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 键 词:顾炎武；道德、学问兼备；道德楷模
作者简介:原昆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现为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秘书长
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做人立身行事的准则和规范。一个人既要有学问，又要有道德，二者必须兼备，而道德不能自封，要靠公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很有影响力，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不仅有学问，更有高尚的道德、浩然的气节。
顾炎武崇礼重德，对做人有严格要求。他把“行己有耻”作为做人之根本,说：“廉耻，立人之大节”（1），同时他一生都把自己放在道德规范之下，不愧是道德的楷模。
名人评说顾炎武
顾炎武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他“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清代教育家、《治家格言》的作者朱柏庐先生曾说“假如把学问化为‘文’（指词章——作者注）和‘学’（指考据——作者注）的话，那么可以说，自汉朝以来，文比顾高的也许还有其人，学比顾更高明的是没有了。” （2）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顾炎武是“清学开山鼻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3）”。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章炳麟，在《革命的道德》一文中，说顾炎武的道德学是“医治社会道德沦丧的良药”，并概括顾炎武的道德学说为“耿介、重厚、知耻”（4），是做人的榜样。为仰慕其人，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太炎”。四川大学教授华忱之说：“鲁迅先生对顾炎武十分推重，他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中称‘渔仲（指宋郑樵）、亭林诸公，我以为今人已无从企及……（5）。’寥寥数语，说出了鲁迅先生对顾炎武的崇敬之心。”著名顾炎武研究专家、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评价顾炎武是“一个爱国的人，一个有学问、有胆识、有谋略、有节操、有才华、有实践的人。”并说他是“一个大学者，一个带伟大意义的学者（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祖武研究员称顾炎武是儒林楷模，说他“操志高洁，人格傲岸……，具有历久不衰的精神震撼力量”（7）。曾集半生心血编写出版《顾亭林诗集汇注》的上海复旦大学王遽常教授，在1990年顾炎武纪念馆开馆的时候，用章草书法写了十个字“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高度概括和评述了顾炎武的一生。
从上面一些名人的评说中，足以证明顾炎武是位道德、学问兼备的大儒，是我们做人的楷模。我们今天研究顾炎武，就是为了在顾炎武的学行和思想中寻求可贵的做人借鉴。
顾炎武道德实践的六个方面
顾炎武的道德，在一生风风雨雨的实践中，最为明显的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孝道。
孝道是道德的基础，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如何，常常首先看他对父母是否孝顺。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再有才、有学问、有钱，也都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被人瞧不起。顾炎武的孝顺，集中表现在对嗣母王氏的孝敬之情。他的嗣母王氏出身名门，据顾炎武《先妣王硕人行状》载“先妣姓王氏，辽东行太仆寺少卿讳宇之孙女，太学生讳述之女（8）”。她十七岁嫁到顾家，抱牌位做亲，终身守寡，后立顾炎武为嗣子，待若己出，抚养成人。王氏知书达理，是个很有才学的文化人。顾炎武说：“吾母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次日平明起，栉縦问安以为常。尤好观《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9）”一个做母亲的能如此好学，这无疑会对她的子女产生比任何人更为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母亲的指导下，顾炎武六岁就开始读《大学》，七岁入塾正式读《大学》、《周易》，十岁读《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十一岁读《资治通鉴》。应该说，顾炎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这是与幼年时期在嗣母王氏和嗣祖父绍芾的亲自督教下，打下了扎实文化功底分不开的。王氏有文化，但性格非常刚烈，她 “未嫁守节”、“断指疗姑”的孝行，在明崇祯三年就受到过旌表，早已传遍乡里。顺治二年（1645）七月十五日，清兵下常熟，顾炎武嗣母当时在常熟唐市语濂泾，于十四日开始绝食。顾炎武当时在苏州参加武装抗清斗争，失败后急回常熟奉母。他母亲“七月三十日卒于寓室之内寝，遗命炎武读书隐居，无仕二姓⑼。”顾炎武恪遵母训，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对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地方上、朝廷里不少大官知道他是个很有才学的人，几度举荐他出来做官，他始终遵从嗣母的遗训“不仕二姓”。康熙十七年（1678），清吏部侍郎、《明史》总裁叶讱庵举荐他，要他出来做官，被他断然拒绝。他在《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叶讱庵书》中说：“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矣”。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说话义正辞严，字字金石，充分显示出顾炎武仁孝的个性与人格精神。
二、爱国。
道德的最高表现是爱国。顾炎武的德行，最集中的表现在爱国方面，因此后人都称他为爱国学者。他在明亡清兴那个“天崩地坼”的年代，投笔从戎，面对清兵进入江南时的那种屠城、剃发、易服等奴役汉族人民的野蛮政策，毅然与民众一起，拿起武器，坚持抗敌。失败后，宁死不肯事清，去北方以游为隐，在民间调查研究，著书立说，抨击清廷弊政，为百姓诉苦。一个文化人，在他一生中有如此坚贞不屈的爱国表现，是十分可贵的。
顾炎武有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出于他的名著《日知录·正始》，由著名学者梁启超按其原意提炼而成，这是顾炎武一生爱国行为的准则。这句名言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激励过无数后人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爱国心声。有人提出，顾炎武为什么不讲“国家兴亡”，却说“天下兴亡”？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是封建国家，皇帝代表着国家，皇帝更迭从来没有老百姓参与，“匹夫”用不着去负责。所以他在《日知录·正始》上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意思十分清楚，皇帝的事应让那些吃肉的大臣们去商量。他讲的“天下”，含意就不同了，他说：“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意思就非常广阔。著名学者资中筠说：“顾炎武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
三、为民。
顾炎武重民生，知疾苦，有爱心。他虽然出身官宦之家，曾祖做过明代的兵部右侍郎，祖父也是朝廷大官。明亡清兴后，虽然因国变家难而家道中落，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仅一次典给别人的土地就有八百亩，其家产可想而知，至少全家衣食无忧。但是他有重民之德，爱民之心，没有一点官宦子弟的架子。自从武装抗清失败以后，他自称是明代遗民，把一生心血都化在“探究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 ⑽上，在康熙年代，当官员们都在高呼“皇恩浩荡”、一片盛世之际，他却说：“今日之患，莫大乎贫”（11）。他行走南北，心系民众，能看出朝廷的弊政，民众的疾苦。江南素称“江南熟，天下足”的富饶之地，由于赋税不公，田赋过重，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他在一篇调查文章中说：“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佃人竭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追租如追魂……年年旧租结新债……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愁，东邻卖犊兼卖儿”（12）江南人民如此，他到北方看到民众的疾苦比之更甚。在山东登州、莱芜一带，看到官逼民反，“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13）。康熙十九年，他给外甥徐元文写信，更把在关中所见人民的疾苦，历诉于笔。他说：“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而张旗抗令”他又指出：“此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虑也”（14）。这段话的大意是：关中已今非昔比，战争灾难，民不聊生，军粮急运，那顾民生；而升斗小民得粮何其艰难，为了生计，只得铤而走险，去参加暴动；而那些老弱病残，有的上吊，有的则阖家投河自寻。这一方的人祸灾难，朝廷里怎能知道？他以忧国忧民之心，向在朝中做大官的外甥提议，希望他们在朝廷里能看到民生疾苦，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从这封信中，也充分显示出顾炎武那种以民生疾苦为念的阔大胸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四、谦虚。
顾炎武有学问，但不自傲。他谦虚好学，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故深得人们的尊重。他好学博闻，曾说：“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概想于千载之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14）。这是他严谨治学的根本态度。他不但好学，还很谦虚，他写过一篇《广师》的文章，上面列举了十个可师的人。他说“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颐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仁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15）。这些都是顾炎武青年时代和北游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以后所结交的朋友。这十个“吾不如”，文词恳切，点出所长，充分体现了顾炎武的谦虚品德和好学态度。
五、刚正。
顾炎武刚正不阿，在是非面前从不含糊。清顺治十二年（1655），他因遭迫害、怒沉恶奴而入狱后，好友归庄曾为他求助于已降清的江南名士钱谦益，钱要亭林写个帖子，拜在名下，作为学生，好为之说情。归庄代亭林做了，后来经各方帮助，顾炎武得脱出狱。知道此事后，特地贴出告示，声明顾炎武不是钱谦益的弟子。钱获知后叹口气说：“亭林何必这样认真呢？”他的三个外甥在清廷做了大官，成为朝廷新贵，他到北京时，起先曾住过他们的官邸，但看到“蝇蚁附之流，骇人耳目”（16），非常反感，从此到北京后，宁可住到报国寺的僧舍，与做官的外甥保持一定距离。他的学生潘耒有次给老师来信，说他的外甥徐乾学有意聘请他去当门客，征求老师意见，去，还是不去？顾的回答义正辞严，毫不掩饰。说：“他们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意思说得非常清楚，说他们不过是附庸风雅，把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充当门面，以掩盖他们丑恶的一面，他明确要学生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免得“白沙在泥，与之俱黑”（17）。李中孚是顾炎武的好朋友，他曾要求顾为他的母亲写一篇祠文，目的无非是借名炫耀，装点自己门面而已。顾炎武不顾情面，特地写了一封回信，推说母祠未立，断然拒绝。顾炎武不是不写此类文章，他曾为淮安的王略、富平的李因笃的父亲等人写过墓志铭，问题在于值不值得写？他说过“文须有益于天下”，他绝不肯写那种无益的应酬之文。这正显示出他刚正不阿的品德。
六、宽宏。
顾炎武一生在交友行事中，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他一生结识过许多朋友，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举有36人，谢国桢所撰《顾亭林学谱·学侣考》中，提及有六七十人，沈嘉荣《顾炎武论考》中详列31人。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谢正光著的《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一书中，详细考证与顾炎武有诗文交往的有235人，其中不都是明代“遗民”，也有不少曾经被顾炎武痛骂过“失身于暮年”的变节者。这里说明两点，一是顾炎武重视交友和善于交友，一个南方人跑到北方异乡客地，能交这么多朋友是不简单的。二是朋友中有不少明代做过官降清后又做了大官。他为什么还与这些“变节者”交往呢？这里存在一个宽宏的态度问题。顾炎武有自己的人格、气节，这一点他毫不含糊，但并不影响其交结朋友。他曾经说过：“苟有一言一行之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18），只要你做人还可以，对我有益，我就与你交朋友。这里有个典型例子：他在43岁“怒沉陆恩”后，有个同乡举人叶方恒，据说与他还沾点亲，他勾结陆恩的女婿，硬把顾炎武囚禁起来，并送官要严办，妄想置他于死地，后来幸亏归庄等朋友极力相救才脱险。按理说，他们两人应是冤家对头，势不两立，但奇怪的是17年后，顾炎武在山东通志局查档，写《山东肇域记》，而叶方恒考中进士，就在山东济宁担任济宁道佥事，是专管兴修水利的官，志书上说他“上不言功，百姓多隐受其惠”，并著有《山东全河备考》，对河防利害，运道通达，多所论谈。这说明他在治水方面是很有建树的，老百姓都感其德，顾炎武也耳闻。从大局考虑，两人却和好了，叶还去信邀顾炎武同游泰山，虽未成行，但他给了回信。当然，两人和好，与好友归庄从中调解很有关系，但也说明顾炎武宽宏的人品。
在与顾炎武交往的朋友中，还有几个降清的大官，如山西按察副史曹溶，兵部、吏部侍郎孙承泽，工部侍郎程先贞和已降清的史可法弟弟史可程等等，他们与顾炎武往来颇多，不仅仅是诗文、通讯往来，还曾在北京同访过清朝“贰臣”们经常聚首的郊区别业“退谷”，同游过山西五台山等。在时间上前后交往达20多年。顾炎武交这么多朋友，主要有五点原因：（1）他是有学问、有影响的人物。潘耒在《日知录·序》当中写道：“天下之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那些官员与他交往，学问上可以取长补短；（2）与降清官员交往，并没有影响他“终身不仕”的气节；（3）他虽以气节为重，写过不少文章骂过降清官员，但他对具体人具体对待，以“宽以待人”的品格来对待願意与他交往的朋友；（4）他始终遵守“苟有一言一行之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19）的交友原则，把气节与学术交流分开来看待，这对他治学是有好处的。事实上，这些做官朋友都是在学业上很有影响的文化人，家里藏书丰富。他在有次给潘耒的信中，曾提及在友人家中看书、抄书，人家还供饭；（5）他在北方隐游20多年，到处行走，著书立说，结识几个官府朋友，对行事有利。从以上几点，说明顾炎武广为交友又善于交友，以宽厚的品德待人，从而获得了更多朋友的尊重，得到相互支持。
顾炎武道德学说的思想启迪
顾炎武一生足行万里，广结朋友，著书立说，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高尚的道德标杆。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批判传统社会道德上的种种弊病之后，在《日知录》等许多著作中，曾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学说。历史学者如江苏社科院沈嘉荣研究员、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等都有研究专著作过全面介绍。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道德要靠传承、倡导、教化，形成良好风俗。
顾炎武讲“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以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20）。这“教化纪纲”，就是希望通过传承、倡导、教化，把优秀的传统道德传布开来，化解人心，转变风俗。“以著书传后学，以勤俭率子弟，以礼俗化乡人”（21），这是他认为传承教化道德所不可缺少的，说得很有道理。我举一个例子：文革中每年清明，街上乱哄哄，而烈士陵园公墓却冷冷清清。今天则完全不同了，清明前后，扫墓的人川流不息，几个墓地人流阻塞，要通过交警疏导。这说明：道德要靠倡导、教化，相互影响，以形成良好的风俗。
二、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要靠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提高文化水平。
顾炎武主张“财足而化行”（22）、“衣食既足，廉耻乃知”（23），人们有了钱，才重名重命，修身保健，才会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对于廉耻道德就容易接受。他在《菰中随笔》中曾讲到“人富而重其生”，有钱了好像生命有价值；无钱则容易轻视生命，所谓“要命有一条”，有时甚至会做出铤而走险的违法坏事。
三、做人要有个道德底线，那就是“行己有耻”。
顾炎武曾引用孟子的话“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源皆生于无耻也。”（24）简单讲，就是说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要知理循法，不能悖理违法。要做到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尤其是那些当政者和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他们的道德行为，对社会风俗影响很大。顾炎武那个时代，他把官员等等都包括在士大夫行列，说“士人有廉耻，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说明这些人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俱有影响。希望这些人能够带个头，做出榜样，以影响整个地方的人心风俗。
今天，已逐渐开始富起来的人们，更应该多多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以先贤顾炎武的道德学说为镜子，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用自己的道德行为，带动更多的人，移风移俗，在致富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舒心、幸福文明，为我国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注：（1）、（25）（《日知录·卷十三·廉耻》）
（2）赵俪生：《顾亭林新传》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顾炎武评传》783-784页
（5）《顾亭林文选》
（6）《日知录导读》
（7）《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苑出版社
（8）《顾炎武文选·先妣王硕人行状》235页，苏大出版社
（9）《蒋山佣残稿·卷一·与文史馆诸君书》
（10）华忱之著《顾亭林文选》244页
（11）《顾炎武文选·郡县论六》07页
（12）《日知录·苏淞二府佃赋之重》457页，花山文艺出版社
（13）《顾炎武文选·钱粮论上》13页，苏州大学出版社
（14）《顾炎武文选·答徐甥公肃书》205页，苏州大学出版社
（15）亭林文集·卷二·广宋遗民录·序》
（16）《顾炎武文选·广师》196页，苏州大学出版社
（17）、（18）《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扎》
（19）、（20）《亭林文集·广宋遗民录》
（21）《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
（22）《蒋山佣残稿·卷二·与王山史》
（23）《日知录·卷六》229页
（24）《日知录·卷十二·俸禄》4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