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知道张国焘的名字，都是从他的分裂中央开始的。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他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一样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是阻碍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绊脚石。不过和以上领袖不同，他的错误发生或者说是站起来和毛叫板的时间是自“遵义会议”以后，也就是说他在我党确定了毛泽东正确路线以后与党分裂的。这可算是有来头了。陈独秀是党的创始人，李立三和王明是共产国际支持的人，张国焘何德何能？竟敢分裂中央，可见必有蹊跷。
中共从来没有完整的塑造张国焘的历史，他们没有这个雅量。与毛为敌的就是与中央为敌，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对张国焘不可能有公正的历史评价，但张在中共历史上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的，所以我党基本上是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来对待这位中共元老的。中共在取得政权以后，有意无意的忽视张国焘的存在，但张国焘自己没有忘了自己的存在，他在无聊的后半辈子只好回忆起自己风云激荡的前半生，他在回忆。
中共回忆录的先驱
1949年以后，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大批要人远渡重洋，在美国当起了寓公。政治上失败之后，过着平静的生活自然难耐寂寞。正好又有研究机构找上门来，纷纷忙着回忆过去，在学者的帮助下搞起回忆录来。对与这些当事人而言，也许仅仅是聊以自慰，却给我等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史料。而这个时期的共产党人，一个个功成名就、封王拜相，指点江山，自然是没有功夫去“回忆”的。
活到1949年之后的中共元老，却无半点封赏的张国焘蒋军，却只能和那些失意的国民党大佬一样，躲在香港的某个旮旯里，也搞起回忆录来了。与那些失意的国民党元老的回忆录不同，他的回忆录只有自己一个人写，没有人探讨，也没有人考证，其真实性当然是有疑问的。但无论怎样，对于读者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一家之言。
原军统头子沈醉在大陆被特赦之后，也曾著起回忆录来。在写到他与张国焘的交往时，不时挖苦张氏如丧家之犬，躲在香港靠写回忆录挣钱度日。张国焘写回忆录是不是为了糊口，余不得而知。但要认为他只是投国民党所好，专为拆毛泽东的台是不正确的。
纵观张氏在回忆录第一册里有限的几次提及毛泽东时，都不仅没有诋毁，还不时有溢美之词（只是不知道这国内出版的回忆录是否有删减，若有改动，该另当别论）。其中张氏在所提及中共三大时，张氏特别提出毛在会议上指出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毛对中共的一大贡献，并为大会没有认真对待毛的提议而惋惜。
无论张氏的动机如何，能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香港，处于政治之外（早已下野）的超然地位，能留下一部较为完整的回忆录来，当是史家之幸事。其回忆录的质量和真实性，大概不能与唐德刚教授所搞的口述史相提并论，毕竟一人之力，何况还是历时的当事人，难免有些不愿提及的蝇营狗苟之事。但与日后中共高层有文献出版社所的搞得所谓回忆录，以及五十年代政协搞得文史资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国民党有留下李宗仁、陈立夫这样有价值的回忆录，中共也幸好有一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也算是中共元老在文史上对历史学有个交道吧！
中共成立之前
张国焘毕业与北大，幼小经过系统的国学教育，又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其文化修养完全可以驾驭得了这样的文字创作。事实上，中共后来的王侯将相之中，文字能力有与张氏并驾齐驱的不过寥寥数人而言。张氏的文字一切以眼见入手，很少写些宏大的叙述。所经历的一幕幕重大历时事件都能有条不紊的娓娓道来。眼见之外的道听途说几乎没有，这很难得。
还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是公认的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可是五四运动的始作俑者应该归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再加上巴黎和会这个导火索，才熊熊的燃烧于中华大地。五四运动的主体当然是学生，但事实上学生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支持，毫无成功希望的。这次学生运动却实实在在的给了张国焘崭露头角的机会。从此以后，张成为一位职业活动家和政治家了。
早期的中共
关于中共早期活动的史料，见诸出版的并不多。从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到中共成立这一段关于中共活到的就更少了。张氏在书中很详细的写到这些，李大钊的共产主义传播，和陈独秀的组织写的都很到位。不敢说没有陈独秀就没有共产党，但毫无疑问，没有陈独秀的组织，共产党大概不会在1921年就能诞生在中国了。张国焘称陈独秀是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母体，这话不无道理。正是陈独秀每月拿出的那百十来块现大洋，才让中共早期的组织者没有饿死街头。
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者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领导学生和工人运动。虽然力量有限，但运动还是搞的有声有色。必须要承认，中共的创始者们，的确算得上年轻有为。虽身无分文、又无官职地位，但所做的鼓动和组织工作，不仅北洋政府不行，革命十来年的国民党也比不了。到了后来，国民党要在共产党的帮助之下搞“政党”是有道理的。当宣传和组织发展到适当时间时，组党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有人嘲笑中共的建党如同儿戏，两位最重要的当家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没有参加。但这丝毫没有降低他对中共历史的巨大影响。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得到国民党的承认和扶持的，这与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的私人关系不错是分不开的，好歹人家还是广东省的教育厅长嘛。当然，这也有国民党同为在野党的原因，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北洋政府。最重要的是，孙中山有一个“联俄”政策，怎么“联俄”？总有做个样子呀。到后来，国民党的北伐眼看成功，要做江山的时候，就不能有党外之党了。
苏共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共建国以前，苏联对中共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中共继承了他们的“马列主义”我们就得听他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比较详细的解释的苏联对早期中共的支持和援助，而这些援助正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共所不愿提及的。这种不愿提及，造成了我以上的疑问？
仅仅几个人的活动，陈独秀的工资是可以养活的，但中共要发展，要成为一个政党，靠一个办杂志、教育厅长的工资来支撑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是承认中共存在的，但孙大炮只会说大话，真正能给予中共的援助只能是空头支票，这不能怪孙大炮，他自己也缺钱花呢。这时候的中共只能和苏联合作了，事实上苏联才是中共早期的东家，那些中共代表充其量只是个小掌柜的。这就不奇怪为什么那些共产国际的顾问能在中共呼风唤雨了，人家是东家嘛。
毛泽东给中共带来的功绩不光是领导了农民运动，也正是他打败了党内的“国际派，”让中共成为中国的中共了。打到“国际派”并不难，只要中共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共产国际无力给予更多的援助时，他们自然就要在中共的革命历史中退出。但问题是谁能打到“国际派”谁将是中共的主人。陈独秀没有做到，张国焘也没有做到，他俩不光没有打败“国际派，”到头来还被“国际派”给打倒了。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都是依附于共产国际的，他们没有能力和魄力和共产国际较量。所以毛泽东应该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大书特书一回的。可惜我们党不愿面对这段寄人篱下的历史，所以我们伟大领袖的一个闪光点被淹没了。
关于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张国焘这位中共的组织委员并没有着重书写。这里面大概也涉及自己的委曲求全的经历，多少不会太风光。但他写到鲍罗廷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某个节点上所起的决定性影响。那个节点很短暂，但他确实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国共两党都不愿提及这样的历史吧，张国焘是被两个党遗弃的人呀，所以他说的很坦然。
国共第一次合作
中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目标就很明确了。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共和国。但就凭那十三个代表和五十多个党员？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不光陈独秀没敢想过，共产国际也从未这样打算过。所以加入革命的总公司——国民党，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事实上，中共的创立与国民党元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加入国民党这一点，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分歧，仅有的分歧是如何加入的问题，全盘加入还是部分加入？这个问题从加入的那天起，直到分离以后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张氏反对全党加入，因为他害怕这样会失去中共的独立性。陈独秀也有同样的顾虑，但决定中共命运的不是他们，而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
后来蒋介石的清党，好像是证明了张氏是正确的。可是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共全盘加入国民党所获得的成绩并不坏。1921年共产党成立时，全国有五十多名党员，到1923年加入国民党时，全国也只有区区三百多名党员。到1927年“清党”时，中共已是五万多党员的全国第二大政党了。
早期的张国焘一直从事工人运动的，与同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相比，张国焘的成绩未必要好过毛泽东。不过工人运动更符合马克思学说，更容易被中共高层和共产国际所注意，名声也更突出。而毛的不出众，多半是因为高层和共产国际都不太注重农民运动。事实上，远不止中共高层和共产国际，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之流都没有意识到，农民才是中国当是最大的能量所在。他们对农民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在未完成革命以前，农民只要交粮和别妨碍革命就行。只有农民出生的毛泽东意识到了，农民是革命的力量源泉，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可能成功。当然，和毛差不多由此意识的还有澎湃，可惜死的太早了。
张国焘不断强调，国共合作是有分歧的。有此意识的不仅是张国焘和陈独秀，还有支持中共成立的国民党元老，但谁都没有化解的办法，因为谁都不敢得罪苏联。张氏也承认，中共放弃独立性是不可能的，但要国民党承认党内有党也是强人所难。但加入国民党似乎又是中共早期的必然选择，也是共产国际与孙中山所希望的。孙中山要的是“革命总经理”的大帽子，他不愿看到有一个不受他名义领导的革命旗帜飘扬在中国的国土上。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己又对自身的力量有所怀疑。所以，合作是大前提。
但随着共产党的快速发展，眼看和就要掌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分庭抗礼了，合作也就要到头了。如果孙中山活到1927年，他也不可能容忍，对中共动手的就不是蒋介石了，而是孙中山自己。
党内斗争一
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党的成立初期是很不明确的。13位代表中有一开始就是冲着江山社稷来的，比如毛泽东和张国焘；也有把这个组织当成一个学术机构的，比如刘静仁；还有把加入中共当作日后影响政府的投机者，比如陈公博与周佛海。大家持有不同意见组建了一个党团，但随着党团的组织结构越来越严密，投机者与学术研究者先后离去，打江山就成了中共的唯一目标了。初期，组织的出资人和主要活动家陈独秀是当然的一把手。但随着组织的发展，陈独秀的作用明显下降了。陈的地位出现危机，其属下对权力的争夺便开始了，夺权的第一步无疑是倒陈。
最不利于陈独秀的是他于苏联的意见不够一致，事实上中共最早期的主要成员都不是盲目听从苏联指挥的，这里包括陈独秀、张国焘和毛泽东。但早期的中共还是一个要奶喝的孩子，喝苏联的奶就得听苏联的话。这样就有了瞿秋白、李立三这些“国际派”走上了中共的领导位置上。陈独秀不仅不招苏联人喜欢，他还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知道廉耻。不愿尸位素餐，也不会耍流氓，所以很容易他被取代了。张国焘对取代陈独秀的瞿秋白是很有意见的，一个只关心自己写作挣钱的人当了中共的领导人，是不能服众的。很快，瞿秋白也成了个下野的人了。可是换来换去，都是“国际派”。
党内第一次斗争，是以“国际派”的完胜结束的。陈独秀被开除了党籍，张国焘被扣留在共产国际，毛泽东被迫去了边远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留在苏联的张国焘如履薄冰的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直到无能的国际派实在掌控不了国内局势的时候，共产国际才想到让留在苏联的早期干将重返中国。张国焘理所当然的是重点考虑的对象，但他承认，他之所以能回到国内，与他同样被扣留在苏联的蔡和森做了很大的牺牲。同时，他也违心的承认共产国际是正确的。
红四方面军的领袖
回到国内之后，张国焘很快去了鄂豫皖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真正发迹的地方。让张国焘成为社会名人的地方是五四时期的北京，那时他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让张国焘成为中共核心领导成员的地方是武汉，他在武汉领导了“二七罢工，”尽管罢工失败了，但从此后张国焘成了中共工运的领袖。来到了鄂豫皖，又让张国焘成为中共最重要的高级将领之一，也让他具备了争雄中共的资本。
无论张国焘是如何自吹自擂，还是中共史书的有意模糊。张国焘在鄂豫皖干的不错，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他很快并掌控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而且在这支队伍中形成了很不错的威望。这可以从张国焘失败以后在延安挨整时，红四方面军将领的沉默中可以看出来。
张国焘称徐向前是天才的军事家。至于徐向前是如何评价张国焘的，余不得而知。不过双方的合作算的上很默契，没有在向西“转移”时发生类似后来在遵义的会议。不过也是可惜，张国焘没有遇到一个类似林彪这样有野心的下属，徐向前没有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毫无底线的支持他。
从另立中央到西征失败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另立中央没有做辩解，非常坦率的承认了。并且在后来的检讨中也没有丝毫的隐晦，当然他很清楚，仅此一点，他就被打倒了。他所做的解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背信弃义，把他丢掉了。所以出于义愤和对中央错误的惩罚，他另立了中央。这与汪精卫说蒋介石背叛革命，所以另立中央有不同吗？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政治斗争本来就没有对和错，关键是你要能打。所以张国焘没有去和毛会合，而是选择了西征。
我曾听到过军旅作家王树增对西征的评价，这么多军队往贫瘠的新疆发展是不会有出路的。的确，新疆是不可能有前途的，但不知道王作家注意到没有，新疆的后面是强大的苏联呢。我常设想，如果张国焘西征成功，在新疆的张国焘与在陕北的毛泽东，谁才是笑到最后的人？这太难说了。西征失败了，张国焘再没有和毛泽东决一雌雄的本钱了。他被逼上了延安，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自己被打倒了。
毛泽东对谁都没有心慈手软过，延安以前没有过，延安以后也没有过。他不会放过张国焘的，这一点张国焘很明白，不过张国焘在延安的日子过的到也不算太坏，当然，这是因为时间没到。想想失败的王明干着领导妇女的工作，对于红四方面军主帅的张国焘来说，这样的侮辱是不能承受的。张国焘采取的对策是，认真检讨，听从安排，司机逃跑。机会果然是来了，他借着与蒋鼎文一起祭拜黄帝陵的机会离开了延安。
出逃以后
我经常不禁的将张国焘与汪精卫放在一起做个比较，他俩有太多的相同之处了。首先，他俩都是青年成名；都是干着不要命的造反工作；又都是自己的党内元老，而且都是创党者的“近臣；”又同是受到后期之秀的排挤；最终他俩都选择了出逃叛变。不同的是汪精卫投靠了日本鬼子，成为民族罪人；而张国焘投靠的是国民党，还是民族的“内部矛盾，”与民族败类不同。
张国焘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叛逃后的经历，大概也是实在是丢不起这人。不过可以从别的一些书本文章中大概知道，张国焘将军叛变后的经历。
我不知道为什么蒋介石会如此看轻一位共产党的方面军领袖，竟然将张国焘交给了见不得人的戴笠，让堂堂的中共元老去当特务。想起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张国焘时的种种不屑，我为张将军悲哀，更为蒋委员长的短视感到悲哀。我常想如果汪精卫去了延安，毛泽东会怎么对待汪精卫呢？不至于交个李克龙，让他去当特工吧。如果把蒋介石换成毛泽东，毛一定会让张国焘去找同样可怜的陈独秀，一起组建一个共产党的革命派，然后加入国民党的“联合政府，”当一个漂漂亮亮的民主大花瓶。可惜蒋介石没有毛泽东的政治眼光，可惜了张国焘和陈独秀这两个近乎完美的大花瓶。
让人欣慰的是延安竟然同意张的夫人杨子烈去了武汉，与将军会合。记得李德离开延安时想带走自己在中国的夫人而不得，与李夫人相比，张夫人要幸运的太多了。当然，杨子烈之所以能去武汉，与蒋介石对张国焘的态度未定，张国焘还有一个未知的前程，毛泽东不愿与张彻底决裂有关。张国焘的出逃，会有很多中共人士所不耻，但这些中共要人们，在当时或者以后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时，一定会羡慕这对“中共的张杨（毛泽东语）”的。虽然在离开延安以后，张国焘一家都没有发达过，但细数中共元老，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能独善其身，自由终老的大概就这一位叛逃者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