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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史海风云
亲历者说：
刘志坚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以及会后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纪要”曾被认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①。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界和文艺界对江青召开这个“座谈会”的阴险目的，以及“纪要”的错误和流毒作了揭露和批判。1979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但是，这次“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炮制的经过情况，人们并不知晓，由此出现了各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和揣测。为了准确地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深刻揭露林彪、江青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我有责任将有关资料提供出来，因为我是当时参(红旗)1967年第9期，加并了解这次“座淡会”情况者之一。根据我的工作日记、回忆和有关同志的回忆，有关档案资料，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作如实的介绍，是必要的。
一、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是有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的，
首先是党内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起，经过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上当时中苏沦战和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影响，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的“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1963年5月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9月制定的“后十条”，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1964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有l／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11月，有人向中央报告，“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1／3的问题，而是不止1／3的问题。”1965年1月在制定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时，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在九、十月间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2月，由于林彪等人制造了罗瑞卿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要夺权)，加深了毛泽东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并考虑防“政变”问题。
其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1963年至”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问题的发端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他写条子向毛泽东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从此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接着江青发难，她于1963年5月在上海组织人写文章，点名批判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掀起了文艺界的公开点名批判运动。9月到11月间，根据江青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多次对文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说：“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环”。“推陈出新，出什么?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他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他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对彭真、刘仁写了一个批示，说：“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一。)根据这个批示，1964年4月，文艺界进行整风，检查问题。5月，中宣部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正在修改的时候，江青得知，硬把这个报告草稿要去送给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二。)这个批示引起了更大震动，文艺界不得不再次整风，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文件，进一步检查问题，点名批判了田汉、夏衍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8月，康生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认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借此机会，大施淫威，任意捏造罪名，点名批判了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一些尚在讨论中的文艺理论观点，如“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认为是“修正主义文学主张’，“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理论”。对文艺界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很快扩大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并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相互影响，“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党内有人认为如果说全国有1／3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那么，文艺界还要超过1／3，有的单位已经发生了“夺印”的问题。一些文艺作品被无中生有地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从1962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1964年，康生又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开始不同意，末了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2月，在上海，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未同中宣部打招呼即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剐(海瑞罢官)》，把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彭真等人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对批判进行了抵制，中央内部分歧加深。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文艺领域的批判，成了完全政治性的问题。
尽管如此，党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还是对批判吴晗不积极。彭真、陆定一等还设法对批判运动加以约束，多方保护吴晗。知识界对批判运动也采取消极态度，进行抵制。
第三是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江青早有政治野心，要“露峥嵘”，只是没机会。她曾抱怨“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1962年后，党内在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的发展，使她有了可乘之机。她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她极力插手党的文艺工作，尽管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1962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她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要他们批《海瑞罢官》，遭到部长们的拒绝和反对。1962年底，江青以蹲点为名，到北京京刚一团搞所谓京剧革命，遭到北京市委抵制。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抢“文艺革命旗帜”，公然污蔑文艺舞台“一大、二洋、三古”，鼓吹“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在会演总结时，周扬针锋相对地指出：“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拜师等等，本身也是对的。”下半年，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被拒绝。于是江青只好到上海找张春桥策划，由姚文元执笔。文章出笼后，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抵制和批驳。全国报纸，除上海外，没有一家及时转载。发小册子也不顺利，1965年11月下旬，罗瑞卿路过上海，江青问他，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罗瑞卿即给我打电话说：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军报》应当尽快转载。《解放军报》这才于11月29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来全国报纸虽然都奉命转载了文章，但共鸣者寥寥；反对姚文元的文章，为吴晗辩护者倒不少。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就有3000多件。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江青对此十分“气愤”，她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①
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在林彪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江青就转而去找林彪。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去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题，进行政治交易。江青想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林彪也想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也明白江青的来头，因此，二人一拍即合。林彪即通过叶群为江青开座谈会进行安排。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开始。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种党内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复杂情况下，由江青提出召开的。
二、“一人谈”的所谓座谈会
座谈会是在十分秘密的状况下，采取不正常的方式进行的，实际上是江青系统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名为座谈，实际上是她一人淡。整个座谈会的准备和开会都是由江青一人决定，从不征求总政的意见，也不同参加座谈的同志商量。
会前，总政治部领导和包括我在内参加会议的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法。
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淡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我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由当时的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谁带队呢?我执意请萧华去，因叶群说最好萧华去。萧华一再推辞，要我去，说：“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我只好同意。名单经总政党委会通过后由我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说：名单可否，她要向江青报告。让我等电话。此时，总政新调任为文化部长的谢镗忠还在以他原来担任的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某部农场处理问题。我即让人催他赶快回京上任。同时，李曼村还要<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准备三大战役的资料，以备研究三大战役创作之用。过了几天(这时我因重感冒住进了三O一医院)，叶群回电话说：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但开会的时间、地点，要由江青确定，你们等候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到这个时候，江青开这个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我们总政的同志仍不知道。我向萧华提出，是否先商量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亲自带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到医院我的病房，研究去上海后谈些什么、怎么谈的问题。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全军刚举行过第三届文艺会演，出了像《丰收舞》、《民兵舞》、《洗衣歌}等一些奸的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过，并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上指出的那些问题，部队没有搞，搞的是现代题材，部队题材。关于会议的开法，大家也搞不清江青想怎么开。研究结果，几个人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如果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带回来研究再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了解，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当天下午，江青先派人送来《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刚院的信》等3份文件，要我们先看看。接着又派张春桥把我接到“丁香花园”江青住处谈话。我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转达了叶群让转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又叫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我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淡会同志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其中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2月9日下午江青说她有事，“座谈”得停几天。我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我们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2月10日，我和李曼村乘飞机回京处理工作，16日返回上海继续开会。
“座谈会”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
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l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4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2．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
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谈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几次谈话还谈到30年代的文艺问题。集体座谈一共四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
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子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剧院的信》①，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
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我们4人始终贯彻了临行前一起商定的“多听少说”、“不争论”的原则，很少发表意见。江青也不让我们多插话。
江青讲话由于不准记录，除我事后让陈亚丁作了简要追记外，并没有文字记载。根据我和李曼村的回忆和陈亚丁的“迫己”，以及会后整理的“江青谈话纪要”，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吹嘘，抬高自己
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和主席结婚后在主席身边。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给主席当秘书，管‘外参’。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吹她如何亲自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的舞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到处是牛鬼蛇神，一塌糊涂”，于是她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两个批示”。还说《武训传》的错误也是她发现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她在上海搞的。还吹嘘她如何搞京剧改革，搞芭蕾，没有好剧团、好演员，她“像叫化子要饭似的去要演员”。说经她改革的京剧，过去的基本功都不够用了。还吹她如何和主席平起平坐。
2．吹捧林彪
江青在谈到她搞京剧改革、抓文艺批评没人支持时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在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她说：“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竟比地方好些。”
3．诬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江青多次说毛主席“在24年前的讲话”一直贯彻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
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直在专我们的政。”“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4．攻击、诬陷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在一次谈话中，江青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总理另外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她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文艺改革，不给她好剧团、好演员，专了她的政，主席的话都不听。她还攻击罗瑞卿，有一次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我说：“部队文艺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江青马上打断我的话，说：“在主席批示文艺界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后，罗瑞卿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还说：军队也不是在真空里，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像《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哭了”，八一厂那个陈播没有阶级感情，不能当厂长。她还攻击八一厂“人员严重不纯”，“创作干部艺术思想上问题很大”，要整顿。江青还攻击、诬陷周扬、夏衍等同志，说：“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还诬陷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还说，周扬、彭真专了她的政。说：“夏衍这班家伙主张‘离经叛道’，我认为他们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她攻击文化部不像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部，让他们批《海瑞罢官》就是不批，她只好到上海找人。
5．指责和否定大量的电影和文学作品
江青看一部电影就否定一部，无端指责建国以来的电影和文艺作品，说：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的；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有的是宣传和平主义；有的是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写英雄人物，写一个死一个；有的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也认为问题不少。《南征北战》她说也有问题，修改一下也可以。只有<平原游击队)她认为勉强可以。对八一厂的<海鹰)，她只肯定了上半部是“我们的”。她说：“《兵临城下)演了很久没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写篇文章批判一下。”她还全盘否定30年代文艺，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大众文学”好一点，是鲁迅的；“左”翼文艺运动是王明路线等等。她还说：“塑造工农兵的新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就是这么去做的。”对一些外国电影，江青也横加指责，说(静静的顿河>这个片子非常糟糕，主人翁是千土匪、叛徒。她还说，文艺问题上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有修正主义的东西。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要捉大的，要批判肖洛霍夫。
此外，江青还谈了创作方法、电影技巧和创作三大战役、修改《南海长城)等问题。
对江青上述谈话，我们4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她的恶毒用意，认为主要精神主席在“两个批示”中都讲过。我只是感到江青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否定过多”。我们4人在吃饭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议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对江青说八一厂“组织不纯”，“部队文艺方向上也有问题”等也有意见。我还感到“江青对周总理，对中央文化部太不尊重，批评得过多”。对江青反对写中间人物也有看法。我在2月10日休会回北京后，11日上午即向萧华(当时萧劲光也在座)汇报了“座谈会”的情况，并谈了我的看法：一是“否定过多”。我说：我们看了的电影，许多群众认为是好的，江青都说不行，京剧不行，这么多电影不行，那群众看什么?那电影院、戏院不就关门了。二是中间人物应该写，我说：写英雄的不行，写中间人物不行，那写什么?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还是应该写的，还是可以演的，不然没法写了。萧华、萧劲光都表示赞同这个看法。萧华说：这些问题怎么办，开完会后再研究。
总之，整个座谈，主要是看电影和江青“一言堂”的谈话。
三、“纪要”的炮制
“座谈会”结束后，产生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原来是我们4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而起草的一个记录江青谈话精神的汇报提纲。后来经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亲手炮制，大量增删，反复改写，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内容和面貌大变，变成了一个以“座谈会”为名，实为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推行“左”的文艺思想和意见的所谓“座谈会纪要”。从我们4人起草的第一个汇报提纲稿子算起，先后写了8个校稿，反复修改达30次之多，字数由3000来字增加到10000多字。毛洋东曾三次亲自对“纪要”稿作了重要修改。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十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下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约3000字，写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座谈经过。写了四层意思：一是叶群要我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青的那段话。二是萧华、杨成武重视这次“座谈会”的话。三是会议过程中看了些什么文件，看了多少电影和戏，江青分别谈了几次话。四是对江青谈话的一般性评价，说她“对主席思想领会深”、“亲自种试验田”等。
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淡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根据“追记”，把江青的多次谈话内容综合了八条，主要观点是：
1．“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江青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原因就是在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艺界有人所讲的‘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在这个问题上，十几年来，实际上是他们在专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
2．“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也不能例外。”“例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抓壮丁)的坏作品。”
3．“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
4．“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5．“文艺工作要搞民主，走群众路线”，“文艺创作要实行三结合”。
6．“开展文艺评论”。江青说：“文艺上的反修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7．“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不要搞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江青说，过去有些作品，“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专搞谈情说爱”，“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8．“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写落实措施。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八条措施：1．预定在4月份召开创作会议。2．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3．在1967年10月1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4．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5．整顿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6．开展文艺民主，对戏剧、电影、文艺作品的审查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大家把关。7．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8．总政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20日晚，“汇报提纲”写好后，即送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当时我们4人还研究了这个稿子给不给江青的问题。如果“不给她呢，她知道后，肯定会发脾气，为什么背着她，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她可能会不满意。”考虑的结果，还是送她一份。2月21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日下午，我们一行6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2月26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搞子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嘛，搞就搞吧!要搞就要搞准确，搞完整。”“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清陈伯达、张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儿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第一，“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汫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张春桥也说：“经老夫子这一点，我对问题更清楚了。”江青要陈亚丁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全改写在一份上。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改写在一份稿上。他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列入文艺革命的成绩上。
27日上午，张春桥把陈亚丁接到康平路张春桥办公室，两人又作了些改动。当天晚上，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修改稿作了讨论。江青的主要修改意见有两点：·第一，不同意把《东方红》列入优秀剧目中，说“主席不会同意的”。第二，“关于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宣扬苦难的文字没有表达清楚。”她要求“再改一改，明天再议一下。”讨论后，陈亚丁又连夜改了一遍。28日上午又和张春桥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当晚又读给江青听。江青说，就这样，可以“传达了”。并要陈亚丁带几份给我、李曼村，谢镗忠看一下，有什么意见打电话告诉她。第二天，陈亚丁即带着修改稿回北京。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宇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汇报提纲”在第一部分末尾写了一段：“江青同志对主席思想领会深，又作了长时间的、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热情、诚恳地帮助我们；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教育和鼓舞。”这次修改时，又增加了一段美化江青把江青说得似乎很谦虚的话，说“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主席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左做……”
2．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队识”或“座谈的成果”。如把“汇报提纲”中“在这次座谈中，江青同志对当前文化革命和部队文艺工作，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据我们领会，主要有以下几点……”改为：由于阅读了主帘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听了江青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电影和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又如：把“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改为“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改为“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我当时就感到，江青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观点反映出来，又不想写成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说她想说的话。当然，当时我们没有看出这是江青的阴谋。
3．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沦—匕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沦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24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15年来，部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沦、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沦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4．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在讲军队文艺工作一条中，说罗瑞卿关于“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的话，是“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讲的。还说：”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文艺思想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是有影响的，要彻底肃清。”
5．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全盘否定30年代文艺。说什么“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
当时左翼的某些领导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等等。全盘否定了30年代的左翼文艺。
6．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说：有的作品“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写了一些爱情的作品，就是“‘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①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
1．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3．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①见江青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在“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后面，加了“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后期”一句。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后面，加了“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5．在第四条“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面及第九条“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之间，都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个字。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又指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3月8日江青电话通知我和陈亚丁去看毛泽东改动的地方。3月10日上午，我同陈亚了乘飞机到上海，下午，江青给我们看了毛泽东修改的稿子，并要我们考虑意见，一起讨论修改，还说主席指示请陈伯达参加修改。3月u日下午，江青派人把陈伯达修改的稿子送给我和陈亚丁看。以后三天，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了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补充。我参加看了一些电影和两次讨论。除了对几处提法提了点意见外，因我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要补充些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而且30年代文艺上的争论我也不知道”。所以具体修改的事，由陈亚丁参加。14日修改完毕，15日我返回北京。见江青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
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把二三部分的“双九条”增加为“双十条”。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重要的修改、补充内容有：
1．在第——部分恢复了原稿本来提到的萧华、杨成武的名字。增写了一段话：“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成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2．在第二部分第一条中删去了马恩列斯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三篇著作。并增加了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两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论点。
3．增加写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作为第二条。全文近900字，即从“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一直到“把社会主义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4．把“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的提法，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5．加了一段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6．在讲文艺批评一条中增加了一段：“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传统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沦点，就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7．把第九条(现第十条)中“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改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接着写了一大段理由，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同资产阶级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8．在第三部分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据我回忆，林彪根本没有这个建议，这样写，是江青对林的吹捧。·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4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①。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A江卉1966年3月19口给林彪的信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重要的有：
1．把第二部分第一段“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改为“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2．把第三条中“罗瑞卿同志却在毛主席指出”一句中的“毛主席”改为“党中央”。
3．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并删去了末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句。
4．在第五条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解决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问题”，改为“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又在第一次修改的“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后面，加了“拒绝研究是错误的”。
5．在第九条，把“采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的“毛主席提出的”6个字删去了。
6．在第十条“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显著标志”后面，加了“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一句。
7．在稿子的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青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囚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整个文艺队伍的占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经江青修改后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1966年3月19日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钊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
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3月22日晚，林彪修改审定后，交待我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3月23日上午我们带着定稿的“纪要”和林彪的信(即《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返回北京后，即按林彪的交待，分送给军委各常委。同时交待陈亚丁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据陈亚丁当时传达，主要有四个地方改动：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
四、中央对“纪要”的批发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画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当日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商量起草了一个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奸，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乎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退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淡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即我们起草的第一个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附发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项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木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木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午4月10日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是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1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1966年4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20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10条措施。
这些修改是何时、何人所为，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都不知道。因在这之前，1967年1月4日我就被江青一伙以“对抗中央文革”、“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等罪名打倒了。接着，1967年5月李曼村、谢镗忠也相继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打倒。
1979年3月26日，总政治部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指出：“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纪要’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结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原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状况的。”“我们建议中央作出正式决定，撤销这一文件。”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总政治部1979年3月26日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发[66]211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亲厉重大历史事件实录
这样，那个由江青策划，以不寻常的方式召开的所谓座谈会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恶劣作用的“纪要”，最终被党和人民彻底否定了。
五、历史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座谈会”召开和“纪要”产生的介绍，联系“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可以使我们从中认识一些问题。
1．“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炮制经过，揭示了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利用的罪恶阴谋。
如前所述，“座谈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党和国家面临内乱的急风暴雨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此时，文艺战线形势紧急，总政党委和我们这些主管文化工作的同志，根本无意开什么座谈会。而党内的正义力量对“左”倾错误的抵制，使江青感到需要借用林彪的力量。她曾经几次扬言：“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随着在党内地位的上升，野心越来越膨胀。他长期揣摩“登龙术”，以“大拥”、“大顺”、“得一人得天下”为“总诀”，千方百计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当江青想利用林彪的权力时，林彪也想到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两个野心家互相勾结、利用，结果就产生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江青和林彪在“座谈会”和“纪要”的炮制过程中，都施展了阴谋手段。首先，在军队中并无职务的江青到军队去开座谈会，搞“纪要”，是完全背着党中央，由江青、林彪两人策划的。“会议”也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其次，制造了一些假象。比如，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活，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淡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颇费苦心的。又如，江青既想通过“纪要”反映她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和观点，又不想用她个人的名义，而要用部队的名义；她既想通过“纪要”吹捧自己，又不愿话出己口，而要用他人的口来说。所以她不满意我们4人写的、记录了江青“指示”的“汇报提纲”，只好请能领会她的意思的陈伯达、张春桥来进行修改、加工，炮制出了江青满意的“纪要”。
2．“纪要”的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事实说明，毛泽东对“纪要”的内容是同意的，有一些重要观点，就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毛泽东对“纪要”的三次修改都是认真的、字斟句酌的。他在许多地方删去了歌颂自己的词句，但却保留下江青提出，陈伯达、张春桥阐述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内容。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和他后来多次所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甚至认为：“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同他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也是一样的。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理论的发展。他早就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咩。”小说《刘志丹》和《海瑞罢官》的所谓问题，加深了他的错误认识。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黑线”，来夺回“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就是“纪要”所反映的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革命的决心。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按“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说法，不但完全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和篡改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也否定了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悲剧。胡乔木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时说过：“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及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①
3．“纪要”的贯彻和推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
如当年《红旗》一篇社论所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今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①。“纪要”确实起到了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煽风点火、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恶劣作用，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限据。他们打着批判所谓“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说成毒草，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任意点名宣判文艺作品为“大毒草”，任意诬蔑、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座谈会”以后，江青立即插手军队文艺工作，向部队文艺工作者开刀。3月，根据林彪、江青的指令，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文艺创作会议，会议效法江青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按“纪要”的口径对号定罪，对60多部影片加上了“大毒草”、“坏戏”等各种罪名进行批判，使许多文艺工作者受到打击迫害和株连。把一些对“纪要”提了意见，有过不满、怀疑，或者在讨论时稍有微词的文艺工作者，扣上“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次会议之后，各军区、各部门和许多地方文艺单位，都召开过类似的会议来贯彻“纪要”，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而军队文艺工作者，则成了“纪要”的第一批“罪犯”。不久，参加过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我和李曼村、谢镗忠也被打倒。贯彻和推行“纪要”的结果，文学艺术上的“双百”方针没有了，文艺创作在思想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在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红旗》1967年第9期北沦(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整个文艺领域“万马齐喑”。
“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推动下，很快蔓延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黑线专政”。由此而来的是，建国17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被全盘否定了。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人物”，一大批文化战线的领导干部被打成“黑帮”，被“全面专政”。进而掀起了文化战线的夺权狂潮和所谓“斗、批、改”，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总之，“纪要”的错误不是某一方面、某个问题上的错误，而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的集中反映。它是江青、林彪政治阴谋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坏的作用。而我和许多有关同志，在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和个人迷信的影响下，未能认识它的危害，直到自己被打倒，才开始认识到江青的阴谋，认识到文艺领域“左”倾错误的危害。今天回顾和研究“纪要”产生的历史过程，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深刻的教训。
作者：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遭到江青一伙的诬陷批判，被错误关押、批斗、审查近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