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三军
（一）刘戡所部
一、部队简史：
该军于1938年3月由第83师、第94师合编。1939年4月该军新编第8师在安泽、浮山等地与日军作战。8月，参加晋南会战，与日军进行游击战。1940年8月，该军配合第18集团军所发起的“百团大战”，牵制日军部分兵力。1941年7月，日军企图围歼第93军。该军强渡黄河，西越同蒲铁路，突破日伪军封锁线，安全抵达宝鸡。1942年3月，该军开赴河北灵宝、陕县布防。8月，开赴重庆，卫戍陪都。1944年9月该军开赴广西，在全州与日军作战，不久溃败，军长陈牧农被撤职处决。其残部开赴贵州整补。1945年2月因该军残部军纪败坏，在贵州龙里被包围缴械，番号撤消。
二、隶属关系：
第14集团军（1938年3月——1942年8月）
军事委员会（1942年8月——1944年8月）
第16集团军（1944年8月——1945年2月）
三、序列沿革：
1938年3月——1942年8月序列：
军长刘戡，副军长***/蒋在珍/魏巍/刘希程/陈牧农，参谋长魏巍（兼）/胡栋成
第83师，师长刘戡（兼）/陈武（该师1939年10月拨隶第14军）
第94师，师长朱怀冰（兼）（该师因不受93军节制，于1938年5月自动脱离序列）
独立第5旅，旅长高增级（该旅1938年8月拨隶第17军）
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陈牧农/马叔明（该师1939年1月调隶）
第10师，师长王劲修/陈牧农/王声溢（该师1939年10月调隶）
第166师，师长刘希程/王之宇（该师1940年5月调隶）
1942年9月陈牧农接任军长时序列：
军长陈牧农，副军长符昭谦、胡栋成（该职1942年12月增设），参谋长胡栋成/傅砚农
第10师，师长王声溢
第166师，师长王之宇（该师1943年4月拨隶第97军）
新编第8师，师长马叔明
暂编第2师，师长王公遐/曾晴初（该师1943年4月由第15补训处改编）
1944年7月符昭谦代理军长时序列：
军长符昭谦（代）（1944年12月由军法处长胡大章负责处理军务），副军长胡栋成，参谋长傅砚农
第10师，师长王声溢（该师1945年2月被撤消番号）
新编第8师，师长马叔明/胡栋成（兼）（该师1945年2月被撤消番号）
暂编第2师，师长曾晴初/石祖德
四、主官简历：
刘戡（1907—1948）湖南桃源人，字麟书。中央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六期毕业。历任军校教导团排长、连长、营附、营长、团附、第9师团长、第26旅旅长、第10师28旅旅长、第83师师长、第93军军长、第14集团军副总司令、中央军校第7分校第13总队总队长、第36集团军总司令、重庆卫戍副总司令、整编第29军军长。1948年3月1日兵败自戕。1948年5月追晋上将衔。1953年8月追晋二级上将军衔。
刘戡军长（1906－1948），湖南桃源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从军，参加北伐战争。
1933年，刘戡任国民革命军83师师长，奉调北上援助宋哲元部，参加抗击日本侵略的长城抗战。战后，晋升为93军军长。
1943年，日军攻占洛阳，陕西震动，在胡宗南的推荐下，刘戡被任命为第63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南灵宝一带构筑防线，抵抗日军。1944年秋，刘戡调任重庆陪都卫戍副司令。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戡赴陕西任37集团军总司令。1946年，37集团军整编为第29军，刘戡任军长。
1948年2月，彭德怀率军攻打宜川，刘戡率第27师和第90师两个整编师驰援，2月26日，胡宗南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遭到彭德怀伏击，被包围。3月3日，刘戡兵溃，自杀身亡，时年42岁。
刘戡是胡宗南的主力整编第29军军军长，在攻击延安时候，刘戡被彭德怀指挥的解放军包围在宜川，刘戡在最后被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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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戡在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中负伤，右眼被流弹射中，遂摘除，眼睛失去了一只，配装假眼成了'独眼龙’，所以被大家称为'独眼龙将军’。
这就是一般说来大家对刘戡的印象。
而在实际上，刘戡也是一个抗日英雄。注意到要重新看待刘戡这个人，是我在读长城抗战的书籍时候，引起我重新看待刘戡的兴趣。
刘戡，赫赫有名的黄埔一期生，在28岁晋升少将，29岁晋升中将，死后两个月被追认为上将，蒋介石到了台湾后还念念不忘刘戡，追认其为二级上将，蒋介石这个举动是既耐人寻味也是极少的。
刘戡在抗战史上其战绩足以让同辈逊然。
长城抗战是中日十四年抗战的第二次大规模主力决战.这次会战中,以中央军,西北军,晋军为主的中国二十多万主力和日军十万主力激烈对抗.双方在长城一线几十公里的区域内血战了整整一百多天,中国军队以血肉铸成的一道道长城，誓死阻挡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主力陆海空三军的联合进攻. 战斗中,中国军队冒着可怕的日军炮火拼死作战,基本是死光一层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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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城抗战时候，刘戡奉命率部随徐庭瑶参加长城抗战，第83师是第17军中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全师1万多人，武器都是德国进口的，士兵都配戴德军M35钢盔，称为“德械师”，战斗力颇强。日军攻占八道子楼后，将山炮等重火器搬了上去，在各高地设炮兵观察哨，对第83师的布防进行准确炮击。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进攻，第83师虽拼死抵抗，但缺少反坦克武器，日军得手。从4月28日到5月上旬，第83师在372高地、425高地、车头峪、大小兴开岭、上堡子、笔架山、香水峪等地和日军英勇作战，伤亡惨重，双方激战数日,日军又感到兵力不支,从友邻部队的第6师团抽调二个大队和坦克部队来增援,自此日军数日内的增援部队就达到6000多人,总兵力达到近2万人. 南天门阵地已经被日军炮火全部摧毁. 日军的炮弹直接落到83师士兵的中间,造成严重的伤亡.鉴于该阵地已经没有防守的价值,刘戡师长下令全军后退到南天门后600米的二线.
从3月21日打到4月28日,整整打了一个多月日军在南天门仅仅前进了600米.
南天门一战,中央军第2师和第83师伤亡4000多人,日军伤亡2000多人.
刘戡甚至将卫生兵、炊事兵都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但阵地不断被日军攻占，几天前还装备精良的部队，损失惨重，第83师几乎一大半的官兵死亡，刘戡也欲自杀殉国。
当时一同参加战役的第25师的师长是关麟征，关麟征的抗战功绩大家都知道，而刘戡的战绩后来因为进攻陕北的原因被极少提起了。
从长城抗战之后刘戡先是驻扎在北平，后来同何应钦吵架，被调往山西。日本军队向山西攻击前进，阎老西会同几方制定了'忻口战役’计划。卫立煌为一把手指挥，刘戡在师长的位置上参加了忻口战役，率领全师奋战，大量毙敌，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当时被誉为“杰出的抗日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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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战役，在日本军队描写侵略中国的军事史里，也对忻口战役的国军之英勇写下重重的一笔。
八路军所创造的 '火烧阳明堡机场’，也是忻口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
忻口战役之后，刘戡晋升为93军军长，该军于1938年3月由第83师、第94师合编。1939年4月该军新编第8师在安泽、浮山等地与日军作战。8月，参加晋南会战，与日军进行游击战。1940年8月，该军配合第18集团军所发起的“百团大战”，牵制日军部分兵力。1941年7月，日军企图围歼第93军。该军突破日伪军封锁线，安全抵达宝鸡。1942年3月，该军开赴河北灵宝、陕县布防。8月，开赴重庆，卫戍陪都。1944年9月该军开赴广西，在全州与日军作战。
在民国32年﹝1943年﹞，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攻陷洛阳（豫中会战洛阳保卫战），国民党军队受重创。在胡宗南的请求下，蒋介石遂派刘戡去河南灵宝收拾残局，接替战死的李家钰将军，重组第三十六集团军，并任命刘戡为该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刘戡跟日本军艰苦周旋，战绩较丰。
作为军人，刘戡有服从命令的天职所在，至于最后是怎样死的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民国29年初，刘戡率第九十三军驻防阳城，封锁陕甘宁边区。是时军部参谋长魏巍（白天），乃中共地下党员，经魏力劝，刘接待并支持其辖区的地下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暗中以军用物资接济八路军。不久，魏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特务告发，蒋介石、何应钦两次电令刘，调魏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实图谋杀），刘基于惜才和未泯之正义感，一面电复蒋、何：“前线工作繁忙，不能离开，请求缓调”，一面以蒋、何电示魏，并赠以马匹供魏潜赴延安。刘在告别践行宴会上举杯对说，“我与魏参谋长多年共事，情同手足，现在因思想不同，他要离去，也挽留不住，只好分别了，”呜咽了一会后又说，“我知道你们不是共产党，过去之后，你们会成为共产党。我可以保证，在抗日期间，我坚决抗日，不打内战。抗战胜利后，如果国共两党争天下，我还要为三民主义奋斗到底，但愿我们日后不至在战场以兵戎相见。”刘戡放走了魏巍，因此受到蒋介石面斥，被撤销军长职务，派赴陆军大学受训，暗中受胡宗南监视。民国32年，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攻陷洛阳（豫中会战洛阳保卫战），国民党军队受重创。在胡宗南的请求下，蒋介石遂派刘戡去河南灵宝收拾残局，接替战死的李家钰将军，重组第三十六集团军，并任刘为该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刘在华北以其民族恨、爱国心跟日本军艰苦周旋，战绩较丰。
民国33年秋，刘戡奉命去重庆任陪都卫戍副司令。民国35年春，奉命赴陕西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同年秋，第三十七集团军整编为第二十九军，刘戡任军长，驻防洛川、泾阳、潼关、耀县、天水等地，作为进攻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的第一线。民国36年3月，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刘戡为两大兵团之一，（另一兵团为董钊）1948年2月下旬，关中咽喉之地宜川突然被解放军的重兵包围，守军旅长张汉初急电胡宗南求援，胡令刘戡率部前往，刘戡奉令亲率第29军4个旅增援。行军半途，刘戡的先头旅发现两翼有解放军正在接近，有包围之势，刘戡立即请示胡宗南，欲先打退围军之后再去增援宜川。胡却认为解放军没有那多的兵力，能吃下他的一个军，加上宜川当时外围已被攻破，急待援兵，遂令刘部继续前进，向宜川靠近。 对胡宗南既不符合实际、又不权衡利害的回电，刘戡一干人几乎是完全绝望了，刘戡屈从于胡的方案，“打完了算”，第29军行至瓦子街时，被解放军重兵围攻之（宜川战役），入夜认为共军吃不掉自己，就地宿营，被西野部队雪夜合围，是其最大的失误。 在被围之后，刘戡迅速调兵抢占瓦子街以南高地，这个战术判断很精准。一野战史指出“如不迅速堵住这一缺口，将给敌留下突围逃窜的道路”。围绕这个高地，共军358旅与国军53旅争夺得异常血腥，不到200平方米的阵地上，死伤超过千人，358旅714团团长任世洪、参谋长武治安，53旅副旅长韩指针、158团团长何怡新全都战死在阵地上。714团打出了一个只剩13个人的硬骨头六连，和一个负伤11处，刺倒敌7人的战斗英雄刘四虎。最后“封住了敌军南逃的唯一缺口，为全歼援敌创造了条件”。3月1日刘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包围，分割成几块，刘部节节溃败，军心涣散，刘虽亲临督阵，也不能挽回败局。人民解放军逼近刘戡仅100米处，军指挥部近卫溃散殆尽，仍拾起一枚手榴弹自炸身亡。终年42岁。
副军长、军参谋长魏巍（白天），（1907—1973）。国民政府和解放军双料少将。湖南省隆回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排长、参谋、营长、副团长、参谋主任、团长。参加过长城抗战。后来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国民党83师刘戡部队的参谋长。七七事变后，在河北、山西抗日，一九三七年赴延安考察，参观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拜会了罗瑞卿、萧劲光、谭政等八路军将领，探讨开展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的作法。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他详细介绍了抗大办学规模和宗旨，授课的内容及学校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并赠送给他一批抗大的教材。考察中，魏巍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接待，使他感受到了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和信心，魏巍向毛泽东表示，真诚地希望到八路军工作。毛泽东则说，抗日在哪里都一样。共产党希望与国民党的进步人士交朋友，将来合作的机会甚多，这也许比在八路军中工作贡献要大。魏巍与罗瑞卿二人约定，今后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双方军队多加强联系和合作，以后魏巍按着在延安与罗瑞卿约定的联系方法，以后又在太原、武汉等地多次会见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团结进步青年，从事对人民有益的工作；1939年任国民革命军九十三军少将参谋长，副军长。九十三军政治部主任林荫根代表特别党部讲话，大骂“我们军队里有人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事”，实际就是说的魏巍，白天的活动多次被特务跟踪，其情况密报南京，军统下令对魏巍采取暗杀手段，将其除掉。他向军长刘戡表明了投共的意愿，刘戡在自己家里为他饯行，泪流满面举杯说：“我与参谋长共事多年，情同手足。现在因思想不同，他要离去，人各有志，我不挽留，但愿友情常在”。 这顿酒饭时间不长，但情感浓然，气氛悲切。饭后，刘戡派半个手枪班护送白夏二人离开九十三军营地。
从此，他脱离了国民党，于1941年到八路军总部工作。改名为白天 ，1941年，白天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被任命为前方总部参谋处长、太岳军区补训师副师长、中央军委高参室副主任。1944年延安整风中受到怀疑，被朱德总司令保护下来。解放战争中他被派到东北工作，在林彪的领导下，从事机关工作，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的参谋处长。1948年底，在党中央、毛泽的东的领导下，林彪组织指挥第四野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沈阳战役，人民解放军集结了数十万部队，与国民党举行大决战，攻克锦州、沈阳后，被围困的长春国民党部队更加孤立，国民党60军起义后，第四野战军的领导考虑白天原来曾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有一些旧部，任命他为60军副军长。白天在党的领导下，与60军曾泽生等领导一起，对这支国民党部队整训。他以现身说法，讲述多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工作，受到信任和使用的事实。这对60军里的高、中级军官是切身有力的教育。当时，尽管这支部队已经成为解放军的一部分，但是，一些有各种担心。过去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认为，即使起义，也是国民党的部队，不会被信任，将来一定挨整，不如早早离开。还有认为，共产党会一批批派人来，接替各个要害部门，60军很快会被吃掉。对此，白天与60军的领导们一道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渐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原国民党60军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旧军官出身和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出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队训练局副局长，炮兵技术学校校长，1957年3月26日被授予少将军衔。后退出现役，出任哈尔滨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郭沫若兼任），从事战争史研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着有《目前战役问题》、《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
弃暗投明的白天将军
（说明：本文系罗斌与刘梅声合作创作，发表于《湘潮》2007年第2期）
白天，原名魏巍，字浩然，别号冀然，1906年12月3日生，湖南省隆回县金潭乡人，1940年6月参加八路军后改名白天。他少年胸怀壮志，投笔从戎，曾是国民党的将军，又是共产党的将军（1957年被授予少将）。他文武兼备，学识渊博，曾在彭德怀麾下任过八路军前总参谋处长，又在郭沫若门下当过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郭沫若院长兼任）。但是，将军的前半生戎马倥偬，经历坎坷，一直在黑暗中彷徨，在道路上探索。终于，将军在民族抗战的枪声中惊醒，并开始追求真理，寻找光明……1973年11月18日病逝于北京。
暗访延安城
1938年3月，身为国民党八十三师少将参谋长的白天，在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副军长兼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的默许下悄然离队，只身北上。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一路风尘仆仆奔赴延安。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延安参观学习八路军的治军方略。
白天身负使命，到达延安后，抓紧时间白天考察延安山城，参观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晚上拜会罗瑞卿、肖劲光、谭政等八路军将领，探讨开展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的作法。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他详细介绍了抗大办学规模和宗旨，授课的内容及学校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并赠送了一批抗大的教材。考察中，白天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使他感受到了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和信心。
一天傍晚，白天正在招待所周围散步，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他立即随联络副官来到毛泽东的窑洞。
一进门，毛泽东张开宽厚的手掌握住白天的手说：“魏将军，欢迎你来，延安的军队欢迎你，延安的人民欢迎你！我们这里条件差，委员长又没供应我们粮草，没有什么好招待，只有小米饭，白开水，你莫见怪哟！”落坐后，毛泽东接着说：“三国时候，蜀中有个魏延大将军，他反对娃娃皇帝刘禅。你也姓魏，也是国民党的大将军，当前全国共同抗日，你可要与委员长一条心啊！”
开始时，白天面对共产党的领袖，心里有些紧张。他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也打过交道，看不惯他们那副装腔作势的神气。见毛泽东谈笑风生，和蔼可亲，顿时松驰了许多。于是，他向毛泽东谈了此行的目的，并谈了在延安所见所闻的感受。末了，他又自报家门：“主席先生，我也是湖南人，我们是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毛泽东哈哈大笑接着问：“你是湖南哪里人？”
白天答：“邵阳西路人。”
“你们那里出了个魏源，他是个大思想家，大改革家。”
“他是我的族爷。”
“啊，你们祖上出了个大好人。”毛泽东站起来，边抽烟边踱着步子，“魏源写了一本《海国图志》，提倡放眼看世界，让中国人民开阔眼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调夷之仇国以攻夷’，给我们的民族提出了反对外来侵略的政治与技术策略；批驳了清政府投降派的卖国论调，提出了重要的反侵略军事思想。当前，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们共产党主张团结全国人民，联合一切力量，一致对外，共同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魏将军，倘若你的祖先在天有灵，定会看到我们的最后胜利。”
会见持续到深夜，主要围绕抗日战争的策略问题进行交谈。白天从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谈话中悟出深刻的道理，从毛泽东高屋建瓴的气势中受到了巨大的感染。同时，也产生了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此刻，他真正体会到了“听君一席话”，硬是“胜读十年书”。
深夜，白天久久不能入睡，他想起了苦难的家乡父老，想起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想起了自己的从军之路。
白天从小在族爷魏源救国图存思想的熏陶下，思想开阔，素有大志，早在启蒙读书时便立下了救民于水火的雄伟大志。1920年，14岁的白天被家人送入开一代革命风气的省会长沙求学，进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学习，毕业后，考入岳云中学学习，随后转入明德中学。从小就有革命理想的白天一到长沙，立即投入了当时的革命洪流，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学生进步运动。“五卅”惨案发生时，白天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学毕业后，白天认为要想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只有用武力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只有打倒帝国方义扶持的军阀，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于是，白天决定投笔从戎。1925年冬，白天进入广东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加入了当时革命的国民党。1927年春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科二队区队副。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白天极度失望，逃亡至上海英租界亲戚家。1929年冬，唐生智在河南发动反蒋运动，白天经黄铎介绍加入倒蒋运动。倒蒋运动失败后，白天有过一段思想徘徊时期，不知道革命的路到底怎样走。在此期间，他曾会见过家乡的共产党员欧阳若钟和彭述之，对共产党的主张发生了极大了的兴趣，认为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或许有积极的前途，他决定重新进入国民党军队，并且，秘密关注共产党，随时准备在时机成熟时投奔共产党。1930年春，白天重新参加国民党军队，先后任第九师旅参谋主任、十师七十五团副团长、八十三师四九四团团长，参加过古北口和平北抗日作战。1933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1937年，调任鄂北师管区新兵总队队长，不久，任八十三师参谋长。白天进入国民党军队以后，一直将参加军队作为救国图强的工具，因此，他一直关注着各种进步力量，尤其注重观察和研究共产党的主张，极力主张与各阶层各党派团结合作，共同抗战。
创建根据地
告别延安，白天马不停蹄地赶回部队驻地。
不久，李默庵奉命组建三十三军团，自任军团长。刘戡升任新组建的九十三军军长，刘戡离不开白天，提名白天当他的副军长并兼任参谋长。
1938年夏天，日军停止对晋东南的扫荡，加紧了对同蒲路的封锁，把三十三军团十万人马困在中条山。
1938月中旬，李默庵不顾众人极力反对，率军团部南渡黄河，离开了中条山这块弹丸之地。为此事，刘戡气得几天不出门，呆在家里喝闷酒。
这时，白天去看他，刘戡满腹牢骚地说：“李司令这么一走，我们还能撑多久？”
白天故意把局势说得严重些：“目前敌我双方相持不下，谁也不敢贸然发动进攻，我军恐怕一年半载走不了啦。”
刘戡说：“要是这么下去，还不把我们困死在这里。”
白天说：“屯兵中条山，建立根据地，就不怕长久拖下去。”
“什么？我堂堂国军，吃喝由政府供应，搞什么根据地！”
“军座，眼下日军严密封锁了同蒲线，不久又会封锁黄河渡口，完全切断我们与外面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必须作长期谋划。只有建立根据地，我军才有生存的机会，才会有胜出的可能。”早在部队东移中条山时，白天就开始酝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根据地、游击战，这是共军的搞法！我们如果也搞根据地，打游击，校长会责怪我们的！” 刘戡，湖南桃源人，幼时父母双亡，赖伯父姑母抚养成人。先后在省立第二中学、长沙陆军讲武堂学习，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徐向前同学。由军功累升迁至军长，其右眼因被流弹射中而摘除，人称“独眼龙将军”。刘戡由贫苦农家子弟而骤升迁至将军，因此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现在要他效法共产党开辟素为蒋介石所不耻的抗日根据地，他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白天很了解这位同样来自湖南的顶头上司，知道他思想开阔，有一腔民族爱国热血，对日本侵略者痛之入骨，但同时，对蒋介石有浓厚的愚忠报恩思想。现在，见刘戡陷入了思想陷阱，白天用他在延安共产党领导人那里学来的思想开启上司：“军座，我们处于危难时期，必须有权宜之计。现在的情势，敌人占地甚广但又缺乏控制的能力。在敌占区内敌人力量空虚的地方，完全可以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这样的游击战争也就成为在敌人后方的有战略基地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进行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这种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它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这种广大的有根据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大因素。”见刘戡若有所思，有所触动，白天继续说：“并且，根据地和游击战也并不是共产党的独立发明创造，中国古代战史上比比皆是。如三国诸葛亮七出祁山时首要目标就是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今日为了抗日救国，我们效法古人，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有何不可？校长又怎会批评我们？”
白天同刘戡关系一向亲密。早先，经湖南老乡李默庵介绍，白天任刘戡团副官。在陇海战役中，刘戡负了重伤，白天从战场上把刘戡背下来，救了刘戡一命。由于这层关系，刘戡把白天当作恩人，视为亲信，言听计从。见白天分析得有条有理，刘戡不便反驳，但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白天见刘戡默许了，便着手开辟根据地建设。
就在白天着手开辟抗日根据地时，忽然从南京方面传来消息，九十三军可能调防后方。原来，经过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甚为恐惧，担心九十三军与八路军相隔太近，日久恐生异变，故而准备将其调为后方换防。初冬的一天，白天借口游华清池，与佘贻泽、夏纳三人在此秘密开会。白天告诉他们，关于调防的事，他已向卫立煌作了汇报，并利用卫立煌与李默庵之间的矛盾极力阻拦这件事，卫立煌已不同意三十三军团去湖南。
“怎么，参座不愿回家乡？”佘、夏几乎同时问。
白天神色严竣地说：“这里离八路近，有事好找他们。”接着他谈起了自己的经历和在延安的见闻感受……
秋风春雨，转眼到了1939年夏天。白天的计划进行得比较顺利，建立根据地也大有成效，并在安泽县、浮山县改造了“红枪会”，建立了农民游击队，为掩人耳目，取名为“九十三军别动队”，组成了革命力量的秘密领导小组。他与余毓生商量，并促成刘戡派余毓生以军秘书名义访问八路军总部，以公开身份与八路军总部取得联系，得到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与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坚持开展秘密工作，在九十三军中上级军官中开展策反起义工作。
计救八路军游击队
1939年9月，因刘戡追随蒋介石，反共气焰嚣张，白天经多次劝阻无效后，以送怀孕妻子回后方为名离队，以示抗拒。刘戡是个重义气的人，他不愿与他同生共死的战友白天离他而去，更何部白天曾经在火线上冒死救过他，于是，刘戡多次派亲信督促白天回部队。1940年2月，在刘戡口头答应不再与八路军发生磨擦后，白天从西安返回部队。
白天一回到部队，立即与佘贻泽、冯毅等进步分子密谈局势的变化与对策，决定加强对别动队的控制，抽出一些进步青年扩大脱产济南队，掩护浮山牺牲救国同盟会撤退，营救安泽牺盟区长，并利用机会制造将介石与阎锡山军队之间的矛盾，缓和其反共摩擦。
不久，日军对晋南九十三军防区进行扫荡。白天与刘戡商定，针锋相对，即组织反扫荡战役。经过艰苦作战，反扫荡战役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重庆即来一密电要九十三军配合中条山各军围攻唐天际的晋豫边区八路军抗日游击队纵队。
唐天际是晋南著名的八路军抗日将领。1938年2月，日寇疯狂进犯豫北及晋东南地区，战局日趋紧张。为了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朱瑞与副主任唐天际等带领10多名华北干部训练班学员，由焦作经晋城到阳城，在下寺坪村(今中寺村)成立了中共晋豫区特委。不久，将阳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县公安局的五百余人改编为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同年3月中旬，以晋豫边游击纵队抽调的200多名阳城籍战士为基础，在中寺村的千峰寺正式成立了直属八路军晋豫边区游击队，唐天际为司令员。
白天痛恨蒋介石在国难面前竟然将屠刀举向抗日功臣和民放同胞，决定设计营救。但是，作为军人，白天不便公然抗命不遵，否则，随时会被军中的国民党特务枪杀，于是，白天决定把密电扣住，第二天才交给军长刘戡，并且，随即派亲信秘密通知唐天际率部迅速转移。刘戡决定要调动一支军队前往。白天认为抽调防御日寇军力不妥，有遭敌袭的危险，于是把命令压了两天。经刘戡再三催促，并且，白天估计唐天际所部完全脱离了危险地带，方才将命令副署发出。等到九十三军的部队调到指定地点，唐天际率领的八路军晋豫边区游击队已经突围。刘戡明知延误是白天故意造成的，但他对白天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已认可了白天不参加磨擦的条件。
当时，国民党特务无处不在，这事后来终于被国民党特务、九十三军政治部主任林荫根知道了，林荫根马上向重庆报告。在一次刘戡不在场的总理纪念周会上，林荫根代表特别党部讲话，大骂“我们军队里有人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事”，实际是指白天及原来地工会的人员。林荫根讲完了，白天也讲了话：“现在困难当头，大敌当前，可是有人破坏抗战，发国难财，贪污腐化，不成体统……”
投奔太行山
5月中旬，重庆发来密电，调白天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刘戡将此事速告白天，并说：“我已以军务繁忙为由，回电重庆，请求缓调。”
恰在此时，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华北特派员韩乐然来九十三军视察。韩是周恩来法国留学的同学，在旅欧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党派他打进国民党上层进行地下工作，抗战后经李济深介绍到军政委员会任职，经常来往于华北驻军与陪都重庆之间。他曾几次来九十三军，与白天有过多次长谈，两人意气相投，思想认识接近，对时局的看法一致，于是成了要好的朋友。
这天晚上，白天去军部招待所看望韩乐然。韩关切地问：“听说重庆调你去受训，可有此事？”
白天如实告知：“确有其事，刘戡正在为我拖延。”
“调虎离山，这是蒋对有嫌疑军官的惯用伎俩。”
“我在九十三军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为了抗战。林荫根与我不和，有意加害于我。”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将军此去凶多吉少，可要有思想准备。”
“看来，国民党的饭我是吃不成了。”
“老弟有何打算？”
“九十三军呆不成，别的地方恐怕也无我立足之地。”
“西方不亮东方亮，世界这么大，天无绝人之路。”
“我今晚来，就是要老兄帮忙。”白天拿出一封信交给韩乐然，郑重地说，“此信系小弟一身安危，请尽快交给彭德怀司令。”
韩乐然将信收好，说：“请放心，我一定带到。”
“那就拜托了！”白天今晚还有事，边说边起身告辞。
6月5日，白天正在司令部阅文，电讯参谋交给他一纸电报。电报是九十三军驻西安办事处发给刘戡的，上面赫然写着“韩乐然在宝鸡被捕。案情重大，且与本军有关，要注意。”白天看完，脸色大变，立即拨通西安电话，找到还在西安出差的佘贻泽，要他马上打听韩的下落。下午，佘发来电报，证实韩确实扣押在宝鸡。
这时，中央训练团催白天去重庆受训的电报又到，要求白天立即离职报到，不得延误。
7日，白天找到刘戡，和盘托出托韩带信一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韩乐然在宝鸡被押，重庆又催我甚急，现在摆在面前只有两路：一是送我去重庆坐牢，二是放我离开九十三军。”
刘戡很义气地说：“我不会让你去重庆受审。你立即化妆潜赴香港，等风头过去再回来。”
白天见刘戡如此态度，不免感情涌动：“感谢军长的爱护。不过，我是绝不会去香港避风头的。当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身为一个中国军人，这里不能容我抗日，我只有到八路军那边去继续我的鸿愿。”
下午，刘戡在自己家里为白天和夏纳饯行。他泪流满面举杯对夏纳说：“我与参谋长共事多年，情同手足。现在因思想不同，他要离去，人各有志，我不挽留，但愿友情常在”。
这顿酒饭时间不长，但情感浓然，气氛悲切。饭后，刘戡派半个手枪班护送白夏二人离开九十三军营地。
当晚，白天一行住在别动队。他彻夜难眠，思绪万端，遂作诗一首：“彷徨垂十载，苦学觉迷津。临网奔微曙，挥刀斩劣根。赤枕摧霸道，白天拯民生。汤火勿回顾，高歌寄故人。”写好，让夏纳抄写3份，要大斌派人分别送人，其中一份送给八师副师长傅砚农。
第二天，白天到安泽县政府找到佘贻泽，说明情况，安排有关事宜。9日，他们一行来到八路军太岳军区，见到陈赓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两天后，三八六旅派人送他们过白晋路赴太行山。
仲夏，太行山万木竞秀，郁郁葱葱，王家峪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
白天一行刚刚住下休息，彭德怀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罗荣桓主任就来看大家。
彭德怀露出少有的笑容，高兴地说：“欢迎你们，魏巍将军！”
白天“啪”地立正，向彭德怀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总司令，从现在起，我改名叫白天，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过去的‘魏巍’已在这个世界消失了。
“哦，白天……”彭德怀品味着这个名字，“白天，寓冲破黑暗迎来光明之意。好，改得好！”
“我在九十三军没有作好工作，有负总司令的期望。”白天感到很内疚。
“你的事情我已听说过。你们能够安全过来就是一个胜利！”
彭德怀停了停接着说：“既来之，则安之，先休息休息，熟悉这里的环境，将来有重要工作需要你去做。”
白天聆听彭总的谈话，极目眺望，只见远方山峦起伏，涛声若钟，仿佛千军万马奔向抗日战场……
蒋在珍副军长与新编第八师
蒋在珍(1896—1952),字丕绪,贵州桐梓县官仓乡响水田人。周西成人主黔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三师师长，驻黔北,并于遵义新城北大路(今延安路)口建房居住,任内于正安、道真等地镇丨压农民起义,令部下割取人耳领赏。
早年及黔军生涯
1932年冬,二十五军内讧,蒋在珍与王家烈火并遵义,张贴布告说:“野战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放火。”经商会出面斡旋,勒索城中百姓10万银元后撤离遵义城。1933年贵州军阀之间混战,尤国材在云南龙云的支持下,分三路举行反攻,返驻盘江,并几次准备反攻贵阳,与王家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此外,毛光翔在遵义失守后,退到赤水,蒋在珍率部退驻四川綦江和东溪,投靠了刘湘,将其原来的3个团扩大为4个团。1935年1月,蒋在珍部进驻正安。1月18日,蒋部占绥阳,续向桐梓推进。1月21日,蒋部光复娄山关。3月27日,蒋部在湄潭围剿红军游击部队。4月9日,蒋被任命为新编第八师师长。
炸毁郑州黄河铁桥
1935年原贵州二十五军第三师编人国民政府陆军序列,番号为新八师,
师长蒋在珍、参谋长朱振民,辖二十二团,团长傅衡中;二十三团,团长李昌荣;三十四团,团长吴谦等3团。
该师由四川经湖北崇阳、通城、通山调至江西修水,进行训练。1937年“七七”事变后,调至河南郑州、安阳等地构筑工事,在第一集团军长官刘峙指挥下,沿黄河活动,在郑州与中牟之间布防以阻止日军侵犯郑州。1938年初,新八师划归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二月初奉令守卫黄河两岸桥头堡及铁桥上下一线河防。与此同时日军由平汉铁路进攻河南,以土肥原十四师团为主力,由冀南南犯,以略取豫北重镇新乡和郑州为目标。敌机多架次连日轮番空袭新乡车站及黄河铁桥。守卫铁桥的高射炮群以猛烈的炮火迎击,日机不敢低飞,仓惶投弹而逃。2月24日上午10时,敌机15架,分三批轰炸郑州火车站及大同路商业区。炸塌房屋五百多间,死伤居民160多人。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惯用陆空军优势和采用中央突破的战术。为了防止敌人攻占新乡后,通过铁桥南犯郑州,命令新八师戍守黄河铁桥一线河防,并准备破坏黄河铁桥。新八师兵力部署如下:
以二十二团傅衡中部位于黄河铁桥北岸与詹店问,构筑桥头堡阵地,拒敌南犯,掩护炸桥。
以二十三团李昌荣部位于铁桥南端一线,沿河设防,守护铁桥。
师指挥所位于铁桥南端窑洞内,指挥配置的高射炮连,加强对空警戒。
独立工兵第一连作好破坏铁桥的各种准备工作,开始在桥上捆绑炸药包。
2月19日,新乡失守,敌进至新乡以南的忠义镇,情况紧急。宋哲元部主力由新乡沿道清铁路且战且退。新八师奉上级指示,命令独立工兵第一连王连长按红白色各三发信号弹炸桥,是日狂风怒号,尘沙弥漫,日机多次来扰,时而侦察,时而投弹,均被高射炮击退。半夜后,月光暗淡,师长蒋在珍,参谋长朱振民、参谋熊先煜等守候在指挥所前的小高地上,等候由北向南撤退的铁路员工的最后一列火车通过铁桥后,即发出规定信号,工兵连执行炸桥,声如巨雷,持续不断。计从炸桥及拆除为止达两月以上,寸铁未留。该桥建于1905年,仅使用三十三年。
决堤花园口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集合南北两路兵力,准备夹击夺取中原。6月初,正当蒋介石为徐州数十万军队顺利突围而大大松一口气时,忽报日军已于6月6日占领了开封,正向郑州逼近,顿时又紧张起来,责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迅速提出应敌方案。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强大攻势,第一战区竟提出了掘开黄河水堤,利用黄河水淹没开封、中牟之间的铁路、公路,以阻挡日军进攻郑州的对策。5月31日。蒋介石回电批准了他们的提议。一开始,南京政丨府决定在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铁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担任赵口掘堤任务的是豫东河防39军,限两日完成;花园口掘堤由53军万福麟部负责,由39军统一指挥。39军都是来自饱受水患之灾的安徽子弟兵,身为安徽人,谁不知道黄河决堤的严重后果,怎能心甘情愿地把家乡房屋和父老乡亲淹没在自己亲手放出来的大水中?而53军前身是张学良东北军,万福麟对“以水代兵”的战略并不热心,只派出一队人马开上河堤应付,因此在花园口工程基本上还是个空白。两边工程都没有大的进展。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心里着急。当他听说新8师师长蒋在珍去过工地,不知怎么居然提出让新8师接替赵口工地,
本来新8师奉命执行“G任务”,就是一旦敌人攻破郑州立即放火焚城。原地待命的蒋在珍被赶上了掘堤放水的架上。军令如山倒,蒋在珍只好连夜让部下分头调查,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赵口段大堤十分坚固不易破坏,而新8师驻地京水镇所在的花园口曾在清光绪年间三次决堤,该河段才是黄河大堤的软肋所在。蒋在珍当即向商震建议放弃赵口而把掘堤重点改在花园口。事关重大,商震要通大本营电话,让蒋在珍直接向何应钦总参谋长报告。何应钦又嘱咐他不要挂断电话,一会儿听简里传来浙江口音:“你说,我听着。”他听出对方是蒋委员长。听完蒋在珍战战兢兢的汇报,蒋介石没有询问细节,而是直接问他:“你保证几天掘开河堤?”蒋在珍脚跟一碰,当场大声立下军令状:“三日之内,保证完成任务!”
6月6日,黔军队伍立马开上黄河大堤。蒋在珍不顾一切地督促官兵轮班苦干,使用圆锹、十字镐、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在黄河郑州赵口段掘堤,争取抢在日军进攻郑州之前放水。因位置选择不当,赵口段施工困难,而且掘堤后放水也不理想,蒋在珍将上述情况报告商震,商命他在本师防区内另行选址掘堤。当晚11时许,蒋在珍回到京水镇,决定派师部作战参谋熊先煜、营长黄映清、工兵连长马应援等人前往花园口侦察。经反复察勘,选定花园口南面的索水河靠近黄河大堤部,划了两条线,宽约50米,于次日晨开始挖掘。
参加掘堤的有新八师的工兵连、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各分两班轮流作业。河堤系鹅卵石和粘连度很好的灰浆凝结而成,相当坚固,当决口挖掘开二、三丈时,水流缓缓而出。此时已是6月9日下午3时。为加快泄洪,蒋在珍调来了两门平射炮,炮兵对准花园口黄河大堤一连发射六七十发炮弹,将大堤炸开了约7米宽的口子,蒋在珍赶紧发电报向武汉的蒋介石报告:“本(佳)日下午三时许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谨闻。”当时正值黄河上游的雨季,奔泻而下的滔滔黄河水,历时4天4夜,淹没了中牟、 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淮河注入蚌埠上游的淮河,淹没了淮河的堤岸,冲断了蚌埠附近的淮河铁路大桥。蚌埠向北经曹老集至宿县,也都成了一片汪洋。黄河汇入淮河,东人洪泽湖,经界首进入运河,沿运河南下进入长江,流入东海。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万余人。89余万老百姓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了此后连年灾害的黄泛区。黄河水泛滥,在军事上形成了广阔的大片地障,给日军的西进造成了困难和损失,日军的进攻被迫停止。位于黄河泛滥区中心的日军,其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坦克、战车等辎重武器设备等,均沉入水底,不少人员、马匹被水冲走。在黄泛区东岸的日军迅速后撤,到达平汉路新郑附近的日军就组织防御和空投补给。华中日军第13师团也从淮北涨水地区撤至淮河以南。华北日军组织紧急援助,解救被困部队。由于花园口决堤,日军机械化部队南犯行动受阻,辎重弹药损失较大。
日军约4个师团陷于黄泛区,损失2个师团以上,很多无路可逃的日军官兵爬上老百姓屋顶,可那些泥糊的民房根本经不住洪水的浸泡冲刷,房屋垮塌,日军纷纷落水,淹死上万人。日军大本营原定的以淮河水运为后勤补给线、日军主力由北方进攻汉口的作战计划破产,日军不得不改变作战路线,岌岌可危的郑州防线解了围。延迟6年,日军于1944年4月才攻占郑州。
破堤而出的黄河水不仅淹没了中原战场,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一场“地震”。东京皇宫紧急举行的“御前会议”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悲痛气氛所笼罩,身穿制服’的将领个个如丧考妣,全体内阁成员向脸色铁青的裕仁天皇叩头谢罪,“花园口事件”第一次重创了日本朝野狂妄的战争信念。
日本华北派遣军狼狈逃离黄泛区,退回开封以东地区,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从长江北岸又开始进攻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能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但黄河改道还是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日军的快速进攻受挫,武汉暂时解除战争警报,国民政丨府所有的战略部署和撤退都变得从容不迫。蒋在珍因决堤花园口而成为功臣,国民政丨府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奖金三千元。
开赴陕、晋对日作战
新编第八师完成决堤任务后,奉命开赴陕西韩城,守卫禹门一带黄河河防,阻击日军渡河向西进犯。禹门亦称龙门,为陕、晋两省交通要冲,有公路连结。新八师以二十二团一个加强营占领禹门及东龙门山阵地,这是禹门的桥头堡,也是阎锡山第二战区晋西乡宁、吉县的右冀阵地。1938年12月23日,盘踞河津的日军,以七、八联队附滕田大队为基干,加上伪军等共四、五千人,大炮二十多门,由空军配合进攻新八师东龙门山及禹门口前沿阵地。日军以飞机轰炸扫射,大炮轰击,掩护步兵前进,均被新八师击退。26日至29日,日军又出动飞机多架次,对新八师阵地狂轰滥炸,此时大雪纷飞,日军步兵身着白色衣服,在雪地上伪装前进,企图夺取禹门渡口和东龙门山阵地。新八师官兵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日方伤亡惨重,新八师前沿阵地官兵伤亡亦达70%以上,其中守卫云中寺的一个加强排,全部壮烈牺牲。前沿多处阵地一度失手。30日,新八师朱振民副师长命令二十三团翻山越岭,由师家滩渡河增援,从龙门山侧面向日军发起攻击,收复龙门山所有阵地。此役对日寇予沉重打击,毙伤日军200多人,迫使其龟缩河津、秸山两地。新八师阵亡连长以下黔籍官兵271名,合葬于陕晋交界处的龙门山麓(此地在属山西省河津县),1987年河津县政协在墓前修建一座纪念碑。
龙门战役后,新八师进行整编,转属九十三军指挥,于1939年2月奉命开赴晋东南阳城,对中条山之日军发动4月攻势。在东泽浮山战役中,二十二团团长彭镇璞英勇牺牲,被追授为少将,遗体送回家乡贵州绥阳安葬。七、八月反扫荡战斗后,又参加侯马战役,沁水、紫沙腰等战役,新八师黔籍营长王树骥、副营长谢忠、连长龙鳞、李尚铭、排长宋绍相等相继阵亡。
1939年12月,蒋在珍升任九十三军副军长,陈牧农继任新八师师长。
1940年8月20日,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为配合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在晋南的国民党军队,向日军发动攻势,全面出击。命令新八师担任主攻,向高平之发起攻击,连续十余日,毙伤日军100多人。二十三团第三营营长黄映清身先士卒,带领全营官兵夜袭高平的大、小野川之敌,与日军白刃肉搏,以身殉国,其骨灰护送回原籍贵州三穗安葬。此役完成了牵制白晋公路日军的任务。随后,新编第八师调防陕西,担任潼关至三门峡黄河河防任务。
蒋在珍和新编第八师的结局
1942年,新编第八师调往陪都重庆,担任警备任务。1944年9月,新八师随九十三军调往广西,参加反攻桂林、全州等战役,战斗十分激烈,日军拼死抵抗,九十三军惨败,新八师亦全军覆没,军长陈牧农被蒋介石下令军前正法。 1947年11月27日蒋在珍晋升为中将,调任国民政府军委办公厅任中将参议员,但未就职,返回贵州桐梓老家赋闲。此时心中忿忿不平又无事可做的蒋在珍,在桐梓仙人山上砍了一根方竹做手杖,上刻“不愿临风舞俊杰,回乡归隐伴侬行”,以泄有功不被重用之不满。
1949年国民党败退之前,蒋在珍又复出任用,担任贵州省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同年10月,贵州省主席、保安司令谷正伦实施应变计划,组织骨干训练,蒋在珍参加受训。
贵州解放前夕,蒋在珍随部起义,受到人民政府优待,并出任遵义剿匪委员会副主席委员。1950年因暗中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共救国会”,组织黔北土匪叛乱被捕,
1952年9月14日国民党第四军副军长柏辉章,新八师师长、第九十三军副军长蒋在珍等人在遵义市纪念广场(原凤凰山下鲤鱼田)公审后,在南侧空地被枪决。
刘希程副军长中将。字曦晨，河南唐河人，生于1906年8月2日。黄埔军校第1期、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毕业。1935年5月任剿匪军第2纵队6团上校团长，参加阻截红军，1937年1月任第166师496旅992团上校团长，8月任第91军166师496旅少将旅长，1938年10月任第91军166师少将师长，1939年该师改隶第93军，1941年10月任第93军副军长，11月调任第98军中将军长，曾参加鄂西、桂柳会战，1944年12月因指挥作战失利被撤职查办，1948年10月任国防部暂编第3纵队司令兼河南省豫西行署主任，12月兼任第19绥靖区副司令官兼豫西分区司令官，1949年6月10日在河南灵宝起义。后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南省委主委，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在河南开封病逝。
陈牧农（1900—1944）
死于非命的国民党籍将军陈牧农
陈牧农（1900——1944）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别号节文，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南岔村陈家湾（原来是南岔乡90年代后并于洪家关乡）。
他早年投身军旅，庐山中央军官训练团校尉班毕业。1923年冬入广州大本营军政部讲武学校，次年秋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第六队学习。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见习，东征军总指挥部警卫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连、营长，第87师副团长，首都卫戍总司部宪兵团团长，警卫旅副旅长，第10师第28旅旅长。1937年5月授陆军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升任陆军第10师师长，第93军新编第8师师长，河南许郾师管区司令，第93军副军长。1942年9月任第四战区第93军军长。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等著名战役，阻击日军。
1944年5月，率部从四川赴广西全州驻防。1944年夏秋之际桂柳会战。日寇攻陷长沙，破衡阳，直逼广西。日军为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开辟大陆交通线，乃由湖南、广东两个方向向广西发动大规模进攻，93军驻防的全州为桂林门户。9月8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从桂林来到全州与陈牧农军长一同视察了黄沙河防御阵地：其正面的敌势是日军第11军主力，很快推进到全州。蒋介石用的是老办法，直接安排到军一级，当战区司令长官询问时，发现这是“委座所规定的”并可出示其手谕：“死守全州！”结果，日军一个师团的先头部队向其阵地发起了攻击，即轻而易举的突破了第93军黄沙河防线。陈牧农率军做一象征性的抵抗后即退守阵地，全州一日之后即告失守，城内火光冲天，部队溃散。张发奎闻讯异常震怒，要求蒋严惩陈牧农。蒋先令扣留以待法办，但3日后又令人不解的是即令就地枪决。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官韦云淞负责执行蒋的命令的，由总务处长韦士鸿带人前往第93军将陈牧农逮捕并押解到桂林枪毙。9月20能征善战的黄埔一期生就这样以“放弃全州”毙命于桂林。（参见《粤桂黔滇抗战》）
据当时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的回忆，蒋介石确有密函致陈“在桂作战．．．．．．以我的命令为依据。”张发奎了解此内情后，反而要求蒋宽大处理。可是该军副军长为了扶正，陈情于蒋，蒋恐暴露于私，乃迅速灭口。另一种说话是长衡会战时因长沙失守被杀的张德能系张发奎旧属、亲内侄，张发奎为了报一箭之仇，借机枪毙一中央军军长。李汉冲对此矢口否认，认为张绝无杀陈之意，只是想将他撤职查办而已。
可是据当时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说，陈牧农死前（由桂林防守司令部负责枪毙）曾抱怨哀叹：“张长官害了我啊！真是无话可说。”（参见《粤桂黔滇抗战》）所以覃戈鸣认为这是蒋介石与张发奎共玩的一个把戏，牺牲一个中央军军长来震慑桂林地方部队。
据陈牧农老家现有的传言又是一种说法，张发奎为了报一箭之仇，先是将陈牧农秘密关押，故意装做不知内情，并电告蒋介石情急之下已将陈牧农就地正法，这样以投石问路的方法看蒋态度如何？蒋闻讯后很是气愤，但事已至此，他也不想“丢了夫人又折兵”。答复张发奎：“既然你已草率处理，那也没有法了……”张发奎得到这样的回复后随即将陈牧农秘密处决。93军全军将士对张发奎的这一做法大为不满，这也许是93军后来解散的原因之一。据说陈牧农夫人拿着“手谕”哭哭啼啼闹到蒋府，蒋恐闹出事端，于是给了陈以一个“以身殉国”的名誉。1949年陈的亲眷基本上都去了台湾，大陆只有一姐姐嫁于周姓人家。后来蒋介石，蒋经国也确是对陈一家不薄。
将军金戈铁马，悲惜英年死于非命！
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之死与广西的沦陷
1944年9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向广西发起进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不战而退，导致广西战场的败退。结果，他被桂系军队城防司令的韦云淞给杀了。地方军队的人杀嫡系部队的军长，明白人一看，就觉得是不合常理，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内幕呢？
1944年，日军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到印度支那的陆上交通线，并消除中美空军对日军和日本本土的威胁，在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指挥下，从华北、华中抽调约20万兵力，于4月到12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日军占领衡阳后，为挽救危机，蒋介石下令原驻四川綦江后编入昆明远征军的国民政府军（即国军）第93军到广西驻防。这第93军，美式装备，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该军于8月上旬到达桂林，8月29日进驻全州（当时叫全县）。军长陈牧农，来全县后划归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当时蒋介石有三个死守：要求陈牧农第93军“死守全县三个月”，要求桂系第1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韦云淞“死守桂林三个月”，张发奎率粤军“死守柳州三个月”。陈牧农手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说，他誓死固守全州。该军辖三个师，配备第3坦克营及第2反坦克营（属机械化第48师）。其在全州县的防御部署是：黄沙河驻防第10师，县城内外驻第116师及新编第8师。在县北永岁乡的双桥东西十五里地段构筑防御工事，派一个加强团守御黄沙河，派军直属搜索营，驻防城西的龙水乡、大西江乡，防其侧翼攻击，军部主力，驻县城一带。9月11日，驻防大西江的第93军搜索营从友军谍报人员那里得知，日军将有一个师团自西北方向的大西江进攻县城。当天，敌第13师团开始进攻全州县，所属第104联队进至全州最北端的黄沙河附近。驻防黄沙河第93军姓阎的一位营长遭敌便衣队击伤，驻军人心惶惶。驻守在这里的部队，他们没有利用这里天然的地理优势进行死守，听到敌军将逼近广西时，驻守黄沙河的那个团，以请示军部补发几个月的欠饷为理由，全团官兵弃守黄沙河，撤回全州城要饷。而布置在永岁双桥的部队，也未利用从两百里外运来的工料抓紧抢修工事，也不埋地雷，又不安铁丝网，连备战的军粮也没有屯储（以至不少军队强抢老百姓的东西，以至有人说：“就是日本人来了也不过如此。”）。当日军随即而来时，在双桥附近一次不到十分钟的遭遇战，这里的守军就擅自撤离。12日，敌58师团搜索队在大西江出现，与93军搜索营接触。另外，日军104联队第一大队宫本中队便衣潜入县城。9月13日，敌第40师团自湖南新宁侵入全州县；同时，敌第58师团主力自东安也来到全州县地界。
全州是国民政府的西南补给点，堆集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大炮、机枪、被服、粮袜，以及后方仓库应有的资料和材料，美国人的汽车汽油，真是数也数不清。可陈牧农获知侧翼大西江重兵压境，原本想做做样子抵挡一阵的他，顿时惊慌失措，不战而往桂林方向逃跑，其部队退出全州撤往兴安县，临行前，下令销毁存放县城的数千发炮弹和150万发子弹、及大批粮食。连杜聿明的机械化第五军屯积在全州军备仓库里的军需物资，也损失得干干净净。由于陈牧农不战而逃，以至使日军长驱直入。9月14日凌晨一时，敌宫本中队冲入县城，全州县城沦陷。国民党还派飞机投放燃烧弹，焚毁县城房屋，大火烧了三日，如此“坚劈清野”，可害苦了全州县城的百姓！几天后，全州县内绝大部分落入日军之手。日军未来，全县县长陈步藩也早早地逃至内建乡。第八区专员陈恩元，也早早逃至资源。事后，对于全州县“父母官”和军人的逃亡，老百姓都很气愤，有个姓邓的乡绅挖苦说：“陈军长、陈专员、陈县长，他三人凑成一剂'三陈汤’，断送了全州民命！”（中药有“二陈汤”药方。）陈牧农由于归张发奎管辖，全州县不战而退，广西人民都议论“中央军是豆腐军”，因此，为平民愤，他提请蒋介石，批捕了陈牧农并执行极刑。执行枪毙他的人问他有什么遗嘱时，陈牧农却说：“张长官（张发奎）害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口，那就是蒋介石害了他！
陈牧农为什么说是张发奎害了他？原来，蒋介石命令中将军长陈牧农的第93军“死守全县三个月”，表面上看是不惜牺牲一切，但从陈牧农在全州县备战的情况来看，根本就没有打算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蒋介石和张发奎的一个骗局！陈牧农到达全州后，张发奎与李汉冲随即来全州县进行了视察，张发奎了解全州县城不是守城之地，陈牧农却将主力布置在县城，而险要处黄沙河才只有一个加强团防守，便质问陈牧农为何如此布兵。陈牧农便说：“委员长指示我守全州，没有要我守黄沙河的指示。”陈牧农要第四战区补发以一个团推进到黄沙河的命令，并出示了蒋介石的电令。张发奎明白这是蒋介石要保存实力的举措，便不敢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当然更不愿意拿自己的部队去死拚，故只得说：“既然有委座指示，就按现在部署就是了，惟必须加紧构筑城防工事，并确实控制西侧主地，才能掩护城内安全和后方交通线。”由全州西归途中，李汉冲提醒张发奎说，面对北来的日军，全州城地形不好防守，而蒋介石不了解实际地形，既然陈牧农已归第四战区指挥，就应服从张发奎的命令。但张发奎深深理会蒋介石的用意，便为自己不坚持战区原来命令辩解说：“全州战斗的性质，不过是争取时间，得失不大……为今之计，你可给我补发一个命令给他（陈牧农），规定该军应在全州作坚强之抵抗，不得已时，逐次向兴安、大小溶江之预备阵地交互转进。（惟自大小溶江以北地区、自黄沙河战斗开始日起，最小须滞敌半个月以上时间，又各次撤退时机，应候命令。）”
张发奎虽给陈牧农指示要求陈牧农在全县与桂林之间逐次抵抗，尽可能地迟滞日军前进（意思是可以不坚守而撤）。但他没有书面的命令或电报。他的部下曾有人提醒陈牧农应该请张发奎给书面命令。陈牧农认为不必要，说：“长官当面的指示就是命令，怎么能对长官的口头指令不相信呢？”
陈牧农惊慌失措逃到兴安大溶江时，途中在严关、兴安等地摆了第93军一些小部队作逐次抵抗，但没起到滞留敌军的作用。张发奎派一个军官带着宪兵乘坐吉普车向大溶江附近第93军军部驶去，张发奎说是要接陈牧农到柳州去开会。陈牧农的部下有人提醒他不要去，陈牧农认为他是按照“长官”的指示行动的，为什么怕去见“长官”呢？不去反而不好，但吉普车并没有把他带去柳州见张发奎，而是到桂林后就送到桂林防守司令部交给韦云淞执行枪决。韦云淞叫总务处长韦士鸿去对陈牧农说明是奉“司令长官”（张发奎）转“委员长”（蒋介石）的电令，因他“擅自撤退”，由桂林防守司令枪毙他。陈牧农此时才知自己中了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圈子！可惜晚矣！因为，蒋介石是不会让自己的嫡系部队送死的，他不撤退，就是不执行命令，罪责难逃，而撤离吧，他又因太相信张发奎而没要张发奎可以撤退的电令。
其实，蒋介石原先不打算枪毙陈牧农的，但美国来华的史迪威将军闻讯陈牧农在全州不战而退，又自毁炮弹，非常恼怒。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派飞机翻越喜马拉雅山，给中国运来军事装备，竟让陈牧农这种人给烧了，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他的坚决要求蒋介石惩处陈牧农。为平息美国人之怒，加上陈牧农不战而退民愤很大，蒋介石决定杀了陈牧农。按理，蒋介石、张发奎应把陈牧农交重庆军法审判，但他们怕陈牧农揭老底。据李汉冲揭露，第四战区向蒋介石报告陈牧农弃守全县，蒋介石先令扣留法办，但三日后，却连续催促“立即执行枪决”。陈牧农这才被蒋下令枪决于桂林城内。陈牧农移送桂林扣办时，他是有恃无恐地认为蒋不会枪决他的。陈牧农曾向张发奎出示密函将撤退经过详细陈述，函中谈及陈牧农奉蒋令来桂时，即对他面授机宜：“在桂作战，应相机行事，不可以主力投入决战，一切战斗行动，可直接报告我，以我的命令为依据。”陈牧农在密函中又说他在全县撤退之前，已向蒋介石电告，并得蒋的同意等语。这封密函由该军副军长转呈第四战区。张发奎阅密函后，以陈牧农情有可原，嘱李汉冲根据实情详细呈报，以便向蒋要求从轻处分。后该副军长因想真正除掉陈牧农，便将密函内容向蒋透露。蒋害怕其阴谋泄密，乃令张发奎执行枪决，杀人灭口，以此达到他的一系列目的。张发奎曾把陈牧农说过的机密告诉过李汉冲。陈牧农死后，蒋介石对陈牧农的家属优抚有加，也折射出蒋拿陈牧农当替罪羊的阴暗心理。另外，让韦云淞执行枪决陈牧农还有一个最大的险恶用心，那就是“杀鸡给猴看”，让桂系死守桂林，让粤军死守柳州，让杂牌部队与日军拚光，从而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即实现独揽中国大权这阴谋。杀了一个陈牧农，即平了民愤，又让美国人满意，还保住了美系装备的第93军，同时还镇住了桂、粤两军去拚消耗，真是一箭数雕！
但蒋介石的用心被白崇禧他们看透了。白崇禧原想在桂林组织会战，以第16集团军品主力守桂林，并请求蒋介石以在贵州整训的中央军主力部队于日军围攻桂林受到一定程度消耗后，调入广西向日军反攻，在桂林打一个大胜仗，将使桂系的政治地位大提高，所以，白崇禧原想让蒋介石的第93军协助守护桂林。无奈，蒋介石看出日军快要完蛋，不想让他的力量得到消耗，只是想借日军之手排除异己，所以蒋介石没有同意。白崇禧看出蒋介石的用心后，不想上蒋介石的当，但全军不战而退于军于民都没法交待，而精心防守又会中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于是他将自己的嫡系精锐第46军、175师、188师调去，留在桂林市只有一万七八千人了。这时，留在城里的韦云淞看到这种情况后，也由原来发誓“死守”，变为守一阵作样子，以便向各方面交差，然后寻机逃跑了！
张发奎也看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本来蒋介石命令是要张发奎司令长官部及粤系的两个军（第62、第64军）“死守柳州三个月”，但张发奎最初只命令第62军一个军守城，第35集团军总部及第64军则部署在桂平，蒙圩一带去机动的掩护柳州，到十一月九日（柳州失陷前两天）就命令第62军撤出柳州之外在“机动作战”晃子下逃跑了。柳州基本上就没有抵抗，但张发奎却说桂林失守影响了柳州的失守，把责任推给桂林防守司令部。事实上，十一月九日第六十二军就逃离了柳州，十一月十日桂林才沦陷。
看来，蒋介石杀陈牧农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93军一战即退桂北门户黄沙河一夜失守
在蒋震宇（蒋震宇先后任31军131师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代理连长等职，参加长(沙)衡(阳)会战、桂林防守战。）的抗战记忆中，1944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先后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长(沙)衡(阳)会战和桂林防守战。在长衡会战中，蒋震宇两次负伤，其中第二次伤势较重，右小腿的血管被打断。“流了很多血，我被送下战场，住进湖南芷江野战医院。”蒋震宇回忆说。
此时长衡会战已近尾声。衡阳沦陷后，蒋震宇随医院先后转移到广西全州、独山进行医治。9月初，他离开医院回到部队—31军131师393团，担任1营3连的中尉副连长。
此时桂林防守战已经掀开序幕。日军占领衡阳后，8月中旬，即与中国军队在湖南与广西的边界处—龙虎关和黄沙河发生了斥候(侦察)战。当时广西被划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张发奎。预料到日军可能会攻占广西各军事要点，而主攻方向当在桂林，第四战区的将领们开始在广西境内布防。
位于广西东北部的全州，有桂北门户之称，被认为是防守桂林的关键处所。但是，全州城为一片盆地，也没有预先设置好的军事工程，不利于防守，倒是在全州北部30公里处的黄沙河，地形良好，有利于防御，所以第四战区的将领们将黄沙河确定为重要的防御地带，交由93军驻扎防守。
第31军，则在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的指挥下，集中在桂林，构筑永久性设堡阵地工程。其中，131师在桂林城北的大溶江、甘棠渡至北站、北门一带防御。蒋震宇所在的营部则具体负责在大溶江附近构筑防御阵地。
防守黄沙河的93军，军长为中将陈牧农。9月，日军开始正面进攻黄沙河。据时任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覃戈鸣事后回忆，第93军的一部分部队(前进部队或警戒部队)稍加抵抗即行后退;同时另一支敌军迂回到第93军的右侧背，第93军与这支敌军打了一个夜晚，陈牧农就惊慌失措向大溶江撤退，途中在严关、兴安等地摆了一些小部队作逐次抵抗，打了一些零星的小仗，基本上没有起到迟滞敌军前进的效果。
“临阵退却，沿途还抢劫财物……”在大溶江驻守的蒋震宇，听到逃难的百姓对93军有相当大的意见。蒋震宇说，93军部分士兵退到大溶江防线时，他所在的393团新调来的团长愤怒地要缴他们的械，未果;这些士兵后来绕路而去。
与敌隔岸对峙坚守大溶江再获火线晋级
黄沙河失守，令桂林防守战陷入被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非常震怒;蒋介石后来下令将93军军长陈牧农处死。
陈牧农之死
洪桥正面三个军的中国军队大踏步撤退，两个军撤往湘西武冈，一个军沿湘桂铁路撤至桂林。这就将广西东北大门以及重要补给基地全县暴露在日军面前。守卫全县的中国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第93军，中央军系统。军长陈牧农，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期在蒋介石嫡系部队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担任连长和营长等职务，后任首都卫戍司令部宪兵团团长、警卫旅副旅长等人，是典型的天子门生、贴身侍卫和御林军将领。93军曾经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准备开赴缅甸战场。远征军部队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由此可见93军部队在中央军系统当中的地位。1944年8月底，因湘桂形势紧张，93军从重庆附近调防到全县[1]。8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桂柳会战各战区作战指导要领》。其中第一期作战指导对93军的布防提出了具体要求，命令“93军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防守全县”[2]。这是有条件的，即“敌未突破衡阳以西我现设主阵地以前”可做如此布置。万一日军突破了衡阳以西中国军队的防线呢？第二期作战指导当中对此明确提出了两个供选择的应对方案：
“（甲）以（93军）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死守全县。此案确实有效，但牺牲较大。
（乙）在黄沙河、全县、严关口（兴安附近）、大榕江各地区，逐次持久抵抗，再依照状况参加桂林决战。此案牺牲较少，但不易确实实施。”[3]
这个作战指导后面附了一句话：“应照甲案实施。中正。”[4]蒋介石远在重庆，并不了解全县地形，但是却热衷于干预军队部署与指挥。全县的部署就是一个例子，并且极有可能是错误的部署。不过历史没有给机会让93军证明何种部署才是正确的。
回到正题，洪桥会战开始之后，日军进攻势如破竹，甲案实施的条件具备。于是93军便将一部分兵力配备在全县东北的黄沙河，主力集中在全县准备死守。但是这个配置却与第四战区发布的部署命令刚好相反。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李汉冲[5]认为全县县城为一盆地，受西北郊高地群的俯瞰，也没有预设工事，不利防守。而黄沙河前面地形开阔，后面有纵深高地群，左右两翼依托良好，是一个优越的防御阵地，不能轻易放弃[6]。因此，93军应该将主力部署在黄沙河，并将一个团前出至黄沙河北的庙头镇担任警戒。[7]
在网络地图基础上标注的全县地形图以及战场地址。可以看到全县作为湘桂走廊入口的重要性。这座城市左边是越城岭，右边是都庞岭，湘江自西南向东北流淌，湘桂公路亦经过全县北上。全县的沦陷，是桂柳会战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挫折。
1944年8月底李汉冲陪同张发奎视察全县防御，发现93军在黄沙河只放了一个团，主力全部收缩到全县，大为震惊。但是由于蒋介石批示“应照甲案实施”，张发奎无计可施。他只得提醒陈牧农要注意全县西北高地的防守。这就埋下了陈牧农个人的悲剧，以及整个广西会战失败的根子。但绝不是广西会战失败的唯一原因。
要命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着地图拟定的这个方案被蒋介石批准之后，老蒋自己又在8月26日电令陈牧农“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固守全州（即全县）”[8]。8月27日，陈牧农复电蒋介石称已经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并拟定“第十师之四个营附战防炮一排守黄沙河”。[9]蒋介石对此批示“发给军临时费洋五十万元”，对陈牧农的作战部署不做修改指示。这样，蒋介石的几封电报将全县守军的部署死死钉在原方案上，第四战区自然完全无法亲自指挥部署相关防御工作。李汉冲所提出的部署方案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张发奎自从军权旁落，成为有名无实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之后，能够不管的事情就不管。在全县防守问题上也懒得蒋介石提建议。李汉冲向张发奎指出93军防守的问题，张发奎回答说：“全州战斗的性质，不过是争取时间，得失关系不大。委座指挥部队，向来掌握到师，有时甚至是到团，他的命令是不容轻易改变的。为今之计，你可给我补发一个命令给他，规定该军应在全州做坚强之抵抗，不得已时，逐次向兴安、大小溶江之预备阵地交互转进……自黄沙河战斗开始日起，最少需滞敌半个月以上之时间，又各次撤退时机，应侯命令。”[10]但是据覃戈鸣的回忆，这个命令并没有以书面形式下达，而是口头上传达给陈牧农的。
93军在全县的具体布防大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根据陈牧农8月27日发出的兵力部署电报称，该军10师以四个营及战防炮一个排守黄沙河。10师的主力控制在全县车站以西作为预备队。新8师负责守卫县城。全县火车站在城市西北，背靠湘江。[11]这个部署因两师部队猬集于城市内外，军主力在全县，而前出黄沙河的部队距离主力有20公里之远，成为孤军，故此怀疑陈牧农的部署有误，或者仅仅是临时部署。另外一种说法来自“桂系网”的未名作者，认为10师的主力置于黄沙河与全县之间永岁乡双桥村东西十五里之间。[12]可能是后面陈牧农变更部署所致。这种部署更加符合作战部署的要求。本文以此为准。
桂系网的未名作者认为93军除10师和新8师之外，尚有另外一个师116师。实际上93军并没有116师编制，1944年以前序列内倒是有一个166师。日军的记录当中则有116师番号。看来这个误解是令人汗颜的出口转内销。百度百科说93军序列内有暂编第2师。但郭汝瑰开列的战斗序列编制当中却没有暂2师。陈牧农自称自己的部队有4个团。可以判断93军序列当中并无暂2师。
这里要说一下另外一支部队的闲话。此外，日军情报当中声称93军战斗序列当中一度有彭壁生机械化48师的第3坦克营和第2反坦克营。后来又称48师已经沿湘桂公路西撤，以保护柳州[13]。48师是一支非常神奇的部队。我看到的史料当中，这支部队飘忽不定，从长衡会战一直打到桂柳会战，但是正儿八经参加的战斗却一场也未见描述。桂柳会战结束后48师驻守广西钟山、贺县一带。这里是第四和第七战区交界的地方。理论上48师应该归张发奎指挥。但是考虑到日军那时候已经占领了湘桂铁路，切断了张发奎和48师之间的联系。这支部队怎么接受指挥、如何打仗，后勤谁来催办，会很成问题。总之它时有时无，并未发生太大作用。
大家都知道《战场上的蒲公英》里伞兵蔡智诚曾经加入“陆军突击总队”。根据我查找到的资料，48师作为第二突击总队的主力，在豫湘桂会战当中负责在湘桂一带打游击。这个游击应该如何打，学问可就大了。郭汝瑰的回忆录当中有个有趣的地方。他没有把48师列入长衡会战的作战序列当中，但是却把它列入了桂柳会战的序列里，即桂军夏威的16集团军直属部队。桂军系统在会战当中却又根本没有指挥这支部队。
闲话少说，回到正面战场。黄沙河是紧靠湘江左岸的一个小镇。湘江自南向北流淌。湘桂公路沿湘江右岸南下直到黄沙河渡口，之后转往湘江左岸继续南下，直达全县。黄沙河是湘江进入湖南之前一个重要的渡口。日军沿湘江右岸南下。守军则在左岸设置阵地封锁湘桂公路，兵力大约为一个加强团（即陈牧农部署的四个营以及一个战防炮排）。陈牧农同时在全县正北面的大西江和龙水两个村附近派出军搜索营，防止日军袭扰。9月11日，搜索营从撤退回来的友军谍报人员处得知日军第58师团将从湖南东安进攻全县。次日，第58师团斥候部队于93军搜索营发生接触。这证明李汉冲将93军主力部署在黄沙河一带的计划也并不正确。如果按照李汉冲的做法部署守军，第58师团极有可能从正北面南下，抢先占领空虚的全县县城。即使93军能够在黄沙河挡住第13师团的进攻，它也很可能因为退路被第58师团截断而陷入包围。接下来会因为地形不利而遭到围歼。
9月11日，日军第13师团抵达黄沙河。驻守黄沙河的加强团稍加抵抗，便以讨要政府所欠军饷为名，全部撤回全县。日军向西南进抵双桥村，当地守军仅仅战斗了10分钟，也立刻撤退。9月13日，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宫本学大尉）冲入全县，93军此刻已经全面撤退，并放火焚烧粮食以及军火，城内火光冲天。[14]
日军的记录大致如上述所言，差别不大。日方以第58师团为右翼，第13师团为中路，第40师团为左翼，沿湘江两岸南下。第13师团位于湘江右岸，沿着湘桂公路向西南攻击前进。刚开始进攻全县的时候日军部队还比较谨慎，这是因为日军的情报显示93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黄沙河的工事也修建比较整齐和坚固。但当他们到达黄沙河的时候，却十分意外地发现守军的抵抗微弱。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联队长海福三千雄大佐）确认当前守军毫无抵抗意志之后，便断然决定不等师团其余部队到达便直接渡过湘江，沿江左向全县发动进攻——一个联队向一个军发动进攻。
因为104联队此举改变了整个第13师团的作战计划，9月12日早上，第13师团专门发电报斥责联队长海福三千雄此举“实属不当”。104联队主力只得又渡回右岸，在黄沙河附近停留了一整天。104联队第一大队本来已经渡过湘江，奉命搜索中国的炮兵部队，但是在师团的严令之下又回到湘江右岸。9月12日夜，海福三千雄再次命令第一大队渡过湘江，到达左岸。之后作为先头部队，第一大队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并派出宫本中队作为搜索部队。
9月13日，宫本中队进入空无一兵的全县。因为不知道对面的中国守军是否已经全部撤退，宫本中队进入全县的时候还专门规定：“做好任何时候都能脱离的准备。”[15]中国军队撤退的速度没有让他们能够执行这条规定，而是让他们从容进入全县。日军的前锋部队直到9月14日凌晨才全部进入全县。日军对于攻占全县感到十分得意。这一点在几十年后他们编辑的《一号作战》当中也看得出来。这些人在书中写道：“步兵第104联队轻而易举占领了要冲全县城。……步兵第116联队也未展开队伍，即推进到全县城附近。”[16]
日军第13师团116联队长大坪进大佐对于这次战斗的总结是这样的：“黄沙铺（即黄沙河）对岸和大结以南高地上的阵地，构筑极为坚固，是以洞穴碉堡为中心组成的纵深达4公里的阵地……重庆军放弃如此坚固阵地竟然退却，其意图何在，实难理解。”[17]这几句话显然非常触动参加过当年战争的中国军人情绪，以至于郭汝瑰在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当中原封不动地加以引用。[18]
全县的失守，标志着桂林外围战斗遭遇到重大挫折。它对于整个广西会战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广西的北大门洞开。中国军队失去了一个重要补给基地和外围防御阵地，而日军则多了一个前进基地。在进攻方向上，正如在第一章《桂林的地形》当中所说的那样，日军占领了全县之后，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进攻方向，迫使中国守军分兵抵抗。事实上，日军在后来进攻桂林的过程当中的确从全县分兵，从两个方向逼近桂林。正因为全县位置极其重要，日军甚至在将战线推进到柳州一线的时候，从并不算富余的兵力当中使用不满员的第34师团专门守卫之。
全县守军不战而退，究竟是谁的责任？陈牧农的责任显然无可推卸。的确，张发奎以口头的形式补发过一个命令，告知陈牧农在全县不守之际可以节节抵抗，南撤至兴安附近。蒋介石在9月12日也曾经致电张发奎，称“93A（即93军）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19]但是这些电文和命令，并不是让陈牧农不抵抗就放弃全县。陈牧农9月11日发给蒋介石、林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幕僚）的电报刚刚汇报了日军前锋进抵黄沙河的消息，9月14日的电报就说：“全县地形固守、野战均多不利……军为既出不利，避出胶着，保持会战力量，于元晚（9月13日夜）脱离敌军西退……弹药抢出一部，余均彻底爆破。”[20]
抵抗程度如何和是否抵抗是两个性质的问题。陈牧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举等于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93军撤出全县之后，一路往南，军部也迁至全县以南60公里外的兴安。这时候张发奎尚在桂林，便派人到兴安接陈牧农前往桂林开会。陈部将领已经意识到本军军长即将大难临头，极力加以劝阻。陈牧农不听，到达桂林后立刻被逮捕。据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李汉冲说，陈牧农被捕之后觉得自己罪不至死，还托代理军长胡栋成营救。但是被扣押三天之后，蒋介石就来电，命令枪决陈牧农，“以昭炯戒”！9月20日，全县陷落一周之后，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韦云淞遵照蒋介石和张发奎的命令，于当地处决了陈牧农。在得知自己要上刑场的消息，陈牧农说：“张长官害了我！”
陈牧农之死蹊跷甚多。抗战期间蒋介石枪毙的高级将领大多都会有个形式上的审判，从放弃济南的韩复榘到将长沙烧成一片焦土的酆悌莫不如此。但枪决陈牧农没有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没有押赴重庆，而是交由第四战区的一个防守司令部这样下属机构处决，这就未免让人怀疑蒋介石有些操之过急了。甚至有怀疑认为蒋介石是在杀人灭口。
到目前为止，对于陈牧农之死有数种解释。第一当然是杀人灭口说。李汉冲回忆说，陈牧农在出发前往广西前可能有蒋介石私下相授，要陈消极抵抗。之后蒋因担心陈牧农将此事和盘托出便杀人灭口。我认为蒋介石即使有可能让陈牧农消极抵抗，灭口也不构成他决定杀人的主要动机。但是他肯定不能容忍93军几乎一枪不发便放弃全县，这显然大损蒋介石的威信，将其置于尴尬境地。何况全县陷落前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正在桂林视察疏散情况，对蒋介石大加抨击，两人矛盾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到10月蒋介石和史迪威正式决裂。史迪威被召回。由于湘桂战场上连连败退，中美混合空军丢掉了衡阳和零陵机场，史迪威正准备撤退桂林和平南丹竹机场的中美混合空军部队。陈牧农未经抵抗放弃全县，授史迪威攻击蒋介石的口实，给他们的争斗火上浇油。蒋介石可能在一怒之下便做出杀人决定。同时，也不排除蒋介石用杀死嫡系将领的做法震慑那些即将参加桂柳会战的军人们。
第二是张发奎报复说。长衡战役当中，国民革命军第4军守卫长沙，仅仅4天城市便失陷。蒋介石处决了军长张德能。4军是张发奎的起家部队，张德能是张发奎的老部下。有人传说张德能是张发奎的族弟或者族侄，因而张发奎挟私报复，杀陈牧农泄愤[21]。李汉冲否认了这种说法，声称张发奎自始至终并未想过杀陈牧农，只是想将其撤职查办了事。[22]从职权隶属上来说，张发奎并没有杀陈牧农的权力。作为一个有职无权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没有足够大的决心去处决一个中央军嫡系将领，至于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他就更没有这个胆子敢擅自杀人了。
但是张发奎与陈牧农之死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并不见得如此。当然根子还是在老蒋那儿。9月2日，蒋介石发给陈牧农的密电当中说，“务期在敌人断续攻击之下，能固守三个月以上。”[23]9月9日，蒋介石在回复张发奎的密电当中重复了这一命令：“全州应死守。”并明确说：“至粮弹器材之屯备，限维持约三个月之用，作战三个月后，准备以空运补给。”[24]但是在关键的9月12日，蒋介石突然改口了。他在给张发奎的密电当中说：“93A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25]蒋介石这个突然的转变不知道是否传达到陈牧农处，毕竟9月13日93军就放弃了全县。不过张发奎对李汉冲也说过类似要求“节节抵抗为期半月以上”的话，不论是否以书面的形式还是口头的形式传达到陈牧农处，的确也动摇了陈牧农的抵抗决心。因此陈牧农被枪毙前说“张长官害了我”，不全没有道理。问题是：没有人让陈牧农不做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至死他都没想明白这一点。
陈牧农之死的第三种说法是93军副军长符昭骞陷害说。符昭骞想要自己当93军军长，因此抓住陈牧农不战便弃守全县的把柄向蒋介石告状。对于符昭骞陷害陈牧农的动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符昭骞是93军内部亲共人士，试图通过陷害陈牧农而掌握93军，进而赤化之。符昭骞本人的确与共产党有较深交往，1950年策动了裴昌会兵团在川西的起义。但是这种说法基本站不住脚。这是因为符昭骞非黄埔的海归身份不可能让蒋介石甘心将一整个中央军交给他，这点自知之明符应该有。至于通过陷害军长而夺权再到赤化一个军，老实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还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和本事做到。董振堂、赵博生、高树勋、曾泽生等非嫡系将领起义，都是让老蒋倒行逆施给逼的。1949年以前，共产党压根就没有真正掌握中央军任何一个军或者军以上的单位。1949年以后呢？国民政府都逃到台湾去了，中央军能不跟着树倒猢狲散么？话说回来，老蒋对于符昭骞的确有所提防。李汉冲回忆说陈牧农被逮捕后军长职务由符昭骞代行，极有可能是临时代理职务，之后才有命令让另外一个副军长胡栋成少将代军长。陈牧农9月20日被枪毙。10月4日就有以“代军长胡栋成”为名义的发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26]。符昭骞处理军长工作最多不到两周，甚至根本就没有代理过军长职务。10月份之后，军委会有命令，调中央军校第六分校主任甘丽初出任93军军长。10月26日，甘丽初到任。甘丽初和胡栋成都是黄埔一期学生，都是广西人。但是在政治上并不属于新桂系，而是黄埔系。1950年在广西抵抗解放军的时候双双阵亡。老蒋对这两个人真没看走眼。
不管陈牧农死因有多么复杂，唯一可以确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战便弃守全县，因此必死无疑。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原因不得而知。陈牧农并非没有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也不是胆怯之辈，应该不会怯战。我认为蒋介石可能私下暗示过陈，要他消极抵抗，保存实力。陈牧农很可能会错意，将“消极抵抗”理解成为“不抵抗”。总之他的这一错误决定让他付出了生命。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据守长沙期间因部署失当，部队在过湘江时被日军半渡而击，迅速溃散。在湘江当中就淹死1000余人[27]。这就要了他的命。陈牧农之罪比张德能更大更甚，被处决是必然的。在豫湘桂会战当中，人们唯一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处决迅速丢失河南的汤恩伯和蒋鼎文？蒋介石杀陈牧农，带有明显的杀鸡儆猴的意味。只是，杀鸡儆猴的时候，杀多大一只鸡是有讲究的。如果对方是一只鸵鸟，说不定还会伤了自己。
符昭谦（1901—1968）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人，字孟腾。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毕业。历任滇军排长、连长、副官、黄埔军校第1期区队长、东征军独立团营附、连长、第2师团部参谋长、第1军交通处副处长、处长、第17师团附、团部参谋长、参谋处处长、第83师参谋处处长、第78师团长、教导总队参谋长、第14军参谋处处长、代理参谋长、第9军参谋长、第85师255旅旅长、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第14集团军参谋长、第93军副军长、代理军长、江西军管区参谋长、甘肃军管区参谋长、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武都警备司令。1949年9月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员。1952年转业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8年9月20日病逝北京。
1944年10月，甘丽初接任军长，符昭骞、胡练成任副军长，下辖第10师、新编第8师、暂编第2师编制不变。桂柳战役结束后，该军开赴贵州遵义整编。1945年4月，该军被裁减，所辖第10师改隶第14军；新编第8师和暂编第2师被裁减。军长甘丽初改任第2方面军参谋长。
军长甘丽初（1901—1950）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高级将领。广西容县人。字日如。早年就读于容县县立中和广州农业专科学校。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二队。同年11月毕业后，在教导团任排、连长，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并因功升任营长。1926年7月，参加弱伐战争，因桐庐之战有功，升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927年5月，蚌埠之战后，升任第一师副师长。
1928年4月，甘丽安率部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7月，经伐完成后国民党军队缩编，任陆军第九师步兵第二十五旅旅长。1929年3月，率部参加蒋桂战争。11月和12月，又参加蒋介石和冯玉祥及唐生智之间的战争。1930年4月，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并升任第九师副师长。19312年76月，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1935年毕业后，升任陆军第九十三师师长。1936年1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0月，晋升为陆军中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甘丽初仍任陆军第九十三师师长。1938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隶属周磊的第七十五军）。9月，升任陆军第六军军长，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12月，率第六军参加桂南昆仑战役，同杜聿明指挥的第五国等部队一起，给日军沉重打击。1942年3大，甘丽初的第六军、杜聿明的第五军、张轸的第六十六军编为中国远征军。自滇西开入缅甸，对日军作战。甘丽初率第六军（辖四十九、九十三、暂五十五三个师在缅甸东部的毛奇、雷列姆等地，抗击日军进攻。后被日军击溃，由缅甸的景东撤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后，全军仅存六千余人。甘丽初被免去第六军军长职务。1943年，调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主任，并兼任西南干部训练团副教育长。1944年9月，又兼任翻湘边区总指挥。旋改任陆军第九十三军中将军长兼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年初，任中国陆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中将参谋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甘丽初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广州绥靖公署 参谋长等职。1949年5月，担任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桂东军政长官。全国大陆解放后，甘丽初率余部继续抵抗。1950年冬，在桂南阵亡。1959年10月，蒋介石追赠甘丽初为陆军上将。
甘竞生
甘竞生（1905--1951）国民党少将。号雄烈，广西苍梧人，生于1905年2月11日。黄埔军校第1期、中央警官学校警政高研班第3期毕业。1931年任第1师独立旅2团团长，1945年任暂编第2军暂编8师少将师长，1949年8月任桂东军政区副司令官，1951年2月11日在广西大瑶山被俘杀
关于副军长胡栋成（臣）
胡栋成（臣）副军长（1901--1950）中将。又名栋臣，号立中，广西修仁人。黄埔军校第1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4期毕业。1938年任第93军少将参谋长，1939年参加冬季攻势作战，1942年12月任第93军副军长，1944年参加桂柳会战，1945年1月兼任新编8师师长，4月任第46军副军长，1947年任第8绥靖区中将参谋长，1949年6月任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副司令官，12月27日在广西西隆接受解放军改编，后参与策动叛乱，1950年1月被解放军击毙
1921年由国民党桂林筹备委员李铭勋介绍加入国民党。1924年春由广西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苏无涯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排长，入伍生部教育副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连长、营附，中央教导二师营党代表、团政训主任，第二十三师补充团团附、团长、独立第三十旅副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九十三军补充旅少将旅长，第九十三军参谋长、副军长。1945年3月授陆军少将，后任新编第八师师长，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官，黔桂边绥靖区中将司令官。1949年12月底随张光玮向人民解放军投诫，接受改编。1950年1月策动叛乱，与人民解放军作战阵亡。
杨登鹏(1910～1951年)，苗族，广西隆林县长发乡新合村拱坝屯人。民国15年被杨福荫（当时任西隆县民团副司令）起用为警卫大队长。25年8月乌梅事件后，杨登鹏流浪到云南省广南县。26年底，杨登鹏从广南回家，西隆县长梁聘升委任其在长发乡协助乡长工作。次年冬，杨受西隆县府保送到广西省政府在南宁开办的民团干部学校第八期受训4个月，结业回乡后被升任长发乡民团大队长，29年升任长发乡副乡长。31年9月升任乡长。此后，把家从拱坝搬到长发居住。民国35年(1946年)后，杨登鹏被委为西隆县民团总队副队长。民国38年(1949年)10月，国民党利用地主武装，在西隆、西林县组建新编十六军四八师，杨被委任为副师长兼一四二团团长。949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黔桂边区绥靖区司令官张光玮，副司令官胡栋臣在西隆县城宣布起义，不久胡栋臣举行暴动，率残部到克长再成立黔桂边区绥靖区司令部，自称司令，并委任杨登鹏为该部新编四二师师长。1950年3月1日，杨登鹏率队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克长，在克长与长发交界处与解放军相遇，被解放军击伤脚部而溃逃。当日胡栋臣部亦被解放军击溃，胡自杀。4月间，在共产党政策感召下，杨登鹏向解放军交枪20支，并到县城与解放军驻军一五一师四五三团政委高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建纲会见。5月，百色专署为团结、 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送杨到南宁学习。但杨的匪性不改，6月间，接受国民党特务的派遣，从南宁回西隆，受匪“中国解放人民建国剿共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官吴中坚(又名吴天桂)委任为该集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1951年又被桂系政权委任兼任西林县府县长。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进军西隆剿匪，杨顽固到底，拒不投降。10月30日，被解放军和民兵用手榴弹炸死于克长乡隆保村九冲寨后背山的石缝里，同时，毙其长子杨华荣、俘其女儿。[1]
胡栋臣及黔桂绥靖司令部覆灭记
胡栋臣，又名栋成，别名东臣，广西修仁（今属荔蒲县）人，国民党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即黔桂绥靖司令部）司令。1949年，广西全境解放前夕与张光玮（注）一起率残部败退西隆（今隆林，下同），1950年3月1日被解放军围歼，胡栋臣走投无路，于西隆县克长乡岩洞自杀身亡。
走投无路兵败隆林
1949年2月，淮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进军华东、华南。时国民党华中军政公署长官白崇禧妄图死守广西，负隅顽抗，并为从海上逃往台湾、从陆地逃往越南、缅甸作准备，报经国民党行政院、“党中央”批准，将原湖北孝感第六绥靖区迁至广西，改建为“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即黔桂绥靖司令部），企图在黔桂交界处建立反共反人民的“根据地”，并委任张光玮（国民党中将）为司令，胡栋臣（蒋嫡系，国民党中将）为副司令，万式炯（国民党少将，原国民党十三绥靖副司令）、张秉忠（原国民党总统府警卫团长，国民党中将）任参谋长，由白崇禧及桂林绥靖公署指挥。当时广西战事吃紧，司令部于六七月移师百色。
1949年11月29日，张光玮在百色召开所属民团司令、保安团长、专员、县长及司令部处以上军官30余人参加的军政会议，会后，得知人民解放军已由巴马向田阳进军，便于12月2日凌晨率部4000余人逃往田林旧州，准备下一步逃往越南。12月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百色城，张光玮、胡栋臣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西隆县位于滇、黔、桂结合部、广西西北端。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贫困，又是个多民族的县份。国民党鞭长莫及，西隆不仅成了“三不管”的地方，而且成了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争霸掌权之地，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造成民族关系紧张复杂，张光玮、胡栋臣正是利用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政治环境、民族关系，于1949年12月22日率残部2000余人从田林旧州退至西隆县城。
张、胡退踞西隆县城不久，曾给靖西专员赖慧鹏去电询问可否经靖西逃往越南，赖慧鹏和百色专员陈汉流给张、胡二人复电称往越南路已不通，并告知赖、陈二人已决定起义，归向人民，希望张、胡二人也认清形势，尽早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后来张光玮又得知副司令万式炯也已在贵州安龙县向解放军投诚，顿时感到大势已去，张光玮便于1949年12月27日率千余人在西隆县城中山公园召开起义大会，并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然后按解放军通知于1950年1月17日前往田林旧州与解放军谈判改编事宜。胡栋臣对张光玮投诚深为不满，背地骂张是“叛徒”，趁张光玮去旧州与解放军谈判之际，策动叛乱，于1950年1月22日拉出500多人逃往贵州册亨县巧马区，并自任司令。可是到巧马不久，又得知册亨县城已经解放，不敢久留，只呆了六七天又窜回西隆，盘踞隆林克长乡，妄图伺机再起。不久，胡栋臣又网络了西隆县民团副总队长杨登鹏（苗族），组建新编四十二师，并任杨登鹏为师长，克长乡顿时众匪云集，成了“匪窝”。
垂死挣扎疯狂反扑
虽然胡栋臣残部多年来都有与解放军作战的经历，而且都是一帮死顽固派，但面对解放军摧枯拉朽之势，明知“东山再起”无望，却也不愿“立地成佛”，总想作最后挣扎。胡到克长才10来天，为了“杀鸡给猴看”，以镇住克长及西隆人民，于1950年腊月二十八日窜到邻乡岩茶乡蚀岩村以“剿共”为借口烧杀掳掠之后挟持了20名老实巴交的村民到克长，然后以“土共”的名义惨加杀害，制造了远近闻名的“二八”惨案。令胡栋臣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滥杀无辜的暴行不仅“镇”不住克长人民，反而激起了克长人民和西隆人民的极大义愤，胡栋臣匪部也为自己埋下了最后灭亡的种子。1950年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7000多人兵分3路，分别从云南罗平，贵州，广西百色浩浩荡荡进军西隆，当日，占领了匪四十二师师长杨登鹏的老家长发乡（离克长乡仅,20来公里），3月1日，杨登鹏听说此消息后，亲自带了一个连60人直奔长发看个究竟，不料到半路与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相遇，双方立即交火，匪徒被击毙、击伤多人，杨登鹏也被炸伤左脚，在下属的掩护下仓惶逃命，躲进了深山老林养伤。解放军乘胜追击，直奔克长。当天正是克长街日，当匪兵发现解放军后，激烈的枪炮声立即响了起来，一些早已厌恶了躲躲藏藏的匪兵夹杂在赶街的群众中四处逃命，黔桂绥靖司令部秘书长张秉忠也带着一伙股匪逃出了克长，剩余的各路残匪，在解放军猛烈炮火攻击了3个多钟头之后被击毙了41人，团长马克、谭振辉以下300多人被俘，胡栋臣被逼上克长小学后山的岩洞中，深感绝望，当着老婆的面开枪自杀身亡，结束了他反共、反人民的一生。
胡栋臣灭亡之日，也是西隆人民获得解放和新生之时。但是，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仍面临艰巨的剿匪任务。由于种种原因，县内的地痞、惯匪及国民党残余势力仍未得到应有的打击，他们仍在深山老林中藏匿，继续危害人民，并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5月份起，这些散匪在西隆境内连连制造恶性事件，杀害我政府工作人员、农会干部、人民群众达数十人，还制造了血腥的“德峨岩洞事件”（当时德峨乡政府在岩洞办公）。1950年3月13日，200多名匪徒包围了岩洞，受到解放军、县大队战士的顽强抵抗，第三天，匪徒到街上搜集了大批干辣椒，用火烧后往洞里灌烟，我们的战士和工作人员顿时失去了抵抗力，被土匪打死或被拉到街上杀害，牺牲的烈士达17人之多。
为了更好地消灭盘踞在西隆、西林境内的残匪，接上级指示，西隆县政府、驻军进行战略撤退。1950年8月18日下午，县人民政府、县大队、驻军暂时撤离西隆。
县人民政府、驻军撤退后，匪霸陆尔福（国民党戡乱建国军第十六师师长，隆林人）立即返回西隆，被杨登鹏委任为“西隆县长”之后，就坐镇克长继续与人民为敌，与共产党作对。此时，解放军正在滇、黔、桂沿县清剿残匪，而各路匪帮、国民党残余以为西隆是一块真空，又蜂拥而至，先后有云南广南的匪首王佩崘部、贵州兴义匪首刘爱吾部、余启佑部、刘范武部、屠建远部，流窜滇、黔、桂边境的“广匪”黄七部等匪帮不下3000人聚集克长，残害人民，与共产党作对，对西隆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
途穷末路彻底灭亡
残匪疯狂之时，也是他们灭亡之日。
正当残匪进入了我军为他们安排的口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7000余人兵分3路，从云南罗平、贵州、百色挺进西隆，与西隆人民一道，扫荡在西隆境内的残匪，至1950年10月底共歼灭黔桂绥靖司令部等残匪8000多人，原四十二师师长杨登鹏、伪县长陆尔福均被击毙，张秉忠带领国民党总统府警卫团残匪从云南返回西隆时被活捉，残匪全部被覆灭，西隆成了广西最后一个解放的县份。
（注：张光玮，原国民党中将，黔桂绥靖司令部司令（先），1949年12月27日向人民投诚。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其一直信任和重用，安排其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并历任广西区政协一、二、三届政协常委。1971年1月12日病故。）
第83师师长陈武：中将，原名陈光武，1906—1983，文昌市会文镇沙港上圮村人，1937年10月授予陆军少将，1948年9月授予陆军中将，黄埔一期毕业，1928年任少将团长，历任八十三军二四九旅少将旅长、中国远征军第九十七军军长、整一军副军长兼九十师师长、第五兵团副司令兼九十军军长，去台湾后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1924年春毕业于江西讲武堂，后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东征。历任教导一团三营九连排长、上尉连长，于克复兴宁、惠州之役中，建立战功。北伐时参与讨伐孙传芳之役，任十四师中校副团长兼第二营长。在龙潭激战和围歼孙逆之役立下战功。
1928年，历经台儿庄、临城等役，积功升任团长。后奉准赴日深造，先后就读陆军步兵及自动车学校。“一二八”沪战爆发后回国，曾任八十三师二四九旅少将旅长，参加“围剿”苏区；1933年参加古北口长城抗战。
1937年调陆军大学将官班二期受训，抗日战争开始后，与日军“熊本第六师团”喋血激战于北平西山之门头沟，负伤指挥，完成任务，升为中将师长，继续与日军在山西中条太行山区周旋。1939年在山西翼城大捷，获总长何应饮特令嘉奖。1944年任副军长，曾奉派赴印度参加美军战术训练。回国后，历任九十七军军长，整一军副军长兼九十师师长，曾随军进攻延安。瓦子街之役后，奉命成立九十军，遂以第五兵团副司令兼任该军军长。
1950年4月，从重庆返琼探亲，后去香港转去台湾，历任“国防部”参议、高级参谋等职。
1983年6月病逝，享年78岁。著有《短途突击之研究与对策》、《倭寇对我作战之教训》、《日本作战要务令》等书。
新八师师长马叔明，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辰溪县。1924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1月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官，师部科长、上校参谋处长等职。1935年后任第九师第五十六团团长，调驻福建永定，并在县署地址建筑中山公园，并在公园的东北建筑图书馆。1937年，马叔明任预四师副师长。1938年，预备第四师马叔明部由常德迁驻辰溪，驻防修溪乡的征溪、木洲一带。不久，马叔明接替袁朴任第九十五军第八师师长。1940年12月，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将新八师师长陈牧农调任第十师师长，由马叔明任新八师师长。他以傅砚农为副师长、范程远为参谋长，下辖第二十二团（团长唐嘉蔚）、第二十三团（团长熊宗宽）、第二十四团（团长李兴）。
1941年夏，日军纠集数个师团附以伪军一部大举进犯第一战区晋东南根据地，企图围歼第九十三军。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获悉日军此举，立即命令第九十三军强渡横河，西越同蒲铁路，突破日伪军封锁线后撤至韩城。是年11月，第九十三军安全抵达陕西宝鸡，开始担负宝鸡警备。1942年初，第九十三军又奉命开赴河北灵宝、陕县布防。新八师负责陕县城关的的防务。是年秋，新八师随第九十三军调赴重庆，负责卫戍“陪都”。1944年9月上旬，日军以第二十二、一0四师团和十九、二十三独立旅团从江西进犯湘东南地区，又以三十七、四十五、十八、一一六师团沿湘桂铁路向西进犯。第九十三军奉命从四川纂江驰援全州。9月12日，日军突击黄沙河防线。由于军长陈牧农仅部署了一个团在黄沙河防守，很快便被日军突破阵地。该军虽然作为卫戍重庆的部队而换发了精良装备，但是因为部队官兵数年没有在前线作战过，加之长途行军已疲惫不堪。所以一经与突入广西境内之日军接触，即伤亡重大。既而又因后继无援，接战仅一日即全线溃退。其中新八师师部更是被歼，师长马叔明只身逃出。当时军长陈牧农听信所属两个师长马叔明、王声溢的说法，误解为第九十三军的任务不单是守卫全州城，而是守卫全州全境。于是立即命令全军撤守全州城防，退至城郊三十里外，并且火焚全城，使国民政府将全州作为西南补给站的所有补给物品全部损失。9月14日，全州陷落，广西全省震动。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把全州失陷的责任归咎于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不听指挥，电报重庆统帅部。蒋介石大怒，立即命令枪毙陈牧农并以甘丽初接任军长，马叔明闻知此事后抛下部队带上几个师部幕僚离去。1945年11月，马叔明从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三期毕业后，任国防部少将部附。1947年底，马叔明退役。1948年底，马叔明被李默庵委为第十七绥靖区沅陵指挥所主任，驻沅陵。1949年2月27日，汪援华、曹振亚、周海寰等湘西土匪攻打沅陵，县长王秉丞准备向土匪以6000光洋议和，从泸溪赶回沅陵的马叔明听说与汪、曹匪部议和，不屑一顾的说：“区区几个蟊贼，妄想充当共党先锋，竟敢轻易从我马指挥的防区通过，这未免也太小看我马指挥了”。于是，马上在城内布防，又电请常德火速派兵增援。28日7点左右，从常德开来了一个营的援兵驰达沅陵。马指挥部队在白田关、鸳鸯山、黄草尾一线加固工事，严阵以待。在土匪的猛攻下，马叔明从沅陵退出，出走到了马底驿。几天后，长沙绥署改派刘嘉树接替马叔明任沅陵指挥所主任。
第10师少将副师长谷炳奎(1906～1951) ，字克涵，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出生，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阳县盐沙铺转上昂头谷村（今衡阳耒阳市南阳镇盐沙村）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毕业。
历任中国国民革命军少校营长、中校团附、第10师参谋处上校主任、第10师少将参谋长、第10师少将副师长、第10师师长、第14军副军长、第14军代军长、第14军军长、第十四编练司令部第十军军长、第112军副军长。曾获颁忠勤勋章、胜利勋章 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1932年8月，任第10师（师长李默庵）第28旅（旅长刘戡）第56团（团长陈德润）第2营。1934年2月，升任第28旅（旅长陈沛）第56团（团长马叔明）中校团附。1935年6月25日，叙任陆军炮兵少校。
1937年9月，升任第10师（师长彭杰如）参谋处上校主任。11月30日晋任陆军炮兵中校。1938年2月，升任第10师（师长彭杰如）少将参谋长。1940年7月，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深造。1942年7月，陆军大学毕业后派任第10师（师长王声溢）少将副师长。1945年2月，升任第14军第10师（辖三团）少将师长。10月10日获颁忠勤勋章。19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6月，第10师整编为第10旅（辖两团），改任少将旅长。
1948年3月6日，升任整编第10师（师长熊绶春）少将副师长。同月整10师改扩编为第14军（军长熊绶春），改任第14军少将副军长。参加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因第14军军长熊绶春指挥无方、撤职查办，由副军长谷炳 奎代理第14军军长。淮海战役结束后，谷炳奎回到湖南重组第14军，谷炳奎任第14军军长。1948年9月22日，晋升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1949年8月4日，在湖南长沙通电起义。6日率部进入四川，任第十四编练司令部第十军军长。1949年10月，改任第112军副军长。1949年12月24日，在重庆战败被捕。1951年，在成都被镇压。虽在起义通电中签了名，但只是诈降，随后拖出一部分部队反水。后来跑到四川，又任112军副军长,49年11月在重庆投诚，1951年在成都被处决，也算死得其所
第九十四师朱怀冰师长(1892年～1968年)，乳名四伢，亦名怪中。黄冈阳逻朱棋杆湾(今属武汉新洲)人。幼时家贫，受塾师周先生启蒙和资助就读于私立湖北法政学堂，逢辛亥武昌起义，遂参加学生军。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步科，1917年毕业后随湖北同乡、晋军师长兼晋北镇守使孔庚奔走于晋、豫、黔、蜀之间，组织护国讨袁义师，参与“鄂人治鄂”、驱逐军阀王占元的斗争。
1924年入滇，就职于川军石青阳部及云南陆军讲武堂。次年赴广东，投国民革命军，任连长、营长、团长及北伐军总司令部征募处上校科长，参加北伐。1927年1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局局长。次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军参谋长，后该军改称第二十七军，仍任参谋长。9月，军队复员编遣，改任陆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旅旅长，驻防兖州，不久升任第十三师副师长。1931年5月，第十三师开拔湖北，调任武汉警备旅旅长，并进入湖北省政界，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省民政厅厅长。制订并颁施《湖北各县政治战斗方案》，组织地主武装，配合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等的正规部队，向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和红军不断发动“围剿”，亲率部队在监利、沔阳一带进行封锁、搜查，包抄洪湖根据地。因“剿共”卖力，从1933年2月起，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四厅厅长、庐山军官训练团政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营陆军整理研究委员会主任、陆军第十八军第九十四师师长等职。
七七事变后，所部奉命开赴华北抗战，改任第九十七军军长，兼豫北自卫军总指挥。1938年4月晋升陆军中将。次年3月，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管河北民政，统率河北民军。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仅1939年属部张荫梧制造的冀中等县惨案，就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时人称朱为“摩擦专家”。1940年2月，受蒋介石密令，指挥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部，三路围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1941年至湖北恩施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1940年8月，再度出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在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赴云南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期间，代理主席职。主持“恩施高干会”，组建“民众训练委员会”，专事特务秘密活动。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被叛徒出卖遭捕后，他亲自进狱诱降，受到痛斥。后来何被杀害，朱受嘉奖。1944年7月，陈诚任军政部长，调离湖北，朱亦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兼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5年5月，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旋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身份奉令宣抚华北。
1946年4月，以“做大事不做大官”标榜，回到家乡任黄冈县长。时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对其不发委任状，改下聘书，以示礼遇。在黄冈1年，拟订《建设新黄冈计划》，勒令各地整顿保甲，训练壮丁，移民并村，增哨加卡，专门对付共产党。提出“一家通匪，五户问罪”的口号，滥施杀戮，扬言“要在3个月内剿完黄冈的共党组织”，1947年夏，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不久，陈诚离开东北，他亦回武汉寓居。
1948年夏，受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之邀，任湖北省企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该组织后改名“湖北省实业公司”，朱被选为董事会董事长。该公司设在汉口兰陵路应城石膏矿公司二楼，主管省政府接管的日伪期间开办的50多个省属企业厂矿。常邀一批政界落魄人士聚会，以“将毕生从事振兴实业”为幌子，企图东山再起。1949年春，于办公室旁设暗室，襄助堂弟朱鼎卿策划湖北省政府组阁人员名单，自荐任省政府委员、鄂西行署主任。5月，武汉解放；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鄂西，他由成都飞香港转遁台湾，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顾问。
此后在台相继任“行政院设计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4日病死于台北。
独立5旅少将旅长高增级
高增级(1902—1952)，字升堂，定边县石洞沟乡石洞沟村人，祖上任前清武官，父为光绪秀才。增级先后就读于本村私塾、安边高小学堂、山西运城省立中学、夏县景梅九办的平民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历任国民党军队排长、连长、处长、参谋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及地方保安司令和行政专员等职。
民国14年(1925)高增级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北京爱国学生深感国难深重，非武力不能救中国，纷纷投笔从戎。高在一个与冯玉祥有交往的朋友推荐下，进入了冯办的西北军干部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在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部卫队师（师长韩调元）先后任见习少、中尉，排、连长，参谋长等职，其时参加了讨伐张作霖、吴佩孚的北伐战争。1929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军长梁冠英）任上校参谋长，军械处处长。1930年，参加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冯军失利，高所在部被改编为25路军，高任第三师参谋长。第三师缩编后，改为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高任参谋主任并兼615团上校团长。其时随部在鄂、豫、皖“剿共”，这里是张国焘、红军总司令邝继勋和政委徐向前领导的红色地区，蒋介石实施一石两鸟之阴谋，胜则可消灭共党，败则可借红军之力剪除异己，高识其阴谋，建议旅团长暗与共产党联络，保全实力，再待时机。部队不与红军正面交锋，只对地方一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恶势力给予严惩，争取民心。
1934年，高去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受训半年，蒋介石曾亲自给学员训话，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训练团主要培训“剿共”战略战术，培养反共军事骨干。其时所在旅团已归卫立煌节制，卫当时为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高的615团担任司令部的警戒，驻防潜山、合肥一带。高因知识渊博又懂军事，卫十分看重高，卫赠高德国上好手枪一把、美国派克钢笔一支，高一直保存在身边，直到解放以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随卫立煌北上抗日，9～10月间高所在独立第五旅增援忻口战役，与日寇板垣第五师团正面作战，战斗很残酷，官兵伤亡惨重，高所在独立第五旅死伤4300余人，旅长郑廷珍战场阵亡，第9军军长兼前敌指挥官郝梦麟、54师师长刘家骥，因指挥独立第五旅作战亦牺牲于阵地。在战场危难之际，高增级战场受命为旅长，全权指挥战斗与板垣师团恶战28天，虽然最终忻口弃守，却大挫了日军锐气，也为后防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忻口弃守后，高旅退至太原、汾阳、临汾、候马一带，补充整修。1938年春，高担任临汾警备司令，保卫临汾、禹门口、船窝渡等战略要地，指挥韩候岭战役取得胜利，紧急转移了前方大批枪支弹药及重要军用物资。掩护卫立煌、阎锡山由禹门口西渡黄河。这次军事战略大转移关系整体战局，意义重大。阎、卫二位长官报告中央为其请功，蒋介石电令嘉奖并记特等军功一次。
1938年秋，高旅在晋西永和、石楼、隰县一带打游击与八路军林彪师长、徐海东旅长所部并肩作战。其间高对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民运工作十分欣赏和敬佩，在该旅也学习推行，收效甚好。但对八路军的不攻坚，不固守，敌来则走，敌去又来的战术，高不赞成，也不理解，认为是游而不击，只争政权，不打日寇。直至解放后在四川军大经过学习才认识到这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术，是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仅有远见而且非常正确。
同年秋，高率独立第五旅突破霍县、赵城的日军封锁，转进晋南之垣曲，归朱德总司令指挥。朱德路经垣曲，住高增级旅部数日，朝夕相处。朱总司令给高讲述新三民主义和当前国内形势，高听后深受教益，对其以后的思想很有影响，在国民党军官中常常言论极左。
1939年，高随卫立煌进驻洛阳，任第一战区战地副司令，兼洛阳警备司令。当时，洛阳战时治安极为混乱，高因有卫立煌及高级参谋长郭寄桥的支持，严行法令，对洛阳特权阶层的不法行为和有害公益的不法份子一一惩治查办，以抗日非常时期，国难当头之日为理由，对有损国家民众利益的坏人坏事一一惩处，使战时洛阳秩序井然，百姓非常满意。
1942年，高桂滋向卫立煌请求调同乡好友高增级到该17军任副军长兼新编第二师中将师长。新二师在晋南垣曲、横岭关一带守御，日寇大举进攻晋东南，在中条山一战，17军损失惨重，军长高桂滋失踪数日，高增级身负弹伤二处，此后到西安医治休养，由于蒋介石对异己从事排拆打击，故使人心离散迫使一部分人如孙良诚投日做了汉奸，一部分人任其宰割，坐以待毙如高桂滋、孙蔚如等。此时高增级对形势前景心灰意冷。
1943年冬，17军西移陇东，由抗日转为对付共产党，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高师驻防镇原、庆阳、合水、宁县一带。其时胡宗南主力部署于陕甘宁边区附近，准备对付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延安。高是陕北人，共产党利用其对家乡的感情和对蒋介石的不满，常常把大量边区急用物资从其管辖境内运抵边区。
1945年抗战胜利，高八年抗战在第一线与日军拼杀，本是抗战功臣，但其因并非蒋之嫡系，又因17军高桂滋早已经被蒋介石、胡宗南有所猜忌，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整编队伍将17军编掉，高一度在宝鸡闲居，因对蒋胡不满，曾与旧部及陕西朋友计划，在秦岭组织游击队，意欲瓦解胡军，不料蒋介石为了稳住高桂滋，调其为胡宗南副长官，高因投鼠忌器未敢举动。
1946年，高在卫立煌部的老上司高级参谋长郭寄桥主甘，其时被蒋编余的千余名军官闲居兰州，人称“军官队”，因不满蒋的对待，在兰州滋事已形成一大公害，政府极为头痛。郭委高主持平息，3个月之内不但化解了军官的不满情绪，并且都给了妥善安置，工作卓越，成为全国各省之冠。高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懂军事、会打仗、抗战时一直跟随卫立煌、郭寄桥左右，郭自然了解高，并与陶峙岳长官疏通，呈报中央请准将甘省的军事执掌权委以高增级。马步芳得知消息后，也速报马继元给中央，蒋因考虑到要利用西北马家力量而准请。郭深感马掌军权，他的主席日子自然不会好过。只得命高去甘肃省军事重镇天水执掌军政大权，授天水行政督察专员、天水保安司令、陇南警备司令及宝天护路司令等职，扼守陇南军事要地，以防不测。
高集陇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是陶、郭二位长官对高的信任，高在天水任上一不贪占，二不上绅十门子，对于治安则采取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曾枪决十匪恶霸10余人，对在公众场所为非作歹的兵痞、恶霸亲手枪击于当场者有两三人，以示警戒。使天水治安顿作好转。其时内战爆发形势已明，天水军事设施固若金汤，陶峙岳亲自视察指为甘省第一，予以奖励。
1949年，胡宗南大军入川，高兼新六军军长，留其垫后。其时，解放军彭德怀司令员、赵寿山主席给高来密函，意欲争取高反正，并指令高部袭击马步芳部队。高因其新六军相当部分是甘青两省的回民士兵，皆与马亲近，难以行动。另则高的思想也极为矛盾，又很注重晚节，因此按兵未动，赵寿山派定边老乡夏品山到高处策反，被高拒绝。天水撤退时马步芳令其破坏电厂、面粉厂、铁路、桥梁等主要设施，高拒不执行，不但没有破坏还严加保护，使天水解放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1949年10月，郭寄桥从台湾来电，命其选7000精壮官兵，在成都集结空运台湾，将编为120军。高即刻将家眷送抵成都，选精兵向四川方向撤退。12月底，军至四川贯山场时遭到解放军迎击，始知四川也早以解放，已无去路，旋命全军起义，自己却独自潜往成都。在成都与上司裴昌辉取得联系，此时，裴已起义，裴将高起义经过报告贺龙司令员，贺司令约请高参加晚会。在晚会上贺龙与高谈话，称赞高抗战表现不错，并询问高今后有何打算，并建议他先去学习，随即让参谋长写条子，介绍高到四川重庆歌乐山西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1年12月，甘肃省天水公安处将高增级从四川解回关押审查，不久因病住院。高因肺部弹伤复发，引起急性肺炎，于1952年6月3日病逝于天水医院，终年50岁。
1985年，甘肃省天水公安处与陕西省定边县统战部落实政策，追认高增级为起义将领。
第十师师长、解放军第五十二军首任军长王劲修
1949年11月1日，王劲修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军长。1950年5月30日，王劲修因在部队整训会议上提出的主张遭到批判而举枪自杀。1980年10月25日，总政治部对王劲修的问题进行复查，恢复了王劲修的起义将领名誉。
国军第十师与红十二师在冯寿二地区展开激烈搏杀
活着的王劲修在史书上却被记载“死”了
在很多记录有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8月）的史书上都众口一词地说王劲修在黄安西面的冯寿二地区作战中“死”了：
《星火燎原》中刊文说：“撤麻城之围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以十二师先行出发抗敌，1932年8月12日于黄安西冯寿二湾与卫立煌纵队遭遇，将其先头部十师击溃。待我主力赶到，敌已据地固守。我因强攻不利，星夜转移七里坪打击陈继承纵队。我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浴血苦战，反复与敌展开肉搏，又给敌第二师以惨重打击。以上两次战斗，共毙伤敌十师副师长王劲修以下5000余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典》记载：“率领红十二师与卫立煌纵队李默庵第十师遭遇，亲自率领后续部队跑步上前支援，经激战后，歼敌副师长王劲修以下2000余名，将敌打退。”
《陈昌浩革命生涯》一书中说：“红十二师与敌先头部队卫立煌纵队李默庵第十师遭遇，激战至晚。在红十一师、河口独立团配合下，歼敌副师长王劲修以下官兵2000余人，红军亦付出巨大牺牲。”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册）》中也说：“11日，在冯受（寿）二地区歼敌卫立煌纵队先头部队李默庵第十师副师长王劲修以下2000余人，自己亦伤亡600余名。”
读者如果不再深究，肯定瞅明白了，国民党军副师长王劲修确实“死”了。那么，“死”了的王劲修，又是怎样“活”过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军长的呢？
王劲修，字健飞，1903年4月17日出生，湖南长沙高桥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战争。1928年起任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党部委员，福建省保安旅旅长。1929年10月任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五师副师长。1932年初调到卫立煌指挥的第十四军十师任副师长。
1932年5月，蒋介石在武汉筹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抽调部队“围剿”红四方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军是被抽调部队之一。
由于对蒋介石的“围剿”力量估计不足，8月上旬，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主力调去攻打麻城，并在那里与国民党军形成相持状态。
这样一来。编入中路纵队的卫立煌指挥的十四军和其他国民党军从东线、西线、北线大举进入鄂豫皖苏区。
8月10日，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红军英勇反击，激战终日。但因众寡悬殊，加上十四军背靠平汉线，弹药得到不断补充，红军战地指挥员果断决定向黄安(今红安)方向转移。
卫立煌命令第十师进发黄安。8月11日，担任第十师先头部队的三十旅到达黄安郊外约五公里的冯寿二地区，与陈赓指挥的红十二师前锋相遇，双方立即开火。
十师师长李默庵和三十旅旅长彭杰如判断，可能遇到了红军主力。李默庵立即与卫立煌联系，请求让殿后的第十师二十八旅提前行军，抢占三十旅主力左侧高地，与三十旅形成掎角之势。
此时，卫立煌不仅接到李默庵的电报，而且还接到第五十八团参谋长的报告：“正面出击的红军主力约三四万人，用望远镜观察，很像是红军第四军、第九军的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及著名的独立师；还有地方部队若干，无法判认番号。五十八团仍在一无名高地上，伤亡过半，团长负伤；红军主力已放弃攻击五十八团，正高速向十师与纵队指挥部方向而去。”
综合各路电报后，卫立煌复电李默庵同意二十八旅的行动计划。按照先前分工，第十师副师长王劲修正好坐镇二十八旅指挥。于是，二十八旅仓促奉命从殿后进入前沿阵地。
至此，第十师全线投入到冯寿二地区，与陈赓指挥的红十二师展开激烈搏杀。
入夜，红军冲杀更加猛烈，再加上红军对这一带地形十分熟悉，又善于夜战，顷刻间。第十师指挥部和刚刚投入战斗的二十八旅被围得水泄不通，喊杀声不绝于耳。
卫立煌只好下令：“各部队加强收缩两翼防御线!”
但是，强行进入前沿阵地的二十八旅，哪里还有收缩的资本。红军的攻击更加猛烈，弄得二十八旅指挥部只好东移西挪。当二十八旅指挥部移到一棵大树下面时，整个战场突然全面开花，火光冲天。火光中，王劲修看到前方有一条通道，当即命令卫士班掩护自己，迅速从这条通道中逃生。
火光过后，由于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加之天黑，伸手不见五指。红军见敌指挥部已被炸毁，一时失去了攻击目标。如此一来，红军不但错过了俘虏王劲修的机会，而且在战报中认定王劲修等人已被炸死。从而导致事后军史研究人员和亲历征战的另一方当事人，见档案材料如见“现场”，统统在史书上记载了王劲修的“死”因“死”果，却没发觉王劲修“死”里逃生。
无奈之下、卫立煌电告李默庵：“保持原状。天亮后再尽量机动。”然而，善于夜战的红军，不可能停止攻击。一夜间，红军在冯寿二地区歼灭第十师2000余人。
第二天，卫立煌调集炮火支援，致使红军处于水稻田的不利地势，无法保护部队，才解了第十师的围。第十师各零星部队结成一片，与红军形成相持状态。
入夜，因“围剿”部队陈继承部从宣化向七里坪推进，红军主力决定放弃黄安，转向七里坪阻击陈继承部，李默庵的第十师残部压力减轻。
王劲修归队后，于1934年5月出任国民党福建闽江警备司令。1935年9月，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参议。
王劲修在卫立煌与李默庵的矛盾夹缝中生存
1938年9月20日，王劲修被任命为第十四军副军长。
此时，卫立煌担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由第十四军军长升任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卫立煌与李默庵的矛盾开始加深。
当初。李默庵是蒋介石安排到卫立煌师担任旅长的。后来，李默庵接任了由卫立煌师改编的第十师师长。蒋介石非常重视李默庵，并把第十师作为自己的基本部队和机动部队看待，时不时还直接指挥第十师的行动。另外，十四军副军长王劲修、十四军十师师长彭杰如是跟随李默庵多年的老部下，直接听从李默庵的指挥。这些情况对于卫立煌来说，确实不好受。
第三十三军团成立后，下辖第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第十四军辖第十师、第八十五师：第九十三军辖第八十三师、独立第五旅，由刘戡任军长。第三十三军团虽然隶属第十四集团军，由卫立煌统一指挥，但实际上已形成了“架空”卫立煌的局面。
为了不给外界造成“架空”卫立煌的印象。李默庵在第三十三军团各军、师级将官任免问题上，曾提出过自己的意见：“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任第九十三军军长，仍兼任第八十三师师长；第八十五师师长陈铁任第十四军军长：第十师师长彭杰如任第十四军副军长；第十四军副军长王劲修任第十师师长；免去第八十五师副师长陈武职务。”
李默庵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的考虑是，由陈铁任第十四军军长，可以取信卫立煌，使卫相信我无意将第十四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也决定免去陈武的职务，原因是陈武给我印象不好，为人不光明磊落，好搞小动作。(之所以考虑)刘戡任第九十三军军长兼任师长，原因是刘戡当师长多年，只是资历与自己比稍逊色，而第九十三军部队不多，让他仍兼师长，使他有实权。对于第十师师长彭杰如，安排他任副军长，让他与王劲修调换一下位置，师长这一级职务是有实权、主实政的。我这样安排是有意让王劲修在师长的位置上锻炼一下，过去他还没有干过师长。”
李默庵的这些想法和人事安排看似完美，但却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李默庵认为对陈铁的重用，卫立煌是满意的。待李默庵拟好人事调整方案时，卫立煌带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人员去延安访问，后来又去了西安。这期间，李默庵与卫立煌联系不便，再加上军、师人事调整又较为迫切，于是，李默庵未等卫立煌回来，就将此方案上报给了蒋介石，很快获得批准。二是，李默庵认为，彭杰如是自己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让彭杰如和王劲修换换位置，不致产生误解。因而事先没有与彭杰如商量就作了决定。
结果，这些人事安排闹出了不小的矛盾。带头闹事的自然是陈武。陈武对于被免职极为不满，到处挑唆、串通。陈武找到彭杰如，说李默庵不信任彭，对彭的使用是“明升暗降”。彭杰如还真让陈武给说动了。彭杰如和陈武一起去找陈铁，说李默庵要拉拢利用陈铁，“架空”卫立煌。
卫立煌回来后，陈铁、彭杰如、陈武又一同去见卫立煌，向卫立煌告了李默庵的状。卫立煌对李默庵没有与自己商量便进行人事调整很生气，再加上对蒋介石有意见，有几次蒋介石调第十师和第八十三师执行任务都不经过自己，有“光杆司令”的感觉。
有了陈铁、彭杰如、陈武的“耳语”，外加蒋介石的几次“架空”，卫立煌真的担心李默庵“架空”了自己。于是，卫立煌重新打报告，并派人去做蒋介石的工作。让蒋介石通过自己拟定的人事任免：“由李默庵任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陈铁任第十四军军长；刘戡任第九十三军军长，不兼师长；陈武任第八十三师师长；彭杰如仍任第十师师长；王劲修仍任第十四军副军长。”
卫立煌和李默庵的矛盾由此公开化，作为第十四集团军下属的第十四军副军长王劲修，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1941年8月，王劲修调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鄂南指挥官，指挥部队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抗击日军。12月，王劲修接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3年5月，王劲修任第九十七军副军长兼沅陵警备司令。1945年8月，王劲修调回南京，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参。1946年，王劲修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将官队总队长、国民政府主席特派战地视察组第六组组长。1948年9月22日，王劲修被授予中将军衔。
王劲修用招安手法处理“三二”事变
从1948年9月王劲修被授予中将军衔到1949年1月，解放军接连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各阵营分崩离析，自寻出路，王劲修也不例外。他由南京回到了老家长沙，被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委任为长沙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王劲修能够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与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李默庵的保荐是分不开的。据李默庵回忆，程潜回湖南主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湘赣绥靖公署扩建五个师的兵力。程潜在扩建正规部队的同时，还决定扩充和编训地方部队。意在抓自己能够控制的武装。
程潜专门向李默庵提起此事，李默庵理解程潜的意思。他向程潜建议说：“此项工作非一个能干而且牢靠之人不可，不知颂公意下如何?”程潜马上追问：“是谁?”李默庵说：“此人便是王劲修。”他接着对程潜说：“我了解王劲修对蒋介石政权已丧失信心，有依靠程主席谋出路的想法，加上王劲修有编练部队的经验和能力，由他来抓地方武装是最适合的人选。”程潜听了李默庵的介绍和推荐，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久。王劲修接到李默庵的通知，被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因司令一职由程潜兼任，故整顿地方武装便落到了王劲修身上。王劲修没有辜负程潜和李默庵的厚爱，上任后对地方武装编训有方，还妥善地处置了“三二”事变。
当时，程潜和李默庵下令改组湘西地方武装，组建“戡乱建国大队”，其武器和士兵由警察局、自卫总队拨给，而且枪要新的，士兵的体格要壮的，从而触犯了湘西地方势力的利益。永顺县警察局局长曹振亚和驻大庸的保安第十团团长汪援华首先发难，大造舆论说程潜和李默庵要排除湘西地方势力。组织了所谓的“湘西人民反压迫行动委员会”，喊出了“湘西人治理湘西”的口号，并成立了“湘黔川人民自卫军”，汪援华、曹振亚分任正、副总司令。1949年3月2日。汪援华、曹振亚率领5000余人与国民党正规军两个营激战，并攻入沅陵城。3月5日，“自卫军”又在驻守辰溪兵工厂的张玉琳部的内应下，一举攻陷辰溪，抢走兵工厂步枪3万余支、机枪数百挺。张玉琳成了湘西最有实力的地方武装。各武装群起效仿，事变迅速蔓延开来。麻阳地方武装龙飞天攻陷麻阳，活捉县长杨熙政；泸溪武装徐汉章攻陷泸溪城；黔阳武装潘壮飞血洗黔阳，并准备攻打洪江、安江，然后再与汪援华、曹振亚联合起来称霸湘西。如此一来，湖南的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行政区处于动舌L之中。
“三二”事变不但使重新主政湖南的程潜大丢面子，而且打乱了程潜的治湘部署。为了驯服湘西，程潜下令公署保安第二旅前往进剿。保安第二旅硬是打不下“自卫军”占领的沅陵城。最后，程潜不得不采纳王劲修的办法“招安”。
经王劲修的“招安”，将汪援华、曹振亚叛乱的部队和警察编为保安第五旅，汪援华、曹振亚被任命为正、副旅长，湘西很快安定下来。
王劲修编训地方武装有功。更加受到程潜的重视，以至于长沙起义时，王劲修成了国民党军方谈判代表之一。
长沙起义中的王劲修
应该说，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率国民党军在长沙起义是比较仓促的，以至于起义通电发出后，8月5日才组成湖南和平谈判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正式谈判。
未经谈判即起义，这在起义史上也十分罕见。
为什么会这么仓促?据驻长沙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回忆：“解放前陈明仁除几个亲信僚属外，很少与部队将领接触，彼此之间只有长官与部属的关系，没有真正感情的维系。因此，在起义前他不便也不敢将有关准备起义的问题向所部将领通气，直到起义前夕，最后一次召集兵团的军、师长谈话时，也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大局日益紧张，湖南不能再打仗，必须要应变，我们应和程颂公一起走和平道路，才有生路和前途。各部队长应好好掌握部队，一致行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起义。至于起义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各人应做的准备，根本没有谈及。一句话，起义前应做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没有做。当8月4日程、陈领衔发出起义通电，8月5日见报之前，兵团的各将领(包括我在内)都不知道自己已被列名通电。通电发出后，兵团的四个副司令官刘进、彭壁生、张际鹏、熊新民全部叛逃。三个军的军长和副军长也都率部叛逃。”
文于一说的熊新民，是陈明仁委派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淡判的代表之一。湖南国民党军方谈判代表有两人，另一个军方代表刘云楷也率部叛逃了。显然，熊新民和刘云楷对于起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熊新民、刘云楷参加完第一次谈判会议就率部叛逃了。熊新民、刘云楷叛逃之后，王劲修和彭杰如接替谈判。
长沙起义的仓促，还可从陈明仁在1949年9月16日给解放军湖南军区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的一封信中，看得更加清楚。陈明仁在信中说：“萧司令员：关于我们部队请你们派遣大批政治人员来我部指导学习革命理论以达成改造目的要求……我的意见想：一、请暂在兵团部、军、师、团、营、连各级设置类似政治部的指导机构；二、他们的任务是指导各级建立学习小组、学习方法及唱歌等项目：三、我暂时只要求能给部队人员知道要学解放军才有出路，搞清楚这一点，以后的改造就容易了。你的意见怎样，请答复代表我军的李副司令员。”
陈仁明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起义初期解放军接管时只派了原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覃国翰、原冀东军区副参谋长杨文谟、原一二六师师长王振祥、原独立师参谋处长黄文谟和原一三四师师长钟明彪等五人组成的党组，人数太少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需要做。
尽管起义是仓促的，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还是同意王劲修等参与谈判时提出的要求，决定成立湖南临时政府，由陈明仁任主席，袁任远任副主席；原已设立的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改称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由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陈明仁、金明、袁任远、周礼、仇鳌、唐星、李明灏和唐天际任委员；起义部队仍保留三个军，番号改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兵团司令员陈明仁。第一军军长王劲修，第二军军长傅正模。第三军军长彭杰如。
归王劲修指挥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一军的基本成分，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是陈明仁的原属部队，大部是1949年以后划归陈明仁指挥的。这支部队过去长期受蒋介石排挤和歧视，官兵们对蒋介石极为不满。
王劲修担任第一军军长后，很快理出了兵团所属几个军的特点。王劲修在与兵团领导谈话时说：“第一军的特点是：三个师都是含有地方性的正规部队，第一师一团原是山东民团，第二师是原西北军部队，第三师是四川部队。士兵大部分是北方人和四川人：军官北方人数量较多。第二军的特点是：大部分是湖南人，组成时间较晚，与程、陈关系较深；第四师是原陈明仁部第六十三师，其中两个团是1949年在湖南组成的；第五师是程潜的警卫部队及地方部队拼成，干部大部分是宪团干部：第六师仅是一个空架子，军官大多数是抗战后退役失业军官，基本都是湖南人。第三军的特点是：全部是由湖南保安部队改编而成，过去是县区保安队，逐渐编成保安团、师，历史最长的不过两年，地方性、封建性极浓厚，军部即原保安司令部的底子，对各师控制力较强；部队与程潜关系较深，军长和副军长都与程潜是老关系。”
1949年9月，起义部队进行了整训。9月29日，中央军委根据整训进程，决定将一个兵团三个军改为一个兵团两个军。
成为解放军第五十二军首任军长
1949年11月1日，起义部队正式启用新番号，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王劲修任军长，杨树根任政委。第五十二军下辖三个师，原第一师改编为二一四师，原第二师改编为二一五师，原第三师改编为二一六师。王劲修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首任军长。
1949年12月2日，第二十一兵团成立大会在驻地浏阳县城隆重举行。王劲修等高级将领聆听了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的讲话。王劲修赞同陶铸对二十一兵团成立意义的说法：“它向全世界、全中国人民宣布，二十一兵团的全体同志们，在程主任、陈司令员领导下，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是光荣的。”王劲修更赞同陶铸对二十一兵团官兵的勉励：“更好地学习，彻底地改造自己，进步之上再加进步，真正成为人民国家的忠实捍卫者。”
成立大会上，陶铸还代表中央军委向部队授予“八一”军旗和印章，王劲修和各级指挥员一起，上台接过军旗、印章。陈明仁带领王劲修等各级指挥员举手宣誓，表示诚恳接受各位首长的指示，“感谢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
1950年2月，二十一兵团奉命离开浏阳，兵团司令部移驻醴陵；王劲修奉命率五十二军移驻攸县、茶陵，军部设在攸县城关。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开展生产，进行政治教育。在政治教育中，王劲修提出“部队整训，要改变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作法，要重视学习《孙子兵法》”等主张，受到批判。5月30日，王劲修举枪自杀。
1980年10月2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会同广州军区对王劲修的问题进行复查，恢复了王劲修的起义将领名誉
第九十三军第十师师长王声溢，名雄，字心一，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县长岭乡。[2]湖南法政大学毕业后，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一团第一连学习，1926年10月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历任排长、连长。1928年12月，王声溢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学习，1931年10月毕业。 1937年，王声溢任第五十九团团长，参加忻口战役，10月15日，日军集中坦克30余辆、炮100余门，向大白水东西阵地全线猛攻，团长王声溢、营长郑庭笈负伤，其他团、营、连长伤亡亦颇多。1942年1月1日，王声溢任第九十三军第十师师长。同年8月进驻重庆，担负陪都的卫戍任务。1943年6月移防四川江津。1944年7月开赴广西参加桂柳会战。同年9月在全州溃败，损失惨重。1945年2月因军纪败坏严重，在贵州龙里被缴械整顿。同年冬，湖南恢复湘东、湘南、湘西、湘北四个师管区，王声溢调任湘北师管区司令，驻常德，下辖三个团管区和二个补充团。1948年9月22日，王声溢晋升陆军少将。
1949年7月，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反共军事斗争的需要，明令撤销湖南省各师管区，将原有师管区失役行政体制改为作战部队体制，师管区司令部一律改为暂编纵队司令部，原师管区司令为纵队司令，以各师管区原有补充兵团和新兵大队为基础，每纵队编为若干支队。程潜认为补充兵团毫无战斗力，撤销师、团管区，把补充兵团和新兵大队编并为保安部队，师管区司令调为省保安副司令，遭到谢声溢、王声溢的反对，他们认为师管区属国防部管辖，人事、经费均由中央负责，地方长官无权变更中央决定。程潜电告南京政府，得到支持加以推行。6月底，王声溢任湘北纵队司令，列名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1982年，王声溢病逝，终年80岁。1984年9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恢复其起义人员的名誉。
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在忻口战役
战前敌我的一般概况
当卢沟桥事变之初，阎锡山认为自己是亲日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对他不利。
谁知日本侵略军不断继续西侵，矛头指向太原，阎又以为晋绥军尚能一战，凭晋北天险足可拒敌于长城各口以外。未料晋绥军言与敌人交战，立即发现难以抵御，于是阎乃向蒋介石吁请派兵增援，此时国共合作，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所部在平型关曾予敌重创，故敌氛稍戢。
然敌不以此挫折而放弃其积极西犯之企图，仍继续增调兵力企图夺取太原，于是忻县以北、井陉以东同时告警。晋北战场忻口正面由阎自行指挥，实际上乃是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在发号施令。晋东方面的作战，由第二战区副长官黄绍竑指挥。阎本人仅在太原遥制而已。兹将晋北方面兵力部署概述如下：最高指挥官是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驻忻县）。
指挥忻口战役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左翼兵团：第十四军，军长为李默庵。该军军长初系卫立煌兼，由千钧台（门头沟附近）南撤至石家庄后，后由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升任（李仍兼第十师师长），辖第十师、刘戡第八十三师及陈铁第八十五师等三个师。后来因敌军猛攻忻口左翼大白水及朦腾村，情况紧急，阎又逐次增派郭宗汾第七十一师、孟宪吉第六十八师及晋绥军的两三个炮兵团，以增强左翼。
中央兵团：最初是第九军，军长为郝梦龄，兼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辖刘家麒第五十四师及郑廷珍独立第五旅。嗣被敌军猛攻，伤亡甚重，兵力不敷分配，又增调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原系胶东刘珍年部改编）归郝指挥。后来因郝梦龄阵亡，又加该军伤亡殆尽，乃调往后方整理（由郭寄峤兼军长）。忻口正面的中央兵团由王靖国任总指挥。王辖有杜坤第二一五旅及段树华第二○九旅，后又增加陈长捷军的第六十一军。陈兼前敌副总指挥，郝阵亡后，任前敌总指挥。最后又由左翼兵团抽调第八十五师陈铁部参加中央兵团作战，一直苦撑至战争结束。
右翼兵团：第十五军，军长为刘茂恩，辖第六十四师（武庭麟）及第六十五师（刘茂恩兼）等部。右翼因系五台山南麓，山峦重叠，地形于我有利，故敌对该方面似采守势，除以炮、空及相当部队牵制和佯攻外，战斗不如左翼及中央之激烈。
当时符昭骞对敌情曾作出判断及对策，写有报告送交李默庵。此项报告现犹保存，兹照录于下，以证明当时情况之真实性。
１.全盘（指全国、全局而言）的敌情判断：现在华北之敌，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截断中苏联络计，必以华北现有部队（指关东军）之一部沿津浦路切实占领黄河北岸，而以主力沿平汉线南下，侧出娘子关南北地区，西犯太原；另以有力之一部在忻县以北牵制我军，分兵一部沿岢岚、方山出汾阳会攻太原，占领战略要点，然后肃清黄河以北之我军，适时组伪组织，以日人指导，任黄河以北之守备。
嗣后抽出全力，以两三个师团转用于青岛，强行登陆，一举下济南、济宁，侧出归德，内分一部出亳州，主力西趋开封、洛阳。更以两三个师团增强于上海方面，期将我军压迫于浙西、赣东、皖南山地，则全局殆矣。
根据以上状况判断，山西为我生死关头，应以重兵扼守，始为上策；否则山西一失，吾国危矣。
２.当面（指忻口正面而言）的敌情判断：当面之敌，乃由平型关、雁门关、宁武诸股会合者，兵力至少在两个师团左右。其南犯太原，直下忻太盆地之企图，昭然若揭。其将来兵力之使用，必先以一部攻忻口以北高地，期吸引我军主力于该方面，然后以其主力由大白水以西刘庄间趋奇村镇，以遂其各个击破之诡谋。
基上判断，我军应以三个师在本阵地（指左翼兵团正面而言）固守，以装备完整之两个师乘敌攻击顿挫时，先以地区预备队发起逆袭，同时以两个师由左翼永兴村以北施行反正面攻击战法，将该敌包围而歼灭之。
右两项所见是否可行？恭请衡核施行，谨呈军长李职符昭骞（印）廿六年（一九三七）十月十一日于西沙洼军部。”
此判断除以书面呈交军长李默庵外，并以电话念给总部副参谋长文朝籍听，提供总部作为参考。
国民党军忻口作战晋绥军自九月在晋察边境经不起日军进击，节节败退。以后敌分两路进逼晋北：
一路由张家口沿怀安、蔚县、广灵、灵邱入平型关，趋繁峙、代县；另一路从广灵、浑源、应县至山阴、广武以入雁门关。其主力则由京绥路陷大同，直趋朔县、宁武，沿同蒲路直奔太原。此际，晋绥军王靖国军在崞县，姜玉贞旅在原平，阻敌南下。
十月初，姜玉贞在原平战死。
先是，李服膺部自天镇战败撤退，大同、怀仁相继陷敌，天险雁门关亦被敌突破。阎锡山张惶失措，乃将李服膺枪决。
此时，卫立煌率其所部第十四军，于十月初从石家庄由正太路输送至太原以北集结。卫率总部幕僚先往太原，与阎面商对策后，受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四军陆续西开，数日后，第十四军在忻口以南集结完毕，即开往大白水、朦腾村任忻口左翼之守备。
刘茂恩之第十五军，曾一度开至平型关作战，后奉命撤回忻口附近。当卫立煌部由太原北进时，刘已在忻口东北东社、宏道镇附近山地占领阵地。该军原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至是改隶卫立煌，移驻忻口东北，任忻口右翼之守备。
郝梦龄之第九军，在第十四军未到达忻口以前，已开忻县附近集结。卫立煌到忻县后，郝归卫指挥，被派担任忻口正面之守备。
敌自平型关受创后，增调大量空军，扩展机场（阳明堡亦临时建筑机场），先作广正面与远距离之往复侦察，更派骑兵严密搜索，于十月九日前后进抵忻口以北平地泉东西附近。
接着，敌以步骑炮小部队向大白水及南怀化施行威力侦察，均被我军击退。尔后敌遂大举向上述两地猛烈攻击。兹将当时战况概述于下。
南怀化之陷敌及我军之盲目反击
郝梦龄军任忻口正面之防御，以装备较差，又缺防空器材与防空训练，数日来被敌军空炮之集中猛击，伤亡不少。郝已有防地广、兵力单之感，向卫立煌请求增援。时值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奉令由五台南援，即由卫立煌拨归郝梦龄指挥。十月十四日拂晓，李仙洲亲率先头两个团前往忻口西北高地北麓接防。李正在侦察地形、部署兵力之际，敌军又集中炮空与步骑及坦克向南怀化猛扑。当天九时左右，李部接防甫竣，工事尚未修复，李已身受重伤，其随从卫士亦伤亡殆荆第一线的两个团亦伤亡极众（营长以下的军官尤多），嗣由副师长黄祖埙率第二线部队增援，战况始转危为安。此后遂由黄代理师长，继续作战。
此时晋绥军陈长捷率四个团从平型关方面转战回来，向忻口增援接替阵地。第十九军王靖国部从崞县撤出后，到石岭关整顿，也奉命向忻口增援。但军行途中，在青黄不接时，敌一再增兵猛攻，至十五日下午，忻口以西之南怀化和其东北之制高点１２００高地遂陷敌手。郝梦龄一再派队反扑，终以敌火力炽盛，无能为力。
突入之敌分向两翼延伸，扩张战果，至黄昏已突破约四百米之缺口。此处形成中央突破，我阵地两翼受到很大威胁，形势岌岌可危。
阎锡山听说忻口被敌突破，一再严令卫立煌立即抽调部队反攻，并催已出发在途之晋绥军兼程火速北开，企图恢复原阵地。阎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乃悬赏五十万元，声称谁能将忻口１２００高地夺回，就将此款给谁。而卫对夺回１２００高地究应采取什么措施又未加考虑，更谈不到周密的准备。他亲自跑到忻口，仓皇间下令反攻。当天下午决定，当夜十时开始行动。他抽调郝梦龄军、李仙洲师和总部预备队，共约五个旅的兵力（人数不足），在同一时间，由三个不同方向分路向１２００高地猛袭。
忻口战场我军冲向敌阵与敌展开肉搏图片１２００高地仅是一个连的战斗正面，最多派一个营即能胜任。我们的最高指挥官事先既没有妥善的安排，出进道路也没侦察，即下令反攻，而一般将领也无人建议及阻止。此种盲目攻击，且系夜间行动，联系又不确实，各部队官兵又贪图夺取五十万元的奖金，乃奋勇争先一拥而上。那天夜晚没有月亮，伸手不辨五指，加之阵地窄而人马多，结果弄到自己人打自己人，自相残杀，死伤不少。日军则躲在阵地以内，等我反攻部队到达附近时，即以炽密火力扫射，我又伤亡甚多。事后据侥幸生还者说：“当时手榴弹、步机枪声，密如过年时放爆竹。我们冲到山顶时，有人讲日本话，也有人讲中国话。打到天明，大家就散了。
当时总部副参谋长文朝籍，也到忻口督战。文于十六日早晨将战况以电话通知符昭骞。符诘文以四百公尺之正面，夜间行动，联络指挥均极困难，何以用偌大兵力。文答以阎长官严令督促，故卫立即遵办。
郝梦龄战死后，卫乃令陈长捷接任前敌总指挥。第九军撤往后方整理，由总部参谋长郭寄峤兼任第九军军长，以接替郝之遗缺。符昭骞调第九军任参谋长。
敌人既然占领了制高点１２００高地，我方阵地正侧两面均受其瞰制，为害至大。敌人不时以飞机投下重磅炸弹，并俯冲扫射，复以重炮先行射击，随以野炮山炮向我猛烈集中射击。而我们既无飞机又无重炮，晋绥军仅有少数野炮山炮，但制造条件落后，瞄准须先行试射，经校正之后始能行效力射击。因此对敌目标尚未行效力射击之时，即招来敌人多数炮弹。敌人炮空联络又很密切，我炮位置易被发现。
敌炮瞄准与发射都很迅速，我们打他两炮，他即回击百数十炮，我炮立遭歼灭。所以我炮不能轻于发射，仅用游击战法，瞅准时机，连发数弹，不计成效，立即转移至新的预备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法是：当敌炮射击时，我守兵即隐蔽于散兵壕内，置监视兵监视敌人，等敌到达我有效射程以内时，乃出而猛击。但我们的工事，因器材及土质关系，强度较差，且缺乏被覆材料，既浅又薄，掩护不了身体，也抵抗不了炮弹。我工事被破坏后，只得在敌人炮火之下进行补修加强，但为效极微，只仗夜间，乘间急修。敌炮火不断破坏，我不断修复；敌再破坏，我再修复。敌人每个步兵营都有一种步兵炮，并有平射及曲射小炮各一门。这种炮，口径虽小，而速度却大，可以射穿我们的工事。我们的工事多半为砂土筑成，不够坚厚，一穿即透。敌掷弹筒之破坏力尤为利害，我军官兵葬身于工事内者不少。且敌占据制高点，控制我阵地交通。
我们阵地的交通路，沿山势倾斜，极尽曲折之能事，以期减少损害，但隘路口总不免有相当大的损害。因此我们的伤员不能及时后送，因不能得到治疗以至殒殁者为数不鲜。
在上述状况下，我们与敌撑持主要是待敌人接近我阵地前沿时，猛投以手榴弹。
敌人在此场合，无不倒下，常在我阵地前尸横累累。此法屡试屡验。
在对峙中，我们有时于夜间派出小队进行阵前搜索，每每取回敌人遗留的轻机枪、步枪、望远镜、战刀等等；也有敌人尸体上摸回其日记本、铜佛及黄纸红印的佛像、红缎签子等避难迷信物品。
忻口战役遗址·战备窑洞大白水战斗经过
左翼兵团驻防大白水一带，其兵力部署如下：第一线摆两个师，第十师在右（大白水正面），第八十三师在左（朦腾村亘大白水西侧），第八十五师分散控制于朦腾村附近，为军预备队。炮兵主力置于大白水东南之东西胡林，一部在朦腾村东南。军部在××村。前进指挥所在西沙凹（大白水西南）。
大白水系忻口左翼兵团一个较为突出重要之据点。其以西又有从东向西、愈往西而愈高之台地，与正面阵地互为犄角，增加了敌军进攻之极端困难。敌军如拿不下大白水，则绝难南进深入；纵使夺了大白水，而如同时不能攻下朦腾村，则敌侧背将感受极大威胁。但敌欲同时进攻两地，则兵力分散，而我军可以互相支援，迫使敌人难以兼顾。加之此地既有宽厚之土围，其坚固有如城墙，亦足以限制敌战车之活动和冲击。我军还可利用墙壁设置强固之枪眼，又可利用墙脚挖成坚固之掩蔽部，减少敌人炮空之危害。加之阵前地势平坦，敌人的活动逃不出我军之监视，我军可以充分发挥火力，予敌人以猛烈打击。这里的房屋建筑又极牢固（晋北房屋很多类此），利用墙壁死角可以作纵深配置，构成极多支点。纵敌集中炮空猛击，然欲将大白水夷为平地，则势所难能。这样的地势，诚可谓为进可攻、退可守之好地势。此为优点。但是也有缺点，其前之地比较隐蔽，且交通便利，敌易接近，利于诸兵种联合进攻。加之，此地过于突出，是为我方之弱点。
但就忻口全盘态势来说，纵忻口被敌中央突破，如左翼大白水屹然不动，则敌仍难得到胜利。益以右翼有延亘很长之五台山麓，连山地带可以对敌夹击，形势甚佳，敌愈深入，不啻钻入口袋，危险愈大。在忻口西北南怀化制高点失陷以后，对全局来说，亦影响不大。如能沉着应付，调集兵力从左右两翼向突入之敌夹击，而不从１２００高地反攻，则我方可免无谓之牺牲，且能予来犯之敌以重创或全歼，可以断言。
当敌军猛攻南怀化之同时，敌板垣师团以一个旅团及××联队，于十月十五日拂晓，集中坦克三十余辆、炮百余门，在其空军掩护之下，向我大白水东西阵地全线猛攻。大白水正面战斗最为激烈，村落以外之据点工事及所有交通壕全部被敌炮空及坦克所毁。我李师、刘师奋勇迎击，双方伤亡均重。自晨至午，愈战愈烈，我李师陈牧农旅及第五十九团伤亡甚大。团长王声溢、营长郑庭笈同时负伤。其他团、营、连长伤亡亦颇多。
当敌军将大白水外围工事及障碍物摧毁后，便由东、西、北三面将大白水包围。
由于围墙坚固，敌坦克多次猛冲均不能进入。其中三辆乃从东关顺交通路突入大白水市街，经我李师与之巷战，将其步兵击退。但其坦克非常猖狂，一直冲至第二十八旅（旅长陈牧农）旅部，虽没有步兵跟进，仍以机枪及小炮来回射击，守卫旅部的战士均被打死。此时我方秩序颇形混乱，情况紧张至极。符随即向李默庵建议，以汽油喷浇敌坦克，然后以手榴弹投掷；坦克着火，敌人必退。吴宗泰提议，以集中炮火和集束手榴弹打坦克。于是李转告陈牧农，陈立即照办。至黄昏时，将敌坦克一辆击毁，其余二辆见势头不对，掉头沿原路东窜。陈牧农打退坦克后，立即派兵加强工事封锁坦克进入口。至是，阵地乃转危为安。
但敌人之进攻并未因此而稍歇，坦克车在我阵地前沿仍极猖獗，我方无法将其击退。这是因为敌车分区分段活动，由车中瞄准我方阵地，我军官兵一伸头观察立遭击毙。我交通要道也被敌人封锁，连小部队都不得进出，战守均感不易。
忻口战役中缴获的日军武器
一天，李默庵命令第八十三师刘戡于夜间向卫村敌人阵地进行夜袭，并抽出刘师一个旅加强大白水之守备。刘戡派第四九三团团长李纪云率部向卫村夜袭。李默庵派吴宗泰至朦腾村督战。
黄昏时，有军部战车防御炮营到达军部。李决定以四门防空，四门交给第十师使用。符建议派少校参谋胡旭贻率同该炮营于黄昏后开到第十师师部。并关照胡旭贻，须在围墙之内，连夜另凿炮眼，勿露痕迹，勿发生音响，以免被敌发觉招致损害。挖凿炮眼，只将土墙凿去一部分，仍留一二公分厚之薄土，以通条刺破一小展望孔，对准敌之坦克。凡有坦克之处，均如此挖好炮眼。为了及时完成凿炮眼的任务，派师部工兵营协助小炮营当夜动工，限拂晓前将炮眼凿好。令陈牧农当夜如法炮制。不料天寒地冻，土质坚硬，不易凿开，工作进行极慢。后来大家研究，最后以沸水淋墙解冻，这才慢慢地凿刮开来，将炮眼做好。翌日天明，将炮对准敌坦克，隔墙壁打出，一下子击毁敌坦克及装甲汽车多辆。敌受此意外损失，其余坦克立即撤走。大白水外围局势始见稍松，惜打坏之敌坦克，我方无法弄回。
这时陈牧农派兵重修散兵坑、交通沟，又恢复原来之态势。敌每日仍以炮空轰击，并派兵随小量坦克来攻。然我之工事已逐渐加强，来攻之敌均被击退，故大白水之敌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不过我方因遭敌炮空猛轰，每日仍有伤亡。
第八十三师刘戡所部夜袭卫村未能奏效，翌日继续攻击，打了一天，伤亡将近七八百人，仍未能得手。
当大白水最紧急之翌日（好像是十月十七日），第六十八师（原独立第八旅）师长孟宪吉及第七十一师师长郭宗汾相继到达，炮兵团三八式野炮和山炮两团亦加入左翼兵团战斗序列。因此我们重新部署：（１）以孟宪吉师右与中央兵团衔接，任最右翼之守备。孟师仅担任约一公里宽之正面，位置于某高山之侧我左翼兵团炮兵群附近。（２）第十师，附小炮营（欠一连），缩小正面，右与孟师取联系，仍以主力在大白水附近任现阵地之守备，一部向敌寻机攻击。（３）第八十三师停止对卫村之进攻，任朦腾村至大白水间原阵地之守备。（４）第八十五师右与刘师联系，接替朦腾村刘师阵地以西之守备，保持重点于左翼，候命出击。（５）第七十一师为军预备队，位置于朦腾村附近。（６）各师应抽出得力部队，在第二线构筑预备阵地。（７）炮兵主力仍在东西胡林附近，以一部置朦腾村附近，任务同前。（８）各师防空应注意事件（从略）。（９）兵站推进至三交镇。弹药交付所及粮秣交付所均在三交镇附近。
此时，八路军在敌后游击，当忻口战斗最剧烈之际，曾努力破坏交通，截断敌人后方补给线，并数度占领雁门关，使敌弹药补充极端困难。敌在阳明堡之飞机场，被八路军赵崇德营夜袭奏功，烧毁敌机两个中队（一说为二十四架），并将机场设备彻底破坏。于是我军士气又大振，各部均现欢容。
我左翼兵团仍继续与敌奋战，敌不时以坦克掩护其步兵向我阵地猛扑，均被第八十五师击退。敌炮空仍继续轰击，重点移至朦腾村方面，但双方均无大规模之积极行动。
某日，我军从左翼发动一次规模较大之进攻，惟以我空军及炮兵处于劣势，未能奏效。各师乃不断派队向敌夜袭，进行局部之攻击，但敌工事已增强，未取得显著之效果。
当时忻口正面仍甚紧张，十月中旬卫立煌由左翼抽调第八十五师东开忻口增援。
该师所遗防务改由郭宗汾师接替。此时第九十四师朱怀冰部到达，于朦腾村东南为军预备队。
一天，接总部参谋处通知，娘子关方面战况不利。不久，娘子关陷于敌手，第二战区长官部乃决定于十一月二日夜全线撤退。
第十四军于十一月五日到达太原北郊，越过汾河铁桥，向清源西北石千峰南麓附近集结。第八十三师因循晋西山路小径南撤，行动较慢，第八十五师因东调忻口尚未归还建制，军部仅率第十师驻在清源西北某村附近。朱怀冰、郭宗汾、孟宪吉等师及炮兵团，均归还原建制。
十一月八日夜，第十四军又奉命开至赵城附近集结休整。
李默庵到赵城后，第八十三师始行到达，而第八十五师因伤亡过重，全师仅编为一个营，径开平陆接收新兵，在该地整训。
忻口之役，我方先后加入战斗者计约十六个师，伤亡约在十万人以上；而敌军伤亡，据后来阎锡山统计，亦在四五万人左右。我军消耗炮弹五万余发，木柄手榴弹好几百万发，仅就这两项数字即可想见当时战斗之激烈。而八路军在战后游击，使其补给濒于枯窘，予敌以极大打击和损害。
166师师长王之宇(1906～1988)，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别字肖琴，河南洛阳城南八里堂人。早年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习，1923年转入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理科学习并毕业。 1924年春，受孙中山革命思潮的影响，放弃继续深造和出洋留学的机会，投笔从戎，与同学侯镜如一道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身兼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是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委员之一。经毛泽东主考，他初试合格，经过复试被正式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排、连长，第二十军教导团和二总队中校总队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护送左胸负重伤的老同学侯镜如转赴香港治疗。后回到上海，因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顾顺章叛变，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与中共失去联系，脱离了中共的组织关系。
1928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教导旅参谋主任，第六十五师参谋处长，第一六六师少将参谋长、副师长。
1942年初，任国民革命军一六六师师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第三分区中将司令。
1944年中，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全歼日军守军，但第八军也伤亡惨重，乃调至保山，又空运陆良整补。由于松山之役损失官兵太多，中央调第一六六师师长王之宇帅一六六师归入第八军建制。第八军稍加调整后，遂拥有王伯勋的荣誉第一师，梁筱斋的第一○三师，和王之宇的第一六六师。
1945年夏，第八军整补完毕，全部半美式装备，每步兵连均有一位美军顾问。旋又奉命向贵州、广西移动，准备参加反攻桂林，途经泸西时，即由美军顾问传出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消息。于是全军开赴九龙，又海运青岛，担任接收山东沦陷区工作。
1946年秋，第一六六师师长王之宇，因有位弟弟王之守，以少校副官身份在贵州与重庆之间私运鸦片，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查获，就地枪决，此事便牵连到王之宇身上，于是王之宇又遭中央撤职查办。王为人很洒脱，李弥一向以学长视之，故在攻克即墨之蓝村、过坊子，接收潍县，又西进时，便以王之宇失踪，报告中央，以后此案遂不了了之。
1947年到第17兵团，任中将高参。1949年5月在上海参加起义，后定居苏州。
1956年加入民革，后任民革苏州市委常委，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著有《回忆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王之宇回忆录》等。
阎普润,河南省唐河县人,早岁自黄埔军校第4期结业.在1937年时任第166师第992团团长.
1937年年底,该师调防沁阳,阎团长率部驻防沁阳十八里村.
第992团第2营在阎团长的领导下,如何奋战到最后一刻.
第992团开到十八里村之后积极构工,布署了由新河老济河,战壕到哨门寨河的三道防线.村中临街的房屋并挖了射击孔准备巷战.
在1938年春有不少日军的小部队深入豫北烧杀,但十八里村因为有国军驻防,所以突然成为热闹非凡的小集市.在村北,随团的政工人员大书一人高的标语"与国存亡,在此一战",表示决心.
阎团长为了控置乡间,常以小部队攻击出沁阳县城滋扰的日军,突击日军据点,破坏工事.甚至会化装成妇女,一群散开,在日军逼近时(这种状况,日军必然会分散追逐)逐个击毙.阎团长并常派侦察人员入城观察日军动向.日军对第992团也恨之入骨,于是花了半个月组织伪方人员化装成小贩到十八里赶集,窥探虚实.阎团长发现这种现象后,只好停了村内的市集.
1938年5月25日,日军组织了约1个联队2000余人的兵力搭配伪军400余人,兵分三路进攻十八里村.第992团第1营在廖屯奋起抵抗,挡住日军.日军改由十八里村正北试图入村,遭阎团长亲率第2营与特务连抵抗,遗尸百余.在文史资料中村民回忆了第992团的射击军纪:"当敌人快到济河边时,隐蔽在树上的哨兵叭叭叭几声枪响,为首三个鬼子骑兵应声从马上栽下来,顿时敌人后队乱做一团...".
在日军第二次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牵制住村外的两个营,主力猛攻十八里村,阎团长率第2营与特务连顽抗,日军以强大火力掩护,猛攻哨门,第2营控制的12门迫炮(这4个60炮排可能是团直属的部队)不断猛炸进逼的日军.在日军突破哨门时,第2营官兵冲上前展开惨烈的肉搏战,"鬼子横七竖八的死尸和伤兵几乎把进村的道路都阻塞了".但日军兵力为国军数倍,在强大火力之下,北,南,东哨门先后被突破,阎团长指挥官兵展开巷战:"手榴弹从房顶,屋中雨点般掷下,杀的鬼子鸣哩哇啦乱喊乱叫,大街上躺满了敌人尸体".
亲自持枪作战的阎团长,直接跳下屋顶,在十字路口的一张大方桌上左右开枪,一边大喊"弟兄们狠狠的打,多捞一个是一个"!
阎团长的左臂被打伤,但仍力战不退.一直到傍晚,日军援军又到,第2营弹药即将用尽,阎团长只好组织第7连试图向西哨门突围.但被日军在西哨门外的伏兵挡下.第7连的80余名官兵白刃冲杀,"剌刀捅弯了就以赤手空拳格斗",几乎全部牺牲.日军辨认出阎团长是指挥官,大呼"抓活的"扑上来,阎团长下令两名随身卫士(笔者认为应是文职人员或副官)快手,自己持轻机枪向日军扫了一梭子弹,在日军逼近时,阎团长以佩枪打倒数人,然后向胸前开枪,壮烈殉国.
战后,第2营殉国官兵的遗体运走了一部份,有100余员葬于村西的关帝庙.
国府感其英烈,追赠陆军少将.
暂编第二师师长王公遐（1903~1969）原名芳，浙江黄岩人。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科毕业。参加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军校入伍生第二团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营长等。1936年初任军政部宪兵第七团团长，1936年10月授陆军少将。抗战爆发后，历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第九十三师少将师长，暂编第二师师长，军政部第二十新兵补训处处长。1946年2月退役，后任联勤总部第二补给区副司令。1948年冬被免职。 （二）卢浚泉所部：
暂编2师师长曾晴初 （1899--1970）少将。原名祥云，字宇明，四川隆昌人，生于 1899年8月2日。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官学校区队长。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3支队支队长。
1939年任新编28师副师长。1940年任军政部第30补训处少将处长，后任隆昌师管区司令。1943年任第93军暂编2师师长，后又兼任新双对空警备区司令。1945年4月被撤职。
1946年任第28军官总队总队附。1947年任成渝铁路工程局警务处处长。1949年秋任四川水上警察局局长。
1950年初在成都向解放军军管会自首。1970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故。
暂编2师师长石祖德（1900—2011），字蕴炜，浙江诸暨湄池长澜人。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民国6年（1917）就读杭州安定中学。民国9年入上海文生英文专修学校学习。民国13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民国13年12月，任军校教导第二团第七连见习官，参加第一次东征。民国14年1月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等职。民国16年8月，在江西参与进攻叶挺、贺龙部。民国17年1月，任团长。民国19年6月，任国民政府警卫旅参谋长。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第五一八团团长，参加对日作战。5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团团长。民国24年5月，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步兵上校。民国25年10月，升任军事委员会特务旅旅长，并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旅长、师长、警卫总队总队长、第十六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警卫团团长、行政院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等职。民国33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一编练司令部司令。
民国35年，任国民政府参军处警卫室主任。民国36年9月，兼任国民政府警卫总队队长。民国37年6月，任总统府侍卫室中将侍卫长。民国38年2月，任总统府中将参军。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兼厦门警备司令和国民党总裁警卫室主任。同年秋，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后去台湾，先后任“国防部”中将高参、“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高参、“联勤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国防部联合作战研究督察委员会”中将委员等职。
1959年退役，任台湾糖业公司顾问、台湾银行顾问等职。2011年8月30日卒于台北。
九十三军参谋长傅砚农（1906-1947），字培德，贵州开阳县人。先就读于中国陆军大学，后考入日本士官学校，1935年毕业回国，历任国民党十四军八十三师参谋长、九十三军新八师参谋长和少将副师长、九十三军参谋长和台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1937年10月3日，日军坂垣征四郎指挥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共5万多人由晋北南下，进攻忻口，直逼太原，中国守军在卫立煌指挥下英勇抵抗，史称忻口战役。当时傅砚农任十四军八十三师参谋长，奉命随八十三师参加忻口战役，担任左翼防卫任务，在离忻口十多里的沙窝一带阻击日军，直到11月初奉命撤出，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最大战役之一，日军伤亡2万余人。其后不久，傅砚农调任第二战区卫立煌所属九十三军新八师参谋长。1940年8月20日，日军开始对晋察冀边区实施冬季“大扫荡”，傅砚农所在新八师奉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之命，为配合八路军展开“百团大战”而在晋东南与八路军一二Ο师联合开展“反扫荡”战役，先后拔除了沁水县东起高平北至长治的日军据点多处，并攻克高平关、寺庄镇、高平县城和大野川等战略据点，有效牵制了日军，为“百团大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12月，傅砚农因功升任九十三军新八师少将副师长。1941年夏，九十三军在晋东南时，受到日本几个师团大举围攻，在八路军支援下撤至陕西宝鸡境。1942年初，九十三军奉命驻守潼关至三门峡一段黄河。1942年秋，傅砚农随所部开往重庆，卫戍“陪都”，不久调任九十三军参谋长。1944年9月上旬，日军大肆入侵湘东南和广西，前峰直指全州。九十三军奉命千里驰援，此时傅砚农因病回家乡开阳疗养，故9月14日全州失守后，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等被就地正法，傅砚农未受多大牵连。同年9月下旬，被秘密幽禁于开阳刘育的张学良将军曾亲往傅宅拜访傅砚农。抗战胜利后，傅砚农曾参加美国和国共两党三方组成的军调部工作。1946年8月，奉命赴台湾参与从日军手中接收台湾，同年9月任台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47年2月病逝于台湾，归葬故里开阳双流翁荫。墓封土呈鱼尾形，1987年立有青石质方首形墓碑，正中楷书阴刻“傅公砚农之墓”，碑文简要记述其主要生平事迹。
张法乾先生访问纪录张法乾(1909年-2002年)贵州省安顺市人，16岁时只身前往北方求学，考入著名的天津南开学校，和著名的南开五虎同班，并交成多年的好友。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国，由于和蒋介石是校友，被任命为总统府警卫营长。在日本侵略军进攻南京时，是最后从南京撤退的政府人员之一。
撤到后方，被任命为黔东南战地收容司令部副司令，成功地将当时无人领导的扰民散军93军缴械。日本投降后，被任命为全美式装备的53军参谋长，接收上海和天津，在天津因为和陈诚意见不合，愤而辞职回乡，被当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同乡谷正伦任命为贵州警备司令。解放军进攻贵州时，随军撤退到广西，又被任命为广西警备司令，后又败退到云南。在云南时被推举作为代表去香港向谷正伦汇报，这时云南龙云宣布起义。谷正伦因为在贵州擅自擒杀89军军长刘伯龙，引起蒋介石大发雷霆，不敢去台湾，张法乾和谷正伦一起滞留香港，直到1952年蒋介石宣布“既往不咎”，他们才一起迁往台湾。但蒋怀疑他在广西时和桂系有来往，因此不予以任公职，只得以在蔡氏集团担任顾问为生。
张法乾在台湾被选为贵州同乡会理事长。1993年首次回大陆探亲，他于1998年回乡落户，2002年在贵阳家中病逝，享年93岁。 缴械九十三军
三十三年冬，日军打到独山，重庆方面震惊，委员长派何敬公到贵阳坐镇，第四方面军张发奎也撤到安顺来。时年关已近，有一天刘汉珍突然乘车到安顺，于半夜三四点叫门，说前方紧张，何敬公派他充任黔东南战地收容司令，收容前线溃散下来的部队及散兵游勇，司令部设于龙里，要我担任副司令。我先与马师恭商量，再由马打电话到昆明请示总司令杜聿明，杜同意借调三个月。因此我与刘汉珍到了贵阳。
刘是老大哥，性格随和，成立司令部之事全权交我负责。我带了军需处、参谋人员及一个宪兵队，到龙里成立司令部。
龙里的情形混乱极了，满山遍野都是散兵游勇，其中大多为九十三军兵士。九十三军军长为陈牧农，原在湖南全州抵抗日军，后来擅自撤退，当场为张发奎所枪毙，全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个师（新八师、第十师、二十六师）都溃散下来，沿途劫掠；加上第四分校因主任韩汉英撤离，也撤到龙里；还有难民及广西湖南撤守的机关人员，造成地方满目疮痍。老百姓家中猪鸡牛羊全部被杀光，农民所卖物品也被抢走，情况混乱不堪。散兵天天来向县长要粮，县长范子文无法可施。
我到后即出布告，对劫掠者就地枪决；另一方面成立干训团，负责收容散兵游勇。
布告次日，就抓到一名当街抢劫者，我下令枪毙。哪知这是一个四分校学生，他们闻讯集合一二千人，要来兴师问罪，但得宪兵队长的保护，幸而无事。
因情势过于混乱，我决定亲自探访九十三军各部，不料其各级部队长都离去，只找到军务处长胡大章。胡陪我巡查各师，其主要主官都已远走高飞，只留下幕僚人员。他们向县长要求二十万斤粮，县长范子文无法办到，前来向我求救。
我打电话向陆军总司令何敬公报告此一危急情况，正巧第四分校总队长邢定陶在何敬公处。邢定陶是我士官同期同学，正代理第四分校主任，何先生命他马上赶来龙里。我另外谈及九十三军的混乱情形，何先生命我将他们缴械，我说：“报告总司令，九十三军有三个师，散居在各乡。而我却只有一个宪兵队，才一二百人，怎么缴械呢？”何先生派了石觉十三军的一个师（师长王光汉）给我指挥，要我尽快缴九十三军的械。
缴械九十三军是我一生值得回忆的事。此事若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而若能顺利完成，对于日后西南地区重庆设防的安定大有正面作用，所以事前须经精密设计。我伤脑筋想了一天，在地图上反复研究。因九十三军三师约三万余人，非集中缴械不可，不然会闻讯反叛。我发现：龙里到贵阳间，必经七里冲，此处两端形成一冲要山谷，若能将九十三军集中在冲里，两边山头预先埋伏，则可顺利缴械。
我利用九十三军向县政府要粮一事，找来军务处长胡大章，说他们要开拔到安顺，所需的二十万斤粮办不到，但可以先筹五六万斤，余下的可打电话给贵阳，沿途再准备，条件是三个师集中一起走。我告诉他们蒋委员长在贵阳（实际上是何敬公），去安顺必经贵阳，需维持军风纪。胡大章当下答应我所说的条件，并说好军粮沿途分批交付，于是联络好隔一天一早集中出发。
此时我把计划告知负责缴械的部队长，在七里冲东面入口各架设电话，两侧高地架设好机枪及埋伏兵力，俟九十三军部队先头到达七里冲出口时，告知因委员长在贵阳，为维持军风纪，请等候后面部队到齐后再出发，一面告知东面入口处联络人，一俟后续部队到齐进入七里冲时，即速转告，再下令命其缴械。
不料次日胡处长突来见我，说新八师恐沿途食宿困难，坚决要分开走，如此我的原定计划泡汤了。我很不高兴，责备胡大章说话不算数。他辩称三个师人数太多，沿途宿营、采购不便，所以只能两个师先走。我也不能强迫他，除了骂他之外别无他法。
事情突变，筹思良久，一时机智终于想出了办法，即召胡大章对他说：“因此地散兵游勇太多，原定贵部出发后，要派宪兵队清查各地散兵游勇，现新八师留下，恐清查时发生误会，故在贵部出发时，请留下来的新八师要集中在师范学校广场，等到清查完后再解散。”胡大章同意了。
于是我另外派人埋伏在师校广场，并装设了电话。
第三日拂晓，九十三军两师先行。到七里冲出口时，向他们说：“委员长在贵阳，奉命，请等后续部队到齐后再一起走。”当后续部队也进入七里冲，两边电话联络，即向七里冲及师范学校两地宣告，要他们缴械，在四面火力威胁下，顺利解决。
缴械后，我向何敬公报告，他命我将九十三军交由陈武带到遵义整编。陈武为军校一期生，曾在刘汉珍部当营长，现在台湾。
九十三军官兵被缴械后，向军事委员会控告。该军部在缴械时，还将他们沿途抢来的财物献出。七里冲的缴械工作进行了三四天，事后查看，许多马匹都被宰杀在冲内。
我在九十三军的日子
杨公素
1．“读书救国”的幻灭随顾颉刚参加西北教育考察团
燕大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后，我不愿去绥远傅作义处工作，向校方提出愿继续留校。如今自认为大事已定，就参加了北平各大学教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去绥远参观。此团缘起有一段经过，我听顾颉刚先生谈，有位段绳武先生招募河北移民在包头、五原垦荒已十年，他自然是受山西派（阎锡山当时统治山西、绥远，傅作义原为阎系）的支持。这位段先生为了扩大及巩固他的移垦计划，在北平组织西北移垦促进会，参加的有梅贻琦、张荫梧、顾颉刚、杨钟健、徐炳昶、刘治州、张星烺等教授、学者，并推顾颉刚为理事长。由此会发起组织西北考察团，以考查绥远抗日和移垦事业为号召，参加者数十人，多为各大学师生，我想利用此暑期到西北看看，随团于6月底乘火车去归绥城。
车出长城奔向西北草原，在大同住宿一夜，受到当地政学界欢迎，参观了大同的九龙壁，比北平北海的还大些，但为附近泥土污染淹没底部，不为当地人重视。大同石佛因时间关系没有去参观，甚为遗憾！燕京同学中有读社会、新闻系的邀我夜间去作社会调查，走向大同夜间小肆，灯火处处，有卖各种小吃、小摊贩摆有各种杂品、街道狭窄，但颇繁盛，人肩拥挤，间有穿花衣服的妓女拉客。过去虽听说过妓女拉客，现在亲眼目睹，很为惊讶。这一带是大同的贫民住所，也是无所不有的罪恶之区，官方接待人员是绝不会带我们来看的。大同之后火车驰向归绥，沿铁路两侧有很多田地遍种大而美丽的花朵，红黄白紫，非常鲜艳，问车上列车员，才知那是鸦片烟开的花，叫做罂粟，结果后即为烟土。整整一天，列车奔驰在罂粟花田地中，令人惊诧。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无论绥远官方，或地主都以种大烟赚钱。据说这还是阎锡山的一个政策，作为生财之道，但他不许山西省内种烟土，他要保护他的根据地。而在绥远大种其鸦片，所以绥远本地人很反对他这个政策，我们到归绥后，参观了大招。舍利图招，往北翻大青山去土默特旗政府蒙古包游览，渡黄河访昭君墓地。墓地已湮没不堪辨认，我当时相信毛延寿画丑像之说，为昭君不平。读历史时，对汉朝和亲行动我不赞成，认为是民族的耻辱，非常欣赏唐人戎昱《咏史》一诗：
汉家青史上 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 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 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 谁为辅佐臣
我同一两位对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在指定的荒堆上凭吊千古和亲佳人王昭君，不免触发思古之幽情。接着参观了伊克昭盟王府，王府在那茫茫沙漠里，俨然画栋雕梁，一大建筑群，时小王爷不在，据说常住北平，由其总管接待，府内庭院幽深，还有花园树木。府外只有一条破旧小街，不过三、四十户，据说是为王府当差服役的小市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沙漠见到蒙古王公的府邸。
归绥住了三天，即乘车去包头，车沿大草原行驶，北面是大青山脉，南是黄河，草原一望无际，公路就是草原略加整理而成。我们坐在车上领略大草原风光，看见蓝天白云的天空下，远处有牛羊群蠕动，真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感。面对这古代兵战之地，想起《吊古战场文》的词句，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今日这浩瀚大平原又将临新的侵略者的蹂躏，心中很不是滋味。到了包头后，就知道北平发生了芦沟桥事变，顿感到国难当头，无心参观，大家聚议怎么办？议论一阵，宣布考察团解散，各人自定行止。我与几位北平有家的同学及北平大学学生一同急急返回北平，怕迟了铁路切断归不得了。
返回燕京校园，人已走空，只剩下校工及少数学生，本来正值暑期，又兼日军炮火，当然留校人不多。我们当时以为这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日本人不会来搅乱，学校大门关闭，门外即有日本军队炮车轰轰而过。听说29军抵抗很英勇，在宛平、北平城郊打了几次胜仗，大家高兴欢呼，为29军募捐慰问。不到一周，忽然日军飞机以燕京水塔为标示，飞机直冲水塔西折大炸西苑中国驻军及营房，我们在校学生尝到了飞机轰炸的恫吓。日机飞得很低，不仅飞机上太阳标志甚至驾机人都可看见，一阵狂轰乱炸之后，北平宣告陷落，29军南撤，日军骑兵铁蹄已来燕京门外巡视。8月初，北平成立了什么维持会，宣示安民布告，由它临时维持社会治安。我就在平津通车的第二天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车去天津，我几年来买的书籍、衣服（当了研究生后还制了两套西服）、一部照相机（那时我已开始学照相），还有许多相片，包括我去川边、打箭炉、云南的照片，都留在学校，从此丢失了。沿途各站皆停车，受日军检查，主要是搜查中国军队及抗日份子。看到各站都驻满日军，日本宪兵上车检查，我们敢怒不敢言，非常恼火，只能暗下决心决不做亡国奴，誓死要打口北平。到天津英租界住下，那时逃出来的学生很多，彼此联系帮助去大沽口乘英国怡和船去青岛，在8月10号左右登上了英国怡和轮船。
轮船上挤满了平津逃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这是条客货船，铺位、房间很少，大家都挤在装货舱的甲板上。我找不到坐的地方，只好同几个人坐在船的栏杆上，船在海浪中前进，非常危险。我第一次乘这种沿海岸的外国船，看到海水碧蓝，一望无边。虽然季节较好，风平浪静，但海水滚滚，仍然颠簸得很厉害，我吃不住这种颠簸，几乎呕吐。甲板上拥挤着尽是学生，大家在船上似乎逃出虎口，自由多了，谈笑说唱，无拘无束。那时流亡三部曲盛行，人人都会哼唱几句，船上歌声不绝。大家也都谈到参加抗日问题，蒋介石已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决心，说什么抵抗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大家要救亡图存。但是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出来的学生却不知究竟将去哪里参加抗战。有的说要去南京，有的说去济南，那里有平津学生招待处，有的要去河北内地发动群众，众说不一。我当时抱有一种特殊心理，不愿在日本铁蹄下做亡国奴，也不愿丢弃燕京校园那种读书研究生活，希望抗战早日胜利，我仍然回到北平去，现在的流亡只是暂时的。我并且自视很高，认为我已是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已迈入学术专家的大门，同一般大学生不同，我有自己走的路。
在青岛下船后，我就与平津学生分手，买票由济南下南京去苏州。我对苏州仍然很留恋，这时，特别是“八·一三”上海已打起来了，我去苏州干什么？现在想来非常奇怪，无非是苏州有朋友，看看朋友，具体讲就是去看看杨家。一到苏州，到处慌乱，人心惶惶，但抗战情绪很高。上海打仗，苏州是后方，日机常来轰炸，街上管制很严。杨公素家已搬，我找到宣叔昭家住下，经打听找到杨家，只有杨公素母亲、杨云碧和杨云慧（她们从南京、上海回来）在家，杨公敏在上海交通大学。见到了她们时，正商议着去哪里逃难，云碧等主张去上海租界，认为那里是在英美法等国保护下最为保险。
我在苏州住了三天，已不可能像我来时想的去苏州各地看看，只能作临别的一顾，便急急忙忙乘火车到下关抢乘轮船去汉口。急急忙忙奔走不是我一人，大家都是一样，都在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但远离战场是一致的。我乘上去武汉的外国船，当然也是拥挤不堪，在甲板上找到一席之地，日机常来侦察，我看到船上挂的英国旗。我们竟然在英国旗保护之下才避免日机的扫射，感到不是滋味。过去乘坐外国轮船多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今天，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了，民族自尊心突然提高了，看到要受英国旗的保护，感觉难受。在船上同几位同行人谈起来都有同感。到了汉口，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准备想想下一步怎么办。那时武汉抗战情绪很高，天天在宣传战争的胜利消息，到处宣传中国军队的强大足以打败日本，战争速胜论的空气感染了我。但另一方面华北战事不利，平津已失守，济南危急，听说冯玉祥为该线总指挥，竟指挥不了他的老部下西北军，节节败下来。我9月初到汉口，慌忙间在街上遇见顾颉刚先生和潘泽彬，小潘和我在燕京同学，他是顾先生的亲戚，我陪他们去黄鹤楼旧址和武汉大学参观。始知顾先生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聘请，与陶益和王文俊、英人戴乐仁，一起组织西北教育考查团，将去甘肃、青海、宁夏三省考察教育和做补助教育之设计。我请求顾先生让我同行，做一些事务工作，因为去西北也是我历来的理想，很想利用此机会继续我研究边疆问题的志愿。顾先生同意了，写信给中英庚款董事会批准我为考查团的助理员。于是在9月间我开始了抗战中的西北之行。
我同顾颉刚、潘泽彬三人乘火车于9月23日到西安，住西安当时最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我同小潘一房，接着戴乐仁、王文俊等都来了。那时西安还是古城风貌，只有以鼓楼为中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但以东大街最为繁华，因它直通火车站。我们在西安只去参观碑林。这是中国有名的历代书刻家的碑林，我们去看时，房屋破旧，碑林保管不好，有些碑甚至为尘土淹没。顾先生看后非常不满，讯问管理人员，说没有经费，他们以卖拓本为生，现在抗战更无人过问了。
那时由西安去兰州除一条西兰公路外，就只有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可通，顾先生将小潘送往武功进西北农林专校后，要乘飞机去兰州，他和陶孟和、王文俊的行李（乘机只许带15公斤）都交给我坐汽车带去兰州。当时的西兰公路人们称为稀烂公路，路面全是泥土，晴天行车灰尘扬天，满身尘土，雨天最难了，泥泞路滑，客人下车推空车也难行走。有一两天，只能在小镇上停留住宿等雨停了再行走，可是在这些小镇上居然有酒馆技院，供司机及行人娱乐。那时乘车的人一上车一切均听司机的，正副二司机命令一切，他们说走就走，说住下就住下，生气也没有办法。最长最困难的一段是华家岭，车行终日，盘旋岭上，天旱、日毒、无一丝凉风，人坐车上闷气、口渴、汗流，土尘又大，真是难过。全岭大约几十里，没有人烟，司机怕下雨抛锚，也顶着苦热将车开过了，我们都松了一口大气。由西安到兰州公路约一千多公里，我们走了一星期多，10月14日才到兰州。顾颉刚、戴乐仁等已去甘肃临挑河一带考察归来，我向他们谈及路上旅行情况，顾先生以不能同游华家岭这西兰路上最高峰为憾事，而我对华家岭一段乘车经历实感不堪回首。
在兰州我们住甘肃省教育厅设置的招待所，戴乐仁住福音堂，习惯于他们西方人特殊的环境与生活。我在兰州除办理他们委员们交待的事外，闲余时间很多，可以漫游这古代名城。兰州比西安小，但有特点，西北回族与内地回族不同，身体高壮，少年即长须，三、四十岁的人皆长须满面。街上回族小店、小馆很多，而大的铺店大半是陕西、山西人开的。兰州有名的黄河铁桥为清光绪末年陕甘总督什允光委德国商人所建，桥高丈余，宽二丈余，在桥上一看，桥下黄水滚滚，流速很快，时有羊皮划P穿流急驶而去，远处见有高大水车，形状如大风轮，借水力转动，灌高田、供食水，也是一奇观。
10月21日出发去西宁，赴青海考查。晨由兰州陆军运输处汽车总队长处包卡车一辆，顾、陶、王三位和我均坐在卡车后大车框内，前驾驶室只坐司机及其副手（实际是学徒）。经满城。永登（平番）住下，沿途见有左宗棠种植的左公柳旧迹。当时他由陕西华县种树到新疆哈密，曾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波玉汀之美誉，现在几经砍伐，所存无几。次日宿窑街一小学，此为甘青两省交界处。24日抵西宁，住昆仑大旅社。西宁为青海省会，马步芳军辖地，顾颉刚、陶孟和、王文俊三人拜访青海省民政、教育厅、参观学校。那时青海省政府主席为马麟，驻军军长为马步芳，整个青海是在回军统治之下。27日，军部。省府派人陪同我们游塔尔寺，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著名的喇嘛庙，受到二老爷（管事喇嘛）招待，第一次喝奶茶，食炒面（糌巴），有种特殊味道，难以下咽。由他引导瞻仰大小金瓦寺，在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灿烂夺目，大殿里供奉佛骨塔，多为金银铸就。又参观一喇嘛住家，较为整洁。那天有庙会，见有一些蒙古、藏人一步一叩头，远自千里外这样磕等身头来拜佛，可见藏、蒙族对喇嘛教信仰之深。11月1日返回兰州。这次去青海，顾先生他们考查教育，忙于参观坐谈，我唯陪同，做笔记，但我另有感觉，抗战在青海看不见有何表现。青海为马家军回人统治，在马军长处见有新疆来的曾闹事失败的霍家尼牙子（？音同，字恐有错）不知有何活动。而到塔尔寺后，才知道青海省许多民族中，藏、蒙族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他们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信仰，马家军恐难统治其心。
回兰州后，考查团已落实自己的办公及住所，顾先生他们在开会研究如何在西北甘青省补助及开发教育事业（本来有宁夏，因抗战交通不便未去成）。顾颉刚曾叫我草拟一份开发西北教育计划，我则从我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出发，拟定的计划重点在研究边疆问题，这自然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意图不同，顾先生看后告诉我此计划不能得到同意。我拟的计划中心是想在此计划下继续我的研究工作，得以在西北呆下来算是找到自己的出路。此计划不行，据顾颉刚讲，准备用庚款在西北搞一科学普及实验性质的事业，我在此事业中当然找不到位置。
1937年11月，南京失守，抗战处在紧急关头，由苏联驶来大“羊毛”车，实际是军火车。前方抗战紧张，我感到读书办教育已无救国希望，弃笔从戎，才是一个青年人最应做的事。我不甘心在兰州无所事事，乃同顾先生商谈要去武汉，另找机会抗日或做其他什么工作，他同意后给了我路费，我于11月18日离开兰州搭乘卡车回武汉，从此离开顾颉刚先生，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我对他非常敬重和怀念，他不但是著名学者，还十分爱护青年。他是史学家，对中国古籍经史有极深的造诣及建树，而他对通俗文艺和边疆问题也十分关心。我的研究工作得他指导及支持很多。解放后我去了西藏，听说他受到政府的聘请负责主持标点二十五史，但因在藏，无法同他见面。
武汉大学生战地服务团
我离开兰州时因乘车困难，搭乘一个中央禁烟委员会西北考查团五人包租的一辆卡车，经西兰公路走了五天才到西安。在车上与他们同行同住混熟了。开始时这些人自认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对我这学生看不起，后来却极为要好，认为我是有学问的专家。他们知道顾颉刚，更知道中央庚款董事会，因为沾一点洋人的气味，他们对我就另眼看待。到西安后说我们同行一道不容易，交个朋友，请我上馆子吃一顿分别酒，饭后拉我去开元寺打茶围。开元寺在东大街，是西安公开的妓院所在地，打茶围就是去妓院找妓女陪吃茶点，要是看中了那个妓女就可同她深交下去，要请客人朋友到她房间开几次盘子（即摆上很多茶点）、吃花酒，然后可以同她住宿。我第一次看见和听到这些，所以跟他们去了，我表现得很别扭，很不适应他们那一套应酬与打情骂俏，他们却是老手，一去就热闹起来，叫条子、转条子（叫条子就是叫姑娘，称妓女为姑娘，转条子就是你看中了那位妓女就请朋友去她房间打茶围）闹个不停，他们要为我介绍一个，我拒绝了，一是看不惯那套，也不耻去玩妓女，再者也没有钱。他们见我有点不高兴就让我先走了，一再说这是逢场作戏，不必认真。后来我又去过西安几次，虽说是抗战的后方，西安面临潼关黄河日军前线，但只要敌机不来轰炸，仍是歌舞升平，战时繁华之地，人人发国难财、抗战财。开元寺生意好得很，那些国民党党官、军人无不去寻花问柳。西安成为畸形发达的社会。
由西安到武汉后，先住青年会体育房里，因华北、平汉、平京路上日军节节前进，南京失守，大批逃亡官员，政府机构、各种人士及群众来到武汉，武汉常遭到敌机空袭，我在一次空袭中丢失了行李，急忙搬去武昌武汉大学去住下。我有几位燕京同学，其中有位姓赵的燕京同学，他现在武汉大学寄读，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在武汉的燕京同学知道燕京大学已在北平开学复课事，它是借美国的后台不允许日本的干涉而复课，日本也要使北平平静给人们一个它统治下的稳定与和平的假像，而让北平各学校、商业、交通等恢复“原状”。于是有人经粤汉路由香港去天津返校，燕京捎信要我回校办理硕士学位手续并留校当助教。这自然是我原来选择的道路，但一想在日本统治下生活，总是有当亡国奴之感，我不愿意。要是有机会参加抗战，打回北平去岂不更好。
正在徘徊犹豫时，遇见朱远谋，他是我们去绥远考察时认识的，是北平大学学生，广西人，此人能言善谈，热情友好，他也住在武汉大学，积极在广西军队中找关系。他知道武汉大学生正在原武大老同学、现任中央陆军83师的秘书谷若虚的活动下，组织一个抗日战地服务宣传队，去山西83师前线为抗战服务作宣传工作，并知道83师隶属14军，它们正在山西办一个什么抗战工作人员训练班。那时抗战兴起，人民抗日意识很高，各种训练班到处都是。各地流亡学生很多，有的住在武汉大学，找机会继续读书，或者参加抗战。
武汉形势紧张，敌机差不多天大轰炸，但武汉抗日情绪很高，大家奔走寻找抗日道路。我在这时遇见我大哥余燕昌，他劝我回沙市家中住一时期，过了抗战再说。那时人们都受了国民党政府的宣传，连胜论的思想占上风。我在抗日气氛高涨的情况下，如何能安心回家过清闲日于？我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燕京同学想去延安，他说去延安的太多了，都要先去抗日军政大学受训，不如去临汾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那时山西是抗战前线，八路军和丁玲领队的抗日服务团、宣传队是青年人羡慕的偶像。他们在山西打了胜仗，极为鼓舞人心，去山西前线抗战是当时武汉的抗战青年最时髦的号召，自然我也想去，但一听去革大还要受训，去抗大要受训，心中很不高兴，心想我研究院已毕业了，现在抗战还要受什么训？十分反感。14军在山西赵城开办一个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到处招生，并聘请教官，谷若虚也负责聘请教官。朱远谋以北平大学生毕业生的身份与谷联系受聘，极力介绍我应聘。这样我与谷若虚见面了。那时许多学生特别是平津、各地沦陷区的大、中学生逃亡在武汉、西安，都极积活动要参加抗日，各个地方各种军队都在抢人才，开办各种宣传队、服务团拉笼学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式采取共产党、八路军享名一时的抗大和战地服务团的形式。谷若虚了解我的学历后，就聘请我为武大战地服务团教师，并推荐我为14军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这样既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又满足了我的速胜论的观念，叫着打回北个去，以抗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燕京。可见当时我对抗战的认识如何幼稚与浅薄。
1937年底，武大战地服务团出发了，他们都是青年学生，热情高涨，抱着去前线抗日作出贡献与牺牲的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乘上去河南渲关的火车。我同朱远谋、还有一位武汉大学姓王的毕业生三个人，作为教官身份同他们一起坐着铁门车经郑州，转陇海路到潼关，过风陵渡，坐阎锡山同蒲路的小火车，在冰天雪地中到达赵城，住在汾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中。这次旅行虽沿途受到日本飞机骚扰，但情绪高涨，一路抗日歌声不断。
在赴赵城沿途的几天火车生活中，大家互相有了较多的认识与了解。这位朱远谋虽然夸夸其谈，但他胸无多少墨水，我知道北平大学是我们所说的野鸡大学，专为混个文凭的学校。而这位姓王的武大毕业生，比老朱高明不多少，我自视比他们要高明得多，他们也慑于我的名牌大学与学历对我尊重，我们这一群人，有抗战的热情，却没有什么抗战的本事。只好到了赵城再说了。
到了83师师部后，师长刘戡、参谋长魏巍及师部各处官员和各团的团长等举行了一次见面会，也算是欢迎会。这些军官都参加过1937年秋忻口抗日战役，他们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很欣赏八路军的民运工作，战地服务团不只宣传组织群众，还宣传鼓励战士，使全军士气高涨。看到他们也将有战地服务团类似的青年团体，极为高兴，他们鄙视原有国民党军队里的政训处及其政工人员，说他们只卖狗皮膏药，当官拿钱不干事。在见面会上由魏巍讲了几句话后，即由武大的服务团表演节目，除了唱了几首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外，还表演了一个活报剧《大刀进行曲》。照我看来，无论唱歌和活报剧技术都不怎么好，但是精神很好。
赵城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
谁知在这时发生了问题。14军军长李默庵接受了魏巍的意见，要举办一个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原来中央军在忻口战役中受挫后，他们的政工工作，濒于瓦解，而八路军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民运工作十分活跃，使他们颇为沮丧与羡慕，于是他要招收流亡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后，帮助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和随军民运工作。以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在各地招生，同时魏巍还去延安取经，会见了毛泽东、罗瑞卿、肖劲光等。
14军的招生广告在西安、武汉、长沙等地登出后，招来了北平、天津、河北、南京、江苏、山东、山西、东北等流亡青年数百人，其中大、中学生较多。1938年初，这些青年来到赵城，正准备开学时，听说这个训练班的名称叫做“14军军政干部训练班”，群情大哗，认为这是欺骗他们当下级军官和政工人员的阴谋，与招生广告宗旨不符。结果，主管人员无奈，只好仍然宣布为“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不是简单的名称之争，而是两种体系两种政治态度之争。青年学生们要求的是抗日工作，不是去他们军队里当官，抗日战地服务工作八路军已作出榜样，人们是想按照那样去参加抗日的。
训练班的名称问题解决了，武大这一伙又发生问题了，因为83师要他们也去班里受训，他们群起反对，说他们由谷若虚聘请来为抗战服务的，他们已是一个服务宣传团体，不能去受训，否则就解散回武汉。僵持了几天，各若虚的话说尽，允许他们二、三十人不拆散，以一个整体受训，结束后仍以一个整体回83师工作，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至于我们三人原来就是两个身份，武大服务团的教员，赵城训练班的教官，自然地参加了赵城14军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
14军赵城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是军长李默庵，副主任是属下两个师长83师刘戡，10师彭杰如，而实际主持负责的是83师参谋长魏巍。在开学前他曾召集我们一班当教官的开过会，黑压压坐一大片，其中团级军官不少，他讲了他的办学计划与分队组织，名为征求意见，实则无人发言。训练班分四个队，第一队成员主要来自西安，第二队来自山西各地，第三队来自武汉、长沙，还有个别平、津、宁、沪、鲁、豫的流亡学生，第四队以武大的战地服务团为主，兼有其他各省的学生。各队队长是军队派来的团长、副团长担任，政治教官是从西安、武汉聘请来的。我被派到第四队任主导教官，队长是83师的一个副团长。教育长魏巍主讲“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集中各队所有学生教官统一要听的大课。我在四队上课讲的是日本侵略历史，这本来是我专长，讲来头头是道。而我受学生欢迎的却是述说日军、高丽棒子在北平、华北的侵略横蛮行为，我那时年轻气盛，说话声大词快，为求同学们感动，用极为煽动的语言，激起同学们的热情，一时颇受学生的拥护。那位队长似乎要和我争取学生，每次我讲完课后，他也借站队受军事课的机会，也大讲其抗日战争的经过。我们同为四队的主要人员，表面上感情很好，他以主人身份主动照顾我，暗中却各自使劲争取学生。我有较优越条件，本身就是流亡学生，又是北平名牌大学的硕士，同学生接近既自然又亲切。
训练班招来有五百余人，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的重视。在山西前线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办这种训练班的当时只有14军一处。国民党内原来搞军队政工的部门和当局都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外，一切由魏巍按八路军方式办班，将来要代替军队中的政工工作。在各军政训处取消后，14军的两个师留下少数原政工干部来训练班工作，他们受到学生们的冷淡，就出现了谣言说训练班里有共产党派来的学生，但是那时共产党已是公开合法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多数倾向于共产党，他们的谣言影响不了学生，却引起军官们的注意。
我们四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去乡村和军队驻地宣传抗日。表演节目，其中以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最为士兵、群众欢迎。这个宣传队以江浙来的学生为主，他们后来同我混熟了，告诉我他们逃亡出来沿途以演出为生，来到赵城参加训练班是来看看能否发展下去。因为他们演出好，其中有两个女演员特别受人欢迎，10师、83师都想要。最后卒业上前线了，他们认为在这里没有发展前途，或是他们有进步（共产党）背景不知道，总之他们走了，离开了训练班。他们互祝“后会有期”而别。
2．从前线败下来
正值阴历新年前夕，日军在山西短暂休整后，即沿同蒲路南下要打通晋南到风陵渡，强占同蒲路的通道。训练班立即结束，组织成若干战地工作团（队）随军队去前线作战，14军担任霍县、赵城前面韩信岭一带防务。我当时被分为83师战地工作团副团长兼第一队长长，团长是谷若虚，他带着他的武大宣传队去另一个团随军工作。我带着三十几个学生去韩信岭附近一个村子住下，找到军队的团长，他说要打仗，“你们住在这里搞宣传服务工作吧。”
我那时带领三十多个学生，要上前线打日本，情绪高涨，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宣传，速胜论思想占主要地位，在开会时高喊“打到太原去过年”，“打回北平去”的口号。到了韩信岭附近村子里，住在一个庙里，分配队员去各村调查情况，宣传抗日并找村长头人组织群众为打日本服务。头几天的活动，队员回来报告说群众根本不知道抗日战争这回事。山西多年在阎锡山封闭下，采取尽民政策，见到军队就害怕逃走，我们正计划如何在这里向附近的群众做工作。前方战事吃紧，已听见大炮声，有少数伤兵下来，讯问之下，说日军已占领韩信岭，我军已撤走。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下，派人去联系根本不知去向。这时日机已来侦察，又听到机关枪声，一位伤兵说你们再不走，就要当俘虏了，于是我们急急忙忙撤走。大亮时赶到赵城，谷若虚说军队已翻霍山进入山区打游击，正面沿铁路一带已让日军占领了。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向霍山前进。霍山是晋南汾河平原靠东一大山脉，山高林深，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晋国有名的大山。我们爬了一整天，到晚才走到山中一小镇北平镇。到处是军队人马，睡的满街都是，老百姓见来了这么多军队都跑了。没有吃的，我们只好用钢盔炒黄豆充饥。第二天见刘戡和魏巍，他们说日军沿同蒲路南下，要占风陵渡，我们已无后方供应，只好在晋东南打游击，分配我们队随一个团去安泽县古城附近一带活动。
我同队里的学生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印象太不好，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卖狗皮膏药的，根本不关心我们的生活。大家要求不同军队在一起，为他们服什么务，我们队自己干。我们队开到安泽县山区高庄后住下来，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办。
我这个队大部分来自天津、江浙和山西本省，大学生有天津南开的夏讷，其余多是高中、初中生，有三四个女生。沈承恒。陆秀云是江苏无锡的，她们亲如姐妹。这些青年凭着抗日爱国热情，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救亡图存，每人每月发的生活费15元，仅够食用，生活艰苦、工作积极。
进入山区后，93师与10师中央军因风陵渡被日军占领，切断后方，部队给养困难。山区老百姓见来了军队，害怕都逃跑躲起来，是我们工作队到处找到他们，宣传抗日道理，说中央军公买公卖，劝他们回村拿出粮食（小米、白面）、食物、牲畜，替军队解决了困难，这样，那些军官士兵才对我们另眼看待。但是也发生军队司务人员买东西少给或不给钱的事，再有一些军官看中我们队里女队员，常来纠缠，这些引起我们极大的反感，在会上许多人反对与军队随行，要求我们自己抗日。我觉得跟着部队走不是办法，他们要打仗经常移动，我们除了作为附属员，不能发挥力量，提出在高庄多住一些时间，发动、组织群众，作为抗日的后方。
日军南下攻人安泽县城后又撤退，83师师部进入安泽县城，我翻过两座山去安泽汇报。这时谷若虚以战地服务团团长身份兼管原来师政训处工作，我向刘戡、魏巍、谷若虚提出我们的意见，他们同意了，让我们在高庄一带多住一段时间做民运工作。在日军进攻时原安泽县长跑了，全县行政工作瘫痪，我们实际上代替了县区工作。
1938年4月我们就以高庄为中心开始我们初步的抗日工作。日军南下时路过高庄不远的古城镇，烧杀抢劫，把原来繁华的小镇一扫而光，大掠而去。古城有从河南移来的居民组织红枪会自卫，我知道这件事，派赵大斌带人去调查了解，他汇报群众抗日情绪不错，于是我同他商量做红枪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带人去搞。我们与村长搞好关系，开宣传会召集群众讲抗日道理，根据群众怕日本来了没办法的心理，我们提出组织自卫队。为了解决自卫队的枪支问题，由夏讷、贺尧出面向附近石壁村姓张的大地主打主意，指责他私藏军火，将他扣押，要他交出枪支并罚交小米几十石为自卫队用。离高庄一天路程有镇叫曲亭，那里有盐仓，日军撤走后，当地负责官员逃跑了，一时无人负责，我们决定动员高庄、古城一带人民去把盐搬运进山来。我们还在高庄一带恢复小学教学，由女同志出面召集妇女开会宣传抗日并做些抗日工作，劝孩子上学，为抗日部队，实际就是我们这个队做后勤。在古城镇做红枪会工作人员不够，因为红枪会有人被日军枪杀后一时各村都发展起来，我们办了个训练班，召集当地青年参加，因此又吸收了一些本地青年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高庄近一个多月的工作，能够自由地活动，主要是因为日军的屠杀在我们宣传下激起群众的怒愤，更为重要的是日军走后山西旧县政府已崩溃，新的牺盟会、新县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这期间以中央军的身份做了这些事。这都给我重大的启发，改变了我对抗战的想法。
我在1937年底来山西参加武大战地服务团与赵城战地训练班的想法，有速胜论的观点，要打回北平去继续过我的学校生活，在个人前途上并没有想在抗战中搞什么名堂。经过几个月的体验，觉得要打败日本不是件容易简单的事，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看起来很不错，虽也打了些小胜仗，但总的不行，根本阻止不了日军前进的计划。大的战役，一接触就溃败下来，现在日军已占了风陵渡，切断了我们后方，我们不得不自谋生路。在高庄的经验我认为可以把群众组织起来，组织自卫队，在日军占领不到的地方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与日军周旋，只要能掌握地方政权，或者与区村政权——区长、村长合作抗日还是有办法，特别是古城红枪会给我的启发很多，认为可以掌握它为我们抗日所用。跟着军队走做服务工作不是办法，当军队的附属物，替他们跑腿找吃的，一旦打仗他们根本不顾我们自己走了，没有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一部分，我们何必要同他们一道。现在想要抗日必须自己搞自卫队来干。这是我同我们队少数同学的想法。
1938年6月间，83师长刘戡升为93军军长，早在5月间他的军队在安泽县和川击溃日军一队，打了个小胜仗，增强了他们在敌人后方抗战的信心。刘戡、魏巍就在柏子镇召集山西第三专署薄一波、五专署戎子和专员等开会，讨论地方政府协助军队作战，并透露了他们93军要在这一地区建立敌人后方抗日根据地的意图，在以谁为主和军队参加地方政权问题上发生争论。当时刘、魏都不知道薄一波、戎于和的中共背景，更不知他们所领导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政治背景，还把他们当作阎锡山旧政权一样看待。会议自然没有结果。83师改为93军的一个师，93军成立，魏巍就把我们战地服务队召集起来开会，讲了今后继续在敌后作战问题。我赶来柏子镇，见到全部服务团的人都到了，大家议论纷纷，许多人要离开山西，听说黄河在垣曲一带已可过渡，敌人打了垣曲后撤走，它没有那么多军力守住攻下的地方，只能守住同蒲路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广大的乡村仍然在我们中国人手里。武大来的大多数都要走了，我们队里有些人也要走，其中包括沈承恒，她与陆秀云原来如姐妹形影不离，她要走，陆己同邵大勇恋爱，俩人就分开了。
3．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
魏巍把在赵诚训练班的人员当作他的学生，他极力要留下这批人，作为他搞敌后抗战搞地方工作的基本人员。他找我谈了两次话，我那时态度很明确，认识到抗日战争已不是一两年的事，要在敌后抗战就要像我在高庄时的作法，组织群众自卫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抗战，不能随军队活动。如果能这样做，我就留下来。刘戡、魏巍同意我的建议，并说他们已向山西省方面提出划分抗日据点的意见，就派我为灵（石）霍（县）安（泽）赵（城）四县93军特派员，组织四县的人民自卫队。他们给了我一些枪支、手榴弹和在四个县留下的人员。他们军部及军队先后离开这些县开赴南面去作战了。
我留下来搞四县自卫队，对我来说，是在山西前线搞了半年抗战思想上一个大的转折。从93军来说，魏巍有在山西敌后搞根据地的想法，他利用中央军曾同八路军、地方军共同作过战，想占几个县作为93军抗战的根据地。在拍子镇开会时，受到山西新军决死队和有关专署的反对。但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虽然93军南调了，他仍支持我留下搞四县自卫队。那时，1938年初日本军队由太原南犯，打通同蒲路，占领风陵渡，晋南一片混乱，山西旧政权、旧军队跑了，新军、新政权刚建立，在这青黄不接时，中央军如93军钻了空子，占了些地方，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去搞四县自卫队的。
我开始做这件工作就同中央军的军官们闹了矛盾，导致我讨厌与他们来往。刘戡升任93军军长起初还兼任83师师长，他派我任四县特派员的同时还派我为该师一个团的指导员，这是魏巍的主意，因那时国民党军的政训处没有了，他想学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以我当指导员来改变他们军队的政治工作，我不愿意干，一心要去搞我的自卫队，魏说你暂时担任一下以后再说。我去了该团团部，团长原在赵城时训练班就认识，他召集营以上军官同我见面，吃了一顿饭。次日我就动身去灵石，在途中遇见一个下士军人抢买百姓粮食并殴打老百姓，我去禁止不行，我就将情况写信给魏巍，说不整治这种作风就搞不好军民关系，就不利于在敌后抗战。在魏巍严厉指示下，该团长（姓展）只有“挥泪”把那个下士（管伙食）枪毙了。这个事引起该团军官们对我非常不”满，放出话来说我作得太过份了，干预到他们军队里的事来。我从此也就不与他们来往，事实上他们军队已开赴晋南南边去了，结束了我与军队的这点关系。
我带了五、六个人，十几枝三八式日本步枪（缴获日军的，当时中央军一律用“中正”式步枪）来到灵石靠近火车站约三十里的村子王庄，住在一个庙里。这里刚被日军烧抢过，阎锡山的旧地方政府人员逃走了，日军退出住车站，只有十几人守住据点。
我们到了，村民先把村长找回来，群众看见有军队来了，陆续都回村来了。看到我们人不多，有点怀疑是否能保卫他们。我们进行宣传抗日、爱国保家道理，要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首先是几个有钱有地的年轻人靠近我们，他们积极起来，其他青年也就跟上来，由一位姓田的地主儿子，据说在省城太原读过书，他很积极地靠拢我们，带头成立了村自卫队，一下就有二、三十人参加，由我带去的在赵城训练班学习的青年当教官，每天操练，听我讲抗日保家的道理。这些青年热情很高，他们一再要去火车站摸日军的军营，他们知道那个车站只有几个日本军和几个汉奸。我同意了，他们夜间去摸了一次营，放了几个手榴弹，说日本兵同汉奸一听就跑了，他们进站拿了些军用品和日军罐头回来，大家非常高兴，信心也足了。
我在这里住了近半月，夜间独坐在古庙佛像前，一盏青灯，照得阴阴惨惨，偶然看见墙上画有许多壁画，其中有张继的枫桥夜泊和金陵十二钗的画，并题有诗句，读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竟然引起我思念苏州的情绪，心中难免有点愁感，也看见红楼梦咏惜春诗，“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坐青灯古佛旁”。
在那夜深人静，满天月色下，自己在青灯古佛旁，忽然发出了思旧情绪。不觉发出了一声长叹，现在抗战也终非我长久之计，目前只是不愿作亡国奴，被迫从军，搞这些人民自卫的工作，内心深处仍然留念学校及当专家的梦想。这个念头埋在我心里很深很久。
我们来灵石这个村，刚被日军烧杀过，在我们来后把自卫队搞起来，村民都先后回来，村长早回来了，后来区里、县里也来了人，见到我们搞人民自卫队，弄得一些青年人靠近我们，这些山西旧县、区的人就有意见。后来山西第六专员公署和董天知领导的决死队也来了人，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多久，是临时性或是长期的，我说我们军队要在山西敌后抗战，组织人民自卫队配合作战，当然是长期性的。他们就正式提出不同意，说中央军只负作战任务，关于地方工作，组织群众工作属于山西省政府，我们搞的那一套或者解散或者交给县区政府，更不能在村中征收粮食，捐款作自卫队用。这样我们就发生了一场辩论。我当时不知道中共外围组织牺盟会已参加掌握了部份山西政权，决死队中有了牺盟会及共产党的领导，把他们仍当成守旧对日妥协的阎锡山旧政府及军队，所以不听他们的话，我行我素。六专署及决死队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发展起来，对于我们这个临近日本车站据点的小小自卫队，虽然反对也容忍下来。
我组织好这个小村的自卫队后，就留下人和枪支，自己返回安泽县北平镇，把我的特派员办公地设在这里，因为我还有组织领导搞其他几个县自卫队的任务。
北平镇是安泽山里的集镇，有几十家店铺，是山区人民集市贸易场所。我住下后即去霍县视察。霍县由魏巍派一下级军官李伟去组织自卫队，虽然名义上受我领导对我也还尊重，但实际上不听我的，他搞得急些，他住的村子，也是靠近同蒲路小火车站，日伪军常出来，在附近村庄扰乱。他去时，山西旧政权跑了，他就在邻近车站的村庄，组织了脱产的几个村的自卫队，带有强迫性的要求村长出粮食为自卫队用。我去时县政权尚未完全恢复，村长们只好听中央军的话。他的队部与我在灵石搞得不同，带有军队里的一套作风。并列队欢迎我这个特派员，请我训话。他们曾在火车站附近设下埋伏，打击了一两次少数出来骚扰的日伪军。这一下就取得了人民的拥护。他俨然成为这个村的领导人，挂出了霍县某区人民自卫队的牌子。他并说已同山西旧政府和旧军队有过交涉。我对他说一定要搞好群众与地方的关系，脱产的人数不要扩大，少要群众的负担等。后来我又去安泽，因为安泽古城镇我们已有赵大斌等在那里做红枪会工作，自卫队搞得有成绩。为了扩大影响，我们把存在高庄的盐分发给已组织起来的自卫队（红枪会）和要组织自卫队的村民。当时因战事影响，食盐困难，我们分盐的事震动很大，安泽县长对我们提出意见，说我们乱动公盐干涉地方财政盐务。我与他讲理说这是群众在我们帮助下从敌人那里夺回来的，那时你们地方官都去哪了，现在根本无资格讲话，他哑口无言。
我也派人去赵城组织自卫队，那里我们去的较晚，山西新政权、牺盟会已在县成立，村民百姓听他们的，我们去宣传、组织自卫队较难。
1938年7、8月间，阎锡山在日军扰乱后撤退的城镇，以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未占领的地方，恢复了他的势力，派来新的县长，这些县长有的是牺盟会员。群众团体原有公道团，现在又有新组织牺盟会，有的县有商会、妇女、儿童等救国组织，再加上93军派的工作队，为了统一抗战，各县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形式的组织，以调解统一各方的矛盾。因为大家都喊抗战，各派都抓政权、群众，自然发生矛盾，矛盾最突出的是公道团与牺盟会争夺县、区政权，我们与牺盟会争群众也争村政权。因为要组织自卫队就一定要有村长的支持，牺盟会各村有组织地反对我们搞自卫队，他们可以指挥村长、村公所对我们不理睬，或者阳奉阴违，在霍县、灵石双方矛盾较大。安泽因我们在古城镇红枪会中早有基础，后来的山西本省力量在群众中威信还未建立，我们占了优势。我虽常住北平镇，但经常去这几个县解决与他们的矛盾与困难。那时共产党内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我并不知道这口号是共产党、八路军提出的，我负责的几个县既没有八路军，也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只有倾向共产党的牺盟会，我更不知道牺盟会就是共产党的组织，因为它的力量大，又提出“一切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自然要同它搞好关系。后来才知道这个口号是由王明提出来的，是错误的，在六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共产党改为在“统一战线中要独立自主”。可是在当时1938年初我是不知道的，我在安泽县搞的自卫队，虽然受到县政府，牺盟会的反对，但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下，他们也无可奈何。四个县其实只有安泽是在县城里，保存几乎全县的村镇政权，其他三县城国近铁路线都被日军占领，县区政府都在乡村。我曾在安泽县城的战时动员会上发表讲话，一面说抗日的道理，一面说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为抗日才组织群众自卫，并不干预地方政权。实际我们组织自卫队，它的活动、训练、给养、指挥都要牵涉村、区政权的人事、管理和财政收支，哪能不干涉地方政权，而这恰恰是当时山西各县公道团与牺盟会之间最大矛盾，现在我们又插了一手，情况就更复杂了。在各县又出现了决死队武装，是阎锡山的新军，其中军官多半是旧的阎锡山的老部下，而政工人员下级军官多半是倾向进步的青年。当时我与他们接触不多，因为他们是流动作战的，只有在霍县同我们自卫队合作过又闹过冲突，李伟带一些自卫队员同决死队的一些人摸过日本的岗哨，日军少数人出车站来乡村扰乱，他们设埋伏袭击过，这是合作的一面。但在村里双方因收取粮食、供给、牺盟会县长要撤换倾向我们的村长，闹起矛盾，几乎打起来。
当时武汉吃紧，山西政治形势大变，新旧势力争夺，八路军在北面五台山一带，在晋东南长治一带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阎锡山请来共产党帮助搞牺盟会、决死队，三、五、六专署都用上共产党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下，山西敌后前线，政治军事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我却一点不知道，一心只想搞好自卫队作为93军在敌后抗战的基础。93军南撤了，北平镇一带来了西北军17军高桂滋的部队，他对我们在各地搞自卫队不理解，曾问过我，你们部队南撤了，你们为何在这里搞自卫队。我说93军曾同三、五专署说好，以这些地方为93军敌后抗战的根据地。高属杂牌军，他是暂时驻防，不敢得罪中央军嫡系部队，就不问我们的事。
有一次，由重庆来了战地记者团，到了北平镇，高桂滋出面招待，把我也请去了。这些记者，我忘了他们的姓名，对于我搞的人民自卫队非常有兴趣，专门同我详谈了一次。我当时消息相当蔽塞，对于整个抗战形势，国共合作，山西战地情况都不知道，对他们提的一些问题答不出来，只就我所想的要在敌人后方抗战必须有据点的道理说了一些。后来才知道，这几个记者中有地下党员记者。我错过了一次了解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机会。
到了9月，我接到由高桂滋转来的93军魏巍的电报，说军队要有移动，要我收缩自卫队，带着人员速回中村军部。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我仍不愿撤销自卫队，留下安军泽、霍山两个有基础的自卫队，把赵城、灵石两队人员枪支带走，沿霍山、赵城回到中村。
4．33军团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
原来1938年春末夏初，国民政府的33军团部和93军军部都住在沁水县中村镇。那时余毓生曾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受训归来。魏巍把余招来，向他汇报了受训经过，谈到了八路军的政治。民众运动工作。魏巍曾表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意见，因为他对国民党现在执行的三民主义失去了信心。当时魏巍认为日军在占领风陵渡后，即将占领西安，那时完全占领了黄河渡口，晋南的中央军就与大后方断绝，失去了后方的依托，蒋介石对他们也难以控制，他们不得不在敌后自谋生存，这就给他魏巍所想的开创一个独立抗日的局面的一个机会，刘戡是支持他在敌后坚持抗日的意见的。于是魏巍乃向李默庵、刘戡提出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计划。为此首先要建立一个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因为在中央军的任务中不许搞地方政权工作，它原来的政训处只做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后来成为蒋介石派去监督军队工作，受到了军官们的反对，抗战一开始就被他的军队把政训处实际取消了。
建立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实际就是要参加地方政权，在山西阎锡山的地盘，由33军团地工会派去几个县的工作队，参加到各县的动员委员会，名义上是动员群众支持中央军作战，实际要干预政权，成为县政权领导的一份子，这些县的县长先后已由牺盟会掌握，这样就发生了与牺盟会争夺政权与争取群众的矛盾。余毓生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学习过，但因时间短，也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统一战线的训练班，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普遍受到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的称赞与羡慕，他们受到了抗战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所以无论杂牌军、中央军的军官们都要求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这是开这个训练班的原因。余毓生在受训练后，很得到魏巍的赏识，曾与他谈话过多次。在成立33军团地工会时，余就被任为各部总干事之一。余曾向我谈过，本来他在受训后就要参加八路军，后被劝说仍回原部队，他只好口来。但他认为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动员群众抗日的，他主张要与山西进步力量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等团结合作抗日。这在33军团地工会的人员中是有进步思想的工作人员之一，因此，他也成了魏巍得力助手之一。
33军团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军团长李默庵兼任主任，魏巍兼任秘书长，他们决定从原来两个师的战地工作队和地方工作队中，抽调200多人做地工会工作，这时国民政府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地工会基本以此纲领为基础进行工作。
地工会成立后，大约在1938年夏秋间，魏巍以李默庵名义邀请晋东南三、五专署及决死三纵队负责人杨献珍、董元知、戎子和等到中村开会，提出共同成立“晋南战时总动员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各县战时工作，事实上是要中央军33军参加地方政权。会上争论激烈，戎子和、董先知等都是共产党在各专署及决死队负责人，他们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自然反对中央军参与政权，他们只同意成立一个各县带咨询性质的委员会。会议无结果而散。我由北平镇返回中村途中正遇着开会回来的赵城县长，他是新任的牺盟会员的县长，我们交谈过一次，他对我们搞地方自卫队不同意，说这分散人力，破坏抗日县政权，对抗战不利。在山西进步力量建立抗战根据地时，33军团的地工会要插入一手，派出的各县工作队要打人地方政权，自然要引起磨擦与冲突，除了少数人像余毓生、冯毅等外，那时很多人还不知道牺盟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还把它当作间老锡搞的一套控制人民的像公道团一样的机构。
我到中村后，向刘戡、魏巍汇报了在四县工作情况，魏巍对我的工作感到极大兴趣，并要我去地工会作一次介绍经验的报告。我与夏讷、何令扬等早就认识而且在一起工作过，对余毓生是初识，觉得他热情，能讲许多抗战道理，我们也成了朋友。
33军团在晋南搞地方工作，并不是蒋介石和中央军的抗战作法，它是私搞的，反而引起了其他军队的怀疑，认为是有抢夺地方政权，建立自己势力的野心；国民党政府及军事上级虽没有下令制止，也没有正式承认，但传出要将33军团全部调回后方，李默庵、刘戡也在活动想调回后方，毕竟在敌人后方作战是困难的，这时武汉已失守，今后抗战大局如何不知道，人心不定。我听了这些消息后，觉得这大半年来参加抗战算是得了点经验，受苦我不怕，开始我是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兼队长，后又当什么特派员，津贴比队员拿得多（约七八十元，队员只二十余元）但我同他们一样生活，一同走路，并不特殊化，伙食、劳作、行李都是一样的自己背着，同样翻山越岭。所以受到队员们的好感，我自己也乐于同他们一道，共同干抗战、建立根据地工作，心里是愉快的。现在听说要离开山西，我原来的想法破灭了，就不愿意呆下去了，向魏巍提出要回后方看看，实则我想另找抗战出路，于是我于10月间经垣曲过黄河离开山西。
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行李，只身走向黄河，感慨万千，1937年底过风陵渡时，意气风发，做着打回北平去的美梦。现在灰溜溜的一个人，虽不是丢盔卸甲而逃，但一年来抗战又干了些什么，吃苦耐劳不怕，丢弃了自己的抗战想法觉得孤寂。所以，当渡船到达南岸，我上岸后向河北磕了一个头，口中说告别了山西，我再也不回去了。
可是到了西安后，接触了新的情况，我又改变了我的想法，回到晋东南建立敌后抗战据点的想法又复活了。
1．初识延安
西安一片升平繁荣景象，除了日本飞机前来轰炸，发出紧急警报令人感到有战争气息外，警报一解除，街上顿时恢复和平。西安因为是山西、河南前线的后方，连接战时首都四川重庆的通道，又是国民党封锁延安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胡宗南拥重兵把守西安，利用抗战和蒋介石的信任俨然为西北王。我到西安先住西北饭店，这里是除西京招待所外比较大的旅馆，住的军官、政客、商贾很多。他们每天下午、晚间行欢作乐，麻将声。酒宴声加上妓女欢笑声闹得花天酒地，哪有抗战味道。特别是有些野鸡妓女上门纠缠，我实在住不下去了，搬去青年会宿舍。在这里遇见北平青年会逃出来的辛志超等人，他们办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辛又兼西安青年会的总干事，我们一见如故。当他知道我是从山西敌人后方来的非常高兴，与我引见了不少从北平逃亡来的学生，其中有的要去延安。1938年秋国民党已封锁去延安的道路，劝（其实是抓）青年不要去延安，去胡宗南办的战干四团或者王曲军校，但是他还不能阻止青年去延安的热潮，辛是燕京的老同学，凡是认识辛志超的，要去延安都找到他，他也有办法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系设法送去延安。我住在青年会，经过老辛的夸大宣传，成为敌后抗战的英雄人物，大家都带着羡慕的眼光询问在敌人后方抗战的情况，探听我们在那里如何作抗敌工作，经过朋友们的推重与我的叙述，自觉在山西大半年的经历非常光荣，一扫我离开黄河那股孤寂失落的心情。每当我讲一次如何组织群众自卫队，如何翻进山区与敌人打游击周旋的时候，自己又很得意忘形，觉得与他们不同，有过在敌人后方实际战斗经验。人往往被自己的幻觉所欺骗，按我当时政治与思想水平，我宣讲一次反而坚定一次去敌后搞据点的想法，心想八路军共产党能在敌人后方搞抗日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而且我也试着搞了一下，把自己大半年的活动看得太高了。人往往更容易在别人捧场和恭维时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把自己估计太高。
接着谷若虚来了，他是刘戡的私人亲信，他要去湖南四川为刘戡办私人事务。夏讷、余毓生也来了，他们说93军可能要调回后方，魏巍在劝说刘戡不要回大后方仍在晋东南干下去。赵城训练班的几位同我们搞过战地工作的同学，在1938年初93军成立时，离开了山西来到西安，有的去了延安，有的被胡宗南部下送进战干四团去了。他们见了我们要求仍同我们一道工作，经过敌后战争的洗礼人们彼此感情有些特殊的亲近，后来我们设法找魏巍以93军名义把他（她）们几个人要出来又回到山西。
据余毓生、夏讷告诉我，魏巍与他们曾作过深谈，魏还是想回敌后搞自己的一套，虽然他认为现在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