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对工人夫妇双双下了岗，一家三口每月总共只有300多元的生活费。一些必须开支的费用（如儿子的学费、买米的钱）支付后所剩无几，所以家里用钱非常谨慎，能不花就不花。 一天，7岁的儿子对父亲说：“爸爸，我们已有几个月没有吃肉了，能不能买点肉吃啊？”他听了心里非常难受，感到做爸爸的让孩子几个月吃不到肉，实在对不起孩子。他想，无论如何也要让儿子吃上一顿猪肉。他对儿子说：“明天给肉你吃吧。”
可是，哪来钱买肉呢？手头已经分文无有啊。他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他来到菜市场，在几个肉摊前转来转去，想买又没有钱，连最便宜的下脚肉都买不起。一想到儿子中午回来要等着吃肉，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趁一个摊主不注意，从他摊上拿了一块约半斤重的肉就走。摊主发现后很快追了上来，一直追到他的家门口才赶上他。摊主当场羞辱他，当着他的邻居街坊的面骂他是“小偷”，然后把那块肉枪了回去。
跌跌撞撞回到家里，他一头倒在床上。肉没搞到手，儿子吃不到肉了，自己的“小偷”名声也出去了。对于一个当爸爸的，对于一个本份老实、清白做人的工人，他实在无法忍受这一现实。
结果是，这位下岗工人，用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那位卖肉的摊主得知这一消息，也痛悔不已。他对人说：“我哪里知道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偷肉呢，早知道，我就不会追赶他了！”
后来，这位摊主经常主动给这个下岗工人家庭送来一些猪肉，让死者的妻子和儿子能不时吃上一顿荤菜.
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二
沈阳市44岁的下岗司炉工甲说，下岗时工厂未办下岗证，从未发过最低生活费，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和我一样，家有3口人，月均家庭收入350元，住父亲的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费。生病后去药店买低价药治病，不去医院。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挣1000元/月，其余都是没活干的。近几年下岗的没有当老板的，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女性作别人情妇的、卖淫的很多。他认为，现在我国反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跟美国可不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里7口人，父亲45元/月工资，全家够用。今天也不像社会主义，有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都在学习美国吗?他说，号召群众反腐败，他会跟着干；人横着是死，竖着是死，饿着也是死，怕什么?他说，集体**事经常有。
辽宁某市煤矿下岗工人丁说，矿上没办下岗证，但发最低生活费179.4元/月。夫妻两人卖小吃，400-500元/月收，租房150元/月，水电费30元/月，其余全花光，无积蓄。他认为，现在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好，那时生活有保障，现在什么也没有盼头。
黑龙江某市下岗工人己说，家有三口人，家庭收入600元/月，不够开支。丈夫患脑血栓，单位不能报销医药费，这个压力最大。他认为，现在有点像资本主义，因为旧社会的东西都有了。她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事件是常事，她单位**也参加过。
沈阳市某搪瓷厂下岗工人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现在跟旧社会一样。他赞成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时没有贫和富的差别。他说，他接触到的人都会跟毛主席走。
辽宁某市屠宰厂下岗工人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是谁有钱，谁光荣，穷人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还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好。他一个邻居老人是个老**，给国家干了一辈子，今天得了大病没钱看病，差点死了，是朋友寄来500块钱救了一命！
2004年8月，学者陈寒鸣对下岗工人的采访录说，一位年仅37岁的下岗工人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终于，有一天他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一位40多岁的下岗工人，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医治，患了甲状腺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
这样的情况全国各地皆有,随处可见。就连号称现代化大都市的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同样悲惨。外滩街道算是比较富的街道了，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居民都是穷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因家里穷上不起学，连个普遍的发高烧也无钱医，要不是好心人相助，恐怕小命也没了。这户人家爷爷老了，父亲有病不能工作，母亲没工作没医保，全靠母亲摆摆小摊，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说实在的，也的确没钱看病。现在的穷人啊，连病都生不起。
外滩街道还有三个家庭，一个家庭是回沪知青，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兄弟，一家七口住在一间十六平米的房子里，这个知青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现在这女子来了上海，没有户口，没有工作，靠着知青一人工作养活家里。而前两个月，这个知青查？得了癌症，两个弟弟下岗，现在一家七口人靠着老母亲的退休工资过活，十五岁的儿子还要上高中。
第二个，一个老爸带着一个女儿，也是下岗工人，老婆离婚了。本来借了点钱做做水果生意，不料八月份上海连连暴雨，进的西瓜在水里一泡全毁了。而那时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眼看着一万多的学费就要交，父女俩欲哭无泪。
第三个，老公？车祸，瘫痪在家，老公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老婆是外来妹，在小饭店擦擦桌子，一个月三四百块而已。
然而这三个家庭里只有一家能得到补助，补助有多少?一次性临时补助三百元。
三
沈阳市44岁的下岗司炉工甲说，下岗时工厂未办下岗证，从未发过最低生活费，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和我一样，家有3口人，月均家庭收入350元，住父亲的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费。生病后去药店买低价药治病，不去医院。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挣1000元/月，其余都是没活干的。近几年下岗的没有当老板的，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女性作别人情妇的、卖淫的很多。他认为，现在我国反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跟美国可不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里7口人，父亲45元/月工资，全家够用。今天也不像社会主义，有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都在学习美国吗?他说，号召群众反腐败，他会跟着干；人横着是死，竖着是死，饿着也是死，怕什么?他说，集体**事经常有。
辽宁某市煤矿下岗工人丁说，矿上没办下岗证，但发最低生活费179.4元/月。夫妻两人卖小吃，400-500元/月收，租房150元/月，水电费30元/月，其余全花光，无积蓄。他认为，现在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好，那时生活有保障，现在什么也没有盼头。
黑龙江某市下岗工人己说，家有三口人，家庭收入600元/月，不够开支。丈夫患脑血栓，单位不能报销医药费，这个压力最大。他认为，现在有点像资本主义，因为旧社会的东西都有了。她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事件是常事，她单位**也参加过。<br/>沈阳市某搪瓷厂下岗工人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现在跟旧社会一样。他赞成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时没有贫和富的差别。他说，他接触到的人都会跟毛主席走。
辽宁某市屠宰厂下岗工人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是谁有钱，谁光荣，穷人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还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好。他一个邻居老人是个老**，给国家干了一辈子，今天得了大病没钱看病，差点死了，是朋友寄来500块钱救了一命！
2004年8月，学者陈寒鸣对下岗工人的采访录说，一位年仅37岁的下岗工人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终于，有一天他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一位40多岁的下岗工人，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医治，患了甲状腺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
这样的情况全国各地皆有,随处可见。就连号称现代化大都市的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同样悲惨。外滩街道算是比较富的街道了，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居民都是穷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因家里穷上不起学，连个普遍的发高烧也无钱医，要不是好心人相助，恐怕小命也没了。这户人家爷爷老了，父亲有病不能工作，母亲没工作没医保，全靠母亲摆摆小摊，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说实在的，也的确没钱看病。现在的穷人啊，连病都生不起。
外滩街道还有三个家庭，一个家庭是回沪知青，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兄弟，一家七口住在一间十六平米的房子里，这个知青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现在这女子来了上海，没有户口，没有工作，靠着知青一人工作养活家里。而前两个月，这个知青查？得了癌症，两个弟弟下岗，现在一家七口人靠着老母亲的退休工资过活，十五岁的儿子还要上高中。
第二个，一个老爸带着一个女儿，也是下岗工人，老婆离婚了。本来借了点钱做做水果生意，不料八月份上海连连暴雨，进的西瓜在水里一泡全毁了。而那时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眼看着一万多的学费就要交，父女俩欲哭无泪。
第三个，老公？车祸，瘫痪在家，老公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老婆是外来妹，在小饭店擦擦桌子，一个月三四百块而已。然而这三个家庭里只有一家能得到补助，补助有多少?一次性临时补助三百元。
四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十年下岗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挨冻受穷，无处话凄凉。纵使重新再就业，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厂，机器旁，工友忙。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漆黑夜，何日长。
五
一个下岗煤矿工人的悲惨故事
梅州市大埔县是个美丽的乡间小城，在通过大埔公路两旁总会看见非常起眼的几个字“建设美丽大埔、富庶大埔，推进人性化大埔”这一行行字眼总在我的脑海里徘回。大埔正如这些所写的一样吗？不，没有，在大麻镇大刘村里有一下岗煤矿工人，他家的家境可用四个字来形容“悲惨人生”。
在大埔县大麻镇大刘村田心一个下岗煤矿工人余其村，于2008年携带妻儿回到了年久失修，破旧的老屋居住，因青年时期为求生计而远离家乡到兴宁市黄槐镇三矿当起井下工人，为了传宗接代，养育了7个女儿，1个儿子。每月紧靠一丁点的微薄工资维持生计到现在，因长期在外打工，又加上子女教育问题导致一家贫困不堪，现如今一家居住在四面毫无遮挡，黄泥土混墙的瓦房，雷雨交加的季节总怕顷刻倒塌，每月紧靠子女外出打工寄回几百元的生活费维持。
俗话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2011年2月这位煤矿工人不幸患上肝硬化诱发上消化道出血住进大埔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过抢救接回一条薄命。随后3月因家庭贫困，长期疏忽，观察儿子余昆鹏的行为及精神问题，总以为他人性懒惰，也可能是在外打工的几年时间导致潜在性的病因无人而知，因家庭贫困长期受村民欺压及言语唾骂等激发他精神失常造成大埔11.3.16杀人事件，死者乃其村里的一名村民。随后经广州精神病医院三次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后到大埔县荣康医院治疗。之后法院判处其无形式承担责任，要其家父赔偿17万元给死者家属。因这位煤矿工人早年下岗，为养育儿女长大其人，毫无积蓄，只知今日温饱不知明日，面对突如其来的儿子杀人事件及17万的赔偿巨款犹如天降剑雨，针针刺骨，自己患病在身长期住院而无力偿还。后政府在得知这位煤矿工人有社保局每月700多元的退休工资中扣除200元作为赔偿，正凑巧这社保工资是其像他妻舅借3万多元像社保部门换来的微薄退休工资，现工资由其妻舅领取代为偿还借其款项完止，方给其领取工资。
这个下岗煤矿工人，由于自己的儿子杀人事件的导致村民唾骂，众叛亲离，无人问津，连那微薄的安慰也没有，每每经过人人屋前，低头前行，时不时也会被人指手画脚，丢垃圾等，现如今更惨的事，这位下岗煤矿工人于2012年7月29日在梅州市人民医院确诊为中央型肺癌转移瘤（晚期），晴天霹雳，每天被病魔缠绕，折腾的不成人样，他的妻儿整日以泪洗脸，而最可恶的是在这悲惨的家庭里毫无人怜惜，其村的村主任于2012年8月11号断其家里的水源，这不是置人于死地吗？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村官，这位村官正是这位下岗煤矿工人儿子杀死的死者的哥哥。这不是报复是什么，老天，怎么就这么不眷恋这个贫穷的家庭。
这世界，还有没有人性，还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的人，为这一个悲惨的家庭主持公道。
六
下岗工人生活凄惨 被迫送妻子去卖淫维生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 “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党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七
1997年某月，我在广州看了凤凰卫视中文台报道的，绵阳市**厂工人由于企业改制后破产，下岗工人在绵阳市政府门口闹事，记者边哭边说：“绵阳市**厂一个工人，他们企业改制后不久，就破产了，每月工人拿几十元生活费，拿的钱只够买点米及日常最低开支。一家人很久没有吃肉了，一天邻居准备炒回锅肉，把煮好的肉切好，转身去干别的事，他们3岁的孩子忍受不住，偷偷地拿了一片就吃，邻居刚好看见了，就骂道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偷肉吃....孩子的母亲知道后买了老鼠药与孩子一起自杀了，事后孩子的邻居非常难受，他哭述说;说他不知道这家人这么困难，平时看穿的还比较干净，没想到呀！！天啦！对不起呀！！！”后来其它工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才一起要求政府解决实际困难。我看后哭了。
我想作为企业领导，职工生活困难。领导就应该想法把企业搞好，让职工收入增加，职工谁不想好好干？要求改制还不如二厂、机电公司、运输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对内或对外承包经营权，总公司监管。让有能力的人上…..只要职工收入增加了，承包人多挣钱，我们也心服口服。让贪官和怕承担责任的家伙把企业搞跨了，职工死不瞑目…….你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