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王夏斐2010-10-07 08:57:3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当今世界，超过5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城市日益成为人类主要的生活家园。正因为如此，建设和谐城市，创造宜居生活，成为城市的不懈追求。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一届以城市与生活为主题的世博会，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展览展示和论坛研讨，探索和思考“更好的城市，更美的生活”。在昨日开幕的“和谐城市和宜居生活”主题论坛上，来自10多个国家的近60位政府和国际组织代表、城市规划与建筑专家和企业家等共同分享各自的经验和做法，展望什么样的城市才能使21世纪的生活更美好。
未来，我们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城市，成为论坛发出共同的声音。在昨日上午举行的论坛全体大会上，四位嘉宾以自己独特的观点，为“诗意地栖居”作了很好的注解。
创意城市和宜居城市：
两者是相同的吗？
彼得·霍尔（伦敦大学巴特列特建筑与规划学院规划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在全球范围内，每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创意城市和宜居城市，两者是相同的吗？
“昨晚我来杭州，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已经基本建成的沪杭高铁，据说三周后要开通。在欧洲，我们也推崇这样的快速发展。而在世博园区，我也看到了很多最新的技术。”霍尔说，这些富有创意的新科技在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令人思考，如何使之和我们的社会更好地进行融合。
霍尔说，在《经济学人》杂志的评选中，温哥华成为最宜居的城市，有漂亮的建筑、美丽的水景，非常好的城市环境。“你马上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城市，但是它和创意有多大的关系？”许多研究都显示，一些城市经济活力非常强，一些城市的创意指标得分非常高，但很难让一个城市在所有指标方面都得到高分。
他翻出一张老照片，是年轻的比尔·盖茨与合作人上世纪60年代在西雅图拍的。“比尔·盖茨带来了计算机革命，我12年之前就写到了这一点，今天还深信这一点。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并使用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来达到这一点。互联网真正带来了一个新的产业，主导现在的经济生活。而这大多由一些年轻人所创造。”
霍尔进而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取得这些突破？在什么地方产生这些创新？在什么国家、在什么城市？”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他则做了自己的归纳：创新城市可能有三种类型。历史悠久的大都市，比如说伦敦、巴黎以及纽约、上海；阳光地带的城市，比如旧金山、温哥华和悉尼；文艺复兴的城市，比如曼彻斯特。“很多的城市在不断地创新，希望通过科技创新来有所突破。”
“我觉得对于创意城市、宜居城市，其实没有一个既定的公式。在不同的地方，比如新的城市或者老的工业城市，都可以创新出新的城市，关键是一定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但这的确需要一个新的规划方式，这个规划方式是基于想象力，基于创新的点子，然后要让这些创新的点子能够真正的实现，能够真正把宜居性和创新性完美结合”，霍尔说。
后世博的上海城市空间，
迈向可持续发展和宜居城市
郑时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0年世博会使上海成为一座宜居的国际大都市，把上海领入了新的时代。上海充满先锋性和实验性，永远在探索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形态，永远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新的理念和新的功能。”演讲时，郑时龄这样表示。
前世博和后世博的上海有很大的变化，这表现在城市发展的理念和建设未来的城市蓝图。郑时龄说，上海在规划并实施一系列的发展规划，既考虑后世博园区的发展，也考虑到整个城市的发展。上海和周边新城的协调发展也是一个重点，上海城市未来的发展必须适合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稀缺的特点。“在主办世博会和后世博时代，我们要建设适合上海的理想城市模式，这已经成为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
世博会加速了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郑时龄介绍说，截至2010年，上海建成约422公里的轨道交通线并投入运营。目前50%的市民出行是通过公共交通，其中35%的出行是使用轨道交通。在世博会举办的六个月的过程当中，同时有着无数场的论坛、研讨会，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未来的城市。世博会的城市最佳实践区展出了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实践案例，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促进了城市规划和管治的理念技术，以及技术的交流。后世博的发展将会关注于黄浦江的滨江地带，我们将会建立一个综合的功能区，这些功能区也将辐射整个的中心城区。
“上海的城市化水平，现在是89%，已经是中国最高的了。”郑时龄表示，对于上海这座特大城市而言，建设宜居城市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不同的时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对于上海的未来发展，“我们也建立了不同的产业园区，相关区县也有了自己的定位，我们看到在整个上海的大规划中，也有最新的不同的产业园区，比如高新产业区、总部经济区等不同的地区。”
郑时龄举例说，“虹桥大枢纽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低碳实验区，可以看到上海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关注基础生态空间。在创建低碳生活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的关注生态居住，并开创了两个生态居住实验区。”
比邻而居——重构我们的城市
约翰·弗里德曼（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荣誉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事务学院荣休教授）
“当我还是芝加哥大学一名年轻学子的时候，读到第一本关于规划的书，就是《城市即人》。这本书出版于二战末期，作者是丘吉尔……”
弗里德曼以一本书展开演讲。十几年后《城市即人》得以再版，当时正是美国开展大规模社区拆除，特别是市中心贫民区的拆除。在新版中，丘吉尔添加了新的前言和新的结束语。丘吉尔写道：‘对于在1945年所说的话，我有了很多全新的想法，但是我还是坚持最基本的理论，那也就是人类才是城市的核心。只有创造城市的人才是城市的核心。”
弗里德曼说，同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一本令其名声大噪的书——《美国城市，生与死》，就像丘吉尔把火炬传递了下来。雅各布斯的工作可以概括为社区活动家，他有这样一段文字：通过激发讨论、改变和行动，帮助加拿大社区变得更富有活力和生机，适合每个人居住。弗里德曼也希望通过演讲以兹纪念。
扯回到主题，弗里德曼指出，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建设进程中。“规划者们很难赶上大地上真实发生的一切。由于在学院接受教育的原因，规划师首先看到的是城市的硬件，也就是建筑和道路。而居民往往不会出现在规划师的图纸中。同时，一个典型的规划往往忽视社区，而社区恰恰是跳动着的城市心脏。”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官员、规划师等等，必须意识到公民有权成为社区改造的潜在合作伙伴。因而，要确定社区内可以协力改善社区的已有人力、技术和资源；进而确认需协力改善的硬件环境及其优先顺序。政府应该形成与非政府组织携手通过劳动和志愿服务改善当地社区环境的意愿。“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目标，可以都把它们列出，形成文件，视为一个社区的规划。如果项目成功得以实施，就可以认为城市和它的社区都沿着长期的社会可持续与和谐城市的目标向前发展。”
城市时代的风险创业与宜居生活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阿里巴巴（B2B）公司主席及非执行董事）
刚刚出差归来的马云说，回到杭州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特别是闻到桂花香。介绍杭州时，他充满感情：“非常感谢杭州，让我在十年内‘生’了三个‘孩子’：——阿里巴巴、淘宝网、支付宝。城市就像家一样，你对自己的家有信心，你就会不断地生养‘孩子’。”他归纳了成功三个原因：第一是氛围，第二是人才，第三是文化。
氛围指的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我认为不管事的婆婆是最好的婆婆，不把自己当父母的官是最好的官。杭州市委、市政府给了我们自由自在的想法，很舒服、很自在。”马云说，十年前阿里巴巴提出做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外面也许会有人笑话，在杭州却没有人笑话。大家在这里相安无事。
马云说，十年来，杭州没有一幢高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而是杭州市民给阿里巴巴的支持，以及同事们每天的辛苦和微笑令他铭记于心。他认为，城市的竞争就像公司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我相信城市因人而美丽。我再度回到一座城市，绝不是因为那里的哪栋楼，而是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合伙人。”马云很赞同约翰·弗里德曼的观点，城市应该以人为本，“城市应该为市民而建，高楼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让市民感到舒适和舒服。”
“刚刚创业的时候，只凑了两万元本钱，没有会议室和接待室，很多重要的决定是我们坐在西湖边上的椅子上讨论出来的，还有很多创新理念是在茶馆里产生的。有人抱怨说杭州太休闲。可假如你欣赏这种文化，喜欢这种文化，并且在文化中不断地思考，也会找到好的创业办法。房子两三年就可以建起来，但家需要二十年，而优秀的城市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的努力。”关于文化，马云如是说。
“未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关键则是空气的竞争、水的竞争、食品安全的竞争。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是裸捐的话题，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社会、为自己的城市做些什么。我赞赏裸捐的人，但我觉得，或许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社区、所在的城市做一点点努力，远比死后捐出50%的财产更为重要。”
花絮：
临时换装
记者 王夏斐
或许是马云平时爱穿鲜艳、舒适的衣服，所以一身西装革履让他感到特别不自在。临近中午，马云上台演讲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他居然已经换了件休闲衬衣。在如此场合穿这样的衣服，马云也有自己的理由：“杭州给了我们自由自在的想法，很舒服、很自在。所以我进来之前穿的是西装，但是我觉得穿了西装不会讲话。因为我是在我自己的家乡，就应该怎么舒服怎么来，于是我就换了这身衣服。”
被装修
记者 傅一览
“我来杭州讨论宜居生活，可最近的生活非常不宜居，被邻居的电钻、敲墙弄得神经衰弱。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房子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装修，甚至明明已经精装修了，还要打掉重来。”财经专栏作家、财经评论员叶檀在论坛讨论的最后，抱怨自己的“被装修”经历。她说，由于邻居家长达半年、耗工巨大的装修，自己和家人无法好好休息，建议“被装修”也写入宜居概念。她认为，在上海等大城市中，理想的宜居生活是出门五六分钟能找到地铁站，生活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实现乘坐地铁或轻轨不超过1小时，下地铁后步行10分钟到工作场所，在居住环境中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叫。
工资比老公高
见习记者 孙钥
“你们认可自己的工资比老公高吗？”分论坛上第一财经主持人崔艳现场做了个小调查。结果是齐刷刷地举手。粗粗估计，八成到场观众表示赞同，其中不乏男士。
“这和我们的随机调查结果有些不一样。”崔艳说，在自己的节目里，编导曾询问多位证券公司高管、上市公司企业负责人、优秀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回答也挺一致，不希望太太比自己赚得多，会影响家庭稳定。
程乃珊不这么看，“结婚是一个相互扶持、相互成长的过程，就像马拉松赛跑，有时他在你前面，有时你超过了他，哪里会影响到感情呢？”
圆桌会议
增加住宅交通配套节能设施
提高商务区建筑容积率
关于房子这档子事
来的专家多意见都挺一致
记者 傅一览
如果给“房子”画一个等号，你会接什么？
“古人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对现代人来说，居住生活与快乐联系在一起，它不应该是蜗居、大堵车和高污染，所以今天我们坐到了一起。”
“住房政策与宜居生活”圆桌会议现场，主持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这样作开场白。
关于房子这档子事，世博局请来了环保部门专家、城市投资建设企业、房地产商、评论员围坐，近2小时的讨论，“撞”出不少火花。
许多观点指出，地价上升导致了房价上涨，建设过上海新天地的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认为这不是唯一的因素。
“城市土地资源十分珍贵，但一些城市商务区容积率不够高，走路太远，开车太近，浪费了时间资源，而单位内面积可建设用地产出少了，房价就高了。”
罗康瑞说，商务区是生产的场所，效率非常重要，在香港中环、纽约曼哈顿建筑容积率高达15倍，步行5-10分钟足矣。而在住宅方面，则应推行双轨制，即政府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市场解决有能够购房者需求。
比如，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高透明度的廉租房申请、审查、租金调整、退出、违规惩处机制，为无法支付市中心高房价的年轻人提供便捷的交通和配套。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孔庆伟认为，任何一个成熟社区都有培养期，房产企业也要培养自己的理念和眼光，做好自身规划，如集中建成几个小区，把配套建好。
在被问到何为宜居生活时，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环保部科技委委员张坤民用了这样一句话：适当的空间、便捷的交通、环保和节能的设施。
发言时，他先不说话，而让观众观看因全球变暖产生的数字和图表。
“研究院表明，新民用建筑是未来减碳的重点，可大大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杭州从去年宣布建设低碳城市，走在全国的前面。 ”
张坤民建议，可试行碳预算和碳交易技术，通过限额、设计标准等手段，对建设材料生产、工地施工耗能、供热与空调耗能进行控制。
“山东出现建筑与太阳能热水器一体化的尝试，每个住户只需使用特殊的换热器，就可获取热水，避免了敲墙二次安装，就是一种建筑节能。”他说。
凯德置地中国区首席开发运营官曾文星同样对节能有兴趣。
“新加坡建设局推出绿色建筑评估系统，对建筑材料、绿地、开放空间进行评估，给企业颁发证书。”他介绍说，如果今后国内也能推出这样的政策，也会促进企业的绿色环保更进一步。
分论坛
城市化进程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命运最受关注
城市规模越大越好？以后的农业生产怎么办？
城市化进程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命运最受关注
记者 王夏斐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郑永年20年前离开中国，在北美、欧洲、亚洲各个城市当了多年的“流动人口”。他说，城市和谐不和谐，外地人可能比本地人更敏感。和谐社会的核心，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和谐城市——中国已经有一半人口在城市，而且城市扩展非常快。
郑永年是在“区域协同与城乡和谐”分论坛上说这些话的。在讲求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的今天，区域协同与城乡和谐无疑是最基础的东西。他认为，所谓的城市和谐、和谐城市，也就是不同人群之间的和谐。“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语言……这些人如何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非常重要。”
怎么样来理解和实现“区域协同与城乡和谐”，不少专家都有话说。
“到底是大城市好还是小城市好？我觉得，必须改变一种思路，不要把城市的发展仅仅以城市的规模作为城市发展国策的唯一依据，而是要看区域特征，这是决定城市发展的根本依据。”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同济大学校长助理吴志强用了五年时间，与学生一起做了沈阳经济圈、上海经济圈、北京天津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的调查，“项目做完可以清楚地发现，城市发展不是单由大小决定的，而是看其是不是在一个团队中。一个更好的团队造成了一个更好的城市。”
三个月前，吴志强完成了一份地图，由全国的太阳能分布图、风能分布图和地热分布图组合而成。“这三张图放在一起，我发现没有亏待任何人，每一个地方都有特别的能源。我希望通过上海世博会技术的集聚和理念的整合，创造出下一代的城市，在中国的北方、南方和中间，都有自己的最好的能源和最好的未来。”
“我们现在需要农村，是不是仅仅因为我们需要农业？现在有一些立体农场可以在城市中建设，但也有一些人希望享受乡村的闲适生活。我们是不是需要保留农村？”在强调城乡之间融合的同时，许多人关心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农业生产怎么办，如何寻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平衡点？
对此，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前院长、亚洲研究和地理学荣休教授特里·麦吉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农村向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该保留一些农业，小型的农业领域可以进行重组，继续发挥乡村的作用。中国以前也有这样一些农村的合作社，可以把这些农村合作社更多地往市场化方向发展。”
他举一个例子。“在马来西亚，很多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越来越多地希望得到本地的水果、蔬菜，他们更喜欢本地的农产品。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乡村与城市化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对于这样的疑问，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建筑和城镇规划理工学院院长穆罕默德·萨拉赫·泽鲁阿勒也有自己的回答：“我们应该更多地缩小城乡距离。在发达国家，很多农村只要一个农民就可以使用高科技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其他农民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空间，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多元化的交通体系如何建设？绿色城市如何发展？
专家学者感慨：“婴儿车指数”就是和谐城市的生动反映
记者 李稹
没听错，参会者的耳麦里响起了英国歌手凯蒂·玛露的流行歌曲，融合着爵士味道的抒情小调扑面而来，主持人杨盛昱旁白道：“这首曲子名叫《九百万辆自行车》。”这是平行论坛“和谐城市与支撑系统”的现场，与会嘉宾齐聚一堂，会场的这首“插曲”，恰恰道出了演讲者的心声：“和谐城市需要绿色的生活方式。”
美国华盛顿大学设计与规划系教授、系主任沈青以西雅图为例来倡导多元交通体系建设：“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小汽车为导向的出行模式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并开始考虑采取行动和措施来加以改变。从2007年到2009年，自行车车道在西雅图增加了5倍。你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中自行车车道的涂漆很新鲜，也就是说人们刚刚涂抹上的自行车车道，它是从原来的汽车道里腾出来的空间。”
澳大利亚珀斯市长莉萨·斯卡菲迪指着背后的幻灯片交流经验，“和谐城市应当具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这是我们的海滨建筑，它可以把河道和城市的商业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会和我们公共交通枢纽联系在一起，方便民众生活和出行。”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和谐宜居城市中推着婴儿车逛街的父母相对比较多？”主持人杨盛昱的问题，让台上参与交流的嘉宾不住点头。“和谐城市如果需要考量指标，‘婴儿车指数’堪称生动反映。”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主任黄融说，“婴儿车能不能上街？这体现出是一个城市无障碍通道的设置情况，也是一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善的标准。婴儿车愿不愿意上街？这就给这个城市环境和空气质量打了分。只有环境优美，家长才会带着孩子开眼界，只有空气清新，家长才敢带着孩子出门散步。婴儿车还反映出家长的生活质量，父母是否有时间陪孩子，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创造美好生活，都从小小婴儿车上体现出来。”
“婴儿车出行数量能够反映出城市出是否绿色生态，绿色口号在很多的城市流于公关层面，但其实百姓切身体会最重要。鼓励人们步行，或是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等等，都是当下就可以做的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设计教授、设计学院前院长加里·哈克呼吁。“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降低经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一个生态友好型城市。”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发展部部长约翰·鲁姆补充道。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展望着和谐城市的绿色之路：“从自然的绿色，到经济的绿色，到社会的绿色，再到人心的绿色，将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增长级，也将成为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的社会公平的范式，崭新的绿色和谐内涵展现在人们和谐进程之中。”
这里面存在着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就看你怎么读
一个说让高知女性回归家庭并非资源浪费；一个说男性能够做一点家务会更好
这里面存在着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就看你怎么读
见习记者 孙钥
这场论坛很养眼。
5位演讲嘉宾，清一色全是女性，穿着服饰颜色各异，很吸引人。
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主题论坛其中一项命题，昨天下午，名为“和谐城市与女性智慧”的分论坛，在杭州同步开讲。
女性如何让城市未来更美好，不仅契合整个世博议题，也从点滴处关照着大家的日常生活。
是的，当今社会，智慧女性有了怎样的评价标准？城市为女性带来更广阔的舞台，而女性又将以何种方式，反馈给城市与社会？
她们正在思考。
在上海市妇联主席张丽丽看来，“智慧女性要有温柔的执着，优雅的奋斗，以及宽容的心态，才能在事业与家庭中取得双赢。”
这一席话，博得掌声。
那么，智慧女性如何对城市发展作出贡献？女作家程乃珊抛出一个观点——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回归家庭，并不是教育资源的浪费，而是培养下一代小公民的最好投资。
与她平日里随笔或散文中散发的浓情与温柔相比，昨天的程乃珊更像是一位意见领袖，题为“天荒地老，母性不老”的演讲，让大家一起分享了她的故事。
她说，我能想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每天放学后，走进弄堂里喊“妈妈、妈妈”，她便会甜声应答。
程乃珊的母亲是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生，主修教育。
“我觉得我们做母亲的责任，就是培养孩子，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并赋予他健全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程乃珊还希望像杭州、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有女子中学，开设有针对性的家庭经济、生殖健康等专门教育。
而这些，在目前的教育中有缺失。
不过，西班牙馆总代表玛利亚·泰娜说自己的一些观点“可能和程女士有一些相悖”。
在她介绍了西班牙女性权利的变化后说，女性和男性有一样的能力，我们也在外面挣钱，我们的潜力非常大，为社会作贡献的潜力很大，一样需要社会、政治企业界的参与。因此，女性应当有更多的权利，不管是在社会中、还是在社区、在政界中，都应当维护女性的权利。
“在西班牙，人们觉得男性能够做一点家务会更好。”玛利亚·泰娜笑着说。
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张丽丽觉得并不相悖。“这里面存在着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所谓大我，就是女性受到良好教育，走入社会，在各个领域实现自己的价值，小我则是个人选择，活出个性与风采。”
“幸运的是，在座的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泰国亚洲理工学院性别与发展研究副教授贝尔纳黛特·雷苏雷桑感叹，想想那些被逼迫结婚，甚至沦为婚姻市场的工具的女性，世界应该正视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