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罗素看萧伯纳
韦伯夫妇是19世纪英国知名的社会活动家、费边社的组建者。这对夫妇求才若渴，自家庄园里经常宾客满座，大有当年孟尝君养食客三千的豪情。宾客多半是年轻人，其中一个是萧伯纳。萧伯纳那年27岁，读了一肚子书，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可有一件事老是做不好，就是骑自行车。那年头骑车是件时髦事，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遇到拐弯，他都会摔下来，若是有点坡度，更麻烦，他会摔个人车分离。不过萧伯纳有一招，无论怎么摔，都摔不倒他，不但人无碍，车子也没事。他死要面子，因此每次骑车摔跤，他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似乎是故意摔的，摔摔才潇洒。
韦伯庄园的客人中，还有另一个英国年轻人，这人日后的声望也不比萧伯纳低，他就是伯特兰·罗素，那年23岁。罗素思维严谨，各种生活技能训练有素，骑自行车更是小菜一碟，车技可与赛车手媲美。人家还有理论呢，在《心的分析》一书中，他以骑自行车为例，说明本能与习惯的区别：“吃东西是动物的本能，但骑车不是，需要通过学习去掌握必要动作，直到这动作娴熟得如同本能一般。”
1895年9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未来名满全球的幽默大师，一个是注定要流芳百世的思想贤哲，结伴骑车出游，准备穿行威尔士的山川大地。罗素靠着娴熟的“必要动作”，一马当先，不一会儿就将萧伯纳甩得老远。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停下来，仔细阅读路牌上的说明文字，想看看走哪条路更合适。这时候，萧伯纳气喘吁吁地赶上来了，因为要拐弯，他管不住自己的车，一下就把罗素连人带车撞翻。萧伯纳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拍拍车子，跨上车，一分歉意也没有，准备继续前进。
可是罗素没法前进了，他虽没伤着，但裤子被刮破了，自行车也被撞坏了，只得扛着破车坐火车返回。萧伯纳见状，也只好怏怏而回。那时火车本来就慢，还得等车，这回萧伯纳可算跑在前面了，他早早赶回了韦伯庄园，还对人笑话罗素的破裤子。原来车技好的，还跑不过车技差的，正应了那个乌龟与兔子赛跑的故事。罗素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萧伯纳太以自我为中心，从此对萧伯纳敬而远之。后来在与旁人说到萧伯纳时，罗素还说了另一件亲眼看见的事情。
一次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柏格森也非等闲之辈，是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欢宴，萧伯纳坐在柏格森旁边，一个劲地跟柏格森讲解柏格森哲学，根本不容柏格森插言。柏格森后来实在耐不住了，对萧伯纳说：“哦，不，不是这样的，我的哲学不是这样的。”萧伯纳满不在乎地回应：“伙计，对你的哲学，我了解的比你多。”柏格森当时紧握拳头，真想一拳砸向萧伯纳，但最后还是涨红了脸，起身走开了，而萧伯纳不管不顾，继续滔滔不绝往下讲。罗素说：“常人都说萧伯纳为人坦率，我不这么认为，他只是自以为是而已。”
萧伯纳遇上马克·吐温
美国数学家亨德森（1877—1963）是个奇人，他不仅懂数学，还爱好文学，尤其喜欢写戏剧评论，先后评论过易卜生、王尔德、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一次，他在芝加哥看了一场萧伯纳的《你永远难以言说》的演出，被萧伯纳幽默的语言迷住了，于是马上给萧大师去信，畅谈对戏剧的理解。这样你来我往通信几年，亨德森深得萧伯纳赏识，终于有一天被萧伯纳指定为自己作传，那年亨德森刚满30岁。要作传，当然得先睹大师风采，亨德森还没见过萧伯纳呢，他兴奋异常，立马买了张船票去英国。
奇人自然有奇遇。亨德森在船上遇见一位老先生，叼个烟斗在甲板上散步，细看竟然是自己崇拜的另一位偶像马克·吐温！原来牛津大学给吐温授了个名誉学位，老先生也乘船去英国。亨德森马上使出套近乎的本领，递给对方最新的《纽约时报》。吐温说：“我只关心报纸上有没有我的消息。”亨德森说：“我也是。”两人哈哈大笑。随后亨德森突发奇想，想撮合吐温与萧伯纳见个面——一位是讽刺高手，一位是幽默大师，面对面交谈一定充满讽刺与幽默！他把这想法告诉吐温，吐温说：“行呀，你安排吧。”
1907年6月18日，大胡子萧伯纳出现在伦敦火车站，迎接远道而来的马克·吐温与亨德森，身后是一众记者。记者是很势利眼的，一见吐温出现，就撇下萧伯纳围上去。有人问：“您是怎样写作的呢？”吐温说：“很简单呀，每天早上起床抽支烟，8点吃早餐，再抽支烟，然后回床上睡觉，睡到10点半起床，抽支烟后开始对速记员口述，工作到12点，抽支烟后吃午餐，看看报纸上有谁骂我，继续抽烟抽到6点半，然后穿衣打扮出席晚宴或晚会。要不是女儿来关灯，晚上我是不会上床的，不过关了灯，我就在黑暗中抽烟。”
这时萧伯纳耐不住寂寞，凑上来对吐温说：“我拜读过您的很多作品，深受启发。”吐温马上回答：“我也读过您的不少好作品。”萧伯纳这时转身做了个手势，指着那些记者小声对吐温说：“那是群苍蝇，您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还老追问我，您写的《跳蛙》是真人真事吗？我说：‘当然是真的。’”吐温说：“答得好，有您护驾，我很放心。”萧伯纳其实根本没读过《跳蛙》，那是一篇寓言。
萧伯纳又大声说：“我告诉他们，您写的所有作品我都读过，可以负责任地说，您写的每个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吐温朝众记者使了个眼色说：“谢谢您的恭维，我会为您说好话的。”在场的记者都哈哈大笑。正笑着，一农夫牵头小牛从记者当中挤进来。“先生您看，这是全英国最好的小牛，只要两美元。”农夫对萧伯纳说。“我不是美国人，你卖给他吧，他有好多美元。”萧伯纳悻悻然指指吐温说。这时吐温已钻进计程车，去牛津了。
亨德森对这次见面极为失望，若干年后回忆说：“没想到聪明人遇到聪明人，都这么假惺惺。”15年后，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巴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在一次酒会上相遇，两人都说我拜读过尊作，我拜读过尊作。事实上乔伊斯只读过几页《追忆逝水年华》，说实在读不下去；而普鲁斯特连《尤利西斯》的书名都想不起来。凡大师，都是聪明人。
我不是找死，我找的是出路
谢旺霖，1980年生于台湾，东吴大学政治、法律双学士。别看他的履历与有为青年没什么两样，但骨子里，却非常叛逆。年少时父母离异，他抽烟、打架、勒索什么都干，学习成绩一塌糊涂，高中复读一年，转学几次，才勉强进入了大学。2004年秋，刚刚大学毕业的谢旺霖骑单车从云南丽江出发最终到达拉萨，行程约2000公里，全程共用60多天。接下来的几年，谢旺霖用17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描述了这60多天的旅程，结集成《转山》一书。2011年，同名电影全球上映。
2003年，他第一次远距离流浪，那年他大三，失恋了。一时无法采取合适的态度回应和面对，只想逃离那熟悉的生活现场。于是，他一个人靠步行和搭便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北赴克拉玛依魔鬼城，西往伊犁，穿越天山山脉，最终到达西藏。一路上他与呕吐、流鼻血、高原反应搏斗，跋涉了数千公里。
回到台湾后不久，谢旺霖再次踏上流浪之旅，开始了他60多天的旅程。每天他至少骑车8小时，胯下皮破血流，伤口化脓。在梅里雪山上，他夜间失足，半个身子悬在断崖之外；怒江边上，被两只藏獒逼得走投无路，险些丧命；在一个小镇中，他因食物中毒，两天两夜上吐下泻到丧失最后一点尊严。这些经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只要提起都会让他万分惊恐。他说，他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很胆小，怕行程中遭到抢劫，怕摔倒。但他更害怕自己如果无法完成这趟旅程，就无法向自己交代。
谢旺霖说，流浪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可以认清自己，人在流浪中，可以认真地和自己对话，发现自己好的或者坏的方面。比如有一次，他因为打破了暖瓶不愿承认，结果被店家追上。流浪中的这些发现让他变得踏实和安定，也使自己对人生有了自信。他说，每次去流浪，他的人生就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第一次去新疆回来后，他决定放弃政治和法律专业；第二次从西藏回来后，他决定转行攻读文学专业。流浪让他一切从零开始，创造另一个新的可能的自我。
“大家觉得我是在找死，其实我是在找生命的出路。”谢旺霖说，没有痛感便没有存在感，那样的生活不是生活。
钱穆所受的素质教育
重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著《师友杂忆》，记其中学读书事，越读越感慨。上个世纪初，钱穆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其同学中有一人就是后来的刘半农;有个小他两级的师弟，就是后来的瞿秋白;有个老师，竟是文史大家吕思勉。一个不起眼的学校，走出这么多耀眼的人，一定有其独到之处。而钱穆记录的几则师生轶事，恰可体现彼时的学风。即，讲规则，有错必究;重个性，全面发展，不拘一格。
先说这有错必究。有一次考图画课，题目为《知更鸟，一树枝，三鸟同栖》。钱穆画了一长条表示为树枝，长条上画了三个圆圈表示为三鸟，每圈上部各加两个墨点，表示为每一鸟之双目。墨点既圆且大。同学们看见这张考卷，下课后都说鸟的两只大眼睛极像图画科杨老师，正好被杨老师听到，极为震怒，因此给钱穆打了零下二厘，比零分还低。还有一次，舍监陈士辛老师来查房。按规矩，每夜自修课两小时，课毕开放寝室，定时熄灯，自此不许作声。当时钱穆正与一个同学在帐内对床互语，士辛老师说，想说话可到舍监室跟我谈。钱穆遂披衣起来，尾随下楼。起初士辛老师并没发觉，走近舍监室才发现后面有人，问其原因。钱穆答，按您说的到这里来跟你谈话。老师大怒，斥其速去睡觉。年终操行课，钱穆仅得25分。该时代尊师重教，不管是有意无意，拿老师开玩笑总归要受到惩戒，钱穆对此并无怨言。
再说不拘一格。现今教育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区别。都说前者好，但真正运作起来，往往后者更有效，其实还是录取指挥棒的原因。如果中学和大学录取新生时都不唯一张试卷定终身，甚至采取面试方式，让学生展示所有才能，争论自然迎刃而解。钱穆所在学校的老师，考试时各有特点，不仅是个人特征，或许终究还是时代特征。
钱穆讲，文史大家吕思勉给他们讲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年仅25岁，在老师中最年轻。他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在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出此省之边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出山脉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次考试，出了四道题，每题25分。钱穆尤其喜欢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的第三题，一时兴起，刷刷写了很多，不料考试时间已过，整张试卷仅答一题。吕思勉在办公室阅卷时，有几个同学隔窗偷看，见他看到钱穆一卷时，在卷后加了许多批语，写完一张，又写了一张。这些考卷本不发给学生，只批分数，因此不需加批语。而吕思勉手握一支铅笔奋笔疾书，写字太久铅笔需再削，为省事，他用小刀将铅笔劈成两半，将中间铅条抽出不断地写下去。最后不知其批语写了多少，也不知其所批何语。而钱穆仅凭这一道题就得了75分。可见当时学生的答卷触动了老师，而老师也因这种触动而给学生打了高分。今日西方国家学校教课，不注重死记硬背，从小学生即考问世界观与价值观，动辄就要回答世界和平问题，以便形成人生底色和健康品格。其实这一举措在我国早已如此，不知后来教育为何转为专注琐碎的细枝末梢，舍本求末。也许是因为细枝末梢易核定结果？对于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为师者常常自己也是糊涂一团，自然无法对学生进行教育与引导。
还有一例可以佐证。钱穆有一位徐姓数学老师，性格怪异，人称“徐疯子”。有一次月考，这位徐老师出了四道题，其中一题为1-？-？-？-？……等于多少。钱穆思考了半天，忽然想到《庄子·天下篇》中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语，遂将答案写为“0……1”，徐老师认为这个答案正确。他跟学生们说，试试你们的聪明而已，答不中也没什么关系。但能把哲学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来考学生，并对答案持开放态度，这样的老师如今还有几人？
钱穆还回忆，当时学校里设有“游艺班”，分为多组，学生们可自由选择。钱穆家七房桥有世袭乐户丁家班，专为族中喜庆宴会唱昆曲助兴。钱穆自幼耳濡目染，颇有兴趣，于是选修昆曲组。笛、笙、箫、唢呐、三弦、二胡、鼓、板等各种乐器，生、旦、净、丑等各种角色，均有涉猎。他还专习生角，唱《长生殿》剧中的郭子仪，举手投足像模像样。吹箫尤其成为钱穆生平一大乐事，他每感孤寂时，便以箫自遣，其声呜咽沉静，如同身处他境，躯体悄然游荡在天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