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雪国》、《伊豆的舞女》的创作川端康成 雪国 川端康成读后感



《雪国》写于昭和九年到十二年的四年间。算年龄的话是在三十六到三十九岁,属于我三十后半的作品。

此书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想想写写,断断续续发表在杂志上。 因此全书能看到一些不统一、不和谐的地方。

最初是打算写成一个四十页左右的短篇,拟发表在《文艺春秋》昭和十年一月号上,一个短篇就足以打发这些素材了,但到《文艺春秋》截稿时小说还没有写完。在虽然同是一月号,而截稿日要返几天的《改造》上,我继续写小说没写完的部分。由于对素材经营日久,余味也随之留到了后来,写成了与原始想法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这种方式形成的作品,在我不算少数。

为了写《雪国》的开头部分,也就是发表在昭和十年一月号的《文艺春秋》和《改造》上的那一部分,我到了“雪国”的温泉旅舍,在那里自然也和《雪国》里的驹子再见面了。小说开头部分的写作,可以说是在逐渐形成小说后半部的素材。从另一方面讲,在写小说开头的时候,小说结尾部分的故事实际上还没有发生。
关于《雪国》、《伊豆的舞女》的创作(川端康成) 雪国 川端康成读后感

这之后也再去过这个温泉旅舍,有些章节就是在那儿写成的。 在小说的自然描写中,想像也好写实也好,都是来自于实际的观察写生。现在的小说家仔细地观察自然后再来写作的风格不流行 了,所以《雪国狸有些精心观察的描写却被认为是想像的结果。

作为作者我有时会想,就《雪国》这本书的整体而言,也许常会发生读者以为是事实的实际上是作者的想像,读者以为是想像的意外地竟是事实这样的误读。

在《雪国》被决定授予文艺恳谈会奖的会上,坐在我边上的宇野浩二谈到驹子时,把她说成“那位小姐……”,“对她来说……”,听着那种使用着敬语把驹子当成我朋友的语气,我不禁多少感到困惑,同时也深为感动。宇野还热情地让我转告“那位小姐”,研精会的乐谱比许家弥七的更棒。

驹子确有其人,而叶子却是虚构的。花柳章太郎以寺崎浩为演员的《雪国》上演时,在某杂志上和搞木清方的对谈里提到《雪国》,认为叶子比驹子更接近原型,栩栩如生。读到这段话,我感到不可思议。花柳氏到底是把叶子当成了他见过的谁呢,作为作者我真是想也想不到。是温泉浴场的人告诉他某位姑娘就是叶子的吗?而我却并不认识那位姑娘。叶子是出于作者的想像。

花柳氏来信希望了解《雪国》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模特儿,好为戏剧做参考,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我希望他仅仅读这部小说。但花柳氏似乎设法搜寻到了“雪国”的地点,到“雪国”的温泉浴场去了。

读者喜欢《雪国》,因而也会想进一步看看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模特儿,甚至这也成了温泉浴场的广告手法。在创作原型的意义上,驹子可以说是真实存在的,但小说中的驹子和创作原型有着明显的差异,说驹子并不存在可能更为正确。岛村当然也不是我,我想说他不过只是塑造驹子的一个道具而已。这一点也许算是作品的失败,可也说不定又正是作品的成功之处。作者深深切人到小说人物驹子的内部,对岛村则浅浅地点到即止,从这个角度看,说我是岛村还不如说我是驹子。我是有意识地保持岛村和自己的距离来写这部作品的。

《雪国》中的故事和感情等也是想像比实际的成分更多。特别是驹子的感情,实际上就是我的感情,我想,我只是想通过她向读者倾诉而已。

在我的作品中,《雪国》虽然拥有许多爱好者,但在战争中我才 知道,滞留国外的日本人读着它时似乎被它勾引起更为浓郁的思乡之情。这加深了我对自己作品的认识。

昭和十二年创元社出版的《雪国》,以及这之后收人改造社出版的选集中的和被收进一二种文库本中的《雪国》,实际上都是未完成的作品。看上去小说似乎在哪儿结束都还行,但由于开头和结尾的照应有些糟糕,另外,关于失火的场面在小说写到前半部分时就已经形成了,就这样以未完成的形式结束它对我来说始终成了一件心事。但是在出书时,我急于想把它整顿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而剩下来的虽然只有一点点却是极其难写。

在昭和十五年十二月的《公论》上我发表了《雪中火灾》,接着在昭和十八年八月号的《文艺春秋》上试图以“银河”来写它的续尾,结果归于失败。其后在昭和二十一年五月号的《晓钟》上试写 了《雪国抄》,在昭和二十二年的《小说新潮》上试写了《续雪国》,无论如何总算把它写完了。从创元社的《雪国》旧版本算起,正好是整整十年了。

因为是十年之后的事了,有种种地方显得勉强。也许不做补充会更好一些。但是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悬案,曲曲折折地也总算有了一个结局,于是把补充部分和旧版本合在一起试着印出来看看。



上一部分是《雪国》创元社版(昭和二十三年十二月发行)的后记。这篇后记对《雪国》相对来说谈得多了一些,所以把它原样抄在这里。下面再做一些补充。

从“在雪中纺线,在雪中织布,在雪水里漂洗,在冰雪上晾晒” 的精简描述开始,以下部分是后来补写的结尾。在现在出版的这套全集里,也采取了结尾和原版合在一起的做法。有这个结尾到底好还是不好,作者自己既没有深人地思考过,也说不大清楚。

那一段精简的描述当然是取自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在创元社出版了《雪国》的旧版本后,我读了他的这本书。如果是在写《雪国》之前读它的话,《北越雪谱》里的民俗和景物,也许会被我写进《雪国》。《雪国》故事的地点是在越后的汤泽温泉。我有在小说中不怎么使用地名的习性。因为我觉得地名束缚了作者及读者的自由,而且,如果明确了地名的话,我想就应该准确地写出那一块土地。写一方土地,而被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读后能够感到真实的作品是非常罕见的,太困难了。也许用一个旅行者的目光来描绘一片不熟悉的地方几乎接近于不可能。就我在旅行时的经验,阅读着那些描写我所到之处的小说和随笔,大多感到的是失望,而写错的地方也意外的多,总的来说这些描写让人感觉浮浅。

要是谈到人物的原型,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如果把自己假设成一个人物原型来考虑的话就容易理解了。就《雪国》的驹子等而言,很多地方我是有意识地写出小说人物和原型的区别,甚至面相等都差异甚大。对想去看看人物原型的人来说,感到意外是理所当然的。

“岛村当然也不是我……说我是岛村还不如说我是驹子。我是有意识地保持岛村和自己的距离来写这部作品的。”我在创元 版《雪国》的后记里这样说过,这样说虽然不错,但也很难就说这种说法完全确切。对于《雪国》的作者我来说,岛村是一个让我惦念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岛村几乎就是没写出来。当然这种说法是不是说准确了也很难说。

驹子的爱情是写出来了,可岛村的爱情写出来了吗?岛村深怀着不得不爱的悲哀和悔恨,而这种空虚感反过来是不是恰好衬托出了作品中的驹子呢?

一种看法是把岛村作为小说的中心,驹子和叶子作为陪衬,而我以为更正确的看法似乎应是把驹子作为小说的中心,岛村和 子则是陪衬人物。作为陪衬的岛村和叶子,我以两种不同的写法去写,但都没有把他们明确地描写出来。创元社的旧版本出版后,想过要再多写一点那个飘忽不定的叶子,她和驹子之间的来龙去脉也想有所展开,但还是省略了。写到她在失火的现场精神崩溃,驹子说那孩子疯了的地方就结束了。所以对我来说在写完这部作之后,岛村再也没来,而驹子抱着疯叶子的形象就始终活生生地巨现在我的眼前。

在写《雪国》之前,我为了写作数次前往水上温泉,水上温泉前一站的上牧温泉也去了。在那一段,深日久弥和小林秀雄他们常去的是谷川温泉。

我在水上和上牧时,听房东的建议去看了看清水隧道方向的越后汤泽。比起水上,越后汤泽更带有乡村风味。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去汤泽了。

在上越线上,汤泽可算是越后的人口,但在通过清水隧道之前要翻过三国岭,说它是在越后的深处也不为过。直木三十五特别喜爱三国岭的法师温泉,还曾带着我和池谷信三郎君两人一齐去过。直木好像还曾徒步从法师越过三国岭到汤泽去,但我没有这样干过。



因为《雪国》收进了这一卷,这里夹着写了关于它的解说。下面接着第五卷的“后记”,回头再来谈伊豆的汤岛。 我最初的汤岛之行,是《伊豆的舞女》(全集第一卷)的写作之旅。在《伊豆的舞女》的草稿《汤岛回忆》写道:“我二十岁。刚进入高等学校二年级的那年中秋,是刚到东京后初次出门的那种旅 行。”那时,是七月份升级,九月开始新的学年。

在《伊豆的舞女》中,我写了“二十岁的我,不断严格地反省着自己被孤儿的秉性所侵蚀的性格,由于不再能够忍受这种苦闷的忧郁,我开始了我的汤岛之旅”。在《汤岛回忆》中我也说:“我在一二年级时对一高的宿舍生活极为厌烦,因为它和中学五年级时自在的寄读生生活不同。而且我对自己少年时代残留下来的精神疾患始终无法忘怀,反复辗转在自我哀怨和自我厌恶之间,于是就有了伊豆之行。”这里清晰地写出了我的旅行动机,现在想来其中掺杂着感伤的情绪。我所说的“不断严格地反省着……”,真是那样严格地反省了吗?我想我其实并非那种会严格反省自己的人。

但是,我在《汤岛回忆》里写道:“舞女说的,千代子答应了。好人,这个词在我心里吧喀一声爽快地落了下来。是好人吗?是的,我对自己说,是一个好人。我明白在平凡的意义上好人是什么意思。从汤野到下田,即使无意识地回想起来,我也只是想着自己作 为一个好人成了她的旅伴,为能这样而高兴。在下田时隔着一扇拉门也好,在汽船上也好,被舞女说你是一个好人时我感到的自我满足,以及我对说我是好人的舞女的倾慕之情,让我畅快地流下了泪水。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尚未成熟的标志。” 这一段文字里无疑包含了《伊豆的舞女》的创作动机,而且也大概是这篇小说为读者所喜爱的一个理由。

无论《伊豆的舞女》还是《雪国》,我都是怀着对爱情的感谢之情来写的。在《伊豆的舞女》里直率地表现了这一点,在《雪国》则表现得深人了一些,曲折了一些。

在《伊豆的舞女》几乎没有描写出从修善寺到下田的沿线风景。可以说是在无须致力于自然描写的意识下自然地写下的。我在二十四岁那年夏无的汤岛,连发表的想法都没有时写下的作品, 二十八岁时逐渐将它一点一点修改成篇。后来也想过要加一些风景描写进去,但没有成功当然,人物被美化了。

昭和八年写的《当<伊豆的舞女>拍成电影之际》里,我谈到了这个美化的问题。“当时十四岁的舞女,今年已经是二十九岁了。 在回忆中比任何东西都更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她沉睡的脸上在眼角涂着的古代风味的红色。那是她们最后的旅行。从那以后她们落脚在大岛波浪浮动的港湾,开了一家小饭馆,和住在一高宿舍的我,通了许久的信。虽然并不相像,田中绢代的舞女形象太棒了,特别是披着没有领子的和服时露出肩膀的背影极好。让我实在感到高兴的,是她快乐恳切的表演。若水绢子的嫂子,早产后旅行的憔悴感被非常真实地表现了出来。没有出色演技的无所事事的场面,反而增添了哀愁的气氛。这一点和真实地生活着的舞女相比,却成了超现实的美。现实生活中的舞女夫妇,为恶疾的无名肿瘤所烦恼,她们早晨因腰腿的疼痛无法轻松地起床。她哥哥在温泉里换着脚上的膏药,让同在温泉里泡着的我不忍相看。他们生出的那个像水一样透明的孩子,也许也是由于他们的这个恶疾所致。当《伊豆的舞女》顺畅地写作时,惟一让我犹豫的就是要不要写出他们的这个病患。如果写的话,或者会产生出另一部感觉有所不同的作品吧。而在作品完成之后,那个肿瘤的幻觉,仍然时不时地以不亚于舞女眼角旁那一小片红色的强烈印象执拗地追逐着我。她是一个有点脏里巴几的母亲。舞女的眼睛和嘴,以及她的头发和脸的轮廓都美得有些不自然,惟有鼻子部分,似乎恶作剧似的粘了小小的一个。但是,我没写这些并不觉得怎样,不知为何惟独那个肿瘤让我牵挂。写着这篇文章的四五日间,始终在心里回旋着隐瞒还是说出这个病的细节。直到写到这儿,在我住宅不写的三四个小时里,天亮了,感到头痛,结果还是把它写了下来。 写了我会感到后悔的,但不写的话,我还会被这个肿瘤追赶着,时不时地头痛起来。人,是一个讨厌的东西。自己有时感到厌恶,有 时又感到可怜。”

这里说的“通了许久的信”是说过头了。只不过是舞女的哥哥寄来过两三回明信片,他们也相信我会到大岛来,说正月里要演戏希望能来帮帮忙。在下田分手时我也相信寒假时去大岛还能再见,但是因为没钱而没能成行。如果想些办法也许也能去,而这些办法我没有想。此后我记得收到过他们来东京看花时往飞鸟山演出过的明信片,那是他们回岛之后给我的消息了。

因为据说《伊豆的舞女》是我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作为作者我出于一种逆反的心情,认为即使在关于伊豆的作品中,《春景色》 或《温泉旅舍》也要更好一些。但是最近因为它被收进细川丛书我又重读了一遍,我重新坦率地正视自己这篇久违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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