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丰（台湾作家）熊娟 他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她是湖南名媛、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黄美之。他们相识时，黄美之20岁，孙立人50岁，两人发生了一段恋情。然而，黄美之没有想到，令她“很陶醉”的这场热恋，仅持续了几个月。此后，两人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黄美之因“泄露军机罪”，蒙冤坐牢整整10年。而孙立人在1955年8月，因被蒋介石父子怀疑与美国勾结，阴谋发动政变，被革除一切职务，长期软禁。直到1988年3月，孙立人才被解除长达33年的监禁。1990年，孙立人辞世。2010年7月，黄美之出版《烽火俪人》一书。她说，书中描述的乱世情缘，原本珍藏在她脑中小小的空间里，直到孙立人去世多年后，她才能冷静写下“我所知道的那位将军的另一面”。 黄美之在孙立人身边只待了八九个月时间，然而这已经足够让一段英雄与美人的浪漫情事，悄悄而热烈地发酵。这段短暂的恋情，犹如划过天际的耀眼流星，尽管光亮夺目，但它毕竟燃烧消逝得太快太快了。 母亲是妇女运动先驱 在黄美之的记忆中，赴台湾之前的生活是优越而自在的，充满着少女的幻想。黄美之，又名黄正，湖南沅江人，生于1930年。母亲吴家瑛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一位“以雄辩、文采、美貌而出众”的革命女性。“五四”时期的湖南妇女解放运动，从要求婚姻自由开始,继而发展到要求男女平等的教育权、参政权,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以吴家瑛为代表的优秀女性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在黄美之看来，母亲并不缺乏柔情。黄美之还有一个姐姐叫黄珏，姐妹两个总是拒绝坐轿上学，让母亲“手忙脚乱”。“平日很少下厨，也不喜欢早起的母亲，怕女孩儿走得慢，所以很早就叫我们起身”，“怕我们在路上的伙铺里吃不好，没力气赶路，母亲很认真地为我们下厨做菜”。母亲的言传身教，特别是母亲身上可贵的坚强与自立，对黄美之的影响很深。1949年，因时局剧变，南京几乎成为空城，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黄美之转去广州中山大学借读。“那时时局很混乱，学校里不是学生罢课，就是教授罢教，没有多少课好上。”后来，国民党军队溃败，黄美之和姐姐随同母亲一起，到了台湾。 到台湾初期，黄美之本打算继续升学，但迫于生活，不得不放弃学业。当时，她和姐姐在台湾屏东小有名气，大家都知道，有对姐妹“大黄”、“小黄”出落得亭亭玉立。一个偶然的机会，黄美之被选为孙立人将军的秘书。
爱情一点就燃 孙立人，安徽人，1900年出生在安徽庐江县一个书香门第。1923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赴美留学，后又考入军校，改读军事。抗日战争时期，孙立人曾任国民革命军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师长；到台湾后，他先后任“陆军副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 孙立人一生有过三段婚姻，1919年他还在清华读书时，遵父母之命，娶了门当户对的举人龚彦师之女龚夕涛，但他对于自己的这位原配夫人没有感情，两人也没有生育。1930年，孙立人在南京教导总队任大队长。在一个晚会上，他认识了南京汇文女中的校花张晶英，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喜结良缘。但这位夫人不能生育，后来更是皈依了佛门。在这位夫人的劝说下，孙立人1952年娶了护士张美英，她为孙立人生下两男两女，如今，孙立人的后人大多定居海外。 当年，负责给孙将军挑选秘书的正是他的夫人张晶英。孙夫人对黄美之很满意，对她说：“你若愿意，我可推荐你。”黄美之曾亲眼见到美军顾问团的女秘书们都神气十足，因此，很爽快地答应了孙夫人。 所谓秘书，日常工作就是留在孙公馆内，做些简单的工作，比如打印文件、做请柬等等。宾客来吃饭时，要像女主人似地招待他们。她还要负责把将军所有的照片整理出来。 情缘的发生似乎就在一瞬间。那天，孙立人和黄美之坐在公馆的荷花池边，孙立人突然若有所思地说：“我替你取了一个英文名字，little，意思是‘小’，音译成中文，里面还含有我的名字（英文little，第一音节与孙立 人的名字同音）。” 黄美之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孙立人，偏着头想了一想，发现真如他所说。她非常惊讶于一位南征北战、满脑子枪炮子弹的军人，竟会有如此细腻的心思！她为此感动。孙立人看着她，似乎读懂了她的内心世界，伸出一只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在谈到那是怎样的情感时，黄美之直言：“仰慕英雄，也有恋父情结。我觉得自己醉了，爱情一点就燃。他是个成熟的男人，而我对爱情充满幻想，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孙立人有家室，这让黄美之心里总有罪恶感，“清醒了很难过，不得了，（觉得自己）闯祸了，很矛盾。”她甚至曾偷偷取出副官的手枪朝着自己胸膛扣动了扳机，还好子弹没有上膛。 热恋的代价 黄美之在《烽火俪人》中写道，在屏东的孙公馆里，一天早上，她和孙立人谈到骑马，并说了自己一次很失败的骑马经历。孙立人听了，便说：“马是十分聪明的！人一骑上去，马就知道此人会不会骑。”说着，自己便跪在榻榻米（日式席榻）上，两只手在地上撑着，弓着身子像马一样。她快乐地骑在他背上，笑得透不过气。 有时，孙立人会在她耳边轻声说：“小小，不要离开我。”她则会顽皮而轻柔地回答：“我终是要离开你的。” 她渐渐熟悉了他的体温。天气冷时，即便离他有三四米远，她也能感受到他体温的热度。黄美之回忆说，那时她不了解他内心的寂寞，“竟是千军万马的奔腾！炮火连天的隆隆，使他更能集中心力。但有一方荒寂的心田，从来没有被他自己或任何的外力攻克过。” 孙立人有时也会沮丧地告诉她，国家“旧习不改，只怕真是一班亡国之君臣啊！” 但这段浪漫的恋情并未持续太久。1950年的一天，蒋介石打电话给孙立人，叫黄美之到台北问话，此前有一名中央社记者被查出是苏联间谍，而黄美之和姐姐正好认识他。 黄美之不了解情势险恶，只想着可以到台北玩玩。万万没想到，在保安司令部的眼里，她和姐姐是“活生生的匪谍范本”。一到台北，姊妹俩就此开始了十年牢狱之灾。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孙立人。 她们被送到被称为“天牢”的桃园感训所。那是“与整个真实的世界完全隔离，亲情断友谊绝的面壁十年”。
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感悟 笔者（王丰）曾和负责承办“孙立人案”的谷正文先生交谈过，谷正文提到：“以黄家姐妹的案子为例，黄氏一族在湖南也算是名门望族，案发后，这对姐妹的父亲找上孙立人，希望他站出来讲讲话，偏偏孙立人就只敢说：‘老先生正在气头上，等过一阵子吧！我会找机会告诉他。’”1960年初，经过赵恒惕、曾宝荪、黄少谷3人作保，并在保书上签了字，这对姊妹才得以出狱。十年的牢狱之灾，让黄美之的生活陷于谷底。 一连串波折过后，黄美之似乎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感悟，“虽未能使我世事洞明，倒也了解了及时行乐。”重获自由后，黄美之每天下班都要和两三女友去闹市区逛街，一定要玩到12点才赶最后一班车回家。她还热衷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就是在这些聚会中，她认识了德籍美国外交官傅礼士（Fleischman）先生，并于1963年与之结婚，婚后即随夫住在国外。 黄美之认为，她与傅礼士才是有缘结婚的人。这其中固有真情在，但也不可否认，黄美之有想“逃离”台湾伤心地的深层心理。她随夫四处搬迁，最终定居在美国洛杉矶。黄美之在当地邮政局资料室工作直至退休。夫妇俩有一个女儿。傅礼士先生已于9年前过世。 在国外生活期间，黄美之开始创作小说和散文，用“说故事的方式替时代记述某些人文思想与际遇”。 这些年，黄美之笔耕不辍，写下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伤痕》、《不与红尘结怨》、《欢喜》、《深情》等一批在海外华人中颇有影响的作品。 黄美之说：“人生的道路，我已走过长长的一程，在那已往的过程中，我曾在深邃的幽谷中，度过我的青春岁月。”她的文字中，虽不免夹杂一丝哀怨，但更多的是对故土的热爱。黄美之在文章中吐露心声：“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 从受伤、逃离到回归，既是黄美之写作历程的全部，也是她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作家之所以能写出打动人的文字，是因为他的心中还有未了的情，未了的爱。不知黄美之是不是属于这一种？晚年的她，回想自己妙龄时期短暂的热恋，之后数十年的生命轨迹，该会有怎样的感慨和遗憾？可能正如她的书名所表达的——“不与红尘结怨”。 编辑：刘畅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