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周季钢
“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之地。”谢建平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谢建平宣称,2000年7月,香港汉华估值有限公司对谢建平数字域名的最终估值为173亿港元;2003年7月,“十进制网络应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国资委下属上海上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为68亿元人民币。
这还只是发明人的个人财富。谢建平估计IPv9所形成的巨大市场价值有20000亿元。一旦IPv9全面商业化,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有的网络市场进行重建。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政府没有一分钱的投入。
悬 疑
按谢建平说法,如果IPv9商业化成功,中国势必诞生一个让比尔·盖茨都为之折腰的新财富神话。而且IPv9所产生的价值远远不是20000亿人民币所能代表的,其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但谢建平亲密的合作伙伴——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潘雪增教授却向记者表示,现在中国正在研究IPv6的科学家获得了国家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资金支持,他们却分文没有。虽然在2004年6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公开表示支持IPv9的研究,但不表示浙江大学会投入资金。
信产部科技司的有关领导已经表明了对IPV9项目的支持态度,并希望赶超目前热门的IPV6,但是并没有实际的投入。“我们现在是拆西墙补东墙,利用其他研究项目的经费来维继。”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成员平玲娣说。年近古稀的潘雪增告诉记者,到北京开会,他只住80元一夜的旅馆。
谢建平:所谓信产部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种标准的支持,人与人之间的支持。
人家经常问我中国政府投了多少钱,这么多年下来,我可以很坦率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我们的所有资金,一年几千万的消费都是用最原始的等价交换——我们为人家提供服务,人家为我们提供服务。
譬如我们做实验所用的带宽,都是用我们的解析系统去交换来的。我们帮他们提供解析服务,他们给我们提供带宽。有一个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带宽有百兆的,有千兆的。百兆的带宽是个什么概念——一年就是二三百万!由于涉及到商业秘密,不便透露这个公司的名字。
我们有自己10公里的独立光纤网。我们的光纤网的铺设都是自己员工自己施工的。我上次跟一个国际友人开玩笑,你如果要找延安精神,就到这边来找我。
目前在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月薪仅仅1000元左右。
《经济》杂志记者注意到,2004年6月25日谢建平在浙江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用的是一台SONY的笔记本。5个月后,当《经济》杂志记者再次采访谢建平时,谢建平已经换成了HP的笔记本。
谢建平告诉说,这是战利品,“我老谢所有东西都是朋友送的,我没有钱!”然后很得意地笑个不停。
商业化之困
谢建平说,他目前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领取“出生证”。按照中国的体制,谢建平的技术应该先到科技部立项,然后再到发改委立项。如果是商品,得还去商务部立项;如果是信息产业的话,得还去信产部立项。谢建平们的情况是,孩子已经有了,但还没结婚。
最近谢建平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跑科技部、商务部、发改委要“出生证”。“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只得希望各大部委的工作节奏快一点,更快一点。”
但是IPv9所面临的困难远不止这些。
标准的确立,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过程,而更多地体现为产业以及公共决策过程。中国网通重庆网通信息港技术委员会主任及副总经理唐晖强调,“先进并不代表能够商业化和更好的应用。”例如当年的ATM,在那个时代非常的先进,但是最终还是退出了市场,并没有成为主流的电信业务通信协议。而相反,TCP/IP协议却在不断的在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和修修补补中形成了自我完善。
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产业背后站着的是国家利益,这决定了IPv9的发展不只是简单的市场行为。目前,政府已经在为下一代互联网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围绕着IPv6的整个产业格局正在形成,而IPv9由于缺少相关的政策、资金和产业的支持,发展困难重重,仅凭着一腔热情很难改变已经形成的IPv6的建设局面。
同时它还将面临来自国际上的打压,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在IPv6上的投资不会轻易放弃,而最初的既得利益者,将是新事物和新标准的最强抵抗力量。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曾对媒体表示,现在讨论IPv9的商业应用的时间表恐怕还为时过早。目前从IPv4到IPv6的过渡尚在论证,IPv9虽有一些成功案例,但一切都还处于襁褓之中。
首先,对于用户来说,有意义的英文域名毕竟要比那十几位的数字容易记一些。用英文来代表IP地址是为了方便网络使用者,而数字域名又重新回到了数字形式,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众多的网络公司花费了大量的广告费用打出了自己的域名品牌,英文域名也就成了网络企业的无形资产,要让他们放弃自己的英文域名转而使用数字域名,就像让百年老店放弃自己的老字号招牌一样。
其次,虽然地理位置被发明者看作是一个优点,但根据CNNIC的调查,用户对于注册地理域的兴趣并不大,注册地理域的用户在国内所有注册域名的比例只占3%。将自己的电话号码作为自己网站的域名似乎也不受某些人的欢迎,特别是需要保护隐私的个人网站。
最后,即使IPv6有一些缺点,但众多国内外厂商花费巨大人力、财力的研究结果决不会让IPv6“无疾而终”。对研发者而言,如何说服这些厂商采用IPv9倒是极大的挑战。域名系统是一个严密的体系结构,想从根本上进行改变并做到平滑过渡相当困难。
甚至有人说,“IPv9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 文 周季钢
2004年11月13日,上海天山路哈密路口。
按照谢建平说的走法,记者走进了“上海银行”旁的一条小胡同。破旧的路面以及残败的房屋,立时让记者想起武侠小说里高手出没的地方,不过差了风和树叶。幸好天公作美,上海下起了小雨。当雨水冲刷干净墙面上的灰尘,记者终于看见几个字: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
见到了谢建平。干净的外表,整齐的“梳妆”,丝毫没有“爱因斯坦”的感觉。用谢建平的话来说,他们是在做一项伟大的对人类有积极贡献的事业,自然精神亢奋。这种亢奋体现在研究所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当天是星球六,却并没有影响研究所里人潮涌动。研究人员们正紧张的测试着设备,因为这批设备马上要运往澳门。既然是伟大的对人类有积极贡献的事业,研究人员没有加班费在谢建平看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谢建平出示自己简历的时候说,看到这些,你是不是感觉到很惊讶?
谢建平,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所长。
1968~1982年开始从事机械、流体力学及高分子材料研究;
1980年开始食品级抗菌抗病毒材料的研究;
1986年获中国新发明新技术金质奖;
1986年研究电缆材料,同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并被机械工业部电缆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
1989年研究激光理论,提出隧道激光理论并和美国及台湾等学者共同申请了专利。此理论现已应用于强激光在大气传输中的特殊用途,如卫星、导弹和其相互关系以及大气激光通信等;
1993年开始互联网基础理论算法的研究,1998年和同事申请了发明专利。“采用全数字码给上网的计算机分配地址的方法”等多项专利。
谢建平说:“其实我是一个发明家。”他的名片在显赫的位置上记下了他的发明多达八项,涉及激光、食品包装、电子等多个行业。
据谢建平说,早在1999年,通过朋友的介绍,世界知名的奥地利MCA公司“义务”开始和谢建平合作,在上海扬子江酒店签约,并为谢建平的发明提供全方位的规划,包括IPV9在中国如何发展,在欧洲如何发展等等。他按照MCA的规划,用这些发明带来的收益,初步组建了自己的市场运作公司、资本运作公司,其中包括如今的久耀数码。
几乎“招待”每个记者,谢建平都不忘搬出笔记本和投影仪,然后给记者观看让他骄傲的照片和资料。在这个过程中,谢建平便将他的研究经过侃侃而谈,从天文到地理,从星球大战谈到激光、纳米,从他与科技部的交流到与澳门接触……
这些谈话已经让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也许过于激动的他并不擅长揣摩记者的内心,太多“高深莫测”的东西从他的口中吐出,让记者不得不环视这个破落的研究所,然后觉得漏洞百出:真的么?为什么这些照片中都没有你本人啊?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低调的,”谢建平说,“这个化工所占用的房屋,也是朋友无私赞助给我的。”
谢建平有着极其跳跃的思维和常人无法比拟的矍铄,像是一朵云,可能随时从上海飘到北京去,再飘到美国。他兴致高涨之时,谁也无法保证他不会跳到办公桌上,举着双手大声疾呼,抑或跳舞。
谢建平善于鼓动性言词,以此笼络了一批人为IPv9奋斗。他说,“我这个人很讲义气,我做什么事,首先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兄弟。”
陆庆元是他的“兄弟”之一,现担任上海华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据陆庆元说,他曾担任总参56所处长,在任职期间和谢建平有过愉快地合作,深深为谢建平的研究和个人魅力所感染。20世纪90年代中叶,退休后的陆不求回报地和谢建平走到了一起,成为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的核心成员。
后来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潘雪增,有着激进思想的老科学家——浙江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平玲娣等人都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
当记者快要离开研究所之时,年近古稀的潘学增和平玲娣冒雨从杭州来到了研究所,他们此行就是给这批即将运抵澳门的设备把关。
(感谢李秀中先生对本文的支持和贡献)
原载:《经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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