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89年的《湖南广播电视报》,当时该报发表的原文是: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恁。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五年之后,《人民日报》又正式将此词发表。这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校订过的稿子,全文如下:
《虞美人·枕上》 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两稿相较,除了下阕的“剩有离人影”一句的修改外,其它如“无奈披衣”与“寂寞披衣”;“皆”与“都”两处的改动,并无太大差别。重要的倒是确定了此词的写作时间为“一九二一年”,后来正式编入《毛泽东诗词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就是此稿。
于是,彭明道推断,这首《虞美人·枕上》不是赠给杨开慧的,也不是作于1921年,而是作于1910年,还说这首词恐怕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有关,“离人”者,毛之元配罗氏也。彭援引了大量例证:
1957年初《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氏《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不久,毛的一位战友的遗孀李淑一,一位在诗词上很有造诣的女教师,也是杨开慧的生前好友,在读过毛氏这些大气磅礴的诗篇之后,不禁感慨万千。她想起了1932年在洪湖战斗中牺牲的丈夫,想起了自己当年思念丈夫时写下的一首《菩萨蛮》:“兰闺寂寞翻身早,醒来触动离愁了……”由此,她又想起了昔年在开慧那里看到(或听到)过的一首词。岁月悠悠,她只依稀地记得开头两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1958年,这位饱学的女教师想到这些,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于是她写信给毛泽东,一为叙旧,将自己的旧作寄给领袖一阅;二则想请毛氏将那首词写给她,作个纪念。毛不忘旧友,亲自给她回了信,并写了后来脍炙人口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赠她,留下了诗坛一段佳话。
为什么李淑一点到的一首现成的“堆来枕上愁何状……”不写,而另写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回赠故人?诗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当时大概没有人去仔细揣摩,也无从揣摩。但隐约之间看得到的,毛似有两层深意。一是对李淑一和她的丈夫的怀念和尊敬:“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二是他明白无误地说了一句:“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
这里的第一层意思,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体味得到的。而毛氏的另一层面的心语,又几乎是所有的读者和注家都忽略了。“开慧所述那首”有什么“不好”呢?数十年后,毛泽东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在热恋中或新婚后写下的这首词,有什么“不好”呢?他为什么婉拒了李淑一的这一请求,另作新词相赠?既然“不好”,为什么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又如此郑重地将它抄写下来,交给身边的人保存呢?
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作者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果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1921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而且,词的下阕,“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这显然不是开慧的倩影,这是一个逝去了的身影。
初读《虞美人·枕上》,确乎似有“相思”的意味。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词中蕴含的那种怀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痛切与希冀,回首与前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词的内涵,要比“相思”丰富得多,复杂得多。这首词,恐怕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有关。“离人”者,毛之元配罗氏也。写这首词的时候,罗氏大概刚去世不久。所以,与其说《虞美人·枕上》是“相思之作”,倒不如说它是“自哀之作”更为确切。为什么?因为这首《虞美人·枕上》,既非赠开慧之作,也不是作于1921年而是作于1910年。
1910年2月,经过努力,得到母亲支持的毛泽东,正准备告别家园,去湘乡求学之前,体弱的罗氏,不幸患了细菌性痢疾,病情十分严重,尽管毛家多方求医治疗,但也没能挽救回她年轻的生命。芳龄只有21岁的罗小姐,于2月11日(大年初二)病逝了。一朵本该芳香明丽的鲜花过早凋零了,似昙花一现,没有欢娱,没有爱情,做了封建婚姻的无谓牺牲品。据说,毛泽东在罗一秀去世时,心情很悲痛,写下了《虞美人.枕上》一词。彭明道对这首词做了一些解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不止是相思之苦,也不止是怀念亡妻的愁苦,这是一个有志少年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只有这样事关一生命运的大事,才能使青少年毛泽东心潮起伏,直如倒海翻江。“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奈。愁苦和烦恼使他失眠了。愈是睡不著,便愈觉长夜难明。睡不著,披衣起坐,但是,何以排解内心的寂寞和苦痛呢?满天繁星,哪一颗能为我指点迷津?哪一颗能照亮我的前程?通宵的冥思苦想,彻夜的心绪翻腾,答案在哪里?十七岁的少年,难免要“万念俱灰”了。这时,一个远去了的、模糊而又熟悉的身影,忽然飘在他的眼前。如果她还活著,也许可以向她诉说一点什么。可是,现在她已经离他远去。他还能说些什么?向谁说去?真是“欲说还休”啊!此时,寒星渐隐,残月西沉,一个孤独的少年,一个孤独的男人,在人生的烈火里煎熬,在翻滚的心海里徘徊,他,怎能不潸然泪下?
鹤龄驳彭明道说,彭明道除“集十数年之力”打造了一篇《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大作,论证此词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外,还有一篇大作《毛泽东的“枕上”“离人”究竟是谁——〈虞美人•枕上〉探幽》,不知是集多少年之力打造出来的,此篇论证《虞美人》词也不是毛写给杨开慧的。幸而毛主席只给杨开慧写了三首词,再多写几首的话,我估计很可能就会把这位彭明道先生论死累死的。试想,他能有几个“十数年之力”可以“集”的呢!
驳的真好!彭说《虞美人·枕上》,既非赠开慧之作,也不是作于1921年,而是作于1910年,“离人”者,毛之元配罗氏也。纯属子虚乌有和无稽之谈。试想,毛泽东与罗氏的婚姻根本就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他本人就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他与罗氏根本就无感情可言,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近三年,都没有碰罗氏一下。毛后来也说,他根本不承认和罗氏的婚姻,甚至说他就没有真正和罗氏生活过。那么,毛怎么可能写《虞美人·枕上》这么情真意切、凄婉缠绵的词给她呢?何况这首词作于1921年,其时,毛与杨正处在新婚后不久,就算是写于1910年,也不可能是写给罗氏的。至于彭用词风和坐标等来论证,就更莫名其妙了,想要证明《虞美人·枕上》中的离人是罗氏,显得多么牵强啊!
事实上,毛、杨二人是1920年冬在长沙结婚的,1921年,正是两人新婚燕尔之际,恩爱、甜蜜、舒心、浪漫、充实、幸福自不必说。其时杨已经怀孕,毛泽东要外出考察,把已经怀孕妻子留在家中,他当然有些不舍。
这首词上阕写惜别之愁。一个“堆”字,形象地表现了愁闷之多;一句“愁何状”的设问,自然引出“江海翻波浪”。因愁闷而失眠,更感长夜难明,于是只好披衣起坐,仰望夜色苍穹,寂寞无奈中查数夜空中的寒星。那夜空中的“寒星”正像是离人的眼睛。这里,景与情完美融合,充分显示出作者寂寞孤独的情怀。下阕抒伤别之苦。开头两句,直抒胸臆,一个“晓”字点出是彻夜未眠。一个“影”字写出若即若离的别样之苦,“烬”与“剩”的鲜明对比写出伤别的深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捱到破晓,百念俱毁,只有离人的影像浮现眼前,拂也拂不去,唤又唤不来,令人十分的伤痛和无奈。望月思友,见月怀人,明月最能牵动离愁别绪。
抒写离别,歌咏爱情,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是弥足珍贵的。诗贵情,情贵真,没有感情的诗篇,就等于没有诗魂,也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首词在语言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藻饰,但句句如感慨之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这种纯真质朴情感,读后动人心肠,令人难忘。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有两首涉及对杨开慧的情感,一是《虞美人 .枕上》,一是《蝶恋花.答李淑一》,一写于革命成功之前,一作于革命成功之后;一是诉燕尔新婚的离别之苦,一是叙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两词对照而读,使人感怀至深,潸然泪下。
毛泽东不愧是一代伟人,也不愧是风流才子,他的胆识和他的才华无人能比,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非常喜欢毛泽东的诗词,读毛的诗词,给人感觉总是境界博大开阔、气势恢宏、摧山撼岳,往往是看似不经意的轻描淡写,却能展示纵横万里的境界,场面阔大恢宏、气势磅礴。还有,毛对内心情感的抒发,也带有气贯长虹的特色,毛独特而丰富的情感世界在他的诗词里描绘得淋漓尽致,感情表达得情真意切,婉约中仍带有豪放,真是感人肺腑,憾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