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什么是孔雀而不是鸳鸯？
广州外国语学校 熊芳芳
读《孔雀东南飞》，有学生提问：为什么是孔雀东南飞而不是鸳鸯东南飞呢?
这个问题难倒了我们。
有人说，因为作者当时看到的就是孔雀而不是鸳鸯。
也有人说，因为孔雀在古代经常是用来表达悲伤的意象，而鸳鸯是幸福甜蜜的，与故事的情感基调不符合。
前者自然是情急之中不假思索的应对，后者则是一种因果倒置的推理和思索。
我能查到的最早提到孔雀的诗文，就是《孔雀东南飞》了。用孔雀的意象来表达悲伤的“传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是正因为有了《孔雀东南飞》，后人才渐渐开始借孔雀来寄托美丽而忧伤的情怀？
譬如——
咏中妇织流黄
梁简文帝 萧纲
翻花满阶砌，愁人独上机。
浮云西北起，孔雀东南飞。
奉和武相公镇蜀时咏使宅韦太尉所养孔雀
韩愈
穆穆鸾凤友，何年来止兹。飘零失故态，隔绝抱长思。
翠角高独耸，金华焕相差。坐蒙恩顾重，毕命守阶墀。
和武相公感韦令公旧池孔雀同用深字
白居易
索莫少颜色，池边无主禽。难收带泥翅，易结著人心。
顶毳落残碧，尾花销暗金。放归飞不得，云海故巢深。
和孙朴韦蟾孔雀咏
李商隐
此去三梁远，今来万里携。西施因网得，秦客被花迷。
可在青鹦鹉，非关碧野鸡。约眉怜翠羽，刮目想金篦。
瘴气笼飞远，蛮花向坐低。轻于赵皇后，贵极楚悬黎。
都护矜罗幕，佳人炫绣袿。屏风临烛釦，捍拨倚香脐。
旧思牵云叶，新愁待雪泥。爱堪通梦寐，画得不端倪。
地锦排苍雁，帘钉镂白犀。曙霞星斗外，凉月露盘西。
妒好休夸舞，经寒且少啼。红楼三十级，稳稳上丹梯。
赤霄行
杜甫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牴触。
赤霄悬圃须往来，翠尾金花不辞辱。
江中淘河吓飞燕，衔泥却落羞华屋。
皇孙犹曾莲勺困，卫庄见贬伤其足。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
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
庐江主人妇
李白
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
为客裁缝君自见，城乌独宿夜空啼。
偶题
温庭筠
孔雀眠高阁，樱桃拂短檐。
画明金冉冉，筝语玉纤纤。
细雨无妨烛，轻寒不隔帘。
欲将红锦段，因梦寄江淹。
伤韦令孔雀词
王建
可怜孔雀初得时，美人为尔别开池。
池边凤凰作伴侣，羌声鹦鹉无言语。
雕笼玉架嫌不栖，夜夜思归向南舞。
如今憔悴人见恶，万里更求新孔雀。
热眠雨水饥拾虫，翠尾盘泥金彩落。
多时人养不解飞，海山风黑何处归。
孔雀
李郢
越鸟青春好颜色，晴轩入户看呫衣。
一身金翠画不得，万里山川来者稀。
丝竹惯听时独舞，楼台初上欲孤飞。
刺桐花谢芳草歇，南国同巢应望归。
这都是后人的诗。
如同几米创作《向左走，向右走》的灵感源于辛波斯卡的《一见钟情》一样，诗人们从《孔雀东南飞》中汲取了一种创作灵感，养成了一种审美直觉。
那么到底为什么是孔雀而不是鸳鸯？
我是觉得，首先，孔雀比鸳鸯更美更神圣，更具震撼力，鸳鸯太俗气太小气了——这是一种审美直觉。可以想象一下，杨丽萍的孔雀舞，如果换成了鸳鸯舞，会是一种怎样的艺术效果。
其次，孔雀之飞，未必如鸳鸯一般成双成对，我感觉这开头的“兴”，也有些“比”的意味：五里一徘徊的孔雀，正如一步三回首的刘兰芝，而且，刘兰芝本身的美丽高贵，也正堪比孔雀。人们说到鸳鸯，着眼点总在成双成对的“合体”上，而说到孔雀，着眼点很自然地会在“个体”上，而《孔雀东南飞》中要表现的，正是这种“个体”的独立精神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
最后，正因为孔雀飞往“东南”了，所以焦仲卿最后自挂“东南枝”，结构上的呼应，也是他们二人的爱情密码：他们所向往的，同是那一片光明的方向；又或者，你（兰芝）的方向，就是我（仲卿）的方向。
在中国文学的千里画卷上，刘兰芝是一个很独特的个体形象，她有孔雀一般的灿烂光华，她的主动请遣，有一种孔雀开屏式的撼人心魄的美。
刘兰芝自我意识的萌动与独立精神的张扬，与她不俗的家世和自幼的教养有关。
刘兰芝的家世绝不普通。别看她自己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这是在对婆婆说气话，说反话。也别听她母亲说“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那是婉言谢绝媒人的客气话。
刘兰芝的不凡家世，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1、自幼所受的教育。
刘兰芝自幼所受的教育是非常系统而完善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且，在音乐和诗书方面的教育和培养，足见其家庭思想开明，风格前卫。其父母并未遵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而是致力于培养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儿。
“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刘兰芝不仅拥有容貌的美丽，更具一种内在的气质，优雅清新，仪态万方。
但这样的女子又并非一只花瓶，“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的勤勉，上事公姥、下抚小姑的贤德，足见其严谨向上的家风。
大凡普通的小康家庭，不会有能力花大价钱去专门请一个私塾先生来培养一个女孩的音乐和诗书方面的才能，在那样的时代，他们也不会觉得有这个必要。
只有有钱有闲的家庭，才可能让一个女孩接受这种贵族教育。
2、穿戴及日常用品。
我们来看她被遣离家之前的装扮：“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丝履”是以丝织品制成的鞋，在古代为华贵的服饰。“玳瑁”是一种有机宝石，特指玳瑁的背甲，可用于制作戒指、手镯、簪钗、梳栉等。《汉书·东方朔传》：“宫人簪瑇瑁，垂珠璣。”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诗之一：“奉君金巵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瑇瑁”即玳瑁。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中也有记载：“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是说赵国平原君使臣出使楚国时，为向春申君炫耀而头戴玳瑁簪身佩镶有珠玉的刀剑。“纨素”是细致光洁的绢，为珍贵的衣料，所谓白縠之衣，薄纨之里，即是。汉代宫廷以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以细绢制成的团扇称“纨扇”。宋玉《神女赋》：“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绩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汉书·地理志下》：“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明月珰”又是什么呢？耳珰可谓汉魏时期的首饰标签，考古发现的耳珰多为琉璃、玻璃、玛瑙、玉石等，这些材质在打磨之后会有明月般的光彩。从后文刘兰芝做嫁衣时“移我琉璃榻”来看，连坐榻都是琉璃做的，耳珰的材质自然价值不菲。
说到琉璃，也有必要略作了解。琉璃是一种有色半透明的玉石。《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宋代戴埴《鼠璞•琉璃》：“琉璃，自然之物，彩泽光润逾於众玉，其色不常。”琉璃被誉为中国五大名器之首（金银、玉翠、琉璃、陶瓷、青铜）、佛家七宝之一，《西游记》中的沙僧就是因为打破一只琉璃盏而被贬下天庭的。关于琉璃，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呢：公元前493年，范蠡督造王者之剑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物质，范蠡以为是天地阴阳造化所能达成的极致，于是将其随剑一起敬献给越王。越王感念铸剑之功，原物赐还，还将这种神奇的物质命名为“蠡”。之后范蠡遍访能工巧匠，将“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饰，作为定情之物送给了西施。相传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琉璃。同年战事起，越大败。西施被迫前往吴国和亲，离别时将“蠡”送还，传说中，西施的眼泪还滴在这“蠡”上，天地日月为之所动，至今还可以看见西施眼泪在其中流动，后人称之为“流蠡”，今天的“琉璃”就是这个名字的谐音，并由此演变而来的。
琉璃到了明代已基本失传，流传下来的少量琉璃也已经很不通透，所以被称为药玉。《明制》载：皇帝颁赐给状元的佩饰就是药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配享有。
刘兰芝的穿戴和日常用品有很多都是宫中之物，由此可见其家非富即贵，甚至可能与宫廷有关系。她说“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其父却一直未出场。当然，读者也可能会把“父母”理解为一个“偏义复词”，单指母亲。但从后文登门求亲的媒人络绎不绝，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一系列正式而隆重的娶亲程式，府君听闻允婚消息时的“心中大欢喜”，和纳征时“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的盛大场面来看，刘兰芝之倍受追捧绝不仅仅由于她的美貌（如果单因美貌，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更与她背后的家世有关，其父很可能是一位朝官或是一名豪商。
汉代的朝官由内朝官（亦称中朝官、中朝、内朝、内廷官、和内廷）、外朝官（或称外朝、外廷）、离官（中央下派地方的监察官、钦差和特派员）、都官（中都官、京官）和地方官等五个部分构成。刘兰芝的父亲若是朝官，就有可能长年在外且不带家眷。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清代名将蒙应瑞在次子四岁时就奉旨远离家乡，并没有带上家眷，前往各地镇守以及任湖广镇筸镇总兵，镇守各地。其父骁骑将军蒙元亨因病去逝，他也未能回家尽孝。蒙应瑞是康、雍、乾三朝重臣，深受三朝君王恩宠。
刘兰芝的父亲若非朝官即为豪商，古代的生意人，“行曰商，处曰贾”，那些做大生意的商人，常年在外奔波。这样的家世，才会那样丰厚的陪嫁，才会在“还家十余日”就招来了一大堆媒人。足见刘兰芝在当地是声名远扬的“白富美”。
3、陪嫁以及对陪嫁的态度。
我们再来看看她嫁进焦家时的陪嫁：“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
上襦下裙，上下相连，腰间系带，是汉代女性的常规服装。据东汉刘熙所撰《释名·释衣服》记载：“腰襦，形如襦，其腰上翘，上齐腰也。”秦汉女子的襦衣很长，清沈德潜《古诗源》里说：“上长襦，下着裙，裙因膝以上为襦所遮掩，故形成上长下短的样式。”直到汉献帝建安时，长裙盛行，上衣越来越短，“上俭下丰”的新风气席卷各阶层女性。不同的是，贵族女子们的襦，一般是高级丝织品，平民女子就只能是真正的“布衣”了。1957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了襦裙实物，襦以浅蓝色绢为面，中纳丝棉，袖端接一段白色丝绢。裙子也纳有丝棉，质料用黄绢。
值得注意的是刘兰芝的襦裙比这个出土文物的丝绢襦裙的质地还要好，是“绣腰襦”，“绣腰襦”就是有织绣的腰襦。沈从文在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中说，汉代除于长安在少府工官统属下设立东、西织室，有男女工奴数以万计，还设织室令专官监督生产，按时织造不同材料，供官府需要，年费巨万。生产除一部分供官用，其余大部分供上层和西北各民族及国外作为特别商品或礼品。因此本来只为封建帝王特别享用的高级锦绣，照贾谊文奏说，到文帝时就已为富商用来装饰墙壁。而《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汉人伪托范蠡著《范子计然》称：“齐细绣文，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二万钱就是二两黄金。当时一般绢帛（譬如上文中的出土文物）市价，据西北出土汉简记载，一匹才值六七百钱。上好锦绣的比价竟多达二十五倍以上。必然是生产量大而国内外又有广大市场，商人才有可能过这种当时为人称羡的剥削奢侈生活。《史记·货殖列传》曾列举许多种商品占有者（包括染料中的栀子、茜草等植物染料），到达一定数量时，一年就可取得利润二十万钱，和一个千户侯的正份收入相等。
刘兰芝的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看来还不是普通锦绣，而是高级锦绣。再加上“四角垂香囊”的“红罗复斗帐”、六七十个箱奁的排场、细节考究的“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五彩缤纷，应有尽有！这样的陪嫁可不是一般人家能够办得起的。
再看她被遣之后，对待这丰厚陪嫁的态度。前文说过，汉代的离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妻子的财产权，若男方提出离婚，则允许女方将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财产带走。
刘兰芝的这些陪嫁显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但她的态度如何呢？
她甚至都不用跟母亲和兄长商量，就可以自己作主，放弃这笔财产（真是一掷千金的大手笔啊）：“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所为何来呢？物原不鄙，只因人贱。一个被逐出家门的女人，她的陪嫁再昂贵，也不再有任何价值。所以她说：这些鄙陋之物，配不上你即将娶进门的新人，只是留下来送给你做个纪念，从此我们再没机会相见了，睹物思人，也算是一点安慰吧，不要忘了我啊！
放弃财产，留下陪嫁，一方面是想要给他留点儿念想，一方面也是怕自己连人带物一起被“原物奉还”时倍感凄凉吧，但同时，以她娘家的富有，这些陪嫁也不会放在眼里吧。
即便爱情之花仍开在枝头，尊严之树却傲然挺拔。
所以，她毅然决然，一掷千金。
4、再嫁的自主与生活的自由
刘兰芝的不俗家世，还表现在思想的开明和生活的前卫上。
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恰是刘兰芝自由成长，尊重自我的明证。在娘家，作为女儿的角色，刘兰芝一定是自幼就倍受宠爱，许多事情都可以自己作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本中找到踪迹：“县令遣媒来”时，母亲对她说的是“汝可去应之。”“可”，意味着刘兰芝选择的两可，并无逼迫。刘兰芝表示拒绝之后，母亲便十分理解，配合默契地去回绝了媒人。等到后来太守又遣媒来时，母亲连问都没敢问女儿就直接回绝了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可见刘兰芝娘家的成长环境是十分自由民主的，很多事她都可以自作主张。至于兄长“怅然心中烦”，为妹妹的终身大事着急，那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之常情”。何况他言语中并无逼迫施压，反而处处充满了设身处地为妹妹着想的体贴与劝解（至于兄妹二人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则是另一码事）：“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在封建时代，女子能够拥有如此充分的自由和如此独立的地位，应该说是很罕见的。
正是在这样大气自由的家庭氛围中，刘兰芝才成为了刘兰芝。
再看她生活的自由。
“耳著明月珰”的刘兰芝“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焦母的“怒”，不只是由于感觉儿媳临别时以“严妆”向她示威，还与“珰”这个物件本身有关。
耳珰是汉代妇女常用的一种耳饰。耳珰造型大同小异，略呈柱状（腰鼓形），柱中心多见穿孔；耳珰两端较粗，中部稍细，有着明显弧度的收腰。耳珰两端一般作平头状（略有凹面），也有圆头凸面的；前端或似喇叭口，比后端稍大。长度一般为两三厘米左右，直径约一厘米。汉代的耳珰也称“耳珠”，简称为“珠”。悬有坠饰的耳珰，也可称为“珥”，如《后汉书·舆服志》：“珥，耳珰垂珠也。”汉人诗文在叙及妇女耳饰也提到这种“珠”饰，如辛延年《羽林郎》诗“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杜笃《京师上己篇》“窈窕淑女美胜艳，妃戴翡翠珥明珠”等等。这里的珠都不是珍珠，而是指耳珰。这一点在汉代应勋的《风俗通》里说得更加明白“耳珠曰珰。”耳珰实物出土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通常出现在汉墓，年代以东汉为主，但据资料记载它本是少数民族的一种饰物。
东汉刘熙《释名·释首饰第十五》中说：“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据说在西南一带，有些妇女不甘居守，两性关系非常随便，部落首领便在女子耳上穿一洞，并扣上能发出清脆响声的耳珰，以警示女子注意操守，检点行为。所以儒家说它是为“闭奸声，珰乱色”的一种警戒。
我国现存文献最早出现“穿耳”之说的是《庄子·德充符》中的“为天子之诸御，不爪剪，不穿耳”，成玄英疏：“夫帝王宫闱，拣择御女，穿耳剪爪，恐伤其形。”郭庆藩集释：“家世父曰：不爪剪，不穿耳，谓不加饰而后本质见。”东周时，天子妃嫔不穿耳，周末犹以穿耳为耻，汉末时穿耳才流行开来。
可以参看南朝梁刘孝绰的一首诗：
淇上人戏荡子妇示行事
南朝梁·刘孝绰
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汤汤。
美人要杂佩，上客诱明珰。
日暗人声静，微步出兰房。
露葵不待劝，鸣琴无暇张。
翠钗挂已落，罗衣拂更香。
如何嫁荡子，春夜守空床。
不见青丝骑，徒劳红粉妆。
这首诗描述了一位因丈夫远行在外而寂寞难耐的女子与一男子（“淇上人”、“上客”）幽会野合的过程，表现了她对错嫁荡子而长年独守空房的幽怨悔恨心理。这个女子就是以“耳著明月珰”、腰佩各种珠玉组成的饰物来诱惑男子的。
因此，刘兰芝的穿戴在恪守传统的节妇焦母眼里，大概无异于招蜂引蝶了。
但在我们眼里，那个光彩炫目、活色生香的刘兰芝，却美得让人心旌动摇。
此外，刘兰芝与小姑辞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这里所谓的“初七”，就是我们俗称的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姑娘们在七夕之夜对着天空的朗朗明月，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天上的女神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也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
“下九”，指农历每月的十九日。古代以每月二十九日为“上九”，初九日为“中九”，十九日为“下九”。下九日为汉代妇女欢聚的日子。元伊世珍《嫏孉记》引宋无名氏《采兰杂志》：“每月下九，置酒为妇女之欢，名曰阳会。盖女子阴也，待阳以成。故女子于是夜为藏钩诸戏，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达曙者。”
每月“阳会”，妇女们整夜狂欢，其中当然也不会缺少男子。秦汉魏晋时期，男女交往比较随便，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饮，结伴同路甚至同车而行，女子也能单独会见男宾。如西汉初，高祖刘邦还于沛，置酒于沛宫，沛地男子和女子“日乐饮极欢”。《风俗通义·怪神》说，在东汉后期，青州等地祭祀城阳景王（朱虚侯刘章）祠时，常有“倡优男女杂坐”宴饮的场面。“杂坐”表明男女不仅同场而且还相邻而坐，并不隔开。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绘有梳髻插笄女子与着帽男子并列坐于宾客位置上宴饮，其旁又有两个女子对坐宴饮，这可视为“杂坐”情境的形象展现。有时还出现陌生男女路上相逢，相互询问，以致产生好感的情形：“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少年，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汉乐府·相逢行》）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热情生动的刘兰芝显然经常带着小姑去参加初七和下九的活动，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才会对小姑说：以后每逢这样的日子，你和别的女孩在一起开心嬉戏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啊！
对于小姑来说，能有这样一位活泼俏皮、热爱生活的嫂子做玩伴，说体己话，自然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在焦母，却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吾意久怀忿”，大约正是这些生活细节和日常琐事的累积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刘兰芝，让我们在那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古代女子群像中，有了永生难忘的惊鸿一瞥，如同孔雀开屏一般，惊艳了一个时代，绽放了一世芳华。
我想，这样的女子，是配得以举翅飞翔的孔雀来况喻的。
至于鸳鸯，还是让它们双双对对地缠绵逗留在小池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