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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袭击前的信号
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有突然袭击。但平时与战时的突然袭击有所不同，平时突然袭击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获得重大外交成果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创造性实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过程。在确立新的外交目标，企图变更国家以往路线的时候，或者企图紧急改变政策，改变新的国家关系结构的时候，即使在平时也可以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所谓尼克松的“冲击外交”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专家们之间广泛流传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等说法，就说明平时确实存在着突然袭击。笔者专门研究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认为战后在美国国际政治生活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例，是尼克松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即确立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政策。
自1949年10月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来，20多年美中关系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双方都将对方作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在五十年代，爆发了朝鲜战争和法越战争，由于双方一直处在两极构造的恐怖所造成的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状态之中，美中关系没有什么特别变化。进入六十年代后，美国就陷入了越南战争，中苏对立的关系日趋明显，在这种激烈的动荡之中，美中关系才开始有所松动。这是因为，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已打算访问中国，而且他还在1967年10月号《外交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暗示了新的对华政策。尼克松在其论文中提出了如下建议：
“美国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最重要的是掌握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单纯地永远地将中国置于国家社会之外……。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具有巨大潜在威力的10亿人民，不应该长期地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下生存。但是，在长期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汲取历史的教训，那就是根本的错误。
“在中国发生变化以前，世界大概就不会安宁。这样，我们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施加影响，促使其发生变化……。”
有人认为，这篇论文表示了尼克松对中国的基本姿态。不过，当时尼克松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促进美中接近，倒不如说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如果认为这就是尼克松向中国发出呼吁的最初“信号”，这种想法为时过早。中国方面好象也没有这种看法。据说，尼克松用心描绘的情景，是从美国国家的利益出发，想进一步利用太平洋地区的中苏对立，旨在加强他的竞选口号的意义。总而言之，虽然不知道这篇论文有没有影响，但尼克松的总统竞选一获胜，中国方面就立即作出反应。
1968年11月26日，驻华沙的中国大使向美国大使提议，希望翌年即1969年2月26日正式举行大使级会谈。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是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自1955年以来从未间断的谈判。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每年只谈判一次或两次，1968年1月8日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因此，中国方面提出正式谈判的这一消息，对约翰逊来说是非常“惊奇”的。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向下届总统尼克松传达了对中国建议的答复。
尼克松在翌年即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交流思想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以这种形式迅速发出了信号。但这一点，中国方面似乎没有理解。尼克松还通过会见记者等形式发表了同类意思的间接信号，但没有出现特殊的反应。2月1日，尼克松指示刚就任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的基辛格讨论“对中国的和解”问题。与此同时，国务院和基辛格的工作人员研讨了去年11月26日中国方面的建议(再次举行华沙谈判的电文)，正式回答同意中国方面的提议，并且一致同意于2月20日再次举行谈判。但是，由于2月初发生了中国驻荷兰代办的流亡事件，在接纳政治避难国家的问题上，中国增加了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因而拖延了再次举行华沙会谈的时间。
另一方面，奉命负责研讨对中国和解问题的基辛格，起草了第14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里，探讨了边维持所谓“两个中国”即同台湾的关系，边改善美中关系的道路。这项工作，遵照尼克松总统的严格命令，只有少数几个人接触，一般人都不知道。因为尼克松认为，要将一种政策改变成另一种政策，保守“秘密”是极为重要的。研究的结果是，由罗杰斯国务卿于2月18日以表明同中国开展科学文化交流的意思的形式出现。3天后，基辛格在回答记者问时发表谈话，说总统希望采取经常同中国进行“最大范围内接触”的政策，向中国发出了信号。但是，由于发生了前述的意外事件，美中关系又恢复了原来状况，这使美国方面非常失望。
然而，中国方面出现了有必要同美国接近的转机。也就是发生了乌苏里江的中苏边境纠纷。实际上，3月的再次流血事件，迫使中国为了抵抗苏联的现实威胁，到了必须认真考虑中美关系的时候了。为了不错过这个时机，致力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尼克松，依赖法国总统戴高乐从中进行了调停。3月1日，尼克松在访问巴黎和数周后戴高乐为了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访问美国时，都委托戴高乐向中国方面转达他希望缓和美中关系的意思。接受这一委托的戴高乐，于4月23日通过驻北京的法国大使向中国传达了尼克松的上述意思。据说，当时中国方面根据尼克松过去一贯的态度，曾经表示怀疑。
在此期间，基辛格于3月28日主持编写了以“同共产党中国间的贸易”为题的第35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提出了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一下子取消所有的限制；另一种选择是，逐步地分阶段地正常化。尼克松主张以第二种选择为好。按照这条路线，1969年下半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友好的姿态。主要表现有，主动发给学者、记者和议员访华护照；表明同意恢复美中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意思；第7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声明撤除冲绳的核武器；取消访华人员购买100美元物品的限制等等。
尼克松在长时间的国外访问、旅行之初，于7月25日在关岛发表的所谓“尼克松主义”中，也包含了同中国和解的意思。当时，总统的报告当然不是仅仅以中国为对象的，但要求盟国努力相助，减少美军在亚洲地区的军事保证，这些问题的内容对中国来说就意味着减少了美国的威胁，表明了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意图。后来，尼克松于8月1日在巴基斯坦向阿尤布汗总统、8月2日在罗马尼亚向齐奥塞斯库总统分别提出了要求，委托他们与中国牵线搭桥。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发表演说，提倡“美中关系正常化”，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极大关心。这种信号的传递和交换，看上去是零星的，片断的，但经过长时间地反复积累，其效果是非常之大的。
1969年10月，尼克松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开始恢复华沙会谈；12月11日，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了磋商，一致同意于1970年1月20日再次开始举行会谈(第136次会谈)。1970年1月8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了这一决定。当时美国是第一次公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后来，在2月18日发麦的尼克松给议会的特别报告《七十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中，以很大的篇幅记述了有关中国的问题，考虑了如何才能“从实际上改善同北京的关系”问题，并且明确表示没有利用中苏纠纷的意思。尼克松想以这个报告作为“最初对中国发出的真正的公开信号”。
大局已定，不可反悔。由于这种信号多次互相交换，美中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意思都已明确。但一旦进入实施阶段，就必须进行频繁的接触和明确具体的交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动荡的国际关系不断发生难以预料的事件，它将有碍于双方接触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10月下旬，尼克松和基辛格断定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已到，于是下定了决心。
这个时期的变化过程，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塔德·肖尔茨所著的《和平的幻想——尼克松时代的外交政策》两本书里做了详细的记述。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转达这种意图的方法是，想通过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达，时间选择在为纪念联合国成立25周年，这两位总统来美国的时候向他们表明这种意图。
基辛格密使的北京之行
10月下旬，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个渠道对中国所表示的意思，都于12月中旬分别得到北京表示同意的回答。访问过中国的埃德加·斯诺，也传达了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2月25日，尼克松在《世界形势报告》中，明确表示改善与扩大同中国的关系，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3月24日，周恩来在北京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表达了同美国举行高级会谈的决心。4月6日，中国方面在日本的名古屋发生了戏剧性的“惊奇”事件。在国际乒乓球比赛大会上，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队向美国发出邀请，欢迎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美国方面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这是中国方面公开发出的第一次信号。因为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外交上的冲击力也非常之大。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成功地访问了中国。这是自1949年以来，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正式的访华团体。他们于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后来，经过几次“加强友好”的相互交往之后，4月27日出现了“真正的跃进”即中国的密件由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秘密带给了基辛格。
这个密件就是周恩来的信件，信中表示北京准备接待美国代表团，同时提出了一些需要讨论的事项。中国准备震惊全世界。但是，尼克松还想再看一看形势，企图选择一个最好时期。不过，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开始考虑代表团人选问题了。最初，基辛格打算自己先去中国。以后又物色了几个人，但最后还是决定他只身先去。5月10日，美国方面将答复交给了巴基斯坦大使，经过伊斯兰堡送到了北京。主要内容是，基辛格将前往北京举行预备谈判，对他委以全权，他将于6月15日以后的某天前往，以巴基斯坦为窗口进行接触，本件要绝对保密。后来正如尼克松所说的，“大局已定，只等周恩来的回答了。”
5月31日，焦急等待的中国的回答经由巴基斯坦传到了华盛顿，全文于两天后由特别信使送到。当基辛格携带着刚刚接到的两页文件，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尼克松那里的时候，尼克松正好结束了对尼加拉瓜总统的接待。他立即启封看信。当尼克松一读完信，基辛格象少年似的满面通红地说：“总统，这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传给美国总统的最为重要的消息！”
自那以后，他们俩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研究讨论中国问题、美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两个人不断地干杯，一下子就喝了一瓶白兰地。他们俩人为了使这一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美中关系的工作获得成功，一致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绝对保密”。比虚构更为有趣的基辛格密使北京之行的故事，就是从这天夜里开始的。
基辛格为了隐蔽行动，首先规定了这次行动计划的暗语，决定仿效马可波罗，称为“波罗计划”。日期定为7月9日至10日。收到中国方面确切回答的时间是在基辛格出发的一周之前。基辛格于7月1日从华盛顿出发，首先飞往越南，4日到达曼谷，6日在新德里，8日到达伊斯兰堡近郊的拉瓦尔品第机场。习惯于跟随基辛格长途旅行的记者们，从他以往的谈话中，认为他这次旅行没有什么新闻价值，所以到达巴基斯坦时只剩下3人。在伊斯兰堡，他制订了如何秘密潜入北京的计划。巴基斯坦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制订了如下秘密脱离方案。
巴基斯坦原计划为基辛格举行宴会，招待当地的90多名高级官员。但当天下午5点钟却取消了这一宴会，让大家非常失望。他们肯定会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向大家解释，说基辛格“由于过于疲劳，得了轻微的胃炎；并且向记者们发表谈话说，基辛格为了去休养，要到山里僻静的地方呆上两、三天。为了让人们认为是由于突然事故，还专门把宴会菜单交给了厨师(因为人们都对什么样的菜单很感兴趣)，白准备了90人的莱肴。而且，第二天早晨带护卫人员的高级轿车，好象载着美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向山里出发了。看到这种情况的记者们，即使考虑到某些问题，也只能认为是基辛格在为了调解东西巴基斯坦的问题而奔走。谁也不会想到基辛格是为了潜入北京。
一切都按计划顺利实施。于是完成了“近代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踪闹剧”的舞台设计。为了扩大这一效果，7月10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讲演时说：“为了结束中国在世界社会上的孤立状况，准备迈出最初的一步……”。这个演说，在美国倒没有怎么引起注意，但却引了中国人的极大关心。
另一方面，在冒充的一行人假装进山后，基辛格就隐藏在巴基斯坦的飞机里于7月9日早晨3时36分向北京出发了。在机场上见到基辛格的记者虽然向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发了电，但谁都没有注意接收，也没有作为消息发表。这对基辛格来说是非常幸运的。知道基辛格这次北京之行意图的，只有基辛格身边的三个人，就连驻巴基斯坦的美国大使都不知道。在基辛格身边担任警卫任务的秘密警察，在飞机飞上天空之前还不知道去向。此外，因为该机不是定期班机，所以为了避开苏联和印度的雷达探测，必须越过喜马拉雅山绕过航线以外飞行。飞机起飞后经过5个半小时的飞行，于当天中午在北京郊区的军用机场着陆了。
这样，基辛格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北京。由于不能及时同白宫取得联系，所以全靠发挥他自己的本领，机会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但是，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焦急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事态的自然发展。在此之前，美国从某些方面表示了外交上的积极姿态。这次该轮到中国方面做出某些表示，最后终于盼来了。当天下午4时，周思来总理亲自来到了基辛格下榻的宾馆。从外交惯例来看，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有必要亲自到宾馆(即使是国宾)看望。而周恩来却打破了惯例。这就充分表明了反应效果之大。
基辛格和周恩来连续进行了坦率的具体的讨论。其中也包括一致同意尼克松总统将于不迟于1972年5月的某个时期访华的事项。这样，美中关系和解就确定下来了。在7月11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基辛格和周恩来决定结束在这以前在美中关系上引起了重要作用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从中介绍。因为在美中两国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进行中间介绍了，两国可以直接进行高级会谈。今后两国的接触，可以通过两国驻巴黎、渥太华或其他城市的大使馆直接进行。最后决定于7月15日东部夏令时间下午10时发表尼克松访华的消息。
基辛格回到伊斯兰堡之后，立即向尼克松总统发了唯一的一句暗语电报“尤里卡”(好极啦！)这是预先规定的作为表示北京之行成功的信号。7月13日基辛格回到华盛顿。第二天即7月14日，尼克松、基辛格、罗杰斯(国务卿)、哈尔姆斯(中央情报局局长)、黑格上将一起开了会，第三天即7月15日下午7时(加利福尼亚时间)尼克松总统通过伯班克电视台向美国全体国民发表了电视讲话：
“晚上好，请允许我借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经过我们不懈地努力，获得了很大进展。……周恩来和基辛格于7月9日-11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个消息播放时间不到90秒钟，但其影响之大却是无法形容的。完全是一种“震惊”和“突然袭击”。在基辛格的回忆录《白宫时代》一书中，对这件趣闻进行了真实生动的记述，非常感人。此外，罗伯特·G·萨特著的《中国在注视着——美中和解》一书中，也记述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且还增加了很多有趣的插曲。
突然袭击外交的效果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冲击外交”或者“突然袭击外交”，给世界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长期静止不动的巨型舰船突然起动一样，而且其速度非常之快。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肯定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影响。一方面，有的人谴责说妨碍了“外交上的持续性”，也有的人批评说美国丧失了“保证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有的人称赞说这是“创造性外交”的典范，也有的人认为，作为旨在向“和平结构”变革的世界政治的推动力量，有一定的价值。其功与过，必须以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待，不能过早地下结论，而且也没有必要下结论。现在可以看出来的唯一的一点是，在一般情况下大都不欢迎“突然袭击外交”。但是，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大的外交活动形式和小的外交活动形式并存，而且发挥积极性的机会已呈现在国际政治生活中。
迈克尔·I·汉德尔著的《突然袭击外交——希特勒、尼克松、萨达特》一书，对外交上的“震惊”和“变革”的意义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根据他的观点，“突然袭击外交”可在四种不同的情况下行使。(1)非民主体制中独裁的领袖；(2)民主体制中采取独裁形式的领袖；(3)民主体制中民主的领袖；(4)非民主体制中集体领导的首脑。希特勒、斯大林和萨达特为第一种类型；戴高乐、尼克松和贝京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属于第二种类型。外交上的突然袭击行动，大多数都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采用。第三种和第四种类型很少采用。1954年决定从印度支那撤退的法国总理，相当于第三种类型。1962年给古巴带来导弹危机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属于第四种类型。
但是，突然袭击外交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对突然袭击外交的代价和风险如何评价和分析？谈判与交换信号的方式应该怎么办？第三者介入和各个领导人的作用如何发挥？旨在变革的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动机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突然袭击外交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果？虽然不会造成军事上的破坏，但在心理上和社会上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破坏？能够进行突然袭击外交的秘密外交果真是建设性的吗？虽然不是破坏性的，但没有危险吗？突然袭击外交能不能解除或缓和国际纠纷和战争？是否会助长国际纠纷和战争呢？
总之，疑问很多，且没有明确的结论。有些也许根本就无法做出结论来。因为事在人为，它没有固定的模式。这样，“突然袭击外交”最好是根据时间、地点、方式方法的不同变化，在认为必要时运用。在敌我双方的情况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的、动荡不定的现代国际社会里，我们能否时常关心此事，经常以灵活的姿态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呢？
这里，受益者大概是“实施突然袭击外交的一方”。因为实施突然袭击外交的国家，在外交上能否取得长期的胜利，这一点必须由将来的历史学家来判断，至少在实施阶段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具备锐利的“历史眼光”。我们是不是看错了当今的历史潮流呢？
尼克松对中国的冲击外交 1971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