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民性格的形成会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统、饮食结构的影响。其中，对国民性格形成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应该是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政治制度，会形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形式和行为规范。
马克思说，“在东方”、“在亚洲”“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因为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5页），这是马克思认为环境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影响。
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自然条件对民风和国家政治制度影响。他认为，“在亚洲，人们时常看到一些大帝国；这种帝国在欧洲是绝对不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亚洲有较大的平原；海洋所划分出来的区域广阔的多；而且它的位置偏南，水源比较容易涸竭；山岳积雪较少；河流不那么宽，给人的障碍较少。在亚洲，权力就不能不老是专制的了，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能相容的。”孟德斯鸠这个论断是否科学，有待论证。但是，气候影响人的情绪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人在气候炎热的地带，脾气容易暴躁，容易发生相互争斗。因此，热带地区容易建立起独裁国家政权。而处于温带的人，性情平和，容易建立民主政权。
气候和自然环境对地区人们生活的习惯有重要影响，而生活条件对地域人群文化、性格形成的影响也不能低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巨大差异，虽然都是中国人，南北方、东西部有很大差异。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各省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言。
湖北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曾对中华民族的地域文化做出如下的阐述：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它的北面是比较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形成交通障壁。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东面面临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的浩瀚无际跟地中海的情形不一样，对古人来说也是难以征服的。这么看来，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因此，中国人不像欧洲民族那样，生活在地中海周围，命运给中国人安排了这样的生存空间。中国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都是沿着河流展开的。《周易》号称“群经之首”，八卦中坎卦为水，兑卦为“泽”，也是水的一种。河流构成了中华民族对于民族之根的原始向往和执著追求。“河出图，洛出书”，“河图洛书”成为了古代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启发着人们的哲学思维和文化心理。
二、 中国北方
中国最终是在黄河中下游形成的。在远古时代，黄河流域曾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的亚热带雨林。这里孕育着河南斐李岗文化、河北磁山文化等。之后又在黄河中游两岸发展起来仰韶文化。第二个文明时期的几个主要帝国秦汉唐宋都定都在黄河中下游。中国文化深深植根在黄土地，从孩提时代就吮吸着黄河的乳汁。
中国北部地区，山少平原多，全国三大平原有两个在北方。而且北方山地大多集中在四周，中间平原辽阔无垠，放眼四眺，周围几十里一览无余，所以北方人多为豁达爽朗，大方而不拘小节。形成了北方人心地纯洁、贤良的个性和粗犷、热情好客、幽默，讲义气等性格。另外，由于中国北部地区地旷人稀，天寒地冻，风沙多，有近半年的霜雪天气，无论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方式都以粗放型为主，不像江南水乡精心耕作。黄河因泥沙的裹挟，到中游后流淌得十分缓慢，使黄河流域文化呈现出匀速缓慢的波动线，造成人群心理性格中忠厚、朴实、忍耐的特点。
一些北方地区生存环境恶劣，造就了北方人坚韧沉毅粗犷乐观的精神素质。历史上黄河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一次大改道，使生活在黄河岸边的人群，具有一种天然的忧患意识和共同抗拒自然灾害的群体意识。形成了民族的归属感和义务感，形成了中华民族坚韧、抗争的精神。同时，也形成了黄河流域人任劳任怨、安分守己、忍耐忍让的文化观念。这种精神素质支撑着他们勇敢地面对困厄，不断冲破苦难，迎接明天的幸福。
由于北方的中国人融入了游牧民族的基因，身材普遍比较高大。蒙古族的歌曲以长调为主，悠扬舒展，没有江南丝竹乐委婉，表现了辽阔草原的风情。陕西乐曲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齐鲁文化是一种“厚德载物”的伦理人文。
北方地旷人稀使村落相距较远，不便于文化的传播，使北部偏远地带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东南沿海地区。
历史上，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和成熟，传统文化对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接触西方国家机会少，思想比较保守。习惯简单质朴的思维，注重孝道，保持着传统文化伦理观念。北方女子对待婚姻，追求从一而终。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在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论中，总可以看到、听到“我生是某家的人，死是某家的鬼”的说法。横下心来绝不离婚。这是对爱情的忠贞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子对男人很强的人身依赖性。几年前，笔者曾听到一位年龄三十出头，看似很“前卫”的北方女子谈男人责任时说道：“你娶得起，就得养得起。”虽然她衣着时髦，但思想意识仍停留在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上，可以明显看到传统文化的烙印。
中国北方特别是西部封闭的地理环境，在给予西部人安定、恬静的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束缚了西部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形成了以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为内涵的西部稳型文化。这种文化氛围中，公民群体的权利主体意识和参政意识较弱，法制观念和规范约束力弱于全国其他地方；民主选举往往带有血缘宗法色彩，使民主进程中的投票机制带来失真的扭曲。
现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平等和特权。中国传统社会是等级制结构，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特权。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每年为西部地区安排了众多的大学毕业生。但这些人才总是“孔雀东南飞”。其实，人才外流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经济落后，而是社会环境不公平，不讲规则。在一个盛行讲裙带，讲关系，不讲规则的地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处处要排队的平民子弟，何时才能得到重用呢？他们无力改变这一现状，所以只能选择离开。
三、 中国南方
著名作家、学者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对中国各地的性格差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由于战乱原因，中国历史曾经进行过两次大的人口迁徙。一次是在南北朝，一次是北宋末年，都是在外族侵略，军事占领北方的情况下，居住在北方的官僚、知识分子、大地主阶级大规模地迁徙到浙江和江苏南部地区。因此，现在如果说“血缘最纯”的中国人，当属浙江和江苏南部地区的居民。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中原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混居的格局，北方的汉民族血缘和文化中，已经融入了一些游牧民族的基因。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现在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已经不是“最纯正”的汉民族了。
中国南方地区多山地、河流而少平原，地形地貌受山水阻隔，平原地区沟壑纵横，山区峰回路转，视野被禁锢在狭窄的空间内，南方人在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为了生存，使他们自然养成了精打细算、小心谨慎，善于运用现有资源，发挥聪明才智的习惯。南方的气候温和湿润，各种植物花卉竟相争芳斗艳，使南方人养成了沉稳、安详、感情丰富而细腻的性格特征。
战国时期，位于中国南部的楚国，地域面积几乎是中原地区的齐、鲁、韩、魏、赵、宋等诸侯国面积的总和。中原地区这些国家，是周天子分封赏与的土地，楚国则是楚人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因此，历史上荆楚一带的民众，天生具有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吴越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青莲岗、河姆渡、良渚等古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来自于移民群体的素质。
以江浙为代表的南方，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弱于北方，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他们是出色的文学家，喜爱诗歌，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并且感情细腻，稳重内向。苏州乐曲低声吟唱，江南文化是一种“与物为春”的诗性人文。
其实，在春秋到秦汉时期，江南吴越地区，人民同样骁勇尚武，男儿带吴钩、佩吴剑。项羽起兵的八千子弟兵，就是在苏州附近招募的。那个慷慨自刎的虞姬是从常熟（古称虞）投军的一员女将。苏杭人并非天生文柔，他们的本性同样是充满阳刚的。是长期传统文化的浸润，使他们完成了从蛮到文、从刚到柔的演化。
以江浙为代表的南方人是精明的商人，东南沿海地区作为通商口岸，与西方国家交往最早，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最早最大。
四、 南北方的冲突与融合
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兼并战争基本上都是从北向南攻击，并且最终取得天下。北方由此多出皇帝。北方人基本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政权并建立王朝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除了唐和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所有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及河北省。周朝的创立者来自陕西西部，汉代创立者刘邦来自江苏北部徐州沛县，明太祖朱元璋来自安徽凤阳，宋朝创始人赵匡胤来自河北涿州，晋朝开国者来自河南，三国时期曹操来自安徽亳州，刘备来自河北涿州。
形成这种格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人种问题。中国北方人因受到大陆型气候的影响，一般都长得粗旷有力，属于典型的蒙古利亚人。他们一般高大且四肢有力，可以进行力战。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强壮身体是可以作为战斗资本的。而南方人因受到亚热带及热带气候影响，人种偏矮小，所以在力战的时候，往往会处于下风。
第二，地形问题。北方地区平原多，山岭少，适合拥有包括骑兵在内的诸兵种合成的大兵团作战。而南方多山且河流密布，因此不利于进行大兵团的作战。南方虽然可凭借地理优势取得某些胜利，但在长期的作战中，其自身的劣势往往会显现出来。这就是当年雄居长江流域的楚国为何久久不能到中原与诸国决一胜负，统一天下的原因。
第三，地理问题。中原乃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上可控制蒙古东北地区，下可过长江控制南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南方地区仅靠长江天险为障，就算是全部占领，也只能是偏隅一方，不会对全国产生决定性影响。
地域文化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外地人很难能改造当地人，却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当地人同化。就像外地人进入一个地区，口音首先要被同化一样，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我们看一看这样有趣的现象。北京人所以瞧不起上海人，他们认为上海人太会算计，而上海人同样瞧不起北京人：大手大脚，大大咧咧，花费了许多冤枉钱。由于上海人的精明和细致，甚至是过于挑剔，使许多在上海卖菜的外地农民都受到影响。浙皖一带的农民进上海卖菜，他们要把菜弄得干干净净，不能食用的部分全部去除，否则，你卖的菜就无人问津。而在北京，同样是浙皖一带的农民卖的菜，就拖泥带水，连枝带梗，他们知道，反正北京人不会在乎。在北京、天津等地，人们在买菜时，即使遇到缺斤少两的事情，一般都会选择默不作声，自认倒霉的做法，认识一下这位商贩，下次绝不再买他的东西了，很少当面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是怕引起冲突，生很多气，还解决不了问题；二是怕争执起来，被熟人看见，让人家觉得为了一点小利斤斤计较，很没面子。但是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上海就不同了。上海人会毫不留情面地与小商贩当场理论，直到小贩补足了分量，或退还了多收的钱才能罢休。所以，在上海，买东西缺斤少两和以次充好的情况比较少。顾客的态度，决定了市场的品质，豪爽的北方人如果不养成挑剔的眼光，就不能出现上海市场上那种新鲜、精细、干净的蔬菜，就“培养”不出精益求精、严格遵守交易规则的销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