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好友王瑞昌
5月24日晚上近9点钟光景,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老同学王瑞昌的女婿打来的,告诉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初中同学好友王瑞昌得了一种急病已经在昨天下午去世了。他的亲属从好友手机上看到我的电话,又从王瑞昌爱人那里知道我们以前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去年五月大家曾一起游了德清的下渚湖),所以在考虑再三后,电话告知我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坏消息。
这个晚上我没有睡好,老是回忆德清三中初中那段同学的事。我们是60到63年那个时段在三中的初中生,也正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
新市镇是个江南古镇,镇不大,当时居民人口大约二万光景。六十年代德清三中是县里仅有的三所中学之一,那时全县只有在城关的德清一中有高中部。德清三中的前身是初级师范学校,学校环境、教学、教材条件都还不错。我们进入初中时,刚刚经历了“十年赶英超美”的所谓大跃进,违反客观规律的大折腾整得国民经济十二分的萧条。记得开始时初中一个年级有四个班级,后来因为紧缩等种种原因,部分户口属于非城镇居民的同学大批返回农村,班级从四个班合并为二个班,从师资班突击培训出来的俄语教师也随之消失。学校在镇北,学校东面是一座寺庙——有千年历史的《觉海寺》当时已经改作粮库。校后门出去便是一个大池塘,那里好象种植大片茭白。就在校区东北角建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养殖场,有专人负责管理,学校内建一个养猪养鸡场地,恐怕也只有六十年代初才有吧。为此每个班级一个星期中总有半天劳动课,就是所谓的勤工俭学,我们劳动的内容主要去郊区割草,拿回来喂养猪、羊等家畜。这些家畜长成出售是贴补教育,还是是改善教工生活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困难时期也是一种缓解物资供应的非常办法。
外出割草我喜欢与王瑞昌同行,他个子比我高,力气比我大,割草回来时他可以帮我多背些,有时他还可以送些草给我,因为每次回来那个管理员会把同学们割的草过一下称,数量要记帐的,可能会对一个班级的劳动成果有一个考量。太少了不行,班主任批评不算数,说不定给你扣顶轻视体力劳动,有资产阶级思想,那可事大了。王瑞昌会象大哥一样帮助我,我感激他。我家住南昌街(新市人叫大南栅),我到德清三中要对穿整个镇,大约有二、三里路。他家住在北街,临街的楼下开个小店,楼上住人,他家是我每次上学、夜自修路上经过的一个点。当然我去三中的路有好几条,但是走北街可叫他一起同行,便常常会走大街,顺道叫上王瑞昌,有时从家里出发一路上“呼朋唤友”的到学校时就会有好多人,路上可以谈天说地,吹牛、发牢骚,热闹,又开心,走夜路也不觉得孤单寂寞了。
就这样一幌三年过去,到1963年初中毕业我们便分手了,他去德清一中,我到湖州中学。1966年文革爆发,1969年各自下放,记得下乡后我曾经到他下乡的地方去看过他一次,以后联系越来越少。
毛时代后,他返还新市,一直在企业做财务工作,但是到了临近退休的年龄,企业改制,他被买断工龄。据他儿子说,此后人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人懒于言语可见心境不舒怛。十余年前部队当兵的儿子要退伍了,儿子在舰艇上当过机械师,他想儿子退伍能进航运管理部门,曾与我说过这事。可我仅仅在水运单位工作过,没有在航运管理部门的人脉,再说人微言轻,说了也不管用。据打听,航运管理属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进人控制十分紧,没有三分三,你根本进不了。这事我是爱莫能助,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让我深感遗憾。后来多亏朋友帮忙,儿子进入武康污水处理厂工作。儿子在武康就业后,他举家搬迁到了武康,但是是高房价让他无法在县城购置房产,这也是他心病之一。
去年现在这个季节,武康的老同学邀我去武康玩。我去时王瑞昌也来了,我也感觉到他心情有点压抑,在一个同学领着我们参观他自己和女儿住房,并喜形于色地介绍楼顶花园,屋面菜地的时候,我不经意间看出王有点悻悻然的样子。后来在餐桌上,在下渚湖的整个游玩中,他几乎一言不发,没有主动地找话说。我知道,下乡、下岗、到了应该安居乐业的时候遇到了高房价,这一切压在心头,让他郁郁寡欢!退休了他在武康一家摩托车经销部帮工,春节期间其他几个老同学来湖州玩,他没有来,去年下渚湖一别成我与他的永诀。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因为他的身体看上去很好,所以刚刚接电话时,还以会是我单位一个老同事谢世了(二人名字只差中间一个字)。
去了武康后,才知道他的病来得很突然,且又十分凶险。去世前十天是自己拎了个包到浙江省第一医院去住院的,临走前还对邻居说去旅游,谁知这一去不再回来。医院大夫说,在他之前看到过三例,无一例外地都死了,他是第四个。全身肌肉迅速萎缩,肺部纤维化,免疫力彻底丧失,自己走着进医院,没几天就上了呼吸机。从人感到不适到去世前后只有半个多月,让亲朋好友毫无思想准备,难怪他有心脏病的妻子要几次昏死过去。
今天写下这点文字,以表对瑞昌同学的悼念,愿他在天之灵安息!祝愿他的家人早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生者需要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