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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大明湖司家码头，由北向南拍摄（美国威廉－约瑟夫摄）
司家码头街，由南向北拍摄（陈强）
2007年3月，司家码头街，由南向北拍摄。
司家码头街一大门上的毛主席诗词。文革时，这一片街区所有的大门、影壁墙上的毛主席语录，都是擅长魏碑体的外祖父写上去的。
2008年1月，拆迁中的司家码头街，由南向北拍摄。
司家码头和司家码头街在历史上非常有名。清光绪乙丑年（1889）年绘制的《省城街巷全图》上有司家码头、司家庄的标记。司家码头、司家庄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时此地居住着一司姓家族。该家族是当地的殷实之家，据司家后人回忆，清朝时，司家祖先曾任省级官吏。后来，司家的掌门人司绍堂、司松岩父子从事实业，在杆石桥南西顺河街开办毛巾厂，在后宰门溏子胡同开办经营各种花卉的花园。
当时，司家码头街是到大明湖的主要通道，每逢夏秋旅游旺季，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小贩的叫卖声、喧哗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清乾隆再游大明湖时，就是从这里上的船。清道光年间，历城举人王钟霖曾经写过一首长诗，描绘了当时司家码头附近秀丽的自然景色和村民们乐哉悠哉的生活情景：
近水还临市，几户码头存。杨柳青泥路，蒹葭白板门。
津梁无估泊，辙跡远尘奔。社酒槽分角，征粮册注跟。
儿童乡学闹，士女比邻婚。田上翁矜富，租完吏失尊。
庭花供几赏，园菜足盘飱。夏沼莲多子，秋畦稻长孙。
茶瓜遊舫叙，蓑笠钓矶蹲。挂树晴修网，撑竿晚晒裈。
鸡鸣茆舍顶，犬出竹篱根。驯鸭知声唤，鲜鱼不价论。
霜霄街柝静，雪夜织灯温。北渚横苍色，南山印翠痕。
歌楼闻曲罢，试院羡文掄。亲戚闻情话，壶觞忘晓昏。
经年疏过輢，迓岁具蒸豚。闵子崇祠接，薛公衹记惇。
桃园差可拟，乐境小乾坤。
解放前，司家码头街长100多米，宽六七米，中间路面砌有5排青石板。路北头临湖边有一小庙，叫三公祠，祭祀薛瑄、王守仁、许忠节。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增加了施闰章、黄书琳，改名五贤祠，
街中段曾有一座小石桥，名正谊桥，为鞠思敏先生当年所建，一条小河自曲水亭、百花洲顺大明湖南岸向东流经正谊中学，到司家码头，再流过学院，折向北汇入大明湖。
路南段东、西两侧为民居，路东从北向南第一家主人原为辛铸九，其在济南创办经文布店，后将布店交与侄子辛在山经营，司家码头的房子也移交给他及其侄子辛竹泉。
第二家为司家小院，门楼为清水脊，两扇漆黑大门，大门下左、右门墩石刻有凹槽，以便上踢跶用，进大门北拐，是一正方形四合院，三间北屋，东西厢房、南屋各两间，北屋窗台下有一水井，即司家井，该井在干旱缺水季节，从未干涸过。
第三家临街为高台阶如意式门楼，此处原为老字号“植灵”茶庄老板韩玉明的宅邸。
解放前，路西原有三个院子。
司家码头拆迁中保留下来的二层小楼
目前保留下来的二层小楼原是中间院子的建筑。当年，院子有五进，大门高大宽敞，门外有四级青石台阶，黑漆大门上有“文章华国，诗书继世”的对联。大门内有通道，第一进院子有南屋两大间，为门房听差所住，对着正门的二门有四扇屏门，门上红漆对角棋字，上有黑漆篆书大字“祥、祺、福、禄”。屏门内为一正方形院子，有南屋四间，前出厦，后落舍，花木棂门窗。出南屋向北走有一跨院，四扇屏门刻有山水画，院北有一二层楼，东、西厢房各三间。
北楼上下主楼共十间，分别是中间两明，东屋一间跨间，西屋跨中房两间。青砖黑瓦，梁柱、额枋选料考究，门窗皆是上框孤圆形欧式形状，楼的扶梯在西北角，楼梯扶手均饰木制圆形雕绘，站在二楼窗前，四周视野开阔，明湖景色一览无余。此楼为内眷生活起居及活动场所。
从此院向西过一过屋，有三间高大的北屋，穿过跨屋，便是第四进院，有北屋四间，呈拐角状，西屋三间，两明一暗也是拐角屋，北门后有一花园，园西边有一二层楼，墙壁全为鼓石，灰瓦屋顶，南头是金属银灰色铁花扶栏楼梯。花园内种植各种花卉，院北有一椭圆形鱼池，北墙为石头堆砌，上铸花铁栅栏，出后门便是司家码头。
20世纪70年代前，司家码头街北段临湖处有大片的杨树林，树都有一搂多粗，每逢夏天，司家码头杨树林阴天蔽日，从大明湖水面上吹来阵阵凉爽的清风，街坊邻居纷纷到这里来凉快，有的带个凉席往地上一铺，睡个舒服觉；家庭主妇们则把针线活带了来，凑在一起边聊天边干活，旁边则是一大群孩子过家家，玩蚂蚁，老柳下捉蝉逮“老牛”，要不就爬上树骑坐在树杈上，头戴柳条帽吹柳哨，再就是到湖里扎猛子、捉蜻蜓，找几片碎瓦站在藕池边比赛打水漂，看谁打的远，砍倒的荷叶多。这里是附近孩子们嬉戏玩耍的游乐场。
最令人头疼的是夏天下大雨，司家码头街成了泄洪道，大雨滂沱，水从今天的县西巷汇集向北流，折向大明湖路，再北折向司家码头街，滚滚洪流一直冲进大明湖中。水大的时候，能漫过大人的大腿，大水倒灌进地势低矮的房屋，家具、锅碗瓢盆等都漂在水上，搞得家家户户苦不堪言。
对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孩子们来说，这可是玩水的好时候。他们纷纷跑到水里，高兴地跑来趟去，有时候还趴在水里学游泳，很多孩子的凉鞋被冲得无影无踪，少不了挨大人一顿骂。
70年代中期，司家码头街北段划入大明湖景区，砌上了围墙。南段改称大明湖路。
大明湖景区扩建时，司家码头街括入景区。保留了西侧的二层小楼和石板路。
如今，从新建的司家码头顺湖岸向东走不远，树林掩映中可见一条南北街道，街两侧有两处古朴典雅的四合院。这里就是过去的司家码头街。走在街上，脚下是被岁月打磨得非常光滑的青石板路，显得很有历史韵味。
大明湖景区扩建的司家码头
大明湖新景区内的司家码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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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笔者所住的大杂院向东走二十多步，路南有处院子，是十七中学的老师宿舍兼木工房。街坊邻居都叫这里“小十七中”。建国前，这里是正谊中学附属小学。
院子很大，临街是个破破烂烂的砖砌大门过道，两扇掉了好几块板子根本就挡不住人的的木头门板，上边的红油漆不知是哪年刷上的，仅剩下木头缝里还残存着那么一点，大门如此不堪，因此从没见它关上过。
进大门是个比篮球场稍小点的天井，除了中间人来人往形成了南北一条路，两旁都是荒草瓦砾，墙根处有几个用树枝子乱七八糟撑起来的丝瓜子架。
天井尽头是几间南北向红砖平房，当年，大家住的房子都差不多，所以并不怎么显得破旧。房前有几棵大树。
院里就几户人家，显得很是空旷，
我和伙伴们除了秋天来逮蛐蛐，很少进去玩，旁边挨着大明湖，那才是俺们昏天黑地调皮捣蛋的场所，这么个破院子，谁也不稀罕。
之所以有说一说的兴趣，是因为院子里的一间房子是学校的木工房，里面经常传出叮叮当当修理桌椅板凳的声音。而修理破桌椅的并不是真正的木匠，而是两个老师，曾经当过老师，后来又成了老师的人。其中一位，在我上高中时，是我的历史老师，而我是他的课代表。
两个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他们俩人经常一前一后抬着一个大筐从我家门口走过，有时候是从学校里抬着些破桌椅板凳到木工房去修理。有时候抬着空筐从小十七中出来到学校里去。有必要交代一句的是，当时正是文革时期。
俩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走在路上，两人谁也不说话，也没人和他们搭讪。
走在前面的矮些的老师穿一身洗的褪了色的蓝工作服，黄瘦的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干瘦显得很是单薄，俩人抬筐的时候，他总是目不斜视，紧闭着嘴唇，一副忍辱负重的样子。这位老师我上中学后再没见过，想来已经退休。
走在后面的，就是我上高中时的历史老师，个头有一米八五以上：上高中时，俺已经有一米八高了，和历史老师站一块，他比俺还高一块儿。大红脸盘子，额头有块红色的胎记，一双很凶的大眼，加上大鼻子大嘴，令人很是畏惧。他有个在那个年代很少见的胖身子，肚子很大，走路时挺着大肚子，即使抬着大筐，他仍然是挺胸昂头，一副气宇轩昂的神态。
一直到我上小学，还经常见他们抬着大筐在街上走来走去。一年一年过去，文革结束，开始了拨乱反正，我上高中时，高个子成了我的历史老师，这时，我才知道他姓李。
我回家给大人说起抬大筐的大个子是我历史老师时，大人告诉我，李老师过去是右派。十七中学校门前的两个大石头狮子，就是造反派逼着他和几个学校的右派老师砸碎的。
记得一次下课，我对他说：李老师，我从小就认识你，那时候，经常看见你和另一个老师抬着大筐上小十七中去。他笑笑，顾左右而言他。想来，文革刚刚结束，当年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不便给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说三道四吧。
李老师身高体胖，上下班骑一辆自行车，车子在他身下吱吱的叫，我真担心哪一天，车轮子会被他压扁。
李老师上课，课本摆在讲台一角，从不翻看，上课就开讲，嗓门巨大，如同领导做报告。夏天，他后腰上插一把大蒲扇，进了教室，抽出蒲扇，往讲台后一坐，手摇扇子，开讲。
记得李老师告诉我：学历史不要只是死记硬背，要能用自己的话把所学的知识说出来。要学会分析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
李老师对城市的学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自古成大器者，都出自穷乡僻壤，大城市人娇生惯养，不能吃苦耐劳，难成大器。
我高中毕业不久，李老师也退休了，他退而不休，发挥余热，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一干好多年。
至于小十七中，则在大明湖路扩建中成了县西巷的新坊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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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小时候，就住在司家码头街东侧路北一个大杂院里，门牌号码是大明湖路251号。
听外祖父母说，这处大杂院原来是一户有钱人的四合院，建国后，房子充公，成了大杂院。大门是高大宽敞的如意门，很深的大门过道。进门右拐，有二门（笔者出生前已拆除），院子里有北屋，西屋，南屋。我们家住南屋，文革时，笔者尚年幼，记得一天晚上，一些造反派举着火把，打着手电筒来我家抄家。外祖母怕吓着我，把我抱到了邻居家。直到91年大明湖路拓宽，我们家住的房子西山墙上一直有个篮球大小的窟窿，外祖母说那就是抄家时，造反派用镐头挖的，想看看我们家有没有藏着枪。
大门迎门出的屋山下，种着一棵高高大大的无花果树。
外祖母说，这棵树是我出生那年父亲种下的。
一天天过去，我慢慢长大，无花果树也窜的房檐一般高。夏天，它那肥厚浓密的绿叶遮挡住毒辣辣的太阳，树下便有了一大片阴凉。无花果树不招蚊虫，我们一家人常在树下摆上小方桌吃饭，乘凉。
记得小时候，夏秋两季，我放学后，便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胡乱做作业，或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外祖母常常拿个针线笸箩坐在旁边，觑着眼穿针引线为一家人缝缝补补。
有时候，我抬头看见外祖母头上的白发，便给她一根根拔下来，那白发像一根根银线，亮晶晶的，外祖母拿在手里，叹口气：老了，老了。我说：奶奶（笔者跟着外祖母长大，一直叫外祖母奶奶），我把白头发都给你拔下来，你就不会老了。外祖母笑着说：傻小子，人哪有不老的。
外祖母没上过学，说自己是个睁眼瞎。看我贪玩不学习便说不读书的孩子不会有出息，要做大事就得读书。她喜欢看我买的小人书，经常拿着小人书一页页揣摩，有的地方实在猜不出什么意思，便指点着问我这是说的什么事啊。
这棵无花果树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夏天的一片阴凉，更可喜的是每到春天，树叶一发芽，一颗颗绿色的小果子也紧跟着露出了头。一个夏天，树叶长的又浓又密，叶子间那一颗颗果子也渐渐长大。一入秋，果子由绿渐渐变黄，变软，变紫，熟了。那果子甜甜的，有一点香蕉的味道，很好吃。
那时候，我天天放了学就举着竹竿围着树打转转，从密密层层的绿叶中寻找那紫色的果子。有时候，外祖母也高兴的手搭凉棚帮我找。摘下的果子，外祖母还送给邻居们尝尝。当年日子艰难，人们舍不得买水果吃，这棵树带给我们多少欢乐啊。
果子好吃，馋的街上的孩子们经常到院门口把头瞧猫，看院里没人便偷偷跑进来用竹竿在树上乱打一气，捡几个还不熟的果子解解馋。
无花果树不经冻，每到冬天，外祖母都会找些草绳破布把树缠上，够不着的树枝有的便会冻死，外祖母疼惜的唠叨：这得瞎多少果子啊。
我住在外祖母家，夏天坐在树下看书玩耍，秋天吃着甜蜜蜜的果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上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参加工作，然后就是结婚。单位分了宿舍，我便从奶奶家搬了出来。这时候，外祖母已是满头霜雪，唉，岁月真是不饶人啊。
虽然我不在外祖母家住了，但每天中午下班，我仍回外祖母家吃饭，顺便帮她买点东西挑担水，干点杂物。
每到秋天，我还是经常围着树打转转，那甜蜜蜜的无花果总让我吃不够。
外祖母是个要强的人，身体虽不好，只要能自己做的从不愿给儿孙添麻烦。可年龄越大，腿脚也不利落。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外祖母哭着对我说：“小啊，奶奶老了，没用了，连个饭也做不了了。”
我心里酸酸的，忙安慰外祖母：“没事啊，我会做，我做吧。”于是，每天下班回到奶奶家，我便匆匆忙忙做饭。
1991年，大明湖路要拓宽了，这时，外祖母已经卧床不起，她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居住了几十年的院子和老邻居们。看着那棵陪伴了我三十多年，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欢乐和甜蜜的果树被民工们刀劈斧锯枝断叶落，最后成了半截树桩子，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和无奈，它太大了，我带不走它。又过几天，当我路过已成断垣残壁的大杂院时，只看见垃圾堆上丢弃着几根细细的树枝。
而今，外祖母故去二十多年了，过去我们居住的地方也已成了的马路一部分。每当笔者走到当年居住过的地方，我仍不由的想起那棵高大的无花果树，想起树上那颗颗诱人的果子，想起坐在树荫下乘凉的外祖母，她那慈祥的笑容，还有她那满头的银发，我的嘴里不由的泛起一丝甜甜的香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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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码头，由南向北拍摄（雍坚摄）
附：
雍坚先生《司家码头街的小院风光》：
由大明湖南门东行不远，路北有一条长约50来米、由五列青石板规整铺就的小街，虽然门牌如今都变成了大明湖路XX号，街北一堵围墙已将近在咫尺的大明湖隔得严严实实，当地人却仍习惯性地称之为司家码头街。
“别看现在冷冷清清，当年从南门进城，穿舜井街、县西巷、钟楼寺街游大明湖，司家码头可是最近的乘船之地，街南头正对的是赫赫有名的富贵大戏院，来此听戏、游湖的达官显贵们络绎不绝。”家住司家码头街4号（现为大明湖路235号）的司长岭先生说。
当年街西有个司家庄，所以码头叫司家码头。如今司长岭是司家后人中惟一的留守居民了。他的小院位于街北路东，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除西北角添加了一栋二层小楼外，当年的东、西、南、北屋尚在，南屋顶覆小瓦，屋内尚保有旧式花棂隔扇。小院遍铺青石，天井虽不大，却被四处蔓延的葡萄、葫芦和叫个不停的虎皮鹦鹉点缀得生机勃勃，加之北屋门旁还有一口弯腰即可汲水的清澈泉井，更为小院增添了一丝灵气。“这口泉井水深2.9米，是目前济南市区无名泉中最深的。单位早就分了宿舍楼，可在这泉水小院中住惯了，住楼房感觉像进了鸽子笼，所以一直没搬家。”女主人颇为自豪地说。据了解，司长岭已是在此定居的第五代司家人了。其曾祖父为民族企业家，当年曾创办顺和毛巾厂。
由司家小院向南，路东还有三个老院落，路西尚保有两栋的并排的二层旧式小楼，西楼为二开间；东楼为三开间，二层设走廊，木质栏板上有精美浮雕。据悉，其主人原为一李姓资本家，该院落解放后被政府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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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雍坚先生《江西会馆见证百年变迁》
（2006年）１月１１日，记者采写的《清代江西会馆现省城》一稿在本报二版刊发后，不少关注文物保护的读者朋友来电询问江西会馆（万寿宫）的相关情况。一位七旬老人在电话中激动地说：“我就出生在江西会馆，并在那里一直住了二十来年，当年的江西会馆大着呢！”循着这根线索，记者再次走近江西会馆，听老人讲述昔日的故事……
１月２４日下午，记者在济南市槐荫区中大槐树东街的一个小四合院中，见到了江西会馆的历史见证人——童森老人。从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５１年的２０多年间，他一直生活在江西会馆大院里。“虽然我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但我的祖籍是江西奉新县。清末民初，因家贫父亲从江西逃难到济南，曾在张宗昌部队中当兵。蒋介石北伐后，从部队脱离出来的父亲走投无路，便带着家人住进了江西会馆，当时江西会馆是江西人的免费旅馆，凡江西老乡有困难，都可到这里来寻求同乡会的资助。”童森老人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据他回忆，从记事起，一家人就一直住在江西会馆大殿前的４间西厢房里，该房子现在尚存，只是当年的青瓦换成了红瓦。当时江西会馆的值年（即主持）是一位姓戴的八旬老先生，待人和气。除无偿接济居无定所的江西人外，江西会馆还对外出租客房。当时江西会馆在七里堡还有３０亩地对外放租，所得收入也是用来资助同乡的。后来，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时，江西会馆的大客厅每年冬天则辟为接纳鲁西南难民的场所，人住得满满的，灾民每天可免费吃到窝头、稀饭、咸菜。
１９５１年，江西会馆被划归省物资局，童森老人一家才从江西会馆搬到附近的南北万寿宫街居住。同一时期，江西会馆的“改造”拉开帷幕，戏台、客厅、富贵大戏院先后被拆，因为梁架规格特大，当时拉梁架的板车在胡同里拐弯都很费事。
规模之大居会馆之最
今天，位于大明湖路１６６号省级机关汽修厂院内的前卷棚后硬山结构的建筑仅是当年江西会馆的大殿。据文献记载，民国时期，济南最大的会馆是大明湖南岸的江西会馆。当年的江西会馆有多大？
童森老人说，从范围上看，当年，在北至思敏街（今大明湖路）、南及东西万寿宫街、西起南北万寿宫街、东到钟楼寺街的方形范围内，除东侧部分民房外，其他区域均为江西会馆的地盘。
从格局上讲，江西会馆当年是一组包括大殿、中殿、客厅、戏台、富贵大戏院等五大建筑和四个院落的古典建筑。大殿正中供奉的神灵是许逊—许真君的塑像，即民间所称的福主菩萨。每月逢初一、十五，居住在会馆及附近的江西人都会到大殿里为许真君上香。尽管许真君是江西人的保护神，但由于其在道教诸仙中的盛名，济南当地人亦是经常前来求签。塑像前为大供桌、二供桌。供桌两侧分别设置有大型的东钟、西鼓，钟腹、鼓面直径均超过了一米。大殿内的柱子上则挂有“忠孝神仙”、“神功妙济”之类的条幅。
童森老人说，大殿北侧原为富贵大戏院，南面为设有香炉、水池、小桥的中院，池中养有荷花和金鱼。此院往南，即是中殿，中殿有六扇宽大木门。
现在江西会馆院内还能见到的六个被当做下水道盖板的石柱础，童老先生看后说：“它们应是从中殿大门拆下来的”。
由中殿穿堂而过，便是前院，院中有高约１·８米的戏台和旗杆等。大殿、中殿、前院、中院、富贵大戏院等大体构成江西会馆的西区，东区则由大客厅和后院、平房、花坛院组成。整个江西会馆南面共有三个大门和一个小门。
“我去看过杭州灵隐寺的神龛雕刻，那里的雕刻虽然规格大，但与当年万寿宫大殿中神龛周遭雕饰相比，却没有其细腻精致。可惜这些好东西没有保存下来。”童森老人不无遗憾地说。
同样遗憾的是，历经改造后，会馆大殿正脊原有的雕刻已不见踪影，今天人们只能在文献中揣测其原状。如《济南城市民俗》一书记载，“（江西会馆大殿）结构同巡府大堂结构类似，用意在于突出大殿的规格。大殿的正脊设砖雕云龙和凤凰穿牡丹，雕刻的精美为济南古建筑所仅有；大殿的柱子合抱有余；大殿正脊下有当年修建的题记。”
江西会馆与富贵大戏院
会馆是旧时同乡联谊活动的公共场所。各会馆聚会、团拜时，都集资设宴，往往有戏曲上演。因此，济南各会馆往往修有戏台。
严薇青先生所著《济南掌故》一书中，曾提到“富贵茶园（即富贵大戏院）在济南城里大明湖东岸司家码头和万寿宫之间。”据童森老人回忆，富贵大戏院在建筑上是江西会馆的一部分，概为当时江西会馆出租场子给戏曲演出团体的。从现存大殿至大明湖路中间黄线为当年富贵大戏院的南北跨度。
他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江西会馆前院中的老戏台已不再演戏，但会馆大殿北侧的富贵大戏院却如日中天。当时在济南的名气，比大观园、北洋还要盛，楼上楼下听戏的经常座无虚席，约有二三百人。”
伴随着济南的开埠，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的剧场急剧增多。山东本土的五音戏、化妆洋琴（后称吕剧）、山东琴书、山东落子等竞相争辉。富贵大戏院经常上演的则是京剧、梆子之类的“大戏”。济南著名的戏曲科班“易俗社”就是在这里演出的。另据了解，富贵大戏院还是济南最早放电影的场子之一，当时电影叫“电光影”，放映机为比较落后的手摇式。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年富贵大戏院的名气一度远远超过了江西会馆。
“当年富贵大戏院有北门和西门，进门后有一个不大的天井，走过天井往东拐，才进入戏院。戏院中间是老式方形舞台，台两边有柱子。观众可一面看戏，一面喝茶。来看戏的都是些当官经商的富人，门票很贵，一般老百姓根本舍不得花钱来这里看戏。”童森老人说。
江西会馆与南丰祠
江西人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早期修建的江西会馆或江西同乡会都是以万寿宫命名的。故济南的江西会馆周边马路被分别称为南北万寿宫街、东西万寿宫街。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济南的江西会馆不但内含万寿宫，还分管馆外的南丰祠。童森老人回忆说：“我小的时候，大明湖里的南丰祠当时是江西会馆的。看门的姓胡，外号叫‘胡小子’，他是受江西会馆知年委托在大明湖看祠的”。
这是怎么回事？考究一下南丰祠的来历，不难理解江西会馆与南丰祠的关系。位于大明湖东北岸的南丰祠，原名曾公祠，为纪念曾“知齐州事”（相当于刺史或太守）的唐宋文学八大家之一的曾巩（１０１９～１０８３）而建。曾巩为江西南丰人。清道光六年（公元１８２６年），江西南丰人汤世培任历城知县时，在大明湖上建祠纪念曾巩，即现在的“南丰祠”。南丰祠纪念的是历代江西在济为官人中声名最为显赫的曾巩，万寿宫祭祀的是江西人崇尚的晋代治水名家许逊。虽然，目前暂未搞清楚江西会馆与南丰祠的修建者、维护者之间的关系，但这两个均由江西人修建的清代建筑在旧时由江西同乡“统一管理”却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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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秦若轼先生《鹊华桥西街·鹊华桥东街·阎公祠街》
今位于老城北部，大明湖南侧的大明湖路，是一条东起老东门桥，西至趵泉北路的城区次干大道。这大明湖路是于1965年由原来的乾健门里街、抱厦街、鹊华桥西街、鹊华桥东街、阎公祠街、东西钟楼寺街、学院门口街、小梁隅首街、大梁隅首街、东门大街、东门月城街共11条街道合并而成的。
内中的鹊华桥西街和鹊华桥东街及阎公祠街，分别位在鹊华桥向西至贡院墙根街、鹊华桥向东至岱宗街和岱宗街向东至司家码头街的段落。原此3街共长380米，1928年先铺4米宽的青石板路，1953年改为沥青路面。1983年又随着大明湖路按城市二级干道标准建设，这街段才成了中部15米宽的沥青混凝土车行道，两侧各5米的水泥花砖人行路，并管线埋设齐全、绿化成荫的现代化道路。
此三条街道历史上多有变化。清乾隆《历城县志》载：“曰鹊华街。”光绪壬寅年(1902)《省城街巷全图》记：“鹊华桥东街、鹊华桥西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曰鹊华桥街。”1934年《济南市政府市区测量报告书》：“鹊华桥街、阎公祠街。”从以上史料记述可以看出，乾隆前后和民国前期这桥两边的一段名为“鹊华(桥)街。”光绪壬寅年间便以桥为界为分叫“鹊华桥东街”和“鹊华桥西街”，到后来为了纪念山东巡抚阎敬铭，又把鹊华桥东街的东边一段分拿出来叫为“阎公祠街”，其余仍叫“鹊华桥街”。
街名所依的“鹊华桥”，是济南著名的千年古桥。民间一提此桥，可说人人皆知，老济南们更会津津乐道，这位于大明湖和百花洲间(今大明湖南门外)的鹊华桥，原为宋朝时的“百花桥”，也叫“白雪桥”，于元代才改名为鹊华桥的。古时其为一单孔拱形石桥，高逾数丈。明代重建后沿留下的单孔石拱桥，净跨4米，长8米，桥凸出路面25米。桥为青石砌筑，下部的桥墩、挡墙为大块石，打造的拱石稍外挑，两侧近1米高、半米宽的桥栏为长条石顺砌，而桥上路面则为大石板横铺。从当时的游船由百花洲出入大明湖，和留有的老照片，以及亲身经历鹊华桥改建的张国梁老先生回忆等，这拱桥高当在6米左右，桥上的路面宽也有6米多。抗战胜利后当局把桥西的原贡院当做粮库，把山东图书馆做了军火库，由于桥凸出路面甚多，坡陡路滑，交通不安全，遂于1946年将这著名的古桥拆除，改建为平板木桥，桥净跨4米，宽65米。
1954年又拆除木桥，建成钢筋混凝土平板桥，桥净跨425米，宽64米，并设有角铁栏杆。1983年拓宽大明湖路时，又重建为钢筋混凝土板涵，板涵单孔，净跨35米，净空高15米，长30米。今之“鹊华桥”虽说能满足水流和交通的需要，但实已非桥，更少了往日的风采和神韵。那拱形的鹊华古桥，留给人们的只是残留的记忆和无尽的思念。
鹊华桥，在济南历史的风景文化中占有浓墨重彩的一页。它原为北宋曾巩任济州太守期间(1072年3月～1073年6月)所建。他在知齐州期间，调整赋税，惩治豪霸，兴修水利，颇有政绩。还组织疏浚大明湖，建北水门、环波亭、北诸亭、百花堤，写了《齐州北水门记》；于趵突泉修建泺源堂，并写了《齐州二堂记》。因为百姓除害兴利，故深受百姓爱戴。当他调离时，便出现了州人绝桥闭门相留的恋情。曾巩在赴任途中，曾写了《离齐州后五首》诗，表达了自己对齐州依依不舍的心情。其中一首说：“将家须向习池游，难放西湖十顷秋。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常到木兰舟。”诗中提到的“七桥”，即当年建在大明湖及周围的芙蓉桥、北池桥、汇波桥、百花桥(鹊华桥)、泺源桥、湖西桥和水西桥。他忘不了大明湖上那令人心醉的无边风月，这种爱恋，还影响着后人。《历城县志》载，早年的游人从这里上船，穿过百花桥，沿湖而东北，由会波楼下出北水门，进入小清河，就可直达华山脚下。沿途垂柳、芦蒲、稻田、荷塘、水村、渔舍等，使人有如画图之感。从对桥及沿途所经的描述可见，古人对该桥等处的怡人风景是喜爱之至。“七桥风月”遂成为宋代以来文人墨客乐于吟咏描绘的题材。
自北宋“潇湘八景”之说始，历元、明、清朝，各州县相继都标出八景之名。名称都很清雅，即有诗意，又有画境，充分表达出人们爱自然、爱乡里的醇挚感情。历城八景始于何代无考，而史书载记的“鹊华烟雨”便是八景之一。从前，来游大明湖的人们，大都先到鹊华桥上游览一番，这里即是进出湖的必经之路，同时桥本身就是一处风景名胜。缓步踏着光滑的石板登上桥顶，桥下流水潺潺，画舫穿行，望北近观，一湖碧水，荷柳争辉，抬头远眺，稍偏西的鹊山横列如画屏，于东北的华山孤峰突起。两山之间，农舍疏林，荷塘菜畦，溪流湖水交错，烟雨霏微时宛若一幅绝妙的平林烟村山水画。这稻荷飘香，鸟鱼飞跃，近水远山都浸沉在一片苍茫烟雨中的别出韵味和情致，故有八景之一的“鹊华烟雨”之誉。当年大明湖北岸的高大建筑很少，天空也多晴朗气清，人们于桥上可看到北郊含黛呈秀的鹊山和华山。可能因此从元代起，这桥就以“鹊”、“华”而被改名为“鹊华桥”。
明人在鹊华桥西，还修建过一座“烟雨亭”，大概就是提醒人们若不能亲往鹊华寻幽探胜，就可在桥上以远眺代登临。烟云亭旁还有明孟醇所建“濯锦亭”。而桥东，曾有元代李泂兴建的“天心水面亭”，明建文时铁铉曾犒军于此。还有明人周继逸的私家园林。
由于鹊华桥及其周围的风景宜人，故引得众多文人墨客留有诗句。如清人任弘远《鹊华桥》纪实：“舟系绿杨堤，鹊华桥上望；齐州九点烟，了了明湖上。”孙熊兆诗云：“虹桥跨绿水，桥上见华鹊。”董芸也有诗：“晓风残月垂杨岸，无数白莲花乱开。”
潇洒古城济南，在历史上不但以名士多著称，且还不断地有“文章太守”来到这里主持风雅，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便是其中之一。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湖州(今属浙江)人。赵氏天资聪敏，又极好学，对诗文书画有多方面才能。他出身宋室皇族，14岁时，按皇族例授职衔，铨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元朝定鼎，世祖忽必烈重视人才，他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授兵部郎中，后迁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至三十一年(1292～1294)赵孟頫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期间赵孟頫官政清简，重教兴学，器重有识之士。他于北园还有座别墅，院内泉水小溪，休沐之日，便到那里对着鹊华烟雨、荷塘稻田，读书写字，以消案牍之劳。至今故址名砚溪，因他常常在泉溪洗砚得名。但因不承顺上司之意而屡遭刁难，恰到三年任满，赵孟頫卸职，一度返回江南。其后，元廷又召他回京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晚年托病返故里，于至治二年(1322)，在原籍逝世。后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敏”。
赵孟頫喜爱济南山川风物之秀美，写诗寄怀，泼墨渲染，以表达对济南的深厚感情。在留下的诸多诗篇中，尤以《趵突泉》诗，影响最为深远。诗曰：“泺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壶。谷虚久恐元气泄，岁旱不愁东海枯。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时来泉上濯尘土，冰雪满怀清兴孤。”其中“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振大明湖”更为传世名句，堪与济南泉湖争辉。此联句，已有济南当代书法家金棻书写成对联，镌刻在今趵突泉边的泺源堂门前楹柱上。
赵氏由济辞官回到了家乡时，常与挚友名词人周密等喝酒作诗。席间，谈笑风生，他说赴游历的名山大川，济南山水之胜，谈及鹊山无主峰、远望如翠屏，而华山尖耸入云、拔以刺天，两山形态迥异，穷尽山之峻美巍峨，使在场的人为之神往，时只有周密一人沉默无语。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祖籍济南。生于官宦之家。靖康之变(1126)后，曾祖随宋高宗南渡，寓居湖州、吴兴等地。周密曾为官多年，南宋灭亡，隐居不仕，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高尚的遗民。工诗词，著作甚富。但他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当赵孟頫知情之后，为了安慰挚友，便提笔挥毫，凭着记忆画成《鹊华秋色图》。他在绘画之时，还介绍着济南的山水，民俗风情，就这样，此图又被后人誉为“思乡之画”。以鹊、华两山遥遥相对为背影创作的这山水画，内中长汀层叠，渔舟出没，林木村舍相映。此图历经名家题跋、著录，成为传世佳作，清康熙晚期被宫廷收藏。此图已为国宝珍品，现珍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清乾隆皇帝于十三年(1748)南巡到济曾游大明湖，他登上鹊华桥，见到眼前如画的景色，忽然想起宫中珍藏的《鹊华秋色图》，便立即派人飞马取来。他对景观画，对画观景，一时诗兴大发，写下了《题鹊华桥诗三首》：“长堤数里亘双湖，夹镜波光入画图。望见鹊华山色好，石桥名亦与凡殊。”“大明岂是银河畔，何事居然架鹊桥。秋月春风初较量，白榆应让柳千条。”“榆烟杏火接空蒙，稳度芳堤饮练虹。李杜诗情天水画，都教神会片帆中。”
乾隆站在桥上遐思联想，由鹊华桥名联想到神话传说中的银河、鹊桥、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并发出了还是人间大明湖更美好的感叹。事有凑巧，他写完此诗离开济南才6天，就在船上听到皇后去世的邸报。于是，他在悲伤之余又大为懊恼，认为是自己写这首诗带来的不祥，使他和皇后最终分离，应了牛郎、织女相分离的事，不该乱用“银河鹊桥”的典故。所以，当三年后，即乾隆十六年(1751)他又驾临济南时，便不肯再登鹊华桥，大概是怕触景生情，引起伤感。同时还写了一首悲切凄婉的诗：“大明湖已是银河，鹊架桥成不再过。付尔东风两行泪，为添北渚几分波。”乾隆两次游大明湖，两次题诗鹊华桥，而诗中却反衬出他截然不同的心境来。
清代后期，著名小说家刘鹗《老残游记》中记载了百年前鹊华桥附近的繁荣景象：“到了鹊华桥，才觉得人烟稠密，也有挑担子的，也有推小车子的，也有坐二人抬小蓝呢轿子的。轿子后面，一个跟班的载个红缨帽子，膀子底下夹个护书，拼命价奔，一面用手巾擦汗，一面低着头跑。街上五六岁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轿夫无意踢倒一个，他便哇哇哭起。”“老残从鹊华桥往南……一抬头，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有一尺长，七八寸宽的光景，居中写着‘说鼓书’三个大字，旁边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
济南地当南北交通要冲，又是山东首府，山川秀丽，名士荟萃，故戏曲的发展也相当昌盛。民间戏曲的流入、发展、演变，形成各种艺术形式争奇斗艳的局面，而最有代表性的曲种则是梨花大鼓。“梨花大鼓”，又称“山东大鼓”、“梨铧大鼓”。起源于山东农村，1871年(清同治十年)，武定(今惠民)民间艺人郭宏香进入济南。光绪年间，又有临清艺人黄大妮(艺名)及其姨妹王小玉(艺名白妞)来济。由此，梨花大鼓在济南兴起。乐器初为书鼓和两枚农具梨铧的碎片，后改为两枚铁片或铜片(俗称梨花简)，并用三弦、四弦伴奏。一人演唱或两人对唱，两三人伴奏，唱词基本是七字句和十字句。最初多演中篇，有说有唱，后来以演短篇为主，一般只唱不说。由于王小玉敢于创新，丰富了唱腔，使曲种更为翘楚济南曲坛。其曲调百环曲折，缠绵宛转，余音缭绕，三日不绝。
刘鹗书中所记的明湖居，坐落在大明湖南岸，鹊华桥以西，即今南门外西边路北，大约售票处一带的地方。这里即是1890年(光绪十六年)创立的明湖居。原为席棚建筑的茶园，有席座500个，演出书词，1910年后演出戏曲，1937年停业。刘鹗来这里欣赏白妞、黑妞表演时，记叙说：“那明湖居本是个大戏园子，戏台前有一百多张桌子。哪知进了园门，园子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只有中间七八张桌子还无人坐，桌子却都贴着‘抚院定’、‘学院定’等类红纸条儿。……到了十一点钟，只见门口轿子渐渐拥挤，许多官员都着了便衣，带着家人，陆续进来……”可见，当时济南的茶园，已有相当规模。抗战前夕，随着商埠一带新型书场、戏院兴起，明湖居经营日渐清淡，后被拆除。
而明湖居的对面，也为1890年(光绪十六年)建立的鹊华居，建筑亦是席棚，架板为舞台，有席座500个，左为女席，台下设方桌，观众边饮茶，边观赏演出。原为茶园的鹊华居，1919年改名“易俗社”，1932年又为鹊华桥评剧院，1937年停业。此园以演出京戏为主，初为庆乐班，后期则为易俗社。庆乐班是民国前后在城埠内外影响较深，名声较大的戏曲科班，而易俗社，顾名思义，创办人思想比较开明，很想以“移风易俗”为己任，所以排演了一些有意义的传统戏和新戏。据载，这早年的鹊华居址，后成为了“辛公馆”。
在波光潋滟的大明湖南岸，与百花洲隔溪相伴处，有一幢玲珑小巧、古朴典雅的3层楼房，这里曾住过章丘的名门望族辛氏一家，名重济南的开明士绅辛铸九祖孙三代即是这幢小楼的主人。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楼，位在路口的拐角上，建筑沿鹊华桥街(今大明湖路)向西和曲水亭街向南展开，在北墙和东墙上都开有大门。楼房的东立面分为3段，北边两开间为3层四角攒尖顶样式；中部三开间两层，两层有外挑的阳台，和可上人的屋顶平台，人们可以从南、北面的房子里走上平台，以眺望鹊华和南山景色；南段3层三开间，其屋顶为南侧一开间的四角攒尖顶，与其北2开间的四坡顶相结合式样。北立面较短，东边两开间是3层的四角攒尖顶；西侧的两开间，因地势低下米许，致平面上略向后(南)退，是3层四坡顶。小楼在布局上，巧借地势，形式多样，为一不对称结构建筑。在一个不大的楼房中，立面和屋顶如此形状各异、复杂多样，设计手法之巧妙在济南城内少见。
楼房在立面处理上，既有欧洲罗曼式连续半圆圈形檐口纹样、半圆圈转化带有圈心石的折线窗楣、欧式的阳台和屋顶、以及曲线形门窗洞等，也有窗下墙上那典型的中国传统回形纹样，两者生硬地安排在一起。整个建筑形式为典型的近代建筑中的折中风格，既为满足主人追求现代的喜好，又显现出尊重传统、少花钱、又体面的指导思想。小楼后为大明湖饭店、山东国医医院，至今保存尚好，只是内外装修多变，外观面貌已非原样。
这小楼的原主人辛铸九(1880～1965)，名葆鼎，字铸九，以字行，章丘辛寨乡辛寨村人，兄弟排行老九。先生自幼聪颖敏达，19岁童试获秀才，23岁奉聘为章丘县立高等小学堂堂长，特赏七品顶戴。后就读于优级师范，毕业后，1915年任益都(今青州市)师范校长。1919年后弃教从政，相继被选为章丘县议员、山东省议员、又峄县县长。任职期间，清正廉明，深得民心。去任时，邑中仕庶皆表留恋之意，赠送万民旗、万民伞。又到清平县任县长两年，后回济南，任商会会长。“七七”事变后，他拒日不仕，虽遭刑讯，但志操不移，后经同人出面调停获释。1939年9月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其间，借职务之便，多次秘密接待来自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工作人员。
辛铸九还致力于慈善事业，对孤儿院、寄良所及各地灾民，经常救济抚恤。在估衣市街还开有“经文”布店，专销绸缎布匹。其善书法，笔力刚劲，结体沉稳，曾写有不少匾额墨刻。新中国成立后，辛铸九被选为山东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并将自己20世纪30年代建造于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畔的，建筑面积400多平方米(指一层)的“辛公馆”以极其低微的价格，半卖半献地给了国家，这些都足以说明先生对党和国家的热爱。1965年先生在济南病故。
辛葭舟(1898～1966)是辛铸九唯一的爱子。早年在家乡就读。1917年全家迁居济南后，转入省立一中，1924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此后历任江苏淮安关分点主任，山东黄河河务委员，山东建设厅及财政厅科员、视察员，山东官钱局潍县、滕县分局局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军。至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军、政各种要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辛葭舟历任山东省纪念革命烈士建设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财贸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古籍管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复员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通局局长和交通厅厅长。195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在济南病故。其四子辛曙明、次女辛锐均为革命烈士。
辛锐(1918～1941)，辛葭舟之女，早年就读于济南正谊中学。由于受祖父辛铸九诗文书法的影响，善绘画、工木刻。1938年随父参加八路军，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山东省妇联秘书、“姊妹剧团”团长等职。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山区实行大扫荡，她的丈夫陈明不幸牺牲。怀孕并身负重伤的辛锐，在随伤员转移时，又遭日军追击，为防更大损失，她从担架上翻滚下，强忍着剧痛站起来，向敌人扔出手榴弹。待鬼子步步逼进，她又挣扎着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23岁。战友们与老乡一起将这位“辛公馆”的名门闺秀安葬在她牺牲的北山脚下。
当今人徜徉于湖畔，欣赏着湖光山色以及鹊华桥旁那玲珑典雅的小楼时，是否知道这小楼当年曾是辛氏三代所居的家园。那出身于赫赫家族、潭潭贵府的少爷、小姐们，在历史洪流和时代巨浪的冲击下，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感召下，他们以不同的坦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抗日爱国人士，有的早年参加革命并为之奋斗一生，有的则成了永垂千古的革命烈士。辛氏一家三代如此，着实难得，令人敬佩。
百米多长的鹊华桥西街，紧挨桥北，早年是一个卖水产品的过堂大厅(今大明湖南门)，其西为名湖居及众多的小店铺；而路南，除拐角上的辛公馆(鹊华居)外，靠西头原为后湾，后渐有了民房和小学。
鹊华桥以东的街段，原为200多米长的鹊华桥东街，除靠桥的路南一段南临百花洲外，其余多为民居和店房。因街上于光绪十八年(1892)建有一处阎公祠后，又把街东的一段改名为阎公祠街。阎公祠街西自岱宗街北口，东至司家码头街南口，长近百米，甚短。
位在街中路北的阎公祠(后为正谊中学)，是为纪念山东巡抚阎敬铭建立。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咸丰年间，任湖北按察使，不久改任该省布政使。同治元年(1862)，调任山东盐运使，同年10月升任山东巡抚。同治二年(1863)，捻军由河南打到山东，连陷鲁西及鲁西南各县城，黑旗军宋景诗攻陷聊城。阎敬铭和山东按察使丁宝桢率军前往镇压。同治六年(1867)，阎敬铭离山东，并推荐丁宝桢升任山东巡抚。阎敬铭后任户部尚书至东阁大学士。光绪十八年(1892)病故。据现存碑文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当时的山东巡抚、户部、兵部等官员联名上书奏请皇上为其建祠。又说，山东人感其遗爱，于光绪十八年(1892)为其建祠。
阎公祠坐北面南，南抵街道，北临湖岸，占地面积广大。院内除有祠堂、庑房外，还有荷花池和池旁的太湖假山、池南的四柱飞檐“潜亭”、高台亭南的蜿蜒小溪、以及溪河南岸立有的名石等。该石名为“沜云”，玲珑剔透，高米许，曾为济南“三云”之一。相传，山东士绅集资为阎敬铭立祠后不久，被慈禧太后的宠爱太监“小安子”废除。这是因为阎敬铭生前曾因支付款项事犯那拉氏，致立祠终未获准。虽说清廷未准建祠而毁，但阎氏为官廉正，深得民心，济南官民不仅将废祠门前的一段街道以“阎公祠街”而名，且有关志书中都有阎公祠的记述和标注。
1913年，鞠思敏和刘冠三、王讷、王祝晨等同盟会员，为反对封建教育制度，开创民主教育的新风尚，在阎公祠旧址，创办私立正谊中学。学校之名，取大儒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之意，取名正谊中学。学校牌匾由邓树屏题。1931年改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仁题写。并推举鞠思敏为校长。建校之初，先租阎公废祠东庑及庑南之耳房，作为校舍，只招两个中学补习班，且为男生，解放后才男女同校。时鞠校长以身作则，不取学校分文报酬，大家亦志同道合，齐心协力，致力于教学和建校。1916年提请批准，划该祠为正谊校产，并运来一中土山的土，填充了院内荷花池及潜亭东西湖田做操场，将池东假山石移到小河南岸。1917年动工兴建西北两层教学楼18间，平台下教室4间，及远眺明湖景色的平台一座。1921年又建东北楼两层8间，东南楼两层8间、正南楼两层16间，及各部办公室和教员宿舍。历经多年奋斗，正谊中学初具规模。1923年于东西钟楼寺街购置民房一所，设正谊第一附小。1925年，又购东郊黄台站对面悦来公司旧楼及房基，改建成3层大楼一幢，计54间和平房4幢，作为正谊高中部及第二附小。还重修校本部街东边的石路和滨湖码头，鞠校长还为码头边的小石桥手书“正谊桥”名。同时校内的运动场一再开辟，图书室藏书已逾万册，生化物理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均较完备可观。这时的正谊，不仅有小学、初中、高中的学制齐全，且校园内小河绕蜒，林木山石，环境清秀而幽静。若登临亭阁，纵目远眺，明湖景色尽入眼底。这环境条件，对学生们学习很有禆益。为了创造学习氛围，开阔眼界，鞠校长还曾邀请不少南北教育界名人来校讲演，有黄炎培、陶行知、张伯苓等，使学子们受益匪浅。鼎盛时期的正谊，学生达1700多人，居济南各校之首。
由于正谊中学是在同盟会员领导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学校具有光荣的革命优良传统。1915年，袁世凯反革命复辟发生，正谊中学的教师曾进行过反袁斗争。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举行罢课、上街游行示威等，支援北京学生运动。1921年王尽美组织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学校的进步学生纷纷参加。1922年，教员马克先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济南地区直属支部书记。1925年学生吴宝璞加入共产党，同年成立正谊中学中共党团支部，从此学校成为济南党团发展基地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校内组织抗日义勇军，参加南下请愿团，后遭反动政府镇压，多人被捕，共产党员程明汉在狱中牺牲等。
作为正谊中学校长的鞠思敏，荣成人，1872年生，毕业于省优级师范，1906年加入同盟会，并在山左公学任教。民国成立后，曾任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校长。1913年参与创办正谊中学，被公推为校长。“五四”运动时与王祝晨、于明信等发起创办尚志学会，出版刊物《新文化介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9年任省立第一乡师校长，辞去正谊校长职务，改任董事长。1937年济南沦陷后，日伪多次威胁利诱他出任“教育厅长”，均遭到坚决拒绝，表现出一位爱国教育家的民族气节。1944年病逝。
鞠思敏校长，为人谦逊，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又善书法。学校为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天早晨在上课前，举行一次15分钟的“朝会”，都是鞠校长向学生讲话，一千多名学生，站在操场上，秩序井然，热情听讲，对老校长都怀着深深敬意。他对学生循循善诱，从不疾言厉色，学生深受感化。他主持正谊校务16年，敦聘教师，兼容并包，招收学生，有教无类，强调学校是育人的场所，绝无理由把难以教化的学生推于校门之外。在民主运动中，更是常居前列，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他在乡师期间，革命风尚甚盛，出现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如赵健民、姚仲明、高启云、于一川、王路宾等。当时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屡欲迫害，他都是积极进行维护和设法隐蔽。鞠校长主持正义，热爱真理和革命，因此受到反动政府仇视，终于在1933年被撤职。他愤然离去后，在县东巷家隐居，清贫自守。其去世后，正谊中学的校友及众多市民前来祭奠哀悼，执拂送葬的人群长达数里。
鞠思敏在济南学习、工作、生活长达四十余年，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内有我国著名的学者季羡林、孙思白、王幼平、王统照……人们感念他在山东教育事业上的辛勤耕耘和卓越贡献，于1946年便将原阎公祠街改为“思敏街”，直至解放后人民政府仍沿用此名以示纪念。
正谊中学以培养合格人才为教学目的，以勤俭、坚毅和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办学，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为济南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今校园内已没有多少过去的东西了。那校门口两侧，据说是全省最大的一对石狮子，和挂在亭子上的大钟，“文革”期间已被砸毁，校门的牌匾先被作为菜板，后来听说有人在北京荣宝斋见过，最后也不知所终。校内现除有阎公祠的一通石碑，及改建后的“潜亭”、小河等少数旧物外，其他已是荡然无存。南教学楼虽说依在，但也不是原来的样子。当年的南楼为砖木结构，毛石基础，砖墙，红瓦仿孟沙式屋面，墙体的层间和屋顶下各设一道西洋古典的线脚，连同毛石墙基，形成3道平形的箍，将楼房建筑绑扎一起，显得十分牢固。在“五三惨案”中，楼顶曾被炮火打穿过一个大洞，后来鞠校长特意让人用白瓦补好，借以教育激励学生“勿忘国耻”。自此，外界便有了“破正谊”之说。
而私立的正谊中学，也于解放后的1956年改为公立的济南第十七中学。1984年撤销十七中，改济南职业中专学校；1985又改济南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1998年于此成立济南市艺术中学，今校门上挂着两个牌子。今学校已为大明湖公园的范围内，这所历经90年风雨沧桑的古老名校，相伴着大明湖的扩建，又将去向何方，令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