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顾准的说法，一定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文化元素中就含有的辩证法的因素，比如汉语中的“吉凶，祸福，得失，进退。。。”这是什么意思呢？汉语把相反的字组成新的词，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的。而且汉语以为这是把存在的全部的情况都统一进去了。比如，进退一词，一切的变化无非是进退两种情形。汉语以为这是把变化的物理形式都说完了。对立统一规律，就在汉语的组词中。
也就是说，汉语中的辩证法的因素是丰富的。中国人几乎都是不自觉的辩证法家。中国人看问题总是从一个矛盾点入手，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不知道别的语言是不是把相反的词汇这样组成新的词，英语单词，中间要加“and",也就是说，英语单词还是不会把相反的词看成一个整体，每个还是独立的。为什么汉语会在中间，不加“和”，就直接组词了呢？比如，“得失”，应该是“得和失”，彼此是独立的。得是得，失是失。得是一种形式，失是一种形式。为什么汉语直接把二者都算是一种形式？汉语的这种特点，就是辩证法。
既然汉语是充满辩证法的语言，那么中国人就是辩证法家。中国人就是在矛盾处入手，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思想。这是中国人。而在别的语言中，矛盾仅仅是思想的一个点，没有矛盾一样可以思考。但是中国人就只会在矛盾点上思考。没有矛盾，就没有思考。那么辩证法再次的加深了矛盾，在矛盾的幻影中，思考会更加积极。所以，这样的人会时时不停的思考，。因为到处都是矛盾，到处就有思考。
那么中国人的思考是真正的思考吗？不是，不一定是。因为这里的矛盾不是真正存在的，而是思维的规定，凡是思考要规定一个矛盾，那么这个规定的矛盾就非真实存在。这样想来想去，还是白想。结果是什么效果也没有。这也是中国人思维原地打转的原因。从一个假设性开始，到无效果结束。
辩证法为什么在中国人的思考中是不利的？甚至是坑害苦了？就是因为在矛盾的各种幻影叠加中，思考实际是自找麻烦，实际是什么事情也没有。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就是因为中国人有很多的麻烦。比如苦恼。佛家的解释是，是谁给你麻烦呢？-----想了想，结果是没有任何人给自己麻烦，这麻烦还是自找的，虚假的。这样就解脱了。
从汉语的特点看，只有“矛盾”会刺激思考，那么思考就会“寻找”“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思考。这样中国式的思考，就是自找麻烦，自找矛盾，但是这里，已经是进入“主观”之中了。也就是说，这里的“矛盾”实际是主观的规定。而不是现实中的矛盾。也就是说，中国人会主观地强加矛盾。
比如，矛盾的故事，一个人说，他的矛是世界上最锋利的，无坚不摧，又说，他的盾是世界上最厚实的，什么也穿不透。别人就看出了矛盾。问题是，此人所说的，都不是事实，而是一种主观性的假设，实际上，的矛和盾毕竟不是说的那样。也就是说，这里的矛盾是语言思维，主观中的矛盾，而非真正的矛盾。这里的矛盾是自找麻烦，自己制造的矛盾，主观性的强加的矛盾。
中国人的思维是这样的带有主观性，什么“安不忘危”，忧患意识，这都是假想的。因为安全和危机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中国人会把二者无条件地加在一起。比如，老子甚至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甚至祸福搅在一起，不知道是福是祸。这样人们的思维就糊涂了。谁也不敢从祸中求福，但是在福中又害怕祸。怎么样都是惴惴不安。这就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穷也担忧，富也担忧。中国人的思考为什么始终处于“两个极端”？是因为中国人太熟悉辩证法了。对立统一。
中国人不会看到独立存在，比如，好和坏，就是“好歹”，中国人会把二者算一个词，这个词就直接是矛盾的，不会把“好”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现象，把“坏”看成是独立的现象。一个人先是好人，后是坏人，结果还是坏人。中国人思维的特点是，把两个极端都混合起来，以最终的结果看效果。而对于未来，也是“吉凶”，是不不确定的，模棱两可的。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很难建立。因为对什么都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出于深度的怀疑之中，即怀疑自己，也怀疑比尔呢，怀疑理念。。。。这样借着辩证法的理论，就更加深信不疑，----怀疑是对的。因为继续怀疑。这才是顾准说的，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的原因吧。
从顾准是思考中，应该肯定的是，思考应该寻找确定性，不应该在大而全的影子中晃来晃去。而是要在“具体确定”中建立思考，不是专门寻找“矛盾”才去思考。中国人是思考始终是揪着“矛盾”二字，没有矛盾就不会思考。这是思考的一个方面，不是所有的思考都是“找麻烦”，没有麻烦还是有思考。而辩证法也是在对立中，才能思考。这样除了目的地时候，就不能思考。
从易经，老子，论语，孙子兵法，庄子的思考看，中国古人是专门寻找“矛盾”才思考的。阴阳是一对矛盾，和而不同是矛盾的，哀而不伤是矛盾，战争中进退是矛盾，庄子思考的“是非”是矛盾。。。。只有矛盾才能思考。所以，中国古人在矛盾中很苦，庄子看来是很逍遥的，实际是假的，庄子也很苦。孔子因为学习很乐，实际也是很苦，不耻下问，低三下四。这不是乐，而是苦。老子也很苦，因为要返璞归真，但是实际又办不到。
他甚至有些牢骚话。也就是说，古代的思想家，实际是处在矛盾泥沼中不可自拔的人。他们自己制造矛盾，然后作茧自缚，又在那里解决自己制造的矛盾，这样自找麻烦，自造苦吃。这岂不是自己坑害自己吗？
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到康德，黑格尔，尼采看来，思考不是自找麻烦，而是在逻辑中进行。逻辑不是矛盾，符合逻辑的就没有矛盾，在思考中解除了矛盾。这是西方文化思维的特点。逻辑学中，“不矛盾律”也是一条思维的规定。按照西方的文思考“祸福，”现象，祸，福是彼此独立的，祸不是福的原因，福也不一定是祸的原因。而中国人会把二者看成是一体（主观地），“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二者才能互为因果。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必然性。没有人真正在祸中得福，幸福也不一定要经过祸。
所以，辩证法是古希腊的，但是古希腊为什么没有被辩证法坑害苦？就是因为---逻辑学。中国人没有真正的逻辑学。中国人会把各种假象的矛盾强制性的，矛盾地堆积在一起。不管是不是符合逻辑，而且是思维的过程中不管矛盾，不是按照”不矛盾律”，而是和矛盾纠缠在一起思考，越思考越烦恼。
逻辑学拯救了西方人的思维。而中国人被辩证法坑害苦了，正是因为没有----逻辑。逻辑在按照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过程中是不能把“矛盾'的东西堆在一起的。相反要把矛盾排除出去。这样思考才能是清晰的。
中国人从两个矛盾点开始思考，结果还是在矛盾之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矛盾始终伴随着生命，伴随着思考，只要是活着，就是矛盾着。比如中医在看病时，按照”八纲辨证”，阴阳，虚实，寒热，表里。八种现象都要考虑进去，不管病人是不是有这八种现象，都要主观性地给每个病人都看---阴阳，虚实，表里，虚实。过了这个关才算是看病。八种“矛盾”中，中医会时而这样想，时而那样想。似乎病人是连着宇宙万物的，----人身虽小，暗合天地。从哲学的无限性中思考此人得的什么病，以及要把他的病从哲学意义上彻底根除。所以考虑来，考虑去，反反复复，才能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不是纯粹单一的，---还是包含着新的“矛盾”。而西医不考虑那么多，直接从病毒入手。
中国人会不自觉地处于矛盾之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里生死，忧乐是矛盾的。中国人习惯于在对立中寻找另一种相反的东西。一定认为忧患是欢乐的起点，欢乐也会引起忧患。中国人就是这样自己折磨自己的。相反的东西不一定是互为因果的。但是中国人会相信，相反的东西恰恰是互为因果的。实际上，相反的东西只有少数是互为因果的。这就是说，中国人思考的看似很全，实际上，仅仅思考了现实中，有相反矛盾的一种情况，别的方面都没有思考。这就是管见。
结论。我们没有必要“自找麻烦”，也没有必要因为思考九陷入矛盾，倒是要因为思考二解除矛盾。按照逻辑思维，减少无效思维，增加思维的有效性。也放大思维的面。不要斤斤计较在“矛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