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读】狂草是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它渊源于今草，又与今草的体势形体不同。狂草开始于唐代张旭，他的草书特喜连绵回绕，线条偏于丰肥圆劲，甚是神异，人皆以“张颠”称之。传世铭刻以《肚痛帖》、《千字文》最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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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草是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它渊源于今草，又与今草的体势形体不同。狂草开始于唐代张旭，他的草书特喜连绵回绕，线条偏于丰肥圆劲，甚是神异，人皆以“张颠”称之。传世铭刻以《肚痛帖》、《千字文》最著名。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附近）人，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在书法上，尤擅长于草书。他的草书连绵回绕，起伏跌宕。所谓“张妙于肥”是说他的草书线条厚实饱满，极尽提按顿挫之妙。-
唐大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他的草书艺术推崇备至。他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被时人称为“三绝”。张旭喜欢喝酒，每次大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据李肇《国史补》说，张旭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写时，挥笔大叫，把头浸在墨汁里，用头发抒写。他的“发书”飘逸奇妙，异趣横生，连他自己酒醒之后也大为惊奇，这恐怕有夸张之嫌。-
张旭《古诗四帖》墨迹本，五色笺，狂草书。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40188字。无款，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明董其昌定为张旭书，后人多沿此说，但也颇有争议。董其昌依据是曾见过张旭所书《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古诗四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无流传。-
狂草另一代表人物为张旭的学生——僧人怀素。他改张的丰肥为瘦硬，风格为之一变。代表作为《自叙》及《千字文》。前人评其书法，继承张旭笔法，而有所发展，所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他的草书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他的字若行云流水，李白曾诗云：“草书天下称独步”。-
怀素(725~785)，字藏真，俗姓钱，零陵郡(今永州市)人。怀素７岁时到零陵县城河西20华里之外的“书堂寺”为僧，后到东门外的“绿天庵”为僧。自幼对书法怀有浓厚兴趣，经禅之余，勤学书法。因无钱买纸练字，就在寺旁空地种下许多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庵为“绿天庵”(在今永州芝山区高山寺后侧)。经长期勤学精研，秃笔成堆，埋于山下，名曰“笔冢”。旁有小池，常洗砚水变黑，名为“墨池”。-
现永州的绿天庵、浯溪碑林、高山寺都留有怀素的遗迹。永州现存怀素的作品有《千字文碑》、《瑞石帖》、《秋兴八首》等，属中国书法珍品。《自叙帖》，怀素草书。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共126行，698字，书于唐大历十二年(777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容为自述写草书的经历和经验，和当时士大夫对他书法的品评，即当时的著名人物如颜真卿、戴叙伦等对他的草书的赞颂。-
《自叙帖》是怀素流传下来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他晚年草书的代表作。明文征明题：“藏真书如散僧入圣，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轨范。”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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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狂草书法艺术的探微-
【导读】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具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只要书家书写的内容精神境界高尚，掌握较为扎实的线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的形式美也就有了它独立的审美价值了，反之不然。
写字在我国古代称为“书”，按照汉字的书写规则进行“写字”的便成了“书法”，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平面造型艺术。数千年来，涌现出了许多独步书坛、自成流派的书法艺术大师，毛泽东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于一身。他的书法艺术雄奇瑰丽，特别是狂草书作，独辟蹊径，别树一帜，世人尊之为“毛体”书法。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具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只要书家书写的内容精神境界高尚，掌握较为扎实的线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的形式美也就有了它独立的审美价值了，反之不然。
一、精神性
书法，它是以汉字为载体，涉及语言、文学、历史、美学等方面，又与音乐、美术相通，能示人以美，触发人们对美的感受和联想的结合体，是我国人民比较常用与喜爱的传统艺术。难怪乎艺术大师毕加索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书法文化感慨万千地讲：“如果我生在中国，不会是位画家，但肯定是位书法家。”。
中国的书法是关于中国文字表现的艺术，中国书法从一开始就强调“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这里讲的可象之象，既包含着自然之象，也包含着人所创造的书体之象。这个自然之象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自然之神，是书写者精神的应会，这种强调自然之神与书写者精神的应会，讲大了，是形成民族的精神气象；讲小了，就是书写者的精神气象即“书，心画也”，也就是书法是表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精神性是艺术品的价值所在，而精神性又不能只局限于艺术家个性的精神性，它必须融汇到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中。这种精神性已接近人性的深层，因为他们进入了一种没有任何滞碍，超越了一切实用的功能：进入了完全内心自由的情绪，是内心深层的发挥。就毛泽东书法而言，挥洒自如的大字，象征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其精神性正是个体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融汇生发的集束展现。纵观历史，像草书大家张旭、怀素他们的表现和精神表达还不够，他们的书作没有给别人留下想象，这样的艺术非常精致、完美。而精致的艺术往往偏离了艺术的本真，艺术最重要的应当不仅仅只是带给人以愉悦、精美，或者安慰。艺术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以启示、思索：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新感受、全新的图释。只有如此，才能引导人的审美前行。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就是这样一个好的典型例子，他之所以成为书法大家，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这是他哲学观念、思维方式、思想境界的展现；也是他的人生情致、审美情趣和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我们知道，毛泽东早期的书法是端庄严谨的行楷体。从1915年读《明耻篇》写的“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批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严谨雄浑、气韵生动的晋唐法贴的临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青少年的他就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因而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先后并抄写《三字经》、《论语》、《诗经》、《汉书》等，从中吸取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之营养，也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功底。他在长征途中创作的《娄山关》时，由于主体精神强烈，故运笔大胆肯定，直抒胸臆，毫无阻滞，走笔连绵，奔腾如电，大有高迈健拔之韵，深沉刚直之情，坚不可破之质，浩然行空之势。上个世纪60年代，雷锋的思想、风格、斗志，感动和鼓舞了神州大地的亿万群众，也深深打动了毛泽东。为了弘扬雷锋精神，它采用了行草书体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字体流畅，运笔巧妙，法字新颖，形神兼备，顾盼有情，字字千钧，美若画卷，沁人心脾，挥洒了一曲美德和弦。
二、视觉性
如果说精神性让“毛体”书法的内涵充盈结实，那么，视觉性则打造出“毛体”书法外在的夺目光华。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线条是书法艺术的基本载体和生命，它主要通过线的起承转合、干润粗细，以及字体的大小变化来感受的，它是用抽象的点画组合去张扬体味具体的客观事物，我们称之为“视觉节奏”。任何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如果分析其中多个字的每条线段，都是静止的；但书法家却能在创作过程中，用笔的轨迹，把静止的线条演变成运动的字形。如《人民日报》是1948年毛泽东为中央机关报的题词。四字并排，大小相背，笔重墨浓，左右呼应，“人”字露峰入笔，纵劲下撇，渐行渐提，捺与撇的中部承接，中锋起笔造势，侧锋挑起呈妍，字势左右开张，险展稳收。一撇一捺如金风亮翅，游鱼奋尾，显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迈开大步，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民”字点画紧缩，为“报”字留下了笔墨驰骋的空间。作品形质浑厚，刚劲挺拔，独具匠心地突出了“人民”和“报”的主题。
在书法艺术中，把线条划分为四种基本规律，分别是基本律、回护律、起伏律和间隔律。前两种偏向于单线条的节奏构成，而后两种则重于结构、章法的连贯。伟人毛泽东的书作，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峰回路转、飘忽不定、行云流水的视觉性无人能比，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韵律”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他把“四律”的线节奏、结构与章法推上了狂草艺术的最高峰，如20世纪40年代的书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柳亚子先生》等，以行草为主，杂以楷行，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或笔墨沉实，或飘逸洒脱，锋芒毕露，其主笔更是时常夸大逸出，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60年代后，他倾情于张旭和怀素狂草艺术的学习、研究，可又不受其羁绊，而是贵质、遗采、取神，放手写意。看其书法作品，刚柔相济，高屋建瓴，字字摄入眼魂，登上了狂草书法艺术的最高峰。
三、独特性
康德说：“艺术的最高成果是风格”。毛泽东的狂草书法就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震撼整个书坛和亿万群众，欣赏吟咏者有之，争相摩习者有之，潜心研究者有之。可以这么说，“毛体”书法没有独特性，就没有“毛体”书法的视觉审美性，也无以充分发露他们的精神性。
毛泽东的狂草书法艺术别具一格，险绝神奇的结体美。他用笔快捷迅猛，如疾风迅雨，扑面而来，有万夫莫当之气势。线条虽然细瘦，却蕴涵劲力，如强弓力挽，势在即发。字体大小相辉映，小中见大，气象万千，壮美狂澜，如《六盘山》中，从“天高云淡”到“屈”字一气直下，紧接着“指行程二”四个字骤小，从最强音降低8到6度。往下看，
结束上阙的“万”字特别的大，以下留下大片空白之后，与款、题名等小字遥相呼应，取得了浑然一体的效果。其章法特点是纵向取势，左右穿插，倾斜中取均衡，似两军对垒，相互厮杀；又如担夫争路，左闪右让。有时一字甚至于被压缩成一点，有时一个字却又占据了几个字的空间，真可谓是用笔大胆、落墨泼辣。欣赏此作，不难想象“飘风急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的意境，创造出了波澜壮观之美。此外，毛泽东的书作尺幅都不大，但不管如何放大，或悬于门厅、礼堂，还是雕刻于广场，都显得大气、雄健、形神完美，如雕刻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笔笔含情，字字神武，道劲多姿，庄严巍峨。
四、实用及审美共融性
在《书法美学谈》中说：“象形文字的非象形化，不是削弱了书法的美，而是解放了书法的美，促进了书法艺术从另一途径来'学之于造化’，在更广大的天地里'博采众美’以滋润自己，丰富自己的形象感和表现力。”可见，书法艺术的最主要的美学特征，是在空间里通过汉字的表现、线条的挥运进行抒情表意。
书法以前叫“写字”，充分说明它的实用性和文化作用似乎大于它的艺术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书法从“美用合一”走向“美用分离”。在古代，书法以其日常应用性与文化人格标志的耦合功能，实现着最大程度的社会化。我们知道，书法之草书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走向“美用分离”更高的纯艺术道路，因此其书作实用性弱，而艺术性强，大众化和普及性就相对的差些，在社会上懂得欣赏的为数不是很多。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柱擎天”，在书法史上更是“一笔擎天”。他除了一言一行都在为广大民众服务外，书写的形式必须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既让人们看懂内容，又能欣赏书法的美。因此，毛泽东题字大都采用行楷和行草书体，如“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等具有广博影响的书作。这些书法佳作充分体现了书法的实用性与审美的共融性。
五、结束语
古今中外，凡成大业者大多都能继承和发扬我国书法这一传统文化，并有良好的人格品质。比如，唐太宗是重视书法、且善书法的第一帝君。毛泽东诗纵草狂，为世人所景仰，让诗人书家共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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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草书的发展史
【导读】中国书法的发展史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了解书法艺术，那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书法艺术中的草书，是最具民族性的，也是最具浪漫性的，她裹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站在了书法艺术的顶峰，是一门难学、难悟的艺术。
中国书法的发展史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了解书法艺术，那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书法艺术中的草书，是最具民族性的，也是最具浪漫性的，她裹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站在了书法艺术的顶峰，是一门难学、难悟的艺术。
草书这一书体，名目繁多，有篆草、隶草、藁草、散草、游丝草、一笔草、章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等。但归纳起来，无非章草、今草(即小草)和狂草(即大草)三大类。草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2世纪初，东汉许慎撰编的《说文解字》的序里就有“汉兴有草书”之说，而行书要在东汉末始出现，楷书则要比行书略晚一些。许多人认为草书在诸书体中最为简略，据此就把草书看成是楷、行书的简化，是在楷、行书后产生的，这大概是根据今草写法的一种联想和臆断。事实上恰恰相反，是先有草书，再有行书、楷书。
东汉张芝相传最善写章草，他又将章草的字独立演变成略有连绵的令草，故令草乃由章草发展而来。今草至晋王羲之、王献之已经完全成熟，王氏父子的草书艺术对后世影响极大，许多草书大家无不取法于“二王”，但“草圣”的桂冠仍无可争议地戴在张芝头上，因为张芝是今草的“开山祖”。
隋朝王国仅短短的三十年，但就书法而论，能内承北朝质朴之气，外收南朝绮丽之风，出现了熔南北于一炉的大好趋势，对唐代书法高峰的出现，起着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僧智永创作了《真草千字文》，成为历代学习草书的最佳范本，学习草书者往往从此帖入门，因为此帖用笔精能，结体宽舒，气韵生动，以法入情，字字独立，容易辨认。据传当时智永曾写此《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赠江东诸寺，作为小沙弥学习书法的范本，所以写得应规入矩，流传至今，其意义甚大。
草书艺术经历了唐朝的辉煌而后人宋，有黄庭坚、米芾、赵佶等高手为之继，然已乏晋唐之盛。宋代书家欲矫唐代法度太重、过于严谨的风尚，另辟了力求放纵、追慕意趣的新路。草书脱出唐人之规矩，转入恣肆，自出机杼。其中米芾以“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为自己的准绳，力学“二王”，不越雷池一步，既自我作古也作茧自缚，终未能有新面目。所书草书缺乏“发疯动气”的浪漫主义色彩，成绩并不像他的行书那么突出。聪明如米芾也不能在艺术成就上超越自己的认识，这是一条客观的规律。而黄庭坚能以篆书用笔入草，写出葛藤缭绕、纵横奇崛的创新之作，所书《诸上座帖》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逸俊秀，于张旭、怀素一派中别创新格，甚是可贵。皇帝书家赵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艺术上才华横溢，自创“瘦金体”为亘古未有，别树一帜，以“瘦金体”法所作草书，则轻灵秀逸、劲挺犀利、筋摇骨转，给人以清新优美之感。其《大草千字文》用笔纵横驰骋，纵而不乱，高贵雅致，赏心悦目，成就非同一般。元朝近一百年间，以“二妙”赵孟烦、鲜于枢为代表。赵氏秉承“二王”正统，用笔精纯流美、圆润含蓄，所书草书气象舒徐、雍容华贵，具古典之美。实际上，在当时书坛上，鲜于枢的草书艺术要胜过赵孟頫。鲜于枢博学负才气，性格豪放，常喜于酒酣之际落笔作草。行笔流走如飞，线条劲挺、气格刚健，既能奇态横生，又能有笔势飞动之美，平中出奇，意态自成，具有阳刚之气，使人久看不厌，愈看愈妙。赵孟頫曾说：“尝与伯机(鲜于枢)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一片赞美之词。他们二人草书摒弃宋代而直接晋唐，从更高层次汲取艺术养料，以古为新，获得极大成功，可惜鲜于枢天不假年，仅活了四十六岁，艺术上未能达到顶峰。
明朝二百余年的书风基本上是受帖学左右的，故行草简牍之美，几乎超越唐宋。草书趋于开拓奔放，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书家能各展才能，态势各异。宋克将从晋唐以来少有人问津的章草发掘出来，加以阐扬，使章草艺术能重放光芒，所书章草劲挺畅达，有独立不羁的新貌，几可入汉人之室。邢侗精研“二王”章法，志在革新。祝枝山草书天真烂漫，时出怪招，让人难以捉摸。徐渭用笔挥洒，神奇莫测。傅山喜作长幅大草，笔势萦绕，一泻千里。张瑞图用笔奇拗，见折不见转，以横取势，法与势都为之一变，雄强有奇气，别开生面。董其昌多才多艺，能今草。狂草并举，熟而不俗，典雅华丽，将草书写出书卷气，与众不同。黄道周草法奇异美妙，深得“二王”精髓。倪元璐灵秀神妙，新理异态。王觉斯功力深厚，奔放恣肆，欹删而不失法度，气势旺盛，慑人心魄，无愧大家。草书艺术发展到明朝由于各书家的奋力拼搏，有传统，有创新，热热闹闹，色彩缤纷，又具兴旺之势。
清朝(公元1644～1911年)书风，二百余年间一变再变，几经波澜，场面极为壮观。清初沿明朝故习，专崇帖字。康熙喜董，乾隆尊赵。嘉庆、道光之后，碑学兴起，欧体盛行，唐碑崛起，由帖转碑，书家在寻找新的学书途径。而咸丰、同治之际，临摹北碑之风大兴。更值得一提的是，自秦汉以来一向不甚景气的篆隶二体，至清则成绩斐然，其水平之高，名家之多，能超越晋唐直接秦汉，最为可观，对于草书，似乎未曾顾及，难有可述。朱耷、黄慎、蒲华、沈曾植等各有入法处。而近代于右任则是一位竭力提倡草书，并编写出《标准草书》的草书家，他致力于草书的标准化、规范化，以利于推广、应用。然而草书毕竟是一门极为专门的技艺，看似简单，实很复杂，对文字、书法、文化等没有一定水平，是很难学得上手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典雅的、高层次的艺术的欣赏与研究的群体较狭小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总之，草书并非是单纯的一种字体，它是人的精神之曲折变化的历史见证，是人的精神内核的喷发，体现的是书法的浪漫主义，它是最具民族性又最具世界性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