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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上，笔者与钱谷融先生在一起，钱先生时年94岁。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加述考辨与《子夜》主题辨证
2012年12月8日讲于中国现代文学十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曹万生
内容摘要：茅盾1939年《〈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提出《子夜》“回答了托派的：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的论点，并非《子夜》1931---1932年创作时的动机与目的，而是7年后特别是毛泽东1938年始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后茅盾的加述。《子夜》1932年12月《后记》无此叙述。1932年《子夜》最初发表本《夕阳》题旁横书“A Romance of Modern China intransition, In Twilight: 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China”乃当时的创作动机与目的，与《〈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加述迥异。就《子夜》创作本身考，传统主题概括另一论据即吴荪甫失败情节系完稿时遵瞿秋白之令修改，更证创作当时无此动机与目的。该加述数十年至今成为《子夜》主题概括之谬。《子夜》主题是：中国已经走上工业化资本化新时代的子夜时分，民族资本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冒出了地平线。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确立及1949年以后政治文化原因，作家事后自述主题应予置疑并应正本清源，考证加述真实性系现代文学还原研究一重要角度。
关键词：茅盾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加述考辨 《子夜》主题辩证
茅盾于1939年6月1日在新疆日报上发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其中“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的：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一段论述，成为茅盾解释《子夜》创作动机的言说源泉，自王瑶1950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稿》[i]长篇引为《子夜》主题后，成为数十年来雄霸中国茅盾研究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界《子夜》主题说的根据。
问题在于，茅盾1939年所言《子夜》创作动机与目的，是否系茅盾1930---19312年创作《子夜》的实情？换言之，茅盾1939年6月1日在《新疆日报》上发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是如实回忆还是另外加记的呢？
本文认为，茅盾《子夜》创作的动机与目的，就是最早发表本《夕阳》题旁横书：A Romance of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 In Twilight: a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ii]，即“现代中国变革的罗曼司”或曰“中国工业化的故事”并非是所谓“即是回答了托派的：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以下简称“回答了托派”）。后者是1939年以后的加述。
一
从两篇后记与创作谈所回忆的事实及“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1938年后成为权威话语的角度看，《〈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关于“回答了托派”等言论是加述，并不是《子夜》当初创作的动机与目的。
围绕《子夜》创作，茅盾写过两次后记、一次创作谈。由于时间的推移，强调的思想倾向迥然而异。大体上是：1932年12月《后记》持平，客观叙事了他的“企图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但最终偏于城市和资本家写作的思想；1939年“创作谈”加入了所谓“看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的说法，特别是加入了所谓“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的说法；1977年《后记》更左，甚至加上了吴荪甫“终于买办化”的说法。后两篇的加述，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的理论，当然这种迎合本身也是自保的需要。
（一）1932年《后记》没有“回答托派”的说法。
《子夜》出版时，在开明书店的1933年4月再版本中，加印了茅盾写于1932年12月的《后记》[iii]，这篇《后记》正面交代了《子夜》的创作思想，是当时创作背景、动机、思想资源等最原始也最本色的记录。
《后记》说：“构思时间却更长些。一九三零年夏秋之交，我因为神经衰弱，胃病，目疾，同时并作，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于是每天访亲问友，在一些忙人中间鬼混，消磨时光。就在那时候，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后来我的病好些，就时常想实现我这‘野心’。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乃整理所得的材料，开始写作。所以此书在构思上，我算是用过一番心的。”
第一，这里没有一句谈到“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的说法，而这一说话是茅盾1939年后开始强调的《子夜》的创作动机与主题。如果这么重要的思想，在1932年底《子夜》创作完成时有，那1932年底写的这篇后记是一定要谈到的，这是常识。
第二，茅盾创作《子夜》时，看没有看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根据《后记》，不仅没有看，而且不可能看。
《后记》说：“一九三零年夏秋之交，我因为神经衰弱，胃病，目疾，同时并作，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也就是说，到1931年初，身体没有读书的可能，是不能看的。“于是每天访亲问友，在一些忙人中间鬼混，消磨时光。就在那时候，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那么小说创作的动机已经出来了，就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这与后来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的相关叙述是一致的。这里并没有1939年创作谈所加述的“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得来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iv]的叙述。那么后来看了没有呢？《后记》继续说：“后来我的病好些，就时常想实现我这‘野心’，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乃整理所得的材料，开始写作。”《后记》叙述至《子夜》写作完成，都没有看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这个记录，如果看了，这个记录应予存在。这是因为：不仅看与没看这件事，关乎到《子夜》主题的宏旨；而且，整个《后记》，把关乎小说的所有琐事如生病、访友、“消磨时光”都记了，却没有记这件事。所以，只能让我确认，当时他确没有看所谓“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并且，本文要郑重说明的是，1930—1931年《新思潮》杂志上的论文，当时还并没有形成后来如何干之著作中那些非常明确系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理论。
第三，这个《后记》是《子夜》创作完成时的1932年12月写的，是创作的最初自述，该《后记》写作之时，《子夜》已经遵从瞿秋白之建议，把当初吴、赵两胜言和的结局修改为赵胜吴败的结局。[v]这个结局，是瞿秋白的意思，但并不是茅盾创作的动机与意思。并且，如果这个结局有如果所谓“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的意思，那更应该在《后记》中大书特书，但《后记》只字未提。因此，本文认为，这篇《后记》是《子夜》创作思想资源最真实的描述，《子夜》创作当初，并没有1939年6月1日《〈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所谓“回答了托派”等动机。
因全文太长，分四次贴出，20121208讲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20121226改定，20130107贴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