大报纸刊登消息宣布“戏改”“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各文化部门“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后，张伯驹欣喜若狂地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老戏。他重点筹划了三出戏的挖掘整理，即《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理由是：《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哭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安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演员过不了这《宁武关》；《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舞蹈性的动作很是漂亮；《马思远》根据清朝实事改编，是一个通奸杀夫并造成冤案的故事，艺人筱翠花在剧中的表演出神入化，深得好评。然而张伯驹没有考虑到，《宁武关》、《祥梅寺》的反面角色分别是李自成和黄巢。章诒和说：“他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最终张伯驹因“违令”坚持排演《马思远》成为右派，酿就当时波动一时的“《马思远》事件”。张伯驹后来被送到长春市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张牧石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得到了平反，在吉林省戏校礼堂和梁小鸾合演了一出《游龙戏凤》，这是他最后一次彩唱。”“他和夫人潘素在长春离职后回京，仍依多年前例每到海棠开时必到天津住我家，天津京剧演员多来求教，如厉慧良、丁至云、程正泰、王则昭和几位中青年演员等，业余演员如陈机峰此时曾向他学昆剧《别母乱箭》，十大名票之一的李士勤曾向他学过《战樊城》。这出戏，他在北京住帽儿胡同时曾教过李少春。因李未得余叔岩传授。”张牧石将张伯驹的京剧理论总结为“中正平和”四字：“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唱、念、做、打都要圆，杨小楼是太极，尚和玉是少林，另一位武生前辈他不太欣赏，谓之江湖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