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04月12日08:42三联生活周刊[微博]李鸿谷我要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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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慈禧定了溥仪，岂容更改，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反应最激烈，她有两句著名怨言：先杀人家儿子，又来杀人家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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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5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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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载沣与溥仪（右）、溥杰（怀抱婴儿）合影
溥仪与载沣
◎李鸿谷
1908年11月13日，醇亲王载沣被慈禧任命为摄政王，他的儿子溥仪亦同时成为嗣皇帝，准备接位已经卧病不起的光绪皇帝。3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亡。
载沣这样的过渡性人物，即使是家族史，他的行状叙述也仅寥寥数语而已。但为什么我们将他作为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单元？这涉及到对清一朝历史的整体性认识问题。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描述传统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最为经典的断语。变局，如何开始？一般史论，将西欧的航海地理大发现作为一种世界史的开端，继而的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随后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或者说东方与西方的交往，丝绸之路，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是我们论及早期世界联络最为主要的材料。但是，这种零星的往来，并无力量从根本上深度影响彼此的文明，只是域外传奇而已。工业革命的结果，坚船利炮的出现……中国将无可逆转地被改变。
这个时刻的开端，正值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因而，清一朝268年历史无不伴随着这种所谓“蛮夷”——完全陌生的文明力量的进入，并且愈演愈烈。
但是，从传统中国历史角度观察，清廷是一个异族王朝。虽然清朝统治者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与社会制度，以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但异族统治本身，却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所以，清朝之中国面临两个结构性的挑战：其一，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其二，如何融和民族关系，化解或隐或显的民族冲突。中国近代史权威徐中约先生，将这两重矛盾论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动力”，亦准确精彩。
有此纲领性把握，我们再来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列强虎视、革命党起事、立宪派运动……初看起来，无不纷乱而无头绪，但细究，皆为这两种矛盾演化的结果。
载沣上位，最为快意之事，恐怕就是将袁世凯开缺，以解袁世凯出卖他哥哥光绪之恨。这仅仅只是家仇而已？未必。之前，载沣将两个弟弟安排为管理海军与陆军的大臣；之后，又成立“皇族内阁”——三种事实的逻辑实在清晰，恢复满人对政治的主导权。历史形成的满汉权力集团结构，载沣摄政三年给予了颠覆性改变。若论辛亥革命爆发之现实原因，载沣点燃民族关系这个火药桶，当难辞其咎。
当然，我们并无意去记录这位实在无足以道的摄政王的传奇。只是，如果我们从辛亥革命这个历史现场出发，来探究历史形成之轨迹，载沣实在是一个有价值的进入角度。由此而上溯，清一朝在历经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之后，如何由治而乱，又如何由盛而衰，这个爱新觉罗家族，有无能力带领这个国家迎接时代挑战……
所谓历史，极而言之，也只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的世界格局里，寻求一条生存之道而已。尤其，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在与中国直接对抗时，表现出的却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中国再造，当然艰难，由清一代而至如今，我们仍难断言已经完成。
所以，读史、知史之价值，在于寻找问题之源，如此方能更理解我们的时代。■
一个家族的国家危机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其社会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所谓乱治之间的转换，皆赖此端。在每一次大乱之后都会有许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由此又进入“乱世”，如此循环往复。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
◎李鸿谷
1908年11月15日，慈禧辞世，73岁。
据说，她最后时刻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与汉学家白克好司，在其所著传记《慈禧外纪》里记录了这段临终告诫。只是，今人读之，对应我们记忆里慈禧的刻板印象，不免恍惚，须细加捉摸。
那个时刻，3天时间，立新君、光绪去世、慈禧再卒，事事毕至，一切宿怨迅速了断。这些事件，对于王朝而言，皆为大事，动静不小，因而稗史笔记所刊流言甚多。相对各种传言，其事实之本，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的“现场”日记：
十九日(阴历，阳历为1908年11月12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11月13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11月14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即同治)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往西苑军机处。
王朝更替的人事安排，迅速落定。
同治与光绪都没有子女，所以新皇帝溥仪，既承继同治之嗣，同时亦兼承光绪；溥仪父亲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但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慈禧)之训示裁度施行”。慈禧依旧把持权柄，这是制度安排的前提。
只是，人算不及天算。第二天，11月15日，慈禧吃过午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醒来后，慈禧立即召集各色关键权臣，再下旨：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秉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主政48年后，慈禧成为过去时。清朝进入载沣与溥仪时代，亦进入倾覆的倒计时。
历史现场
载沣是谁？光绪皇帝的亲弟弟。
定了新皇帝，当然得通知光绪，这时光绪还清醒。他说：“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随后知道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
但是，当慈禧决定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之际，载沣极想推脱，“叩辞至再”。从旁人的记录来看，这倒并非虚言。除了必需的礼节而“叩辞”之外，载沣一家亦有真实的恐惧。从载沣的角度看，先是他哥哥载湉(即光绪)被慈禧选中当皇帝，现在又是自己的儿子被选中。对这家人，顷刻间，福祸难以明察……当年，慈禧选择光绪入宫，继承同治之皇位，载沣的父亲奕譞着实被吓着了，“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致触犯旧有肝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帝成皇帝(道光)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这是《清史稿》里的记录。当然也是载沣的记忆。从后来光绪的命运看，奕譞的害怕，不完全是虚伪。只是，慈禧定了溥仪，岂容更改，而且要马上入宫。此时此刻，载沣一家何种反应，自是各色人等的兴趣所在。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反应最激烈，《清鉴纲目》记录下她两句著名怨言：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一家连出两位皇帝，喜惧之间，情绪震荡巨大。只是，这一家人，无论是皇帝光绪，还是即将成为皇帝的溥仪，在慈禧面前，其命运皆如微蚁，遑论情绪起伏。
家族政治，更残酷。相对于王朝制度运转，当事人的喜怒哀乐，不足以道。王朝更替时刻，如何自处才是关键，往往，生死逆转即在此刻。
光绪病重，在当时对皇宫里诸如载沣这样的近臣而言，不是秘密，大家都清楚。光绪没有孩子，谁能成为下一代国君，这远比光绪之病更让人关注。王朝故事，这个时候，最出阴谋论。按溥仪《我的前半生》里描述，载沣一家想象并设定的政治对手是庆王奕劻。奕劻因与李鸿章办理义和团善后谈判，而真正成为当时清廷最重之权臣。“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有德国后台，某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不能比，计有八国之多。”慈禧选择“接班人”，不得不考虑庆王因素。当时的危险何在？溥仪叙述：“这时又忽然听到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查寻当时各方材料，溥仪这一郑重其事的说法，其实只是孤证，并无旁证。宫廷之事，常常只是传言，绝少确实。只是，如果阴谋成立，载沣这一家，亦即醇王这一支皇族，失去光绪尤其是失去慈禧的依傍，未来未必光明。
当然，慈禧也听闻了这种阴谋传言。
这一年，慈禧73岁(11月3日)的庆寿会上，多了一个新节目，西藏达赖喇嘛来到北京，率属员向太后叩祝。后来又有传言，当时见过达赖喇嘛的庄士敦记录：“慈禧去世后，大家纷纷说，一城容不下两个活佛，因为会相克。”不过，在当时，“老佛爷”慈禧因有西藏“活佛”来拜，还是极其高兴的。刚刚过完寿会，慈禧就病了。达赖喇嘛知道后，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即刻送往太后陵寝，可镇压不祥，而且圣寿当增。慈禧于是命令庆王奕劻迅速办理此事……送佛像去陵寝，犯得着用庆王之尊？宫廷故事，从不简单。
这个时候，慈禧“接班人”的人选已定，需要创造条件实施。庆王刚走，慈禧即将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段部，系袁世凯嫡系，当然也是庆王的军队。调走段祺瑞所部，又调来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接防北京。卫戍部队安排妥当，所有步调走顺，庆王回京，慈禧宣布了她的人事安排——载沣为摄政王，当然，作为一种平衡，慈禧亦将“亲王世袭罔替”的光荣给了庆王奕劻。
无论庆王奕劻先前是否有过阴谋，新皇帝已由慈禧择定，他对此无可置疑。不过，奕劻仍扳回一城。当时慈禧属意溥仪只是承继同治皇帝，如此一来，宫廷政治里极其重要的一支后宫力量，比如光绪的皇后以及妃子，将如弃履。奕劻的建议是，光绪亦无后，溥仪在承继同治同时，也应兼承光绪。慈禧同意了这一选择。同治皇后已死，而光绪皇后隆裕尚在，如果兼承光绪，则内宫里，隆裕未来将上位，而这又是有赖奕劻的执言。奕劻当然是政治高手，迅速在王朝更替时刻，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安全自处之道。从结果看，众人厌恶的奕劻得以善终，当可理解他对利弊判断的准确与选择的机敏。对于属臣，宫廷政治，选择靠山是核心要义。
反过来，对于所有属臣的主宰慈禧而言，权力如何制衡，则为关键。
当慈禧自知不起之际，她的最后一道懿旨明言：“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前一天刚刚由奕劻仗言，才得到未来内宫权力的皇后隆裕，由此获得制度性的权力安排。这一制度意味着，摄政王载沣的权力将受隆裕的制衡。
宫廷政治，看似漫无头绪，处处阴谋，实则亦有其一般规律。当年咸丰辞世之际，任命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而同时，又将“御赏”之印与“同道堂”之印分授慈安与慈禧，“赞襄”大臣所拟圣旨，须“御赏”之印起首，“同道堂”之印盖于末尾，才算合法。这同样是权力制衡机制，仅仅凭这一微弱的制衡制度，慈禧夺八大臣之权，由此上位。而在慈禧临终时刻，她同样安排了这一制衡制度。那么，如果世事承平，而隆裕又够强，未来未必不可以如慈禧那般夺权上位，成为清朝新一代“女主”。
国家责任与个人情感，当然并不一定和谐与融洽。
家族规则
慈禧为什么会选择溥仪？历史现场的纷乱，都是现实利益，自无可靠答案，必须拉开基本的时空距离，才可能略有所得。
独裁政制，最重大的挑战是继承人的问题，中国自秦以来，这样的故事延绵不绝。这一问题延续到清雍正皇帝，他创造了“密建制度”——皇帝密写立储谕旨封于匣内，死后开启。这一制度基本上算解决了皇子争位的动荡。由雍正而至同治，一切正常。但是，问题也出在同治时代——辞世时刻，同治没有子女。
皇帝无后，在中国历史里，也无稀奇，只是问题在于谁来挑选承继者。或者，更直接地看，当时谁是清朝的主政者。这个人当然是慈禧。
慈禧如何上位？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咸丰皇帝逃至热河，当时的说法叫“巡幸木兰(今承德)”。一年时间，咸丰亦不起、将辞世。临终之前，咸丰安排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王臣”，以辅助他唯一的5岁儿子载淳(同治皇帝)。但是，这一人事安排，未兼顾权力平衡：咸丰的两个弟弟，六弟奕訢与七弟奕譞，以及同治的生母慈禧与皇后慈安，均与权力无涉。所幸，咸丰给两位皇后留下了“御赏”与“同道堂”之印。当时，八大臣认定，这两印只是走个过场形式而已，八大臣之一的载垣甚至说得直接：“臣等是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事。”但是，未料慈安、慈禧坚决，必须看折，有印在手，不给看不盖印。女人情绪，在政治里，虽为不按规则出牌，但是强悍。不过，政治断不是如此闹情绪，慈禧之谋是联合皇弟奕訢与奕譞，将肃顺等八大臣收监或斩首。于是，慈安、慈禧垂帘听政。慈安当然比不过慈禧嗜权，慈禧由此开始执掌清之权柄。
清史著者一般将同治在位的13年称为：同治中兴。但是，这13年，同治基本还是个孩子，正式执政仅两年，就去世。那么，这一中兴，究竟功可归谁？如果完全忽视慈禧之价值，恐怕不智；转由慈禧的角度观察，这些年的垂帘听政，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心理与信心呢？答案将在为同治选择继承人时产生。
当时，摆在慈禧与所有皇族面前的，有两个现实。其一，同治皇后已有身孕，是否需要等待这个孩子出生再定？如果是儿子，当然一切问题全将解决；其二，咸丰是以皇四子身份承位，他这一支无后，按一般家族原则，则当由咸丰的哥哥，亦即皇太子那一支的后人继位。这是其时舆论的主流。
如何选择？《慈禧外纪》很精彩地记录了这一有25位皇族与权臣参与的讨论过程：
慈禧首发言曰：“皇后虽已身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恭王抗言曰：“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新帝不迟也。”其余大臣，似亦以此议为然。慈禧曰：“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军机处大臣及各大员中有3位汉人，极以太后此言为然。谓南方乱事未定，如皇位久悬，其势实不稳固。此时慈安太后发言曰：“据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恭王在下闻之，叩头言不敢，又曰：“依承袭之正序，应立溥伦(即皇太子那一支后人)为大行皇帝之嗣子。”溥伦之父载淇，亦叩头言不敢。……(慈禧)转谓慈安太后曰：“据我之意，可以立奕譞之子载湉(即后来光绪)，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恭王闻之，怒谓其弟曰：“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吗？”慈禧曰：“可以投名法定之。”慈安太后无异言。其结果则是醇王投溥伦，有3人投恭王之子，而众人皆如慈禧意，投醇王子，于是大位遂定。盖慈禧志意既坚，而众人皆向戴慈禧为中国之主者，故多遵慈禧意，投醇王子。慈安太后则向主谦退，遂一听慈禧之所为。
这段极具戏剧性的叙述，证之其他史料，并无可证实的证据。尤其“票决”，几无可能。但此刻选择嗣皇帝，竞争之剧烈却是事实。如此残酷竞争，最后醇王之子载湉胜出，奕譞内心的恐惧，当然真切。这时的载湉、后来的光绪皇帝年仅4岁。那么，再度垂帘听政，自当必须。如果说，当年联合咸丰之弟奕訢与奕譞，扳倒肃顺等顾命大臣，权力意识尚为初步，现在，经此嗣皇帝的选择，慈禧已是意志坚定，她要掌控国家。皇太后主政，制度尤其继承制度安排将与往常迥异，这是前提，失去对此的体察，将可无得窥慈禧后来的种种安排，特别是对溥仪的选择。
皇帝主政，他的寿命多长，权柄即把握多久——乾隆皇帝不愿意比他爷爷康熙在位时间长，所以执政到60年的时候，就自己退位当了“太上皇”，但是权柄仍在手里。按清朝祖制，女人主政没有合法性，权力机会与条件只能是皇帝系幼主，这时才是制度之外的权力真空期。
但是，无论幼主多幼，终究会长大主政，这更是女主的挑战。慈禧如何选择？
没有意外，慈禧的选择在血缘与姻缘两端。
载湉(光绪)是谁的孩子？当然是醇王奕譞的儿子。但是，我们不可忘了他的母亲系慈禧的妹妹。女人的机巧，岂可轻视。有意思的是，慈禧的这个妹妹，倒是与她的性格反差甚大，极刻板。《爱新觉罗·载沣》一书所述：据说咸丰去世后不久，慈禧请来妹妹看戏，坐在前排的这位妹妹双眼紧闭，不着一声。慈禧很奇怪，问她为什么。她说：现在是国丧期间，不可娱乐。慈禧莫奈她何。虽此，她俩毕竟是亲姐妹。慈禧后来为光绪选的谁家女儿做皇后呢？她弟弟的女儿成为光绪的隆裕皇后。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全系慈禧家的直系亲属，有血缘关系然后由婚姻结合，这种关系构成的清宫图景，自然需要细细辨识。稍后，载沣亦长大成人，慈禧又废掉他家所定的那门亲事，自己的近支已无可许配之人，便将宠臣荣禄的女儿嫁给载沣，而溥仪就是这位瓜尔佳氏所生。——如此重重关系下缔结的婚姻，当可保慈禧之权柄而不失？相信，这至少是当事人的愿望。
为什么会选择才3岁的溥仪入宫，答案在此。慈禧需要这段体制外的权力真空期，也希望凭借血缘与姻缘来控制权力。王朝的姻缘关系，尤其是皇族与权臣，多数基于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研究一下袁世凯儿女们的婚姻，其对象皆为疆臣与皇裔，从无例外。只是，慈禧主政，皇权社会的家族规则，被她发挥到了极致。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权力之于慈禧，她是主动的。称其嗜权，并无失当。那么，这对清朝后期之走向意味着什么呢？换言，更深刻的问题是，清一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清朝中国
后世读中国历史，无可绕开的是家族传奇。中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确如梁启超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是，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
治清史者，一般将1861年慈安、慈禧垂帘听政论为慈禧主政的开端。那么，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论及中国各朝：“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朝，则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显然，明清两朝，才是专制权力真正形成并实施之际。而过去的皇权时代，是何权力结构？“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到了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是皇帝秘书。”但是，细究明朝，君权虽然开始集中，但漏隙仍多，钱穆论述：皇帝不懂之事，要咨询大学士(秘书)的意见，于是大学士有了“条旨”，即“票拟”，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皇帝偷懒，则将直接以“票拟”发出，由此大学士可弄权；之后皇帝再懒，跟内阁也不见面，则由太监联络内阁与皇帝，继而太监也有了擅权的机会。皇帝之权，旁落他人之手。这是明亡之内因之一，清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清一朝，聪明强悍的康熙执政61年，权力已高度集中；而继任者、精力极其旺盛的雍正皇帝又创造出了只是服务皇上的秘书班子“军机处”，权力已不容旁落。其制度设计：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下发。——如此制度，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皇帝无法倦政。而皇帝批阅奏章的专用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动则杀头。
由秦始皇开始的“一切皆决于上”，至雍正终于真正完成其制度结构安排。由此，清一朝君权臻至顶点，是真正的专制时代；但同时，又对皇帝的能力与精力提出巨大挑战。康熙在位61年，其“勤政、爱民、崇正学”(萧一山《清代史》评论)，为其子孙做出了表率。清代这一“朕即国家”的高度集权体制，即使康熙也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
这种体制之下，君主的贤与不肖，对国家的决定性作用，自然超过先前历朝。后代皇帝，无论咸丰，还是女主慈禧，拥有此等权力，其功其咎，自无可遁。
雍正创立“军机处”，始自1726年准备对西北厄鲁特人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发动征讨，因其事务机密，所以成立军机处处理相关事宜。传统中国之结构性矛盾，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创造性地提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内陆边疆的争夺，才是中国历朝之核心性挑战。而若以“塞防”与“海防”论，当然中国历史上对外问题，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论：“均起于塞北，东南海疆大致安谧无事。”只是，至清朝中叶，塞防这一国家的核心性挑战，或曰母题，开始转向“海防”。
清人以关外满族身份入主中原，其塞防问题，已削减许多。传统中国的茶马贸易，以茶易马，至清康熙初年，即渐衰微，很简单，过去的边疆，现在已为清朝的内地，清政府已有条件自己组织养马，而无须依赖交易得马。但是，西域厄鲁特尤其是准噶尔部却一直是清朝的挑战。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至1759年，乾隆平定整个东突厥斯坦，随后实行了军事占领，并正式将西域定名为新疆……中国统治伸展到中亚心脏塔里木盆地。乾隆时代的中国，其版图大于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
杰出的皇帝配之前无古人的高度集权制度，仅三朝历史，清朝即达高峰。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里评论：“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偶尔，后代读史者，不免感叹，专制主义尤其高度集权相当长时间内，几乎被论为中国传统之恶疾，亦为中国衰落之关键因素。但是，传统中国被称道的盛世由何而来？杰出人物若无专制制度之保障，恐怕也难。多读而深思中国历史，人事与制度之外，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量的出现，曾经已至高峰的权力制度，不免崩坏。断而言之，环境之价值，历史学家郭廷以论：“任何民族的命运，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
无上的权力以及辽阔的疆域，前辈皇帝已经创造出来，后代国君，无论咸丰皇帝，还是女主慈禧，将会如何作为？探究此道，我们必须从人事与制度关系，跃进至环境变迁的观察。
王朝轮回
那个被无数戏剧反复演义的人物和珅，确实可以被视为清王朝的妖孽，他的出现标志清朝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折。
65岁时，乾隆皇帝看上了只有25岁的和珅，和珅当时只是御前一侍卫，不过人长得英俊潇洒。此后，和珅一路飙升，两年后，即获得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而这一权力过去只是赐予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从1775年被青睐，到24年后乾隆去世，和珅积聚了高达8亿两的家产，而乾隆一朝的每年岁入(财政收入)只在4300万~4800万两。
乾隆去世后，嘉庆皇帝处决了和珅，对于被没收的和珅财富，民间的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历史学家萧一山记录和珅的家产清单里的一些项目，极具趣味：金碗碟288件、银唾盂600个、金面盆119个、黄金580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00万两、田地80万亩估银800万两……比之当下，也是创纪录。
仅仅将和珅看做一个腐败的故事，格局将小。从传统中国朝代演变来看，乾隆一朝达至顶点后，无论爱新觉罗家族，还是这个国家，其前进的动力亦渐消退，享乐成为潮流，以乾隆下江南为表征，也恰在其时，和珅出现。清朝一秉明朝旧例，官员的薪俸定制较低，正从一品文官的岁俸仅为180两，而正九品则低至33两。如此低薪，当然难以生活；为此，清政府又向官员们支付“养廉费”，历史学家萧一山统计：其数目往往是正规薪金的100倍。如此薪俸安排，使官员寻找“体制外”的收入，没有了心理障碍。加之和珅的示范，徐中约描述：“和珅的行径如同靛青溶水一样四散扩展，无论在京内或外省，无论是文臣或武将，也无论官阶高低，一时间贪污成风。旗人变得放荡不羁、玩物丧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军打仗之职。汉军绿营也备受种种不当举措的困扰，从而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边关军务被漠然置之。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的习性导致了道德沦落和王朝的普遍衰败。”
在乾隆退位的倒数第三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晋见了他。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说明两个文明的碰撞，因而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察则被忽视。即使是访客，即使不懂汉语，马戛尔尼还是明确意识到中国官场贪腐严重，他的证据是：英国的使团，清廷批准的是每天1500两津贴，这哪里用得完？他的结论是：“东洋孔夫子之孙与西洋财神之后裔同其为不肖。”他的预言相当犀利：“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问题是，哪一位清朝皇帝才是马戛尔尼所称——才不敷用的掌舵人呢？
仍用中国传统朝代更替之“王朝轮回”的方法论观察，清在乾隆晚期，衰兆已现。很简单，王朝前期高速推进的成本，此刻已经显现，并且持续恶化。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其社会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所谓乱治之间的转换，皆赖此端。在每一次大乱之后都会有许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由此又进入“乱世”，如此循环往复。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
按此逻辑，经三朝而至乾隆盛世之后，其成本是什么？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统计：166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在1亿至1.5亿之间，到1800年上升到3亿。但是，可耕地却没有相应增加，1661年时全国有5.49亿亩耕地，1812年时仍只有7.91亿亩。耕地增长不到50%，而人口增长却超过100%。许多农民被挤出土地，背井离乡，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稍稍放开时间尺度，罗尔纲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里，提供了更具参考价值的数据：清代人口1741年为1.43亿，1850年则达到4.3亿，增长了200%。而耕地则从1661年5.49亿亩，增加到1833年的7.37亿亩，仅增长35%。人口与土地增长之间的落差导致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更糟的是，在1812到1833年间，由于自然灾害的因素，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从7.91亿亩减少到7.37亿亩，而此间人口却由3.61亿增加到3.98亿，这使得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到1.86亩。
问题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越冲突，土地的集中度越高。统计表明：清代初年一亩地一般值一二两，而到清中期就涨到七八两了。据此计算，彭泽益在《太平天国革命思潮》里估计：60%~90%的人完全没有土地。无地农民必须将产出的50%用于支付地租，而由于地租通常不是用实物支付而是转换成货币，这个过程又要被多刮走地租的30%。若以一亩产出3石论，两项相加，最后耕种者只能剩下1.05石，不可能养家糊口。
社会动荡，箭在弦上。乾隆之后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60多年，由此进入乱世。
外部挤压
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在其初期，绝无浪漫可言。
仍回到“王朝轮回”逻辑，在土地人口已经矛盾尖锐时刻，鸦片却开始大量输入，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里计算：19世纪初年，中西的正规贸易，中国大致尚为出超，1812年进口货物1270万两，出口1510万两；1813年进口约1260万两，出口约1290万两。这是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但鸦片为违禁品，不入货簿，如将鸦片合计，出入已不能平衡，成为入超。1818年进口总额约1880万两，出口约1400万两，相差约400万两，加上300万两的鸦片售价，合计入超已达700万两。这意味着中国白银无可阻止地外流，由银漏而银荒。
历史学家李守孔分析：1两银子在18世纪时兑换1000文铜钱，而在1845年，其市价超过了2000文。兑换率增长一倍，实际就减少了人们一半的收入，因为，尽管银两和铜钱都是中国通用货币，但充当市场上基本交换媒介的是铜钱，买米用铜钱，付薪水也用铜钱。1石米以前卖3000文，按1000比1的老兑换率值3两，但在1845年，根据上扬了的2000比1之兑换率，1石米只能换到1.5两。实际上，这意味着农民的地租负担重了一倍。
农业社会的中国，所有压力皆由广大而分散的小农承担，如此格局，理解太平天国起事，乃至捻军、云南与西北回民起义，当无意外。王朝之治乱，顷刻转换。
中国现实内部压力之下，西方列强亦在此刻急迫地进入中国，所谓现代化因素，由此又成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要素。
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里，开篇即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为什么他又要以“万历十五年”为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书呢？“1587年(万历十五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西欧由地理大发现开始，继而殖民扩张，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实则也为人类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亦无可独善其身，不得不被迫挟裹其间。由此而观，清一朝最为核心的结构性矛盾，即为现代化的挑战。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轮回转折恰与列强进入中国的冲突形成时刻不期而遇。
清朝皇帝已在制度上完成了绝对的集权，那么，他们有能力来面对这一挑战？还是如马戛尔尼所预言那样，成为悲剧的、“才不敷用的掌舵人”？
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细数下来，咸丰一朝(1850~1861年)最为悲苦。
1854年，新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包令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鸦片战争后，清朝与列强各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中美望厦条约》里约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是英公使提出修约的基础。英国既已提出，那么，相应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美国与法国也有权提出要求。当时叶名琛应对之策，现代人看起来颇为难解：一、拒绝见面；二、所有西方外交文书，迅速答复，但各种要求则一律拒绝。包令的修约照会，叶名琛依然如此办理。之后，双方又在见面地点——“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还是城外仁信栈房”，进行了极其耗时的纠缠。包令烦了。他准备到上海和天津，绕开叶名琛，另辟与清朝交涉的渠道。叶名琛当然知道包令的动向，咸丰皇帝也知道包令的选择，只是办洋务的叶名琛都不把修约当回事，咸丰皇帝何须操心，他仍指示一切由叶名琛办理……没有意外，双方冲突必然。
3年后，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1857年12月28日，英法攻城；此时叶名琛镇静自若，炮火之下，仍在总督府内寻检文件……之前他曾扶乩，相信过了30日，便一切可以了结。城破后，叶名琛还是从容不迫，告诫士绅说：过了1月9日，便可结束。这个时候，实际情况是他已经被联军俘虏。最表面地看，联军轻取广州，主要是叶名琛没有做任何城防措施，当时清官场对他的描述极准确：“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堂堂清朝之总督，竟如此愚顽？读史至此，疑惑其实多过愤怒。细看叶名琛之历史，26岁中进士，也算得上天才少年；之后，38岁即官升广东巡抚，一方边疆大吏，咸丰皇帝的宠臣，当然断非无能之人。若究其有违常识之举的原因，当须由咸丰的谕旨破题。简言，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其《苦命天子》里总结，咸丰的全部指示，概括起来就是两条：既不要引起大战，又不准对英方做出任何让步。——不可让步，才是关键。
皇权在清一朝，已至顶点，咸丰有此定论，叶名琛如何自处？“不战不和”种种，恰恰是此种制度之下最“理性”的选择。叶名琛太特殊，所有治清史者，无不论及。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议论最公：“叶名琛并非是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傻瓜，他是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家，他的执拗是内心之不安全感的伪装。叶名琛知道军事上中国无法抵抗，如果他动武而挑起一场灾害性的战争，他将会像林则徐那样以流放结局；相反，如果他执行一项抚靖政策，他又将招来皇帝的不悦、公众的谴责，颜面丢尽甚至于被流放，就像琦善和耆英的命运。身处两难境地的他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同时板起一副对洋人冷淡、傲慢且极度藐视的面孔。在私下里，他却指望这些唯利是图的蛮夷不会以牺牲其商务为代价而延长这种动荡局势。”
后来，带着一本《吕祖经》的叶名琛被英军带走，这位自称“海上苏武”的清朝疆臣，3个月后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悲剧的一幕再度揭开，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暴戾的列强
清朝的疆臣，进退皆得咎，原因何在？简单地看，外部因素，或者说现代化的力量进入中国，在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是一种陌生而缓进乃至突变的过程。由外交礼仪的中西不适为开端，继以鸦片交易追逐利润，这两个一隐一显的因素，略有冲突即酿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此，由叶名琛而启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如此。这一时刻，已到突变阶段。所以，咸丰一朝，不是官员进退无章，而是咸丰举措无当。
咸丰就果然是那个“才不敷用的掌舵人”？以清朝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他当然必须担当责任；只是，如果退半步而观，便可知简单论世论人，亦将失当。中国此刻正处于一种国家结构性矛盾转换之际，认清它，尚需时日，因为人类的理性有限度。
轻取广州的英法联军去到天津谈判，他们的要求是：在北京常驻公使、开放长江沿岸的新口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以及赔偿。而且，“常驻使节”是核心问题。73岁的清朝谈判者桂良，没有能力拒绝——英国人直接而蛮横，“不接受，即进军北京”。于是桂良转而使用全部手段来说服坚决反对在北京“常驻使节”的咸丰，甚至用出这种卑劣的说辞：“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条约)即可作为废纸。”咸丰的属臣，真是不易。
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又想出废约之法，即向英国人提议免除其商品的全部关税，而使条约废止。免税！咸丰才是真正的愚顽之人？以后世读史者所具备的世界知识判断，当然！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呢？
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分三个层次：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国。中国皇帝当然是“天下共主”。按此逻辑，英国、法国，其地位只应相当于中国一个省，如何能与“天朝”平等？看起来，表现为礼仪之争的叩拜与否，实则是涉及“天朝”的政治性原则问题。咸丰的拒绝，在茅海建看来：“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
失衡的结构
在承德去世之前，咸丰皇帝看到了解决英、法问题的条约，外患似乎告一段落。但占据南京，并自立新朝的太平天国，此刻仍无决定性意义的消息传来。
一般历史规则是，外患将至，国家力量将因此而被凝聚。但是，咸丰一朝颇悲，早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前，太平天国即起义，如旋风般掠过半个中国。更不幸的是，这一符合王朝更迭模式的农民起义，所秉之本：反对满洲异族统治。清人入关，即被高度重视并屡屡施之高压解决的民族矛盾，被洪秀全轻轻点破，并张目为本。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其自述里，即将洪秀全的起义，视为启蒙他的改变中国的关键要素。而且，孙中山所秉旗帜，同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果说现代化是清一朝所面临的历史挑战，那么，民族矛盾则为与之并列、同属国家结构性矛盾。当然，乐观来看，将这两者视为国家动力，亦未尝不可。
咸丰现实的麻烦是，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军队，同时他也没有钱。
咸丰临朝，立即需要知道的是国库还有多少钱。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卓秉恬报告说，存银仅800万两，而且，“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太平天国事发，战争启动，兵款从何而来？咸丰为朝廷计，当然不计成本。茅海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这跟后来袁世凯驱剿武昌起义，上奏要求“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没有分别，只是后来能卖的是旧存瓷，而非咸丰朝的大金钟。咸丰立即命令销熔，结果这3口在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精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2.7万两(金钟内质成色是金三、银五、铜二)。
多方筹款3年，至1853年7月，总共筹集近3000万两银子供应前线。这个时候，户部存银仅29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而前线战事呢？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战争的情势之下，由中央控制财政，已无可能。而此时，咸丰又采用了饮鸩止渴之策：一、官兵减俸减饷；二、开捐例，卖官鬻爵；三、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竟有面额高达一万千文的。这当然是愚人愚己的玩法，于事无补。也在此时，去扬州办理筹饷事务的刑部侍郎的幕僚想出了一个“厘金”之策，即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当然，作为回报，对这些交纳者亦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在当时，这事实上是强行的捐例。但是，从现代商业角度看，这相当于商品的过境税与商业税。
咸丰同意了厘金制度，于是在清朝国家财政税收网络之外，另辟新的税收体系。虽是战争的特殊时刻，但王朝的中央集权的关键部门，财政税收体制，有了分权之实。
与厘金制度几乎同时，是曾国藩湘军的崛起。这同样是中央集权之下国家控制军队体制，转由地方控制军队，亦一分权现实。传统的“兵为国有”的根本制度，由此而“兵为将有”。后世北洋政府的连年混战，源头在此。
1854年，曾国藩在经历了甚至让他自杀未遂的失败后，否极泰来，将太平军赶出湖南境内，并在当年10月攻克被太平军占领16个月的重镇武昌。这是咸丰临政以来极其难得的胜利，他迅速授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曾国藩以及他的湘军的危险性，迅速被注意，有军机大臣提醒咸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种警惕当然有理。事实上，这种地方乡勇形成的武装制度，而且兵为将有，后来确实祸乱中国。
但是，战争毕竟特殊，胜利才是关键。
“署理”，虽为暂时代理之意。但咸丰明白其间危险之后，又迅速收回成命，而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衔，专办军务。之后，在职务上，咸丰一意坚持，不予曾国藩任何任命。直至1860年，属于国家军队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灭，不得不借曾国藩之力，才在曾国藩练兵并开战8年之后，加其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改为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
1864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攻入南京，当年6月1日，自说“古来哪有皇帝做囚徒”的洪秀全自尽。战争结束。这时，离咸丰去世已有3年。
通阅清史，后来所有变化的结构性因素，皆由咸丰一朝出现，毫无含糊、极其分明。11年的执政时间，咸丰皇帝承担了先祖们所有辉煌的成本。国家之根本，财政与军队，在此朝中央与地方两分，完全失衡。那么，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以及民族矛盾的压力，应对之策，则又徒添困境。若究辛亥革命之原因，则必须回溯至此，方可洞悉其源。
那么，知此格局，不免疑问，这一国家危机，真可由爱新觉罗一个家族来承担，并将国家顺利地导引至现代社会？
权人慈禧
面对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两场战争的咸丰皇帝，内心会有什么样的念头？自然，这非正史所可载内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所录一段，看起来，还是可信。咸丰曾对他的老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感叹：
“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按此记录，咸丰自认自己这朝，虽不应当亡国，而必定会亡国了。确实悲感。也因此压力，咸丰在野史作者的观察里，“咸丰季节，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咸丰)以醇酒妇人自戕”。据说，咸丰每饮必醉，醉则大怒。同时，私生活也开始放荡。清廷为了保持血统的纯粹，制定宫内不许有汉女——这一规定被咸丰所破，许指严《十一野闻》记录：咸丰所喜汉女中，以“四春”最为著名，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但是，与此四春并列的满族姑娘则是：天地一家春。而这“天地一家春”，即为慈禧。
在咸丰眼里，或许慈禧以美艳而宠。以美艳名世，这是她所期待的自己的人生吗？在她26岁的时候，咸丰去世了。答案迅速揭晓，她更热爱权力。
清一朝至咸丰年间，其危势，确实亡国边缘，汉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拯救了王朝。按功行赏，这是定例。清王朝为着统治，在关键权力岗位上，尤其是总督与巡抚这样的疆吏位置，一般以汉满两族平分其位置。清一朝整体而言，57%的总督和48.4%巡抚为满族人，相对应，则43%的总督与51.6%的巡抚是汉族人，基本平均。但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情势变化，以咸丰临政而开始的1851至1911年——整个晚清，65.4%的总督与77.8%巡抚都是汉人。关键岗位上的汉族官员，人数已相当占强。这自是另种矛盾，稍后当引发严重局面。
太平天国、捻军以及云南、西北的回民等全国性与局部性变乱，在晚清历经28年(1850~1877)，有估计1851至1865年，中国人口之死于战乱者，至少为2000万或5000万。官方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浙江约为3000万；而及至1874年，江苏约为2000万不足，浙江约为1100万不足。而这一统计如凿实，则仅两省就减少4000万人……战争当然祸国祸民，只是相对冷酷而以治乱的王朝轮回观视之，清历经咸丰一朝而未亡，当或进入治世才对。土地与人口之剧烈冲突性关系，相信此际已相对缓和；民众的民族仇恨情绪，开始让位于权力集团的满汉对立。
慈禧能带领这个国家，迎接挑战，进入现代社会吗？这个问题，其实辛亥革命已经给出答案，无法假装不知而重新设问。所以，真实的问题则是，究竟慈禧是延缓了清朝的覆亡，还是加速了它的覆亡？
阅读慈禧，是一个情感复杂的过程。慈禧当权初期，相助最力的当为恭王奕訢。作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此前清廷规定皇族不可进入军机处，至奕訢而变，可见他权势之炽——奕訢自然不免骄横。平定太平天国第二年，慈禧决定惩罚他，招来各色权臣，要给恭亲王定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窃取权力、组党结派和专横跋扈等罪名。然而，这些官员不敢卷入在他们看来主要是皇叔嫂之间的家庭纠纷之中，便请求两位皇太后自行决断。于是，愤怒的慈禧亲自起草了一道懿旨，解除了恭王所有的职位。历史学家也不免八卦，多数述此事件，会补充写道：“这条懿旨以错别字连篇而著称。”稍后，在其他皇族的请求下，加之恭王也来忏悔，慈禧恢复了奕訢大部分职务，但“议政王”之衔，再未授予。所以，清朝早期的摄政王多尔衮的故事，慈禧时代，在奕訢身上不可能发生。
一般史论清朝自1861开始的“同治中兴”，以及由此延续至1895年的自强运动，主要是恭王奕訢与李鸿章的贡献，但是，如果我们由那条错别字连篇的懿旨来看，能控制奕訢的是慈禧，如果失去她的支持，如何中兴与自强？
嗜权的基础是有驾驭属臣之能力，显然，如果真的失去奕訢，相信慈禧自己运转朝廷断无可能。奕訢如此显赫，弟弟奕譞未必能够一直心如止水。对于主持对外的恭王奕訢，身为醇王的奕譞不满而直言：“办夷务之臣即秉政大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朝廷势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实盛世不宜有者。”奕譞情绪，颇为激烈，“欲尽君臣大义，有伤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制衡奕訢之力，慈禧找到了奕譞。后来种种姻缘结合，奕譞似乎尽占其利。但现实权柄，奕譞于1889年出来管理海军，甚至还挪用海军军费来逢迎慈禧，但发现与皇嫂慈禧共事，远不如想象的容易，未及一年，忧愤成疾而逝。
所以，权力逻辑才是能够理解并解释慈禧的方法论，失败的“百日维新”；后来酿成大祸，使慈禧再次西去避难的“义和团运动”，细究起来，无不有慈禧感受权力受到侵占，即将丧失的危险，而做出的激烈反应。这真是悲哀之局，嗜权而有卓越驭人之术的慈禧，为能持权而间接使清朝维系48年而不坠；但是，除了权力，慈禧眼里并无国家，更无世界。
妇人慈禧为什么竟能在权力巅峰稳居达48年？徐中约的结论是：“答案可能部分地在于她炉火纯青的权术伎俩。”但是，制度性的皇权保障已由雍正皇帝创造出来，而那个时代，各种压力并至的年代，正是需要一位伟大的帝王来带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可惜，最需要的时候，只有权人慈禧，却没有强人皇帝。这当然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何尝又不是中国的悲剧。只是，历史的逻辑向来无情，大浪淘沙，才会见千古英雄。
清亡时刻
慈禧最后时刻的权力制衡安排，对于载沣与隆裕，实算公平。如果载沣强大，则有机会成为多尔衮那样一朝之顶峰摄政王，即使不济，也可如恭王奕訢一般，成为一代权臣；反之，隆裕如果聪明坚韧，慈禧即为她的榜样。
只是，末世尽出不肖子孙。
载沣一上任即任命自己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弟弟管理军咨处。肥水不流外人田。而由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而形成的满汉权力集团冲突，也终于让载沣引爆。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满人得了8个(其中皇族占了5个)，蒙古旗人1个。如此安排，一时舆论大哗，“皇族内阁”如何可能拯救清廷于万一？作为一种标志，“皇族内阁”的出现，意味着清廷已到完结的临界点。细研载沣摄政3年的作为，唯一称得上果敢的只有一件，即将袁世凯开缺。但是，即使这件事，原本载沣的初衷，却是希望将袁世凯处决。《爱新觉新·载沣》一书称，后来，载沣最为后悔的就是这件事。因为，袁世凯窃走了他们的大清国。
甚至，作为父亲，载沣未能得到儿子溥仪的敬重——《我的前半生》里，溥仪对父亲载沣之不屑，甚至无法掩饰；作为丈夫，载沣亦未能得到妻子的认可，据说载沣辞去摄政王回家，很轻松，说现在可以在家抱孩子了，他的福晋(妻子)痛哭不已。
1911年12月6日，载沣向隆裕缴还监国摄政王之印，奏请退位。制衡的权力结构，一方退出，绝对的机会。没有任何犹豫，当天隆裕即下懿旨同意。清廷权力，又进入皇太后弄权时刻？当然。也仅仅只是两个月时间，隆裕携小皇帝溥仪，将国家权力拱手让给袁世凯。清亡之责，隆裕能脱其咎？野史所记，之后，她终日以泪洗面。国由她亡。
退位后一年，隆裕辞世。弥留之际，对过去的军机大臣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
利益宫廷：溥仪和他身边的人们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关键字:利益,宫廷,溥仪,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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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8年入宫到1924年被驱逐出宫，紫禁城既是溥仪成长的地方，又像一个大监狱，困住了他，这是一个漫长而奇异的过程，至于溥仪，他目睹了“在黄昏中踟蹰了十三年（指清帝退位的1911到1924年）的紫禁城终于进入黑沉沉的夜晚的整个过程”。
亲族长辈：载沣和隆裕太后
外来者的观察往往清晰而细致，1919年3月，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进入紫禁城，不久后目睹了溥仪的生日“万寿圣节”、“万岁爷的圣诞”，当天上午8点，亲王、贝勒、贝子和师傅们等都集聚在乾清宫外，等到溥仪升殿后，由醇亲王载沣第一个捧着玉如意进去向皇帝行礼，当醇亲王靠近宝座的时候，皇帝离座起身，醇亲王鞠躬退下，皇帝落座，双方均不说话。
醇亲王在各种场合内，一般不向皇帝跪拜，因为中国的思想体系决定了儿子不能僭越于父亲之上。但另一方面，皇帝只能称醇亲王为“王爷”，不是父亲，按照逻辑，溥仪算是过继给光绪为子了。不过不管私下还是公开，人们都承认他的父亲身份，以及他的特权，皇室里不向溥仪跪拜的只有他和4位太妃。
这似乎就是载沣仅存的特权了。1908年，慈禧临终前任命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成为当时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但转瞬之间，他的权力就消失了，随着溥仪的退位，载沣的地位只有在跪拜与否这种细枝末节上存在。
好在载沣自己并不在乎，按照溥杰的回忆，辛亥革命成功后，载沣回到家里，反而很高兴地和家人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载沣的妻子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气得大哭了一场，她一向瞧不起载沣的没志气，在溥仪退位后，她还花大量的钱去联络关系，幻想复辟，临死的时候，还拉着溥杰的手，告诉他：“别像阿玛那样没有出息，要帮助哥哥溥仪恢复祖业，你哥哥是大清皇帝。”
载沣除了憎恨袁世凯，基本上很少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溥杰回忆，他的父亲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对于家事也嫌麻烦，一向不闻不问，家里当差的太监也不买他的账，他让他们干什么，他们都声称得听“奶奶”（溥杰母亲）的。从摄政王的位置下来之后，他安于读书生活，爱看《资治通鉴》，喜欢天文学，到了夏天的晚上，他就给孩子们指点天上的星座，把日食、月食的图形用工笔画下来，记在日记里。溥杰觉得，载沣要是专心读书，会有所成就的。
他对任何人都很淡，很敷衍，溥杰觉得，载沣对人不信任也不拒绝，在小朝廷里，许多人想靠他的门路去走关系、讨赏赐，可是他只是躲来躲去。有一次，有人想把他和张作霖拉拢在一起，带着张作霖的亲信张景惠来他这里，旁人口若悬河说了很久，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可以带给张作霖，他最后面红耳赤地说了一句，替他问“张雨帅”好，气得那些人无话就走了。
载沣害怕交际应酬到了极端，溥杰记得，客人待到再晚，家里也不留饭，结果好交际的瓜尔佳氏也不能留客人吃饭了。有次一位贝勒夫人说：“听说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您既不留我在这里吃饭，能不能改日送两样给我尝尝？”瓜尔佳氏只好在苦笑之下把菜送到别人家。
这么一个懦弱的亲王，他甚至连同样无识庸碌的隆裕太后也对付不了。按照当时的嗣统，溥仪算是同时过继给同治和光绪的，所以隆裕太后顺理成章就成为溥仪的母亲，隆裕当了太后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宫中东部修建“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当时清廷正在兴建新军，所需甚巨，可是载沣根本无力阻挠她。革命军起，载沣辞职，隆裕下了逊位诏书，当时隆裕的理论是，逊位对太后之尊严无影响，只不过把载沣把持的政权，转移到袁世凯手中而已。
清帝逊位后，隆裕和载沣才有了共同目标，那就是培养溥仪，如何接受“帝王之学”。为了让溥仪能够安心学习，隆裕给醇亲王府配备了汽车，让载沣能够经常进宫看望溥仪。慈禧早在遗诏中就有安排，希望溥仪能“光大前谟”，作为遗诏的执行人的载沣并非守旧之人，他不拘泥于旧制，而是“选择贤傅”，这也是庄士敦日后能来到溥仪身边的原因。
在庄士敦到来后，载沣还专门在府第接见了他，不过他很快对庄士敦有了意见，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溥仪的英文伴读选了载涛的儿子溥佳，而不是他的儿子溥杰。庄士敦回忆，他并不知道载沣和载涛之间早有矛盾，溥佳的入选使醇亲王大为不满，最后溥杰也入选为伴读，风波才平息。
除此而外，载沣对溥仪的学业和生活并无过多影响，其力量甚至不如陈宝琛和庄士敦，一方面是由于宫廷生活的封闭性，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性格使然。溥仪自己也记得，载沣碰到大事的时候，不是唉声叹气原地转圈子，就是结结巴巴地向溥仪强调：“皇上，这这这也得慢慢商议。”在驱逐太监、整顿内务府等事情上他都是这样的态度，张勋复辟等大事件都没有他的参与。
名义上的母亲隆裕太后在溥仪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慈禧太后的曾孙爱新觉罗·根正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隆裕对溥仪是真有感情的，只是她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亡国的忧虑使她常常发呆，即使是带着溥仪去玩耍的时候，她也在后边呆想心事，有时候一发呆就是半天。隆裕并没有过多的知识，所以在溥仪小时候，她把读过书的太监张谦和封为“首领太监”，让他教溥仪读《三字经》等，张谦和则总是把宫殿里的鬼怪传说讲给溥仪听，溥仪一直相信宫中的一棵大松树是神灵所变。
隆裕关心溥仪的身体，但她并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她只是叫溥仪不能多吃，溥仪有一次吃栗子吃多了，她一连好多天只叫他吃糊糊。当时还是孩子的溥仪饿坏了，看见喂鱼的干馒头也要抢过来吃，结果隆裕更生气了，多日都叫太监们监督不许他多吃，看见他吃多了，立刻叫太监把他拉起来，然后蹾到地上。这不是她的发明，而是当时皇室教育孩子的传统。溥仪回忆中，关于她的“慈爱”记得的并不多。
不过溥仪并不懂她心中的焦虑。她临死前，把溥仪托付给身边人的时候说：“皇帝太小了，你们不要难为他。”1913年2月28日的《盛京时报》记载，她弥留之际，对于生死殊无牵念，只是看着溥仪垂涕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
1924年溥仪被逼宫，危难之际载沣进宫。溥仪说：“王爷，这怎么办啊？”载沣还是一贯地结巴着说：“听，听旨意，听旨意。”
遗老们的“帝师团”
相比起亲族，溥仪的帝师们在他的成长阶段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他的满语师傅萨克坦在对醇亲王提出对溥仪的教育目标时候就说：“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一般人学习四书五经是为了服务于帝王，可溥仪的任务是培养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不过时代不同，课程也不一样，在整理出来的清宫档案中，溥仪的窗课目标就是“会通古今，融贯中西，不可拘于旧例”。宣统三年，伊克坦、陆润庠、陈宝琛奉命朝夕入讲，其后梁鼎芬、朱益藩等先后担任帝师，这批人是小朝廷公认的“品格完美，行为端方”之人——无一不是最忠诚的遗老。庄士敦写道：“皇帝的师傅们是从天下最杰出的学者中选拔出来的。”他们的责任是：“在皇帝长大成人的时候，应该将其培养成为儒家理想中的绅士——君子。”然而，在帝师们进宫没多久，他们的职责变了，复辟中兴成为溥仪教育中最主要的功课。
伊克坦是溥仪的满语教师，他教了溥仪9年的满语功课，每天3刻钟，不过即使在当时，伊克坦的任务也并不繁重，溥仪对满语的学习并不认真。庄士敦说，这种学习只不过是使溥仪在长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对满语一无所知。伊克坦去世后，没有再选派新的满语师傅，皇帝自己宣布要把英语作为清宫第二语言。
伊克坦在溥仪大婚前夕去世，去世前，溥仪也许是循宫廷旧例，也许是一时高兴，专门坐汽车去他家看望他。伊克坦正好神志清醒，认出了皇帝，很感动。之前，皇帝除了曾看望过病危的醇亲王福晋，从来没有出过宫殿，所以这件事情被《顺天时报》宣扬为“世人无不为宣统帝尊师之举感到欣慰”。
相比起满文课程，溥仪更愿意学习汉文。陆润庠讲述《四书讲义》，可是溥仪年少无知，对这位师傅并不尊重，常常闹得大家连君臣之礼都忘记了。他一再要求溥仪安心听课：“君子不重则不威。”可无论怎么说也无济于事，陆润庠只得大喝一声：“不许动！”把皇帝和自己都吓坏了。
他是溥仪的早期师傅，在清朝退位后，他很快就因为内结而重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事实上，陆润庠是当时少有的资本家，在光绪末年已经在苏州有自己的纱厂和丝厂，之所以愿意入宫教导溥仪，还是因为“太傅”带来的荣誉感，包括死后的谥号，帝师们也是高人一等的，他的谥号是“文端”。
陆润庠去世后，先后进宫的还有梁鼎芬和朱益藩，溥仪在回忆录里都没有怎么提到他们，但是梁鼎芬却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是当时“革命之地”广东出来的极端保守主义者，曾任武昌太守，以在光绪陵前植树而著名。他经常给溥仪讲的故事是，袁世凯派刺客去刺杀他，却被他一番教育说得放下了屠刀，这种表现不一定是吹嘘，因为在张勋复辟阶段他的表现还是很突出的。当时紫禁城内外枪声一片，高龄且体弱多病的梁鼎芬坚决让轿夫们冒着子弹前进，大家要求躲避，他却一再说，不可耽误了差事。
不过，庄士敦说梁鼎芬此时只是一道幽灵之光，他的梦想是光复大清，他觉得自己一切作为都是“深明大义”之事，所以他才会在张勋复辟时去劝说亲家黎元洪退位，被黎元洪大骂并赶出府第，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反觉得为溥仪做了事情。民国人评论梁鼎芬是“不明大义而自认为深明大义的遗老”。其实在溥仪身边的老师都是这种人。
最典型的当然是陈宝琛，这位当年清流派的关键人物在庄士敦眼中，是个风度优雅的人物，富有文人魅力，他的书法和诗歌都是当时人们索取的珍品。不过，在旁人的回忆中，陈宝琛没那么风雅，尤其是他抱定“一生只洗澡三次”的原则，每到盛夏，身上常常散发出酸腐之味。
这似乎是一个现实的寓言，作为首席帝师的陈宝琛的所有想法和言行都与时代脱节，不过溥仪觉得，他是最忠实于自己和大清的人，所以，他迅速成为溥仪身边能参与国事的人物。他经常给溥仪介绍时局变化，可是讲的全是民国弊端，以及清朝如何被人心所向往，民意不忘君，民国不过几年比不上清朝200多年“泽被深远”，溥仪总有一天会“天与人归”。这种期待和教育，很难说和溥仪日后做了伪满洲国皇帝没有直接关系。
张勋复辟的那几天，陈宝琛从参与策划到最关键的密谋，20多道上谕均由其发布，还给溥仪出了若干主意，禁止亲王贵族干政，对黎元洪不肯离开总统府的行为要予以反击，让其自尽。在皇宫被包围的时候，他让溥仪发手谕给张作霖，要其上京勤王。陈宝琛的角色早已超越了“授皇帝读”，而是小朝廷内部的智囊。但是，与梁鼎芬一样，陈宝琛的主意和见识，哪怕在庄士敦这种古中国的崇拜者看来，也都是“幽灵之光”了。
为了随时和他有联系，溥仪的宫中还安了首部电话，陈宝琛身为“唯一的智囊”，得到了常常和皇帝通话的殊荣，不过也就是在这时候，正在长大的溥仪发现了陈宝琛这类老帝师们的缺陷，他们知道宫中的种种弊端，可是对此毫无改变的动力，一点也没有为改变弊端而尽力。庄士敦作为旁观者，觉得这是他已经进入暮年的关系。事实上，这点溥仪看得更清楚，他发现，师傅们不完全是想象中的书生，他们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一部分，因此要他们改造弊端太难。
师傅们常常要求赏赐一些精品，比如米元章、王时敏的画。有一次，陈宝琛还要求皇帝写两句诗给他，“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随后对其他人说，皇帝觉得这两句诗是他的写照，专门写了送给他。这些师傅们去世后，遗老都羡慕他们有一般人所得不到的谥号。
不过溥仪最后还是有公允之论：他们要从我这里得到的，都得到了；不过他们能给我的，也都给我了。
小朝廷将溥仪称为“英主”，他们为溥仪制订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期待他掌握列祖列宗的政治经验，以便光复祖业，溥仪的学业承受了很大压力。不过，按照现在发现的一些档案和当时报刊的报道，学业是完成顺利的。《顺天时报》就报道溥仪的天资明敏和好学不倦，而当时琉璃厂出现的买书的太监也被证实是在给溥仪购买各种新书籍。当时报道说，倘无革命之举，则如此饱学之君“定可振兴文教”。
在溥仪大婚之后，陈宝琛被授予太傅之衔，这也是清廷授予此衔的最后一人，可是此时的陈宝琛越来越被有主见的溥仪疏远了。
庄士敦：“孩子”溥仪
陈宝琛被溥仪所疏远，关键还在于来了可以替代他智囊身份的人物——庄士敦。在溥仪的众多师傅中，只有庄士敦自己看到，并且使溥仪认识到，他重登以前的皇位不可能了，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庄士敦启发溥仪对外界产生强烈的向往之心，在溥仪周围的人里，只有他把溥仪当一个人，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万岁爷。
庄士敦的笔记详细记载了他1919年3月3日见到溥仪的场景，溥仪先是在大群人簇拥下，身穿朝服，按照欧洲式的礼节和庄士敦见面的，随即，两人坐在书房里，皇帝的面前放着庄士敦为他挑选的书籍，师生关系出现了，完全不再拘泥于礼节。庄记载道：“他看上去并不虚伪，或者对有关中国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并不言过其实，他身体强壮，发育良好，他是个聪明，活泼，富有同情心的孩子，而且有幽默感。”
庄士敦还觉得，溥仪并没有傲慢之气，他深居宫中，从没有跨出紫禁城一步，除了偶尔允许他的弟弟和两三个皇族的年轻人陪伴他一下，他没有机会和其他孩子接触，甚至他每天去书房都有隆重的礼仪。在他看来，溥仪是坐在金色轿子里面的孤独孩子，他当时想到拯救溥仪身心健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颐和园里居住，少受拘束。
不过，这对于师徒二人都是梦想，很快庄士敦就发现，他给溥仪上课的时候，身边一定有太监监视，此外还有中国师傅陪伴，据说是因为害怕皇帝会紧张和拘束，尽管师傅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睡觉，可是这种被监视上课的行为一直没有改变。
其实这种监视真的不需要。据和溥仪一起上课的溥佳回忆，庄士敦是在李经迈和载涛商量后被引荐的，李经迈是李鸿章的儿子，很早接触洋务，他觉得，张勋复辟失败后，形势对清廷很不利，溥仪很可能不能久留宫中，应该趁此苟安之机，让溥仪学习英文和接触新知，日后流亡海外也有准备。载涛和载沣，包括陈宝琛经过商量后都同意了。担任过香港总督秘书和威海卫行政长官的庄士敦成为人选，关键原因还是他从年轻时候就崇拜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佛家释典，感觉东方文化比基督教文化高深，非常向往中国文化。
在载涛看来，家里有五六千卷书、不娶老婆、别号“志道”的庄士敦，就是一个书呆子。溥杰印象很深的是庄士敦与哈同夫妇见面的时候，因为哈同夫妇的傲慢，以及粗俗的管事人手上的满是珠宝，而使庄士敦大怒，用尖刻语言嘲笑了哈同，并且再不来往。
溥佳还记得刚上课的时候非常难受，因为溥仪没有一丝笑容，是庄士敦强迫两人互相开玩笑，他们才慢慢熟悉起来。开始在上课的时候画漫画，溥仪的速写非常不错，庄士敦觉得，他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
他对溥仪有太多期待，他在给李经迈的信件中写道，皇上过着极其不自然的生活，他周围的气氛和环境亟待改变。他觉得，既然不可能重登皇位，不如保护他的身心健康。当时世界上各地的君主制度的黄金时代都过去了，溥仪唯一有可能效仿的，是英国的威尔士亲王，所以，他极力反对溥仪被作为与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对待，“当他恢复王位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消失的时候，就很难指望他会有能力在世界上发挥一个人的作用”。
他给溥仪讲述英国王室生活和世界各地的风光，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不可靠的军阀的态度，并且极力鼓动溥仪去英太子上学的牛津大学去读书，还将溥仪引荐给各国驻华公使和泰戈尔等人。《泰晤士报》当时报道说：“这对皇家青年夫妇的态度让人愉快。”
庄士敦不仅仅教英文，还教导溥仪成为一个“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溥仪自己说，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经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
有了庄士敦的教诲，溥仪一天比一天觉得自己受着环境的拘束，他开始对祖宗旧制感到厌恶，并且自行其意，出现了一系列让遗老们惊骇的“越轨行为”。先是“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宗在几百年没觉得不方便的宫门的门槛统统锯掉，这些举动还算好，王公大臣们的神经还能应付，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我一会儿要励精图治，一会儿要整顿宫廷内部，清查财务，一会儿我又扬言要出洋留学”。
15岁那年，他配眼镜，太妃们和大臣们听说有洋人要接近皇帝的眼珠子，群情激荡。1922年，他又剪了辫子，现在史学者发现众多民国与清廷交涉的史料，民国警察厅曾经要求皇宫当差者剪辫易服，但是溥仪不在受要求之列，他之有此举动，还在于深受庄士敦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影响。
电话的安装，使溥仪有了更广阔的与外界联系的方式。“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接到电话后开始不敢相信，然后真费了一番努力，到了宫中见到了溥仪。因为他和庄士敦事前打听好了，溥仪“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再受一帮老太婆的牵制”。胡适日记里记载，清秀的皇上很能认识自己的错，觉得现在还要花民国的钱，心里很不安，他想出洋留学，并且拜托胡适帮他找一些新书。
也因为这次会见，使胡适对溥仪有了不一样的认识。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廷后，胡适发表文章，说这行为是“民国的耻辱”，违反了当时定下的优待条约。
庄士敦和溥仪的亲近关系，可以从溥仪的侍从李国雄的一段回忆中看出。当时13岁的李国雄心目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可是和庄士敦在一起，两人关系轻松而自然，当时庄士敦受命管理颐和园，就住在万寿山的后山，溥仪专门出宫去颐和园看望他，庄士敦坐上了一条又尖又窄、两头狭长的小船，半米多宽，坐上去后，他飞快地划了起来，并且动员溥仪也上来划。皇帝哈哈笑着摇头，表示不敢。李国雄写道：“我们那时候觉得庄士敦也太大不敬了。”
不过公开出国留学的梦想迅速被小朝廷扑灭，而私自潜逃准备了许久，借赏画给溥杰之机筹措了大量的金钱，可是在最后关头，紫禁城走漏了消息，王爷传令，叫各宫门一律关闭，进入戒严状态，溥仪和溥杰傻坐在紫禁城里发呆。深深的宫墙还是“锁住了一个少年的心”。
事实上，即使他能逃跑出紫禁城，能不能进一步出走还是很成问题，庄士敦去和英国公使馆接触过，公使表示，除非皇帝出了人身安全的问题，他才可以接纳。否则会招致国内反对，英国政府不愿意此时卷入这一行动，因为背后有太多纠缠的利益关系，英国政府此时打交道的重点是民国而不是废掉的清廷。
太妃主宰的婚姻
1924年10月，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刊登过一篇署名为《幻想者》的文章，里面提到清廷的小皇帝坐着马车在维多利亚道上行使，心中满是喜悦。这种梦想看来永远不能实现了。
事实上，不仅是留学成为梦想，皇帝改革小朝廷，驱逐太监等一系列改革都没有成功，溥仪想象自己结婚后可以亲临主政的意愿，在他人看来，只是幻想，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历史的人质”的命运。
结婚是溥仪作为亲政的基础条件而接受的。1921年，皇帝准备大婚的消息传出来，根据溥佳回忆：“自从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我们家简直是门庭若市，前来送名门闺秀相片的人往来不绝，并且再三托我父亲，务必玉成其事。”沈阳的张作霖和大总统徐世昌都派人来提亲，因为满汉不通婚，所以被婉言谢绝了。
婚事的主导权最后落在端康太妃和敬懿太妃手里。根据爱新觉罗·根正的回忆，两位太妃的斗争自从隆裕太后死后就没有停止过。敬懿太妃是当年同治的妃子，一向受到慈禧的喜欢，一直不甘于居于隆裕之下，溥仪进宫后因为有入继同治、光绪两人的说法，所以她在慈禧死后的葬礼上就开始大闹，觉得自己是主子，而不该是奴才，可是隆裕毕竟名正言顺，她没有得逞。
在隆裕死后，她更不愿意服从端康太妃，也就是从前光绪的妃子瑾妃，瑾妃在哥哥的帮助下，靠贿赂袁世凯成为六宫之首端康太妃，不过她早已经不是当年受光绪和慈禧气的时候那个懦弱无为的妃子了，多年的宫廷生活使她有了强硬的手腕和斗争的经验，这就使她支持的婉容能够战胜敬懿太妃所支持的文绣而被立为妃子。
溥仪自己的回忆是在照片中选择了文绣，事实上，当时的溥仪觉得，谁是皇后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想要被人尊重的成人感，可是这种感觉很快挫败了，他选择的文绣因为是敬懿太妃所支持的，端康太妃觉得“不美，家中又贫寒，而她推荐的婉容长得美很多，家境又好”。要增加人选，改变选择结果，两位太妃各自拉拢王公亲贵，溥仪的几位叔叔各支持一方。载沣本来是有发言权的，可是他面对自己两兄弟和太妃们组成的各自派系时，他寡言少断的性格再次起作用，索性拖下去。8个月后，人选还在争执中。对立的僵局最后以端康太妃的获胜而解决，1922年2月，同时增补了若干人为候选人，16岁的溥仪仍然没什么脑子，在婉容照片上画了个圈。可是，另外几名老太妃又不干了，说文绣被圈过了，不能再嫁给平民，也得入宫为妃。这已经纯粹是为了和端康对着干了。不过当时舆论都以为，婉容的美貌和家世渊源确实更适合为后，结果打破了当初想法，选中了两个，一妃一后。
确定皇后之后，要给婉容家修缮住宅，因为太狭窄，于是购买了邻居家的若干宅第。这在以前根本不是事情，可是毕竟已经是民国时代，当时报纸纷纷报道皇室大兴土木，好像是侵占平民住宅，内务府赶紧和北京的报纸澄清，是购买而不是侵占。
接下来是经费，民国政府的优待费并不到位，现在声称是拨关税款10万元，其中2万元算是民国贺礼，但是这点钱是不够的。当时报刊报道，皇室已经议定需要至少40万元，民国不给，只能自己将内库的金盘、金碗，包括珍珠、珊瑚制品等历朝遗物41箱，送往汇丰银行押死。
按照满族风俗，夜间举行婚礼，庄士敦记载，举行婚礼的11月30日，当夜月光皎洁，天空无云，凌晨1时后，代表皇族权力的凤辇出宫迎接婉容，这也是凤辇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应用了，婚礼的仪仗亦民国亦清朝，宫灯和銮驾之外，穿插着若干穿民国礼服的武官，展示着近300年清朝统治的余晖。10年未下门闸的凄凉的东华门，一时间成为众人观礼的场所，挤得水泄不通。而前夜，文绣已经从另外一条更近的道路悄然入宫了。
尽管溥仪觉得在满是大红背景下浑身红衣的皇后婉容恍如一摊融化的红蜡，不过在随后接待各国公使和记者的见面会上，溥仪还是和婉容共同出现，并且表现非常得体，溥仪用英语答谢，并且用香槟祝酒，有位美国记者描述，“小皇帝”和他的新娘确实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富有人情味，感情自然，迷住并且征服了他的朋友们。
他们无异常人的姿态显示着皇帝正式走向了外部的世界。接下来，溥仪和婉容的表现更加得体，在日本地震消息传来的时候，溥仪捐献了20箱清宫财物，这些财物送往日本后，因为昂贵而无法公开拍卖，最后由财阀收购捐献给了日本的博物馆和皇室，而婉容也不落后，看到报刊上的各地受灾消息，也积极捐款。
溥仪、婉容和文绣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溥仪给她俩找了英语教师，三人在这时候只不过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彼此写诗，互相嘲弄和开玩笑，现在故宫文档中已经找到了不少当时他们的诗作。这大概是他们几人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
溥仪和婉容还喜爱看梅兰芳的戏，梅兰芳后来和许姬传回忆，他入宫为端康太妃祝寿演出的时候，先是看到了十几岁戴眼镜的少年溥仪，接着看到了十几岁很气派的丽人，梳着二把头，在庄严的场面里，随意走动，这就是刚嫁进宫的婉容了。
旧臣子的机心
在溥仪大婚的时候，不仅清廷王公贵族送了大量贺礼，大批民国的官员政客也送了大批礼物，包括总统黎元洪，他用了“赠”的名义；而前大总统，担任过清大傅职位的徐世昌只是用了“谨赠”的名义，广被指责，因为民国诸位政客都是用的“进”的名义送礼的，包括张作霖和吴佩孚，只有醇亲王才有资格随意地送给儿子一件缎马褂和两件缎衣料。
几个字的差别已经使现实情形反映无疑，主要是徐世昌，他曾经是小朝廷的希望之一。庄士敦写道：“徐世昌总是对他前君主的生活福利友善关心，我相信，假如时机合适并且名誉允许，他会高兴放弃自己的总统职务，拜倒在小皇帝的膝前。”
徐世昌经久不衰的地位使他一直受到小朝廷的热切联络，不过老谋深算的徐世昌更多是希望自己能够有合适的身份和溥仪联系。经过学者的研究，徐世昌是有将自己女儿嫁给溥仪的打算，这并不奇怪，袁世凯也动过这样的脑筋。在1917年，徐世昌曾经公开以复辟方案解决政局矛盾，他的理想是自己充当摄政王，辅助幼君溥仪管理朝政，并且让陆宗舆携带这一方案去日本寻求外交支持，可是日本当时不想支持溥仪复辟，方案只能作罢。
不过在徐世昌1918年当选民国总统后，仍然还是承认溥仪的尊贵地位，在小朝廷酒会上他宣布，他出山“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庄士敦的到来也有他的功劳，是他以民国总统的身份和英国使馆交涉，征求英国政府同意促成此事，一直到清室拒绝了他的女儿的婚事之约后，报纸上才刊登出两人不和的传闻。
这也是小朝廷开始挑剔徐世昌的落款有失尊崇的原因。不过庄士敦道：如果他写了“跪”、“进”等字，对于曾经的民国总统来说，对皇帝不是一种恭维，对民国反是一种侮辱。
所有人都各怀机心地对待溥仪，张作霖一直联络着溥仪，1920年初次直奉大战的时候，他不仅给溥仪进了人参，还表示要“拱卫王室”。段祺瑞虽然讨伐了复辟的张勋，不过迅速为溥仪开脱，觉得复辟纯粹是张勋的缘故，而和溥仪没有关系。在众多的曾经的清室旧臣，现在的掌权政要中，说到对溥仪的“忠诚”，可能还真是推动1917年复辟的张勋了。
张勋曾经向袁世凯和清廷宣誓效忠，不过当时普遍舆论说，张勋对袁世凯的效忠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他要忠于清室，优待条件不变。这里面和他的出身有关，当时人普遍相信，他是以在1900年慈禧逃亡路上充当马夫而起家的，所以发誓要忠诚于清室。
袁世凯死后，他的两种效忠义务只剩了一种，于是在1917年的北京混乱阶段率领自己的3000辫子军来到了北京，庄士敦分析，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也过于相信在徐州公开或者私下表态者的支持，所以只带了那么点非主力来到北京。
当他解散了国会的时候，复辟派的人们齐聚北京，包括被称为“文圣”的康有为，他觉得自己和“武圣”张勋是国家的救星，7月初，帝制恢复。庄士敦觉得，北京居民对于恢复帝制的态度很明朗，家家户户第二天就挂起了龙旗，说明他们对于重建君主制的同情。事实上，温顺的北京市民总是准备着各种旗帜，这样可以避免各种麻烦，溥仪自己也听到了民间传闻，说要收藏好龙旗，因为过不了几天就成古董了。
复辟因为段祺瑞出动了军队而迅速告终，一架从未使用过的飞机飞到了紫禁城上空，张勋和他的大辫子部队迅速逃跑，张勋自己去了荷兰使馆，康有为去了美国使馆。庄士敦写道，张勋夸大了自己作为政治家的手腕，他愚蠢地以为自己很强大，可以独自享受复辟的声誉，事实上，曾经和他密谋过的众人是不能允许他独自把持皇帝的，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是，复辟的文件被带往巴黎，据说有82名有影响力的中国人赞成复辟。
关于皇帝本人的态度，当时的报纸上刊登的广泛流传的故事已经为他开脱了。上面说，张勋去求见皇帝，皇帝听说重登帝位就可以放弃所有功课，张勋宣传只有马背天子，没有读书天子。小皇帝很愉快地答应了张勋的请求。
不过更大的危机潜伏下来，人民开始思考，为什么民国了紫禁城里还要留一个皇帝？这不是留下来最大的辫子吗？
溥杰：亲密的兄弟
在漫长的宫中岁月里，溥仪的真心朋友非常稀少，弟弟溥杰就是其中一位。1916年，10岁的溥杰和母亲、祖母第一次进宫会亲，起因也是因为几位太妃间的斗争，她们想用会亲之机，拉拢溥仪。那是溥杰第一次见到溥仪。他在回忆中提到，当时他的头已经给几位太妃磕红肿了，见到皇帝哥哥的时候，他们还是跪在地上请安，当时祖母在哭泣，母亲也很茫然，他不敢去询问，不过还是觉得皇帝哥哥和他想象的头戴冠冕的威武形象完全不同，这不就是个穿马褂的小孩子吗。因为多年不见，双方都有些认生，不到10分钟后，就被带到体元殿吃饭，因为母亲吩咐不许自己拿吃的，所以那顿饭溥杰吃得很难受。
吃饭结束后，溥仪问溥杰平时玩耍什么，听说他也玩捉迷藏的游戏很高兴，几个孩子于是开始在养心殿捉迷藏，把窗帘都拉上后，大殿黑不透光，他和溥杰联合起来吓妹妹，很是小孩子脾气。不过小皇帝还是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皇帝地位，尤其是看到溥杰穿的黄色衣袖，更是生气。溥杰说，自己多年一直叫溥仪“皇上”，溥仪则叫他溥杰，背后也是这种称呼，哪怕在战犯管理所也没改过，一直到改造结束后，他才叫溥仪“哥哥”，外人觉得很难想象。
从15岁开始，溥杰作为伴读开始出现在溥仪身边。溥杰觉得溥仪读书不如自己用功，不过两人都是年轻人，玩起来没有边，更何况还是在充满神秘感的宫殿之中，他们俩曾经找到过压在养心殿佛龛下面的乾隆皇帝的遗诏，内容是替自己的父亲雍正忏悔，说父亲残杀过自己的兄弟，乾隆是真心想忏悔这种罪孽。
溥杰和溥仪接受了共同的教育，他所想所闻，和溥仪一致，就是期待有一天能恢复帝业。庄士敦只说明了溥仪想去牛津读书的宿愿，其实兄弟二人都想去牛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放弃民国优待，不再寄人篱下，也可以放开手恢复自己的祖宗基业。
溥杰想去英国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英国人度量大，印度就算是亡国了，王公贵族还保留了，这点就可以让人学习。溥仪和他想法一样，侍从李国雄回忆，当时溥仪很向往印度，还给自己的侍从们做了印度制服，当年泰戈尔访华，在宫里见了溥仪好几次，当时报纸上没有记录，事后大家从清宫照片上才知道两人见过面。
没有去英国的经费，于是筹款，对于皇帝和他的弟弟来说，这点上倒不用愁，每天溥杰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大包东西，什么珍奇的书籍字画都有，包括王羲之父子的字、米芾的画等等，因为溥杰自己也爱书画，所以印象清晰，一年多拿出来2000多件书画精品，后来在天津卖掉了几十件。也有人开玩笑说，溥杰日后鉴别书画的能力，就是这个阶段练出来的。
东西运得差不多了，兄弟商量准备由荷兰公使帮助他们出国，因为他当年帮助过张勋。公使在溥杰的请求下居然答应了，表示自己可以把车停在神武门外，只要他们出了紫禁城，就可以逃走。庄士敦当时也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是后来由荷兰公使那里才听说的，不过他对于兄弟俩的逃亡并没有什么帮助，溥杰觉得他是怕溥仪真的出走，会使英国陷于不义状态。
兄弟俩在1923年2月25日准备出走，不过很快走漏了风声，紫禁城戒严，出走失败，广阔灿烂的世界就此关上了门。
兄弟俩的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直到溥杰后来和日本华族议婚时候，溥仪不同意，双方才有了猜忌。
出宫
一直渴望的出宫居然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的。1924年11月5日，在枪炮的威胁下，溥仪仓促出宫，走出生活了16年的紫禁城。
侍从李国雄回忆的出宫极为狼狈，当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溥仪和鹿钟麟在头一辆车里，几名侍卫也跟着上了车，因为车内实在太挤，李国雄也把脚放在踏板上，半个身子在车外。一辆混乱的汽车就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经过南北通道从顺贞门出宫，十几分钟就到了醇亲王的北府。
事实上，在直奉战争开始的时候，溥仪和小朝廷的人们都意识到了气氛的变化，不断有人把消息传出来，说是冯玉祥准备逼宫。而清室与冯玉祥没有来往，双方无法打通门路，为了安全，小朝廷开过几次会议，可是也无计可施。最关键的还是溥仪的安全问题，11月2日，冯玉祥的部队占领了一直属于清宫的景山，一群群军队占在景山之上向宫内示威，而守卫紫禁城的护卫军已经解散，当时皇宫内，端康太妃的葬礼还没有举行，一些人穿着白色的丧服跑来跑去，更多人躲藏了起来。年轻的溥仪也身穿素服，内心忧伤，不过不是对于端康的死亡的感伤，而是对未来命运的担忧。
在正式行动的前夜，冯玉祥已经安排妥当，以摄政内阁为名修改了清室优待方案，即日请溥仪出宫，由鹿钟麟和李煜瀛、张壁共同执行。李煜瀛是故尚书李鸿藻之子，对清室却有深刻的仇恨，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参加了同盟会，当晚内阁争论，一定要杀掉溥仪。
当时还讨论过是带2000人进宫执行任务还是少带些人，鹿钟麟表示，只带20个人就够了。因为人越少越不会引发纠纷，外界的关注就会更少。
鹿钟麟带着20名士兵和40名警察昂然入宫，内务府总管绍英还一直在抗争，表示清室入关以来并无亏待百姓。鹿钟麟不听这一套，宣布了新的条例，最关键的一条，是即日溥仪必须出宫，景山上已经架设大炮，不出宫则予以攻击。给予的时间是总共3小时。
正在储秀宫和婉容一起吃苹果的溥仪未必心中没有准备，可是要离开这座生活了16年的紫禁城，还是很惊慌，嘴边的苹果也落在了地上。双方在一去一来中僵持了一段时间，最后给予的出宫时间是20分钟，鹿钟麟不断暗示，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16点10分，溥仪离开了自己的紫禁城。按照1930年美国人维克披露的1924年冯玉祥的西山会议上的文件，冯玉祥当时策划将溥仪、曹琨全部处死，溥仪当时确实是有生命安危问题的。
当时最关心溥仪生命安危的，只有寥寥数人，除了亲属外，还有郑孝胥和庄士敦。郑孝胥一直在四处打听消息，打听办法，甚至在街头守候消息，而庄士敦早早带着载涛守候在神武门外，士兵们不允许他们进入，庄士敦拿出名片让士兵拿给长官去看。亲王载涛说：“我可以冒充你的仆人一起进去。”庄士敦感叹，如果不是身处绝望之境，高贵的亲王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
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在1924年的中国，一个满洲皇族的身份和骄傲，已经不是能够引起重视之物了，他们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城市开始流传皇上和太妃都已经被杀害的谣言，许多不认路又没出过宫的太监们一被驱逐出宫，就跳河自杀了。这比当年溥仪遣散太监更为轰动，不过人心并不齐整，有的太监见溥仪也被赶出了宫，想起了前两年太监被驱逐的旧事，高兴地嚷，这才是一报还一报呢。
末世摄政王载沣的角色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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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清王朝最后、投入最大、牵涉层面最为深刻的现代化改革，是在清廷统治者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越发陷入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急剧推进的，由于其手中式微的权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和广度的改革，从而积聚了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进而导致了它的覆亡。作为晚清最后一代权力中枢，被历史选择的载沣最终推动了这个迟暮王朝覆灭的命运。
谦抑与谨慎的奕譞
1908年11月14日，日暮夕阳的晚清帝国再次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在不到24小时内，74岁的慈禧太后和37岁的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庞大的帝国朝野上下和西方列强都迅速把目光聚焦在了一位年仅25岁的满族亲王身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摄政王载沣不仅能赢得那些维新派人士中明智派的支持，而且那些能够成功帮助满清度过最后10年艰难国运的臣子也会支持他。”当时驻北京著名英国时务评论家、历史学家埃德蒙德·巴克斯特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专栏评论中这样说。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清朝皇族亲贵不同，载沣时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以其风度和谈吐折服了许多人。“他长得很端正，两目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的作者、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这样形容年轻的载沣。
确实，这位临危受命的监国摄政王身为光绪皇帝的胞弟，享有同情改革和维新的声誉；其岳父荣禄是袁世凯的老上司兼靠山，又是慈禧的宠臣，同时又与张之洞等洋务地方大员私交颇厚，可以说是左右逢源，人脉丰厚。然而，与表面上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实则乱象横生的清帝国一样，对于这位生于王府深宫，一路顺风顺水的青年醇王而言，其风度下掩盖的才干与性格缺陷，却实在令人担忧。
载沣与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同为上代醇王侧福晋刘佳氏所生，1882年2月12日（光绪九年正月初五）出生于北京西南太平湖的旧醇王府。载沣生父奕譞为道光帝第七子，其四兄奕詝登基时，被封为醇郡王，同治三年再被加封为醇亲王，同治十三年，次子载湉被慈禧下诏入宫嗣位后，更被赐以世袭罔替亲王待遇。奕譞的福晋是慈禧的妹妹。在晚清激扬动荡、风云诡谲的政局中，奕譞用超乎寻常的谦抑与谨慎，得以长期身处权力中枢却安然无恙。“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载沣之弟载涛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说，“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命名书斋为‘退省斋’。书斋里条几上摆着一件盛水半满则稳定不动，满水则倾覆倒下的周代欹器，刻着自己手书的‘满招损、谦受益’六字铭言。”当光绪皇帝于光绪十三年年满16岁，依照祖制应当亲政之时，他为了向慈禧表示恭顺，以“宫廷政治内外并重”为理由，两次上折，专请慈禧依旧“训政数年”。
有了这样一位父亲，较之其他侄辈亲贵如载泽、载瀛，慈禧自然对载沣青眼有加。1885年正月初五日载沣两岁时，因适逢慈禧50岁整寿，遂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年满16岁后的载沣历任内廷行走、阅兵大臣、正蓝旗总族长、正白旗汉军都统、健锐营统带、正红旗满洲都统等尊缺、要缺，然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则是之前一次以屈辱为标志的外交致歉访问。
赴德致歉之行
1901年1月，正当被列强铁蹄踏破的北京城仍然硝烟未尽，因“庚子国变”而仓皇“西狩”的慈禧太后一行在西安惊魂未定时，各国谈判使团向清廷全权谈判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第一条即是“戕害德使（克林德勋爵）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代表皇帝致惭悔之意，并于被害处树立铭志之碑”。在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廷看来，此举简直是不可接受。慈禧先于西安电旨奕劻、李鸿章，令其向德方询问，是否可以派遣驻德、荷两国大使吕海寰代为赴德谢罪，然而德方丝毫不肯让步。无奈中，西安小朝廷只能妥协退让，1901年4月28日，尚停留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与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一同前往德国，为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专行致歉。
为何在诸多亲王贝勒中，年仅18岁的载沣要承担如此重任？联军司令瓦德西1901年1月20日的日记似乎给出了答案：“今日主要之事，大部分为余与中国亲王周旋。最初在我们使馆之内，来此者计有当今皇帝之兄弟三人，以及堂兄弟一人。彼等系骑马而来，随带无数侍从；此四者皆系极为温雅之少年，举止优美，面貌聪俊。彼等穿得齐齐整整，其毛辫之美丽，尤特别惹人注目。彼等表示一种极有训练之礼貌。彼等极喜欢钢琴音乐，尤其是联军军乐。因其中年纪最长者，亦不过十有八岁之故，所以实际上只算是一种儿童时会。其中年纪最长之一人，似将被派为前往柏林谢罪大臣。余相信彼必为吾皇所喜悦。”
然而，强横的德国政府并不仅仅满足于载沣远渡重洋，前来谢罪。7月6日，载沣一行乘邮轮到达波塞之时，德国政府方面才傲慢地告知清廷驻德、荷两国公使吕海寰，会见礼仪为德皇“在白厅坐见醇亲王，行三鞠躬礼，参赞随员如见须叩首，彼云此是谢过，非常时觐见”。这场突如其来的觐见礼仪风波，使载沣一行不得不驻留于瑞士巴塞尔，进退两难。在北京主持和议，与列强各国折冲樽俎、唇角舌燥的李鸿章在7月10日致电吕海寰，拒绝德国关于要求醇亲王随员向德皇叩首之要求，并不惜以暂时拒绝在条款已经拟定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为杀手锏。军机处也于7月13日致电全权大臣吕海寰，强调：“今德国于各项礼节，出立御座，并于纳陛上赐座，此中国非常异数……务望设法电达德外部，切实力争为要。”最终，德方终于做出了象征性让步：递交国书时醇亲王只带荫昌一人为随行翻译，两人俱向德皇行鞠躬之礼。
7月21日，载沣一行抵达波茨坦，德皇并没有安排载沣一行下榻于欧洲各国君主贵族来访时惯常下榻的奥楞哲丽行宫，而是安排其暂住于规格略低，曾作为普法战争中被俘法皇拿破仑三世寓所的奥莲格理行宫。次日，在冷漠与充满敌意的气氛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载沣和荫昌向德皇行三鞠躬礼，威廉二世则坐受国书，致答词时也未站立，态度相当傲慢。尽管清朝的国书中，对克林德之死已经表示了极尽的“惭悔之意”，甚至将联军出兵理由称为“劳师远涉，戢匪安民”，威廉二世在答词中还有“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之忱，遂谓前愆尽释”之语。
尽管德国之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为长于北京王府禁地的他创造了难得机会，走出北京和清帝国，去亲眼目睹万里之外光鲜陆离的景象。在斯德汀的伏尔铿造船厂，他参观了正在建造中的排水量达3万吨的巨型商业邮轮“威廉二世号”。8月13日，在随行洋员李希德、赫芬尼陪同下，他乘坐专列前往埃森克虏伯军工厂参观炼钢厂。在日记中，他形容工厂：“生产过程分工明细，每一新式钢板炼轧成后，先以巨炮轰击，以观其成效何如……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度高至两千度而后方可浇铸。”
当时，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风度，确实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上午11点左右，一个身着中国贵族华贵丝绸服装、头戴清朝最高品紫红色顶戴花翎、羞怯而略带孩子气的少年，在香港登陆。在码头上他受到了总督亨利·布莱克爵士的欢迎，然而原本大多数正式和隆重的仪式，却按照亲王本人的意愿取消了，没有英军仪仗队的敬礼致意，没有轰鸣的礼炮，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屈辱的使命，在完成之前，他宁愿不讲任何排场。”这是载沣乘坐邮轮抵达香港时，《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在波茨坦会见后两天，威廉二世前往他下榻处回拜，授予他红鹰大十字宝星。《申报》于是这样赞赏他：“以天潢贵胄之身，不畏重洋多阻，风波险恶，使于四方，不辱使命。”此行无疑为他日后的地位与前途加上一枚重重的砝码，正如《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慈禧）一定会为这位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为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和奖励他表现出的勇气。”
内忧与外患
1902年1月3日，从开封回鸾北京，暂时驻跸保定的慈禧颁布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谕旨，为刚刚结束使德远行不到两个月的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慈禧安排的这桩政治婚姻可谓一石二鸟，一则感激了荣禄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保全之功，二则延揽载沣为日后臂膀，避免庆王奕劻、载振父子日后专擅军机处。根据光绪乙未（1894）进士、历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胡思敬在《孝钦临危定策》中的记载，慈禧病危之际，张之洞等重臣齐集内廷，担忧储君年纪过幼，政局不稳，因而集体上奏，声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然而慈禧的回答却是：“不为穆宗（光绪）立后，终以无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
然而，载沣能否在如此复杂局面中把控清帝国这艘庞大航船的航向？答案是否定的。“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譞）相似，不过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溥杰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说，甚至连王府中的太监也是更畏惧福晋瓜尔佳氏；某日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散差太监居然懈怠至黄昏时，连各房间玻璃窗上的木框纸面外窗都没有上，然而载沣也只得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这种柔弱内敛的性格，使得载沣虽贵为摄政王，但丝毫不能发挥应有的中枢作用，更遑论负担起在内外交困中推进“新政”这场晚清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至深的现代化运动了。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监国（载沣）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躁进之徒谒王府献策，亦欣然受之……内惧隆裕，外畏福晋。”1910年初，其弟载洵贝勒自欧美游历归来，廷议中主张大举国债，建设海陆军，惹得朝野大哗，载沣也不便贸然支持这位刚刚当上筹办海军大臣加郡王衔的弟弟。载涛情急之下，居然搬出宠爱自己的生母刘佳氏，试图将军国政事解决于醇王府私宅内堂之中，弄得身为堂堂监国摄政王的载沣，居然只得“避居三所，兼旬不敢还家”。
在载沣淳淳无争性格的另一面，则是他自以为“遇大事有静气”的迟缓拖沓，这对于晚清内政外交同时危机迭出，急需一位雷厉风行、当机立断领导者的局面来说，完全是致命伤。1909年1月，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徴因日俄两国同时陈兵在边，危及东三省边疆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但“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瑞徴试图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愈乎？”几月后，考察宪政大臣汪大燮自日本归来，数次上奏，密陈日本桂太郎内阁积极经略朝鲜，图谋东三省，然而奏折皆被留中不发。最终，汪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厉害之后，载沣仍然只是默然无言，旋即自怀中取出西洋怀表言：“已十钟矣。”遂端茶送客。
“丙午改制”与“丁未政潮”
从今日眼光看，宣统朝政的败坏并非单纯源于载沣之性格，而是巴林顿·摩尔所谓“制度性危机”，其深刻矛盾深植于晚清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与推进者本身利益与职能有限性之间。1906年初，清廷宣布着手中央官制改革，以为宪政铺垫，史称“丙午改制”。为了避免触动皇权与满洲贵族已有特权，慈禧发布上谕，提出官制改革中，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等5个传统部门不得触动，史称“五不议”。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对这场改革的评价是：将传统的六部扩大为11个具有一些现代化功能的部门，在立宪政体表象背后，做出了一次倒退的机构重整：“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以及练兵处，刑部改为法部，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并增设邮传部专管铁路邮船电政事务，以及资政院与审计部，其余各衙门毋庸更改。”
尽管“丙午改制”在某些方面使得晚清中央政府获取了一些现代化职能，提高了其行政效率，但引发的震荡与矛盾却远出乎清廷中枢的意料。首先是改制引发的袁世凯北洋洋务集团与中央清流瞿鸿禨、宗室铁良等派系之间全新一轮的权力纷争。在为丙午官制改革而特设的“编纂官制馆”中，出身北洋集团袁世凯麾下的新型洋务官僚人数极多，袁氏遂谋划成立责任内阁，其如意算盘即是遥奉内廷靠山庆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自己阴掌实权，由此引发瞿氏一派直接上奏慈禧，以皇权旁落、太阿倒持为由，迫使慈禧退而求其次，放弃了“一步到位”的内阁制，采取了军机处与各部并存，以权力制衡而非效率优先的“二元混合制结构”。
不仅如此，作为“丙午改制”的余震，1907年4月的“丁未政潮”也引发了一次大洗牌：庆王奕劻、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端方，而瞿鸿禨则引庚子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的新贵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奥援，双方足足互相攻讦4月之久，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岑、瞿二人被先后开缺，袁氏也于9月被明升暗降——他和张之洞都被北京朝廷调回首都担任军机大臣——“虽然这个职位因能够对皇帝本人提供直接的政治咨询服务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再也不能直接统领军队，这两个统率中华帝国最强大军队的人，就这样被体面地剥夺了权力。”而慈禧此举的背后推力，实则是对汉族地方督抚大员和中枢廷臣的派系斗争与整体坐大之势深恶痛绝，而唯一出路似乎就是进一步将权力收归到满洲亲贵手中。丁未政潮前后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动，使得清廷中前期在官员任命上一直坚持的“满汉平分”的原则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是汉族重臣瞿鸿禨、岑春煊等人因与奕劻等皇族权贵不睦而被罢官，林绍年等出枢；另一方面却是铁良、溥颋、载振等紫禁城内廷亲支近派接连把持了陆军、度支、农工商部等要缺，造成了“满人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的局面。
这种激烈的震荡，标志着咸同以来形成的清廷中央权力结构的骤然断裂，危局随着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传统洋务派地方督抚，以及荣禄等传统充当前者与朝廷中枢间链接纽带的满族官僚的去世，更为明显。就在这危机四伏、风雨飘零的乱局中，毫无政治阅历和心理准备的载沣就被突然推上了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央——1907年6月19日，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免3天后，一道圣旨被快马送至醇王府：年仅24岁的他受命成为军机大臣。
1908年11月20日，在这个北京有史以来最为寒冷、狂风凛冽的冬日里，载沣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了军机处以及政务处各大臣。为了表示谦抑与低调，他将会议地址选在了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商定即日起，“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钤章，军机大臣署名”。然而很快，载沣便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按照预想中的状态纵横捭阖，执掌朝政。首先一股阻力来自隆裕皇太后，慈禧为自己这位内侄女，特意在自己的遗诏末尾留有一条伏笔，宣布“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隆裕）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惠亲王奕祥长子、贝勒载润回忆说，隆裕皇太后对政事本无定见常识，只是一心想效法慈禧，垂帘听政，所以动辄与载沣在朝事官制安排上争吵不休：宣统二年，载沣想调宗室毓朗为军机大臣，隆裕皇太后意欲以袁世凯之密党徐世昌代之，载沣无奈下只好宣布毓、徐两人共名列班中。更有甚者，1911年4月底，当清廷已经处于全国朝野上下要求速设责任内阁，召开国会的高压之下时，隆裕依然以“选派功勋老臣”为由，要求载沣指派早已不孚人望的庆王任内阁首揆。
作为载沣等少壮亲贵最为憎恶的目标之一，晚清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庆王奕劻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完全依靠他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作风。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恽毓鼎之子、陆军部主事、秘书科长恽宝惠在回忆中说：“辛丑之变，西太后由西安回鸾之后，近支皇族一部分因支持拳匪，迫于列强压力而被罢斥、贬官，其他多数年甫及壮，未经大事，所以在她眼里只有庆王堪用。他一则对外交结袁世凯北洋集团为奥援，二则在庚子之变后，北京谈判中与列强极力争取，保住了太后与皇上的地位，所以慈禧对他荣宠有加。”
为了同时应付传统式的王朝衰败危机，以及将推行10年的“新政”继续下去，清廷都必须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自上而下地推行中央政令，然而它却尴尬地发现，地方立宪派绅商士大夫与汉族督抚大员已经离心离德；除了一班趾高气扬，毫无经验的少壮皇族亲贵，自己手中已经无人可用。1909年10月，慈禧在遗折中劝诫载沣“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后，最后一位对晚清王朝保持传统忠诚的重量级洋务大员张之洞辞世。载沣只好饮鸩止渴，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满族近支亲贵身上。1908年12月，在成为监国摄政王后仅十几天，载沣就赏自己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加郡王衔；两年后，载沣授载洵为参与政务大臣、毓朗为军机大臣。1911年再调资政院总裁溥伦为农工商部尚书，载沣还规定在官制改革中，为宗室人员的安置予以特别的关照，从而被世人视为“其弊视魏晋九品中正殆有甚焉”。
自然，这批亲贵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只能用令人失望来形容。1909年10月，顶着筹办海军大臣头衔的载洵出访欧洲，考察海军。载洵的作风，可谓与其兄载沣截然相反，他在德国之行中颐指气使，大耍亲贵纨绔脾气，当德方皇叔出面，为其举办送别宴会时，他忽然以晚饭已吃饱为由，拒绝前往，急得中国驻德公使荫昌只能以辞职相威胁，才将其硬拖至波茨坦皇宫。其后，载洵看到德国皇室名流显贵齐集一堂，舞会上名媛淑女竞相前来邀舞，态度转怒为喜，又在觥筹交错间大醉失态。1910年8月，载洵、萨镇冰两人再度出访美日等国，在纽约考察时，轻率地订购了2600吨级巡洋舰“飞鸿号”。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认为载洵不仅腐化，而且对海军事务茫然无知，“美国维克尔和马克西姆造船厂仅仅通过施放一组能在空中展示载洵身穿军礼服形象的焰火，就赢得了订单”。
深谙晚清朝事玄机的胡思敬在《退庐全集》中说，由于慈禧逝世，最高权威与协调力量缺失，所以，宣统朝满人亲贵争权之激烈，派系之多，前所未有：“载洵把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领军咨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沟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阴结议员为一党……庆王则独立诸党之外。”从传统政治道德讲，不能因公废私的载沣既不能做到“正己”，也就无道德优势廓清中枢以“正人”。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这样一个狭隘的小群体，载沣也不能完全信任，不时贬抑疏远其中自以为对己不忠者。陆军部大臣铁良，本是载沣集团抓取军权，抗衡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急先锋，然而铁良在积极筹办军咨处独立后，也逐渐不为载沣信任。“铁良对于练兵、军事既有经验，也有办法，但载沣嫌他受庆王提拔，而庆王又是袁世凯的内援，于是一并扳倒，外放铁良为江宁将军。”恽宝惠回忆说，“而恭亲王溥伟虽然精明能干，但因为曾经一度被朝野传为光绪继承人，所以载沣仅仅给了一个禁烟大臣的头衔，以示敷衍。”日渐失势的铁良，在训练禁卫军的职责被解除后，于1910年2月托病辞去陆军部尚书职务。载沣立即以尚在德国、私交甚厚的荫昌代之。载沣对自己这一小儿科级别的政治手腕十分满意，认为荫昌虽与袁氏以及北洋军人走得稍近，但一则毕竟是满人宗室，二非庆王一党，假以时日，肯定能将北洋诸军统御之权延揽到手，为一己所用。殊不知荫昌与铁良虽同为满人，但丝毫没有当时内廷亲贵心中“排汉兴满”的意识，后最终成为袁氏亲信，在民国，乃至洪宪帝制期间仍然身居要职。
有鉴于此，无怪乎仅仅在载沣监国一年后，曾经一度乐观的《泰晤士报》迅速就改变了论调。“年轻而无经验的满洲贵族以权谋私，狭隘冲动，摄政王缺乏坚定的性格和政治才华，隆裕皇太后则忙于享受新地位带来的尊荣与享受。”埃德蒙德·巴克斯特写道，“这个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排袁与制军——徒劳的努力
近人史家论及晚清之败亡，多以载沣上台伊始，不能彻底清算袁世凯为憾事。然而此举所需之时机，人选与手段，清廷皆无从掌握。光绪与西太后去世时，梁启超正留居于日本兵库县须磨村“怡和别庄”，1908年11月23日至25日，梁启超向同情改良运动的清廷宗室、北京外务部主事长福发去数封密函，力促清廷诛杀袁世凯，声称光绪皇帝殡天“为天下人所同疑……奸贼犹逍遥法外”，希望载沣、肃亲王善耆等亲贵实权派“定奇谋，成奇勋”，载沣身边一些亲贵如毓朗、肃亲王善耆等，也搬出其父老醇王12岁即手擒肃顺的典故，极力劝说载沣剪除袁氏，然而载沣却始终犹豫不定。正如载涛在晚年回忆录中评论其兄时，直言“他遇事优柔寡断，为人忠厚，内廷当差谨慎小心，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但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最终，下诏罢免袁世凯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对载沣说，内外军政诸机构单位，全是袁的党羽，太后一死，袁氏失去了唯一的钳制，他日坐大，除去更为不易，便迅速用蓝笔（国丧期间，不能动朱笔）拟定了一道谕旨，请庆亲王裁可。早与袁氏勾结甚密、老奸巨猾的庆王模棱两可地说：“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而另一位满足亲贵倚重的汉人督抚张之洞则直接明了地表示反对，声称：“倘初政即戮先朝最倚重之大臣，吾惧其手滑而蹈明末覆辙也。”
在这种情况下，缺乏魄力的载沣只好修改谕旨，言辞前紧后松，变成责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
尽管袁世凯的罢黜，带给清廷更多的是权力真空与人心思背，但在载沣等皇族亲贵眼中，它却意味着拔掉汉族实力派在中央政府的最后一根柱石。他们随即开始不遗余力地剪除袁党，贬斥汉族地方军政督抚大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生于深宫妇人之手，缺乏政治阅历与权术手腕的载沣亲贵集团完全没有慈禧老到巨谲，圆融机变。后者处处慎重，明升暗降，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则只有正面打击、罢斥贬官一条途径。1909年2月，载沣以开支靡费、有负委任，将邮传部尚书陈璧交部严议，随即革职，并永不叙用。江苏巡抚陈启泰病卒，以满人瑞澄接任。不久，曾一手创办南开大学，对省内新式教育贡献良多的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因与袁氏关系密切，被迫“乞休”。接着，载沣将徐世昌由东三省总督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后，严参北洋骨干，首先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将其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3月23日，清廷中枢又借京查的机会，迫使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使得北京的警务大权转到满洲亲贵手中。6月28日，杨士骧病死，载沣即命端方继任直隶总督。1910年1月，唐绍仪被迫以病开缺；2月，号称北洋财神的铁路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名列北洋三杰之首的江北提督王士珍见状不妙，也以病自请开缺，正中下怀的载沣与隆裕皇太后乐得顺水推舟，即刻发布上谕照准。
与此同时，载沣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组军事机构，以军咨处、陆军部、海军处等组织，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自己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手中。载涛在回忆录中说，载沣受德国军国主义影响极深，“因为他早年在德国目睹德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军事训练，所以国势那样强盛，早就有心效法”。在德国的见闻，使载沣认识到：“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
载沣上台后掌握君权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宣布裁撤近畿省份的练兵处，将其新编陆军直接划归中央陆军部指挥。1908年12月25日，刚刚接过摄政王权柄不过40天的载沣下令成立专归自己统辖的禁卫军，由北洋陆军第一镇满兵中抽调组成，以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为训练大臣。这支部队不仅装备先进，而且待遇优渥：“悉着呢衣革履，一切领章帽记，制造均属优良，以示判别面而壮军容。”次年初，载沣谕令撤销各省督抚所兼陆军部尚书或侍郎衔，预备彻底剥夺地方督抚手中的兵权。
为了从制度上保障满洲亲贵对兵权的绝对掌握，载沣于1909年7月15日，连下三道上谕，分别下令筹办海军处，并将陆军部中的军咨处分离出来，分割了原本归陆军部所有的一些重要权力，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专职军事顾问与指挥调度机构独立机关：“凡关于规划筹防用兵及重要事件，均由军咨处缜密酌拟，呈请陆军部堂官复核，会同军机大臣具奏请旨遵行。”新独立的军咨处在建制和职能上仿照日本参谋本部，目的是要成为“赞佐摄政王统率陆海军的总参谋部规模”。这个新机构被载沣交给皇族毓朗以及其弟载涛管理。为了进一步将军权揽于己手，与陆军部相对抗，载沣又于1911年改组“皇族内阁”之时，正式将军咨处改为凌驾于陆军部之上的军咨府。
对于海军这个曾经在甲午战争后一度被清廷忽视的军种，载沣也坚定不移地试图将其完全纳入自己彀中。1909年2月，载沣下诏，令肃亲王善耆、度支部尚书载泽，海军提督萨镇冰等负责妥慎筹划海军事宜。5个月后，载沣以宪政编查馆奏定宪法大纲内有关条款，发布上谕，宣布皇帝为大清国陆海军大元帅，未亲政前由监国摄政王代理。并命六弟载洵、提督萨镇冰出任筹划海军大臣。10月，载、萨两人受命出访欧洲，乘坐客轮穿越苏伊士运河，首先游历意大利、奥匈帝国，参观军港船厂，分别订购了两艘400吨级驱逐舰“鲸波号”与“龙湍号”，旋即前往德国这个晚清军工技术采购引进最为频繁的欧洲工业后期强国。两人先后考察访问基尔军港、伏尔铿造船厂，以及毛瑟兵工厂等地，并一次性订购了三艘驱逐舰与两艘内河炮舰。
载沣的另一个心腹大患，就是北洋六镇。虽然袁氏已经贬官回乡，但北洋六镇精兵仍然为其遥制。在1906年11月丙午官制改革启动后，慈禧与陆军部长铁良就迫使袁世凯主动奏请将第一、三、五、六镇“均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无庸由臣督练”，并在袁氏就任军机后，解除其剩余两镇的指挥权。1910年12月，陆军部长荫昌在载沣的授意下，宣布解除了直隶总督对北洋第二、四镇的指挥权，并将东北袁氏嫡系徐世昌麾下的北洋第五镇调至山东，将掌握近畿北洋第一镇兵权的段祺瑞外放为江北提督。为了进一步打破北洋系军人在新军中盘根错节的势力，载沣、荫昌等清廷少壮亲贵开始倚重不为袁氏所看好的日本留学士官生，作为制衡乃至替换袁氏北洋系军人的筹码。1907年，在日本的军事留学生总人数已经达到520人，此后人数更是螺旋上升。留日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均被任命为清军高级指挥官。吴禄贞取代段祺瑞出任第六镇统制，蓝天蔚出任第二混成协协统，张绍曾出任第二十镇统制。在清政府于辛亥革命前编成的十四镇（师）十八混成协（旅）四标新军中，留日士官生出身的统制（师长）就达5人。在载沣等满族亲贵视为命脉的军咨府和禁卫军中，军咨副使哈汉章以及第一至第五厅厅长几乎都是留日士官生；禁卫军管带蒋百里被良弼、载涛与毓朗“奉之若师”。
然而为载沣忽略的是，袁氏之所以拒绝在北洋军中任用日本留学生，并非是因为其军事素养不如段祺瑞等留德系军人，而是前者与海外革命激进团体越来越近的联系，留日士官生多数来自直隶、湖北、湖南、浙江等省份，然而其中的几个沿海南方省份却以立宪地方主义和激烈的排满传统著称，而日本为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之海外大本营。出生于绍兴，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1904年加入浙江武备学堂后，黄氏就被选为官费留学生进入日本振武学堂留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与黄兴组建的激进革命团体“铁血丈夫团”，每至放假回国期间，就偷偷将同盟会印发的激进传单与读物偷偷带回，在浙江新军同袍中散发，极力宣传排满兴汉，建立民国。
有鉴于此，载沣很快就发现，自己苦心经营、倚仗的军事力量，其实恰是一座被自己踩在脚下，时刻会喷发的活火山。1910年1月，当载洵结束欧美海军考察，取道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乘坐火车回国时，曾担任安徽新军混成协马营和炮兵队官的革命党人熊成基曾布置暗杀任务，事泄被捕。审讯中熊氏大义凛然，历数清廷罪状，第一条就是海陆军权不予汉人。他质问说，近年来创设海陆军，若真有自强御侮之意，中国之大，岂无人才，为何偏要假手载涛、载洵等近支亲贵？再过一年后，正是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正式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长江南北的新军迅速随之起事。北洋新编第二十镇陆军，第六镇也在吴禄贞等新军革命党领导下于滦州、石家庄起事兵谏，正式成为清王朝覆灭的直接掘墓人。
最后契机的破灭
1911年5月8日，清廷发表上谕，宣布成立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这既是载沣皇族集权政策臻于顶峰的产物，也是晚清北京朝廷丧失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政治势力认可与支持，其权威与合法性的实质性终结点。早在此前一月，上海《民立报》便以辛辣讥讽的文字预测了必将出现“贵族内阁”的前景，1911年4月27日的《泰晤士报》，也称即将就任总理大臣的庆王是“一个优柔寡断、诡计多端、腐败无能的老朽，其贪婪堪比纽卡斯尔公爵（19世纪早期英国贵族，曾借助贿赂地方七选区以参选国会）”。
为何一向对立宪抱有积极态度，从而使“中外咸望其有所作为”的载沣在这件堪称晚清政治改革头等大事上做出如此选择，从而亲手钉上了大清王朝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其原因从小处讲，缘于其不能超越其自身历史角色与政治意识，大处则要归咎于清末立宪运动的各方推动者，其最终诉求实则南辕北辙。早在1905年6月初期，在张謇等国内立宪派的推动下，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北京，敦请推行立宪政体。同月，袁氏又奏请清廷核准派遣朝廷大员出洋，考察各国宪法，以求资鉴变通实行。次年8月25日，端方等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与袁世凯会衔上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然而由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截然不同，“立宪”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慈禧本人将立宪看做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其自身权力的工具，满族亲贵把它看做是重新实行集权和将汉族官僚排挤出权力核心的机会，而地方实权督抚和士绅知识分子则把它看做一条参与中央政治决策的新途径。”
对于立宪与国会之功能效用，载沣虽然绝对不是宣统朝满族亲贵中最为愚顽保守者，但其见识也不能超乎其总体水平之外。1909年载沣在接见各地咨议局代表时，曾大度地表示：“（国会）下通民情，畅通言路，使朝廷知民生，本王感觉并无不可。”此番言论听起来貌似进步，但实则仍然把国会看做是中国传统政治中“言官”的改良与放大，对于其功效，其认知水平也只是在重弹3年前载泽关于立宪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的老调。次年9月，由于日俄密约，日本吞并韩国，中国东三省岌岌可危，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激、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等18名地方督抚大员于9月23日联名上奏，主张责任内阁与国会同时并进，所谓“舍此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着手之方”，恳请“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10月5日，直隶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17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17人突然来到，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分别持刀自臂上与腿部割肉一块，涂抹鲜血于请愿书上，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忍痛踉跄而去。10月22日，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案，随后具折上奏。
在此种压力下，载沣游移不决，只能与政务处亲支王公大臣会商对策。根据《宣统政记》的记载，在与会王公大臣的言论中，“速开国会”此时已成必然之势，所争论之核心只是一个具体时间问题。然而这些缺乏政治阀阅，长于宫闱之间的少壮亲贵，只知局势已经危若累卵，却无法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对地方立宪派舆情稍微有些了解的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溥伦提出，《钦定宪法大纲》中所允诺的“九年筹备国会”已显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3年，对此载沣只能是“默然无对”。在载沣的心目中，最大的顾虑则是，若速开国会，则清廷中枢权力将处处受到掣肘，且“地方民情舆论无所制”。更令他挠头的是，庆王奕劻也借助这股政治风潮，伺机浑水摸鱼：10月15日，直隶总督陈夔龙与陕西巡抚恩寿按照庆王授意，分别单衔具奏北京朝廷，要求先设内阁后设国会。很明显，责任内阁一旦设立，在朝野中经营多年，贵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奕劻将是首届总理大臣的不二人选，毓朗、载泽等亲载沣的少壮满洲亲贵则针锋相对，主张“责任内阁可立，政务、军机两处亦不可裁”。
11月3日，在载沣主持下，军机大臣、政务处亲王大臣于紫禁城文华殿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毓朗的一番发言，似乎给踌躇无端、内外交困的载沣开出了一剂良药。他首先以“时事危迫”为由，主张速开国会，但同时主张，“不明定国是，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则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具体步骤安排是，“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既不阻绝人民之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并须立降明谕，成立新内阁”。载沣对这种徐图缓进、分步筹设的方案深以为然，遂于次日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上谕，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次年（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
消息一出，虽然少部分温和地方立宪派，如江苏咨议局表示“请愿有效，天恩高厚”，但更多的激进宪政团体反应剧烈：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致电各省谙议局及各团体称：“国会仅缩短三年，人心失望。”同样，亟待希望用责任内阁限制载沣与庆王中枢权力的地方督抚对此结果也表示不满。江苏巡抚程德全、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尽管接到北京朝廷谕旨申斥，但仍然再次要求速定内阁人选，以免“昏笔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可谓矛头直指庆、醇两王。终于，11月22日，北京资政院召开全体会议时，陶榕、罗杰、易宗夔等议员即席抗议“云南盐斤加价案”和“广西巡警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两件议案不交资政院审定，直接交办盐政、民政两处，并发动全体投票，弹劾全体军机大臣。
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地区》中分析说，立宪派所代表的地方主义与利益，已经与清末“新政”所代表的中央政策南辕北辙。立宪派的主体——在晚清洋务运动后期逐渐形成的新式绅商群体成为传统社会力量向近代社会阶级力量过渡的“承载物”和“中转站”。较之他们耽于科举功名和土地收益的前辈，“这些新兴绅商对于现代性地方事务和经济利益有着更高的热忱和参与冲动，这些冲动因西方列强商业特权在通商口岸的壮大，和晚清中央权力在地方的扩张企图而变得格外强烈，并占据、侵蚀原属晚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经济与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权力”。
“新政”中的各项现代化举措，使得清廷中央财政开支激增，在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预算中，陆海军费合计13734.75万两，占据清政府当年总开支的36%以上，派驻各国外交使节费用，宣统初年突破300万两。1906年开设学部后，兴办新式各级学堂费用开支也达到每年350万两。1895至1911年，清廷先后投资兴建沪宁、正太、吉长等12条支干线铁路，工程费用银35499.7万元。如此浩繁开支，只能寄希望于厘金、烟酒税项、丁漕田房契等本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从而引发了地方立宪派绅商的激烈反弹。1910年初，湖南省咨议局召开首届常会，然而在巡抚衙门交议抽取房铺捐税，以为增设新式巡警经费提案时，咨议局以“骤增人民负担”为理由，断然拒绝，并通过《湘路限年赶修案》，强烈要求湖南铁路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以保利权”。1910年，鉴于湖南省财政赤字已经达到600万元，新任巡抚杨文鼎在内外交困之际，决计效法安徽、奉天两省，匆忙在未将议案征询咨议局意见的情况下，宣布以常宁县水口山龙王两银矿为抵押，发行120万元地方公债。结果，咨议局全体成员在议长谭延闿的带动下，公开声称，“此案并未先期照章交议，速行奏准，有违定章”，纷纷反对，并上奏北京资政院抗议，对支持巡抚杨文鼎的北京中枢军机处进行弹劾。对地方立宪派如此前所未有之汹汹举动，无怪乎湖南道监察御史欧家廉在一篇奏稿中慨叹：“昔日之乱在匪，而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咨议局议员。”
在如此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面对朝野上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抗议，载沣和清廷中枢不得不加紧考虑如何使责任内阁出台。然而这无疑使晚清北京政局中本来已经剑拔弩张的权力之争趋于白热化，亟待取代庆王把持下军机处的载沣等少壮亲贵主张以溥伦或载泽为内阁总理，速立内阁；而庆王奕劻则倚仗隆裕皇太后和在野袁世凯之支持，利用自己在军机处和政务处的长年经营，不断营造“国家不可一日无庆邸”的舆论，最终将这个最令人垂涎的头衔揽到了自己头上。
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内阁成立：总理大臣为庆王奕劻（兼管外务部），协理大臣为那桐、徐世昌；各部大臣分别是：外务部梁敦彦、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载泽、学务唐景崇、陆军部荫昌、海军部载洵、司法部绍昌、农工商部溥伦、邮传部盛宣怀、理藩部寿耆。这一名单完全是将军机处与各部尚书直接移植而来，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皇族竟达7人。在与庆王博弈中落得下风的载沣只得通过荫昌和载洵、载泽掌握了陆海两军部以及掌握财政预算审计大权的度支部。载沣自认这一手玩得十分漂亮，因为按照拟定的内阁官制第十四条，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有自行向皇帝/摄政王具奏事件，不用通过内阁管辖的权力，届时通过军权限制内阁，指日可待。
尽管权力之争仍然在暗中较劲，但“皇族内阁”诸位大员的表面做戏仍是冠冕堂皇。奕劻、那桐、徐世昌受命后，即各自上折恳请收回成命，另选贤能。而隆裕皇太后则以“时事多艰，又当创设内阁试办之初，一切事宜均关紧要”为由，责令这批“老成重臣”务必“竭力赞襄，用资辅弼，即遵昨旨到阁办事”。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立宪派领袖张謇形容其景象为“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百倍，可惧也”。
届时适逢直隶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届会议召开，咨议局遂于6月10日、7月4日，两次上书都察院抗议“直言皇族不得充当内阁总理”，在紫禁城无动于衷的情况下，直隶省咨议局全体议员向全国公开发布“通告各团体书”，直言“必去皇族内阁，始有责任内阁，而后有良美之政治”。紧接着，两广总督张鸣岐等领衔数省地方大员上奏，声称“确定内阁之责任，不以政权私之鼓亲之手”。然而载沣仍然试图通过将奏折留住不发，弹压这股督抚抗议风潮。7月15日，各省资政院议员再次上书，试图挽回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为载沣和北京朝廷留下了余地，言称“议员自入都以来，闻诸朝中士夫多谓皇族组织内阁，原非朝廷本意，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许多史家慨叹，假如清廷满洲中枢大员此时即刻改弦更张，更换内阁首揆与阁员名单，也许还能多苟延残喘几日，然而在自觉已经对立宪派让步颇多、视君权为至高无上的载沣眼中，资政院此番举动已经忍无可忍。虽然他在日后曾对四子溥任说，曾有过以资政院众议院公认“温良睿智”的载泽取代庆王的念头，但还是于次日下了一道极为严厉的谕旨：“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尔臣民等均当禀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这也许是载沣一生中少有的坚定果断时刻，然而却是亲手为长达286年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正如崔瑞德在《剑桥晚清史》中的论断：“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仅仅3个月后，武昌新军起义，各省迅速呼应，载沣一面仓皇下诏，自认“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符”，下诏解散皇族内阁，一边只得恭请军机大臣徐世昌前往洹上村，乞求那个当初必欲剪除而后快的袁世凯出山力挽狂澜，届时距离袁氏正式入京组阁，将自己夺权归藩，只有不到短短10天。
塞缪尔·亨廷顿曾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新政，是清王朝最后、投入最大、牵涉层面最为深刻的现代化改革，是在清廷统治者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越发陷入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急剧推进的，由于其手中式微的权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和广度的改革，从而积聚了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进而导致了它的覆亡。作为晚清最后一代权力中枢，被历史选择的载沣最终推动了这个迟暮王朝覆灭的命运。1911年10月16日，清廷宣布委派袁世凯组阁，载沣以醇亲王归藩，不予政事。根据嫡福晋瓜尔佳氏的回忆，当日载沣回府后，依旧神情淡定，更衣，入座用茶，只是对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2个月零2天后，隆裕皇太后偕宣统皇帝溥仪御驾养心殿，最后一次会见群臣，并宣布接受民国临时政府拟定的优待条件，宣布退位。较之被迫在晚清政局激流中转圜了一辈子的父亲奕譞，能够及早卸下这副本不应属自己的历史重担的载沣，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民国初年时局纷乱，不但政府更迭频繁，前往醇王府和紫禁城请安的遗老遗少也在他面前不断提起复辟之“大计”，但载沣对政治，始终兴味阑珊。1917年张勋复辟后，众多王公宗室上门请安，求官，载沣一律挡驾；1931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也只是短暂地在长春居住了一个月，便返回天津寓所，闭门不出。甚至1912年9月10日，当时已经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挂着“全国铁路督办”头衔的孙中山登门拜访，载沣也只是在日记中以“孙中山来晤谈，江大金吾（原汉阳镇总兵江朝宗）在座”12个字一笔带过，每天以在书房宝瀚堂里读书、听唱片为乐，怡然自得。溥任回忆说，自从他回府后，就刻了两枚图章随身携带，一枚为“闲园”，一枚为“天许作闲人”，每日临帖书写完毕，即拿出用以钤章，内心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态，可见一斑。
【部分参考文献：《剑桥中国晚清史》，（英）崔瑞德主编；《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美）周锡瑞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澳）冯兆基著；《中国近代史》，（美）徐中约著；《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美）I.T.赫德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美）李约翰著；《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罗兹曼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美）巴林顿·摩尔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苏同炳著；《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载沣辛丑使德日记》，载沣著；《爱新觉罗·载沣——清末监国摄政王》，凌冰著；《中国的大转型》，萧功秦著；《清末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高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