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推荐人：平沙
我曾经向一些人推荐过《奇迹的黄昏》，没有人不为作者的观点而受到强烈地震撼。其中一些党员看了它之后，坦承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以至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重建起来。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袁剑。说“这本书”，其实并不准确。由于过于明白地揭示了中国现政权的本质、改革开放价值和意义的发展与变迁、国内矛盾产生与积累的根源，使得没有任何一个出版社敢于出版它，人们只能通过互联网进行相互传阅。也许有人会怀疑《奇迹的黄昏》是一个观点激进态度偏颇的作品，但实际刚好相反，作者用平和中性的语言、周全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深刻细致的思考来分析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即使最挑剔的读者，也不得不叹服作者是当代中国最具有全局视角、思想最睿智清醒的学者之一。
一．《大拐点》的观点
《大拐点》是袁剑在《奇迹的黄昏》完成八年之后出版的。与《奇迹的黄昏》相比，《大拐点》在内容上含蓄了很多，这使得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书中的章节大多数是由作者从2005年至2011年发表的文章整理而成。尽管如此，这本书依然值得细读。作者发出警告，中国可能已经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经济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结构的裂变共同触发的。过去那些创造“中国奇迹”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作者还警告，中国有比西方国家远为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
作者认为，为了维护政治合法性，中国需要维持经济的增长。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GDP挂帅”战略的持续奏效，使得执政者对经济增加的依赖愈发执迷。但是，人为地推动GDP增速，维持低成本循环，令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道德剥夺之嫌。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从而使得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体现出零和博弈的色彩。
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经济的高速增长，非但不能为政治结构带来合法性，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转载]历史大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评袁剑《大拐点》 袁剑 奇迹的黄昏](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094035t01093d80ac0b6dbef1.jpg)
作者提出，经济的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一旦发生，将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而至，中国社会一片废墟。
作者认为，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有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既然社会破坏始于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沦，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你站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人民做为基础，我们才能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
作者认为，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紧迫，作者怀疑中国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二．从合法性危机到社会危机
在《奇迹的黄昏》中，袁剑发出警告：“目下的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处于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但传统政治文化的保护膜仍然全力维护着最高权力者的合法性。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来说，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能否摆脱体制惯性，创造奇迹的关键时段，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8年过去了，时间已经对袁剑的警告给出了答案。细读《大拐点》后，不难发现袁剑现在的担忧，已经不再是政治合法性危机，而是社会危机。这里反映出了袁剑思考的深入与进步。
如果要讨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必须研究这个政权产生与延续的道统与法统。出于安全因素，本人不打算就此展开分析。一个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同样也存在其道统与法统。社会的道统与法统传承于传统文化，也受到现行制度的影响，形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
一个社会的道统传承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主流价值观。在中国，道统糅合了儒释道思想，既包含了自孔孟以来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也包含了道家的“敬天法祖”和佛家的“应果循环轮回报应”。道统不仅影响了社会的道德评判标准，也使得人们在行为时有所参照与敬畏。
当今的执政党创立，正处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之际。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民众生存困苦不堪的情况下，很多有志之士深入思考旧文化中存在的弊端，要求进行文化革命或文化改良。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释道思想受到了广泛的否定。当今执政党引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求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压迫，实现共产主义。当他们获取政权后，就将中国的传统道统简单化地贬为封建主义毒瘤与封建迷信，并打击各种宗教信仰。
如果从理想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共产主义对人的思想境界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本来无可厚非，很多宗教也是鼓励超越人性，追求高尚的境界。对于个人而言，追求自身的高尚，那当然是值得赞赏的行为。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必须高尚的基础上，如果部分人高尚，而部分人捡便宜吃白食，那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势必变成幻想。人们信仰某种思想，是期望它能引导自己走向幸福。宗教向信众们提供的是来世的幸福，而共产主义承诺的却是今生的幸福。一旦理想变成幻想，那么信仰就将破局。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执政基础理念的政权都会采用强迫的方式要求国民走向高尚，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政权会选择执政集权、党内独裁的方式统一思想进行社会改造。如果执政党的权力不能压制全国，如果领袖的威望受到任何公开的质疑，那么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就绝无可能，更无法展开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了。
但是，高尚只能发自于个人内心的选择，而不可能通过强制的方式实现。为了在社会上求得生存，人们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曲意迎合上级的观点，制造表面上的高尚。而体制也必须要不断地通过“合理虚构”的方式塑造各种各样的典范及道德楷模，引导人们顺应其道德观，并借此展示自身在文化道德领域上的成就。因此，这种全社会的道德大跃进最后不仅不能导致人性的高尚，反而导致了人性的扭曲。
在中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论断在中国得到了完美的验证。传统社会道统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已被基本摧毁，而新道统先是经过了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折腾，再经过了三十年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目标的右的摸索，终于无以为继。即使重新抽取旧道统的良好成分，一时也难以奏效。
于是在当代中国，已无道统可循。无论是草根还是精英，大多会选择短期个人利益最大化。执政者无论是继续追捧三十年前塑造的道德偶像（如“雷锋”），还是树立新的道德规范（如“保先”、“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道德模范（如最美xxx），都不能挽回世风日下的局面。一方面，由于人们对道德与宗教的敬畏心已经基本丧失，人们行为表现得越来越无所畏惧没有底限；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互助也越来越淡化了。诚实、忠诚、信用、认真、关爱……，都成为稀缺资源，社会运行成本快速提高。社会主义对社会道统的改造，最终形成了一个没有道德约束，也没有敬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追求进步由于成本高昂终究沦为了口号，而竟底就成为了社会生存的不二法门。为了生存，人们可以突破一切底线。
当说假话、卖假货、做假事的行为从个人蔓延到企业乃至整个体制，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高尚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而卑鄙却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易粪而食的时代，卑鄙者即使恶性曝光，也只是觉得自己倒霉，而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错，因为其他人也都是如此。
高度虚伪化的道统，只能制造舌尖上的道德。每个人言论上都可以仰望星空高谈道德的血液，行为上却是脚踏实地牟取个人最大利益。一方面，这个社会的人们可以大义凌然地跳出来反美反日，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人们又可以积极踊跃地留学日本移民美国，追求个人幸福。同样也是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在公共场合见到扒手，却往往装作没有看到；看到有人需要救助，却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现象看起来很有些滑稽，原因却一点不复杂：抓扒手助他人，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甚至危及生命安全；但反美反日却基本没这方面问题，因为政府不会因此就将口头爱国者们立刻送上战场。
信仰的破灭让人们对社会道统丧失了信心，而信心的丧失让人们彼此之间缺乏关爱与信任。经历了二十三年前那个可怕的夏天后，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成为了人们追求个人实现的最大共识。但到了今天，这种共识也受到了深深的质疑。一方面，虽然有法律的存在，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并且超越法律，使得人们的产权不能得到保障；即使是权力拥有者，一旦失势，也无法依靠法律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另一方面，人们之间关怀与互助的降低使得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也不能指望自己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帮助。
以佛山小悦悦事件为例，当一个两岁小童生命垂危之际，18个人都漠然而过，生怕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没有因为她的家庭环境社会地位而考虑是否可以对其施以援手。在很多实际的例子中，也出现了有人处于危难之际但他人并未考虑对其社会身份进行判断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救助。这意味着将来的中国社会中，一旦有人出现危险，无论其年龄、性别、身份、学识、地位、财富如何，都不敢保证能够获得他人的救助。
除了道统之外，还有法统。社会的法统是用法律思想、法律观念、法律规范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体现了文化价值观的纵向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横向普遍性。中国历来是一个集权型社会，立法、司法和执法权力统一集中于单一的执政体，而执政体内部的权力又集权于少数的政治精英。这样一来，法律不仅是用于制订社会运行的行为规范，而且被执政者用来作为维持统治的工具。另外，政治精英由于拥有极大的权力，其行动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就使得法律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和尊严，使得社会的法统缺乏社会成员的足够尊重。当社会道统堕落时，人们也往往视法统于无物，使得社会运行底线被不断突破。
当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们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互不相助，只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一盘散沙。作为制度的制订者和社会的维持者，执政者本应努力去凝聚社会共识，提高社会信任，降低社会的运行成本。但中国的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向来是建立在国民的恐惧之上，而并非国民的授权之上，因此消除执政威胁就成了维持政权的第一要务。为了维持政权，就要警惕一切潜在的社会势力，防止它们聚集起来构成足以与执政体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因此，中国过去的执政者一贯的选择是喊着集体主义的口号，做着分化社会的行动。很多人赞赏北洋军阀时期的民主与自由，实际上并非军阀们的道德有多么高尚或者思想有多么先进，而是他们的力量比较孱弱，既无法与外部势力对抗，也无力压制内部的不同声音，因此只能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在中国的历史上，执政者的力量越大，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对社会团队的分化程度就越高。
三．社会重构
但是，一个散沙型的社会的运行成本是极高的，执政者对于社会的控制成本也是极高的。这些成本最终都将转嫁到社会的最基层人群的身上。有压力就有矛盾，有矛盾就需要加强控制力从而形成更大的压力，社会矛盾因此而不断积累，直到达到社会承受的极限。当极限被突破后，社会控制体系就必然会崩塌，社会中原先被压制的分配矛盾、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地区矛盾等将全面爆发，社会将恢复到散沙状态，只有矛盾得到了尽量的释放，才有可能再度进行社会重构。
在中国历史上，法统的重构屡见不鲜，但社会道统却基本上得以继承与延续。只有在特殊的一些历史时期（例如西晋到隋朝这段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才出现社会道统受到威胁的情况，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方才重构社会道统。当今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当法统发生重构时，道统也无以为继。我们很难想象当前社会失去控制之后，人们之间的合作性会下降到什么程度？人们之间的竞争性会增强到什么程度？社会运行的成本会上升到什么程度？社会劳动生产率会下降到什么程度？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社会将按照丛林法则运行。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社会瓦解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从正常社会中的以协作关系为主，向丛林社会中的以竞争关系为主转换。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将由以建设性为主，向以破坏性为主转换。一个资源消耗过载、环境透支过度、粮食和能源需要大量进口、人口密度过大的土地，一旦出现财富积累烟消云散、控制体系分崩离析的局面时，还能承载多少人口？这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没有人可以精确预测。本人只能粗略地提出，人口下降的比例，一定不会小于粮食减产的比例。
要重构社会，就必须重构社会赖以运行的道统和法统。关键在于道统。问题在于，下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够依靠什么来重构道统？
重构道统意味着新建立的社会在文化方面必须取得绝大多数国民的共识，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受到了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以中国民国的建立为例。孙中山在组建同盟会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前两句来源于朱元璋的《喻中原檄》，原文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如果按照这个思想，当然满蒙藏回不属于中华，因此现在的人们也不能将孙中山当年与日本等诸国签署的一些协议简单地称之为卖国条约。孙中山当初提出这个纲领，是因为当初对清政府合法性持否定态度的人群以汉人为主，当初光复会的主张就是“驱满复汉”，因此用这个口号容易凝聚力量，对抗清政府。但是，当清政府垮台后，难道革命党真的会放弃异族土地吗？当然不会。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立刻改变口号为“五族共和”，要“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最大限度地继承清朝的领土，并取消了“黄帝纪年”这种带有民族色彩的纪年方式。这种主张的改变，就反映出了道统思想的构建会受到现实因素的极大影响。
未来社会重构时，我们能拿什么来凝聚国民共识？现有的民族牌未必管用，比如“炎黄子孙”、“华夏儿女”，这只能用来凝聚汉族。比如说苗族，就未必认同他们是“炎黄子孙”，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蚩尤。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最早是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首先提出的，这个概念是超越种族的概念，囊括了全体的国民。但这个概念毕竟还很年轻，它能否使得目前被囊括在内的各民族将来继续认同这个概念，目前尚难以断言。
民族牌未必管用，主义牌也未必靠谱。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资本主义这些东西，都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同。虽然“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最有可能成功，但中华文化中的权威文化、集体主义（这里说的集体主义，是指将集体的利益凌驾于个人的合法权益之上，以“公”的名义堂而皇之地侵犯“私”的合法产权的思想）已经延续数千年，不可能在几代人、几场运动就可以轻易改变。再说，很多国民也不认同其延生出来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
那么用“爱国”牌呢？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最容易形成共识的办法。但实际上，它最不容易形成共识。人人都可以自称爱国，但人人对“爱国”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都不一致。什么是“国”？是代表文化、土地、人民的“祖国”，还是代表帝王、官僚体系、军队的“国家”？至于怎么才算爱国，更是天差地别。实际上往往是各种人群都打着“爱国”的旗号相互厮杀，消除异己，最后胜利者组成政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设定“爱国”的概念，并奉为真理，强行推广，不容置疑。最后，还是要走上一条集权与民粹的路，继续延续王朝兴衰的历史轮回故事。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人们所能认同的唯一共识只怕就是权与钱了。而中国的竟底文化，使得中国人能够为了蝇头小利轻易地放弃原则、打破底限，使得全体国民为了利益为了生存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在这样的文化中，要重新凝聚人心，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未来的中国人能在什么样的信仰下重新积聚起来？劫难能否让中国人反思自己的文化正视自己的问题？
在《大拐点》中，袁剑小心翼翼地对社会危机提出了担忧。但是，历史大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无论是担忧还是恐惧，该来的总归会来，未来会怎样演变无人可知，我们只能鼓起勇气坦然面对。
