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蔡鸿生
清初的岭南佛门是不平静的。自1644年甲申之变(顺治元年)至1680年平藩覆灭(康熙十九年)，在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征服与复国、统一与割据的斗争持续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禅林也风云密布。一方面，它成为遗民逃禅的政治避难所；另一方面，又被清朝新贵用作收拾民心的人间道场。在严峻的历史环境中，空门已经不是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是非中”的空白地带了。
清初的岭南佛门也不是清一色的。高僧与俗僧各行其道，前者“以忠孝作佛事”，融气节与禅风为一体；后者则出家谋利，与佛门清规背道而驰：“盖自正法陵夷，宗风不古，名虽出家，实为名利，徒登戒品，殊昧清规。所谓出家者，不过工文词，习梵呗，营屋宇，美衣食，置田宅，畜徒众，能事毕矣。如来门下，何乐有此![1]表面上都是暮鼓晨钟，实则清浊殊途，大异其趣。
明清之际社会变革对岭南佛门的冲击，其强度并不亚于滇南和江南。平南王尚可喜入粤，杀气腾腾，既带来社会生活的大劫，又给禅林梵宇蒙上一层“护法”的阴影。在腥风血雨过后，平藩竟然出来佞佛，这就只能是伪善，难免造孽扰民，弄得“十郡冤魂结宝幢”了。
让我们从这名南粤屠夫的“屠城”说起。
一 广州庚寅之劫
庚寅年，即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按民间的生肖纪年法，寅属虎，广州又名羊城，于是，“虎食羊”的惨剧便被用来隐喻清兵血洗广州的暴行了。
是年初春，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率领清兵，从江西经粤北南下，绕过肇庆和三水的明军，直下广州，驻营城北。南明的两广总制杜允和固守城内。经过八个多月的围攻，到十一月初二(阳历11月24日)城破[2]。杜允和率残部逃奔琼州，清兵屠城七日，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腥事变。
当年在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Mar—tini，1614一1661)，撰《鞑靼战纪》(1654年出版)一书，其中写道：
大屠杀从11月24曰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3]
清初来华的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也在《从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1669年出版)一书，写下大体相同的报道：
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十五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4]
广州的庚寅之劫，在清初的诗文中，有更惊心动魄的描写。这些具有文献价值的篇什既是历史实录，又是社会舆论。听一听同时代人的控诉，平南王的真面目就无所遁形了。
屠城之后，尸骨狼藉，遍于街衢。有一位名为“真修”的和尚，“募役购薪，聚[]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番禺儒生王鸣雷，满怀悲愤，撰写了一篇祭文，内云：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骷髅，或如宝塔，或发山邱。便门已朽，项门未枯。欲夺其妻，先杀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赢老就戮，少者发奴。老多于少，野火辘轳。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岂无同姓，鬼食嫌疑。生妻在傍，冥漠未知。儿尚襁褓，母已生离。骨无人收，儿在背饥。亦有弱妇，仓卒入房，暮昏晨别，未拜姑嫜。断肌委尘，粉骨埋香。生不相见，良友巾帼。如何墓门，不远咫尺。嗟呼悲哉!浩浩黄云，潇潇暮雨，谁敛魂魄，而聚比户。野狐邻穴，野葵塞路，峥嵘荒馗，白杨衰草。大小号呼，同归乡土。回首西天，勿生劫道。[5]
这篇凄厉的祭文，犹如一份罪行录，将清兵屠戮之惨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著名岭南诗人梁佩兰(1630一1705)，写过一首《养马行》，序云：“庚寅冬，耿、尚两王入粤，广州城居民流离窜徙于乡，城内外三十里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官军筑厩养马。梁子见而哀焉，作《养马行》”。全诗如下：
贤王爱马如爱人，人与马并分王仁。王乐养马忘苦辛，供给王马王之民。马日龁水草百斤，大麦小麦十斗匀。小豆大豆驿递频，马夜龁豆仍数巡。马肥王喜王不嗔，马瘠王怒王扑人。东山教场地广阔，筑厩养马几千群。北城马厩先鬼坟，马厩养马王官军。城南马厩近大海，马爱饮水海水清。西关马厩在城下，城下放马马散行。城下空地多草生，马头食草马尾横。王谕：“养马要得马性情，马来自边塞马不轻。人有齿马，服以上刑!”白马王络以珠勒，黑马王各以紫缨，紫骝马以桃花名，斑马缀玉缫，红马缀金铃。王日数马，点养马丁。一马不见，王心不宁。百姓乞为王马，王不应。[6]
当年的广州，从城北到城南，从东山到西关，墓庐变成了马厩。耿、尚二王的马政，荼毒生灵，是在屠城之后又添加的一项虐政。
清初游粤的江西诗人曾灿，是一名改僧服的明遗民，曾写过《羊城歌》，对圈地、输纳和劳役如何扰民，点滴无漏地记述下来：
羊城楼上鼓声急，羊城楼下兵马入。
西风刁斗彻夜惊，满城儿女皆垂泣。
一望烟尘昼不开，火光风势如崩雷。
马上折棰跨宝刀，一骑驱卤百人来。
白梧黑索满阡陌，男在东头女在北。
但闻男儿号哭声，不见妇人憔悴色。
可怜妻子属他人，更苦无钱赎一身。
田园圈去作王庄，华屋一朝成灰尘。
艰难留得余生在，甔石已空赋不改。
正供钱谷万难输，官吏私派百十倍。
征符忽下王师徂，老幼壮丁为役夫。
鞭挞骨肉血满野，楼舡高会吹笙竽。
吁嗟羊城亿万户，半销锋镝牛征赋。
白日阴风天欲寒，萧条闾巷无归路。[7]
顺治十七年(1660)耿继茂奉命移镇福建，广东便成为平藩的独立王国了。计自攻陷广州之后至康熙十九年(1680)，尚可喜及其子之信、之孝坐镇广东三十年，集兵、政、财权于一府，平南王成了“南霸天”，号称“三藩”之一。两广总督吴兴祚于撤藩后上奏，历数平藩治粤的种种弊政：
粤民受逆藩数十年之害，利在锱铢，如盐埠一项，额课一十四万有奇，此盖千百商民凑合资本行运，逆藩以盐为利薮，强占盐田场埠，盐课无出，商民并累，此粤民受困之一端也；广属渡税三百八十余处，逆藩兵卒罗踞津口，重加税钱，又不许增船分载，往往人多载重，渡民被溺，此又粤民受困之一端也；粤货至境，旧有落地税名目，逆藩创立税总店，铜、锡、铁、木之属已纳税者，重加税敛，下至鸡、豚、蔬、果，一概截收，此又粤民受困之一端也；渔课旧额，通商五千四百余两，藩役委官重敛，苛征税银巨万，此又粤民受困之一端也；至市舶一项，原与民无害，好徒沈上达乘海禁之日，番舶不至，勾结亡命，私造大船，出洋为市。”[8]
如此多端害民的平南王，令人深恶痛绝。据《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三载，新会有个打锡匠，闻雷震辄叹息曰：“雷霆何不向广州击平南王，而坐此轰轰耶!”就是这个备受口诛笔伐的尚可喜，竞然也曾多次敬佛：问道、铸像、修寺，等等，岂不是人世间的咄咄怪事。这段藩、佛之间的微妙因缘，前人似乎少加注意。其实，如果着眼于清初岭南的政教关系，对有关史实是不能不加以探索的。
二 尚可喜佞佛
尚可喜，辽东人。出身行伍，原为明将，驻守广鹿岛。天聪七年(1634)降清，授总兵。从入关到南下，屡建汗马功劳。顺治六年(1649年)，封平南王。次年攻陷广州，在南明故土建立起血腥统治。他给南粤民间留下的是一副凶神恶煞的形象：
番禺郭某，家有平南王像，面貌狰狞，两颧高耸，环目短髯，黄带蓝袍，纬帽不戴顶(时尚未设顶)，鹰嘴靴，叉手而坐，犹觉其杀气勃勃也。[9]
“杀气”与“护法”形同水火，本来互不相侔。但在尚可喜身上，却表现为矛盾性的结合，这就耐人寻味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10]下面所列举的，就是平藩与佛门关系的若干史实。
清兵围攻广州吋，驻营于小北门外。顺治九年(1652)，即陷城后两年，尚、耿二王便在原驻营地大兴土木，修造用以纪功的“得胜庙”，平南王建于左，靖南王建于右，奉祀“汉寿亭侯”，即被满洲人尊为战神的“关公”。[11]同年，平南王又于得胜庙后，另建太平庵，内塑佛像，并铸铁钟一口。钟重约1000斤，通高1.24米，1982年在该庵遗址发现后，移置广州博物馆。钟铭全文如下：
今上龙飞之七年，平南王奉命恢粤，二月初六师抵五羊城北白云山，结营山阿，凡九阅月。将士奋腾，兵马无恙。其间铸炮制药，随手而应，阴有神助，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恢省，追溯不忘，乃捐赀建造太平庵，内塑佛像。爰勒之钟鼎，以志佛力于不朽，仍镌以铭。铭曰：鸣錞肃旅，以事南征。缘岩列帐，依[]分营。百举汇应，乃克坚城。爰溯佛力铸钟铭，用以永播其芳声!
顺治壬辰岁三月吉日，平南王建。广州府督捕通判周宪章监造。[12]
这则钟铭虽只有一百六十多字，却无异是一篇平南王与佛结盟的政治宣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尚可喜心目中，佛陀属于他的阵营，“兵马”体现“佛力”，从而赋予“南征”以无比庄严的性质。难怪战火一熄灭，他就燃起佞佛的香火了。
平南王对“佛力”的感恩，从城北的太平庵开始，逐步普及各地。顺治九年一年之内，他还捐铸一躯鎏金释迦如来铜佛，安放于番禺雷峰海云寺(原名“隆兴寺”)内，款识为“大檀越喜铸”。[13]
顺治十二年(1655)春，平、靖两藩请空隐和尚到广州河南名刹海幢寺说法。[14]空隐名道独，字宗宝，姓陆，南海人。长期主持罗浮山华首台法席，顺治十八年(1661)逝寂。他有两大弟子：天然和尚(函昰)和剩人和尚(函可)。钱牧斋撰《华首空隐和尚塔铭》，备极赞叹：“随身两膝无剩余，龙象踏蹴看二驹。[15]
清初岭南佛教的另一中心，是以戒律闻名的鼎湖山庆云寺。它也是两藩笼络的对象。顺治十七年(1660)撰立的《鼎湖山栖壑禅师塔铭》写道：
顷平、靖两藩，慕师高风，延至府衙问道。靖藩太妃，禀受皈戒，衬以名香、紫衣。时内翰铁山伍公，尝偕诸绅士敦迎法施。师唯一音演唱，庶类欣心。[16]
栖壑禅师名道丘，字离际，顺德柯氏子，曾充憨山大师侍者，是洞山宗石头下三十五代法嗣。他主持的庆云寺，“法堂常绕半千僧”，在僧俗中甚有威望，两藩慕风问道，无非是一种政治手腕罢了。
上行下效，顺治十五年(1658)，靖藩总兵宫曾养性捐资修复西郊龟岗下的禅寺，名“西禅寺”。同年，平藩的部将文天寿，也捐资修寺，在广州东门外教场的观音堂原址上建东林寺。[17]东教场是前明的演武场，原置护国禅寺。文天寿步平藩的后尘修寺，合护法与护国于一举，媚上惑众，决不是无所为而发的布施。
康熙三年(1664)，平南王为“祝禧佑国”，在广州城南明代龙藏寺故址修建大佛寺。据《南海百咏续编》云：
康熙三年，南疆奠谧，平南王自捐王俸营造兹宇。上为天子祝禧，制式悉仿京师官庙，世尊慈范亦摹之北匠云。
这座以“京师官庙”为样板修建的佛寺，形制十分庄严宏壮。乾隆四年(1739)广州知府刘庶撰《重修碑记》云：
其为制也：门以内有钟鼓楼，当前为天王殿，又进则为大殿峙其中。佛像尊严，金身雄伟逾丈，此则“大佛”之所由名也。[18]
该寺的金身大佛，共三尊，现已移置六榕寺。其质料、形体、重量和铸造工艺，《广州市文物志》记载如下：佛像“以黄铜精铸。三尊佛像皆盘膝坐，每尊高6米，重约10吨。手势各不相同，正中的为释迦牟尼佛，左手掌心向上，平放在膝盖中间，右手掌心向上，放在右脚膝盖上，作说法的手印，代表现在。左边为阿弥陀佛，左手掌心向上，平放在盘膝中间，右手掌心向上放在右脚膝盖上作垂手接引印，代表过去。右边为弥勒佛，左、右两手掌心重叠平放在盘膝的中间是禅定印，代表未来。佛像仪态慈祥，铸造精美。各像均分为头盖、面部至肩、上身至腰、下身至盘膝坐和莲花座5段铸造，然后捍接而成。每段衔接准确，接缝小，是广东省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黄铜铸像。”大佛寺及三世佛铜像的营造，既是平南王“上为天子祝禧”的表忠壮举，也是他在清初岭南劳民伤财的物证。
康熙四年(1665)，尚可喜的第十三女自愿落发焚修，使他又有机会来扮演慈父兼檀越双重角色。据《番禺续志》卷四十一云：
檀度庵在清泉街，康熙四年平南王尚可喜建。王有子二十三人，女十七人。其第十三女生即茹素礼佛，睹诸兄之横恣，忧患成疾，力恳为尼。王乃选宫婢十人为待者，建此庵为其静室。法名“自悟”，人称为“王姑姑”。
“王姑姑”从平藩府中异化出来，变成一名遗民式的尼姑，对岭南佛门有何意义，留待第六章去分析，此处暂略。
康熙十一年(1672)，尚可喜及福晋舒氏，对岭南名刹海幢寺，作了一次更加引人注目的布施：
傍珠江南岸为海幢寺，故郭家园也。建寺始于僧月池，得平藩之增饰而益华矣，鹰爪兰乃郭园旧植，地改而兰茂，以亭盖之。平藩佞佛，龟峰、大佛、海云之兴造，其费不赀。[19]
寺内所有之绿色砖瓦，均舒福晋所布施。初，两藩营造府第，咨请部示，恳照王贝勒制式，得用琉璃砖瓦，以及台门鹿顶。嗣奉部驳：“民爵与宗藩制异，察平、靖两藩均由民身立爵，所请用绿色砖瓦之处，碍难准行。”时粤东启窑，砖瓦皆成，而未敢擅用，乃尽施诸佛寺，若越秀山之观音寺、武帝庙及大佛寺，皆此种砖瓦也。[20]
如上所述，平南王尚可喜入粤以后，礼僧问道，修寺铸佛，一次又一次地摆出“大擅越”的姿态，处心积虑嫁接衙门与佛门之间的因缘。这种“平藩佞佛”的历史现象，应该作何解释呢？
按满洲旧俗，佞佛乃其传统。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坤宁宫中每日的朝祭神有三：如来、观音、关帝。每年四月初八有浴佛之祭，响殿内祝辞如下：“上天之子，佛及菩萨，大君先师三军之帅关圣帝君!某年生小子等，今敬祝者：遇佛诞辰，偕我诸王，敬献于神。祈鉴敬献之心，俾我小子丰于首而仔于肩。”[21]尚可喜作为藩王，在信仰上与清室保持一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平南王入粤大肆护法布施，也自有其将武功托庇于佛力的动机。如前所引，平南王铁钟的铭文，念念不忘他的“南征”和“克坚城”，“阴有神助”，因此，才会“爰溯佛力铸钟铭，用以永播其芳声!”修大佛寺的宗旨，也同样是为了“祝禧护国”。可见平南王的佞佛，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并非普普通通的迷信。
此外，清初的岭南佛门，是遗民逃禅的渊薮。所谓“胜朝遣老半为僧”，乃是当年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作为新朝的一名显贵，平南王给自己蒙上“大檀越”的面纱，一再礼请高僧空隐和尚和栖壑禅师问道，多次捐资兴修庵寺，岂不是通过对佛、法、僧的皈依，表明自己放下屠刀，以此来粉饰太平，收拾民心么?至于岭南佛门作出什么反应，那可就因人而异，各有各的取向了。
三 岭南佛门的反应
如前所述，岭南是中国佛教的滨海法窟，历代高僧辈出。在明清之际，遗民僧构成高僧群的主体，他们对平南王佞佛的反应，有的持疏远态度，有的则加以逢迎，于贬抑谀扬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平藩镇粤时期的著名和尚澹归禅师，姓金，名堡，字道隐，浙江仁和人。他以遗民入道，诗文出众，名重一时。钱牧斋《寄怀岭外四君诗》之一《金道隐使君》，有句云：“毕落禅枝除鸽怖，多罗佛钵护龙蟠”，[22]从气节方面给予表彰。不幸的是，澹归和尚人在佛门而俗缘缠身，并非完全甘于寂寞，是个复杂的人物。清初史家兼爱国诗人全祖望，写过一首《肇庆访故宫》，对澹归与平南王的微妙关系，作了如下的讥讽：
辛苦何来笑澹翁，《遍行堂集》玷宗风；
丹霞精舍成年谱，又在平南珠履中。[23]
诗中所谓“成年谱”，指的是《元功垂范》一书。该书据平南王“家乘所录”，记述尚可喜自天启四年(1624)至康熙十二年(1673)的事迹，是一部年谱体的传记，也是一本“垂示子孙”的功劳薄。全书由澹归笔削定稿，托为“尹源进撰次”。
至于“玷宗风”，则是对澹归诗文集思想倾向的批评。传世《遍行堂集》四十九卷、续集十六卷。陈垣先生指出：“今所传遍行堂续集二，有某太守，某总戎，某中丞寿序十余篇，卷十一有上某将军，某抚军，某方伯，某臬司尺牍数十篇，睹其标题，已令人呕哕。”[24]尽管其中有应酬文章，仍难辞媚俗之嫌。尤有甚者，尚可喜死于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澹归闻讯发函吊唁，见《续集》卷十一的《上尚将军书》，内云：“惊闻先王遽捐宾客，虽乘彼白云，自返圆生树下，而眷兹黔首，共沈浊漉泥中。况今释(澹归法名)空门三世，结宇长城；倦翮半枝，移阴广厦者也。所恨卧病荒丘，不获泛舟珠水，虔修薄供，洁上办香。”这样动情的话，完全不是悼念的套语，而是晚节委蛇的自供。正如吴天任先生所说：“观长城、广厦云云，疑所倚于尚王者，或非泛泛。以故国遗老，方外缁流，而倚新朝王公以为重，极意颂扬，致为后世口实，终未免有玷清誉耳!”[25]
澹归得法于天然和尚，即被誉为空隐“二驹”之一的函昰。这位古道自持的岭南高僧，“于门庭设施，悉任外缘，意合则住，不合则行，未尝一言一语仰干豪贵”(今辩撰《行状》)。顺治九年，尚可喜捐铸铜佛，并没有博得什么赞誉，只得到一个居高临下的款识：“博山下二世雷峰隆兴寺本师天然昰和尚率大檀越喜铸”。[26]“率”字下得极有分量，类乎画龙点睛，可见这个老衲的高风亮节。作为澹归和尚的本师，天然在知人论世方面确实比自己的法嗣更有本事。据《胜朝粤东遗民录》记载：
平南王尚可喜慕其高风，以函昰开法雷峰之海云寺，因捐金铸铜佛高丈余置寺中，复广置寺产，俾成海邦上刹。尝以礼延至郡，一宿即告归。或问之，函昰曰：“平王具佛性而无定力，萧墙之祸近在目前，遑计其他耶?”后卒如其言。[27]
函昰对尚可喜所作的这个考语，既是鉴定，又是预言。从口气看，“具佛性”是虚，泛指他佞佛的种种举措；“无定力”则是实，揭示了平南王气质上的根本弱点。佛门提倡的戒、定、慧“三学”，是通向涅盘的必由之路。正如释道安所说：“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出三藏记集》卷十一)位居中间的“定”起关键作用，缺了这个“三摩帝”(“禅定”的音译)，戒就不能落实，慧也无从生发。“无定力”意味着神散意乱，缺乏坚定性和专一性；“无定力”也意味着与正定静虑的背离，无法断除孽障，必将自食苦果。难怪天然和尚在平南王炙手可热之际，就觉察到他的要害是毫无“绝分散之利器”，决没有好下场了。
康熙十九年(1680)，尚之信于“撤藩”后被清廷赐死，平南王父子两代霸业一去不复返了。广州大通寺主持成鹫法师曾赋《仙城寒食歌四章》，其中那首《尚公坟》，为平藩治粤及其“萧墙之祸”作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
海珠海水流腥血，十万生灵冤莫雪。
杜康有力不借人，入室操戈凭曲蘖。
郎君本是拔山雄，一饮千钟双耳赤。
座上杀人如草菅，府中聚骨成丘垤。
承恩赐射中金钱，至尊含笑称“俺达”。
归来虎视故眈眈，神器妄窥狂力竭。
黄带长悬鞅望心，赭衣遽与繁华别。
烟销火灭脊原空，白骨衔冤死同穴。
孤坟快与梵宫邻，疏钟敲落城头月。
夜台沈醉酒初醒，猛然悟得无生诀。
起来若遇绵上人，从头汗马休重说。[28]
“孤坟”与“梵宫”相映成趣，是历史对平藩佞佛的无情讽刺。末代平南王“赭衣遽与繁华别”的最后一幕，留给后人的是如下的记录：
庚申(1680)八月十七日，赐死于府学名宦祠，焚尸扬灰。沈上达(平藩参将)家人钟姓者，收其骸骼余烬，瘗之西园报资寺。[29]
尚之孝兄弟赐死后，沈上达家人钟姓收其余烬，藁葬于会城外报资寺中，至今犹存。一题“平南王墓”，一题“唵哒公墓”。当撤藩时，其家不能携其余烬归辽东，而藁葬于粤，此惨刻之报也。今寺僧于清明日恒祭之。[30]
报资寺位于广州西园，东侧为芦荻巷，清初是一处荒僻之地。尚可喜父子埋骨于此，寂寞身后事，几乎被人忘却了。诚如上诗所言，寒食野僧祭孤坟，是既惨淡又悲凉的。岭南佛门对平藩佞佛的反应，经过三十年的沧桑变幻，其终极情景竟然如此凄厉，真是出人意外而又发人深思了。
[注释]
[1]成鹫：《出家二十颂后跋》，见《咸陟堂文集》，卷二。
[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三。
[3]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1版，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4]司徒琳着、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版，海古籍出版社，1992。
[5]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一。
[6]梁佩兰：《六莹堂集》，卷三，1版，26—2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7]曾灿：《六松堂诗集》，卷三，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册，1版，216一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清史列传》，卷九。
[9]《广州城坊志》卷二，引《粤小记》。
[10]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见《全明馆丛稿二编》，1版，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仇巨川：《羊城古钞》，1版，160、27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12]《广州市文物志》，1版，277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
[13]《番禺续志》卷三十六。
[14]黄佛颐：《广州城坊志》，l版，69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15]《牧斋有学集》，下卷，1版，1271一1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6]刘伟铿校注：《肇庆星湖石刻全录》，1版，28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17]《羊城古钞》，第276页。
[18]《广州城坊志》，第253页。
[19]檀萃：《楚庭稗珠录》，卷二。
[20]《南海百咏续编》。
[21]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下册，1版，314—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2]《牧斋有学集》，卷四，165页。
[23]全祖望：《鲒崎亭诗集》，卷十。
[24]陈垣：《清初僧诤记》，1版，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5]吴天任：《澹归禅师年谱》，香港版线装本，93页。
[26]注宗衍：《明末天然和尚年谱》，初版，3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7]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四。
[28]成鹫：《咸陟堂诗集》，卷四。
[29]钮琇：《觚剩》，卷七。
[30]黄瑞谷：《粤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